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清元： 姚氏父子与《梁书》
姚波收集熊清元： 姚氏父子与《梁书》
熊清元
（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北黄冈４３８０００）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姚察、 姚思廉父子的生平， 研究了《梁书》 编撰成书的漫长历程， 对《梁书》 的史学成就和缺陷作了客观的分析评价。
关键词： 姚察； 姚思廉； 《梁书》 ； 编撰； 得失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０７８（２００１）０２一００８一０８
一
《梁书》 五十六卷， 其中帝纪六卷， 列传五十卷， 记南朝梁四帝起武帝天监元年（５０２）讫敬帝太平二年（５５７）， 首尾五十六年的历史。 题名姚思廉撰， 实际上是姚思廉在其父察所撰旧稿的基础上补续而成。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治所在今浙江德清县西千秋镇）人。“九世祖信，三国时吴太常卿，有名江左”（《陈书》本传）。祖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每召与讨论方术，为上省师（参《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梁武帝《净业赋序》）。父僧垣，亦以医术知名，为梁太医正（详《周书・艺术・姚僧垣传》）。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授晋安王萧方智府谘议参军。江陵陷，僧垣与次子最俱入北周。以其医术高明，为世所推，位遇甚重。隋开皇三年（５８３）卒。
姚察为僧垣长子，自幼好学，勤苦厉精，又有乃父所得优厚供赐以为游学购书之资，故学问日博。梁简文帝时，姚察人仕，曾官兼司文侍郎。梁元帝即位江陵，察随朝士例赴西台，官原乡县令。后因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举荐，为佐著作，撰史。陈初，吏部尚书徐陵领著作，又引为史佐。陈宣帝时，察曾为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北周，得与其父相见。江左耆旧在北者咸相倾慕。使还，补东宫学士。太建（５６９—５８２）末，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事。后主即位后，姚察更蒙恩遇，累官中书侍郎、太子仆、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散骑侍郎、吏部尚书。察在梁、陈，先后佐著作、知著作郎事，领著作，数十年中，多次知撰史事，与撰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亡，姚察入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又诏授秘书丞，别敕撰梁、陈二史。隋文帝很器重姚察，曾在内殿指察谓朝臣日：“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炀帝大业二年（６０６），察卒，年七十四。
察至孝，有人伦鉴识，“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元时暂辍。尤好研核古今，棍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陈书》本传）。所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 一卷，《定汉书疑》一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 、《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梁书・帝纪》七卷（参《陈书》本传及《隋书・经籍志》）。所撰梁、陈二史，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未毕者，临亡 乃以体例诫约其子思廉，责其博访撰续。
思廉字简之（《新唐书》本传谓“本名简，以字行”）。陈亡，随父自吴兴迁至关中，遂为雍州万年（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人。幼时从父受《汉书》，勤学寡欲，能尽传其家业。在陈代，曾官扬州主簿。人隋，初为汉王府参军，后补河间郡司法书佐。姚察卒后，思廉上表炀帝，陈父遗言，求续成梁、陈二史。诏许之。
隋末，思廉为代王杨侑侍读。唐高祖李渊起兵入京师，代王府僚属皆骇散，唯思廉侍代王，不离左右。李渊兵士将上殿，思廉厉声呵止，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人退却，列于阶下。高祖至，许其扶代王至顺阳阁下。思廉拜泣而去，观者咸叹其忠烈。高祖即位，授思廉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钦敬其节义，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日：“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时思廉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致书以示褒奖（参《贞观政要》卷五《论忠义》）。太宗即位，思廉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等并为十八学士之一（《唐会要》 卷六十四《文学馆》）。曾撰国史纪传，“粗成三十卷”（《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他是唐初第一个撰本朝国史的人。贞观三年（６２９）， 太宗命修梁、陈、北周、北齐及隋五代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魏徵虽名同撰，实际上只是监修官，只写了《梁书》、《陈书》中本纪末的史论和《陈书・皇后传》末的史论。故《梁书》、《陈书》皆题名姚思廉撰。至贞观十年，二史修毕。次年，思廉卒，享年八十一。思廉为秦王府旧僚，忠直老臣，深被礼遇。于其卒，太宗深为悼惜，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赐葬地于昭陵。
