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完）
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完）2016-03-11 06:56 作者：金聚泰 文/图 来源：开封网-开封日报
http://upload.kf.cn/2016/0311/1457650553711.jpg金聚泰 文/图姚雪垠照片。http://upload.kf.cn/2016/0311/1457650568238.jpg读者在排队购买《李自成》第二卷。196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到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列席会议，毛泽东同志就把王任重叫到身边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王任重即向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这一指示。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姚雪垠未遭受低头弯腰、戴高帽、挂牌游街、“坐飞机”等体罚，《李自成》第二卷书稿、大量藏书以及两万多张读书卡片也免遭劫难。其实，这件事姚雪垠并不知道，他只是从自身遭遇的微妙变化和从别人那里断断续续听到的传闻中，才隐隐约约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了这话。但毛泽东同志究竟是怎么说的，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的，他一概不知。直到1977年春天，他和王任重都在西安，他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才弄清其中原委。王任重在回信的末尾以期待的口吻对姚雪垠说：“《李自成》深得读者称赞，很多书店都脱销，我至今仍未买到。希望新版本印出来之后，请你送我一套，并题上一首诗作为纪念。”20多年后，当姚雪垠向《姚雪垠传》的作者杨建业谈起这件事时，仍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幸运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倘若不是毛泽东同志偶然读到《李自成》，这本小说打动了他，我就完了。倘若他因为一时忙碌，拖下去，不赶快向王任重发出指示，我也完了。或者王任重不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我也完了。”笔者在这里还想再加上一句，倘若不是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他和夫人王梅彩给毛泽东同志寄去一套，他更完了。因为，没有这个前提，这后面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正像《李自成》第二卷的责任编辑王维玲所说的那样，不要说他写《李自成》第二卷以后各卷的夙愿无法实现，姚雪垠还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毛泽东同志对姚雪垠的保护，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再次走进《李自成》的世界。尽管后来也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要参加劳动，但晚上回到宿舍，姚雪垠可以继续专心修改《李自成》，至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了。但当时的写作条件毕竟太差。1973年春天，在姚雪垠的要求下，他从干校回到武汉，调到市文化局创评室。他本来以为可以安心写作了，却不料不断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杂事干扰他，甚至连卖戏票、检门票这样的小事他也得干，这让他苦恼万分。到了1975年，他不但不能续写《李自成》新的篇章，甚至连第二卷也不能安心坐下来修改、润色。这时，姚雪垠已经65岁，他感到岁月匆匆、时不我待。再不给时间，后面究竟怎样，他已经不敢想了。恰好这时《李自成》第一卷编辑江晓天到武汉出差前去看他，姚雪垠就向他诉说了苦衷。江晓天建议姚雪垠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求得到他的支持，这让姚雪垠怦然心动。可想法虽好，信写好后如何传递上去却是一个难题。思来想去，姚雪垠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曾在武汉市委当过文教书记、时任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负责人的宋一平同志。宋一平早先曾给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给予过很大帮助，找他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就给宋一平写信，述说了自己的困境，问能不能把信转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宋一平经与胡乔木等人研究后，立即回复姚雪垠：“你的信我给一位负责同志看了一下，我们认为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的想法好，信的内容也是好的……信最好用毛笔字写，字写大些。我可以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姚雪垠接到信后喜出望外，马上按照宋一平信中的要求给毛泽东同志写信，于1975年10月19日寄给了宋一平。14天后，接到姚雪垠“上书”的毛泽东同志在胡乔木就此写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落款为“毛泽东，11月2日”。至此，姚雪垠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重重落地。姚雪垠写给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打了一个很重要的“擦边球”。如果姚雪垠写这封信时稍有犹豫，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帷幕已拉开想转呈毛泽东同志也不大可能。从此，姚雪垠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年的12月，他告别了曾给他带来过莫大痛苦，也带来过巨大欢乐的武汉，“快马”进京，为人民、国家和他一生钟爱的文学事业去做最后的拼搏！从他写下的一首诗中，可以感受出他当时那种喜悦心情和跃跃欲试、自我催征的决心：快车高卧入京华，笔砚安排即是家。舞剑仍来残月外，挥戈惯趁夕阳斜。心游贝阙骊龙近，眼望珠峰雪路遐。任重只愁精力减，扬鞭少看上林花。小说《李自成》不止受到文化界的热议，在部队和一些领导同志中也颇有影响。一位老将军说：“贺老总曾经说过，你们作家谁要是能写出来一本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小说，叫我忘了吃饭、睡觉，那我就佩服他。现在，我读到的《李自成》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姚雪垠到了北京以后，稍作安顿，即开始《李自成》第二卷的最后定稿和第三卷的写作。他每天仍旧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凌晨两三点钟起床，用冷水洗洗脸、擦擦身子，泡上一杯热茶，然后就开始写作，一直写到曙光初照，到楼下沿着附近工人体育场的马路再跑上一圈。有时候写得太累了，他到门口打上一套太极拳，然后就又回来接着写。