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波 发表于 2018-8-15 21:06:26

赓和《感怀》 明清麻溪姚氏家风的一个面相考察

赓和《感怀》 明清麻溪姚氏家风的一个面相考察

内容提示: 收稿日期:2017-06-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W051);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02);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7A0335)。作者简介:汪孔丰(1980—),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桐城派与明清文学。Jo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17年8月 第31卷 第4期Aug. 2017 Vol.31 No.4中国古代的文化家族往往都有其重要的精神象征物或崇拜物,比如王氏的三槐、窦家的五桂等,他们的后人往往通过对这些象征物的反复言说和不断记忆,逐渐形成其家族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

收稿日期:2017-06-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W051);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02);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7A0335)。

作者简介:汪孔丰(1980—),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桐城派与明清文学。

Jo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17年8月 第31卷 第4期Aug. 2017 Vol.31 No.4

    中国古代的文化家族往往都有其重要的精神象征物或崇拜物,比如王氏的三槐、窦家的五桂等,他们的后人往往通过对这些象征物的反复言说和不断记忆,逐渐形成其家族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这项传统不仅有助于加深他们对家族历史的文化记忆,也有助于增强族内成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起到称颂祖德、激励人心的重要作用。

    麻溪姚氏是明清时期桐城享有盛名的文化家族。这个家族在长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崇拜物。它与一首《感怀》诗有关。这首诗及其相关和诗渐渐涵化成姚氏家风文化中的一个特殊面相。本文拟以姚家赓和《感怀》之举为研究对象,从这个层面着重探讨姚家家风传统的形成与嬗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这种现象所蕴含的思想旨趣与文化意义。

1 《感怀》本事

    这首《感怀》诗与姚氏八世祖葵轩公姚希廉有关。姚希廉(1514-1563),字崇贤,号葵轩,姚琛长子,姚旭曾孙 卷一 。他操行忠厚,待人友善,乐于助人。姚莹《姚氏先德传》云: “有婢刈草,侵邻人界,邻人詈辱之。婢归,以病死。其父号泣,欲讼邻人罪而要其赀以求公。公曰: ‘婢实病死,而故陷人以利其有,岂无天乎?’不许。邻里闻之益多公。戚党或贫不能存,公屡振之莫起,且鬻其子,公益悯之,为赎还其宗,且劝之力耕,卒遂饶裕”卷一 。在这则材料中, “婢死不诬”一事表明:姚希廉为人正直,不信口雌黄,不昧天良,实事求是; “济族还宗”一事表明:他宅心仁厚,体恤族人。他能明辨是非,胸怀仁爱,殆与其读书明理有一定的关系。《姚氏先德传》说他“少习举业,尤精六艺”卷一 ,显然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士。由于父亲早卒、诸弟妹年幼,家道中落,他为了支撑家庭,后来并没有驰骋于科举之途。不过,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据《姚氏先德传》记载: “(姚希廉)千里延师以授诸子,见文学之士必与欵洽,竟谈朝夕,以广弟侄及诸子见闻。性善饮,每游览必载酒,酣辄赋诗”卷一 。关于姚希廉交游文士之事,其堂弟姚希颜有诗《葵轩兄招同张助甫陈大士集饮》即为佐证。诗题中的“张助甫”(1533-1598),名九一,号周田,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黄梅知县,累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博览群书,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诗高华雄爽,豪宕不羁,为文坛“后五子”之一;“陈大士”,不详。姚希廉与张、陈二人“乍合欢如旧,高谈洽远情”, “唱酬方竟日,早已识平生”卷五 。他们之间交游的契合表明:姚希廉并非泛泛之辈,赓和《感怀》:明清麻溪姚氏家风的一个面相考察汪孔丰(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摘要]桐城麻溪姚氏是明清时期享有盛名的文化家族。姚家的八世祖姚希廉尝作《感怀诗》,以示后世子孙要厚恤宗人。其后子孙在科第成功时相继步韵追和,由此形成独特的家风传统。此项步韵和诗传统到十六世姚鼐时才有所中断,到十九世姚浚昌时又有所恢复。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传统教育的转型,姚家步韵《感怀》的传统也随之宣告结束。姚家数百年的家族和诗史,曾深深地影响过这个家族族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心态,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意义。文艺修养应该较深。他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感怀》诗,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感怀》诗的本事,一些文献有相关记载,可揭真相。现在可见到较早的记载,当属明末清初桐城方拱乾(1596-1667)所作《姚氏感怀步韵诗序》,序云: “闻诸先世,盖亟称姚氏葵轩先生。先生,里之隐君子也。其逸德懿行咸具家乘中,予不敢赘。……而所志不伸,轗轲日甚,为《感怀》之诗,益怆然焉”卷十一 。此序中虽未提及《感怀》诗具体内容,但姚希廉作诗缘由大体可知,缘于其壮志未酬、困顿不堪。他少习举业,谙熟经史,难免会有在科第仕宦上重振家声、修齐治平的志向和抱负。不过,侍奉寡母、抚育弟妹、教育子女的生活重担迫使他放弃和牺牲自己的志向追求,这种无奈、郁闷、辛酸很容易借助于诗歌抒发出来。这首《感怀》诗的情感内涵似乎如此。其实,这首诗的背后另有故事。据清初桐城潘江(1619-1702)的《龙眠风雅》记载: “(姚希廉)尝以麦饭不充,追呼到门,作《感怀诗》”40 。这里虽透露事由的端倪,但所记极为简略,事情真相仍在云山雾罩之中。不过,姚莹《姚氏先德传》中有进一步叙述: “族诸生某尝私憾于公(姚希廉),以大徭役困之。公惫甚,作《感怀诗》贻诸子曰: ‘他日子孙必有兴者,当厚恤族人也。昔人手植三槐,吾以诗志之’”卷一 。姚氏所记仍较简略,不妨再参看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云: “(姚希廉)尝困于徭役,族诸生某例得免役,请之不应,惫甚。值岁除夕,炊麦半升,未熟,追呼已在门,于是慨焉感怀,赋诗一章,贻诸子曰: ‘子孙他日有兴者,当厚恤宗人也,吾诗志之矣’”105 。结合姚、马二人所记,姚希廉赋诗《感怀》真相可以大明。当时,姚希廉一家困于徭役,生计艰难。而姚族内有人是秀才,按例可免役,姚希廉请他施以援手,以求纾解困境,但未能如愿,希廉为此疲惫不堪。碰巧又逢除夕,炊麦未熟之际,征役追索至门,以致于过年不得安宁。此际此况,让他感慨万分,一首《感怀》油然而生。他赋诗的目的是希望后世子孙如有兴旺发达者,应当“厚恤宗人”。

