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藏此意无人解”———入金不仕宋人姚孝锡的仕进理...
“行藏此意无人解”———入金不仕宋人姚孝锡的仕进理想与人生悲哀孙明材(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姚孝锡字仲纯，号醉轩，北宋政和四年进士。靖康二年，因雁门失守被迫入金。金人授以五台县主簿之职，但他很快便称疾求退，弃官长达55年。作为一名入金不仕之宋人，尽管“不仕”让他暂时享受了“藏”于耕桑的安闲自适，“入金”却令其恒久地陷入了滞留他国、归期无望的故园之思;尽管他入金后高调摆出绝意仕进的姿态，内心却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念，只不过不是报效金廷，而是报效宋廷。换句话说，眼下的金地之“藏”仅为诗人的权宜之举，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有朝一日的故国之“行”。而可悲的是，诗人的这种行藏之意、报国之志，不仅生前无人解会，死后亦无人揭明。
关键词:姚孝锡;入金，不仕;仕进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21)03－0091－05DOI:10.16822/j.cnki.hitskb.2021.03.004
收稿日期:2021－01－08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科带头人资助项目“宋辽入金文人与金代文学研究”(2020XKDT03)
作者简介:孙明材(1976—)，男，吉林通榆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或因使金被扣，或因城陷被俘，金朝初期有大批宋人入金。其中既有仕金者，也不乏不仕者，如姚孝锡、司马朴、朱弁、洪皓等。但不仕不等于不想仕，其内心多具有强烈的仕进之意，只不过不想在金朝仕。正因为本身想仕而又不想在金朝仕，入金后就极有可能表现为表面高蹈出尘，不问世事，实际心系宋廷，迫切求用，姚孝锡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姚孝锡(1099—1181)，字仲纯，号醉轩，北宋政和四年进士。靖康二年，因雁门失守被迫入金。金人授以五台县主簿之职，但他很快便称疾求退，弃官长达55年。他善谋生计，生活相对富足，“亭榭场圃，富于游观，宾客日盈其门”;中年之后，尽“以家事付诸子，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1］2574。但这种看似潇散的生活背后，却充斥着强烈的故园之思、深沉的迟暮之感以及叹无赏音、迫切渴望宋廷延用的报国之志。换句话说，眼下的金地之“藏”仅为诗人的权宜之举，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有朝一日的故国之“行”。而可悲的是，诗人的这种行藏之意，无论生前死后，均无人揭明。
一、他国之“藏”:耕桑自适与故园之思
姚孝锡辞官后居住的山村虽地处偏僻，土地贫瘠，赋敛却不十分苛刻。加之他善于“治生”，村居期间生活相对富足，以至“州境岁饥”，他竟能拿出“所藏粟万石”以“赈贫乏”［1］2574。物质生活的相对优裕，成为他心灵自适的重要保障，安闲自得的情感意绪屡屡流露于诗中，诗人甚至表示“生涯甘分寄耕桑”(《睡起》)。如《村居偶成》:
静爱柴门野兴幽，杖藜徐步到岩丘。
深林有兽鸟先噪，废圃无人泉自流。
土瘠税租随力办，年丰禾黍过时收。
客来不虑无供给，白酒黄鸡亦易求。①
“废圃无人”言处境之清幽，“杖藜徐步”谓生活之安闲;“土瘠税租随力办”言赋敛之不苛———可量力而缴，“年丰禾黍过时收”谓粮谷之充足———非待米下锅。而“客来不虑无供给，白酒黄鸡亦易求”，又表明不仅基本生活可以保障，还可高标准地接待来客———不吝“白酒黄鸡”。生活之自足与安适，溢于言表。再如《柳溪别墅》:
安车随意饱甘肥，晚食徐行理亦齐。
山市日高人未集，柴门客至鸟先啼。
溪桥散望携笻度，野寺牵吟信笔题。
