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发义｜姚崇与佛教关系探微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18-7-24 08:33 编辑姚崇与佛教关系探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贾发义 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姚崇作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曾历任武周、睿宗、玄宗等朝宰相，在任期间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姚崇的思想倍受后人的关注，尤其是在佛学盛行的唐代，姚崇与佛教的关系如何？据史籍记载，姚崇一生曾有过佛教造像的经历，也上过谏造寺度僧奏折。在其临终的诫子孙遗文中用了一半的文字涉及佛道问题，可见，佛教在唐代的盛行和姚崇对佛教的重视。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的墓志作为史料，旨在探讨姚崇与佛教的微妙关系。论文第一部分叙述了姚崇抑佛的表现。姚崇的抑佛表现主要集中在唐玄宗开元二年，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抑制了高武、中宗、睿宗朝佛教大规模、过度的发展的势头，如沙汰伪滥僧尼、勒令还俗，禁止建立新寺，禁断官僚士大夫与僧尼往来，销毁武周、韦后等所建的大型崇佛建筑等。第二部分分析了姚崇抑佛的原因，主要包括无家族和姻族信仰佛教的渊源、知识结构的原因、交往群体的影响等内容。第三部分通过对姚崇及家族佛事活动分析，折射出唐代佛教势力的强大和姚崇及其家族佛事活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最后是全文的小结部分，笔者认为姚崇面对唐代佛教强大的势力，还坚守着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治国思想，尽管姚崇对佛教的思辨哲学思想没有做过很深刻的研究，但他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的情势，提出一种让佛教正常发展的抑佛思想。姚崇的思想是唐代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教并行文化政策的体现，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关键词：姚崇 佛教 关系 姚崇作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曾历任武周、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在任期间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与初唐的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为唐代四大贤相。作为三朝宰相，姚崇的思想倍受后人的关注，尤其是在佛学盛行的唐代，姚崇与佛教的关系如何？据史籍记载，姚崇一生曾有过佛教造像的经历，也上过谏造寺度僧奏折。在其临终的诫子孙遗文中用了一半的文字涉及佛道问题，可见，佛教在唐代的盛行和姚崇对佛教的重视。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的墓志作为史料，旨在探讨姚崇与佛教的微妙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教。一、姚崇抑佛的表现姚崇虽然在武周朝、睿宗朝和玄宗朝曾三度入相，但在前两朝多执兵部、司法之权柄，留下有关抑佛的记载不多。武周时期仅见一条史料，即长安四年（704年），张易之多次欲“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①]，姚崇断停，因此得罪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被贬之事。姚崇的抑佛行为集中在玄宗朝。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等人的谋乱后，乘在新丰军事演习的机会，从许州召回姚崇准备重用。姚崇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了建言十事，其中第九条云：“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②]第一次提出“绝道佛营造”的建议，这是从花费太多的角度劝谏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是姚崇抑佛行为集中表现的时间。首先，在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姚崇再次上《谏造寺度僧奏》，奏章提出：“佛不在外，求之在心。图澄最贤，无益於全赵；罗什多艺，不救於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这次的奏疏主张“佛不在外，求之在心”的观点，并举出了姚秦、北齐、南朝梁帝王佞佛，但并没有消除灾难，致使国亡的例子，主张帝王要有慈悲心，为民办事。这次玄宗听从了姚崇的建议，不久下令沙汰天下僧尼，当时勒令“伪妄（僧尼）还俗者万二千余人”[③]。当年二月，玄宗下敕书：“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这次敕令是针对寺院的建造和翻修而言的，即禁止新修寺院，对于颓坏寺院的翻修，需要有关部门视察批准后才可翻修，不得擅自翻修重建。三月，玄宗下令拆毁武周修造的天枢和韦皇后建造的数十丈高的天台，并把天枢内的佛像熔化。七月，玄宗再次下令“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这次抑佛举措更为彻底，禁止官员与僧尼道士接触和交往，同时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抄写佛经。