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1 16:28 编辑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戴晓刚（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７４５０００） 原载：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化比较研究】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第５卷第４期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２３（２０１２）０４－０３８０－０５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关键词：前秦；后秦；苻坚；姚兴；十六国；崇儒兴学；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Ｋ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学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标志，“崇儒兴学”作为汉（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就一直为汉族王朝统治者所推重。然自魏晋以降，因长期战乱，加之佛教和玄学的冲击，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一度处于衰微之势。虽则晋武帝即位之初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导儒学，但随着“八王之乱”后西晋政治的迅即中衰，儒学已名存实亡，怀、愍二帝即位又正值“永嘉之乱”，因此晋廷根本无力崇儒兴学。西晋覆亡后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期，此一时期，虽然“五胡”内侵、战乱频仍，然各胡族统治者在其政权汉化过程中大多亦较好地继承了汉族王朝“崇儒兴学”的文化传统。“绝大部分政权在文教政策的选择上明确地确立了崇儒兴学这一方向，为使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十六国各政权统治者身体力行，亲自过问崇儒兴学事宜，影响了一时风气。”［１］４７其中，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的此一汉文化特征极为明显。
一、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均极为重视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的养成，探究发现，其汉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有二。
１ 尊崇儒士前秦政权发端于苻洪，始建于苻健，而发展于苻坚之时。因苻坚颇具汉文化特征，所以当时著名的儒士皆蒙礼聘。北海（今山东寿光）王猛历任中书监、尚书令等六大要职，在其主政期间“外修兵革，内崇儒学”［２］２９３２；乐陵（今山东乐陵东南）王欢以“通儒”为由被苻坚征为国子祭酒［２］２５５１；高平（今山东金乡西）苏通、长乐（今河北西华县东北）刘祥均以“硕学耆儒”分别官拜《礼记》祭酒和《仪礼》祭酒［３］５２；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孙永受苻坚遣使致意；徐嵩以“清向”拜长安令。灭前凉后，苻坚尤其重视礼遇凉州名儒，如敦煌郭瑀即以精通经义而获隆遇［２］２４５５；凉州胡辨受苻坚崇儒之风影响，率弟子千余东徙洛阳，传承儒学［２］２９７９；襄阳名儒习凿齿虽然身残，亦受苻坚嘉奖。甚至就连年已八旬的韦逞之母宋氏，因精通《周官》而受到礼聘［２］２５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５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１１１０－０９）。作者简介：戴晓刚（１９６３－），男，甘肃静宁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已于２０１２－０９－１２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后秦政权发迹于姚弋仲，初建于姚苌，而兴盛于姚兴。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尊崇儒士”亦为姚兴汉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据《晋书》本载记，早在为太子时，姚兴即与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即位初就“责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特别是极其重用尹纬。依《晋书》本附传，尹纬字景亮，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人，因具有较为丰厚的儒家经史修养且颇具远大的政治抱负，历任尚书左、右仆射，辅国将军等要职，从而进入姚兴政权的核心层；古成诜，南安（今甘肃陇西东）人，“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具有明显的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姚兴遂以其“参管机密”；对天水（今甘肃甘谷东）姜龛、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淳于歧、冯翊郭高等“耆儒硕德”，因“经明行修”，姚兴便让他们“教授长安”；尤其到后来，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２］２９７９，颇具东汉儒学大师马融、郑玄的讲经遗风。
２ 兴督儒学 在兴学方面，据《晋书》本载记，苻坚即位初即诏令“广修学宫”。他特别诏令“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惠者，诣博士以授经”，又诏令“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在劝学、督学方面，即位伊始他就诏奖“其有学为通儒”者，还曾数临太学。难得的是在建元八年（３７２年）的巡行中，通过考核，他一次竟将８３个优秀的太学生直接授官。同年，他亲自问难于五经博士，因博士们多不能对，苻坚当即定令：“自是一月一临太学。”也是在同年，他又敕令：“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４］２２７０－２２７１ “兴督儒学”亦为姚兴汉文化特征的另一主要表现。姚兴秉承苻坚等统治者的汉文化特征，大办儒学，成效颇丰，诚如孙培青先生所言：“十六国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之中，后秦姚兴更为重视中央官学的置办，其办学规模和成效均较为显著。”［５］９６朱大渭先生亦盛赞姚兴“大办学校，广招儒生”［６］３４４。据不完全统计，姚兴时习儒的官学生竟达一万多人。他还在青年学子中劝导儒风，并责令相关官员对“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当然务须指明，姚兴倡办的儒学，如同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儒学一样，已非魏晋之际儒学的原型，而是融入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新儒学”，即其已内含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两种特质［７］２１２－２１３。
二、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结构比较 在了解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之后，很有必要对二人汉文化特征的结构组成作一比较，进而挖掘其根源，现以简表形式比较考论于表１。