容膝易安聊自适，瓮天闲看舞醯鸡。
“山市日高人未集”言周边人口之稀少，“容膝”“瓮天”谓生活空间之窄狭。而厕身其间，诗人的心态却安闲自适———“安车随意”“晚食徐行”“聊自适”“信笔题”。又如《题柳溪别墅》:
雨霁风和不动尘，柳边携酒赏晴春。
频来溪鸟浑相识，渡水穿花不避人。
“雨霁风和”，“携酒”赏春，加之“频来”，致使“溪鸟”相亲———“渡水穿花不避人”。真可谓令人神往的诗意栖居。
如果不考虑辞官背景，仅就舒适度而言，姚孝锡的村居生活似可与陶渊明的村居生活相媲美。但入金宋人的特定身份，决定了姚孝锡的安闲自得只能是表面的、一时的，横亘其内心并历久弥增的必定是对故园的思念。故园的亲人、友人，甚至一草一木都会令其梦绕魂牵。若是逢年过节，或是偶遇节物的更换，思念会变得愈加强烈。如《春日书怀》:
云散交情薄，棋翻世态新。
山容犹带腊，鸟语已回春。
节物惊心遽，丘园入梦频。
东风如解语，端笑未归人。
“山容犹带腊，鸟语已回春”，表明当下还只是初春，山色尚未脱尽冬日的枯黄，只有仔细辨别禽鸟的叫声，方可知晓春日的到来。然而就是这样细微的节物更换，都会让诗人为之“惊心”，甚至因此生发春归人未归的伤感。当身不能归时，诗人往往寄希望于梦归，希望借助梦境还乡。姚孝锡亦是如此，其诗中多次写到“归梦”，如“久客梦还家”(《用峰山旧韵》二首其二)、“帘鸟唤归梦”(《次韵李相公偶成》)、“旧事老年多记忆，故园归梦正悠飏”(《睡起》)等。身不能归而寄希望于梦归，已令人倍觉伤感;若梦亦不能归时，痛苦程度更可想而知。如《岁晚怀二弟》:
少易成欢老易伤，壮游垂白未还乡。
烟尘无复音书到，魂梦犹疲道路长。
爆竹又惊新荐岁，屠苏空忆旧传觞。
年年此日遥相忆，鸿雁何时续断行。
年老之人本易伤感，何况爆竹迎新之时。诗人“年年此日”忆及旧日的“传觞”，可“传觞”只能“空忆”;诗人“年年此日”祈祷兄弟的重聚，可重聚总是无期。无奈之余，诗人只能寄希望于“魂梦”，渴望“魂梦”还乡，与兄弟团聚。而可悲的是，因现实中的音书不到、道阻且长，直接作用于诗人的潜意识，导致诗人的“魂梦”亦因道路之长而无法还乡———“魂梦犹疲道路长”。再如《新诗》:
愁边日晷偏疑短，梦里江乡未当归。
盘无兼味惭留客，梦厌多歧不到乡。
“梦里江乡未当归”暗示途程太远，梦魂不便回归;“梦厌多歧不到乡”直言归途多歧，梦魂无法回归。个中的苦楚、无奈，不言而喻。
总之，尽管“不仕”让姚孝锡暂时享受了隐居生活的自得自适，“入金”却令其恒久地陷入了滞留异地、故园难回，痛楚而无奈。
二、故国之“行”:叹衰待赏与报国之念
除了故园之思，姚孝锡辞官后的诗歌还在反复感叹老之已至、不获赏遇、“怀抱”不得施展与初心徒然坚守。
姚孝锡诗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心“有恨事”，怀抱郁沉。如《芭蕉》:“凤翅摇寒碧，虚庭暑不侵。何因有恨事，常抱未舒心。”由叶之卷曲不舒展，联想及芭蕉之“心”“有恨事”，典型的借物抒怀———暗示诗人因心“有恨事”，故常感“未舒”。再如《次韵李相公偶成》:“感时空有泪，却老分无方。”“感时”言辞官后的诗人仍密切关注时局，“空有泪”谓面对时局变化，只能空自流泪，不能有所作为。而在诗人看来，自己之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原因是不获赏遇。如《溪桥早春》:
轻黄未染柳梢匀，连日溪风卷塞尘。
乍暖乍寒花信晚，相呼相应鸟声频。
少勤漫挟经纶策，老懒空余病患身。
追忆故园桃李树，年年红紫为谁新。
①〔金〕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602页。以下所引姚孝锡诗歌均出自此书。
“少勤漫挟经纶策，老懒空余病患身”，言少年时期白白苦读了若干经世济民之策，而今老之已至，功业无成，只余病患之身;“追忆故园桃李树，年年红紫为谁新”，则借“桃李”之无人赏，喻一己之无人赏，暗示自己的“漫挟经纶策”“空余病患身”，都是因为不获赏遇。这一思想在《感白发》诗中表露更为直接:“弹铗凭谁听客歌，震雷那复化鱼梭。”上句用冯谖客孟尝君，怀才不遇，自抒愤懑，弹铗而歌的故事;下句用《三秦记》中典故:“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莫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2］谓自己之所以不能如鲤鱼跃过龙门般跃居高位，建立不世之功，乃是因为不能如冯谖得遇孟尝君般获得赏遇。感叹老之已至却不获赏遇，在其诗中可谓屡屡出现。如《次韵秋兴》:
