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名相姚崇的治国思想
盛唐名相姚崇的治国思想赵壮道(洛阳理工学院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中心) 【摘要】姚崇是盛唐时期著名的“救时宰相”，他五朝为官，三度任相，从政四十余年，治国经验十分丰富。在政治上，他以儒家的仁义为指导，主张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在经济上，他提倡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保护农业生产；在法治上，他严明法纪，整顿吏治，压抑贵戚，维护中央集权。姚崇的治国思想是儒学为本，道法为用，在总体上带有唯物主义特点和实用主义色彩。【关键词】 姚崇；治国思想；唯物主义； 实用主义 姚崇（651——721年），洛阳人，盛唐时期著名政治家，他五朝为官，三度任相，在武则天时期，政绩显著，出任宰相，成为武周王朝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后任职地方，并参与了还政李唐；在睿宗时期，他再度为相，力振朝纲；在玄宗时期，他三度为相，成就辉煌，辅佐玄宗创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一、政治活动：五朝为官，三度任相（一）唐高宗时期：步人仕途，渐露头角姚崇童年时期生活在三门峡陕县故里，青年时期成长在洛阳伊川白沙，20岁后开始刻苦读书，34以前生活在唐高宗时期。675年，他26岁步入仕途，被选为“孝敬挽郎”。677年他考中“下笔成章”科，被正式任命为濮州司仓（从七品官阶），后改任郑州司仓参军。（二）武则天时期：首度为相，还政李唐姚崇从35岁到56岁（684——705年），生活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为官21年，出相6年3个月。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姚崇由于熟悉司法，颇有政绩，很快被从地方调入中央，担任司刑丞，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门任职，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698年10月，在狄仁杰的举荐下，姚崇被武则天任命为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品官阶），位居宰辅。（三）唐中宗时期：再度为相，力振朝纲姚崇从57岁到59岁（706——709年），生活在中宗时期。他虽然拥立中宗复位有功，被封为梁县侯。但他看到当时政治形势复杂，武氏势力犹在，中宗缺乏魄力，因此他不以功臣自居，反而不合时宜地哭武则天，故意被张柬之等贬为亳州刺史（四品官阶），谋求自保。他在地方历任宋、常、越、许四州刺使，基本上一年一个地方，干的有滋有味，躲过了仕途上的危机。（四）唐睿宗时期：再度为相，力振朝纲姚崇从60岁到62岁（709——712年），生活在睿宗时期。710 年，睿宗即位，启用当年的王府幕僚姚崇，于是他再度任相。姚崇上任后，整顿吏治、罢免富豪商贾出钱买到的“斜封官”。711年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等职。（五）唐玄宗时期：三度为相，成就盛唐姚崇从63岁到71岁（713——721年），生活在唐玄宗时期，出任宰相3年3个多月。713年10月，唐玄宗不顾平叛功臣的反对，在新丰以军事演习为名，召见启用姚崇。姚崇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即十项治国纲领，唐玄宗全部应允，即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姚国公，后又迁紫微令，使他成为手握文武大权的重臣。二、治国思想：儒学为本，道法为用开元年间的著名宰相，治国之道各有特色。司马光认为：“姚崇尚通”p(9902)，“崇应变成务” p(8868)，司马光所说姚崇的治国之道是“尚通”、“应变”，实际上就是说他善于变通。“变通”从本质上属于法家的“权术势”一类，应归入法家思想的范畴。姚崇的十大政纲中，有三分之一是休养生息的内容，应归入道家“无为而治”类。姚崇的十大政纲的第一条就是强调“仁义”，因此姚崇的治国思想是以儒家的“仁政”为指导，以道家的休养生息和法家的法治为策略手段。（一）儒家治国思想姚崇的儒家治国思想，在他的《十事要》中，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放弃重典，仁政为先；第四条，选拔官吏，任人唯贤；第八条，尊重大臣、礼贤下士；第九条，虚心纳谏，广开言路。1.强调仁义，重视孝礼姚崇给唐玄宗的《十事要》，第一条就是不能“以刑法理天下”，必须坚持“政先仁义” p(112)。唐玄宗欣然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开始弘扬儒学，着手恢复儒家的社会地位。为恢复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充国公，塑立孔子“十哲”弟子坐像，配祭于孔庙之中，并且多次下诏让州、县及百官举荐通识经书之士。