表 １ 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结构组成简表
时间范围地域范围职能范围
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前秦苻坚后秦姚兴
少儿时，即粗具儒
学 修 养。 ３５７ 年
一即位，即诏举有
儒学素养者为太子 时 （ ３８６—
３９３ 年） ， 与梁喜、
范 勖 等 儒 臣 “ 讲
论经籍”襄 平 公 孙 永 （ 今
辽宁辽阳） ， 长乐
刘 祥 （ 今 河 北 西
华）上 邽 尹 纬 （ 今 甘
肃天水） ， 南安古
成诜 （ 今 甘 肃 陇
西），天水姜龛（ 今
甘肃甘谷）王猛（ 中 书监、 尚
书令等）教授长安 （ 姜龛、
淳于岐、郭高）
３６５ 年， 拜孝廉通
经者十余人为 令
长称帝后（３９４—４１６
年） ， 与 儒 臣 “ 讲
论道艺”， 且让其
“参管机密”北 海 王 猛 （ 今 山
东寿光） ， 乐 陵王
欢（ 今山东乐陵）东 平 （ 今 山 东 东
平） 淳于岐徐嵩（ 长安令）讲论经籍、讲论道
艺（ 与梁喜、范勖、
姜龛等）
３７２ 年， 授 ８３ 经
生为官，且诏令每
月 一临太学敦煌 郭 蠫 （ 今 甘
肃敦煌） ， 凉州 胡
辩（ 今甘肃武威）冯 翊 （ 今 陕 西 高
陵） 郭高王欢（ 国子祭酒）
苏通（ 礼记祭酒）
刘祥（ 仪礼祭酒）参管机密（ 尹纬、
古成诜、 王 尚、 马
岱等）
３７５ 年， 诏官僚之
子皆就学受业；置
学于后宫 及禁卫
诸军襄 阳 （ 今 湖 北 襄
阳） 习凿齿郭蠫、胡 辩（ 治 学
从教）
由表１可知：第一，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延续的时间范围大体相当。就苻坚而言，自小即具备一定的汉文化修养；３５７—３７５年间，其汉文化特征尤为明显，总计时间范围当在３０年左右。而姚兴汉文化特征的时间范围以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时间跨度整３０年。在第一阶段，身为太子的姚兴主要是与身边的梁喜、范勖等儒臣利用政务之余，就儒家经典本身展开“讲论”，彼此互相砥砺，探求学术；在第二阶段，作为统治者的姚兴已将其汉文化特征落实于文化政策之中。另外，苻坚与姚兴均拓展了中国传统的兴学范围。苻坚的拓展有二：一是创设教武堂，命太学生熟通阴阳兵法，以教化将士，且置学于禁卫诸军；二是后宫立学。姚兴拓展的主要表现是创设律学，诏郡国散吏以授之［２］２９８０。 第二，苻坚所崇之儒的地域范围明显广于姚兴。前秦受崇之儒的地域来源从今东北（辽宁一带）、华北（河北一带）、华东（山东一带）、中南（湖北一带）一直延伸到西北（甘肃一带），几乎覆盖了当时前秦全境。正由于苻坚所崇之儒的地域来源十分广泛，凭借来自不同地域的众多儒士的竭诚奉献，才出现了“前秦经学之盛，在十六国屈指可数”的喜人局面［８］２６７。而主要受后秦疆域范围狭小等诸因素制约，姚兴所崇之儒的地域范围则明显窄于苻坚，受尊崇的主要是关陇一带的儒士，此乃其汉文化特征的地域局限。 第三，尽管姚兴所崇之儒的地域范围远较苻坚狭小，然受其尊崇的儒士的职能范围（尤指参政范围）则较苻坚广泛。归纳起来，该职能类型大体有“教授长安（治学从教）”、“讲论经籍”和“讲论道艺”（参政议政）、“参管机密”（参与决策）三种。而从“教授长安”到“讲论经籍”和“讲论道艺”及“参管机密”，充分说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内涵已由“治学论道”阶段发展到“治国理政”阶段，从而实现了质的飞跃，政治影响巨大。相比而言，苻坚所崇之儒的参政比例则较小，且其参政的职能范围亦较窄。事实上，除王猛、王欢、徐嵩等极少数汉族儒士能掌控前秦中央、地方行政、军政等大权外，其余大部分儒士仅涉入文化领域，他们对“苻秦”政权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尽管苻坚颇具汉文化特征，然而真正操纵当时前秦大权的绝大多数是各胡族首领及其贵族（尤指“苻氐”），此乃其汉文化特征的严重局限。当然，这主要与前赵刘氏、后赵石氏等十六国前期胡族统治者一贯奉行的“胡汉分治”的根本政治体制的直接影响关系甚密。 三、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主要来源、指引目标及历史影响 陈寅恪先生指出，对于各胡族统治者而言，“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６］３４６而他们之所以具备汉文化特征，从文化层面考察，主要来源于其较为浓厚的汉文化修养；从政治体制方面考察，关键在于前秦与后秦政权“乃是由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混合体政权”［９］。具体而言，苻坚的汉文化特征主要来源于魏晋以来多民族文化趋于交融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政权的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１０］。姚兴汉文化特征的主要来源：第一，乃是受羌族不断汉化的历史潮流影响，尤其是借鉴“姚羌”他人及前凉、前秦等十六国前、中期政权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使然；第二，乃是姚兴本人因异常仰慕和倾心向学汉文化遂使其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的必然结果［１１］。 苻坚汉文化特征的指引目标在于以文教领域的崇儒兴学为手段，配合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政治制度上的华夏互化、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以及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以此推动“苻氐”以至整个氐族的进一步汉化和封建化［１２］，进而巩固“苻秦”政权，并力图实现华夏一统的政治抱负。而姚兴汉文化特征的指引目标，一是为了巩固“姚羌”的汉化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整个羌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二是为了保持“姚羌”军功贵族门第的世代高华，以维持其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１０］；三是从根本上看，乃是为了巩固、扩大后秦国家的统治基础，以适应当时后秦政治、军事发展的需要。 苻坚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政治、军事的发展，而且使当时的文化教育出现了颇为可观的良性发展态势，尤其是他能打破传统制度的束缚，将儒学置办于后宫及禁卫诸军之中，且组成“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的小班授课集体，这就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宫人、阉宦及禁卫将士的文化素养，对于这些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因制度约束而缺失儒学教育的特殊阶层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文化启蒙意义。确如蒋福亚先生之所赞：“如此普及经学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中也属鲜见，苻坚这样做无疑有其积极意义。”［８］２７２苻坚创设教武堂，自然提高了将士的专业水平，他是我国历史上开办军事讲武堂的第一人，具有开创意义。 就姚兴而言，因其具有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有助于提高整个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促使“姚羌”依照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去谋求经帮治国，在促进羌汉民族融合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３］。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上承前秦苻坚，下启魏孝文帝，其“文化桥梁”作用十分显著。