二、姚崇抑佛之原因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佛教势力兴盛，尤其是武则天的崇佛行径，直接导致了佛教势力的扩大。佛教兴盛表现为宗派林立，兴建庞大壮观的寺院，大规模的度僧，不断扩张的寺院经济，布施、造像、抄经、结社等崇佛行为。许多民众剃度为僧以避赋役。到了玄宗时期，开始了大力抑佛。玄宗二年的大规模的抑佛行动，除了对高宗、武周朝崇佛的反动，唐玄宗崇道抑佛的思想，佛教势力的强大对现实政治统治产生了威胁等背景原因之外，姚崇的上疏是玄宗抑佛的直接原因，下面分析一下姚崇抑佛的几个原因。1、无家族和姻族信佛渊源随着考古的发现，姚崇家族的墓志先后被发现，结合文献史料，我们发现，姚崇历代家族在朝廷中多任武职，没有明确信佛的记载。姚崇之父姚懿墓志铭《巂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谥文献姚府君（懿）碑铭（并序）》记载，姚懿曾祖姚宣业，曾任北周征东将军[④]，封为吴兴郡公，祖父姚安仁，曾任隋朝青州、汾州刺史，父姚祥，曾任隋朝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慰，“以武能守于天险”，姚懿是姚祥最小的儿子。李渊起兵太原反隋之际，姚懿与其将领认为“天命在唐，宜速举众以应义”[⑤]，决定归顺李唐，唐授其鹰扬郎将、水陆道总管、巂州都督等武职。姚崇与弟[⑥]姚元景之母刘氏的家族中，刘氏祖父任隋左常侍刘降，父亲为襄州长史（为郡府官，掌兵马）刘志逵，均无佛教信仰的经历。刘氏本人“鹊巢而成颂，鱼轩归于叠轸，贞规裕兮，嫔则婉兮”，“徙邹邻而教德，广孟被以宣慈，母仪载伟，女史承式”[⑦]，俨然承守着一个传统儒家贵族妇女伦理道德轨范，没有佛教信仰的文字和迹象。姚崇夫人刘氏的家族也无佛教信仰。据刘氏墓志记载，刘氏曾祖乾宗，唐平坊二州刺史、洪州都督；父绍策，曾云融吉颍四州刺史；父君颍，华州参军。夫人刘氏本人崇尚儒家传统，“服柔谦之训，降明淑之灵，含纯嘏以内融，伉贞婉而特立。始则内资姆教，郁为妇道之宗；终亦作配国祯，式规王化之本。”[⑧]显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和为人处事，丝毫没有佛教信仰的迹象。姚懿之孙、姚崇之侄姚辩义，“长寿元年，入仕宿卫，历四卫至司阶；良玉抵鹊，潘岳且劳于虎贲，枳棘栖鸾，扬雄久疲于执戟”[⑨]，从姚辩义的履历也说明姚氏以武职起家的传统，并没有从事佛教信仰的记载。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姚崇没有家族和姻族信仰佛教的渊源。至于史料记载的姚懿妻、姚崇及其弟姚元景造像之事，下文述及。2、知识结构的原因姚崇少年时代继承其家族传统，骑马射箭，“以呼鹰逐兽为乐”[⑩]，自称“少为猎师”，与唐玄宗在新丰讲武射猎，驰逐缓速，不减少年的状态，得到玄宗的赏识，可见其家族尚武传统对他少年时代的影响。后来遇到了相术大师张憬藏，在张憬藏的鼓励下，才开始“折节读书”。从姚崇后来能中制举下笔成章科的情况来看，儒家中庸之道对其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姚崇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书。姚崇所留下来的文章中有一篇《扑满赋》，其文曰：“兹扑满之陶形……其中混沌，窍开兮沈以默；其外空蒙，忽合兮炯而青……故君子永鉴是式，允执厥中……损之有馀，补之不足。明远鉴之退止，训劳谦之轨躅，稽长倩以投赠，庶平津而自勖。”“扑满”是古代的存钱罐，《西京杂记》说：“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窃而无出窃，满则扑之。”扑满只有进钱币的孔，没有让人可以取出钱的孔。如果要拿出里面的钱，就只好将它整个儿打破。人们只有在已经装满钱币的时候，才会将它打破。“扑”就是打破的意思。姚崇认为人们应该以扑满为戒，遵守君子之道，即“允执厥中”。允执厥中是中国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出自《尚书·大禹谟》，是上古舜帝对大禹的修心之法，意指治理国家要一心一意秉承中正之道。姚崇的儒家中庸之道观还可以从其诫子孙遗文中也看可以看出，文中说：“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姚崇赞美扑满的原因，即是要告诫子孙“满招损，谦受益”，遵循儒家中庸之道的道理。姚崇还提倡儒家的传统薄葬习俗。在诫子孙遗文中，他列举了圣人孔子母墓毁而不修，汉代贤士梁鸿父亡席卷而葬，杨震、赵咨等通识古今的贤达遗嘱薄葬的例子，并嘱咐后人“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的遗嘱。佛教义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是一种外来的、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佛教宣扬三重两世、因果轮回等观念，比起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理念的儒家思想，它更具强大的诱惑力。《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记载姚崇曾撰《姚崇集》十卷，可惜今天已佚，我们不能全面地看到他的思想轨迹。但从上述姚崇的言论中，我们认为姚崇对佛教的了解还很有限，姚崇的言论只是对现世人生现实角度的考量，并没有涉及到佛教的核心思想。在诫子孙遗文中，姚崇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佛教的理解。他解释崇了姚秦兴佛，“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北齐 “广置僧徒，依凭佛力”，而北周“则多除佛法，修缮兵威”，但在周齐大战中，北周却灭亡了北齐。所以他总结出“修福之报，何其蔑如”的结论。这还只是修福没有好果报的例子。接下来，姚崇又罗列了佞佛却遭到家破身戮为天下笑的例子，比如梁武帝、胡太后、太平公主、武在思、张夫人等。