纵观姚氏父子行事，并学兼儒史，重德行，讲节义，勤于撰述，文笔可观，这些都为他们撰《梁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梁书》名义上是姚思廉受诏所修，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世努力才完成的，有半私撰的性质。姚察在陈太建末已受命知撰梁史事，陈亡入隋，又受敕成梁、陈二史，至大业二年卒，前后约二十五年，梁、陈二史均未完成，然察之功固不可没。思廉自云：“《梁》、《陈》 二书，本多是察之所撰”（《陈书・姚察传》）。观《梁书》五十六卷，篇末史论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日”者二十七卷，当为察已成之稿；其余篇末题“史臣日”者二十九卷，一般认为是思廉补撰，不过，也有可能正文出自姚察之手，而史论为思廉所补。
姚思廉自隋大业初上表陈父遗言，诏许其续成梁、陈史，至贞观十年梁、陈史修毕，前后约三十年。其问，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曾下诏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王进、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然而“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详《唐会要》 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梁、陈史为什么在姚察生前历二十五年未能完成，思廉续撰二十余年又未成，至贞观年间方能毕其功呢？这与时代密切相关。众所周知，陈太建末至于唐太宗贞观初这四十余年时间，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正处于动荡不定的时期。太建之后，陈后主上台，“政刑日紊，尸素盈朝”（《陈书・本纪》后论），在位不足七年，即为隋所灭。其时“察既当朝务，兼知国史”，“施功未周”，“至于陈亡，其书不就”（《史通・外篇・古今正史》）。陈亡察入隋，已是开皇九年。自此时至文帝之卒，十数年中，虽然天下一统，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且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愈扇。又雅好符瑞，暗予大道”（《隋书・高祖纪》后论）。姚察能坚持撰修梁、陈二史，已属难能可贵，未能竣工，亦可理解。至大业二年后，思廉续撰。然其时炀帝淫荒无度，法令滋章，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巡狩不断，战事频仍，不及十年，隋亡。且“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册府元龟》之《国史部》“恩奖”条唐太宗语），思廉又岂能安心撰史！思廉入唐，其时唐王朝政权初定，虽诏修五史，然大约忙于政权巩固，修史工作未能落实，故历数载而功不就。太宗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唐太宗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深明治国之道。《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条有云：“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 领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总结历史上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修撰五史也就成了太宗的迫切需要了。这一点，可从贞观十年五史修成后太宗的慰劳语看出。《册府元龟》卷五五五《恩奖》有云：“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竞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问，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他鉴于武德年间修史未成，乃对史馆之机构、建制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据《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等记载，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禁中，在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之北。史书由宰相监修，同时置史馆修撰、直馆、 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璜直、熟纸匠等职，各有定员。又制“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以保证史料的征集。