唐玄宗还针对佛教盛行，孝道大亏，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下降的实际状况，“训注《孝经》，颁行天下”p(129)，强调以孝治天下。后又颁行《开元新礼》150卷，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2. 任人唯贤，礼贤下士姚崇《十事要》的第四条治国大纲是：“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料封、待阅、员外等官，悉请停罢” p(112)。在这里姚崇强调的是不能任人唯亲，只能任人唯贤。公元714年2月，申王李成义亲自向唐玄宗请求把他王府的府录事阎楚珪任命为府参军，玄宗已经答应。按照唐朝官制，无缘无故阎楚珪就从副九品升到了正七品，连升五级。姚崇得知后，认为这是随意提拔亲信“任人唯亲”，坚决反对。他与卢怀慎一起上书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p(8830)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收回成命，后来还制定了“量材授官”的制度，作为升降官员的标准。姚崇《十事要》的第八条治国大纲是：“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p(112)。姚崇这里讲的是皇帝必须礼贤下士，尊重大臣，玄宗欣然答应。713年12月，玄宗敕令：“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毕，侧门取进止。”p(8822)就是说以上几种官员，在上任时都可以受到皇帝召见，以表示皇上对臣子的尊敬和宠爱。716年，姚崇有病，由于在长安没有宅院，暂住在皇宫附近的罔极寺里，玄宗每天十多次派人去探视问候。3. 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姚崇《十事要》的第九条治国大纲是：“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p(112)。姚崇这条国策是要求玄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玄宗不仅答应，而且很快照办，715年5月，玄宗下诏：“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以辅朕之不逮。”p(1224)10月又下诏：“自今以后制敕有不便于时，及除授有不称于职，或内怀奸忒，外损公私，并听进状，具陈得失，五品以上官乃许其廷争。”p(1224)纳谏不容易，直谏就更难，逆着皇上的意思说话，风险是相当大的，有了玄宗这道招书的保护，大臣们才敢考虑说说真话。宋人范祖禹曾说过：“言路开则治，言路塞则乱，治乱者，系乎言路而已。”（《唐鉴》卷一）可见，广开言路，是政治清明的重要表现。（二）道家治国思想姚崇的道家治国思想，在他的《十事要》中，主要有三条：第二条，偃武修文，不求边功；第六条，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第七条，不兴土木，提倡节俭。1. 偃武修文，不求边功姚崇《十事要》的第二条治国大纲是：“不求边功”。他对玄宗说：“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p(112)他说，我们既然没有征服吐蕃，就不用再想着后悔了，今后不要轻启战端，三几十年不要开疆扩土，让百姓休养生息，好吗？玄宗当然应允，因为连年来朝中宫廷斗争激烈，多次发生政变，大家都没心思重视农业生产，旱涝灾害让社会经济受到了很大破坏，因此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不耗费国家财力，减轻百姓负担，保护社会经济发展。在修文方面，唐玄宗除了重视孝道，修订礼文，弘扬儒家思想外，还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改定乐舞，广布德教。开元初年，开始恢复国子学、太学等京师学校，接着官办的州学、县学逐渐得到恢复。732年，唐玄宗诏令：“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别各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这项措施进一步扩大了全国学校教育的规模，奠定了开元时期的文化教育基础。2.轻徭薄赋，禁止“贡献”姚崇《十事要》的第六条治国大纲是：“除租庸、赋税之外”，应禁止“贡献求媚”p(112)。在唐朝，“贡献”是指进献给皇帝的私人财物，简单来说就是官吏给皇帝送礼。因为这些财物不在正常的租赋之内，是皇帝的额外收入。通常官吏不会拿自己的俸禄去给皇帝送礼，这些“礼物”都是官吏敲榨勒索百姓得来，然后以个人名义进献给皇帝及权贵，以换得一定的好处。713年10月，姚崇请求玄宗拒绝“贡献”，对玄宗说：“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p(859-860)玄宗很快采纳。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皇权贵戚与官吏的不正当利益关系。在减轻赋税方面，姚崇采取了抑制食封贵族的政策。唐朝初期规定，食封贵族可以直接向封户征收租调。食封之家每年派人向封户征收租调时，往往趁机勒索，有的还将租调转手倒卖，或放高利贷。对封户的剥削比官府还重，封户不堪忍受，多有逃亡。