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父系社会家谱的编撰和利用——历史记忆、族群关...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1-29 15:58 编辑两个父系社会家谱的编撰和利用———历史记忆、族群关系及传统建构的人类学研究
王建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原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33卷
摘要:汉族周边社会的特殊性使人类学传统亲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遭到了挑战，摆脱“历史的真实”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模式的桎梏，从研究对象之传统建构话语体系的象征分析中寻找理解其自身问题的路径，是研究方法上一种新的尝试。针对两个不同性质父系社会家谱编撰和利用状况的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开展家族及亲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父系亲族﹔家谱;历史记忆;亲族话语﹔象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78X (2007) 06—0001—07
本文以玛纳斯汉族和固原回族两个父系社会的家谱编撰和利用作为考察对象，通过结合家谱记载与当地居民生活实践的比较分析，搞清他们亲族话语中的主要问题及其象征表述方式。笔者相信，这种注重亲族话语的象征分析的个案研究，不仅能给目前人类学亲族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来自周边群体的参照视角，同时也有利于深入理解家谱在人类学亲族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及多样的使用途径。本文所依赖的第一手资料，均来源于笔者自身的田野调查及用日文撰写的相关专题论文。
两个周边社会:父系亲族与家谱
(一）新疆玛纳斯的传统汉族社会
清朝以前的玛纳斯是天山北部蒙古部族统治下的游牧地区，主要生活着哈萨克和蒙古牧民，还没有形成农业耕作区及商业城镇。清朝对西域的军事统治全面展开以后，特别是在乾隆初期平定准格尔的军事征服中，玛纳斯成为向西进军的军事要塞。大规模屯军促使当地农业和商业快速发展，很快形成了玛纳斯城。之后，随着清朝政府回汉隔离政策的放宽，农业技术人员、商人及流放罪犯开始移入，汉族人口逐渐增加，玛纳斯成为北疆地区一个主要的汉族聚居区[ 1](Pl31—140)［1］。
这一地区传统的汉族居民一般被称为“老新疆人”或“老户”，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迁入的汉族居民有很大不同。从生活环境上来看，他们夹杂在周围维吾尔、回、哈萨克等少数民族
收稿日期：2007—06—12
作者简介：王建新 （1956—）男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中国中西部操突厥语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研究。
①2005年该县总人口约为 13∙84万人其中汉族 11∙83万人哈萨克族 1∙11万人回族 6977人维吾尔族 5175人其他民族 1045人 （摘自 《新疆统计年鉴 》2005年110～111页 ）。
居民之间，生活习惯、语言及行为方式都趋于地方化和多样化﹔在意识形态和族群认同方面，尽管有明确的汉族归属意识，但他们不具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进疆汉族居民的那种大民族优越感，相反却有强烈的少数者意识，有被周围民族围攻、追杀及忍辱生存的群体记忆。历史经验不但使这个汉族群体的文化多样化，也使他们具有了建构内部社会网络、自强自卫的文化传统。其中，这种社会现象的一个突出写照就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大规模亲族组织。
笔者在玛纳斯县调查期间接触过的张、刘、李、吕等诸多父系亲族中，吕氏家族是规模较大、家会组织完备、家谱保存完整的一个。据吕家家会的统计，截至2002年，该家族在玛纳斯及其临近地区的成员约有1万人左右，多数从事农业，也有一部分为城镇商业居民及国家干部。其中过半数的5000多人分布在县城北郊外属北五岔乡的西沙窝道、西沟及西岐等3个行政村的20多个村落，占全乡总人口约70％以上①
吕氏家会会长和副会长分别由玛纳斯县城的两位吕氏长老担任(一为退休老干部，另一为县医院的药剂师)，但考虑到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组织活动方便，家会总部设在西沙窝道村东吕家庄。该村民小组总人口为200人，共51户，均为汉族;其中，除罗、朱、刘、徐、白等姓氏13户以外，38户 150多人属吕氏家族成员。吕氏家族的前任族长吕永鸿的两个儿子分别任家会秘书及相当于当地吕氏族长的头姓;同时，作为人数最多、最有经济实力的吕氏家族的代表，弟兄二人也分别担任村长和会计。他们在家会中的主要职责有以下3项:第一是整理并保管家谱、管理家祠、族地、祖坟等家族设施﹔第二是负责家会与各地头姓的联络和沟通，征集会费﹔第三是组织家会会议及祭祀活动，如清明节扫墓、7月15日祭祖和10月1日的家会年度总会。