这些使修史工作有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完备的职责分工， 从而保证了修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思廉此次修撰《梁书》，除了有其父之旧稿和自己大业二年以后“稍就补续” （《陈书・姚察传》）之文以外，还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利用。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正史类有：梁・谢吴《梁书》四十九卷（吴，《史通・古今正史》及《旧唐书・经籍志》作“吴”，未知孰是。参钱大听《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谢吴》 条）；陈・许亨《梁史》五十三卷（《隋书・文学・许亨传》作“五十八卷”）；姚察《梁书・帝纪》七卷；又，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魏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其中有关梁代部分亦可资参考。 古史类有： 梁・刘瑶《梁典》 三十卷； 陈・何之元《梁典》 三十卷； 陈・阴僧仁《梁撮要》 三十卷； 姚最《梁后略》 十卷（最， 《隋书・经籍志》 作“勖” ， 此据《周书・姚最传》 ）； 梁・萧韶《太清纪》十卷； 萧世怡《淮海乱离志》 四卷（《隋书・经籍志》自注： “叙梁末侯景之乱。 ” 又， 世怡， 《北史》 作“圆肃” ， 《史通・内篇・补注》 作“大圜” ， 未知孰是。 世怡本名泰， 梁鄱阳王恢之子； 圆肃， 梁武陵王纪之子； 大圜， 梁简文帝之子。 三人， 《周书》 、 《北史》 俱有传）。 杂史类有： 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 十卷； 周兴嗣《梁皇帝实录》 三卷（原注： 记武帝事）； 梁・谢吴《梁皇帝实录》 五卷（原注： 记元帝事）； 以及未题撰人的《梁太清录》 八卷（按： 《史通・杂说》 原注作“裴政《太清实录》 ” 。 裴政， 《隋书》 卷六十六有传，然所撰作“《承圣实录》 ” 。 梁元帝即位之初， 年号犹称太清， 第三年方改元承圣。 《太清实录》 或即《承圣实录》 。 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卷十三）； 《梁末代纪》 一卷。 此外， 《隋书・经籍志》 所著录起注居、 旧事、 杂传、 文集等有关梁代者为数不少。 以上这些都是姚思廉可以见到的。 新、 旧《唐书》 姚思廉本传并云其采谢吴等诸书著梁史。 言“诸书” ， 可知所采必相当广博。 《史通・外篇・杂说中》 有云： “皇家修五代史， 馆中坠稿仍存， 皆因彼旧事， 定为新史。 观其朱墨所图、 铅黄所拂， 犹有可识者。 ” 修史者用力之勤可以想见。 姚思廉自贞观二年起功（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 原注），历经九载， 终于得以撰成梁、 陈二史。 其时他年已八十了。
三
自唐代以下，南北朝史，由于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其余诸史被视为冗烦，较少流行，影响较小， 迄今尚无全面研究《梁书》的专门著作。不过，零星的概括的评述并不少见。古人有认为《梁书》“持论多平允， 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四库提要》）；有将李延寿《南史》与《梁书》等比较，说延寿之书“甚有条理，刊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宋祁《新唐书・李延传》）；有说“李延寿南、北史成，唯《隋书》别行，余七史几废。 大抵记载无法， 详略失中， 故宜行而不远” （赵与时《宾退录》 卷九）。 今人有说“南朝四史中， 以暂梁书》 为最弱” 的（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下册第十一章第一节）；亦有说“《梁书》、《陈书》 胜于同时其他各史”的（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第二篇第五章第三节）。意见颇为分歧，而抑扬未免过当。近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第四章论魏晋南北朝诸史， 云当“以陈（寿），范（哗）、沈（约）、李（延寿）四氏为上选”，而姚察、姚思廉和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亦应挤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我们认为，《梁书》的成就不应抹煞，其缺点亦客观存在，金氏之论较为公允。
《梁书》 在史学上的突出之处， 概括言之， 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进步的历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流程。在这个流程中，有朝代兴亡更替，有统治者个人的成败得失。造成这兴亡成败的主因是什么？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许多唯心主义史学家的回答都是“天时”、是“历数”。就是与姚氏父子时代相距不远甚至同时的史学家，大多也是这种观念。 如沈约《宋书・符瑞志・序》 云： “龙飞九五， 配天光宅， 有受命之符， 天人之应。 ” 其《五行志・序》 亦云： “天人之验， 理不可诬。 ” 萧子显《南齐书・高帝纪・赞》日： “于皇太祖， 有命自天。 ” 魏收《魏书》 论日： “帝王之兴也， 必有积德累功博利， 道协幽显， 方契神祗之心。 ” 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征， 在其所撰《隋书・高帝纪》 后论中也认为， 隋的兴起， “斯乃非止人谋， 抑亦天之所赞也。 ” 而姚氏父子却与沈约、 萧子显等不同。 