面对这种情况， 716年3月，姚崇等人奏请玄宗：“诸国请自始封至曾孙者，其封户三分减一。”（《唐会要》卷九十）这样削减食封主的封户，又增加国家税收。在减轻摇役方面，716年玄宗下诰书：“百姓二十五入军，五十五免”为“二十五入军，五十免” p(8806)减轻了农民军役，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3.禁兴土木，提倡节俭姚崇《十事要》的第七条治国大纲是：“凡寺观宫殿”，“止绝建造” p(112)。这一项政策是建议玄宗，不要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寺院。自武则天到睿宗时期，佛教盛行，权贵大造宫殿寺院，如武则天造明堂、天堂，睿宗为两个公主营造道观等。姚崇认为大兴土木是祸害百姓：“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p(860)在姚崇的倡议下，玄宗于714年敕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碟检视，然后听之” p(8828)。713年5月，暂停在建的大明宫工程，下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闲月” p(8810)，就是在农忙时节，不与农民争时间，让民工先回去干农活，待农闲时再复工，这些都是不扰农，保护农业生产的明智措施。在提倡节约方面，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尚节俭，禁奢靡。713年12月，玄宗在大赦天下的制书中说：“礼尚于俭，书诫于奢。朕方归敦朴，以存劝沮，至于乘舆服御，及土木之功，触涂撙节，贵从简省。”p(18)另外，姚崇还在《遗令戒子孙文》淳淳告诫子孙，反对厚葬，提倡节约，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p(1208)姚崇自己贵为宰相，在都城长安竟然没有一套私人房产，下朝后住在皇宫附近公家的一座寺院里，“无居第，寓居罔极寺” p(8866)这都是他推行“以俭持国”措施的具体表现。（三）法家治国思想姚崇的法家治国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他《十事要》的四条政策中，当然在他日常政治活动的临机应变之中也有体现。《十事要》中的四条政策分别是：第三条、第十条，压抑贵戚，加强集权；第四条，整顿吏治，裁减冗员；第五条，依法行政，执法严明。1.依法行政，执法严明姚崇《十事要》的第五条治国大纲是：“冒犯宪纲者”“臣请行法”p(112)。开元初年，朝廷内部逐渐稳定，姚崇主张以法治天下，大力推行法律制度。但是他也不是像武则天时期的酷吏那样搞严刑酷法，他的法治是在“仁义为先”的政治基础上，严格执行国家法律，保护百姓利益。714年，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依仗皇亲权势，侵害百姓的利益，御史弹劾他的违法行为，唐玄宗顾念亲情，想从轻处理。姚崇等人知道后，立即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枉，不可纵舍。”p(8828)玄宗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依法制裁了王仙童。716年春，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就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合伙在街巷中拦截殴打了李杰。这是皇亲国戚无视国法，仗势欺压朝廷大臣的严重政治事件，玄宗得知后十分震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p(8854)自此以后，皇亲贵戚再也不敢随便践踏国法。2.整顿吏治，裁减冗员姚崇《十事要》的第四条治国大纲是：“凡有料封、待阅、员外等官，悉请停罢”p(112)。武则天时期，打破惯例，广收人才，大量提拔官员，到了中宗时期，官吏冗员现象更加严重，到玄宗即位时期，就出现了“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不可数” p(862)的乱象，这些官员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耗费国家财政。713年姚崇上任后，开始“罢冗职”，“大革奸滥，十去其九” p(473)。714年，玄宗下诏“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p(8832)撤销了闲散诸司、监、署十余个行政单位。716年，他还亲自复试吏部选用的县令，斥退不合格人选四十五人，处分了吏部侍郎二人。在《整伤吏治诏》中还对官吏的政绩考核严加规定，每年各道按察使按时考核地方官吏，最后汇总吏部长官进行总评，以定优劣，作为提拔升迁依据。3.压抑贵戚，加强集权法家的治国十分重视加强中央集权。姚崇《十事要》的第三条“中官不预公事”、第四条“国亲不任台省官”、第十条“禁止外戚专权”p(112)都是在强调这种思想，这几条说的实际上是一件事：宦官近臣、皇亲国戚不能干预朝政。从705年正月至713年7月，在短短的八、九年期间，唐朝接连发生了五次宫廷政变。这种政治局面令姚崇和从宫廷政变中一路走来的玄宗十分担心。