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史初探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6 19:33 编辑后秦史初探
周平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姚波原文录出
摘要：３８４年，姚苌草创后秦政权于渭北，３８６年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皇帝位，３９４年姚兴继位，４１７年姚泓降于东晋。后秦政权历三主，共三十四年。后秦盛时设有司隶部及雍州、秦州、河州、并州等十四州，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部分，在其统治区域中有汉、羌、氐、羯、匈奴、杂胡等族群，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后秦的历史与社会进行研究，第一章对后秦的历史进行综述，主要阐述了其建国前社会背景、姚兴统治时期的后秦社会状况及灭国的原因；第二章讨论后秦的政治军事措施，本章包括其施政方略及军事活动，重点分析部落兵制、军镇制度、大营和护军制度；第三章分析后秦的疆域和人口的变化，着重讨论战争对后秦疆域得失和人口增减的影响：第四章分析后秦的羌、氐、匈奴、鲜卑、羯、杂胡等族群分布及发展状况，从统治阶层的民族政策入手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现象；第五章研究后秦的经济，先从后秦的施政策略、水利兴修、农具的革新来分析农业经济发展，又从后秦与东晋、后秦与北魏等周边政权的贸易角度出发研究后秦的商业发展；第六章分析后秦的文化政策，重点突出其立国期间儒学和佛教的发展。通过这六个方面的论述，能初步勾勒出后秦历史的原貌。关键词：后秦、羌族、姚苌、姚兴、鸠摩罗什
绪论一、研究现状及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史从２０世纪开始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著作数量极为丰富，代表著作如万绳楠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和《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陶希圣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等，举不胜举，详见文后所附参考书目。 将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或几个政权、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也不少，如马长寿先生的《氐与羌》和《乌桓与鲜卑》、周伟洲先生的《汉赵国史》和《南凉与西秦》、蒋福亚先生的《前秦史》、洪涛先生的《三秦史》等。但是，将后秦政权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虽然在众多的民族史著作中，如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等都对后秦这个政权有所涉及，但大多介绍简略，仅仅从轮廓上列出了后秦政权建国、发展及覆灭的过程，而对于文化、宗教、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却较为薄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资料中，涉及到后秦的信息也十分稀少，马长寿先生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戴春阳编著的《敦煌祁家湾一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等著作中都鲜有后秦的文物记载。 目前学术界关于后秦的论文数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并且多数都是关于政权领导人物的评价，如张国杰的《论羌族政治家姚兴》、刘幼生的《简论姚兴》、刘仲文《姚兴略论》等；也有关于后秦兴亡原因的分析，如杨铭的《试论后秦政权兴盛与衰亡的原因》、左华明的《刘裕北伐后秦考》；也有关于人口的研究，如史念海的《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刘向民的《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等都涉及到后秦；还有关于后秦佛教研究的文章，如杨耀坤的《苻坚、姚兴与佛教》、殷鼎的《略论鸠摩罗什》等，详见文后参考论文。相对而言，这些文章都是将十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后秦某个方面进行研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本文在写作时有多处借鉴《前秦史》、《三秦史》和《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三部著作，下文笔者将此三部著作略作介绍：一、蒋福亚的《前秦史》中主要讨论的是氐族苻氏建立前秦、立国关中、统一北方，但是淝水之战失败后，脆弱的前秦政权迅速崩溃，各族豪强纷纷独立，姚苌借西州豪强势力自立为盟主，后又自立为王；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前秦，对后秦历史也有涉及，如姚苌起事后与前秦苻坚、苻登在关中近十年的争夺战，但主要部分论述的还是前秦失败的经过；当然从中可以了解到后秦政治措施与前秦的继承关系，如迎鸠摩罗什入关、关中佛教发展、经学、儒学的兴盛等等。二、洪涛的《三秦史》将前秦、后秦、西秦这三个以秦为国号的政权合并在一起加以讨论，又各自为独立的章节进行分述，其中关于后秦的部分主要由后秦的建立、姚兴统治下的后秦政治和后秦的灭亡三节组成，重点讨论的是后秦的发展历史，姚兴在位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策，重点突出的是后秦的对外关系的前因后果。三、周伟洲先生的《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主要讨论的是民族关系，不仅讨论了各族之间政治关系，还对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通、宗教信仰等方面展开讨论。本书关于后秦部分中，首先，叙述了后秦的建立经过，分析了前秦和后秦政权的相似性，如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次，论述了后秦与东面后燕、北魏、东晋，与西北面南凉、大夏、西秦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后，从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探讨佛教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作用。这三部著作侧重点不相同，但从著作中大体可以看出后秦历史的发展轮廓，笔者正是在研读这三部著作的基础上作出研究后秦史的决定的，并且在本文的写作中也引用了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 另外，笔者在本文中多次引用《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因此也略作介绍。一、《晋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令狐德菜等２０人分撰，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代曹魏建晋（２６５年）到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刘裕代晋建宋为止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是研究两晋十六国的基本史料。有纪１０卷，志２０卷，列传７０卷，载记３０卷。新设的《载纪》一项，专门记载“僭伪＂的君主和臣属，共２６篇，按国别设７８传，是现存有关十六国的重要史料。二、《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４７８－５２５年）著。这部书为纪传体史书，成书于北魏正光三年（５２２年），记载五胡十六国的史事，原书至北宋亡佚，今本大都为明‘清人从《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史书辑入。现多为采用清代汤球所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本书共记载５４４人，对研究十六国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所谓“五胡’’大量进入原来的汉族生活区域，并逐步与汉族融合。目前关于“五胡＂的研究著作颇多，但其中涉及后秦政权的内容，目前学术界研究却不多，尤其是区域内民族成分、人口等研究都处于空白状态，研究者对此少有关注。笔者本科时期毕业论文曾对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进行过尝试性的研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又因学术界对后秦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很多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而笔者斗胆尝试对后秦的历史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求厘清历史事实。同时也希望在对后秦的民族融合和佛教发展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民族学和宗教学相关理论的了解和认识。
二、论文结构布局 后秦公元３８４年由姚苌建国，４１７年被东晋刘裕所灭，立国时间短暂，学界研究较少。因此笔者拟系统地对整个后秦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等方面进行描述，力图能初步展示出后秦的历史与社会状况。 绪论部分：概述学术界关于后秦研究的现状、本选题的研究价值以及文章的布局。第一章：从传统典籍着手，以时间为序，分为建国前、姚苌时期、姚兴时期、姚泓时期四个阶段来综述后秦历史的发展过程。 第二章：关注的重点是后秦的政治制度，着重从其职官制度与用人、主要军事活动及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第三章：后秦的疆域和人口，包括姚苌、姚兴、姚泓统治期间与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及战争胜负对疆域的变化的影响；并从后秦国内人口的迁徙状况入手，分析后秦的人口数量的变化等。 第四章：后秦时期的民族融合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高潮时期，五胡大量内迁，造成了民族成分复杂多样、民族交处杂居、民族矛盾冲突时常发生，因此在该部分中，笔者将从传世文献着手，列举出后秦疆域内不同民族的交往、冲突以及迁徙，厘清后秦辖境内各个民族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状况。 第五章：后秦是由羌族建立的区域性民族政权，建国后羌族的社会组织从游牧部落变为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由畜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南北分裂，南北双方虽然时有摩擦冲突、战争不断，但是双方对各自的资源又有所需，因此促使了南北互市贸易的发展。 第六章：统治阶层的重视促使了这一时期关中儒学发展极为迅速。后秦时期社会动荡，人民需要精神寄托，因此道教、佛教等宗教发展也比较迅速；因鸠摩罗什的入关和他对佛经的大量翻译，促使了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佛教的一个兴盛地，这一部分笔者将重点讨论鸠摩罗什的译经及其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结语部分：对整个后秦史进行综述，并指出尚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4 14:41 编辑
第一章羌族及后秦历史概述
一、羌族的历史及其迁徙 羌，在古代一般是对我国西部氐羌族群的通称，历史十分悠久。从语系上看它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与苗瑶语族的苗族有一定的关系。马长寿先生认为羌族的自称在古文献中未有记载，但是他在四川西北部做民族调查时，听到羌人的自称很多，如“日芊’’、“日绵”、“日玛＂。“日’’应发音为“ｅｒ＂，是词头辅词，做冠词用，无实际意义。简而言之，羌人自称“芊＂、绵”、“玛”，马先生考证认为这些词颇接近于汉语中的“民＂，即人民之意①。“羌＂可能是商人对其的称呼，后来遂被历代史家学者引用至今。 关于羌人的族源，《史记》、《汉书》都未记载，因此现在学术界在争论，并且分歧较大。其一，认为羌人源自西戎，如《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应劭的《风俗通义》也载“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②其二，认为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从晋代司马彪的《续汉书》到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都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③马先生认为“此说无论在史料上、地理上以及民族语言上都缺乏可靠的依据”。④但可以肯定的是西羌的分布中心是河曲地区，《续汉书》记载“西羌自赐支以西，滨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十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⑤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干余里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据马先生上世纪６０年代的调查，当时羌族人仍称河曲为“赐支’’。在《氐与羌》的后文中他又根据“三危山”的位置、语言特征、考古发现以及羌人的迁徙推论，河曲地区就是羌人居住的中心地区。⑥ 羌人的发展迁徙路线比较复杂，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青、川一带，最早见于甲骨卜辞。殷周时，部分曾杂居中原。秦汉时部族众多，有先零、烧当、婼、广汉、武都、越嶲等部。魏、晋、南北朝、唐、宋间，又有宕昌、邓至、白兰、党项等部。羌人东汉末内附，部分被迫东迁内地。秦汉之际，主要分布青海南部与甘肃南部交界地区，东汉
①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页。②【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四册・四夷部一五・湟中月支胡》卷７９４引，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５２３页。③《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李贤注云“以上并《续后汉书》文”。④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０页。⑤【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一册・州郡部——凉州》卷１６５引，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０４页。⑥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０．９７页。
时陆续内迁，至魏晋南北朝时，已聚居于关中渭北、陕北大部分地区，“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前秦建元三年（公元３６７）的《邓太尉祠碑》有“统和、宁戎、上郡夫施■■、白羌、高■、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②的记载。东晋至北宋间，烧当、党项先后建立后秦、西夏等政权。这部分与本文关系不大，此不展开讨论。
二、后秦的建立及其发展 先秦时期羌人主要从事游牧生活，社会也多处于原始部落时代，但随着财富的积累，逐渐出现了贫富分化；部族战争也使得有些部落缓慢的发展壮大起来。其中烧当羌尤为典型，它虽在无弋爰剑以前就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但是母系氏族残余还大量存在，氏族以父名母姓为号。但是无弋爰剑以后，全部种姓都以父系为名号，有些部落还出现了了父子联名制，如烧当羌的发展：
烧当→滇良→滇吾→东吴 东号
迷吾 迷唐
好吾
滇岸
同种族内１２世内不准通婚，在家庭中盛行收继婚制，即所谓的“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③这对于种姓繁衍，维持家庭稳定起了一定作用，故“国无鳏寡，种类每繁炽’’④。在家庭中实行父系家长制，父死子继，女儿一般是没有继承权的，若绝嗣，财产则由父系近亲继承，但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仍然严重，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往往受到尊重。