老畏年光速，愁添旅梦多。
西风著梧竹，归思入烟波。
夜永凭诗遣，颜衰得酒和。
故溪千树柳，谁复晒鱼蓑。
“老畏年光速”言年华流逝之可畏，“颜衰得酒和”谓容颜已衰之愁苦;而“故溪千树柳，谁复晒鱼蓑”，又在借助溪柳之不复获用，暗喻一己之不复获用。再如《九日题峰山》:“无情趁暖花先老，有信迎寒雁已回。遥想故园亲种菊，霜枝露蕊向谁开。”等等，都在感叹不获赏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诗人不获赏遇，并因此导致不能有所作为，成就功业，但诗人却始终如铁石般坚守初心，哪怕这种坚守注定徒然。如《和成冠卿见寄》:“标名不挂金银榜，涉世空坚铁石心。”谓尽管不能位列显贵，却能做到历经世事变故，始终坚守原有志向，尽管这种坚守只是徒然———“空坚”。再如《次韵王无竞见寄》:
客怀重倚仲宣楼，白草黄云塞上秋。
山色不随尘世改，水声还抱故城流。
隙中畏景那堪玩，镜里衰颜祗自羞。
多愧诗人苦相忆，远传佳句吊清愁。
“山色不随尘世改，水声还抱故城流”，又是在借助山色之不改、水向之不变，暗喻诗人本色之不改、初心之不变。尽管这种初心，注定有生之年难以实现———“隙中畏景那堪玩，镜里衰颜祗自羞”。那么，诗人如铁石般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诗人又迫切地期待谁的赏遇，以成就一番功业呢?作为一名入金不仕之人，而且是绝意仕进之人，诗人迫切期待的不可能是金主的赏遇，而应是宋主的赏遇;诗人历经世事变故，始终坚守的是忠于宋主、报效宋廷的初心。他迫切地期待有朝一日重回宋朝，为国效力。如《次李平子登台有感韵》云:
落日孤云带远冈，戍楼烟瘴旧边场。
疲民卒岁方怀土，远客凭高自忆乡。
汉使一朝延四皓，秦诗千古吊三良。
行藏此意无人解，聊借青山送酒觞。
“汉使一朝延四皓”用张良延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之事，《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3］意谓四皓本为隐居避世之人，却为张良所请，出山辅佐太子。“秦诗千古吊三良”用《诗经·黄鸟》诗咏三良之事，《诗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毛传:“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针虎也。”［4］值得思考的是，诗人为何化用上述典故?诗人是想借助这些典故说明什么呢?细嚼其义不难发现，诗人其实是在以“四皓”与“三良”自比，“汉使一朝延四皓”言诗人迫切地期待有朝一日，宋廷也能如汉廷般派遣使者来延请自己这样一位有如“四皓”般隐居避世之人;“秦诗千古吊三良”又谓若得宋使相“延”，自己必定如“三良”般以死效命。由是，诗人眼下的金地之“藏”实为权宜之举，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有朝一日的故国之“行”。在诗人看来，“行”与“藏”虽表现形式有别，但追求目标一致。如《题佛光寺》云:“臧谷虽殊竟两亡，倚栏终日念行藏。”“臧谷虽殊竟两亡”用《庄子·骈拇》中故事:“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5］诗人化用这一典故的目的是想说明自己终日念念的“行”“藏”虽表现形式不同，最终目标却一致———故国之“行”固然是在报效宋廷，他国之“藏”也是为了报效宋廷。
总之，尽管姚孝锡入金后表面高蹈出尘，内心却怀有强烈的仕进之意，只不过不是报效金廷，而是报效宋廷。
三、生前死后:不见知音与无人揭明