最后，姚崇又通过佛教还未传入中土时的五帝、三王 “仁寿无夭横”、“国祚延长，人用休息”的描述，说明了国泰民安的社会并不是佛教抄经造像、设斋施佛的作用，从而反证了佛教对帝王、官僚、民众的毒害。在诫子孙遗文中，姚崇引用过两段佛经，一是“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二是“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第一条来自于《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二条来自于《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两部佛经在唐代社会非常流行，但并不能说明姚崇对佛经有足够的了解，因为紧接着他就提出两个问题：“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徵？”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辩难，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问疑。按照姚崇理解，佛教是一种人生的觉悟，仅在方寸即心神层面，不需要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只要遵循平等、慈悲、行善的宗旨就足够了。他批评人们不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对于“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的人们，姚崇认为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对于后人为先祖造像追福的行为，他认为是一种无知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如果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成为社会的风俗习惯，不仅“损耗生人”，而且“无益亡者”。陈祚龙先生在《李唐名相与佛教》一文中认为：“姚崇曾再三指出‘佛在内心’，可知其对佛教尚有根本之了解。”郭绍林先生在《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专著中，比较韩愈、姚崇反佛活动时，认为与韩愈相比，姚崇的反佛具有三个明显不同，即了解对手，言行彻底，目标实际。在“了解对手”特点中郭先生认为姚崇对佛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其实就唐代来说，随着佛教的大力宣扬和佛教思想的普及，一般官僚士大夫对佛教的因果报应等思想都不同程度的了解和接触，但对于佛教精致的思辨性和佛教三世两重的观念，多数士大夫无法理解，正如姚崇反诘“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这常常是一个非佛教信仰者提出的难以理解和回答的问题。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则认为姚崇抑佛是出于儒家薄葬的角度，排斥抄经造像是为了矫正寺院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弊病；并认为姚崇引用新兴禅宗立“心法”不立像教的思想，作为阻止民众造像的强烈理由。禅宗的兴盛正是在高宗武周时期，在官方和民间的支持下，各种宗派大建寺庙，佛门广收僧徒，寺院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佛教与世俗政权也因利益争夺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佛教也潜藏着一种危机，禅宗不立文字、不设象教、禅农合一的信仰方式，回避了与统治者争夺利益的问题，正好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另外，禅宗在思想上向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靠拢，把深奥难懂佛经用儒家的理论解释和宣扬，吸引了大量的官僚士大夫的崇拜，前述姚崇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有助于他对禅宗的接受和理解。所以说，姚崇运用禅宗思想来抑制佛教，与其说是对禅宗的利用，不如说他是一个自觉的行为，因为禅宗确实是一种中国化、儒化的宗派。3、交往群体的影响姚崇抑佛的思想观念不仅是其知识结构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且也受到其交往群体的深刻影响。姚崇在成长的过程中，先是受到父亲的荫辟，做了高宗之子李弘的孝敬挽郎。接着中制举的“下笔成章”科，后历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司仓参军，五次迁转后，升任正四品的兵部郎中。在兵部任职使姚崇能够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在平定契丹入侵河北诸州的战争中，由于“剖析若流，皆有条贯”的军事才能，得到武则天的欣赏，迅速提拔姚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加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在成长的过程中，姚崇受到狄仁杰的栽培和奖掖，据《狄仁杰传》记载，狄仁杰曾经举荐过凤阁舍人苏味道、监察御史李峤、兵部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有人称赞狄仁杰培养的人才桃李满天下。仁杰表白道：“荐贤为国，非为私也。”从为国选拔人才的角度看，狄仁杰确是“非为私也”，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狄仁杰所举荐过的这些人，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佛教的态度。