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所见唐代姚秦后裔国家认同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1-22 09:36 编辑中原羌人的挽歌
——墓志所见唐代姚秦后裔国家认同
吴明冉
【摘要】唐代姚秦后裔墓志记载志主名讳、籍贯、家族谱系、卒葬年月、官阶品级、生平事迹、子孙概况，内容丰富，清晰地传递出久居中原的姚氏羌人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不断同化，逐渐消融本民族特性，最后完成羌汉融合的信息，唱响了中原羌人的挽歌。文章根据出土墓志和传世文献，考察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合葬或归葬与任职地域分布，为研究唐代姚秦后裔民族融合提供参考。【关键词】姚秦后裔；羌人；中原；墓志；国家认同；唐代【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824(2017)05-0034-07
十六国时期，烧当羌之裔姚氏建立后秦，都长安，传国虽然仅三代，但极盛时辖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部分，民族的根基在中原北方扎了下来。后秦国灭，东晋刘裕将姚秦“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斩之”［1］。自此，姚秦后裔散落江南。如司州刺史姚道和，《南齐书·张敬儿传》:“道和字敬邕，羌主姚兴孙也。父万寿，伪镇军大将军，降宋武帝，卒于散骑侍郎。”［2］多数姚氏仍留居北方。此后，王朝更迭，不论是西秦、北魏、北周，还是隋唐五代都有其裔踪迹，其中唐代居多。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历史考证、书法艺术、语言文字等多重实证和研究价值。姚秦后裔志文在记载志主名讳、籍贯、家族谱系、卒葬年月、官阶品级、生平事迹、子孙概况等内容时，也清晰地传递出久居中原的姚氏羌人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不断同化，逐渐消融本民族特性，最后完成羌汉融合的信息，唱响了中原羌人的挽歌。下面以墓志为材料，条分缕析，考察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归葬或合葬与任职地域分布，为研究唐代姚秦后裔的民族融合提供参考。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简介:吴明冉，阿坝师范学院藏汉双语学院讲师。(四川汶川，邮编:623002)
一、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3］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认同，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4]。
(一)姚氏族群认同 姚秦族源，《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详细，其先居“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1］因以为籍。故迁那玄孙柯回，子姚弋仲，为“南安赤亭羌人”［1］。南安，今甘肃陇西县境。其地，汉属天水豲道，汉末、魏晋为南安郡治所，是西羌内迁烧当部族之聚落、姚秦郡望。唐代姚秦后裔，仍以南安为家族地望，以明显贵，表现出强烈的寻根意识。如志主姚孝宽①、姚畅②、姚思忠③、姚子称南安人④;姚如衡⑤、姚静通⑥、姚希直称陇西人⑦，鲜明认同其族源。因后秦国灭姚氏或被迫迁于江南，或流散他乡，或因官定居，又有吴兴人、河南人、河东芮城人、京兆人等之说。如姚迁⑧、姚贞谅为吴兴郡人⑨﹔姚承珇为吴兴人⑩。姚忠节为河南人（11）。姚洁为河南洛阳人（12）。姚元庆为河东芮城人（13）。姚中璠为京兆人（14）。南安不再是姚秦后裔唯一地望，他们以居住地为籍，渐渐淡化或抹去姚羌痕迹。所以，晚唐已很难发现姚羌墓志。志文普遍追溯、称颂祖先。如《姚迁墓志》开篇追述祖先:“在赵则弋仲鸿勋，居晋则方兴硕学。”弋仲，先后依附前赵、后赵、东晋，拜为六夷大都督、车骑将军、大单于。《姚元庆墓志》更表达出对祖先开国建功立业的自豪:“自西晋版荡，中州丧乱，景元以英豪龙跃，气冠三军;武昭以智略鹏飞，声雄四海。”［5］景元，后秦开国皇帝姚苌父弋仲谥号。《晋书·姚弋仲载记》:“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1］武昭，姚苌谥号。《赵君妻姚洁墓志》:“开家建国”［9］。《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直书:“后秦王胄之裔”［5］。《姚中璠墓志》:“季晋宋武之际，秦王讳苌，即公之近祖也。”［5］表达对姚秦的族群认同。同时，也透露出“市朝迁变，龟鼎倾移”的无奈［5］。
(二)文化认同
①《姚孝宽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52页。②《姚畅及妻陈氏墓志》志主，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二第81页。③《姚思忠墓志》志主，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三第72页。④《王君妻姚子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80页。⑤《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志主，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4册第83页。⑥《姚静通墓志》志主，见《河洛墓刻拾零》第95页。⑦《姚希直墓志》志主，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691页。⑧《姚迁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19页。⑨《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58页。⑩《姚承珇及妻王氏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50页。（11）《姚忠节及妻刘氏墓志》志主，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3册第56页。（12）《赵君妻姚洁墓志》志主，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54页。（13）《姚元庆基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93页。（14）《姚中璠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816页。