也正是由于苻坚、姚兴等一批杰出胡族统治者颇具汉文化特征，从而促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１］５２－５３姚兴创办律学，实为推动后秦教育普及的典型例证。虽然律学学校因各种因素制约在当时开办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南北朝律学的重新开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广言之，此举更开为唐代律学专科学校先河，对唐代以后中央官学办学门类的进一步扩展具有一定的文化启示意义。 四、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现代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比较探究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的汉文化特征，汲取其有益成分，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概言之，苻坚与姚兴汉文化特征的现代启示是：第一，只有各民族文化密切交融，兼收并蓄，才能高度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共同创造更加繁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运动过程，而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接连不断的动力源泉。从历史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内含“多元”的文化特征，受此文化传统（特质）影响，尤其是在自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开始的整个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中，汉文化与各胡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奠定了隋唐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坚实基础，更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从现实角度看，由于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时期，为了切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就更应该遵循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积极借鉴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等十六国北朝胡族统治者的汉文化特征，注重“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吸纳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充实自己和增加生命活力”［１４］４８４－４８５，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空前的开放性”［１５］７７－７８。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二，尊用贤才、兴学重教实乃国富民强之关键和根基。十六国中后期，以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胡族统治者积极借鉴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颇具“崇儒兴学”的汉文化特征，积极实施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文化政策，尊用儒贤，兴学重教，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前秦、后秦国家繁盛的坚实基础。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认真吸纳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等十六国北朝胡族统治者汉文化特征的合理内核，尊贤重教，大力培养创新型后续人才，这对着力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无疑具有较大的现代意义。
五、结束语十六国中后期杰出的胡族政权统治者苻坚、姚兴秉承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大力推行汉族王朝诸贤明君主的治国理政之道，由此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前秦、后秦的综合国力，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１６］。议古论今，在当前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期，比较研究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的汉文化特征，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还是从学术层面考察，毋庸置疑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１］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２卷［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３］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４］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５］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Ｍ］．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７］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８］蒋福亚．前秦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９］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Ｊ］．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２）：４２－４６．［１０］邵正坤．北魏家学的特征及其演变［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７（３）：１６５－１６９．［１１］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２］邓乐群．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５７－６４．［１３］戴晓刚．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８（２）：１５９－１６１．［１４］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５］冯天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赵根喜．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前秦政权的汉化教育及其历史原因［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３）：５２－５５．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