    姚希廉的《感怀》诗收在《龙眠风雅》中。这首诗有序云: “予少治章句,长习躬耕,顾以世族之后,恐遂式微,用羞厥绍,训子尊师,既忠且敬。单衣粝食,终窭且贫。詈语盈庭,空怨天高自跼;追呼在野,敢云门设常关。子无马氏之白眉,徒羡鱼而结网;身似曹家之黄雀,甘见鹞以投罗。率尔成章,少宣抑郁,亦以示后世子孙‘苟富贵,毋相忘’云尔”40 。序文交待了作诗背景及其缘由,主要有三层意思:(一)忧家族式微,故而要延师教育子弟;(二)教育支出致使家境益加困顿,遭人欺凌, “詈语盈庭”, “追呼在野”;(三)寄语后世子孙, “苟富贵,毋相忘”。其中,最后一层意思最为重要,此诗最主要的创作动机即寓乎此。《感怀》诗原文云: “四十年来光景殊,蹉跎岁月竟何如?儿童五六饥寒迫,家计萧条事业孤。爨火炊余蒸麦熟,竹篱掩罢听征呼。重重乐事人间有,寥落凄凉似我无”40 。“四十年来”表明此诗作于姚希廉中年之际,此时他已蹉跎岁月,事业孤负,功业未就。中间四联叙述家计的萧条、生活的艰难。诗尾道出了作者的寥落凄凉,这种感觉为他人所无,而他人之乐事亦为他所无。这首七律抒情自然,情真意切,姚氏子孙读之,岂能不心有戚戚焉?

    姚希廉所赋《感怀》诗,因为饱含着不同寻常的训诫意义,故能对希廉诸子产生刻骨铭心的激励作用,从而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姚希廉生有六子:承虞、祖虞、自虞、本虞、宾虞、昉虞。在他去世后,长子承虞如父, “督诸弟力学甚严,昼夜不怠,或有倦者,则策之曰: ‘麦饭之诗,其敢忘诸?’盖葵轩公《感怀》诗句也。由是诵读之声与悲号之声相间,闻者感叹”卷一 。受《感怀》诗的驱策,姚家诸子刻苦向学,祖虞、自虞、本虞、宾虞四人在父丧服阙后,竟然在同一年进了郡学或县学。不仅如此,姚希廉的两个孙子姚之兰和姚若水后来也都考中了进士。姚家自此成为地方显族,列于名族之林。 《姚氏先德传》云: “姚氏科名人物至今称盛者,皆公(姚希廉)后也”卷一 。