在族群认同的同时，姚氏把族源推及华夏族有虞氏，伪托“其先有虞氏之苗裔”［1］。有虞氏，古部落名。传说其首领舜受尧禅，都蒲阪。《国语·鲁语上》:“故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10）舜生在姚墟，子孙以地为氏。姚秦是徙居中原较早，且汉化程度较高的一支羌人。弋仲以中原为大统，常戒诸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6］也是自弋仲始改姓姚。取远古五帝之一虞舜之姓，以抬高出生和社会地位，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制契合，迎合了人们喜欢攀附古代显贵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心理，满足了羌酋上层对政治地位的需求。当后秦国立，姚姓成为最尊贵的国姓，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族群认同、有虞氏之裔文化认同得以进一步增强和加深。即使在门阀制度逐渐式微、余响犹存的唐代，姚氏羌人仍津津乐道:“帝舜有虞之裔，自肇圣开源，因灵命氏”［5］。“妫舜受图，因姚墟而命氏”［5］。“先虞帝舜之宗”［5］。“帝舜之苗裔”［5］。五代门阀制衰落，姚氏依然自诩为“虞帝之后”［5]。 姚秦对有虞氏笛裔一再确认，实际上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它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11］。“文化认同意味着接受并归属一种文化。"［12]早在后秦姚氏置百官，立太学，大兴儒学，耆儒硕德之士教授长安。姚兴为太子时，常与“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1］后秦末主姚泓孝友宽和，博学善谈论。唐代姚氏承袭尊儒传统，受到了系统教育：熟读六经，恪守儒家思想。如贞观十八年(644)《姚畅及妻陈氏墓志》:“君含五行而介秀，体三德以挺生。畅志词翰之间，放心琴酒之侧。”。开元二十年(732)《姚迁墓志》:“居忠履孝，蕴义怀仁。”“门传礼乐”［5］。开元二十七年(739)《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少习经史，掾摭载书。才学有能，吏用无缺。……克己修身，聪明仁孝。”［7］天宝十二载(753)《姚希直墓志》:“诗礼为钳键，信义为车舆。”“贞廉并行，宽猛相济。”［9］大中九年(855)《姚中璠墓志》:“公七岁授诗礼于师，十五阅文词于友，博知广识，〔僚〕侣不及也。”［5］女性亦无例外，四德兼全。永徽二年（651)《赵君妻姚洁墓志》:“幽闲既闻于四德”［9］。麟德元年(664)《王君妻姚子墓志》:“飞秋霜而挺质，播春煦而弘仁。” 唐代，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儒佛道三教并行。在这种宽松氛围中，姚氏信仰自由。如永泰二年(766)《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公初敦儒学，早悟释门，遂于比德伽兰风台之上，崇建金阁鴈塔之下，经行宝林，为彼岸舟航，超出世梁栋。［5］志主学儒悟释崇佛。开元二十七年(739)《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载，如衡“执政无颇，德化民和。常以省躬退身，修未来之道业，持戒念诵，求无上之真心。虽在官从仕，恒去尘俗。不食荤血，积有岁年。”
(三)制度认同 唐代沿用隋代科举制度，特别是武则天时期，科举制日臻成熟和完善，推动了唐朝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的变革。这一新型制度下，来自寒门的子弟，只要德才兼备、学好文武艺、考试合格，就可以踏入仕途，获得政治上的出路，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唐代姚氏羌人或以科举，或以门荫入仕，成为庞大官僚体系一分子，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 如姚元庆，永徽中进士擢第，授均州豐利县尉，徙晋州洪洞县尉。“寻应制举，授监察御史，转右台殿中侍御史”［5］。进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是隋唐科举制度选士科目之一。制举，唐代除地方贡举外，由皇帝诏试于殿廷称“制举科”。大周革命，“制授朝散大夫、守司门郎中，捡按房州刺史”［5］。制授，唐宋皇帝任命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官职称为“制授”。《新唐书·百官志一》:“五品以上，以名上而听制授﹔六品以下，量资而任之。"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16］政治上，门阀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门阀、士族依然可以通过世代沿袭方法取士，垄断政权，门阀制度与科举制度并存。入仕途径除科举外，还有门荫、军功、荐举、辟署等。如迁曾祖昂为别驾。祖莭，著作佐郎。父冏，夷州都上县主簿、上柱国。可谓“门传礼乐，世袭衣冠”［5］。衣冠，缙绅、土大夫的代称。迁以宿卫出身觧褐，历任邛州蒲江县主簿、徐州沛县尉、河南府伊阳县尉、京兆府奉天县丞、益州大都督府户曹参军等职。长子邈，参加吏部常选。常选，吏部铨选之一。进士等举人及第获出身后须经过吏部考试，才能获职事官。这种考试选举常年举行，所以叫吏部常选。 姚承珇祖干冲，唐朝请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国。杭州为上州，上州刺史，从三品。上柱国，勋官，正二品。父行慈，唐兰州录事参军。兰州为下州，下州录事参军从八品上。承珇承藉高门，“以门荫宿卫出身” 更多的姚羌志文未详载其人仕途经，据其家世，门资是入仕主要条件之-。如姚如衡祖感，太中大夫、陈州刺史。父良，正议大夫、普州刺史。陈州为上州，从三品。普州为中州，正四品上。如衡出身官宦门第，初任遂州参军，又转恒州真定县丞。 姚希直祖感，唐豫州刺史，从三品。父忠肃，申王府文学，从六品上。希直任汝阴郡司法参军。查两书《唐书》申王有两人，即唐太宗第十子慎、唐睿宗李旦次子衡阳王成义。贞观五年(631)，慎由纪王封申王。贞观十年(636)“申王慎为纪王。”［17］景龙四年（710）衡阳王成义封申王”"［17]。后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谥号而改“撝”。《新唐书·三宗诸子传》:“惠庄太子撝，本名成义。初生，武后以母贱，欲不齿。”志主“春秋七十”卒于天宝十二载(753)，推其生于中宗嗣圣元年（684),其父在成义申王府任职，官阶不高，但掌校典籍、侍从文章，已进入睿宗政治集团。 