即便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段令人恐慌的日子里，他仍然不顾别人的劝告，默默地坐在搭建在街头的防震棚的一个角落里，一丝不苟地审看《李自成》第二卷的校样。一部80多万字的大部头书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字一个字看完的。1976年年底，《李自成》第二卷出版，是文艺界献给全国读者和全国人民的一个重要成果。像第一卷出版时一样，该书立即风靡全国，受到广大读者的衷心喜爱，北京曾一度出现过凌晨仍有人在寒风中到书店门前排队等待购书的现象。一批文艺界、理论界的权威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发表观感。茅盾率先表示祝贺，他说，这是“五四” 以来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郭沫若读了姚雪垠在小说前言中关于明史中一些问题的见解后给姚雪垠写信说：“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感谢你纠正了我的错误。”胡绳认为：“《李自成》并不是单纯反映农民起义的过程，而是以农民起义为中心 ，写出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美学家朱光潜说：“作者对明末历史背景有充分的掌握，胆大而心细、文笔朴素而生动，《红楼梦》以来，少见这样好的历史小说。”剧作家曹禺、散文家秦牧也都各有自己的看法 。曹禺说：“自抗日以来，姚雪垠先生即以如椽之笔为劳苦大众呐喊；近30年来，他致力于鸿篇巨著，开辟了‘五四’以来历史小说的先河。姚雪垠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作为一代楷模为人敬仰。”秦牧则以诗一般的语言说道： “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盛宴，有一种艺术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鞭辟入里、荡气回肠，写得这样笔力万钧、气魄雄伟 ，这样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是很可喜可贺的。”他还预言：“在若干年后，它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此外，夏衍、林默涵、许嘉璐、穆青、严家炎等也都各有精辟的见解。小说《李自成》不止受到文化界的热议，在部队和一些领导同志中也颇有影响。一位老将军说：“贺老总曾经说过，你们作家谁要是能写出来一本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小说，叫我忘了吃饭、睡觉，那我就佩服他。现在，我读到的《李自成》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在看完小说后给姚雪垠写信说：“《李自成》第一、二卷我已拜读多次，深为书中人物所感动。我最关心的是以后几卷何时可以完成。这一历史巨著将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更让姚雪垠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同志也看了这部作品，并给予中肯的评价。他在1977年8月下旬听取文艺界领导同志的汇报时说，“许多老作家不写了，可姚雪垠还在写”，“《李自成》第一卷写得很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是也精彩，有独到之处，也是难得的”。姚雪垠知道后不由感慨万端：看来，《李自成》的春天到来了。在北京，姚雪垠借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间宿舍里，他的书多、资料多，非常拥挤。因地方小，有些资料还放在武汉，想查找什么资料，极其不便。由于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在那个许多东西还需要票证的年代，生活上也有很多问题。可他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过。让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有一天，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会突然来到姚雪垠的住处对他说：“邓小平同志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这种突然到来的幸福，让姚雪垠既意外又感动。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给中央添麻烦，就什么也没有提。但他的实际困难中央领导还是知道了，一年后，在北京木樨地一幢高层建筑里，给他分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户口、医疗关系也转到了北京。姚雪垠从此无后顾之忧，一门心思搞创作。不久，他的《李自成》第三卷顺利出版。至此，《李自成》的总印量已有3200多万册，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纪录。随之，《李自成》的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以致出现了这样的笑话：有一次，姚雪垠应邀到华南某大学作报告，主持人在向师生们介绍姚雪垠时，竟两次把“姚雪垠同志”介绍成“李自成同志”，惹来全场一片哄笑，连姚雪垠也忍俊不禁、为之捧腹。正因为这样，姚雪垠对自己的要求却愈来愈严。在写第四卷、第五卷时，一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重新写，甚至已经写了十几万字了还都要大删大改，这让第四、五卷的进度变得非常缓慢。加之年岁逐年增高，他的精力日益不济。一直到1998年5月，他才把稿子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此时，距前三卷的出版已有17年。实际上，他的第五卷草稿早在1988年已经完成（他先写的第五卷），第四卷草稿也在1997年以前完成，但他总觉得不满意，一直在反复修改，以致不断拖延出版时间。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访问他，已明显感到了他的衰老。他告诉我，他不仅不能跑步，连写作也变得异常艰难，一天只能写几百字、上千字，和从前那个始终意气风发、信心满满的他，已经迥然相异。让人不禁一阵心酸。1997年2月下旬，姚雪垠因多发性脑梗中风住院。当天夜里，其儿子姚海天在医院陪护。半夜时分，突然被同病房一个陪护者的叫声惊醒：“哎，老人怎么躺在地上了？”姚海天大吃一惊，一看，父亲果然上身穿着病号服，连忙问：“爸爸，怎么了？怎么会躺到地上了？” 姚雪垠吃力地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姚海天一看表，正是父亲每天要起来写作的时间。姚海天的眼泪忽地一下涌满了眼眶，心里喃喃道：“爸爸这是在拿他的生命写作啊。”到了1998年，姚雪垠在首次中风出院后，又几次住院。此后的一年间，编辑们在以最快的速度加紧编辑他的“书系”和《李自成》第四卷、第五卷，力争让他在生前能看到书的出版。但他终于没有能够等到那一天，于1999年4月29日清晨在医院溘然长逝，终年89岁。4个月后，《李自成》第四、五卷和22卷《姚雪垠书系》先后出版，《李自成》全书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向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10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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