    如上所述,姚氏八世祖在明代嘉靖年间创作《感怀》诗,展示个人的坎坷与生活的艰辛,意在劝诫后人要“苟富贵,毋相忘”,要“厚恤宗人”。这不仅为后人赓和此诗揭开了序幕,也为嗣后的家族教育奠定了基础。

2 赓和《感怀》

    家风是一种能够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传衍需要家人长期的遵守与实践,甚至代代相传。希尔斯说: “信仰或行动范型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20姚希廉的《感怀》诗问世后,后代子孙,传诵于口,铭记于心,并在家族衍递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赓和《感怀》的家风传统。诚如清代姚觐阊所赞称姚希廉:“贻谋勗后世,令德期永敦”卷下 。

    赓和《感怀》之举,始自姚祖虞兄弟。 《姚氏感怀步韵诗序》云: “初,似葵兄弟同岁入郡邑庠,而葵轩已前殁,相与酹酒,哭父之墓。已,召族人苦徭役者,曰: ‘吾四人例当复役,以复吾族,成先君子之志。’又各赋诗一章以和之”卷十一 。姚祖虞、自虞、本虞、宾虞四人进学后,按例可优免徭役,秉承父训“厚恤宗人”的宗旨,他们尽力帮助族人中苦于徭役者,以成先人之志。不仅如此,他们还各自和诗一首,以示纪念。四首和诗,现仅存一首,是姚自虞的《奉和先君子感怀诗》,诗云: “泽官遗制主恩殊,对策天人岂漫图。雉尾遥看双阙迥,凤楼不尽五云孤。青衫未敢悲牢落,紫禁何缘逐拜呼。独有萧萧风木怨,白杨飘渺亦知无”123 。此诗依韵奉和,其中既有进学飞腾之喜,又有风木余恨之悲。总体而言,兴奋、激动、期冀的情感要大于哀伤之情。这种情感内涵已完全不同于姚希廉所赋《感怀》的情感意蕴。

   在姚自虞之后,其长子姚之兰承继家训,再度奉和《感怀》。姚之兰(1562-1624),字汝芳,号芳麓,累官至汀州、杭州知府。他在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赴鹿鸣宴时,想起祖父的《感怀》诗,写下《赴鹿鸣宴步王父感怀诗韵》: “先臣名列紫微殊,重振家声敢晏如。槛外秋风淮水碧,望中佳气蒋山孤。旌旗欲傍青骢转,笙管遥随白雁呼。回首层云乡信远,龙眠莫似太行无?”143 他想到了五世祖参政公姚旭仕宦有声, “名列紫微”,膺受殊荣,家声也因之而起;此番自己中举, “重振家声”的愿望有望实现,自己怎敢晏如安乐呢?末句“龙眠莫似太行无”,虽流露出思乡之情,但也表明他已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接下来他要奔赴京城参加会试了。十三年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终于高中进士。赴恩荣宴时,他再次想起祖父的《感怀诗》,百感交集,步韵和诗一首《恩荣宴步王父感怀诗韵是科同弟若水偕成进士》云: “烧尾群歌节候殊,誉髦今日庆孪如。太邱垂教芳能远,小谢偕登调不孤。锦水桃花鱼乍变,春风杏苑燕相呼。愿将循绩传家学,敢道龚黄近代无”143 ?他和堂弟姚若水是同科进士,一道参加这次烧尾宴。他们俩无疑成为这群誉髦之士关注的焦点和庆祝的对象。兄弟同榜进士, “小谢偕登调不孤”,这足以让他们倍感荣耀。姚之兰除了在诗中传达出登科中第之喜外,还表露了他的志向 — —“愿将循绩传家学”,并以龚遂和黄霸比拟他们兄弟俩,期冀能为循吏。后来,他确实遂其志,入《明史·循吏传》。在他之后,姚家中进士者, “半由州县外官起家,以故,姚氏亦往往多循吏焉”155 。