姚中璠以辟署入仕。“弱冠濯缨，当年显秩，辟之为椽。”［5］授予“飞龙洛苑判官、登仕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叅军、上柱国”［5］。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历试，广旁求，敦行能，息驰骛也。”［18］登仕郎，为文官第二十七阶，正第九品下阶。金吾卫，唐十六卫，分设左右金吾卫，掌管皇帝禁卫、扈从等事的亲军。兵曹叅军，正八品下。椽:本“掾”。志主以辟署入仕。 二、葬地与任职地域分布(一)归葬与合葬地 唐代长安、洛阳两都，是国家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拥有举国最好的教育机构国子监和诸多教育资源。“京华之地，衣冠所聚。"［19]举子聚集京畿，容易获得更多登科、入仕、升迁机会。加上儒家家国一-体、忠孝一体思想观念浸润，唐代官僚知识分子日益向王朝中央靠拢。特别是唐代前半期，社会上形成并弥漫着重内官轻外任的仕宦风气，“士人乐为内官，不愿外任的仕途进取”。这种思想意识也反映到丧葬礼俗上，归葬与合葬首选京畿。“墓志志主大多数来自统治阶层，其中又有高比例的男性士人，这些人即是他们世代的文化精英，又多在历史上默默无名，在学术上没有特殊成就。换言之，他们是士人社群的普通成员，他们的墓志刚好利于探测时代思想的基调。” 归葬者，亡于他乡，落叶归根至故里。如姚迁卒于河南府洛阳县审教里，与妻韦氏“迁窆于河南府河南县邙山之茔”［5］。姚洁“卒于洛阳瀍涧乡重光里”，“迁窆于邙山先君之故茔”［9］。河南府，武德间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等九州岛。洛州领河南、洛阳、偃师、陆浑、伊阙等九县。迁、洁卒于洛阳县，葬于河南县邙山。姚中璠“终于洛牧公田之私第，……归葬于邙山之阳，附先茔之礼” 姚如衡妻源氏“去春二月八日暴疾卒廨舍”。如衡“去夏六月寝疾于所部，廿七日薨于宝苻里”［7］，时任恒州真定县丞。恒州，唐初治今正定（今河北正定南)。元和十五年(820）避穆宗名讳改名镇州。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返葬几近一年，于次年四月“葬于邙山北岗”［7］，其中的花费、困难和艰辛可以想象。姚希直，天宝十二载(753）八月“终于酸枣县之旅舍”［9］。酸枣县，北魏治今河南延津县北。唐属滑州。十月三十日归葬于河南县北原。 合葬者，即夫妻同葬一墓穴。姚畅与妻陈氏，“爰奉双灵，衬同一椁”，“窆于河南县千金之乡，邙山之阳”［6］。姚忠节与妻刘氏“合葬于邙山平乐乡”［6]，即唐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 卒葬洛阳的还有孝宽、思忠、姚子、静通等。其中，静通及祖、父、子，四代不仕。志文未载静通卒于何处私第，只语“权窆于城南龙门乡”［8］。并感叹身为陇西人的姚氏，葬于洛阳，“魂归异壤”［8]。 相对洛阳，卒葬西安的姚羌少，有姚承珇、姚贞谅夫妻。承珇妻王氏先公而谢。承珇解印言归，卒于崇化里私第，“祔于长安县高阳原旧茔”［5]。祔，合葬。《礼记·檀弓上》:“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孔颖达疏:“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来盖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将后丧合前丧。”元代并入临潼县。可见，承珇、贞谅在葬地都有家族墓地。 (二)任职地域分布 唐代姚氏羌人出仕一般被选为外官，担任刺史、县令等牧宰之官，加上其曾祖、祖、父在前朝任职，他们的足迹已散布今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辽宁、湖北、四川、贵州等地。有的是历史上姚秦羌人迁徙、转战之地，更多的则是他们入仕为官经略、生活之地。既有政治中心、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也有远离中央政府的边地，且以中原北方为主。 如姚孝宽，隋毗陵郡无锡县令。毗陵郡，辖今江苏常州市。志主卒于洛阳敦厚里第，“亲朋哀悼，情逾阙里之悲”［5］。阙里，孔子故里。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24］暗示志主故里洛阳。“泊随紊不纲，抽簪辝秩”［5］，指隋炀帝杨广谋夺太子之位，登皇帝位。隋失纲纪，孝宽辞官，返还洛阳约在此时。 姚畅高祖基，蜀太常卿。曾祖恭，晋任光州长史。光州，一为北魏分青州置，治掖城（今山东掖县)。隋唐改东莱郡或莱州。一为晋安帝立光城县，南朝梁于县置光州，治光城县（今河南光山县)。隋改弋阳郡。唐武德复光州。南朝承袭晋，志称晋光州，疑河南境内光城县。祖干，齐并州录事叅军。并州，东汉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隋唐因之，辖境渐小。开元升为太原府。父宾，板授河间郡守。唐置瀛州，曾改河间郡，治河间县（今河北河间市)。妻陈氏“诏板授河南县崇业乡君” 姚思忠不仕。祖荣，隋营州司仓黎军。营州，北魏置，治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东北)。隋唐不改，是历代统治者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 姚忠节曾祖桢，齐任扬州长史。三国魏、吴各置扬州，分别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治建邺(今江苏南京)。西晋灭吴后复合。《宋书·州郡志一·扬州》:“扬州刺史，前汉刺史未有所治，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吴治建业。”可知，晋平吴以后，直至南朝，扬州治建邺。祖宾，隋洺州司法参军。北周分相州广平郡置洺州，治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隋因之。父荣，隋相州汤阴县令。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 姚嗣骈其先南安人，因宦徙家为“晋陵人”［5］。晋陵，唐常州（今江苏常州）属县。祖镐，唐行毫州长史。亳州，隋谯郡。唐改为亳州（今安徽亳州)。 姚元庆河东芮城人。河东，秦汉指河东郡地，唐以后泛指山西。芮城，今属山西运城。“贞观元年废芮州，以县属陕州。［26］志主先后在均州豐利县、晋州洪洞县、剑南道、房州任职。均州，治武当县（今湖北均县西北)。晋州，治平阳古城（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剑南道，贞观置，开元后治益州（后升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房州，曾改房陵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曾祖粲，隋高平郡赞持。