（一）、后秦建国前的历史羌族姚氏为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赤亭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其后烧当羌雄于洮罕之间，当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兵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⑤迁那玄孙柯廻任曹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柯廻生弋仲。
①《晋书》卷５６《江统传》。②谢人吾《苻秦＜魏故邓太尉祠碑）考释》，《文博》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４4—４８页。③《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④《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⑤《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弋仲》；《晋书》卷ｌ１６《姚弋仲载记》略同。
史载弋仲“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①他所统领的不仅有羌人，还有氐人、汉人等族。弋仲自此采用汉姓名②。姚弋仲率部进入关中后，因势力比较弱小，先后归附于前赵的刘曜和后赵的石勒。东晋永和七年（公元３５１年），弋仲认为“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做天子者＂，③乃遣使降晋，拜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次年，弋仲薨，年七十三，其五子襄统率其众，“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尸柩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苌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④ 姚襄，字景国，弋仲第五子。受晋封为持节、平北将军、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即邱县公。弋仲薨，襄秘不发丧，率六万户南下攻阳平、元城、发干，杀掠三千余家，屯于碻磝津（山东省荏平县西南）。旋而西行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市），欲返关中。但为前秦军队所阻而向东晋请降，被安顿于谯城（今安徽毫州市北部）。姚襄虽为羌人，但汉化程度很深，史称“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⑤。在谯城期间姚襄采取安抚流民、华夷并蓄的政策，颇得人心，但为以东晋豪门大族自诩的扬州刺史殷浩等所不容。后襄乘殷浩北伐，截击之于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北），并进兵济淮，屯于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⑥。永和十一年（公元３５５年），姚襄与东晋矛盾表面化，采纳将佐部众之劝北还，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占据许昌，围洛阳一带，欲依河东图关右。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来攻，战于伊水北。襄败，率麾下数千骑奔北山，进屯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后，使兄姚益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戎夏，归附者五万余户’’⑦。旋与前秦争夺关中，升平元年（公元３５７年），兵败于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被苻坚所杀，弟姚苌降坚。 关于姚襄的生卒年月史籍记载似有误。《辞海》中有‘姚襄＂、“姚苌＂两个条目。“姚襄”条载襄生于３３１年，卒于３５７年。“姚苌’’条载苌生于３３０年，卒于３９３年，又言苌为襄弟。以《辞海》所载推断可知，哥哥比弟弟晚出生一年，这明显有误。考证史料
①《晋书》卷ｌ１６《姚弋仲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弋仲》略同。②洪涛《三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５页。③《晋书》卷ｌ１６《姚弋仲载记》：《十六周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弋仲》。④《晋书》卷ｌ１６《姚弋仲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弋仲》。⑤《晋书》卷１１６《姚弋仲载记》。⑥《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襄》。⑦《晋书》卷１１６《姚褒载记》。
可知，《晋书》与《十六国春秋》记载内容大同小异，《晋书・姚弋仲载记》载姚襄死时“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即公元３５７年，死时２７岁，古人统一用“虚岁”，倒推生年为公元３３１年。《晋书・姚苌载记》记载姚苌死于晋太元十八年十二月庚子，死时六十四岁，即公元３９３年，所以倒推得生年为３３０年。《辞海》的说法是完全根据《晋书》和《十六国春秋》等史料得出的，记载中的矛盾致使对姚襄、姚苌的生卒年做出了错误的见解。笔者以为姚苌作为开国帝王，建立后秦政权一度国家强盛、稳定，所以姚苌的生卒年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由此推断该是姚襄的生卒年记载有问题。 姚襄死时，姚氏已经非常壮大，因而他的卒年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升平元年”四个字，抄写错误的可能性不大。而他的生年是倒推出来的，可能错在他死时是否为“时年二十七＂。“二＂和“七＂笔划很少，是有可能出错的：一个可能是“三＂抄写过程中误写为“二”；另一个可能是“九＂抄写过程中误写为“七＂。而同时出现两个错误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推测姚襄死时是“二十九＂或是“三十七＂。再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其父姚弋仲永嘉六年（公元３１２年）为部落首领，率众东迁，卒于永和八年（公元３５２年），死时７３岁。倒推可知，姚弋仲生于公元２８０年，他在史书记载中以部落首领的身份出现时是３３岁。《晋书》载姚弋仲有四十二个儿子，姚襄排行第五，姚苌第二十四。两人中间有十八个兄弟，生年的差别该是若干年的。因此笔者斗胆推测姚襄或许生于公元３２１年，相当于姚弋仲４２岁的时候。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姚襄生于公元３２１年，战死时为三十七岁，即公元３５７年。据此，《辞海》姚襄条的生卒年月当改为“姚襄（３２１？－－３５７）＂，如此才较合理。
（二）、姚苌建立后秦政权 姚苌，字景茂，弋仲二十四子。史载“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修行业，诸兄皆奇之。随襄征伐，每参大谋”。①升平元年（公元３５７年），姚襄战死于三原，姚苌率领部众投降苻生。苻坚继位后，授姚苌扬武将军，之后又历左卫将军、陇东（郡治位于今甘肃平凉西北）、汲郡（郡治位于今河南汲县西）、河东（郡治位于今山西夏县）、武都（今甘肃成县）、武威（今甘肃武威）、巴西（郡治位于今四川阆中）、扶风（今陕西三原西南）太守，宁（郡治位于今四川中江）、幽、兖三州刺史（《十六国春秋别本》记载有所不同②），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姚苌为著名将领，累有大功，颇受苻坚倚重，因而在大举伐晋时，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
①《晋书》卷ｌ１６《姚苌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５０《后秦录二・姚苌》。②【北魏】崔鸿《中华野史・十六国春秋别本》卷５《后秦录》，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作“坚以苌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潞川之战后，累有殊功，迁左卫将军，累授益州刺史。”
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①。 结果正如窦冲所言，太元九年（公元３８４年），淝水之战苻坚惨败于淮南，慕容垂、慕容泓乘机起兵反叛，苻坚遣子苻叡和姚苌前去讨伐，叡亡、苌大败。因畏惧苻坚的惩罚奔于渭北，当地羌族牧马人和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归附，推举姚苌为盟主。苌自称为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人尹详、南安人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人姚晃、天水人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人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②，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③这时已经确立了年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统治体系，因此笔者认为这可以视为后秦的建立。④当时苻坚正与慕容氏相争，无暇旁顾，姚苌于是进军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厉兵积粟，以观其变。汉族地主李祥等率数千户归附，北地、新平（郡治位于今陕西彬县）、安定（郡治位于今甘肃镇原县东南）羌胡归附者十余万户。白雀二年（公元３８５年）’，苻坚为慕容冲所逼，遁走五将山。姚苌遣将围之，俘苻坚，缢杀于新平佛寺。次年，姚苌于新平南大败慕容冲大军。姚苌意识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今庆阳、平凉地区），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虎之义也”。⑤因姚苌对关中的局势和攻取长安的时机作了准确的判断，他大举攻破于长安称帝的卢水胡郝奴，即帝位于长安，改元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置百官，史称后秦。姚苌以弟姚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自率大营西上安定，击破平凉胡全熙、鲜卑没奕于⑥，略地秦州，降服秦州刺史王统等，迫击前秦主苻登，袭杀魏揭飞，收降雷恶地，继攻阴密，又败苻登于安定东。
（三）、姚兴统治下的后秦太元十八年（后秦建初九年，公元３９４年⑦），姚苌病逝，时年六十四，太子姚兴继位于槐里（治所位于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改元皇初。姚兴字子略，为姚苌的长子⑧，曾
①《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５０《后秦录二・姚苌》略同。②佐治的官吏。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分曹治事，人员由主官自行辟举．③《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④一说建初元年（公元３８６年），姚苌进入长安，称皇帝，国号大秦，后秦政权才建立。如《晋书・姚泓载记》“姚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二年。”⑤《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５０《后秦录二・姚苌》。⑥《十六国春秋辑补》３５０页作“没奕干”，３５４、３６１页作“没奕于”，《晋书》卷１１６作“没奕于”。⑦洪涛《三秦史》，第１０５页作３９３年。⑧《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５ｌ《后秦录三・姚兴》载“姚兴……苌之太子也。”
担任过前秦苻坚的太子舍人，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牵制外出作战的姚苌。姚苌起兵渭北时他从长安冒险奔赴之，被苌立为太子。在姚苌外出征战期间，他经常留守长安，颇有威惠。姚苌死后，姚兴秘不发丧，而是大举征伐苻登，长史尹纬知道“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枭殄逆竖，大事去矣＂。①当时后秦面临巨大的危机，可能会因姚苌之死而国内陷入混乱，豪门大族也极有可能归降其他政权，因此一定要打一胜仗来树立姚兴的威信，证明其拥有天命。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后秦军队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大败苻登。之后姚兴才发丧行服，正式宣布姚苌死亡的消息。 姚兴重用叔父姚绪、姚硕德，弟姚崇及功臣尹纬、狄伯支等。斩前秦主苻登于泾阳（今甘肃省泾川平凉县西北），徙阴密（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三万户于长安。降服仇池杨盛、上邽姜乳、鲜卑薛勃、西秦乞伏乾归、后凉吕隆，并使南凉秃发傉檀、北凉沮渠蒙逊、西凉李玄盛皆遣使求和。与北魏拓跋氏、夏赫连氏时战时和。在位期间内修政事，广招人才，免奴为良，崇尚儒学，弘扬佛教，使后秦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亦促使羌族进一步汉化。由于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姚兴时后秦曾一度强大，辖区西起河西，东逾汝颍一带。由于介于北魏与东晋两大政权之间，扩展受到限制。这一部分与后文有密切关系，因此不再赘述。 姚兴晚年，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皇位的继承问题，因为羌族的传统是立贤不立长，所以诸子争夺不断，内讧日烈，后来他喜欢的姚弼因为谋反暴露被诛，才最终确定让姚泓继承其位，但是这也为后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埋下了祸根。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姚兴死，时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二年，子姚泓继位。
（四）刘裕北伐与后秦的灭亡 姚泓，字元之，姚兴之长子，“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②，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并且身边的谋士也是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胡义周、夏侯稚等儒生，姚泓正是在这个小天地里熏陶出来的，他不像姚兴那样是在征战中锻炼出来的，据史书记载推测姚泓大概是个文弱书生，故史书说他“无经世之用’’③。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形势下，姚兴立他这种心慈手软的儒生为皇位继承人，明显是不合适的。 后秦国势日衰，早在姚兴末年就已有所表现，岭北之地已为大夏赫连勃勃所占；在东面迫于刘裕压力，割南乡（魏郡，位于今河南淅川县东南）、顺阳（晋郡，位于今河南光化县北，后移淅川县东南）、新野（郡治位干今河南新野县）等十二郡给东晋。姚
①《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②《晋书》卷１１９《姚泓载记》。③《晋书》卷１１９《姚泓载记》。
