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门四杰”名义考辨
“姚门四杰”名义考辨秦文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收稿日期]2015-09-25
[作者简介]秦文（1989-），女，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姚门四杰”是桐城派研究术语中的重要名词，其义项在文学史及相关研究专著的阐述中却存在着多样性、非确定性的问题，争议之处在于对刘开、姚莹的评价不同。在厘清各说源起、还原各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姚门四杰”这一名义展开考辨。
[关键词]姚门四杰；刘开；姚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5）06-0089-04
原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7卷（总第94期）
“姚门四杰”意为姚鼐门下的四大杰出弟子，这一概念内涵的狭小导致了其外延较大，具有多样的评判标准。加之此说非姚鼐亲自论断，而是来自人们口耳相传，无形中为新义项的提出留下了可能性。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四人虽是“姚门四杰”的原始义项，却不具有稳定性及不可替代性。因此，至曾国藩提出“高第弟子”说后，世人或混淆二说，或以刘开早逝、姚莹文事吏治皆卓著之故，径将曾国藩所提“高第弟子”称为“姚门四杰”，造成了文学史及相关研究著作中对“姚门四杰”义项定义多样的局面。本文将在厘清各说源起、还原各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姚门四杰”这一名义展开考辨。
一、义项的多样性与非确定性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时人将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誉为姚鼐门下四大弟子，世称“姚门四杰”。其名号始载于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其文曰：“当时，异之与梅伯言、方植之、刘孟涂称‘姚门四杰’。”①后其在与陈用光的信中所云略同：“余谓若吾桐方植之东树、刘孟涂开、上元梅伯言曾亮及异之者，惜翁高足，可称四杰。”②据此可知，“姚门四杰”之得名与管、梅、方、姚四人的文学活动及对桐城派的贡献相关。此说在道光中后期已有，罕有异议。其后，曾国藩似不赞同此论，于咸丰年间另提“高第弟子”说，所列仍为四人，却以姚莹取代刘开，“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③
至近代，一些学者在解释“姚门四杰”时虽仍沿用古义项，如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④、王德宽等编《中国文学答问总汇》⑤，但在旧说的接受过程中，已有人对其义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尤以刘声木为代表。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认为刘开“名虽居‘姚门四杰’之一，实不能尽守师法”⑥。此后，更多的文学史与研究专著的论述中，“姚门四杰”是以新的义项即“高第弟子”的概念出现，如黄
①姚莹：《中复堂全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878页。
②同①，第1386页。
③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
④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⑤王德宽等：《中国文学答问总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⑥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59页。
霖先生于1985年撰《论姚门四杰》一文，即在叙述中以姚莹取代刘开。①夏征农主编《辞海》亦从此说。②近代的一些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亦多从曾国藩的“高第弟子”说，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③、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④在论及桐城派姚鼐传人时，皆只言“四大弟子”而不提刘开。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述姚门名弟子亦以管、梅、方、姚四人为代表。⑤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姚门诸子”一章中沿用“高第弟子”之名，却将刘开增入其列。⑥周中明《桐城派研究》中说明了“姚门四杰”与“高第弟子”两个概念并存的现象，在论述姚门弟子时，不废刘开。⑦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还有少数学者合并了“姚门四杰”的新旧义项，另创新概念，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为“姚门五杰”或“姚门五弟子”，以杨怀志编《桐城文派概论》⑧、梅向东《桐城派学术文化》⑨为代表。
二、新义项的传播与接受
“姚门四杰”新义项由产生到传播再到代替旧的义项的过程，实际上亦是“姚门四杰”接受史中关键的一部分。新义项以姚莹代刘开的作法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实与曾国藩“高第弟子”说的合理性及其提出背景密切相关。在具体分析曾国藩“高第弟子”说的合理性前，有必要还原此论产生的具体话语语境和历史语境。