高平郡，治高都（山西晋城县东北)。“唐初置泽州，寻为高平郡，后复为泽州。” 姚迁吴兴郡人。吴兴郡，三国吴析吴、丹阳二郡置，属扬州，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下菰城)。隋唐为湖州，天宝曾改吴兴郡。父冏，夷州都上县主簿。《旧唐书·地理志三》载都上县(今贵州石阡西南)，“武德九年属黔州，贞观四年，置夷州，为理所。十一年。州移治绥阳县(今贵州凤冈县西北)。”［17]迁先后在邛州蒲江县、徐州沛县、河南府伊阳县、京兆府奉天县、益州大都督府户，即今四川邛崃、江苏徐州沛县、河南嵩县、陕西乾县、四川成都等地任职。 姚承珇曾祖炽，隋银青光禄大夫、青相魏三州刺史、金明郡开国公。青相魏三州，分别治益都（今山东青州)、安阳城（今河南安阳市南)、贵乡县（今河北大名县东北)。金明郡，北魏置，治永丰（今陕西延安安塞县)。隋废郡改县，再废县。祖、父在杭州、兰州任职。承珇先后在定州义丰县、潞州屯留县、陕州硖石县、京兆府同官县、滑州灵昌县，即今河北定州安国县、山西屯留县、河南陕县、陕西铜川、河南滑县等地任职。子寰，前岐州山泉府折冲。岐州，后升为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县。 姚贞谅家族世代在甘肃为官。烈祖道安，秦州长史。秦州（今甘肃天水市)，陇右道治所，曾改天水郡。祖父宏，回乐县丞。回乐县，朔方节度治所，故城在今宁夏省灵武县西南。父盖，定安县尉。定安县（今甘肃宁县)，唐宁州治。 结语 唐朝国家统一，民族、文化多元，信仰自由，各族共融共存，互相交流融合，华夷不分成为民族意识主流，胡汉之间的种族界限日益模糊。姚秦后裔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甚至为了生存需要，承继尊儒传统，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到唐代，虽然在族源上旗帜鲜明地表达族群认同，但对唐国家认同，使他们不论在文化修养、入仕为官，还是通婚、葬俗礼仪，都浸染华风，俨如唐人。这也是晚唐姚羌墓志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从唐大中至五代，我们只发现一通姚羌墓志，即南唐升元六年(942)《姚嗣骈墓志》，出土于江苏省扬州西郊。可见，唐代姚秦后裔渐渐融入汉民族，奏响了中原北方差人的挽歌。这既是唐代羌汉融合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它的警示是，在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保持民族精髓，否则必将为历史遗忘。考察唐代姚秦后裔，无疑对今天怎样保护羌族历史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羌族种落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YJA870001;2015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姚氏羌人文献搜集与整理”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SB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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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碑志中的羌人吴明冉 曾晓梅 严木初
关键词〕羌人唐代碑志宗教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时古羌人大量内迁，时至唐代，受汉文化影响愈加深刻，民族融合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丰富的唐代碑志为研究古羌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根据这批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考察羁縻制下内附羌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与各民族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83(2013)04－0072－06
唐王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间留下的大量碑志，成为研究唐代历史、宗教、民族、语言文字等多领域多学科的重要资料。
其中，不少碑志蕴含着丰富的古羌人信息，我们据此条分缕析，考察古羌人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姓氏和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于研究羌族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大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羁縻制下内附羌人的地位
唐朝中央政府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推行羁縻制度。羁縻制度萌芽于秦汉，成熟于唐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①用羁縻府州安置内附的各少数民族，并根据其领地大小、人口多寡，分别建立府、州、县，因俗而治。全国总计856个羁縻府州，按地区分别由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管辖，以此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以确立、巩固少数民族地区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领属关系，同时又给予少数民族较大的自治权。所有的羁縻府州，均由该地区的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