《梁书》 强调的是人事、 人的作用， 突出的是帝王将相的智慧才能， 认为人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在《武帝纪》 后论中， 姚思廉总结梁武之兴， 有云： “高祖英武睿哲， 义起樊、 邓， 仗旗建号， 濡足救焚， 总苍兕之师， 翼龙豹之阵， 云骧电骇， 剪暴夷凶， 万邦乐推， 三灵改卜。 于是御凤历，握龙图， 辟四门弘招贤之路， 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 修郊祀， 治五礼， 定六律， 四聪既达， 万机斯理， 治定功成， 远安迩肃。 ” 而总结梁之亡， 有云：“及乎耄年， 委事群幸。 然朱异之徒， 作威作福， 挟朋树党， 政以贿成， 服冕乘轩， 由其掌握。 是以朝经混乱， 赏罚无章。 ‘小人道长’ ， 抑此之谓也。 贾谊有云‘可为恸哭者矣’ 。 遂使滔天羯寇， 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 金契辱乘舆， 涂炭黎元， 黍离宫室。 呜呼！ 天道何其酷焉。 虽历数斯穷， 盖亦人事然也。 ”其兴是因梁武“英武睿哲” ， “濡足救焚” ， “万邦乐推” ， 招引贤才， 励精图治； 其亡是因梁武委事小人， 赏罚无章， 从而导致侯景之乱（可与《朱异传》后论参看）。 总之， 其兴其亡， 都在人事。 在《元帝纪》 后论中， 姚思廉有云： “以世祖之神睿特达， 留情政道， 不怵邪说， 徙跸金陵， 左邻强寇， 将何以作！ ” 这也就是说， 如果世祖“留情正道， 不怵邪说” ， 则梁王朝不会被西魏攻灭。 同样是认为， 梁之亡在人事， 不在天命。
姚氏父子重视人事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是受司马迁、 范晔等前代少数进步史学家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其所处的时代更有着重要关系。 他们父子二代， 历涉梁、 陈、 隋、 唐四朝， 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 ， 前后十数人， 其时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 激烈、 错综复杂。 急剧而频繁的变故， 无数成败治乱的史实， 促使他们认真思考， 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 他们从严峻的历史中认识到人在其中的决定作用， 这是他们高出于一般史学家的地方， 是其进步历史观的重要体现。 当然， 姚氏父子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 他们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 他们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 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 不时流露出宿命论思想。 如《康绚传》 载， 康绚主持修成浮山堰以后， 张豹子继任其事， “豹子不修堰， 至其秋八月 ，淮水暴长， 堰悉坏决， 奔流于海” 。 是堰之坏决在于“豹子不修堰” ， 不在于天命。 然而， 本传《后论》 却又有云： “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 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 有天道矣。 ” 即是一例。 同时， 我们还应看到， 姚氏父子虽然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但他们注重的是帝王将相、 英雄豪杰。 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 也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姚氏父子进步的历史观还表现在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看法上。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 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但是， 长期以来， 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 讲华夷之辨、 轻视其他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相当严重。 时至唐代， 不少史学家对其他民族的偏见依然未有改变。 且看与《梁书》 同时修成的《周书》 之《异域传上》 后论： “史臣日： 凡民肖形天地， 禀灵阴阳， 愚智本于自然， 刚柔系于水土。 故雨露所会， 风流所通， 九川为纪， 五岳作镇， 此之谓诸夏。 生其地者， 则仁义出焉。 昧谷、 禺夷、 孤竹、 北户， 限以丹徼、 紫塞， 隔以沧海、 交河，此之谓荒裔。 感其气者， 则凶德成焉。 若夫九夷八狄， 种落繁炽； 七戎六蛮， 充韧边鄙。 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 至于贪而无厌， 狠而好乱， 强则旅拒， 弱则稽服， 其揆一也。 斯盖天之所命， 使其然乎。 ” 唱的依然是“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老调， 认为荒裔之地“凶德成焉” ， 其人“贪而无厌， 狠而好乱” 乃天命使然， 生来为此。 这显然是大汉族主义的偏见。 而《梁书》 则不然， 其《诸夷传》 载海南、 东夷、 西北诸戎各国， 记事客观。 传末史论只云： “海南、 东夷、 西北戎诸国， 地穷边裔， 各有疆域。 若山奇海异， 怪类殊种， 前古未闻， 往牒不记， 故知九州之外， 八荒之表， 辩方物土， 莫究其极。 高祖以德怀之， 故朝贡岁至， 美矣。 ” 绝无贬斥之词。 两相比较， 见识之高下，不言自明。 清・赵翼《陔余丛考》 卷六《宋、 齐、 梁、陈、 魏、 周、 齐诸史及南、 北史书法不同》 条说，《宋》 、 《齐》 书于魏则书索虏（魏虏、 虏）， 《魏书》 于齐、 梁则书岛夷， “《梁》 、 《陈》 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 并于魏、 齐、 周诸帝皆称谥号” 。 这固然因为， 《梁书》 成于唐代， 当时南北一统， 华夷一家， 撰史时现实有此基础； 更重要的是， 因为姚氏父子能摒除传统的大汉族主义， 有平等对待其他民族的进步思想。
