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姚蓬子.姚文元父子
——从冯雪峰给姚文元的一封复信说起
作者：陈东林
1953年12月18日，在位于上海思南路36号的中共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任科长的姚文元，收到了在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一封复信。内容如下：
姚文元同志：
你的信收到。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
你是一个党员，我在你入党时，就知道的。你既是一个党员，我当然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时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在也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又弄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觉得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前一月，上海方面要我证明他曾经掩护我的事，我已经证明了。
以上是大概的、扼要的情形，想你可以明白的。你不要难过，你应该学会冷静地去看问题，深刻地去了解过去社会的复杂性。你知道他的弱点，应该好好地帮助他，他虽然年龄大了，也应该帮助他改变他自己的种种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你简单地疏远他，离开他是不对的，应该去接近他，把关系搞好，以便说服他。过去的事自首，你不可再去提，以免刺痛他。问题是现在，他应该很快走“公私合营”的路。看样子，他现在出书，销路很好，他正在“走红”，正在“私热”中，似乎一下子还扭不过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方面去帮助他，去说服他。
但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你自己细心地研究后行事。也可以和组织上讨论。我的信给组织上也可以，但没有必要时也不必给组织上看。匆匆忙忙，写得不能满你意，也说不定。
祝你
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冯雪峰
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复信是毛笔书写，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笺和信封。 姚蓬子与冯雪峰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作为旁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前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冯雪峰于白色恐怖中逃出北京，来到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在一些朋友创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和鲁迅合译的《文艺与批评》。姚蓬子也出版了一部诗集《银铃》。这一年，姚蓬子在上海因平心事件被捕，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两个多月。以后由其同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周致远保释出来。他出狱后即改名姚一民，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干事。
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柔石、阳翰笙、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筹办“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的姚蓬子，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与潘梓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办湖风书店，出版《北斗》月刊。
1933年，姚蓬子又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从天津押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间，姚即公开登报声明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姚蓬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姚的堂兄周复农保释出来。以后便到国民党办的《大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并领取特务津贴，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冯雪峰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去瑞金苏区。随后参加了长征。
两人的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庆。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冯雪峰，经过组织的营救，在这一年出狱。由董必武安排到一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做些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姚蓬子的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姚蓬子又靠近了进步文化界，从事一些救亡宣传工作。而中共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争取他，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于是，姚蓬子就成为一个浮游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两栖人。
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进步作家的名声继续开办书店出书。胡风曾经这样回忆道：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1946年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他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
胡风先和冯雪峰商量，觉得让姚蓬子出一次也可以。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外地已经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以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国民党的关系，停业还不至于。同时，冯雪峰也说：“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他们就去看许广平。最后，姚蓬子在10月份将《鲁迅全集》印出了一版，是蓝土布封面，印了2000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
胡风回忆当时的矛盾心情说：
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回到上海，冯雪峰仍然住在姚蓬子的书店里。 姚文元与冯雪峰
由于30年代初期工作的需要，冯雪峰和姚蓬子过从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三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冯雪峰还多次抱过姚文元。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
上海解放以后，冯雪峰赴北京出席了开国大典，又回上海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务。1951年他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没有再见面。
1953年，上海开始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作为统战对象，被列为候选人。姚文元起初很高兴，但区委统战部随即向他了解姚蓬子历史，问他知道不知道父亲曾经做过中共干部……姚文元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问前辈和上级冯雪峰，到底父亲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就有了冯雪峰的那封复信。
姚文元接到复信，不啻头上响起了个霹雳。原来父亲“进步作家”的光环，一下子化为“叛徒”的阴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红楼梦研究》。1953年5月，《文艺报》介绍了这本书，称其“做了细密的考证、核刊，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文章问《文艺报》能否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文艺报》于1954年18期作了转载，由冯雪峰起草的编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认为李、蓝文章“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公开发表。12月，他的《文艺报》主编职务被免去。
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冯雪峰的关系已经非但不能帮忙，还会引起负面作用。于是，1955年1月，姚文元在改组后的《文艺报》第1期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一年，他共发表了十几篇激烈揭露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5年3月，他在向领导汇报姚蓬子的历史问题时，又特意加上一笔：“由此我怀疑到一个问题：冯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重庆、上海的，当我向他了解父亲情况，他把信写给我时，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呢？”
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集团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标题，历数了冯雪峰的“罪行”。次日，根据周扬、夏衍等人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上级书面通知：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1958年1月，冯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由文艺一级降为三级。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冯雪峰后，姚文元立即开始构思一篇批判冯雪峰的长文。1957年12月，这篇题为《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文章匆匆草成。1958年2月在《文艺报》发表。冯雪峰在文坛销声匿迹，而姚文元则声名大振。到1965年，他共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云直上。
1965年，姚文元写出了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的序幕。1967年1月1日，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头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随同胡风、冯雪峰被他点名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还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等当年激烈批判冯雪峰、胡风的文化界领导人。这样，从30年代争论“国防文学”还是“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起恩怨不断的一代文人，在姚文元这个无名鼠辈的“金棍子”下，得到了一律“平等”。
1967年，胡风关在成都芦山县劳改局看守所里。元旦过后十几天，看守所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进来，上面赫然登载着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看后很是生气，他愤怒地说：“再判我14年，我也不会向姚文元这类拉虎皮当大旗的人投降的。他想达到一箭双雕”他长叹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身陷逆境的冯雪峰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也为周扬等人打抱不平。他激愤地说：“‘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有人为冯雪峰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划右派是周、夏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于病中逝世。执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没有忘记冯雪峰，他批示说：“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于是，草草开了一个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冯雪峰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第四届文代会结束后的11月19日，在西苑饭店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送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邓力群等1000多人出席追悼会。而姚文元这时已经在监狱等候历史的审判。
摘自《党史博览》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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