笔者2002年夏在该地调查时，吕氏家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及20名各地头姓担任的理事组成。吕氏家族原有80亩族地，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归为共有，家祠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近年经申请乡政府批准，在东吕家庄村外吕氏家祠的旧址附近划了一栋旧房归吕家家会作家祠使用，另外从周围的3个吕氏家族成员较集中的村落各划出一块土地，凑足80亩交还吕氏家会。笔者调查时，家会正忙于收回族地、修整家祠、制作家族成员登记表。据当时家会会长吕永生老人介绍，家会希望尽快完善所属设施，使其具有独立的经营基础，从而使家会在组织和运营上进入良性循环。其目的是在家族内部形成切实可行的经济互助、教育奖励及福利制度。由于这一目的的实现取决于家族全体成员的支持，通过整理和编撰家谱，摸清和把握家族成员的实际情况，就成为家会的重要任务。
(二)宁夏固原回族的移民宗教社区——灵明堂固原分堂
该分堂的组织基础是1941年躲避日军入侵、从河南偃师马屯故乡逃难迁入固原三营镇的18户马姓和姚姓回族居民。最初，他们在宗教领袖马仁普的带领下建立了河南寺，属老教格底木。在军阀混战、伊斯兰教派林立的固原回族社会，为了生存和取得周围居民的认可，河南寺信众又随马仁普集体加入了教祖马灵明于1915年在兰州市创立的苏菲门宦灵明堂;河南寺遂成为灵明堂所属清真寺，改称明月堂2。宗教上的皈依和经济生活上的共同努力使马、姚两姓河南移民得以安居。1958年，明月堂的精神领袖马仁普被打成反动会道门首领冤死狱中，使马、姚两家信众蒙受了精神打击。1981年2月，县政府为马仁普平反，明月堂作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的地位恢复。1986年农历7月24日，马仁普的遗骨被从公墓迁移入明月堂清真寺院内。1990年农历5月26日，灵明堂第三代教主汪守天亲赴固原三营，主持宗教仪式，正式把作为神圣道统象征的马仁普的遗骨纳入清真寺院内的六角塔式拱北。自此，固原灵明堂清真寺具有了拱北③，成为灵明堂继兰州和哈密之后的第三个道堂。
截至2003年夏，固原分堂约有成员120户1000多人，主要从事农业、商业及货物运输业④。从伊斯兰宗教道统上看，分堂属于位于兰州市五星坪的灵明堂总堂的一个地方分部;但从
①各个父系集团的人数没有统计数据可查吕氏家族的情况是从对家会负责人们的访谈中得到的。
②具体加入灵明堂的年月不详但根据分堂乡老们所反映的情况看应该是在 1945年以前。
③受该苏菲伊斯兰门宦教徒崇拜的领导人的陵墓。
④目前没有正式公布的统计这个数字是笔者 2003年夏在对该分堂负责人的访谈中得到的。
其内部管理体制看，以马、姚两姓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亲族组织是该分堂形成和扩大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分堂的宗教事务，如礼拜、各类仪式、祭祀活动及宗教教育等，都由兰州派来的热伊斯(阿訇）负责;而诸如财政、日常事务、信徒的相互扶助活动等则由马、姚两姓推选出的10人管理委员会负责。热伊斯对分堂的管理事务可以提出建议，但最终决定权在管理委员会[ 3]。管理委员会对热伊斯的宗教服务状况进行监督，向兰州方面汇报情况，批评或支持其工作。宗教道统与父系亲族在该宗教社区形成一种合理、和谐的内部管理机制。
固原马、姚家族修订家志的活动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向河南故乡扩大教门的过程中，应加强与当地居民连带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固原方面已故宗教领袖马仁普在河南偃师马屯故乡曾有过一个堂弟叫马光普，在该村传播灵明堂教义直至1996年去世。受到马光普传教的影响、并通过固原亲属的介绍，马屯村的一部分马、姚姓居民加入了灵明堂。之后，他们在兰州总堂的支援下，在本村买下一个废弃的小学校舍，建起清真寺，开始了独立的礼拜活动。在这一宗教道统的传播过程中，父系血缘关系成了连接两个不同地区回族社会的媒介。在河南马屯，马、姚父系血缘甚至与周围村落的汉族居民形成跨民族的连带关系，使得回族居民在社会网络的利用上形成向外扩大态势。这种广泛的社会连带关系使固原马、姚两姓居民认识到家志的组织及象征意义，开始关注家志的编撰和利用。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玛纳斯的吕氏家族和固原的马、姚家族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地理及社会环境中，但他们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移民社区，都有背井离乡、苦难生存的历史记忆，社会内部的组织核心也都是父系亲族。从家族起源、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等角度看，他们与中原汉族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谱家志作为父系血缘的社会性表述，具有不可取代的组织及社会控制功能。但是，作为汉族社会的周边性存在，这两个社会内部的组织原理及传统建构的模式又与中原及中国东南部的汉族社会不同，不重视对家族支系间政治经济地位和制约关系的记述，而突出整体的历史记忆、群体连带和协作关系。因此，尽管这两个父系社会都有保存和编撰家谱家志的传统，但其意义和功用更趋向于象征意义的承载和传达。