古羌人在历经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后，有很大一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因此，到隋、唐时，羌族主要聚居地区已大大缩小。从文献上看，这一时期羌族的主要聚居地区，除了他们的原始居地河曲及洮水、白龙江流域而外，主要就是岷江上游、黑水流域及其西北直至今青海南部一带”②。“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③。贞观三年(629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党项羌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唐太宗“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④。贞观九年岷州都督刘师立招诱党项羌，“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⑤，安置其众在今岷江上游及甘青交界的羌人居住区。贞观初置羁縻州九个，后归属部落增加，设州渐多，至天宝十二年(753年)仅松州都督府就有104州⑥。羌人地位及其在羁縻府、州、县担任选官或世袭官职的情况，在碑志材料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下面就墓志作具体分析。
1．永徽元年(650年)《金行举墓志》，河南省洛阳市出土。金行举时任“车骑将军”，“陇西伏羌人也”。其“父达，周芳州刺史，雄才盖世，英略佐时”⑦。“合川，秦、汉已来为诸羌保据。后周武帝逐诸羌，始有其地，置合
〔作者简介〕吴明冉，女，1988年生，西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为阿坝师专藏汉双语教育系教师;曾晓梅，女1964年生，阿坝师专图书馆研究馆员;严木初，男，1963年生，研究生，阿坝师专双语教育系副研究员，邮编623002。
川县，仍于县置叠州，取郡山重叠之义。旧治吐谷浑马牧城。”“武德元年(618年)，置芳州，领常芳、恒香、丹岭三县。神龙元年(705年)，废芳州为常芬县，隶叠州。”⑧金行举之父金达既为羌人部落酋长，又为芳州行政和军事长官。他不像汉族官吏一样是通过考取功名获得官职，而是率领整个部落参加府州政权;他与当地羌人之间不仅有统属关系，更有亲长关系，体现了氏族部落社会的特点。按部落酋长世袭制原则，部落酋长在唐朝政权机构中的职位也是世袭，如哥邻羌，西山第一大羌部。其王董卧庭卒后“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啰为保宁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⑨。唐王朝政府承认其世袭，但须经过王朝审批册封方为合法。金行举未世袭其父刺史职，大概是未得审批，而“授承御上士，寻迁车骑将军”⑩，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内附后的羌人，可依据个人才学、实力获得文武职官，不排除通过科举进阶的可能性。车骑将军，汉制，为将军名号，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魏晋南北朝多沿置其名，但地位已经下降。隋车骑将军属骠骑府。唐贞观元年(627年)改“车骑将军为游骑将军”（11），但在唐代碑志中仍见此职官名，如龙朔三年(663年)《贺兰淹墓志》“大唐故车骑将军贺兰君墓志”（12）;乾封二年(667年)《王道智墓志》“唐故左骠骑左一车骑将军上柱国”（13）。考其原因，一是唐朝建国之初，多沿用旧制;二是唐朝“官名品秩，屡有改易”是在高宗永徽(650～655年)之后（14），与墓志显示的时间基本一致，在这个时期唐朝军政体制改革尚在不断调整中。
2．开元十五年(727年)《理县朴头题记》，摩崖刻于四川省理县杂谷脑，内容述及唐朝与吐蕃之间一次战事，“朝散大夫、检校维州刺史、上柱国焦淑”，“领羌、汉兵及健儿等三千余人，讨除其贼，应时败散”（15）。碑文以羌字居首，可知焦淑率领的维州唐兵中拥有诸羌士卒，并以羌兵为主。此战及指挥者焦淑、参战羌兵，新、旧《唐书》皆无记载，焦淑的事迹亦不详见于其他史籍，可补史乘之不足。吐蕃自贞观八年(634年)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开始，就不断出兵与唐争夺凉、松、茂、雟，即今四川西部、西北部及甘肃东南部地区。至开元十五年时，吐蕃的进攻更加声势浩大，《新唐书·玄宗本纪》“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当年闰九月“寇安西，副大都督赵颐贞击败之”（16）。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及安西时，史籍未载剑南维州也采取军事行动以配合安西赵颐贞击破吐蕃的战争，《理县朴头题记》证明开元时期维州已成为唐朝抵御吐蕃军事重镇，也为在对吐蕃的战争中，羌人站在唐王朝一边提供了实证材料。羌人长期处于吐蕃与唐朝拉锯战地带，《旧唐书·东女国传》讥刺西山诸羌为介于唐蕃之间的“两面羌”（17）。从唐王朝本身看，一直存在来自西吐蕃、北突厥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中央王朝对羌人部落与地区实行弹性的羁縻制度，统辖十分有限。羌人在夹缝中求生存，西山羌人首领一方面代袭唐王朝所封刺史等官，一方面又阴附、潜通吐蕃，实在是无奈之举。
3．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拓拔守寂墓志》，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韩岔乡元盆洼村出土。志主祖先“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授大将军宁府君”;“高祖立伽府君”“率众内属”，“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圁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曾祖罗胄府君，”“拜右监门卫将军押十八州部落使，仍充防河军大使”;“祖后那府君”，“拜静边州都督，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赠银州刺史”;“考思泰府君”，“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静边州都督防御使、西平郡开国公”，“赠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志主拓拔守寂“即西平公之元子也”，“起家袭西平郡开国公、拜右监门卫大将军，使持节淳、恤等一十八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寻加特进，干父蛊也”（18）。“干父蛊”，指守寂主事。梳理志文，宁府君即《隋书·西域传·党项》所载拓拔宁丛，隋开皇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19）。立伽，即前文赤辞，于贞观九年(635年)内属，拜西戎州都督，由于吐蕃势力北上，恐被其吞灭，由原辖今岷江上游及甘青交界之地，辗转内迁至关内道北部，今陕西北部地区，即志文所云“徙居圁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20）。《新唐书·地理志》:“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领州二十五。”（21）志文与史料吻合。赤辞之后罗胄、后那、思泰，包括守寂，皆世袭静边州都督、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西平郡开国公等职。守寂更因“业继英豪，志怀忠烈，绥其种落，捍我边垂，岁序滋深，勋庸益着，生而懋赏，既洽于荣章，没有追崇，更优于宏数”，死后“宜增上卿之位，以饰重泉之礼，可赠鸿胪卿”（22）。“上卿”、“鸿胪卿”，均为官名。上卿，周制，宗室及诸侯皆有卿，晋代对诸候王国三卿亦尊称上卿。历代沿用。鸿胪卿为从三品。朝廷对于去世的羌人首领，加赠官职，显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宽松政策。守寂“弟开元州刺史守义”（23），开元州，亦唐置羁糜州，当在甘肃旧宁夏府境，是唐朝优待羌人，特别是羌人首领族人的又一佐证，也为之后党项羌人依靠唐王朝庇佑，休养生息，壮大崛起，继而与其他势力分庭抗礼埋下伏笔。