让弃官后的姚孝锡为之苦闷的，不仅是故国之“行”的理想难于实现，还有他国之“藏”的用意无人解会。其诗中屡屡感叹门庭冷落，不见知音见访。如《闲居》:“无客访衰残，柴门尽日关。”《次韵李相公偶成》:“无人共尊酒，散发卧藜床。”《蜀葵》:“空侧黄金盏，谁人与对斟。”形容门庭冷落，来客绝少，一般会用“门可罗雀”，而让诗人感到尴尬的是，自己的门庭不仅无人到来，雀似乎也不愿意来。如《次韵秋兴》:“不须更问今朝客，门外元无雀可罗。”诗人期待有客到访，但这个“客”必定是志同道合之人，若是败人意之“俗物”，诗人宁可独自静处。如:
老愧凭栏目力昏，百年怀抱向谁论。
晴空雁起云边塞，夕照人归郭外村。
因忆昔游惊迅晷，暂将离恨付清樽。
谁人肯似边居士，远驾朱轮过雀门。(《登楼有怀》)
别恨频添鬓雪深，百年怀抱郁沉沉。
标名不挂金银榜，涉世空坚铁石心。
俗物何劳供一醉，残僧正欲伴孤吟。
朱弦三弄虚檐寂，唯有清风是赏音。(《和成冠卿见寄》)
诗人期待的是有如“边居士”的同道见访，一吐“百年”之郁沉“怀抱”，而不是“残僧”般的“俗物”相伴，让自己徒增厌烦①，但诗人的这种意愿却难于实现———“唯有清风是赏音”表明当时除了“清风”，诗人别无知音。再如《花前独酌二绝句》:
老将花酒作知音，起就花前酒自斟。
莫便兴来先酩酊，却妨真赏废搜吟。
移得名花手自栽，花知不为老人开。
兴来谁是尊前客，唯有提壶送酒杯。
“老将花酒作知音，起就花前酒自斟”，“兴来谁是尊前客，唯有提壶送酒杯”，都在暗示诗人没有知音见访，没有同道倾诉，怀抱无人知晓。无奈之余，诗人只能与青山对酌———“行藏此意无人解，聊借青山送酒觞”(《次李平子登台有感韵》)。
而更为可悲的是，诗人的行藏之意、报国之志，不仅生前无人解会，死后亦无人揭明。姚孝锡去世之后，“名士大夫为诗以吊者数十人”［1］2574，包括胥持国、刘迎、李仲略、毛麾、田彦皋、王寂、党怀英，等等。这些挽辞多保存于元好问的《中州集》中，其内容均侧重称道姚孝锡的入金不仕、善于治生和诗酒自适，几乎没有一篇揭明其耿耿于怀的“行藏”之“意”。如胥持国诗云:
山东夫子老河东，谁与先生臭味同。
早岁遽辞名宦里，百年常乐圣贤中。
醉轩风月千秋恨，蜗室樽罍一梦空。
白玉楼成人不见，空余乡泪托东风。
尽管诗中写到了姚孝锡的孤居无俦———“山东夫子老河东，谁与先生臭味同”，重点仍在称道他的入金不仕，隐居自得———“早岁遽辞名宦里，百年常乐圣贤中”。再如刘迎诗:
百年陆陆变苍茫，晚向山林得老苍。
孤干郁生陈柏树，故基岿立鲁灵光。
谋生有道田园乐，阅世无心寿命长。
何日车声过通德，拜公一炷影前香。
“百年陆陆变苍茫，晚向山林得老苍”，言姚孝锡一生官职低微，碌碌无功，晚年却因退居山林，成就“老苍”形象，也在称道他的拒绝仕金;而“谋生有道田园乐，阅世无心寿命长”，又在肯定姚孝锡的藏身田园。又如李仲略诗:
早岁才猷著，崎岖步世艰。
非嫌食周粟，甘学抱吴关。
高义追东汉，移文谢北山。
孤风激贪懦，凛凛莫容攀。
“非嫌食周粟”用伯夷不食周粟典故，言姚孝锡接受金官任五台簿事。“甘学抱吴关”用《孟子·万章下》中典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6］《荀子·荣辱》又云:“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7］谓姚孝锡甘做卑微的小吏。“高义追东汉”用东汉梁鸿携妻孟光共入霸凌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自娱故事［8］。“移文谢北山”用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中典故。四句谓尽管入金之初，姚孝锡曾接受金官，甘做卑微小吏，最终却能追仿梁鸿彻底归隐，而非如《北山移文》中的假隐士，伪装隐居以求利禄，诗人看
①“俗物何劳供一醉”，化用《世说新语·排调》中故事:“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82页)