其中狄仁杰的抑佛有史可征。武周圣历三年（700年），武则天准备建造大佛像时，狄仁杰上疏劝谏抑佛造像。他先称赞武则天造像目的是为了“矜群生迷谬，溺丧无归，欲令像教兼行，睹相生善”，但又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没有必要再行造像。接着对佛教过度过滥的发展提出了批评：游僧一说，矫陈祸福，翦发解衣，仍惭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我。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接着又历数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崇佛造像、设斋布施，但没有挽救南朝灭亡的悲剧，最后劝谏武则天“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根据武周时期边患未宁的现实，提出“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力量才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在狄仁杰的委婉劝谏下，武则天最终放弃了造像活动。李峤也是受到狄仁杰推荐的贤臣之一，他在思想观念方面，受到狄仁杰的深刻影响，也曾经力谏武则天抑制佛教发展，放弃造像，省役抚民。如长安四年（704年）四月，武则天又想在洛阳邙山白司马阪建造大佛像，李峤上疏说：“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馀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馀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武周神龙元年（705年）桓彦范上《论时政表》，其中专门谈及胡僧慧范利用佛教干预武周政治，他说：“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闱，挠乱时政。陛下又轻骑微行，数幸其室。上下媟黩，有亏尊严。臣尝闻兴化致理，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弃恶。故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范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诛，必主变乱。除恶务本，去邪勿疑，实愿天聪，早加裁贬。”明确提出慧范假托佛教出入宫廷，又指出武则天多次拜访慧范有失皇帝尊严，并引用孔子的话，认为象僧人慧范就“假鬼神以危人”，应该被杀掉。如果把狄仁杰与李峤、桓彦范、姚崇等的抑佛言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一定存在以狄仁杰为中心的反佛抑佛政治势力，他们在反佛抑佛的共同志向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共同思想、共同行动的团体。虽然这个团体在武周朝、中宗朝、睿宗朝言论和行为没有受到重视，但抑佛思想一直贯穿于这个团体之中，直到唐玄宗全面采纳。三、姚崇及其家族的佛事活动上面我们探讨了姚崇抑佛的表现及原因，但仍有一些史料表明姚崇及其家族参与了佛事活动，那么这些史料的可靠性如何，涉及到判断姚崇与佛教关系的问题，有必要考察。姚崇及家族的佛事活动，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史料只有三条：第一条是《全唐文续》十一卷《姚懿妻造像记》，第二条是《全唐文》二0六卷姚崇《造像记》，第三条是《全唐文》九百八十七卷中姚崇之弟姚元景《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记》。其中第二条的造像记文字中没有提到姚崇的名字和建造年代，且碑文内容显示了对佛教义理的较深刻的理解和较虔诚佛教信仰倾向，如果结合姚崇的家族背景、交往群体及平时及临终的诫子孙文中对佛教的态度仔细审视，我认为这勒造像及造像记不大可能为姚崇所为。第三条姚元景曾于长安四年（704年）九月于光宅寺法堂石柱石像，碑文中说“窃惟大雄利见，宏济无边，真谛克明，神通自在。是以三千世界，禅河注而不竭；百亿须弥，甘露洒而恒满。归依妙理，无乃可乎？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姚元景……发愿上下平安，爰於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铺。尔其篆刻彰施，仪形圆满。真容湛月，坐青石而披莲；法柱承天，排绀霄而舞鹤。云日开朗，金光炳然，风尘晦冥，玉色逾洁；身不可垢，道必常明，宴坐经行，善宏多矣！俾我潘舆尽敬，将法轮而恒转；姜被承欢，曳天衣而下拂。昆邱燎火，还披鹫岭之云；宝劫成尘，载涤龙宫之水。”尽管碑文中确载石柱造像为姚元景所为，但考察造像记的内容，则对佛教有深刻的理解，是一个信佛者所能理解的知识范围，但就我们对姚崇家族无佛教信仰的考证来看，恐怕这些文字也非姚元景亲为，而是唐代官僚士大夫祈福的通用格式和套路。第一条造像资料由于文字漫漶不清，所以造像者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姚懿之妻、姚崇之母造的像，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卷冠以《姚夫人残刻》，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十一卷冠名更《都督姚意（懿）妻造像记》。另一种认为是姚崇造像，温玉成先生在《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中说：“今据残文考证，乃是姚崇等为母造像记”，并认为此造像建于神龙元年（705年）。据新出土的唐代姚懿墓志记载，姚懿妻刘氏卒于景龙二年（708年），那么神龙元年刘氏已八十岁高龄，儿女为其造像可能性很大。