关于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是来自北魏皇族鲜卑拓拔氏还是羌人，自唐代以来学界就有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认为出自羌族。《拓拔守寂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实证材料，志文“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24），源自《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25）。意为志主先祖为炎帝之后姜姓支脉，表达了对羌族的认同。《旧唐书·西戎传》党项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26）《元和姓纂》成书于元和年间(806～820年)，晚于墓志几十年，把党项拓拔氏定为鲜卑之后显然是揣测，缺乏依据。周伟洲（27）、王福春（28）一致认为:如若没有确切的论据，党项拓拔氏源于元魏拓拔氏的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二、羌人宗教信仰
羌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许、又称释比文化为中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白石神塔代表万物神灵的自然崇拜上。这是在人类原始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原始宗教，“与其它原始宗教相比，羌族宗教有其显著特点，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拜。这是释比文化的核心”（29）。在羌人的观念中，所有神灵，除火神以火塘上的三块石头为代表外，其余神灵均以白石为表象，被广泛地供奉在山巅、水边、田间、屋顶以及石砌纳萨神塔上，并无具象，也无庙宇。这样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到羌族历史、民俗、文学、艺术、建筑、伦理等各个领域，是羌族理念的体现和羌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在羌族原始宗教的传承过程中，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羌人的大量内迁，受到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其宗教信仰也一度出现适应性的调整，逐渐接受道教、佛教。特别是受到佛教造像的影响，开始借助于造像、寺庙等具体、可视、物质性的实体，伴之以发愿文、刻经，以表述其抽象的宗教信仰（30），这是羌人一改传统宗教信仰无具象、无庙宇的一次大胆尝试。当然，唐朝羌人信仰从吸收、接纳、信奉到扬弃，历经了一千多年的洗礼，直到今天仍然沿袭、坚守着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仍然以自然崇拜为其宗教的核心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非常有趣的是，作为儒、佛、道一体的唐朝，只为我们留下了羌人佛教信仰的痕迹，我们在南北朝碑志中普见的羌人道教信仰，在历史进程发展到唐代时，似乎忽然销声匿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待考的疑问。下面利用石刻文献，具体讨论羌人在唐代的信仰。
1．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位于四川茂县叠溪镇校场坝点将台北面及东北面。贞观四年(630年)造，共22龛76尊造像，人物有释迦、弥勒、药师、观世音、文殊、普贤、迎叶、阿难、力士、飞天、供养人等，以释迦、观世音像为主。其大小尺寸不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虽经多年风霜剥蚀，但形态几无损坏。造像为当地官吏捐资凿刻。题记刻于龛外，共19则，涉及众多职官及州府县名，如1号龛题记，翼州军政首脑“持节兼翼州诸军事、翼州刺史、上大将军”率录事参军、司仓参军、行司户参军、行参军、统军、右别将、戍副等武将及翼针、翼水、左封、石臼县等行政官员出资开凿佛像（31）。就题名而言，仅第8号龛有羌人题名“西义州行参军张、录事姚”，“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32），但该地区早在北周就为羌人聚居区，至今居民仍以羌人为主。《元和郡县图志》卷32载，北周天和元年(566年)“讨蚕陵羌，又于七顷山下置翼州，以翼针水为名”（33）。《旧唐书·地理志四》云:“翼州下，隋汶山郡之翼针县。武德元年，分置翼州。六年，自左封移州，治于翼针。”“翼水，汉蚕陵县，隋置翼水县也。”（34）翼针县故址即今茂县校场坝南1公里之叠溪古城，辖境约当今四川省茂县西北部和黑水县东部。从以上职官看，作为羁縻的翼州建置健全，虽是唐与吐蕃对峙的前方重镇，集结了唐朝重兵防守，但唐朝政府在此区域统治稳固。贞观四年，各级官员于此开凿佛像，当有政治和军事原因，题名未载，也无其他他料考证。
值得关注的是，此地造像题名，多是戍边军人及其家属。如出土于四川省茂汶县城东门校场坝中村寨西南的南朝永明元年(483年)《释玄嵩造像记》，“西凉曹比丘释玄嵩”（35）;《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署军职题名，除上述军政职官外，还有“□州司户参军刘绍约”、“翼州翼水县丞上骑都尉杨和鸾”、“翼州行□□参军□”、“翼州孝刺史梁夫人”、“佛弟子梁大逢夫妇”、“翼州孝女佛弟子梁大逢妻”、“翼州孝刺史□□□及□母”（36）。及至宋代，有“□义郎知茂州军州事讼□边都巡检使节制张□□制置大使司□要□提军马抵此扼塞”，元代有“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封上万户文□引兵至此至”（37），可知羌族聚居区的佛教信仰源远流长，与驻军之间有很大关系。今四川黑水县木苏乡黑水河东岸崖壁晚唐《徐古吐蕃摩崖造像》，共19龛，分上下四层，凿一佛二弟子，释迦佛、二世佛、西方三圣、观音等，其体态丰满，着吐蕃服饰。黑水，唐属翼州，晚唐为吐蕃所并。该“吐蕃摩崖佛教造像四川尚属仅见，在全藏区亦罕见”（38）。再次说明唐代羌人佛教信仰与战争有密切关联，也印证了该羌区在唐时是唐朝抗击吐蕃的前沿地段。