   姚家登科赋诗的传统惯习到姚之兰第四子姚孙棐(1598-1663)身上,再次重演。姚孙棐,字纯甫,号戊生,自号樗道人,官兰溪、东阳知县,迁至兵部职方司主事,有《亦园全集》。他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乡试中举,赴鹿鸣宴时,作诗《秋捷后赴南雍铨部鹿鸣宴用曾祖感怀韵兼怀四兄》云: “鼓吹旌旗日日殊,题桥应可拟相如。天曹酬酢官其始,璧水衣冠德不孤。秋暖云烟相映发,檐晴鸟雀共欢呼。上林春色今须胜,消息枝头到也无?” 诗中他自拟司马相如题桥,以寄寓个人的功名追求。末尾两句透露出他没有满足于中举,已在展望春闱会试了。崇祯十三年(1640),他如愿高中进士,参加皇家恩荣宴时,再次赋诗《赴恩荣宴用曾祖韵》,云: “帝城春色向人殊,柳影花枝共灿如。墀下缤纷陈礼乐,堂端酬酢俨公孤。烝髦特典从天降,祝圣同声匝地呼。况是桑林初应祷,微才可备作霖无”523 。此诗侧重写他参加恩荣盛宴时的宏大场景,笔尖流露出浓浓的荣耀与兴奋。

    只要姚家有人登科中第,这种步韵赋诗的传统就一直延续着。潘江说: “(姚希廉)作《感怀诗》,嗣子孙相继贵显,自观察公之兰而下,属而和者几二十余人,蕊榜珠联,瑶篇玉缀,一门科目之盛,盖吾桐所未有也。论者以为积善之报云”68 。姚莹《姚氏先德传》亦说: “吾家自九世祖(姚自虞)以下,入学、得科第,莫不和《感怀》诗”卷一 。一次和诗就是一次对姚希廉及其《感怀》诗本事的追忆,姚家族人不间断地和诗,也就是在不间断地巩固和强化着家族记忆,持续地凝聚着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别有文化意味的家风传统得以形成和传扬。

    姚家奉和赋诗之多,以致于曾经有过结集之举。马其昶曾说姚家和诗“自明以来盖成帙矣”,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方拱乾曾给姚家编纂的《姚氏感怀步韵诗集》作过序。序云: “嗣是子孙贵显者,和章相属,则自观察公(姚之兰)始。……既公先似葵公(姚自虞)贡试之五年,举于乡,旋偕给谏公(姚若水)同成进士,湘潭公(姚之骐)亦继起成进士,梦弧公(姚之蔺)复继举于乡,云蒸霞变,日有闻矣。今吾年友石岭(姚孙榘)复以殿中名御史,入司水镜,出襄臬藩,负公辅之望。戊生(姚孙棐)以盛年名进士,鸣琴花封,号王佐才。诸弟若子姓璆琳琅玕,不一而足,故吾里之称望族者,必甲姚氏云。嗟乎!自观察公以来,或十年,或五六年,巍科高第鹊起。每捷归,过拜葵轩先生墓前,望山气菁葱如芙蓉,天半水光澹宕,松栝苍然,笙管鼓吹,声振林木,旌旗载道,驺从甚都,父老欢呼,称世德之报。聚而观者百余人,乡尚以为宠。然而先生墓木十围,固已久矣。……姚氏先世之仕宦者,自观察公下代有清白吏声,穷巷数椽,足以蔽风雨;郭外数亩,足以供饘粥,辄曰《麦饭》之诗,其敢望诸,故虽称世族,而萧然有处士风。其未仕者,咸尊师力学好古工文,每酒阑中坐,语及葵轩先生皆太息有泣下数行者,则曰惟先人之志不敢怠,故其士风亦称极盛。其异日和章,当累牍未有艾。斯二人者,人以为皆葵轩先生之教焉”卷十一 。从序文中“石岭”“戊生”两人科宦情况判断,此序作于明亡前夕。文中除了交待姚希廉及其《感怀诗》本事外,还重点写了两方面:(一)姚希廉子孙贵显,巍科高第鹊起,屡屡光耀门楣,父老“称世德之报”;(二)姚家“仕宦者”与“未仕宦者”皆不敢忘先人之志,世守家风,人皆以为姚希廉之教焉。概言之,姚希廉于其后世子孙而言,遗泽深远。而《姚氏感怀步韵诗集》的结集,则是姚氏子孙对他集体记忆的文化展演,也是他们“慎终追远”的孝道观念的具体实践。

    如上所述,在姚希廉去世至明末的近百年间,其后裔因科举佳绩屡次步韵《感怀》诗。这种赓和行为,可视为姚家祭祖仪式的一种文化表演。它在频繁的表演实践过程中渐渐内化为姚家独特的家风传统。由于时过境迁,这些和诗的主旨与原诗意蕴已愈趋愈远,更多地倾向于夸耀科榜题名的春风得意,这就导致和诗内容往往陈陈相因,丧失新意。当祭祖奉和变成了无新意的例行公事时,这个家风传统的危机也就翩然而至了。