泓即位后，国力更衰，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先是李闰（今陕西大荔县东）羌酋党容率部反叛；又有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太守毛雍反；甚至皇室内部也出现了姚宣之叛；并且大夏赫连勃勃、氐族杨盛也趁火打劫，统治区域内矛盾重重。 就在后秦饱受内乱和遭受大夏攻击的时候，东晋太尉刘裕于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八月亲率大军北伐，在“内外叛离＂的局面下后秦军队节节败退，东晋大军水陆并进，次年刘裕大军攻破长安，姚洸、姚赞、姚裕等计无所出，遂降于刘裕。 刘裕进军关中的路线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多数都是北方政权南下灭南方政权，最终统一国家，但刘裕率东晋军队灭后秦却是南方政权攻灭北方政权的特例。这次南方政权之所以能灭亡北方后秦割据政权，主要是因为有兵力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进军策略。 刘裕灭后秦之战前，后秦政权的形势大体是东北在晋南、河南等地与北魏相交；东南以淮水为界与东晋相隔；在河西、陇右、河套等地与夏、西秦、南凉为邻。而东晋已灭南燕、攻克成都，淮北、蜀地尽归东晋所有。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兵至攻克洛阳；第二阶段从克潼关至灭后秦为止。 第一阶段，始于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八月，“会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公（刘裕）乃戒严北讨＂。①根据《宋书》、《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推测当时刘裕应该是兵分五路：第一路刘裕“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洛＂，檀道济、王镇恶从淮水、淝水出发后，分兵两股，檀道济之军攻克了后秦的项城（今河南滦河市东南）、新蔡、许昌、成皋（今河南洛阳东），“迳进洛阳＂②。王镇恶攻克了漆丘（今河南商丘市东北），然后入睢水，逆流西北而上取荥阳，“破虎牢及柏谷坞，斩贼帅赵玄”③，之后进逼洛阳。第二路“遣北兖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④，根据王仲荦先生的研究，该路军应该是从桓公渎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济，自清入河⑤。王仲德攻克滑台，然后沿河西进，合兵围洛阳。第三路刘裕派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沈林子一路自彭城出发后，过今开封北，攻下仓垣，然后从济水入河，向西推进，和诸军共取洛阳。第四路派“朱超石为前锋入河”⑥，赴阳城。第五路派沈田子等趋五关，这一路赴具体路线结合第二阶段并叙述。十月，众军至洛阳，围金墉，后秦姚泓弟陈留公姚洸归顺。
①《宋书》卷２《武帝本纪中》。②《宋书》卷４３《檀道济传》。③《宋书》卷４５《王镇恶传》。④《宋书》卷２《武帝本纪中》。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７９页。⑥《宋书》卷４８《朱超石传》。
第二阶段，刘裕北伐发兵时，曾与王镇恶等约定：“若克洛阳，须待大军，未可轻前＂①，但王镇恶、檀道济等擅自决定，在刘裕率大军未至之时已于义熙十三年（公元４１７年）二月径赴潼关，但被后秦姚绍军队所阻。这一阶段的战争也作为三路来叙述，北路为檀道济、沈林子之军；中路为王镇恶之军；南路为沈田子、付弘之军。据《宋书》分析王镇恶是从洛阳出发，首先进攻渑池（洛阳西），又派遣司马毛德祖进攻蠡城（渑池西）。②而自己却一路西进，先下宜阳、渑池、蠡城，之后奔赴潼关。又据《资治通鉴》分析北路军从洛阳出发后，从陕城北渡黄河，拔襄邑堡，再分兵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和匈奴堡，被后秦守将姚成都所拒。檀道济攻蒲坂不下，遂听从沈林子之计，进兵潼关，与王镇恶会合，于是王、檀两军又合为一路③。三月，檀道济等大军在潼关东大败后秦军，“斩获以千数＂④，之后又败后秦军于潼关南，潼关失守。南路为沈田子、付弘之军，东晋刚发兵之时，命令“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⑤，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东南，是陕西和湖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据当地的地形分析，此路发兵后应是沿丹水西北上，沿着陕鄂交通古道入后秦境。七月，沈田子军已攻占上洛（今陕西省商洛市）。稍作休整，沈田子大军继续向西北迸发，先后进攻青泥（今陕西蓝田境内）、尧柳，大败后秦援军，后秦主姚泓退还灞上（今西安东）以守。 刘裕亲率大军于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九月至彭城。次年一月率水军从彭城出发，三月循王仲德水军路线入黄河，四月大败北魏军于畔城（洛阳东），抵达洛阳，七月至陕城，八月至潼关，遣朱超石等将领一起进攻蒲坂。同月王镇恶帅水军自黄河入渭河直趋长安，在渭桥登岸，大举进攻长安，克之。姚泓君臣在固守失败后，被迫降于王镇恶，坚守蒲坂的后秦并州刺史尹昭亦降。九月，刘裕入长安，第二阶段战争结束。⑥ 刘裕杀姚赞等后秦宗室子弟百余人，俘姚泓于建康斩之，后秦灭亡。姚泓时年三十岁，在位两年。
①《南史》卷１６《王镇恶传》。②据《晋书・姚泓载记》分析王镇恶在进攻渑池前，曾下宜阳（洛阳西北）。③《资治通鉴》卷ｌ１８《晋纪３９３，安帝义熙十三年二月条。④《资治通鉴》卷Ｉ１８《晋纪３９｝，安帝义熙十三年三月条。⑤《资治通鉴》卷１１８《晋纪３９》，安帝义熙十三年七月条。⑥杨铭《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魏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０２期，第４９—５２页。
第二章后秦的政治、军事制度
后秦自姚苌于太元九年（公元３８４年）建立，至义熙十三年（公元４１７年）亡于东晋，凡三十四年，共历姚苌、姚兴、姚泓三代君主。这一部分，将对后秦的职官制度与用人、后秦的军事政策这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以突显出后秦的政治统治状况。
一、后秦的职官制度和用人
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体制尽管大都是杂胡、汉之制而用之，但具体到每个政权的统治方式上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胡、汉合治和以军统政、统民的原则。首先，以胡、汉合治来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都实行了体现汉族王权观念的皇帝制度和体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称谓相结合的体制，如姚苌建立政权时自称为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后来在长安建立后秦又采用皇帝的称号。其次，以军统政、以军统民这种形式始终贯串于这一时期各少教民族政权中，而在后秦政权与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中，推行以军镇统治所属少数民族的做法尤为明显。
后秦的职官制度包括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两个体系，大体来说沿用了前秦的官吏体制。前秦的政权建设从一开始就模仿魏晋，但前秦是从后赵分裂出来的，并且又是在冉闵制造民族仇杀后不久建立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时期。因此，前秦所建立的政权又带有十六国初期的某些特色，最显著的一点是在皇帝之下，除了设丞相、司空、太尉、太师、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太保、太傅之类的汉宫系统外，还设立了大单于及单于辅相这一系统，即实行胡汉分治，不过前秦胡汉分治的时间相当短，在苻生统治时，大单于、单于辅相等称号就不见了①。后秦的中央管理设置明显承自前秦，后秦初创时期设置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参军等中央官职，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品秩不高的职位，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也是限于当时社会形势而设置的。在建都长安之后，中央官员的设置逐渐趋于完善，设置有尚书令、尚书郎、左右仆射、尚书、太尉等官职，到了姚兴统治时期已形成完备的中央管理体系。后秦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也和前秦极为类似，地方设州、郡、县三级，除司隶设校尉外，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设令、长。秦汉以来，人户多的县设置令，少的设长，后秦也是如此。如：以王尚为凉州刺史；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以姚嵩为秦州刺史；以强超为扶风太守；以阎松为仓松太守；以姚平都为颖川太守；以
①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４页。
鱼佩为长安令；以彭明为槐里令等等。后秦还仿照前秦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置校尉，如“以（姚）硕德为秦州牧，领东羌校尉，镇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市）＂①。此外，后秦在地方还设置军镇，下文军事部分将详解，此处不赘述。
后秦亦仿效汉制建立了封爵制度。“（姚兴）封子懿、弼、洸、宣、谌、愔、璞、质、逵、裕、国儿皆为公。＂②“（姚兴）封征虏绪为晋王，征西硕德为陇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纬，齐难，杨佛嵩等并为公侯，其余封爵各有差。＂③封西胡梁国儿为“平舆男＂④。“（姚兴）遣使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候。＂⑤
此外，后秦政权还十分注意人才的发掘，收拔贤才、修德布惠。姚苌时期，南安人古成诜进言姚苌：“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⑥姚苌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擢为尚书郎。而尹纬乃“宰相之才也，王景略（王猛）之俦’’⑦，却未受前秦重用，仅为尚书令史，但在后秦统治者姚苌和姚兴手下都得到了重用，故史称“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⑧。姚兴“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⑨并且大胆任用了一些在东晋内讧中逃跑出来的人才，如弘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中书令桓胤及将军何澹等。在军事上，依靠姚硕德、姚绪等一批老将，并根据他们的专长恰当安排其镇守之地，详情容后文细解。姚兴还要求郡国每年贡清行、孝廉一人，又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当然姚兴也以己之所好用人，他欣赏赫连勃勃，并重用之，却造成了大夏之乱；轻信秃发傉枟，造成了河西生灵涂炭。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1‘后秦录三・姚兴》。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③《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④《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
⑤《资治通鉴》卷112《晋纪34｝，安皇帝丁元兴元年十二月条。
⑥《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⑦《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
⑧《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
⑨《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二、后秦的主要军事活动及军事制度
（一）、后秦的主要军事活动
后秦是在战乱中建立的政权，因此其政权立国期间战争从未停歇。政权建立初期，在军事上面临前秦残余势力苻登的大举反扑，当时姚苌屡战屡败，但苻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时，姚苌却出其不意，率兵三万夜袭大界营，杀苻登妻毛氏及其予苻弁、苻尚，擒名将数十人，掠夺男女五万余口，苻登从此一蹶不振。之后，平定魏揭飞之乱，再次收降雷恶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苟曜占据的逆万堡。此后，后秦政权才进入稳定时期。
姚兴虽生于将门之家，但很少参与征战，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姚硕德、姚绪等战将；其统治时期最大的军事成绩就是消灭了苻登及关陇地区的敌对势力，降服了西秦，消灭了后凉，此后后秦军事实力发展很快，乘东晋内讧之机东征，攻陷了洛阳等地。但在姚兴统治后期在北方战场大败，一败于北魏，二败于大夏。吕思勉先生认为：“后燕后秦虽乘苻坚之丧败，幸复旧业，然其兵力皆无足观。后燕一遇后魏，遂至溃败决裂，不可收拾。后秦之内衅不如后燕之深，故其溃败也不如后燕之速，然一与魏遇，即为所败，其后又与夏相持，又数为所苦。盖时中原凋敝以甚，一时不易振作，而塞北方兴之势，遂不可御矣。”①此分析可谓切中要害，当时中原连年战火，民生凋敝，厌战情绪高涨，而塞外好战情绪却方兴未艾，因此最终赫连勃勃夺去了后秦所有的岭北之地。
姚泓统治时期后秦已积弱难返，又因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使军事实力大衰。大夏军队攻占了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大片地区，氐族首领杨盛也乘火打劫。最后在东晋刘裕大军的大力攻击下国破。
（二）、后秦的军事制度
《新唐书》以前的诸正史都无《兵志》记载，故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兵制及其变化，不仅脉络不甚明白，而且各代有关兵制的记载也含糊不清，因此研究起来十分困难。笔者主要参考近人的著作，对后秦的部落兵制、兵户制度和“护军制＂等军事制度进行讨论。
后秦的部落兵制。虽然羌人早已内迁，并与汉人等其他民族杂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解散了部落组织，后秦主要依靠部落的成员起家，即使建立政权后为了便于统治，也实施胡汉分治的原则，即皇帝制度与部落式的单于制度相结合，主要反映在郡县制与部落制的共存情况②。姚弋仲在石季龙统治期间，“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被“拜为西羌大都督＂；季龙宠姬弟武城左尉“曾扰其部＂，被弋仲斩杀之；在石赵末年，“弋仲率其部众八千余人屯于（邺）南郊＂③。弋仲死后，子襄“秘不发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皆破之，杀掠三千余家，屯于碻磝津（故址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④，其军队以家计，可见是由兵户组成的。后来姚苌把军队分为左、右、前、后
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②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2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④《晋书》卷116《姚襄载记》。
四部，并各立帅统领，显然是采用了部落兵制的形式对军队加以控制。姚苌建立后秦政权后，仍然有部落组织的存在，如姚泓时期“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所在残掠”，姚泓派遣征东将军姚懿“自蒲坂讨弘，大破之……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①。以上的证据足以说明，在后秦政权中依然有部落兵制的存在。
后秦的兵户制度。从东汉末期开始，职业兵性质的世兵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名之曰士家制度或兵户制度，这种制度下的当兵者被称为“士”，其家庭叫“士家＂或者“兵家＂②，他们家庭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亡弟代。这种类型为后来南北朝的各族所接受，形成了专门的兵户制度。旷天伟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论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政权的兵役》中认为“十六国时期胡人不仅服兵役大多数没有番代之制，而且世代为兵”③，即所谓的兵户。后秦的兵户制度尤其明显，史载“始建大营时，‘苌下书……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④。姚苌的大营是他直接指挥的一支军队，在“大营＂不仅有士兵，还有士兵的家属，可见士兵的家属是随军行止的，这些士兵家属的户籍也是归大营所管理，户籍在大营的士兵，征战时家属受到“世世复其家’’的优待。不仅是在姚苌的大营，而且在其他将领的军营里也有兵户存在。《晋书・姚兴载记》记载“斩（苻）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由此可见，由于大营的发展，兵户增多不得不分成四军进行统领。并且在以后姚兴、姚泓为了维护兵户制度采取了种种措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后秦的“护军”制。前秦碑石中的《邓太尉祠碑》与《广武将军■产碑》碑文上记有“冯翊护军”、“抚夷护军＂，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５《后秦疆域志》，亦谓后秦之冯翊郡，“领县六，护军四”。其“护军四”分别为“抚夷护军＂、“土门护军＂、“铜官护军＂和“宜君护军＂，与前秦时期全同；此外，后秦在安定郡设置有“安定护军＂，北地郡设置“三原护军＂⑤。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前秦和后秦都设置有护军制度。“护军＂一词起源于秦，作为军职之名正式出现于曹魏⑥。那时的“护军＂都具有禁军的性质，但是前秦、后秦的“护军＂却有所不同。前秦、后秦的“护军＂，是一种军政、民政合一的组织机构与统治方法，护军既是军职也是地方统治长官名称，并且护军拥有实际的统辖地区。护军所统不论军、民，多为少数民族，表明护军制度是为了便于统治少数民族而特意设置的。因为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是盛行以军统民之制的时期，以军统民的方式也层出不穷，在前秦、后秦出现的“护军”制也是以军统民的一种形式，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并且前秦、后秦的主要统治区域是在关中地区，因此他们在冯翊地区、安定地区设置护军也是为了巩固其根基所在。