二、 内容较充实。 《梁书》 五十六卷， 姚氏父子两世纂集， 至唐初始就， 这其间固有如上文所述的时代原因， 但亦与其用力收集史料、 考证史实、 不肯草率苟作有关。 正因为如此， 《梁书》 才比较全面具体地记载了梁代五十六年由兴至亡的历史， 展现了梁代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外交等各个方面， 是南北朝八史中内容较充实的一部。 其中帝纪六卷， 完整而有条不紊地记载了梁代五十六年问的军国大事、 盛衰变化之轨迹。 列传五十， 所传人物３００以上。 其中除了有影响的文臣武将外， 还记述了很多颇有特点的人物， 通过他们， 揭示了梁代社会的诸多特点。 其内容之丰富， 历来被人称道。如《文学传》 两卷传２６人， 有著名文学家沈约、 江淹、 任防、 王僧孺、 张率、 王筠、 刘孝绰、 萧子显、 张缵、 裴子野等因别以功绩， 另有单传， 尚不在其内。由此可见梁世尚文之风， 文学之盛。 《孝行传》 传１６人， 加上《昭明太子传》 、 《哀太子传》 、 《杨公则传》 、 《张弘策传》 、 《郑绍叔传》 、 《韦睿传》 等等， 所载传主“孝谨天至” 、 “蒸蒸以孝” 、 “孝友” 、 “以孝闻” 种种事迹， 可知梁代重孝之风和梁武“以孝治天下” （《孝行・荀匠传》 ）的影响。 从萧儋、 裴邃、夏侯夔、 陈庆之诸人列传中可略知， 梁代在今湖北境内进行军事屯田以对抗北朝所取得的一定成绩。 《侯景传》 、 《梁元帝纪》 及相关人物传记中， 记述了侯景之乱和江陵之覆亡的全过程， 揭示了梁代世族乃至整个六朝世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命运。
《梁书》 所载章表诏策、 书论诗赋不少。 虽然有繁冗可删者， 然大多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是宝贵的史料。 如《范缜传》 中的《神灭论》 、 《刘勰传》 中的《文心雕龙序》 、 《钟嵘传》 中的《诗品序》 、 《庾肩吾传》 中的简文帝《与湘东王书》 、 《张率传》 中的《舞马赋》 、 《沈约传》 中的《郊居赋》 、 《陈伯之传》 中的丘迟《与陈伯之书》 、 《徐勉传》 中的《上修五礼表》和《诫子崧书》 、 《许懋传》 中的《封禅议》 、 《张充传》中的《与王俭书》 、 《任防传》 中的刘孝标《广绝交论》 等等， 对认识和研究南朝的哲学、 佛教、 文学理论和创作风气， 以及社会风习、 士人心态、 官宦生活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诸夷传》 ， 所载诸夷３０余国， 比前此的《宋书》 、 《南齐书》 等的同类传记内容充实丰富得多。 它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中国周边国家及西南亚诸国的地理、 物产、 风土人情， 以及与中国的经济、 文化、 外交往来， 是研究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极重要的史料。
三、 有一定程度的实录精神。 唐初修史本来就是要惩恶扬善、 贻鉴将来的， 不虚美、 不隐恶， 秉笔直书， 正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史学传统。 姚氏父子又素以“学行” 、 “节义” 著称。 故《梁书》 具有一定程度的实录精神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读《高祖三王・邵陵王纶传》 、 《豫章王综传》 、 《世祖二子・忠壮世子方等传》 、 《张缵传》 等， 可知梁代皇族内部父子、 兄弟、 叔侄、 外戚等之间错综复杂的钩心斗角、争夺倾轧。 读《侯景传》 载景抗表陈梁武“十失” ， 亦略知梁王朝内贿赂公行、 赏罚无法的实况。 读《贺琛传》 所载琛长篇奏疏和梁武当面训斥之词， 可见梁代后期政治之腐败及梁武拒谏饰非的嘴脸。 读《武帝纪》 所载大同七年十一月 十二日诏书， 可以概见当时官守之凶贪、 民众之苦楚。 读《鱼弘传》 中鱼弘“我为郡， 所谓四尽： 水中鱼鳖尽， 山中獐鹿尽， 田中米谷尽， 村里民庶尽。 丈夫生世， 如轻尘栖弱草， 白驹之过隙。 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 的自白，真令人切齿发指！ 读《康绚传》 所述梁筑浮山堰时“缘淮百里内， 冈陵木石， 无巨细必尽， 负担者肩上皆穿。 夏日疾疫， 死者相枕， 蝇虫昼夜声相合” 的惨状， 更令人体目惊心。 《梁书》 将这些都如实地记录下来， 暴露了梁王朝在梁武这个所谓“菩萨皇帝”统治下的黑暗现实。 这是应该肯定的。