3 家风传统的中断与恢复

    入清后,到十六世姚鼐之前,麻溪姚氏赓和《感怀》的传统虽已暗含危机,但它依然在延续,因为这个家族在科举上依然金榜题名,簪缨相继。自十二世至十五世,代代捷报频传,先后出了7位进士,15位举人。其中十二世姚文然(1620-1678),虽中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但入清后累官至刑部尚书,成为这个家族在政治上的官阶最高者,后无来者;十三世姚士藟(1648-1708),中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左春坊左赞善、东宫讲官等职;十四世姚孔鈵(1687-1750),雍正六年(1728)举孝廉方正科,历官苏州知府、苏松常镇太督粮道、江苏按察使、广东惠潮嘉兵备道;姚孔鋠(1700-1780),中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纂修国史;十五世姚范(1702-1771),中乾隆七年(174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经史馆校刊官兼三《礼》馆纂修官、《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这些家族精英在科宦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仍旧步韵《感怀》,以继先人之志。

    姚氏的和诗传统到十六世姚鼐时,不得不中断。姚永概说: “予家凡得科第,必敬和先八世祖葵轩公《感怀》诗,所以志先泽、勉后昆也。至惜抱先生,乃不肯和诗” 。马其昶也说:“至姬传先生登第,乃不肯和诗”105 。姚鼐在乾隆十五年(1750)中江南乡试,十三年后又高中进士。然而,他在春风得意之际,做出了惊人之举:不肯续和《感怀》诗。其中原因,因缺少可靠文献而难以考证。不过,桐城民间流传的故事《不甘鹦鹉学舌》倒是给出了一种解释:姚鼐不愿意鹦鹉学舌,写出陈词滥调的赋和诗篇。在他看来, 《感怀》诗的本意是勉励后代为官恤民,关心族人,不能如此,纵然诗超李杜,也是姚家不肖子孙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供参考。希尔斯谈到传统的变迁时曾说: “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会失去它们的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可能退化,因为它们的承袭者不再沿用它们了;或者因为,那些曾经继承、修定和扩充它们的人现在偏向于选择其它的行为方式;或者因为,新一代人找到了其它的信仰传统,或者,根据他们所接受的标准,他们发现某些较新的信仰更能被人接受”19 。应该说,姚鼐作为科举的成功者,中断和诗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新制定了“传统”。这种移风易俗,是对姚氏家风传统的一次变革。

    不过,这个断裂的文化传统,到十九世姚浚昌之时,再次得以恢复。恢复原因,与姚氏当时科举不振、姚永概意外高中解元颇有关系。姚氏科举,自姚鼐之后,十七世共出进士2名,举人8名;十八世共出进士4名,举人2名。而到姚浚昌这一辈,仅出1名举人姚伯鸾。这种科举不振的尴尬现实,在二十世姚氏子孙的努力进取下得以扭转。光绪十四年(1888),23岁的姚永概(1866-1923)在江南乡试中喜登榜首,荣获解元,这是麻溪姚氏家族史上的首个解元。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喜事,作为父亲的姚浚昌,幸福、激动溢于言表,不由想起了家族史上曾经有过的步韵《感怀》的传统。他趁此良辰乐事,情不自禁地赓和了姚希廉的《感怀》诗,从而复兴了消失多年的文化传统。

    姚浚昌的和诗共有两首,依次与三子姚永概、二子姚永朴有关。他先作《儿概得乡荐解首敬和先八世祖感怀诗韵且以勖之》① ,诗云:“五百年间事几殊,读书先德溯唐虞。乾坤勋业当朝贵,丘壑文章并世孤。卅载风云思似续,一时江海听传呼。明年金殿开春宴,回首流辉未觉无”卷十一 。在诗中,他追思家族五百年间的往事,读书一直是祖德遗芬,世代相承;称扬族中有过“乾坤勋业”,也有过“并世孤”的“丘壑文章”;喜慨儿子姚永概在家族科举不兴之际脱颖而出,重振家声;并期待他明年高中进士, “金殿开春宴”。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愿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姚永概曾经四次参加会试,总是落榜而归,未能享有登赴金殿恩荣宴的殊荣。不过,二子姚永朴却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顺天乡试中金榜题名,多少弥补了姚浚昌的缺憾。姚浚昌又有《概儿之乡举也,吾遵旧规,和先葵轩府君<麦饭感怀>诗原韵,今朴儿再举于顺天,欣感先德,再步原韵》一诗: “天女摩登事几殊,百年胜事竟何如。江南旧侣名居一,蓟北新声兴不孤。海国秋风鹰整翮,禁林春色鸟相呼。老夫病口犹堪咏,莫碍前贤论有无”卷四 。诗中,姚浚昌表露出对儿子中举的欣喜之情以及对春闱再捷的期待之意。然而这种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奢望。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享年68岁的姚浚昌因病去世。五年后,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被清廷废除。姚浚昌赓和《感怀》之举也就成了这个家族科第和诗传统的绝响。