①《晋书》卷１１９《姚泓载记》。
②《三国志》卷２５《魏书・辛毗传》做“士家”之称；《晋书》卷３９＜王尼传》做“兵家”之称。
③旷天伟《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兵役》，《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ｌ期，第１３５一１４２页。
④《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
⑤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８页。
⑥高敏《三国兵制杂考》，《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ｌ期，第２ｌ—３２页。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4 18:54 编辑
第三章后秦的疆域和人口
后秦建立于战乱的十六国时期，在立国期间多数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后秦的疆域大小和人口的数量一直都在变化，笔者将以后秦的战争为线索来阐述后秦疆域和人口的变化。
一、后秦的疆域１变化 根据《十六国疆域志》载后秦有“司隶部、雍州、秦州、南秦州、凉州、河州、并州、冀州、荆州、豫州、徐州、兖州、梁州、南梁州”②，但是其政权长期都处于战争之中，疆域时有变化。在灭前秦后，后秦的疆域大致包括今河套以南、陕西秦岭以北、山西西南部、宁夏大部和甘肃天水以东部分。太元二十一年（公元３９６年），姚兴先后占取成纪、上邽（两地皆在甘肃天水市西），势力达到天水郡。姚兴委任有将帅之才的羌族名将姚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守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为全面夺取陇西作准备。同年年底，姚兴派叔父姚绪东渡黄河，攻占了原属西燕的河东地区。两年前，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河东地区遂为西燕大将柳恭控制。柳恭阻河自固，姚绪几次攻打都未能得手，直到借助汾阴大族薛氏的帮助，姚绪才在龙门偷渡成功。后秦大军一举拿下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柳恭被迫而降。姚兴把河东划归并、冀二州，“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③。第二年九月，姚兴之弟姚崇攻击鲜卑薛勃部，把后秦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一带。 隆安三年（公元３９９年），姚兴开始蚕食东晋领土。当时东晋的晋安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朝廷大权由昏庸荒唐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把持，政治异常腐败。几个强大的方镇觊觎着中央的权力，多次举兵内向，兵车屡动，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姚兴乘东晋衰乱之际，派“齐公崇、镇东将军杨佛嵩寇洛阳”④，一再发兵东进，先是逼迫东晋的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华山（今陕西华县）太守俯首称臣，进一步占据上洛（今陕西商洛市）。在扫清一些障碍之后，姚兴命令其弟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攻取古都洛阳。后秦的军队在金墉城下遭到东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的顽强抵抗，未能取得战果。金墉在洛阳的西北角，城小而固，是攻战戍守、保卫洛阳的要地。姚崇久攻不下，转而向东扫平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并将周围一带的百姓二万余户尽数
①参见后文“附录二：后秦疆域图”，第４１页。②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五》，嘉庆三年刊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第ｌ—２页。③《资治通鉴》卷１０８《晋纪３０》，烈宗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条。④《资治通鉴》卷ｌｌｌ《晋纪３３》，安帝隆安三年七月条。
迁到关中。之后，后秦大军再度包围洛阳，指挥攻城的将军仍是姚崇和杨佛嵩。这时，东晋的河南太守已经易人，新任太守辛恭靖一面婴城固守，一面派人向雍州刺史杨俭期求救。杨俭期请求初入中原，兵力正强的北魏政府出兵解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恭靖坚守百余天，然而北魏的救兵始终未现。两个月后，洛阳城被后秦攻破。洛阳城破，影响很大，史载“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秦＂①。 乞伏乾归一度依附南凉，经过辗转反复，最终归顺了姚兴。征服陇西之后，姚兴的兵马越过黄河继续西进，先后消灭后凉，逼降南凉、北凉和西凉，占据西北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样，“姚秦盛时，其地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置司隶于长安，秦州于上邽，雍州于安定，并州于蒲阪②，河州于袍罕，凉州于姑臧，豫州于洛阳，兖州于仓垣，徐州于项城，荆州于上洛＂③，成为十六国后期国力仅次于后燕的强盛王朝。元兴二年（公元４０３年），后秦向南方扩张领土，取得成效。当时东晋王朝内部发生变乱，荆州刺史桓玄从上游起兵，长驱攻入建康。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楚。桓玄之变，加剧了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一些不满桓玄统治的官吏北上投靠后秦。他们为姚兴提供了南方社会虚弊的真实情况，加强了他南下用兵的信心。这一年，姚兴先后攻取了东晋的南乡、顺阳、新野等十二郡土地。同年，后秦的军队还重创了仇池（今甘肃成县西）的割据政权，迫使仇池王杨盛送子为质，接受姚兴的封号。 东晋元兴二年（后秦弘始五年，公元４０３年），南凉和北凉进攻后凉，后凉主投降后秦，但后凉的疆域不久即被诸凉瓜分，后秦仅夺取了西秦的部分领土。东晋义熙三年（后秦弘始九年，公元４０７年）后，渭北高原以北被夏赫连勃勃所占，但后秦从后燕和东晋夺取了黄河以南今河南的大部。义熙十三年（后秦永和二年，公元４１７年），东晋兵临长安，后秦主姚泓出城投降，后秦亡。 后秦政权自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它的疆域一直都在变化，战胜则拥有其地，败则丧失其地。从后秦对外战争的胜负我们可以看出它疆域的变化，极盛时期“较之苻秦，概及半而止”④。在其国灭后，原后秦的西北、北部大部分统治区域被大夏占据，东边、南边的疆域归于东晋所有。
①《资治通鉴》卷ｌｌｌ＜晋纪３３），安帝隆安三年十月条。②也作“蒲坂”。③【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３＜历代州郡形势三·晋十六国附》，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３页。④《读史方舆纪要》卷３＜历代州郡形势三・晋十六国附》，１３３页。
二、后秦的人口 陈彩章先生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天下大乱，自东汉灵帝末至隋统一天下，其间３７０年，为中国一混乱分裂时代，中国户口统计以此时期最为不可靠＂，①这个论断是十分有道理的。 关中自晋惠帝时起，屡遭战祸，人民流亡，土地荒芜。 永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下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３１９年），刘曜建都长安，国号前赵，人口数不详。东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３５１年）氐人苻健据关中称帝，建都长安，国号前秦。得郡１７５，县１５７９，户２４５８６６９，人口９９８７９３５②。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３７５年）前秦苻坚灭燕，迁燕百官和鲜卑族四万余户到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及诸夷十五万户到关中，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３８３年）淝水之战，苻秦兵伤亡百万。 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３８４年）羌人姚苌据北地（今陕西富平）自称秦王。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史称后秦。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３９４年）姚苌死，子姚兴立，奖励清廉，严惩贪污，大兴儒佛，统治二十余年，成为西方强国，其执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基本沿袭前秦，其中民族政策亦是如此。③先后掳安定居民五千户，收洛阳流民二万余户，掳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户、阴密居民三万户，共计增加七万户到长安、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 在后秦立国期间有多次人口迁徙，以姚兴统治时期为例，根据《晋书》卷117、118《姚兴载记》记载：（皇初元年七月）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皇初三年）鲜卑越质诘请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皇初四年）鲜卑薛勃叛于岭北……（姚）兴率部骑两万亲讨之；遣姚崇寇洛阳……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弘始元年）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弘始二年）使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兴潜军赴之，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干。（弘始四年）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姚硕德、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生擒（吕隆弟）邈，斩获一万；隆将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兴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长安赴姚平；兴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
①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版，第５页。②陕两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陕西省志・人口志》，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ｌ页。③周伟洲《陕西通史・民族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４页。
（弘始五年）兴遣镇远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兴遣杨佛嵩率骑五千，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吕隆……表请内徙，兴遣齐难及镇西姚诘、镇远乞伏乾归、镇远赵曜等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以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弘始六年）兴遣其将姚硕德、姚敛成、姚寿都等率众三万，伐杨盛于仇池。（弘始七年）敛俱陷城固，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弘始十年）使中军姚弼、后军敛成、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傉檀，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诸军节度。（弘始十一年）兴遣平北姚冲、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时晋伐谯纵，大败之，纵遣使乞师于兴，兴遣平西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兴还长安。（弘始十二年）兴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避勃勃内徙。（弘始十四年）仇池公杨盛叛，姚兴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兴将轻骑五千，自雍赴之，与诸将军会于陇口。（弘始十六年）（姚）弼收（弥姐）亭地送之，杀其众七百余人，徙二千余户于郑城；徙（贰原氐）（仇）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弘始十七年）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据江陵，雍州刺史鲁宗之据襄阳，与刘裕相攻……兴遣姚成王、司马国瑶率骑八千赴之；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 从《晋书》所载的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统计出姚兴统治时期迁徙户至少１０１５００户，按照每户五口人算，当为５０７５００人，另迁徙至少８１０００人，共计迁徙数不少于５８８５００人；统计出军队数量为４４８０００人，按照每五人抽一丁从军，人口应当为２２４００００人。二者之和总共为２８２８５００，相比前秦的人口９９８７９３５少了很多，主要是因为人口的迁徙与战争的伤亡只是人口锐减。这是根据《晋书》记载岁计算出来的数字，并且在军队数量上应该有重合现象；而且这是二十年的人口变化，不是某一年的人口数，所以它是很片面的。但是从这个片面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推断后秦期间的人口数量确实较前秦少了很多。这几次迁入长安和关中的人口大约接近十万户，实际迁入的人口自然会更多。经过这些人口迁移和人口的增长，长安虽然没有恢复到前秦时期的人口规模和鼎盛状况，但也初具规模，根据葛剑雄先生的推断长安“拥有数十万居民是完全可能的＂①。现无专门记载后秦人口的史料存世，因此笔者只能从《晋书》、《通鉴》等史籍中摘取很不完整的有关后秦人口的史料记载作以分析，因此难免有片面之处。
①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２３页。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4 20:30 编辑