重的还是姚孝锡绝意仕进、彻底归隐的“凛凛”“孤风”。又如毛麾的“盖世清芬五十年，直疑湖海水云仙”，“松菊就荒堪笑晚，莼鲈托兴果谁贤”;田彦皋的“琳琅风月三千首，游戏尘凡八十秋。三径尚存元亮菊，五湖空负子皮舟”;王寂的“彭泽不书宋，东陵无负秦。直从强健日，收得自由身”;党怀英的“玄豹自媚其文兮，亦何嫌于隐雾。诗书与友兮琴尊与游，适意自安兮乐闲自休”，等等，关注点都在姚孝锡绝意仕进的“高义”和“游戏尘凡”的自适，而对其终日念念的“行藏”之“意”、报国之志，却无人揭明。不仅金人未能揭明，今人似亦未能解会。如胡传志《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9］，李永洲《金初入金宋人诗歌中的家国书写研究》［10］，熊丰《入金宋人的文化心理与诗歌创作》［11］，杨爱敏、姜剑云《姚孝锡诗歌情感探微》［12］等，虽然注意到了姚孝锡滞金期间的潇散自适与思乡盼归，却均未言及其耿耿于怀的“行藏”之“意”。
总之，作为一名入金不仕之宋人，尽管“不仕”让他暂时享受了“藏”于耕桑的安闲自适，“入金”却令其恒久地陷入了滞留他国、归期无望的故园之思;尽管他入金后高调摆出绝意仕进的姿态，内心却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念，只不过不是报效金廷，而是报效宋廷。换句话说，眼下的金地之“藏”仅为诗人的权宜之举，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有朝一日的故国之“行”。而可悲的是，诗人的这种行藏之意、报国之志，不仅生前无人解会，死后亦无人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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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孝锡(1099-1181) ，字仲纯，号醉轩。宋末金初徐州丰县(今江苏丰县)人。金初文学家。姚孝锡所作诗文另有意趣，著有《鸡肋集》，一云《怡云轩集》，已佚。今存诗32首。
姚孝锡作为“借才异代”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有着很深厚的情感内涵，他的诗歌地位虽然不能和同期的蔡珪相较，但是他情感中自得其乐的明达智慧给了同期深重激愤的诗坛吹入了清新之风，影响了金代中期的文学风格。目前学术界对于姚孝锡的研究较少，将他的诗歌进行细致分类可以更加广泛地了解这一段时期的文学风貌。
姚孝锡先生本为江苏丰县人，宣和六年登科，为代州兵曹，宣和七年冬，金人来侵，代州沦陷，被授五台簿，没多久，他以病去职，此后居住于五台。姚先生是金代文学初期，也就是金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之前“借才异代”时期的作家，他也是入金不仕的代表文人，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研究价值。
姚孝锡(1099-1181) ，字仲纯，号醉轩。宋末金初徐州丰县(今江苏丰县)人。金初文学家。姚孝锡所作诗文另有意趣，著有《鸡肋集》，一云《怡云轩集》，已佚。今存诗32首。
姚孝锡作为“借才异代”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有着很深厚的情感内涵，他的诗歌地位虽然不能和同期的蔡珪相较，但是他情感中自得其乐的明达智慧给了同期深重激愤的诗坛吹入了清新之风，影响了金代中期的文学风格。目前学术界对于姚孝锡的研究较少，将他的诗歌进行细致分类可以更加广泛地了解这一段时期的文学风貌。
姚孝锡先生本为江苏丰县人，宣和六年登科，为代州兵曹，宣和七年冬，金人来侵，代州沦陷，被授五台簿，没多久，他以病去职，此后居住于五台。姚先生是金代文学初期，也就是金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之前“借才异代”时期的作家，他也是入金不仕的代表文人，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研究价值。