2．仁寿寺《陀罗尼经幢造像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均出土于四川省汶川县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原唐代仁寿寺旧址。造像碑约刻于唐永昌元年(689年)，正面上部刻华盖，华盖两侧有宋代补刻铭文。中部为宋代补刻石龛;下部为唐刻石龛，龛中刻一主尊二胁侍。两侧均刻陀罗尼经文，首尾磨损泐蚀严重。背面由于嵌于墙上，情况不明。经幢约刻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八角石幢。上端有屋顶形宝盖，中部为碑文，下为莲花瓣座。上中下三部组合为一体，可搬动。幢顶及基座已失，仅存幢身，藏于汶川县文博馆。幢身上除第四面仅有少许经文，并无佛像雕刻外，其余七面皆上端线刻释迦牟尼像，下为陀罗尼经文。上端每面刻一尊坐像，四佛、四菩萨相间，下部每面刻陀罗尼经咒。造像碑和经幢上的经文、经咒与《大藏经》第十九册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基本相同，造像碑刻经序和经文，经幢刻经咒（39）。威州仁寿寺始建于唐元和(806～815年)年间，宋朝进行过重修，接引佛像立于大佛殿侧，唐宋香火甚盛。清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供如来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庙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旧庙遗址上建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即今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唐代佛教造像四川境内不多，岷江上游仅发现以上两处。在唐代佛教仍是四川羌族地区普遍的民间信仰，只是佛主崇奉从南朝的无量寿、弥勒佛变成了观世音。羌区观音菩萨在民间信徒中地位的提升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步，反映出羌区与汉区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40）。
三、羌人与各民族融合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西周、东周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都处于“治乱更替”和“统一与分裂”阶段（41）。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兵祸连结，北境各少数部族有的崛起，向南发展;有的被强盛民族征服，融合归并;有的为求生存，被迫内迁，与汉民族错杂而居。他们人数甚众，比如“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42）。至贞观九年(635年)，仅党项内附者已达34万人。唐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儒佛道三教并立，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混融和风俗文化的认同。羌人学习汉文化，与汉民族聚居、杂居，婚姻、姓氏、风俗习惯等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天宝二年(743年)《钳耳墓志》，钳耳“弱冠，补国子生，秀才擢第”，立志“愿带七尺之剑，游天子之阶;持五千之兵，断匈奴之臂”，“调补河南洛汭府左果毅”（43）。其饱读诗书做了秀才，本是文职却做武官，暗示羌人内迁中原后，仍保留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习俗。
墓志云:“其先出自有周，厥初生人，时惟姜媛，诞彼后稷，至于古公，以及王季。王季之子曰泰伯、曰文王、曰仁虔。泰伯让位，肇有于吴;文王受图，是兴于镐。虔仁赐土于冯翊，其后以王父字为氏，时人语讹，以虔仁为钳耳矣。圣人之胤，其必蕃昌，树德先公，泽流后嗣。”王季，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姬昌之父，其兄太伯，也称泰伯。《论语注疏》卷8《泰伯第八》:“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长子。次弟仲雍，少弟季历。季历贤，又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王季。其让隐，故无得而称言之者，所以为至德也。’”（44）“仁虔”，据志文当“虔仁”之误倒，为周文王之弟。“时人语讹，以虔仁为钳耳矣”（45），志文假设语讹，高攀远祖出自姬姓，是黄帝后裔，以掩饰其少数族裔身份。用典虽误，但足见钳耳君深受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影响，而且文化修养较高。“钳耳”、“虔人”、“虔仁”、“箝耳”，复姓，均羌语之汉译，取其音同而已，所选记音的汉字或示种族区别，或取褒美之意，各有侧重。随着民族融合，很多羌人已经改姓氏。如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46）造像者王庆时，名遇，《魏书·宦官王遇传》称他“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47）。氐羌之王姓，本是钳耳氏，改同汉姓，而不是造像发愿文所谓本王姓，改氏钳耳，复改为王。《钳耳墓志》志主继续羌人“钳耳”之姓，以及其尚武之习，都说明羌人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以寄托本民族的精神情怀。
2．天宝七年(748年)《钳耳君妻薛氏墓志》，与《钳耳墓志》同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张沟村。“夫人，河东人也。广陵郡六合县令德均之曾孙，上党郡长史膺朝之孙，信安郡信安县令公之季女。”薛氏为汉人，“自承奉高门，日增婉顺;疋谐君子，尤长贤和……德具其仪静，虽古之哲妇，无以加焉”（48）。钳耳君居汉地，娶汉女，卒后与妻同葬于汉地“河南县龙门乡西原”，表明唐代羌人进入中原后，除沿袭羌族的内婚制，同时与其他民族通婚，向外婚制发展，从而羌人与其他民族进一步融合。《金行举墓志》，其妻“郭氏，太原人也”，也是羌人与汉人通婚的例子。