第四章 后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高潮时期，五胡大量内迁，民族成分复杂多样、民族交处杂居、民族矛盾冲突时常发生。后秦是由羌族建立的民族性十分鲜明的政权，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以维护其统治，其他民族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下文将对后秦疆域内影响较大的六个族群的分布、人口、语言、民族融合等情况加以概述。 １、匈奴族：经过汉、魏两代，汉匈杂处，户口繁殖，到十六国时总数达十万人。匈奴共分五部十九种，互相混杂，其中刘姓声威很大，可以迅速组织军事力量。匈奴人居塞内日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改用汉姓，使用汉语，有些已经具有汉族儒生的文化水平，其中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与后秦关系密切，尤其是大夏建国早期军事实力雄厚，夺取了后秦陕北、甘肃的大部分疆域。姚泓统治时期，后秦境内的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定阳（今陕西宜川县）、贰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胡数万人反叛，进入平阳（山西临汾县西南），推举匈奴人曹弘为大单于，不久即被后秦军队镇压，曹弘被押送至京城长安，豪右一万五千余落被迁往雍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２、羯族：羯人并不是匈奴或者羌人的一支，学者多认为羯族是操伊朗、阿富汗一带的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粟特（Ｓｏｇｄａ）人，他们信奉源于波斯的拜火教（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羯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须的特点。其族源有数说：曰为入塞匈奴１９种中羌渠之后裔；或曰西域胡占主要成分；或曰即西域胡之一种：或曰与小月氏有渊源关系。陈寅恪主张羯人是月氏人。①唐长孺认为主要为西域胡。②王仲荦认为羯人是石国人，高鼻深目多须、崇祆教，同匈奴不是一个部落；又据《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据此推断，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中原后，遂以石为姓，其祖并为部落小帅。③谭其骧先生认为它是中亚索格底亚那（Ｓｏｇｄｉａｎａ）、塔什干（Ｔａｓｈｋｅｎｄ）一带的伊朗人。④羯人约于汉代为匈奴所俘而带入塞，魏晋之际迁入山西中部，散居在上党郡（今山西省的东南部，主要为长治、晋城两市），石勒就是上党郡人。羯人与汉人杂居，不识字，采用汉姓，受汉族地主奴役。东晋永和五年（公元３４９年），冉闵囚后赵主石鉴，颁布“杀胡令”，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①《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４页。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４１６页。③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４１页。④详见谭其骧《羯考》，原载《东南日报》，１９４７年１月９日《历史与传记》副刊，后收入‘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７页。
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①，致使后赵境内“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②。由于羯人相貌有明显的特征，完全不同于汉人，因此不易逃脱，受“杀胡令’’的影响邺城及附近的羯人大多惨死，但也有部分公侯、卿、校等万余人逃至其他地方。前秦苻坚平邺城后，迁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入关中，造成了“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的局势③；苻融还说“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④；可见在长安，羯人是有相当数量的。但前秦灭亡后，有关羯人的记载不再出现，羯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原已不复存在⑤。继前秦统治关中的是姚氏所建立的后秦，照此推断，羯人是在后秦统治时期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虽然说羯族的名称不复见于史料，但他们的另一个称呼“粟特人＂却在隋唐时期依旧活跃于中原地区及漠北草原，直到唐末仍可见到他们的踪迹，只是汉文文献称其为“胡＂而非“羯＂，当然也有相当部分融入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３、鲜卑族：属东胡系统，世居辽宁塞外，肤色洁白，分为东部鲜卑、西部鲜卑和吐谷浑三支；魏晋时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最强，他们以游牧为主，开始建立国家，其中拓拔部所建立的北魏，陇西鲜卑乞伏部所建的西秦，秃发部所建的南凉等与后秦政权关系密切，前文也曾多次提到，此处不再赘述。 ４、氐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与羌族居住区域相近，原属西戎，又同属汉藏语系，历来与羌族关系密切，故在汉文的史籍中常以“氐羌＂绵连的形式出现。魏晋时氐人散居在扶风、京兆等地，加速对汉文化的吸收，通用汉语。尤其是氐族苻氏建立了十六国时最为强大的前秦政权，统治了黄河流域，对儒、佛学均予提倡。前秦政权覆灭后，苻登等率领残余势力与后秦姚氏政权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战争，最终归降后秦；贰原氐仇常也曾参加李弘的叛乱，后被后秦灭，部落五百余户被迁入许昌。在后秦统治时期，氐人同羌人一样汉化十分迅速，很多人在体貌特征、语言、生活习惯上已经跟汉人几乎没有区别。 ５、羌族：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民族。东汉以来散居在关中诸郡，过着农业定居生活，人口逐渐增加。当时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作为统治民族，后秦时期羌族发展很快，《十六国春秋辑补》中载“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
①《晋书》卷１０７《石季龙载记下》。②《资治通鉴》卷９８《晋纪２０》孝宗永和五年十二月条。③《晋书》卷１１４《苻坚载记下》。④《晋书》卷１１４《苻曙载记下》。⑤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６３页。
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①，又载“（姚）襄前后败丧数矣，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②。当从河湟地区开始向内地迁徙，姚羌就迈开了民族融合的脚步，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姚氏在辗转内地时，除了有本族群的成员外，已经有汉族和其他族群的成员不断的融入，从而导致了姚氏集团的成分日益复杂。尤其是姚苌建国以来“理太学，立先贤之后＂③，姚兴当政以后对儒学更为推崇，这些统治措施促进了姚羌与汉族的融合。 ６、杂胡：“杂胡＂应是“杂种”与“胡人＂二词的省称，主要有卢水胡、支胡、粟特④、龟兹胡等部族。虽然屠各出自匈奴，但是他们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已成为杂胡的一支。《晋书・苻坚载记》云“乌丸独孤、鲜卑没弈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汉魏以后自辽东至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都有乌丸的分布，朔方、五原、西河、北地以至武威也都有屠各（休屠各）的活动。魏晋十六国时太行东麓、秦陇区域以及凉州也都有屠各的活动，事实上乌丸与屠各的联系确实密切。归降于苻坚的乌丸独孤很可能由并州以北逐渐西迁而来，而被安置于高平（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县）一带。后秦时期，这一部分的杂胡也归降于姚氏政权。卢水胡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政权早期曾向后秦称臣上贡，但是后来随着后秦的军事实力的衰弱逐渐脱离其控制。卢水胡长期与汉人杂处，汉化亦很深，到隋唐时期完全汉化，而不见于史籍⑤。 羌族建立的后秦脱胎于前秦政权，对于前秦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继承。对于当时多个民族共存于北方的实际情况，后秦政权也不得不予以考虑，于是后秦政权也采取了自汉朝以来的传统羁糜政策。此种方法相较于那些原始的民族屠戮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后秦在执行这一政策时也颇有疏漏。具体来讲，对于归附的其它少数民族，后秦采取的办法一是封授其首领以官职，命其继续管理本族的事务；二是使他们迁出故地。据史料所载：“（姚苌时）贰城胡曹寅、王达献马三千匹。以寅为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达镇远将军、金城太守。＂⑥“苻登骠骑将军没奕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节、车骑将军、高平公。＂⑦“杨盛保仇池，遣使请命，（姚兴）拜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鲜卑越质诘归
①《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弋仲》。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襄》。③《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④《邓太尉祠碑》中载有“粟特”的名称。⑤周伟洲《陕西通史・民族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３页。⑥《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⑦《晋书》卷１１６《姚苌载记》。
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兴处之于成纪，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平襄公。＂① “（姚兴）遣其兼大鸿胪梁斐，以新平张构为副，拜秃发傉檀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将军、高昌侯。”② “姚硕德等频败杨盛，盛惧，请降，遣子难当及僚佐子弟数十人为质，硕德等引还。（姚兴）署盛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③ “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④“秦王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尽以其故部众配之。”⑤“兴寝疾，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兴舆疾讨之，斩常，执弘而还，徙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⑥“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所在残掠。征东姚懿自蒲坂讨弘，战于平阳，大破之，执弘，送放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⑦＂ 羌族、屠各、鲜卑、氐族等少数民族很早就同汉人杂居、通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一般认为民族融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因民族的迁徙，造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二是作为统治阶层在其统治区推行同化政策。在后秦时期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羌族的人口本不多，它的社会发展也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权起见，无论对内镇压还是对外征服，都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强迫汉族农民来供他们奴役，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后秦境内各民族的融合。
①《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②《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③《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④《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⑤《资治通鉴》卷１１２《晋纪３４）安帝隆安五年二月条。⑥《晋书》卷１１８《姚兴载记下》．⑦《晋书》卷１１９《姚泓载记》。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4 20:57 编辑
第五章 后秦的经济发展状况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经济破坏最甚、人民苦难最深的一个时代。各割据政权任意屠杀、虏掠百姓的记载在史籍中随处可见。后秦作为羌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社会组织从原始部族转变为封建国家，促使了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南北分裂，南北双方虽然时有摩擦冲突、战争不断，但是双方对各自的资源又有所需，这就促使了南北贸易的发展。在本章中笔者将从下面两个方面对后秦经济的发展状况加以分析讨论。
一、后秦的农业发展
羌族原为游牧民族，传说中的祖先是无弋爰剑，他本为奴隶，后逃亡，“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①，诸羌“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以田畜”②，可见从先秦时期开始羌族就逐步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羌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③，表明羌人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所居无常”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迁徙，羌族的各支都有其生活地域，互有地界，一般是不能越界放牧的。羌族的支系繁多，发展很不均衡，自然会形成多样的经济类型：有的部落已发展成为农业定居经济；有的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也有的仍然以游牧为主，继续以肉和奶制品为主要的食品。后秦的统治者是羌族中汉化很深的一支，他们的生产方式为定居农耕，因而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姚襄屯于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时曾“招徕流人……劝课农桑”④；后秦曾罢兵归农，释放奴婢，也是为了发展农业的需要。如姚兴打败苻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⑤；“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⑥。姚兴“好游田，颇损农要＂⑦，说明当时关中农业已具相当规模。但是由于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大，致使国用不足，姚兴不得不征收关津之税，盐竹山木之赋，虽然臣下多有反对，但是迫于形势仍然推行。
前秦时，苻坚针对关中少雨易旱，他一面推广汉代的区种法，精耕细作，保种保收；一面征调王公、富室的奴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
①《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③《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④《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４９《后秦录・姚襄》。