曾国藩所述“高第弟子”为“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时的门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乞病解官后，专心讲学，先后历主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据清代郑福照编《姚惜抱先生年谱》记载，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嘉庆五年(1800)、嘉庆十年(1805)至嘉庆二十年(1815)间主讲于钟山书院。众多弟子当中，姚鼐对梅曾亮、管同二人最为称赞。“钟山书院诸生作时文，差可观者，固尚有人。若作诗，则梅总宪一曾孙名曾荫者为佳。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二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之隽矣。”⑩时方东树亦依于姚鼐门下，据吴孟复《梅郎中年谱》记载，梅曾亮于嘉庆十五年（1810）结识方东树，“时惠川、异之皆在金陵，与先生及植之时依惜抱讲论道艺，而学益淳厚，文愈高古，其得义法以此时为最”⑪。刘开最早以书信求知于姚鼐，“年十四，以书谒惜抱先生。先生大奇之，因从事先生之门得其学”⑫。嘉庆六年（1801），刘开随姚鼐至安庆敬敷书院学习。基于刘开未曾就读于钟山书院，其未被列于“高第弟子”亦属情理之中。然而我们需注意到的是，姚莹亦未就读于钟山书院。嘉庆十年（1805），姚莹在姚鼐的资助下应童生试。嘉庆十一年（1806），姚莹赴安庆参加科考，暂居于敬敷书院，向姚鼐请教学问文章之事。据施立业考证，两人在安庆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从具体话语语境中看，姚鼐“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与姚莹被列“高第弟子”亦有相悖之处，但这并没有妨碍世人对于这一论断的接受及肯定。故而，分析此论的历史语境就显得很有必要。
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欧阳生文集序》作于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此时，清政府正陷于内乱外患交迫之间。是年四月，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五月，中国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八月，太平军击溃江北大营；十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三河镇大败湘军。在这样的情境下，姚莹身上忠义之气与禁烟抗夷的坚定立场，显然比刘开纯粹的文学才能更令人瞩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姚莹在文坛的声名与刘开不相伯仲。嘉庆九年（1804），姚莹在桐城当地已颇具文名，同邑文人常与之探讨文学，互相切磋，“昔者，吾党之盛也，在嘉庆九年以后。维时海帆、雅堂、岳卿年最长；植之、元伯、匡叔、竹吾差次；其年相若而吾兄事之者为六襄、聿原、子方、履周、阮林、明东、易卿；弟之者则子山也，后乃得鲁岑、小东、幼榰。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吾所为左右采获以取益者也。⑬嘉庆十年（1805），
①黄霖：《论姚门四杰》，《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第60-68页。
②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327页。
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④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6页。
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⑥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⑦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⑧杨怀志：《桐城文派概论》，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⑨梅向东,刘波：《桐城派学术文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⑩姚鼐著，龚复初校：《姚惜抱尺牍》，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56页。
⑪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1页。
⑫刘开：《刘孟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⑬姚莹：《中复堂全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90-91页。
姚莹与刘开同参加童生试，俱得考官青眼，“时童生中唯刘孟涂先生有名，已县试冠其曹矣。郡试命题为《大观亭怀古》，公作五言律百韵，太守大惊，曰：‘吾知桐城有一刘开，不知又有一刘开也。’遂以为榜首，入郡庠。”①其后，姚莹任地方官员时，吸纳一批桐城文人入其幕，包括吴德旋、方东树、毛岳生等，意在保全桐城文脉，逐渐成为同邑文人的领袖之一；同时，其重视民生，治理地方亦有道，故颇受朝中大员陶澍、林则徐等人青眼。道光二十三年（1843），姚莹在率领台湾人民抗英的战争中因“冒功”一事获罪，引起朝野巨大反应，多有为姚莹上书、撰文鸣不平者，然而，姚莹仍持济世之心，处处为清廷考虑，“国家一切宽大以容，为人臣子仰体圣怀以全大局，非一身之利害得失，亦非一身之困穷厄塞也”②，忠义之情溢于言表。是年，姚莹赴京领罪，三十余名官员、名士前来相迎，其经此一事，名声大振，京城官员、名流多有与其相交者。此时，姚莹在朝廷及文坛的名望极高，刘开已不能望其肩项。
至咸丰年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曾国藩借《欧阳生文集序》梳理桐城派发展脉络，实则为桐城派正名，彰古文之法。曾国藩理想中桐城派的传播，要的不仅是古文家们曲高和寡的相应，还有大众的认可与接收，从而将桐城派推举成为主导整个文坛的文学流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姚莹经世致用、保家卫国的情怀无疑更能激发桐城派传播的活力。此外，曾国藩个人对于姚莹的欣赏亦十分关键。曾国藩早年曾从友人处略知姚莹为人，值其被传“杀俘冒功”，又眼见京中官员名流为其奔走请命，“昨日蕙西来，言台湾镇达洪阿道姚莹有动摇之意，由英夷设计倾陷故也。蕙西极为忧愤，几于坐不安席”③。咸丰元年（1851）四月，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请重用当时已67岁的姚莹参与镇压太平军之役，“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④，可见其对姚莹政治才干的欣赏。同时，二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也颇为相通。曾国藩早年便十分讲究文学创作应识当世要务，“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⑤。后人多认为曾国藩重经世致用，其提出的“经济”说使得桐城派文风为之一振，其实姚莹亦早有此说：“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着，降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其次则择一而执之，可以自立矣。”⑥“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⑦，已开曾国藩“经济”说之先。此外，其洞达世务、长于经济的个性也与曾国藩颇为相似，故姚莹为曾国藩青睐、代刘开入“高第弟子”之列亦不足为怪了。由于曾国藩当时官高名显，手下幕僚众多，其在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文坛的话语权，故此论一出便广为流传。加之道光中期以后姚莹名望已高于刘开的事实，“高第弟子”说便直接与“姚门四杰”说相抗，并逐渐演化为其新的义项。