姚氏父子虽然未忘“秉笔直书” 的优良史学传统， 但他们毕竟是封建正统史家， 受诏撰《梁书》 ，不可能象司马迁那样撰史“自成一家之言” 。 《梁书》 所据本国史旧文， 其于梁代史实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 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 亦隐而不书（参赵翼《制二史札记》 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条）， 故《梁书》 涉及梁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之善恶、 事之成败者， 虽有揭露， 亦不无曲笔。 如梁武帝弟临川王宏， 天监四年（５０５）受命统军北伐， 武器精新， 军资充足。 然畏魏兵而不敢进， 措置无方， 怯懦无能， 至使百万大军一朝溃败， 弃甲投戈， 填满山谷， 丧师十之八九， 自己随数骑逃归（详《南史》本传及《通鉴・梁纪》 ）。 此为梁第一丧兵辱国之事。 大抵国史未书， 《梁书》 本传只云“征役久， 有诏班师” ， 亦讳言溃败之事。 其它如昭明太子墓地埋鹅事， 元帝徐妃之失德事， 临贺王正德劫掠杀人、与妹通奸事， 等等， 《南史》 增补不少（参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 条）， 而《梁书》 皆讳而不书。 因此， 后人研究梁史及有关人物， 不得不参阅《南史》 及《通鉴》 有关内容。
四、叙事简严， 文笔洗炼。 姚氏父子本皆饱学之士， 且有深厚的文学功底， 因此所撰《梁书》 质朴自然， 条畅通达。 尤其叙事简严， 文笔洗炼， 历来被人称道。 清人赵翼说他“叙事之简严完善， 则李延寿不能过” （《陔余丛考》 卷七《梁、 陈二书》 条）。 如《孝行・苟匠传》 写荀匠之孝行， 云： “父法超， 齐中兴末为安复令， 卒于官。 凶问至， 匠号恸气绝， 身体皆冷， 至夜乃苏。 既而奔丧， 每宿江渚， 商旅皆不忍闻其哭声。 服未阕， 兄斐起家为郁林太守， 征俚贼，为流矢所中， 死于阵。 丧还， 匠迎于豫章， 望舟投水， 傍人赴救， 仅而得全。 既至， 家贫不得时葬， 居父忧并兄服， 历四年不出庐户。 自括发后， 不复栉沐， 发皆秃落。 哭无时， 声尽则继之以泣， 目营皆烂， 形体枯悴， 皮骨才连， 虽家人不复识。 ” 此段文字记述了苟匠为父兄二人服丧的情况， 以表现其孝行。 既交待了父兄的姓名、 官职、 死因及死所， 同时又从正面写其哭声、 行为、 容貌、 形体以表现其悲伤， 从他人对其哭声、 形貌的感受反应来突出其悲伤的程度。 这样写， 多角度、 多侧面地突出了一个孝友者的形象。 而全段先分写父“凶问至” 时、“奔丧” 时和兄“丧还” 时、 丧“既至” 时苟匠的种种表现， 后合写苟匠守父兄丧时的情形， 层次清晰，叙事完整， 而总共才１４０余字， 非精于文章之道者不能。 又如《曹景宗传》 写景宗有这样一段： “性躁动， 不能沉默， 出行常欲褰车帷幔， 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 人所具瞻， 不宜然。 景宗谓所亲日： ‘我昔在乡里， 骑快马如龙， 与年少辈数十骑， 拓弓弦作霹雳声， 箭如饿鸱叫。 平泽中逐獐， 数肋射之， 渴饮其血， 饥食其肉， 甜如甘露浆。 觉耳后风生， 幔头出火， 此乐使人忘死， 不知老之将至。 今来扬州作贵人， 动转不得， 路行开车幔， 小人辄言不可。 闭置车中， 如三日新妇。 遭此邑邑， 使人无气。 ’ 为人嗜酒好乐， 腊月 于宅中使作野库逐除， 遍往人家乞酒食。 ” 通过其言语和生活细节， 尤其是他那土俗的比方， 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粗豪、 狂放、 躁动的武将性格。 以至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 也深为感动， 加批语日： “景宗亦豪杰哉！ ” 同时， 读这段很自然让人想起：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岳飞《满江红》 ）； “应笑书生心胆怯， 向车中闭置如新妇” （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骅》 ）等有名词章警句。 可见此段文字的生命力。
六朝至初唐， 正是骈体文盛行的时代， “骊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 ， “文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 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而《梁书》 不同流俗， 全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句法叙事、 写人、 议论， 尤为可贵。 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九《古文自姚察始》 条云： “《梁书》 虽全据国史， 而行文则自出炉锤， 直欲远追班马。 盖六朝争尚骈俪， 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 罕有用散文单行者。 《梁书》 则多以古文行之。 如《韦睿传》 叙合肥等处之功， 《昌义之传》 叙钟离之战， 《康绚传》 叙淮堰之作， 皆劲气锐笔， 曲折明畅， 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南史》 虽称简净， 然不能增损一字也。 至诸传论， 亦皆以散文行之， 魏郑公《梁书・总论》 犹用骈偶， 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 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后， 古文自唐韩昌黎始， 而岂知姚氏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 赵氏的评价是有见地的。关于《梁书》 的缺陷， 历代学者多有指陈， 客观地看，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编次方面有不当之处。 《梁书》 编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当传而未传。 如昭明太子萧统之子髻， 初封岳阳王， 被梁元帝所迫， 在襄阳自立为梁王， 依附西魏， 后在江陵称帝三世， 历三十三年， 史称后梁。 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 即使不便附于本纪之后， 何妨别立一传， 述其兴亡？