3．《拓拔守寂墓志》，守寂为党项拓拔氏赤辞的孙子。赤辞于贞观九年因功被“赐姓李氏”，死后朝廷加赠官职，后代世袭其位。乾宁二年(895年)《白敬立墓志》，出土于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志文述及“夏州节度使、朔方王”（49），即拓拔思恭。《宋史·夏国传》载:“唐贞观初，有拓拔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拔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姓李。”（50）思恭割据夏州，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李彝谨墓志铭》、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破丑夫人墓志》、后汉乾佑三年(950年)《沛国夫人里氏墓志》等，可以帮助我们考察、梳理夏州拓拔李氏家族世系、赐姓等问题，从而补充汉文文献简略之不足。
纵观碑志中羌人姓氏，汉魏南北朝遗存较多，隋唐渐少。其改姓、赐姓，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政治，或婚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羌人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唐代民族大汇聚、社会大发展。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羌族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11YJA870026。
注释:
①（16）（21）《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第132页;第1123页。
②马长寿:《氐与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③④⑤⑥⑧⑨（11）（14）（17）（26）（34）《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第5291页;第5290页;第1699页;第1638页;第5279页;第1784页;第1786页;第5279页;第5290页;第1689页。
⑦⑩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2)，郑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2）吴钢:《全唐文补遗》(6)，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1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2)，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92年，第456～457页。
（15）四川省文物志委员会:《四川省文物志》，內部出版1985年，第128页。
（18、20、22、23、24、28）王福春:《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19）《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6页。
（25）《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27）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29）陈兴龙:《羌族释比文化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30、40）曾晓梅、吴明冉:《南北朝造像记与羌族宗教信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6期。
（31、32、37）于春、蔡青:《四川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06年第2期。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3页。
（35）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第67～71页。
（36）王金翠:《隋唐造像记发愿文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3～49页。
（38）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57页。
（39）雷玉华、罗进勇:《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31页。
（41）李文学:《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治乱更替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兼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谐———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2009年，第373页。
（42）《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3页。
（43、45、48）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第188页;第214页。
（44）〔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6页。
（4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3)，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269页。
（47）《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23页。
（49）康兰英:《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50）《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2页。
〔责任编辑、校对田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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