家谱的编撰和内容
(一）玛纳斯吕氏家谱的保存和编撰
吕氏家谱有大谱和小谱两种类型，内容完全一样。大谱只有一部，尺寸约为50×20am，用上等宣纸毛笔正楷书写，折叠加硬皮制成书形，用于保存和查对。小谱则是B5大小翻印版的册子，分发到各家的头姓，备日常参照。目前的大谱于1986年最新修订，内容包括序言、家族的历史、族规、家系图及排行字(辈字）规定等5个部分。序言和家族历史部分主要包括吕氏始祖的来源、家族的苦难经历、家谱编撰的历史过程及族规等3个大方面的内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记载片断而不连续，之后的记载逐渐详细。其主要内容可摘要如下。
首先，家谱记载吕氏家族的始祖是原住河北河间府(河北河间)、于明成化年间( 1465—1487年）作为军队将校赴甘肃姑藏(武威）驻守边境的吕氏三兄弟中的吕智。吕智家族在甘肃驻扎了10代，清朝统一中国后，由时德和时荣兄弟率领家小向新疆迁移，于乾隆年间(具体年份不祥）来到玛纳斯。迁徙途中将家谱丢失，后派人返甘肃寻根不得，继返河间探寻故乡族谱，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修成五代家谱。这是吕氏家谱的第一次编撰，此后，又进行过7次修订，最近的一次是1986年。
其次，家谱记载了吕氏家族在560多年奔波动荡的年月中，为保存和维护家谱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的历史经历。19世纪中叶以后，家谱与家族一起经历了3次大灾难，但都能化险为夷，使祖宗的遗产保存下来。第一次灾难发生在阿古柏入侵时期，北疆回民军首领马世民响应叛乱在玛纳斯城杀掠汉民，战火殃及北五岔。当时吕氏族长派族人带家谱藏匿北山洞穴，昼伏夜出，躲过了乱兵的追杀。第二次是在三区革命时期，伊力革命军直逼玛纳斯河西岸，北山哈萨克牧民的骑兵队乘乱下山抢掠。许多村民被杀，有族人带家谱深藏家祠地下的地道幸免遇难。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吕家作为地方封建世家受到批判，家祠被砸，红卫兵从家祠中搜出了储藏家谱的木箱，没收并运至县政府档案馆，准备与其他类似资料一同销毁，族人曾为之痛哭流涕。
“文革”结束后，吕家冤案得以平反，族人竟然奇迹般从县政府档案馆找回一箱未被烧掉的吕氏家谱，众人喜出望外，皆大欢喜。
再次，详细记载了最近一次家谱的编撰及增改族规方面的情况。民国26年第七次修谱制定10代家谱以后，由于动乱和特殊的社会环境，家会没能继续修谱。1980年以后，吕氏族人迅速由13名头姓组成家会，开始家族成员的调查和续谱活动。1986年，在前次10代谱的天、兴、瑞、永、庆、大、德、世、克、明等排行字上，增加了50字，制成千年大谱。族规方面除包括近亲不婚、孝敬养育、排行字选择和使用、伦理道德方面的传统内容以外，还与时俱进地编入了男女平等、妻女也要上谱的新规定。
(二)固原分堂马、姚家志的编撰过程和内容
马、姚家族自迁居固原三营以后，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一直没有能够顾及修订和编撰家志。从1990年代初期，两家陆续派人回河南故乡查询家族大谱，于1995年制成了马、姚家族各自家志，打印制成B5版册子，分发各家族代表保管使用。两家志的编撰格式及内容排列大致相同，有序言、增续家志的说明、父系谱图及后记等几个部分。与吕氏家谱相比，这两部家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记载族规，而突出族源及族群关系方面的内容。无疑，这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有关。虽然这两部家志在编排形式及内容上都相当简练，有关家族历史叙述的时间跨度大、线条较粗，也较少家谱编撰的历史过程的记述，但仍然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能反映出当地居民历史记忆和群体认同的基本内容及取向。其内容整理如下。
首先，两部家志都记载了始祖及家族起源的历史过程。马氏家志以明朝中期一位叫隐德的家族首领为始祖，说明其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间( 1368~1398)受朝廷派遣，由山西洪桐(洞)移居至河南堰师开荒。最初居住巩县鲁庄，后迁至与鲁庄相邻的堰师马屯村。马氏家族从第13代普字辈开始移居宁夏固原，至今已到第15～16代。姚氏家志则记录其家族原为世居河南巩县鲁庄的汉族姚姓大户，其始祖又可追溯至南北朝陈代的征东大将军姚宣业。姚氏家族从第38代开始移居固原，目前已经发展到第40～41代。