而《梁书・昭明太子传》 中连其名字都不载， 只于《张缵传》中略为述及， 竟似不知为谁氏之子者。 又如， 梁将王琳， 在梁末问关百战， 尽忠于梁朝， 始终不肯屈服于陈霸先。 且其事迹全在南方， 梁亡方投奔北齐。 《梁书》 亦不为立传， 显然是其疏漏。 又， 《梁书》 无《方技传》 ， 以至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沙门宝志（参《南史》 之《武帝纪》 、 《王僧辨传》 及《梁书》 之《何敬容传》 、 《刘歆传》 等）， 参加浮山堰的勘测、设计、 施工的著名科学家， 当时的材官将军祖日恒（只在《康绚传》 中涉及）， 皆未为立传。 这当与姚思廉的封建思想相关。 思廉曾祖菩提， 祖父僧垣俱是梁代名医， 出入宫廷， 甚被优遇。 思廉只在《陈书》中为乃父姚察立传， 闭口不提曾祖， 于其祖父亦仅“父上开府僧垣， 知名梁武代， 二宫礼遇优厚” １７字而已。 盖方技之流， 当时社会地位低下， 故思廉讳而不言。 其不愿为方技立传， 可想而知。 二是伦次失检。 赵翼《陔余丛考》 卷七有云： “《梁书》 编次亦有失检处。 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 而武帝丁贵嫔、 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之母， 阮乃元帝之母、 简文庶母也， 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 何必先媳而后姑耶？……其于宗室诸王及诸帝子， 编次亦多失序。 昭明太子统、 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 而临川王宏、 安成王秀等， 昭明叔也， 南康王绩、 庐陵王续等， 大器、 方矩叔也， 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 可乎？” 章学诚《丙辰札记》 亦有云： “《梁书・皇后传》 以高祖丁贵嫔、 阮修容列于太宗王皇后之后， 其意以谓分嫡庶， 而不知失昭穆之伦矣。 纪事之书， 自有先后伦次， 非如太庙升柑， 嫡妇可以逾庶姑也。 ” 赵、 章二氏所论是有道理的。 《梁书》 编次方面存在的问题， 还有一些， 此不赘述。
二、多载迷信感应之事。 中国古代的史家， 由于受时代和历史观的限制， 很难对历史现象和进程作科学的解释。 因而历代史书中， 迷信怪异之事常见诸记载， 尽管因撰史者的不同而所撰史书迷信色彩有程度上的差别。 南朝， 尤其是梁代， 正是佛教大为流行的时代。 姚氏父子， 特别是姚察， 受风气之熏染， 十四岁即受菩萨戒， 习蔬菲五十余年， 谙识内典， 虔信佛教（详《陈书》 本传）。 这些都影响到《梁书》 的撰修。 《梁书》 中所载迷信怪异之事不少。 如《太祖五王・鄱阳王恢传》 载， 恢请北渡道人慧龙治眼疾， 因其“有孝性” ， 精诚所感， 空中见圣僧使恢眼“豁然开朗” 事； 《褚翔传》 载翔母疾笃， 请沙门祈福， 因翔“有孝性” ， 精诚所感， 中夜户外有异光， 空中有弹指声， “及晓疾遂愈” 事； 《孝行・滕昙恭传》 载， 孝子昙恭门外冬生树神光忽起，佛像及夹侍之仪“自门而入” 事；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佛教谓众生以其精诚感动神明， 神明应之， 谓之感应。 姚氏父子不厌其烦， 多载此类事， 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有论者认为“《梁书》 中表现出一定的反佛思想” ， “姚察、 姚思廉认真书史” ，“对当时流行的佛教痛心疾首” （详《（梁书＞略论》 ）。 然而， 论者所谈理由， 综合起来， 主要是两条： ～是《范缜传》 记载了“范缜的主张及其与萧子良的争论” ， 对范缜“没有贬责之词” 而“抱着推崇的态度” ； 二是曾巩的《梁书目录序》 “拒佛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 曾巩“是在观《梁书》 之后发出这番议论的， 他已认识到《梁书》 的反佛思想” 。 这两条似乎有理， 实际上一条也站不住脚。 对于第一条，我们应明确， 《梁书・范缜传》 对范缜并非无贬词。范缜本为齐臣。 齐末， 母忧去职， “义军至， 缜墨经来迎” ； “缜自迎王师， 志在权轴， 既而所怀未满， 亦常怏怏” ； 后因亲结“倾侧取容” 、 “反覆不忠” 的王亮而坐罪。 《梁书・儒林传》 后论云其“墨经徼幸，不遂其志， 宜哉” ， 显然是取批判的态度。 《梁书》 本传还说他“好危言高论， 不为士友所安” 。 这些不是贬责又是什么？至于《梁书》 载其《神灭论》 ， 乃史家实录精神之表现， 与反佛无关。 试问， 《神灭论》 于齐时初出即朝野哗然， 至梁初， 梁武犹组织六十余人与之辨难（详《弘明集》 卷十《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 及《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 ）。此等重要史实， 《梁书》 不载， 行吗？况其“与政事无关”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郭祖深与苟济之反佛》 ）， 载之何妨？至于第二条， 显然是论者误解了曾巩《梁书目录序》 。 曾《序》 先云佛为中国之患， “而在梁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 ， 后又云“臣等故因梁之事” 而论。 原来曾巩不过是因序《梁书》 而借题发挥以论佛法。 其“在梁尤甚” ， “因梁之事” 二句， 乃斡入题目之法（参何焯《义门读书记》 卷四十一《元丰类稿・文》 “梁书目录序” 条）， 与《梁书》 是否反佛何干？再说， 姚氏父子若反佛， 梁代两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斥佛之事当载： 一是苟济， 一是郭祖深。 