⑤《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⑥《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⑦《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①。修建水库、兴修水渠、发展灌溉农业技术等措施有力的促进了关中农业的发展。后秦沿用了这些水利设施和耕作技术，虽然立国期间饱受战乱之苦，关中地区的农业却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陶希圣先生考证：“在南北朝时，生产工具大大进步，辕犁、蔚犁代替了原始的耧犁，而与现在的耕犁有些相似＂②，还出现了“掩秧与施粪两种施肥方法”③，虽然“火耕水褥”的种植方式还存在，但这两种方法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照此推测，在后秦的统治区域中亦应有新的农具和施肥方法的使用。在南北朝时期，原来经济水平较高的中原地区，频频遭受战争破坏；相对而言，东北和西北的开发却有新的进展。中国北方的各经济区，又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二、后秦与周边政权的贸易
西晋发展起来的商业贸易因五胡内侵，再次受到打击。南北方政权的对立，致使南北商路受阻。陶希圣先生认为：“大体上，正常的贸易是不存在的，淮泗一路尤其是如此。＂④后秦时期与周边政权的贸易不外乎政府遣派的贡使贸易和民间商人的秘密往来。
前秦苻健曾派大将苻菁攻伐东晋，“掠上洛郡（今陕西商洛市），于丰阳县（今陕西山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⑤。上洛居丹水（今丹江）上游，丰阳在上洛南，亦距丹水不远。顺丹水东南入沔水（今汉水），沿沔水东南流，可达东晋之襄阳。又丰阳之西南，即东晋梁州之汉中郡。苻秦之“通关市＂，当为“互市＂，也称“交市”，史书上历来是指国与国之间或民族之间的相互贸易往来；其所谓“来远商＂，即指东晋统治区内的商贾。⑥作为前秦的继任者，后秦与东晋交往也颇多，《晋书・姚兴载记》记载：“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日：‘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匡辅晋室，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桓玄遣使来聘，请辛恭靖、何澹之＂。贡使的往来，根据两国的国交关系的变化而定其疏密，东晋与后秦之间的使者除了夸耀国威、表扬人才，互市贸易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北方的名马、南方的珠宝均为双方所需，南方的女子更是北方雅士所爱求的一种商品。
①《晋书》卷１１３《苻坚载记上》。
②详见陶希圣、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９—11页。
③陶希圣、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１页。
④陶希圣、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８４页。
⑤《晋书》卷１１２《苻健载记》。
⑥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第３１９－＿３２７页。
除了这种常例的贸易之外，私下的商人交易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南奸北入、北奸南叛＂①，寇掠扰乱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这种交往一般规模较小并时断时续。
后秦与北魏也有商业来往。弘始四年（公元４０２年）魏主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姚兴，兴许之，但是后来又绝婚于魏，致使后秦北魏间发生了“柴壁之战”，是役后秦大败；弘始十年（公元４０８年），后秦“复与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国、康宦还长安＂②，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之间的贡使往来，但是礼节性的互赠物品行为是肯定存在的；弘始十六年，“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③。从以上的记载可见后秦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与北魏有战有和，两者不断相互派遣使者，甚至还存在着“和亲”关系，按照封建社会的惯例，“和亲＂双方除了政治行为外时常还有大量的贡赐商品，如“致方物＂，后秦和北魏的和亲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后秦与其他政权也有联系，如“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先是，秃发利鹿孤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玄盛据敦煌，与吕隆相峙。至是，皆遣使降＂④；“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⑤。史书记载十分简略，无任何进贡与赐予物品的记载，但有“贡款＂行为，根据这些行为推断贡赐物品也应存在。
①《宋书》卷５５《索虏传》。
②《晋书》卷１１８《姚兴载记下》。
③《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④《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⑤《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5 09:55 编辑
第六章后秦的思想文化
由于统治阶层的重视，这一时期关中的儒学发展极为迅速；后秦时期社会动荡，道教、佛教等宗教作为人民的精神寄托发展也比较迅速。特别是鸠摩罗什的入关和他对佛经的大量翻译，促使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佛教的一个兴盛地，这一部分笔者将重点讨论鸠摩罗什的译经及其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一、儒学的继续发展 前秦是十分重视儒学的，后秦以前秦的继承者自居，也承袭了重视儒学的传统。前文曾引苻坚统治时，姚兴为太子舍人，根据《通典》注解“太子舍人，官名，秦置，掌行书令、表启等。两汉沿置……晋定员十六人……掌文章书记。”①由此可知，姚兴早年就有相当高的儒学素养，否则也不能担任“掌文章书记＂的太子舍人。当然归根结底姚氏重视儒学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
在《晋书・姚兴载记》中多处记载姚兴重视儒学，如姚兴“与其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儒士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在处理政事的闲暇，与耆老硕德在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吸引了诸生赴长安听讲，使后秦境内“学者咸劝，儒风甚矣”②。姚兴重视儒学，也必然使之成为学子步入仕途的捷径，从而士子儒生不远万里来长安求学者达万数。
姚兴还很重视儒家传统的礼教制度。姚兴母秦太后虵氏卒，关于如何服丧，在朝廷上产生了礼仪之争：尹纬主张以汉魏传统“既葬即吉＂；而尚书郎李嵩认为应如汉人传统“素服临朝”③，这是“孝治天下＂的体现。姚兴采纳了后者的意见，这说明其骨子里有儒学传统的种种印记，另外也以其身体力行达到“率先天下”的目的，让经过战乱的百姓恢复往日的道德规范。从政治大局来看，这也有利于吸收汉族中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权服务。
二、鸠摩罗什与佛教的兴盛 在姚弋仲时期，史书上尚无羌族信奉佛教的记载，但姚弋仲归附后赵期间恰逢佛图澄为国师，举国皆信佛教，受时风影响他应该或多或少的接触到佛教。姚襄率族躲避冉闵之乱，
①《通典》卷３０《职官十二・东宫官》。②《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③《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辗转关中时，其阵营中有僧侣智通跟随，并曾为之出谋划策①，足见这个时期僧人已经开始参与姚氏的军事行动。姚苌归附前秦，前秦君主苻坚是虔诚的佛教徒，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姚苌当在此时开始接触佛教，虽然史书对前秦时期姚氏信奉佛教鲜有着墨，但从建初元年（公元３８６年）姚苌进入长安后对待佛教的情形可以推断出他是相当重视佛教的，如“释僧略……少出家，止长安大寺……通六经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正佛法。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②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姚苌还认识了释昙谛，也听过其师弘觉法师说法，据昙谛所言“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释昙谛自称）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③
姚兴执政前期，后秦国内较为安定，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不仅提倡经学教育，大振儒风，对推崇佛教信仰也是不遗余力，史载“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④特别应指出的是，当时关中的佛教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中心之一。⑤为了建立一个以佛教为主的理想世界，助兴后秦之佛教，姚兴迎鸠摩罗什入关。鸠摩罗什（公元３４４—４１３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⑥、玄奘齐名，并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弘始三年（公元４０１年）五月，姚兴派遣陇西姚硕德，西伐后凉吕隆，吕隆军队溃败，至九月吕隆上表归降，引鸠摩罗什“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⑦，此时鸠摩罗什已年近花甲。姚兴待其以国师之礼，次年又敦请他到西明阁和逍遥园翻译佛经，并遴选沙门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参加译场。史载“兴如逍遥园，……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⑧鸠摩罗什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维摩经》、《华手经》、《成实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经》、《坐禅三昧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佛藏、菩萨藏等等。有关翻译佛经的总数，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三十五部，
①《晋书》卷ｌ１６《姚襄传》载“襄……将图关中……将战，沙门智通固谏襄，宜厉兵收众，更思后举。”②《高僧传》卷６《义解三》。③《高僧传》卷７《义解四》。④《高僧传》卷６《义解三》。⑤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页作“两晋时，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有三处：长安、凉州和庐山”。⑥真谛（４９９--５６９），梵文Ｐａｒａｍaｔｈａ，是南朝粱、陈时期来华的梵僧，梵名拘那罗陀（意译亲依）；又名波罗木陀或作波罗末陀（意译真谛）。参见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５６页。⑦《高僧传》卷２《译经中》。而＜十六国春秋辑补》卷５２《后秦录四・姚兴》记载为“（弘始六年）十一月，鸠摩罗什至长安”，不知根据为何。⑧《晋书》卷１１７《姚兴载记上》。
二九七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鸠摩罗什羁留后凉十七年，对于中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语言文字上能运用自如，又加之其博学多闻，兼具文学素养，因此在翻译佛教经典时，自然生动而契合妙义，在佛经传译的里程上，创造了空前的盛况。在短短十二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之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后秦佛教蓬勃发展，其推动者不仅只有姚兴一人，而是整个姚氏宗族都投入其中，他们不遗余力的参与译经说法工作，如姚兴的叔父姚绪，姚兴的兄弟姚嵩等，太子姚泓也跟僧侣来往密切。在姚氏政权的配合下，鸠摩罗什参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根据《出三藏记集》整理如下表：
译场主持者译经者时间地点新译或重译佛经名称
姚旻竺佛念391安定新译《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
姚嵩鸠摩罗什404长安新译《百论》
姚兴鸠摩罗什404逍遥园重译《新大品经》
姚兴鸠摩罗什405逍遥园新译《大智度论》
姚嵩
姚显鸠摩罗什406长安大寺重译《新维摩诘经》
姚嵩鸠摩罗什406长安大寺重译《新法华经》
姚显鸠摩罗什407长安新译《自在王经》
姚泓鸠摩罗什408长安重译《新小品经》
姚显鸠摩罗什411长安新译《成实论》
姚爽鸠摩罗什412长安新译《四分律》
姚兴昙摩崛多昙摩耶舍415长安新译《舍利佛阿毗昙》
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尼的增多，后秦政权设置了专门管理僧人的机构并设立僧官。当时在长安有僧尼万余人，史载“自童寿（鸠摩罗什）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兴曰：‘凡夫学僧未阶，忍苦安得无过？过而不翔，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僧略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双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①为了便于管理，姚兴任命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略为管理僧尼的最高官，即僧正；并任命僧迁禅、慧为其副手，即悦众；并且编制了僧人的名册，由法钦与慧斌共同掌管。僧正、悦众等佛学学官，类似于太学的祭酒、博士。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给后代政府管理僧尼提供了借鉴。
姚兴采取了重视儒学、提倡佛学的文化政策。后秦重视儒学，不仅缘于姚兴自身的汉文化素养高，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羌族要想立足关中，必须与当地的汉族豪强合作，这是不争的事实。耆老硕德正是汉族儒教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望、受人尊敬。提倡佛学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中，这除了能为饱受战乱的百姓提供心灵慰藉外，还有其作为外来民族自身的原因，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同于土生土长的汉人宗教，因而在心理上更容易被异族统治者所接受。
①《高僧传》卷６《义解三》。
结语 一个政权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羌族姚氏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从进入关陇地区接收汉文化影响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进一步熏陶，自身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永嘉之乱后，更是饱受挫折与磨难，其民族自觉意识渐强，在淝水之战后更是抓住时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其强大时，曾控制了河西走廊，西秦、后凉、南凉、北凉以及西凉都向其称臣：拓跋氏的北魏政权也与其和亲。鉴于当时混乱的社会形势，后秦的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采取了多种政策，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周边的政权的崛起和自身军事实力的削弱，河西地区重陷混战。尤其是北魏拓跋珪实行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①的政策，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军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后秦弘始四年（公元４０２年）发生的“柴壁之战＂成了姚秦与北魏政权之间实力的转折点，此后后秦的势头被北魏所压制。 东晋永和二年（公元４１７年），后秦政权投降东晋刘裕。北魏解除了强劲的竞争对手，故发展更为迅速，先后臣服了大夏、北燕、北凉等政权，黄河流域逐步统一于北魏，五胡十六国分裂的局面也终于结束。 后秦姚氏政权虽然立国仅仅３４年，但却对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政治上“军镇制度”的发展成熟，不仅适合于当时混乱的社会基层组织，更为北魏政权所借鉴；在宗教方面，姚秦开创了中国的“僧官制度”，促进了佛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教育上后秦推崇儒学的发展，促进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民族融合方面，姚秦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但是其在政治军事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内部争权夺利，最终致使其为东晋所灭。不过后秦作为十六国时期唯一由羌族建立的政权，有很多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①《魏书》 卷８３《贺讷传》 。