其次，马、姚家志中都有关于其始祖的远古祖先的记录。马氏家志记载，其始祖隐德的祖先是战国时期赵、韩、魏三个家族将晋国分治封侯之赵王的儿子。赵公子奢善于用兵，立功后被册封为马服郡领主，由此改姓马。秦灭六国后，马氏家族移居扶风，其子孙由此向各地发展，隐德为其中的一支(《马氏家志》P28)。姚氏家志也记载其始祖陈朝的征东大将军姚宣业为远古时代姚氏祖先的86代孙等内容(《姚氏家志》Pl)。这些记载都有一个特点，即强调远祖的存在及其与始祖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考证的依据和线索。
再次，马、姚家志都记载了马、姚两家回汉结良缘的历史事实，但对细节描述方面有所不同。马氏家志记载其四世祖马小河的女儿嫁与鲁庄姚家二十八世祖姚永奇的儿子，回民马家与汉民姚家成为亲戚(《马氏家志》P30)。姚氏家志的记载则为:马屯回民马小河与鲁庄汉民姚永奇两家的耕田相邻，每日一起耕作劳动，结为好友，并指腹为婚，说定出生的儿女要相互婚嫁。后来，马家生女，姚家生儿﹔孩子们长大，姚家迎娶马家女子，育有泽广和居广二子。时至明末，地方发生战乱，鲁庄受害严重，民不聊生。马母携二子回马屯避难，遂定居马屯，二子成为回民，因而形成马屯姚姓回民(《姚氏家志》P1)①。
最后，姚氏家志的序言中有一段不长、却非常重要的有关家志编撰过程的记载。1985年，巩县鲁庄汉族姚家开始大规模的修订族谱活动，马屯回族姚家也为之欢欣。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鲁庄姚姓族人将迁居马屯、成为回族的家族排除在外，不予上谱。当时，马屯姚姓族人对此非常痛心，有些年长者甚至痛苦失声。为了厘清族源、搞清历史真相，对子孙有个交待，马屯姚家根据鲁庄族人所编大谱自行续谱，编成《姚氏家志》(《姚氏家志》P2)。这段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原地区回汉两个民族虽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方面有明显差异，但在父系血缘和亲族组织的结构层面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这也可以说，是汉族与回族既高度融合、又保持距离的族群关系的一个写照。
①记载中双方家志对马家第四代尽考的定位不同。马家记载尽考的女儿嫁与姚家永奇的儿子，而姚家则主张永奇是尽考的女婿。这一点需要考证确认。这里笔者暂且采取较为合理的马家的说法。
以上叙述告诉我们，玛纳斯吕氏家族与固原马、姚氏家族对家谱家志的编撰和使用都非常重视，最近一次修谱的时期也相差不远。从内容上看，它们都包含有始祖以后家族的变迁过程、父系图谱、家族规范等内容，但突出的主题和象征取向不同。吕氏家谱突出家族迁徙、受难的历史和家族规范，而固原马、姚家志则强调始祖为中原望族及回汉和亲。这些主题的选择取向在反映处于完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两个父系亲族所面对的不同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结合当事人的生活现实分析他们亲族话语的宝贵资料。
家谱主题的象征意义分析
昌氏家谱和马、姚氏家志的四个记叙主题向我们说明，家谱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事实的纪录，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编撰当事人有意图、有取向的传统建构的过程。这种过程，一方面说明家族的历史遭遇和当事人看待这种遭遇的态度﹔同时也能使我们看到他们在确定记述主题时的文化导向，从而最终了解他们的亲族话语的象征含义。这也正是人类学不认为家谱记述的都是历史事实，却又把它作为重要资料使用的原因。这种认识能使我们摆脱对所谓“历史的真实”之追求的桎梏，从而能把精力投入到与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及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传统建构的深层分析。这一观点可以在下面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一）吕氏家谱的主题——家族受难和家族规范
