冬至祭父
冬至祭父杭州姚仲达
一年一度的冬至即将来到，少不了要去南山公墓祭奠我的父母。今年是我父亲去世30周年，30年中世界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离世的那一刻情景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去世是在那天下午，前一刻虽然已不能说话但头脑似乎还很清醒，当时我和妈妈守在他身边，等我哥哥来送别。他似乎知道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等我哥哥赶来走到床边，他微微睁开双眼，抬起颤抖的手向我们挥了两下就平静且安详地永远离开了我们和这个让他爱恨交加的世界！享年87岁。如果说妈妈的去世让我悲痛欲绝，父亲的去世则让我悔恨交加。因为他在世时我没有真正孝敬过他，相反曾还伤害过他。我父亲是一位善良和才华的知识分子。他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1948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去世时的悼文就是我父亲所写，发表在当时的《申报》上。我儿时父亲也十分疼爱我。那时他在上海工作，回家的日子并不很多，但回来时总要给我买些时尚的玩具，还常让我骑在他的肩上在大厅里边唱边跑，逗得我十分开心，也让邻里们的孩子羡慕不已。他在家时每天早晨都要去茶馆喝茶，也总把我带在身边，大人们聊天，我在一旁美滋滋地吃着点心。1949年上海申报被撤改为《解放日报》，老职员大部被遣散，我父亲就失业了。53年我哥哥在北京某大学任教，我们就去了北京，由于父亲写的一手好字，就为学校教务处刻钢板（蜡纸），记得每刻一张是4角钱，他一天能刻10张，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上百元，这在当时是高收入了，相当于一名大学毕业生2-3个月的工资。当然这活也是很辛苦的，每天要工作近10个小时，尤其是冬天，手冻得发僵，速度更慢，但他仍坚持不懈。1957年，我哥哥调入绝密单位从事“两弹”研究，第二年我们回到了杭州，在那段日子里他在居民区帮助义务扫盲，业绩也很突出，曾受到居委会的表彰。60年代左的思潮开始泛滥，我父亲被查出是国民党“县委书记”，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于是全家遭殃：哥哥受审查后调离绝密单位，中断了研制“两弹”的崇高的使命。我高考被分配在一所三流大学，不能实现当清华、北大学子的梦想，我的姐姐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倍感政治压力。当时我们思想都很单纯，相信组织的结论，责怪父亲不该向我们隐瞒自己的历史问题。1966年夏，文革高潮迭起，我家被抄，我的工作单位也贴出要揪“孝子贤孙”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我而来，我被迫也写了大字报宣布与父亲划清界线，并离开了家。我这一举动虽然是形势所迫，违心而为，但当时对父亲心灵肯定是一大打击。两年后，文革高潮过后我才搬回家中，父亲丝毫没有责备我，相反还把他多年积蓄的120元钱拿出来给我买了辆自行车。直到1987年，我担任企业党政领导工作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才真相大白，原来40年代，他在余杭县塘栖镇曾担任过国民党委任的文书一职，那时文书称为“书记”，某干部套用共产党的官职，在我父亲的档案中写上了“国民党县委书记”了，真是荒唐透顶！个别干部的无知造成了我父亲三十多年的悲剧人生，也给我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及其他亲属造成了莫大伤害！事实上，我父亲不仅不是历史反革命，年轻时还曾是一位热血青年，不久前有人考察了我家庭历史时发现，我父亲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曾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担任过某行业的工会负责人，带领工人与军阀抗争。在抗战时期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一些无辜的下层百姓，还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后半生是不幸的，伴随他的是失业和家人的不理解所带来的孤独。30年过去了，岁月并没有让我对父亲的思念淡忘，相反，一种负罪感时时地在刺痛我这颗行将衰老的心，我能告慰父亲的是：在你去世30年间，我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以客座教授的身份登上了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讲台，不止一次地为众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讲授MBA课程，有鲜花，还有不息的掌声！原谅我吧，亲爱的父亲！我知道这一切并不能弥补我对你的愧欠，但如果人生还有来世，我愿意再做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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