苟济上书斥佛， 惧梁武迫害， 由梁入魏（事见《北史・文苑・苟济传》 ）， 不入《梁书》 固可勉强解释， 但郭祖深上封事， 揭露梁武残民佞佛的弊政（详《南史・循吏・郭祖深传》 ）， 《梁书》 只字不提， 这说明了什么呢？另外， 若将《南史・梁本纪中》 李延寿的史论和《梁书・本纪》 末魏徵的史论与《梁书・武帝纪》 后姚思廉的史论略加比较， 亦能说明问题。 李延寿批评梁武佞佛， “溺于释教， 弛于刑典” ； 魏徵更斥其“慕名好事， 崇尚浮华， 抑扬孔墨， 流连释老。 或经夜不寝， 或终日不食， 非弘道以利物， 惟饰智以惊愚。 且心未遗荣， 虚厕苍头之伍； 高谈脱履， 终恋黄屋之尊” ， 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武斋戒、 讲经、 舍身等之虚伪。 而姚氏不仅论中曾无一言及佞佛之事， 反而在正文末赞扬梁武“笃信正法， 尤长释典” 。 《梁书》 有无反佛之意， 昭然若揭。 实际上《梁书》 “反佛” 说， 大约是袭自近人陆绍明《史家宗旨不同论》（原载《国粹学报》 十七期。 徐浩《廿五史论纲》 ， 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影印本收为附录）。 不过， 因陆氏之说过于穿凿牵强， 不合实际， 今人一般都摒而不取。
三、 撰述上颇多疏漏。 贞观三年， 姚思廉受诏修撰《梁书》 时， 已年过七十， 精力衰退可想而知。且身为朝臣， 当亦不可能专事撰史， 故《梁书》 中疏漏不少。 概括而言， 约有三端。 一是前后矛盾。 如在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 中言何敬容掌选， “序用多非其人” ， 而在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 中又谓其“铨序明审， 号为称职” 。 又如《侯景传》 大宝元年十二月 下记： “是月 ， 张彪起义于会稽， 攻破上虞， 景太守蔡台乐讨之， 不能禁。 ” 此下， 二年正月 却记：“（张）彪遣别将寇钱塘、 富春， （侯景仪同）田迁进军与战， 破之。 ” 一“义” 一“寇” ， 数行之问， 书法乖舛。 二是重复。 如《到洽传》 载， 洽卒， 昭明太子与晋安王纲令， 有云： “近张新安又致故， 其人文笔弘雅， 亦足嗟惜， 随弟府朝东西日久， 尤当伤怀也。 比人物零落， 特可伤惋， 属有今信， 乃复及之。 ” 此段文字， 于《张率传》 中重出， 且“文” 作“才” ， “伤惋”作“潸慨” 。 又如《王筠传》 中云： “时人为之语日：‘谢有览、 举， 王有养、 炬。 ’ 炬是泰、 养即筠， 并小字也。 ” 而《谢举传》 中复重出。 如此之类， 还有一些，今不赘述。 三是沿国史笔法， 不少篇章剪裁加工不够。 如诸王及功臣列传之结构， 例先叙其历官， 中述事实， 末载饰终之诏。 如《南平王伟传》 载诏日：“旌德纪功， 前王令典； 慎终追远， 列代通规。 ” 《王茂传》 载诏日： “旌德纪功， 哲王令轨； 念终追远， 前典明诰。 ” 《孔休源传》 载诏日： “慎终追远， 列代通规； 褒德酬庸， 先王令典。 ” 等等， 千篇一律， 读而生厌。 又， 《梁书》 虽叙事简洁， 然因其依国史立传， 故所载诏策有无关于治道、 只是官样文章且内容雷同者， 颇遭后人“繁冗” 之讥。 本来， 《梁书》 既入正史， 理应突破国史限制， 删除繁复， 自出机杼。 姚思廉在这点上用力不够， 影响了文风的统一， 有损其文采， 这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梁书》有纪、传而无志、表，往代学者亦有批评之者。 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条、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毫州志人物表例议》等。对此，赵翼《陔余丛考》 卷九《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 条有云： “《隋书》 诸志则兼载梁、 陈、周、 齐各朝制度。 盖唐初修梁、 陈、 周、 齐、 隋五代史时， 若每史各系以志， 未免繁琐， 且各朝制度， 多属相同， 合修一书， 益可见沿革之迹。 故梁、 陈、 周、 齐但作纪、 传， 而志则总列于《隋书》 也。 ” 赵氏的解释是合理的。 实际上， 《隋书》 十志是为梁、 陈、 周、 齐、隋五代史而撰， 故其名本为《五代史志》 。 只不过隋在后， 故入《隋书》 ， 后人称为《隋志》 罢了。 姚氏自无须别撰。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第四章有云： “吾谓此等编次之法最得史体， 其他四史， 则不必一一作志， 以省卷帙。 ” 至于《梁书》 无表， 倒不能不说是其不足。 然唐以前正史中， 无表者多， 又不独《梁书》 也。
参考文献：
［１］张贻玖． 毛泽东读史［Ｍ］．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 高翰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 熊清元（１ ９４９一）， 男． 湖北红安人， 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近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第四章论魏晋南北朝诸史， 云当“以陈（寿），范（哗）、沈（约）、李（延寿）四氏为上选”，而姚察、姚思廉和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亦应挤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我们认为，《梁书》的成就不应抹煞，其缺点亦客观存在，金氏之论较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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