    总之,姚氏赓和《感怀》的传统因十六世姚鼐而止,又因十九世姚浚昌而兴。这表明一种家风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连绵不绝,往往会出现中断和再次复兴的现象。希尔斯谈及传统复兴时说: “一种技能传统或信仰传统总有复兴的机会,只要还有关于它们的文字记载,或者一小批拥护者对它们仍保持着淡淡的记忆”382 。“复兴的倡导者常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本身是原传统先辈继承者的后代,并且从小就接受了某些那种褪色的传统。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些与本传统没有辈代联系的人转而拥护起它来,并且试图去复兴它”382-383 。姚浚昌步韵《感怀》,他也就成了家风传统的恢复者与倡导者,这别有一番意义。不过,这短暂的恢复犹如昙花一现,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传统教育的转型,姚家步韵《感怀》的传统也随之宣告结束。

4 结论

    自明嘉靖年间姚希廉赋诗《感怀》,其后子孙后裔步韵奉和频仍,形成传统,其间虽有中断,但其后又有恢复,至清末而绝响。这数百年的家族和诗史,曾深深地影响过姚氏族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态,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意义。

   其一,从精神信仰层面看,姚家赓和《感怀》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李亦园说: “对一般中国人而言,祖先崇拜仪式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崇拜祖先是一个世系观念所衍生的‘慎终追远’行为的表现” 。显然,姚氏族人赓和《感怀》,可视为追念祖先的一种崇拜仪式。扬·阿斯曼说: “仪式让参与者回忆起相关的意义”88 。“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能够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88 。借助于这个特别的和诗仪式,姚家成员重温了八世祖姚希廉《感怀》诗的本事,从而有助于强化族群内部的归附感与凝聚力,催生族人不断进取、光耀门楣的动力。当然,从家族外部而言,它也有助于扩大家族的社会声誉与影响力,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二,从科举仕宦层面看,姚家赓和《感怀》诗也是家族科宦盛衰的一种折射。赓和频繁,则意味着这个家族科宦昌盛;反之亦然。此外,其间赓和传统的中断与恢复,亦皆与科第有关。虽然姚家的赓和诗在题材内容上大多是陈陈相因,无甚新意,但通过它们可以感知到姚家成员科举成功时的思想和心态。此外,通过姚家科举成功的背后,我们还可以体察到这个家族崇文重教的悠久传统。没有这种传统的积淀与延续,姚家很难成为科举望族,而和诗盛况也就成了镜花水月了。

    其三,从家族伦理层面看,姚家赓和《感怀》诗也是家族和睦互助的一种训诫。姚希廉赋诗《感怀》的初衷就是“厚恤宗人”,虽然其后世子孙在和诗中并不怎么提及,而是夸耀科举的成功得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祖训。实际上,姚家绸恤族党的事例屡屡见之于文献。如姚孙枝, “族有婚嫁不时者,属其侄文然分俸给之”卷一 ;姚文荧,“族党周乏,常出粟周之”卷一 ;姚士黉,“敦族谊,字其幼孤,教其失学者,族人赖之”卷一 ,等等。这些事例皆表明姚家有着睦恤族党的优良家风传统。由此看来,这个传统的传承应与姚希廉的《感怀》诗多少有所关联。

    总之,姚希廉的《感怀》诗及其相关和诗,构成了姚家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诗歌,我们不仅可以直观感知这个家族的睦族情怀与进取精神,还可以深刻体认中国古代文化家族的家风传统与精神信仰。

注释:①此诗文本内容与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所记有所不同,兹录如下: “今吾族秋试且歇绝四十余年矣,大人因再和诗,且勖概焉,云: ‘五百年间事几殊,读书竞喜说唐虞。勋名月傍天中贵,文物星汪悬霄汉孤。卌载风云思似续,一时江海听传呼。明年金殿恩荣宴,细数家风未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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