虽然就目前的资料我们还不能确定姚崇是否真的造过像，但是在佛教兴盛的唐代，尽管姚崇没有深刻了解佛教的机会，但不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太可能的，正如姚崇所说即使当时的“通才达识”，也常常为“时俗所拘”，这说明佛教势力在唐代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就连才学兼优的人们也无法摆脱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佛教思想对现实社会或有裨益的观念。所以，姚崇在诫子孙遗文中也表达了顺俗的态度。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姚崇看似无奈的选择，实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智慧。四、小结文章通过对姚崇抑佛的表现、姚崇抑佛的原因、姚崇及家族佛事活动的考察，我们认为姚崇面对唐代佛教强大的势力，还坚守着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治国思想。唐代社会的崇佛思潮能够延续，既说明了佛教对唐代社会或有积极的作用，又针对佛教的过度发展与现实政治社会的矛盾，通过官僚士大夫的上疏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姚崇对佛教的思辨哲学思想没有做过很深刻的研究，但他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的情势，提出一种让佛教正常发展的抑佛思想。一方面，他在佛教过度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宝贵、及时的抑佛建议，另一方面，又尊重历史传统，面对唐代佛教兴盛、崇佛者众多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极端的反佛措施，而是运用顺俗、缓和的策略，使佛教能够在现实社会容许的情况下比较正常的发展。姚崇的思想是唐代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多教共存文化政策的体现，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作者简介：贾发义，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30006）邮箱：ssd10124@163.com手机：15834156799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DE8.tmp.png[①] 《旧唐书》卷100《姚崇传》。[②] 《新唐书》卷137《姚崇传》。[③] 《资治通鉴》卷211。[④] 姚懿任征东将军之职的时间有三种记载。胡告所撰碑铭记载为“陈征东将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为“梁征东将军”，阙名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为“宇文朝征东将军”。据姚学谋先生对姚崇家族迁移的路线考证，认为第三种说法为确，见《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正》，《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⑤] 胡告《巂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谥文献姚府君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28。[⑥] 据姚学谋先生考证，姚元景非姚崇之兄，实为姚崇之弟，见《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正》。[⑦]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⑧] 许景先撰《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崇）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⑨] 《大唐故朝请大夫齐州临济县令吴兴姚府君（辩义）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八辑，第352页。[⑩] 《新唐书》卷137《姚崇传》。 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5，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陈祚龙《李唐名相姚崇与佛教》，《中华佛学学报》，1988年第2期。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76—177页。 吉川忠夫《佛は心に在り——“白黑论”から姚崇の“遗 令”ま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页 90-92。转引自何亚宜《中国中古佛教造像活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旧唐书》卷100《姚崇传》。 《资治通鉴》卷207。 《旧唐书》卷93《狄仁杰传》。 《全唐文》卷987。 温玉成《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 王永平《论唐代的文化政策》，《思想战线》，1999年第3期。
2011年5月在伊川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发义教授学术交流文章《姚崇与佛教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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