因此姚崇等人上奏玄宗，按照惯例，请将诸王派到州里兼任刺使。玄宗采纳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在714年6月，命宋王到岐州兼任刺史，申王到幽州兼任刺史，岐王到绛州兼任刺史，薛王到同州兼任刺史，并且规定：诸王到地方兼任刺史，只是总的政治领导，具体州务由州官负责。这样，既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又防止他们独揽州务，坐大一方，从而消除了诱发宫廷政变的不安定隐患。三、思想特色：唯物主义，变通实用姚崇的治国思想总的来说具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毛泽东在读到《姚崇传》的十条建议后，这样评论他：“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p(237)毛泽东看好姚崇的有两点，一是唯物主义思想，二是切中时弊的十条治国纲领；而司马光对姚崇的评论是：“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遮。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p(8868)在司马光眼里，姚崇的独到之处是“应变成务”，他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通过随机应变，务实变通，最终达到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遮”的政治目标。（一）唯物主义姚崇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打破常规，不落俗套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宗教观等三个方面。1. 唯物主义世界观自伊尹、周公以后，人们把天意和民心、天意和统治者的德行联系了起来，孟子提出“天人合一”，主张天道与人道相通，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都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上流行的“灾异谴告说”就是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体现。姚崇三度为相时就遇到了这种现象。715年，山东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出现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姚崇力主灭蝗救灾，拯救岌岌可危的农作物。而朝中有一部分大臣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这是上天降灾、是灾异警告，不能灭蝗，灭蝗就是无视上天的警告，就是对上天不敬，对上天不敬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p(860)，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p(861)玄宗皇帝也开始犹豫。姚崇引经据典，上奏玄宗说，诗经上说蝗虫出现，可以用火烧，汉光武帝鼓励农业生产时也提出过消灭蝗虫，可见蝗虫是可以捕杀的，接着姚崇还提出了灭虫的具体办法。并劝玄宗说，如果皇上你不愿杀生，不用你下诏，我发文处理就行了，如果杀虫救人真导致了灾祸，我愿一个人承担，如果杀虫不尽，可以免除我的官职。于是，玄宗答应。姚崇下达文书，派御史到各地灭蝗，终于遏制住了蝗灾。正是姚崇不信邪、不怕神虫、不怕杀生招祸的唯物主义精神，挽救了河南、河北几个州县的百姓，使他们免于流离失所之苦。2. 唯物主义人生观人死之后，魂归何处？有没有灵验？这不仅是一个哲学的终极关怀问题，也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我们怎样对待已故的祖先？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孝道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姚崇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很简单：“死者无知，自同粪土。”p(1208)基于这样的人生观，他劝子孙们对自己实行薄葬，厉行节俭。他说孔子是个大圣人，但母亲的坟墓坏了，他也不去修；梁鸿是个大贤士，父亲去世只是用席卷着下葬。你能说这两个人不孝顺吗，他们只是没有钱财，不想浪费罢了。他还批评厚葬者说，厚葬是活着的人为了顺应风俗，好像薄葬就是吝啬，就是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顺，厚葬就是孝顺。其实不然，厚葬不仅不能为先人带来好处，反而能招来挖坟掘墓之徒，翻腾先人尸骨，扰乱先人安宁。花费现世的财物，给活人带来贫困，为逝者带来灾难，这是何苦呢。姚崇用自己豁达的人生观，在《遗令戒子孙文》告诫子孙，要厉行节俭，不要图慕虚荣。这种唯物主义人生观值得后人学习。3. 唯物主义宗教观姚崇所处的唐代，佛教盛行，谈到姚崇的宗教观绕不开他对佛教的认识。姚崇本人并不反对佛教，他的母亲在洛阳龙门石窟开凿有极南洞，造了一尊佛像，并刻石碑一块，保佑子女健康成人。