家族受难主题的中心意思可以整理如下:吕氏始祖作为军队将校从河北河间到甘肃谷藏、再到新疆玛纳斯的迁徙，是奉中央王朝戍边之命的正当义举;但在移居玛纳斯以后的几百年，特别是在晚清以后的战乱时期,家族屡遭周围其他民族的追杀抢掠，保护和修订家谱成了象征群体存亡的头等大事。这里，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已经很明确，即尽管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具有悲伤凄凉的一面，但它是吕氏家族对边疆建设的贡献，是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将这一主题与当前吕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可以看出，强调这个主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吕氏家族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吕氏家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五岔乡，传统文化复兴的20多年来，政府部门的主要职位一般都有吕姓领导人出任，各行政村及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也以吕姓为多[ 2]。吕氏家族占该乡总人口的70%这个社会事实是其族人在政治经济管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时，家族受难的历史记忆使吕氏家族具有一种正当性的话语优势，特别是相对一些移居历史较短、自流进疆的移民群体而言。其次，从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角度看，家族受难的历史记忆虽说使吕氏族人不具有新近移民的汉族群体的那种大民族主义优越感，却使他们懂得作为少数者的生存不易。他们比较努力学习周围其他民族的语言，调整生活习惯，族群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相对于新近移民的汉族群体，这些又都使他们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素质或者说能力，形成他们作为“老户”或“老新疆人”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地位和精神文化。
家族规范主题的社会意义可以分析理解如下。在处于其他民族群体及其他姓氏汉族群体的包围，特别是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主导的对边远地区的优惠政策和福利制度逐渐解体的状况下，区域性群体内部的互助活动成为必要﹔其中，亲族内部的组织运营成为加强群体认同、促进互助活动的关键。吕氏家谱这方面的记载非常明确地反映了编撰者们为适应社会现实而采取的策略性取向。首先，家谱中没有反映家族自身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及家族各支系间主从优劣关系方面的内容。这与目前人类学族谱研究中已经搞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汉族宗族组织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一方面，这与当地汉族人口少，居住分散，亲族组织内部尚没有形成复杂的结构及阶层性分化的社会现实有关。而另一方面，应该说，这也是家谱编撰者们为适应周围的族群和政治环境，尽量减少家谱内容政治宗教含义的取向性操作的结果。其次，从1986年版吕氏家谱中编入了有关男女平等、妻女上谱的新规定这一点看，较之家族内部的支系关系、政治经济权益的分配，编撰者们更关注整体的连带意识、亲族组织的维持及互助关系的确立和巩固。
(二）马、姚家志的主题——始祖的中原起源和回汉和亲
马、姚两家虽然起源于不同的始祖，但在主张始祖的中原起源上却步调一致。这无疑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并共享历史记忆有关。马、姚家族都来自河南偃师马屯，共同的故乡情结、历史记忆、生活习惯及河南方言使他们保留了相当强烈的同类及中原民族意识。在马氏家志有关姓氏及家族形成和发展的描述中，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编撰者们并没有遵循人类学回族研究中一般所论及的西亚及中亚起源的溯源原理，采用回族马姓来自伊斯兰经名穆罕默德字首发音的说法，而是使用战国时期赵王改姓马的故事。这一点与固原地区同属回族的其他伊斯兰宗教社会群体有很大不同。
截至2000年，固原回族总人口约为26万～7万人。其中，新教伊合瓦尼最多约为5.1万人，哲赫忍耶门宦次之约4.1万人，嘎德忍耶3.95万人，虎菲耶3.4万人，格底木3.4万人，赛莱非耶 2000人，灵明堂只有约1000人[ 5](P18—208)①。很明显，以马、姚家族为基础的灵明堂固原分堂是当地伊斯兰教派门宦中最小一支。1995年编撰家志时，马、姚两家延用了故乡族人所撰基本内容，而只增加了移居固原以后家族变化的情况。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根据周围环境，调整始祖和家族起源的记述内容，适应周围的宗教社会环境。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可以解释为继承传统的观念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该说是从分堂的发展和扩大的战略目的出发而采取的传统建构的方针。在宗教道统方面，固原分堂以西面的兰州总堂的屏障，而在社会网络方面，他们又以东面偃师的亲族社区为后盾。这种宗教联盟关系和亲族组织的纵深格局使他们不但不感到孤立，反而认识到要突出自身的特点，并与其他教派门宦设立明确的群体界限。这使马、姚家族与当地其他回族伊斯兰教派截然不同，将始祖及家族的中原起源说作为亲族话语的主题来象征独立的群体特征。