姚孝锡，字仲纯，自号醉轩。北宋元符二年（1099）生于江苏丰县，金大定四年（1164）为《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合刊作序时自署“古丰姚孝锡”，几十年虽在五台，却念念不忘其本籍。据遗山先生《中州集》记，仲纯公政和四年（1114）十六岁时及进士第，故高平李仲略谓其为“早岁才猷著”，可见其早有文名。进士及第后，少年得志的他大概在今苏北与山东相接的古丰国一带享受了几年快乐时光，后来调任代州兵曹参军。宣和六年（1124）年金兵围代州，宋军似乎没有怎么抵抗就议论投降，很多官员惶惶不安，唯仲纯公“投床大鼾，不以为意”——他深知金朝人不会为难这些小吏，还要靠大家来维护地方秩序，这是世人皆知的鲁肃劝孙权不降曹之理。果然，代州归金后，仲纯公被委任为五台主簿，大概相当于一个分管文教的副县级干部，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对他而言“累官不失州郡”一语其实甚为贴切。然后，剧情并未像一般人猜想的路子发展，仲纯公在大金为县吏的这两年，金人攻陷忻州，开始围攻太原，太原军民坚守260多天，直至靖康元年城陷，之后大宋遭“靖康之耻”。近在五台的他不可能不为所动，于是称病辞官，时年二十九岁，此后再未入仕，从他日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窥见其至死不泯桑梓情节。可惜他一生再未能回到古丰故土，正如他晚年回忆兄弟的诗中写道：“和易成欢老易伤，壮游垂白未还乡”。
辞官后的仲纯公家于五台县北峰山之阳，后来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柳溪别墅。他常常举足登临峰山，并成多篇韵律之诗，晚年诗作中常有“峰山旧韵”之作。仲纯公“善治生，亭榭场圃，富于游观，宾客日盈其门”，辞官后的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小有积蓄，筑起了小别墅，院子里楼台亭榭，颇为雅致，所以汇聚成了文人们观光雅集的小沙龙。有一年代州闹饥荒，他拿出家中所藏粟万石，“赈贫乏，多所全济，乡人德之”，成了地方上有名的积善乡绅。《中州集》中说他中年后就把家业交给诸子打理，自己纵情五台山，诗酒自娱。可以想见，他开仓赈灾之年大概四十岁上下，古人以四十为不惑，诸子渐已成人，仲纯公从此醉心五台山，还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做“醉轩”，把自己的集子署作《怡云轩集》。后人大抵羡慕他的豁达与高寿，我想这大概与他久居五台山有关系莫大。在后半生的四十年间，他基本上成功做到了一件事：在山间躺平看云，这不也自得其乐吗？看云又似无用之举，所以他的集子也叫《鸡肋集》，其达观也如此，惜乎此作佚亡。仲纯公故去后，时人多赋诗吊之，《中州集》录十余人挽诗，其中，金显宗完颜允恭的老师刘迎在挽诗中说他“谋生有道田园乐，阅世无心寿命长”，大概这些人当年来五台山时没少拜访过这位深居五台山的名士。
金大定四年（1164），东安（东镇沂山）赵统以酒官身份巡视五台山，表示愿意出资将三种清凉传集为一本重新刊刻，虽名为“重雕”，实则开三传合本之先河，也成为今人尚可参考之初版。当时赵统与五台山僧正明净及前提点僧善谊，再三请求仲纯公作序，纯公认为二位高僧断不会“贩佛以炫众”，故允之。由此亦可见当时金朝社会可能积弊此习良久矣！美国华严学者詹美罗认为姚孝锡的诗文与序文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对佛教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与僧人书写的评价有所不同，恰恰是他山之石，正好从侧面应证了五台山文化世俗化的一面。仲纯公六十五岁后也还了不少诗歌，可惜多不存世，他长居五台，终卒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享年八十三岁，可谓一时耆宿。
宋末金初丰县籍文学家姚孝锡生卒及第年代小考
文、许砚君
姚孝锡，字仲纯，号醉轩，宋末金初文坛大家，徐州丰县人。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将其列入金朝“南冠”五人之一，即视其为有节气的宋遗臣。明万历增补版《丰县志》载其小传云：“姚孝锡字仲纯，政和四年登进士科，调代州兵曹。金兵入雁门，州将议以城降，官属畏怯，投死无所。孝锡投床大鼾，略不为意。金兵引去，家五台，善治第。州境岁荒，出粟一万石济之，多所全活。晚以诗酒自娱，自号醉轩。所著有《鸡肋集》。”清代诸版县志记载大同小异。