但姚崇不像他的父母，他对佛教有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他说：“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p(860)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p(1209)姚崇认为佛是人心的一种理解和觉悟，佛教的全部真谛是给于大家一种心灵安慰，在待人接物时平等待人，心生慈悲，行善助人。至于佛教宣扬的六道轮回，他颇不以为然，他说：“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p(1209)姚崇作为大政治家站在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他反对的是宗教活动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反对的是大兴土木建造佛寺道观、全民信佛，造佛像抄佛经，耗费社会财力；他反对的是一些富户和奸猾之人借宗教名义，藏匿于佛寺、道观之中，逃避国家赋税；他反对的是统治阶级肆意夸大佛教的作用，不注意保护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幻想让宗教保自己平安。他说：“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实际上是人们“递相欺逛，浸成风俗”p(1209)。对于百姓造像抄经的现象，他说替去世的人造佛像超度，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坏风俗。对于统治者祈求佛祖保佑平安的做法，他列举了姚兴、周朝和齐国、梁武帝、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大量事例说明：片面夸大宗教的法力，百害无益，只能误国误民，误人误己。姚崇这种唯物主义宗教观，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有一句名言：“有用就是真理”，它认为所谓真理，就是对经验的解释，解释得通就是真理，就对我们有用。在对待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方面，实用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就是说在真理与经验之间，它重视经验，轻视真理，否认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实用主义在姚崇的治国思想里，主要表现为反对照搬教条，注重结合实际进行变通，以取得实际的治国效果为最终目的。姚崇从政四十多年，担任宰相十余载，从政经验十分丰富，善于临机处断紧急政务，被身边的人誉为“救时之相”。“救时之相”的特点就是治国措施对一时一事很管用，很有效，能很快解决问题。姚崇治国从不教条，善于变通。司马光评价他是：“崇善应变成务”、“姚崇尚通”，说他的主要治国特点是变通，为什么要变通？因为理论原则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在处理蝗虫灾害时，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蝗虫不能杀；根据儒家仁义思想，蝗虫不能杀；根据佛家众生平等，蝗虫不能杀；百姓不敢杀，大臣不敢杀，皇上不敢杀。不杀蝗虫，蝗灾就不能消除，庄稼就会被吃光，百姓就会饿死，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会出现。理论与现实相矛盾，怎么办？变通。姚崇说决不能死守教条，见死不救。他对玄宗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p(860-861)他说，迂腐的文人墨守成规，不知变通，有的事情违背经典但合乎道理，有的事违背道理但权衡利弊，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这就要坚决去做。这就是变通，这就是实用主义。姚崇的实用主义治国思想，虽然不够科学，但也包含有实事求是的积极因素，因此值得我们肯定和赞赏。 参考文献 司马光.资治通鉴.沈志华，张宏儒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丁如明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刘煦．旧唐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 中华书局，1960.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2. 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8. 毛泽东.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赵壮道，1965年生，男，河南省洛阳伊川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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