三、新旧义项由对抗到妥协———关于刘开的评价问题
无论是从总结清代咸丰以前桐城派发展的情况观照，还是从后期扩大桐城派威望的需要上考察，“高第弟子”说即“姚门四杰”说的新义项都是合理的、科学的。另一方面，“高第弟子”论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姚门四杰”的旧义项，直接影响了刘开的评价问题。历史的尘埃应被拂去，刘开的才能及其对丰富桐城派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当引起人们重视。刘开自幼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方东树称其“始学为文辄惊其长老”⑧。其于14岁以书谒姚鼐，“先生大奇之，因从事先生之门得其学”⑨，自此名声渐显。因刘开为桐城人，姚鼐出于延续桐城文脉的考量，故更加对其寄予厚望，曾赞其所作寿序曰：
①姚永朴著，张仁寿校注：《旧闻随笔》，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212页。
②姚莹：《中复堂全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55页。
③曾国藩著：《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49页。
④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⑤同③，第159页。
⑥同②，第344页。
⑦方宗诚：《柏堂集次编》，清光绪六年刻本，1880年，卷一，21A。
⑧方东树：《考盘集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⑨刘开：《刘孟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命意遣词俱善，世不可无此议论，亦不可无此文，尽力如此作去。吾乡古文一脉，庶不至断绝矣。”①再次，刘开提出的一些为学、为文的见解，也丰富了桐城派的理论。为学上，其提倡摒弃汉宋之争，“言宋者流为空虚固陋之习，言汉者溺于琐碎纷纭之说”②，提倡各取所长。为文上，其在认可古文理论合理性的同时，亦不废骈文。他不仅承认骈文这一文体的审美意义，“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各树其长，各穷其方。宝光精气，终不能掩也”③，且能抛开门户之见，认为骈文与散文的最大区别只在表现形式的不同，若其精神内核“道”是同源的，依然能做到“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④，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刘开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及更为包容的文学创作理念。此外，他的个人创作亦十分丰富，著有《刘孟涂集》四十四卷，其中包括诗前集十卷，诗后集二十二卷，古文十卷，骈文二卷，并《孟涂先生遗集》二卷、《论语补注》三卷，《广列女传》二十卷等著作传世。吴孟复先生曾对其游记文给予高度评价，称“弥补了方、姚不善写景之弊病”⑤。
在后人提出的新旧义项中，姚莹与刘开互相对抗。而在现实中，二人同居于姚鼐门下，却是惺惺相惜，互赞其才。嘉庆十七年（1812），刘开至广东与姚莹相聚，喜不自禁，刘开称姚莹“志欲挽颓俗，不顾并世惊⑥，姚莹亦感慨“吾党有刘生，矫矫非常俦”⑦。刘开早逝，姚莹便帮助将其文集付梓，使其著不至失传，“没后，前台湾令家弟莹急造其家，访遗稿，得后集二十二卷，缺第八卷，文十卷，骈体文二卷”⑧。道光六年（1826），姚莹亲持刘开诗文集十数大编请管同作序。当时，桐城派诸人实对刘开“朝上一书以求名，暮进一诗以钻利”⑨之举颇有微词，认为其不守师训，非明道之人。姚莹却极力为刘开辩呼：“明东自负其才，欲为世用，踬于诸生，身屯而道塞，借势王公大人思以振厉，彼所谓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者也，岂游士伦哉！”⑩管同亦为此二人相知相惜的情谊感动，“石甫友明东，至于人往风微，不为群言动摇，其必有以得其深而非他人所能识者矣”⑪。
一个学术概念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内涵发生因革亦属常事。在桐城派发展、传播的实际需要中，“姚门四杰”新义项的出现既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若从文学创作才能观之，刘开确有资格位列“姚门四杰”，但他的早卒取消了他有所作为的种种可能。从扩大桐城派影响力的实际效果看来，无论是在文坛还是朝堂，姚莹都比刘开走得更远，无怪乎政治意图明显的曾国藩以姚莹代之。或许曾国藩此举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或传播策略的需要，无意贬刘抬姚。然而，内忧外患、硝烟弥漫的时代毕竟已远去，在论及这一概念时，应多一些学理性的思考。如今在个别研究专著中，已有学者采取折衷之法，将“姚门四杰”新旧义项合并。笔者仅呈一孔之见，望当代的文学史及相关专著能以更客观、包容的心态阐述“姚门四杰”。
①姚鼐著，龚复初校：《姚惜抱尺牍》，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38页。
②刘开：《刘孟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4页。
③同②，第426页。
④同②，第424页。
⑤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⑥同②，第251页。
⑦姚莹：《中复堂全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124页。
⑧同②，第231页。
⑨管同：《因寄轩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3-484页。
⑩同⑨，第484页。
⑪同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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