参考文献一、传世文献：１、【宋】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２、【宋】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３、【晋】陈寿，《三国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４、【唐】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５、【唐】李延寿，《南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６、【唐】李延寿，《北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７、【北齐】魏收，《魏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８、【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５．９、【梁】沈约，《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０、【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Ｍ］，嘉庆三年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１１、【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１２、【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正，《长安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１３、【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Ｍ］，中华书局，２００５．１４、【唐】李吉甫撰，【清】纪昀纂，《元和郡县志》［Ｍ］，乾隆四十四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１５、【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６、【清】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１７、【清】毕沅编著，张沛点校，《关中胜迹图志》［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８、【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１９、【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２０、【宋】李防，《太平御览》［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２１、【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２２、【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二、今人论著：１、陶希圣，武仙卿：《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２、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版。３、邝利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书目引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４、武汉大学图书馆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著作目录及篇目索引》，武汉，武汉大学图书馆，１９８２年版。５、李季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论文资料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２）》，曲阜，曲阜师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１９８３年版。６、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７、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８、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９、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１０、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１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２、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陕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３、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１４、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１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６、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７、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８、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１９、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０、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版。２ｌ、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２２、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３、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４、洪涛：《三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５、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２６、梁满仓：《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７、戴春阳，张珑编著：《敦煌祁家湾一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８、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９、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３０、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３１、冉光荣等：《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３２、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３３、白翠琴：《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１９９６年版。３４、傅刚：《魏晋风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５、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民族卷）》，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６、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７、朱大渭等编：《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３８、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光盘版，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３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４０、卢丁，工藤元男：《羌族历史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１、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２、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３、许辉：《六朝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４、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２０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５、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６、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４７、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４８、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４９、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版。５０、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５１、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５２、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５３、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５４、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５５、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５６、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版。５７、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５８、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５９、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６０、【日】伊藤敏雄主编：《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大阪，大阪教育大学，２００８年版。 三、相关论文１、殷鼎：《略论鸠摩罗什》，《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１４—２３页。２、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５—１１６页。３、刘仲文：《姚兴略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２４—２７页。４、刘幼生：《简论姚兴》，《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６０—6４页。５、张国杰：《论羌族政治家姚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６页。６、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１６ｌ一１６６页。７、李向军：《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民族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５页。８、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７７—83页。９、杨耀坤：《苻坚、姚兴与佛教》，《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１４６一１５１页。１０、高蕴华：《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７４－８０页。ｌｌ、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８9--11６页。１２、谢人吾：《苻秦（魏故邓太尉祠碑）考释》，《文博》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４４＿４８页。１３、牟钟鉴：《鸠摩罗什与姚兴》，《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３９—４３页。１４、何宁生：《后秦法制初探》，《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１２２—１２６页。１５、周伟洲：《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西北历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３～１８５页。１６、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ｌ一１３页。１７、李琼英：《刘裕七月灭后秦》，《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２６７—２７０页。１８、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第３ｌ卜３２７页。１９、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１０８一１１９页。２０、路远：后秦《吕他墓表》与《吕宪墓表》，《文博》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６２ｑ５页。２１、李椿浩：《试论羌族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３辑，第１２—１８页。２２、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２２７—２３１页。２３、杨铭：《论后秦政权的兴盛与衰亡原因》，《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第６３—6５页。２４、左华明：《刘裕北伐后秦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２１２—２１６页。２５、李向军：《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兼与王育民先生商榷》，《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５页。２６、郑文，张方：《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河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８—７１页。２７、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５７—１５９页。２８、杨铭：《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一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４9—５２页。２９、娄冬梅：《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后秦、夏及成汉）》，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年。３０、丁宏武，靳婷婷：《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３0—１３４页。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5 10:35 编辑