回汉和亲的主题从正面肯定和赞美了两个不同民族间具有浪漫色彩的历史故事。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回族群众对周围汉族居民的近亲认同和友好交往的愿望。特别是姚氏家志，还突出记载了马屯姚氏家族被鲁庄汉族排斥族谱之外时，他们感到愤怒和伤心的、不尽人意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马屯姚氏依然自行续谱，坚持自身汉族起源的历史认同。对于这一点，固原姚氏也全面认同，将这些内容收入自身编撰的家志。这又与固原马、姚家族向偃师马方面的发展有密切联系。1990年以后，灵明堂通过固原分堂向北方和中原方面的发展较快。1996年，当河南偃师马屯的灵明堂信徒建立了清真寺，并开始礼拜活动时，遭到周围其他教派回族居民的激烈反对。清真寺前刻有灵明堂字样的石碑被砸坏，双方群众对峙，关系一度紧张。后来，教主汪守天亲自赴河南与政府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协调，加之当地政府的合理按排，问题很快平息，灵明堂所属清真寺的回族居民得以进行正常的宗教生活。
在这种宗教文化复兴和发展的形势下，利用亲族网络，争取本民族、甚至汉族居民的同情和支持成为固原乃至偃师马、姚家族的发展战略。因而，对灵明堂马、姚家族来说，编撰家志，张扬中原民族认同，强调回汉和亲的历史，是他们巩固和扩大亲族网络，减少和消除敌对群体，最终达到传播宗教道统目标的最为可靠的途径。因而，可以认为，马、姚家志将始祖及家族的中原起源和回汉和亲作为记述主题是强调其自身自古以来为中原居民的主张在亲族话语中的象征表述，也是该宗教社会群体持续发展的最高利益的需要。当然，这种传统建构的象征取向的最终意义，可以归结为伊斯兰文化的本土化或中国文化的伊斯兰化。也就是说，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西亚中亚式伊斯兰在中国的翻版，而是与中国的社会组织交汇融合的结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编撰和利用的过程赋予这些家谱新的象征含义。这些象征含义不仅仅反映当事人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突出表述了他们当前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对待这些问题的鲜明态度。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家谱所采用的四个记述主题是当事人认识和表述自身问题的象征符号，而这些符号的意义的解读，则只能从其赖以成立的亲族话语的展开方式一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性认识及操作过程中去获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对特殊文化现象的深描的前提下，去扑捉当事人“储存于象征中的意义”;并且，近一步对这种意义做出更为人文、公平、合理的解释①。
①这里的统计比当地政府公布的21.6万人多出4万~5万人（《固原志》2001年，第10页)。目前没有其他可以依赖的宗教人口统计，笔者只能采用这个数字为大致参考。
结语
本文的学术目标是通过两个不同民族父系社会的家谱编撰和利用状况的比较分析，阐明汉族周边社会的研究视角在人类学家族及亲族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展示家谱资料在相关研究中的可使用性和挖掘创新的可能途径。笔者的结论是，汉族周边社会的特殊性使人类学传统的亲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已经遭到了挑战，更加合理、更具解释学分析力度的方法论开发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当务之急。通过本文的论述和分析，笔者所能看到的、有可能导致这种学术开发的研究方针可以表述为:摆脱“历史的真实”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模式的桎梏,走向历史过程与现实问题结合的比较分析之路，从研究对象之传统建构的话语体系的象征分析中寻找理解其自身问题的有效思路。本文的家谱研究，只是笔者希望向人类学学术同仁展示的、可选择的资料分析的一种方法。我们还有其他多种选择，可以是家谱其他侧面的解读，也可以是神话、传说资料的分析，也可以是仪式及其他任何物质或非物质文化的挖掘和研究。笔者认为，只要能够找到合理的理论视角，加之有效的资料支持，我们就一定能打开研究局面，我们的挖掘创新就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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