参考文献一、传世文献：１、【宋】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２、【宋】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３、【晋】陈寿，《三国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４、【唐】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５、【唐】李延寿，《南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６、【唐】李延寿，《北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７、【北齐】魏收，《魏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８、【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５．９、【梁】沈约，《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０、【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Ｍ］，嘉庆三年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１１、【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１２、【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正，《长安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１３、【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Ｍ］，中华书局，２００５．１４、【唐】李吉甫撰，【清】纪昀纂，《元和郡县志》［Ｍ］，乾隆四十四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１５、【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６、【清】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１７、【清】毕沅编著，张沛点校，《关中胜迹图志》［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８、【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１９、【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２０、【宋】李防，《太平御览》［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２１、【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２２、【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二、今人论著：１、陶希圣，武仙卿：《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２、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版。３、邝利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书目引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４、武汉大学图书馆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著作目录及篇目索引》，武汉，武汉大学图书馆，１９８２年版。５、李季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论文资料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２）》，曲阜，曲阜师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１９８３年版。６、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７、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８、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９、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１０、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１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２、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陕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３、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１４、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１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６、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７、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８、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１９、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０、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版。２ｌ、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２２、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３、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４、洪涛：《三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５、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２６、梁满仓：《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７、戴春阳，张珑编著：《敦煌祁家湾一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８、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２９、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３０、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３１、冉光荣等：《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３２、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３３、白翠琴：《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１９９６年版。３４、傅刚：《魏晋风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５、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民族卷）》，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６、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３７、朱大渭等编：《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３８、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光盘版，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３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４０、卢丁，工藤元男：《羌族历史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１、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２、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４３、许辉：《六朝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４、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２０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５、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６、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４７、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４８、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４９、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版。５０、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５１、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５２、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５３、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５４、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５５、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５６、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版。５７、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５８、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５９、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６０、【日】伊藤敏雄主编：《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大阪，大阪教育大学，２００８年版。
三、相关论文１、殷鼎：《略论鸠摩罗什》，《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１４—２３页。２、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５—１１６页。３、刘仲文：《姚兴略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２４—２７页。４、刘幼生：《简论姚兴》，《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６０—6４页。５、张国杰：《论羌族政治家姚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６页。６、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１６ｌ一１６６页。７、李向军：《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民族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５页。８、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７７—83页。９、杨耀坤：《苻坚、姚兴与佛教》，《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１４６一１５１页。１０、高蕴华：《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７４－８０页。ｌｌ、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８9--11６页。１２、谢人吾：《苻秦（魏故邓太尉祠碑）考释》，《文博》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４４＿４８页。１３、牟钟鉴：《鸠摩罗什与姚兴》，《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３９—４３页。１４、何宁生：《后秦法制初探》，《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１２２—１２６页。１５、周伟洲：《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西北历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３～１８５页。１６、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ｌ一１３页。１７、李琼英：《刘裕七月灭后秦》，《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２６７—２７０页。１８、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第３19—３２７页。１９、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１０８一１１９页。２０、路远：后秦《吕他墓表》与《吕宪墓表》，《文博》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６２—6５页。２１、李椿浩：《试论羌族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３辑，第１２—１８页。２２、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２２７—２３１页。２３、杨铭：《论后秦政权的兴盛与衰亡原因》，《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第６３—6５页。２４、左华明：《刘裕北伐后秦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２１２—２１６页。２５、李向军：《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兼与王育民先生商榷》，《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５页。２６、郑文，张方：《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河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８—７１页。２７、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５７—１５９页。２８、杨铭：《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一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４9—５２页。２９、娄冬梅：《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后秦、夏及成汉）》，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年。３０、丁宏武，靳婷婷：《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３0—１３４页。
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