考此小传，当为明代县志纂修人员对《中州集》卷十所载姚孝锡传的简要摘抄而已。因此，有必要把原文附此并参：“孝锡字仲纯，丰县人。政和四年登科，调代州兵曹。国朝兵入雁门，州将议以城降，官属恇怯，投死无所。仲纯投床大鼾，略不以为意。帅府就注五台簿，未几，移疾去。因家五台，善治生，亭榭场圃，富于游观，宾客日盈其门。州境岁饥，出家所藏粟万石振贫乏，多所全济。乡人德之。中年之后，以家事付诸子，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醉轩其自号也。资禀简重，喜怒不形于色。弃官时年二十九，至八十三乃终，名士大夫为诗以吊者数十人。先生长于尺牍，所著《鸡肋集》。丧乱以来，止存律诗五卷而已，今略载于此。”其后又云：“古诗尤有高趣，恨不复见之矣。”
元好问编辑《中州集》成稿时在金朝灭亡之后，而姚孝锡生活在宋末金初，所以，中州集对于姚孝锡的小传仍需要甄别取舍。
首先，该传所谓姚孝锡“政和四年登科（1114）”即有问题。考北宋末政和间共进行进士科考试三次，即政和二年、政和五年、政和八年。四年未进行科考，故此记载错误无疑。
再考南宋词人周密《齐东野语》，则云姚孝锡“姚孝锡字仲纯，丰县人，登宣和六年第。”宣和六年（1124）恰是北宋最后一届科举考试。
《中州集》载姚孝锡弃五台主簿时年二十九，《齐东野语》则言为年三十九，二书抵牾，后之学者不深究，即各就两说。但此二说皆有可商榷之处。此问题放于篇末试论。
幸好，姚孝锡的忘年交王寂所撰《姚君哀词序》存于永乐大典中，清四库臣从永乐大典中编辑出王寂佚文，厘成六卷，即四库本《拙轩集》。王寂在序文称“昔吾先君所与交游，皆当世名士。寂时尚幼，每闻谈姚君之美，殆不容口。正隆改元之明年，寂始识君。款接绪余，过所闻远矣。”可见姚孝锡是王寂的父亲金初名士归德府判官王础的好友。序文又云“平生知我无如公者”，则知作为晚辈的王寂与这为世父成了莫逆之交。因此，王寂的序是研究姚孝锡生平概况的较为可靠的文献。
对于姚孝锡的科举，序中说：“公讳孝锡，字仲纯，丰人也。宋宣和甲辰举进士第，调代州兵曹。”宣和甲辰，正是宣和六年，即1124年。当是。 四库臣把姚孝锡的籍贯误为“安丰”，是王寂原文之错吗？非。王寂与姚孝锡交情之深厚，断不会记错其籍贯。他为姚孝锡所作的挽诗中明确写道“乡闾连沛邑”，丰、沛毗连，自秦代至今。姚孝锡于金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所撰《重刻清凉寺传序》文末，则自称“古丰姚孝锡”。清孙衍贵《山西金石记》：“忻州庙学碑，徐州姚孝锡撰，谨案，孝锡丰县人，宋代州参军，金初署五台簿，移疾去。即家五台，碑不书历官，殆犹以宋遗臣自居也。”乾隆《忻州志》亦载：“金庙学记碑，徐州姚孝锡撰。”明清《代州志》、《徐州志》皆载姚孝锡为丰县人。姚孝锡是徐州丰县人无疑。因此，“安丰人”之安字，当为四库臣误赘。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收录姚孝锡序一篇，该文点校者董再琴氏不仅以讹传讹，而且还杜撰“古丰”为“今河北丰润县”，谬甚。
王寂序中又称其：“大定辛丑八月日以疾终，春秋八十有三。” 即姚孝锡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去世，其生年可推定位北宋元符二年，即公元1099年。至此，诸文献之瑕疵便可考证。
姚孝锡生于元符二年，宣和六年进士及第时25岁。该科进士，甲科授州参军，姚孝锡为代州兵曹参军，其应为甲科。这与王寂诗中所描叙“妙龄探桂窟，雅志傲蒲轮”相符。
金兵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陷代州时，姚孝锡任代州兵曹参军，时年二十六岁。金帅宗翰慕其才华，选其为五台县主簿，不久即以病为借口辞官，寓居于五台县，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王寂在序文称：“林泉佳处，杖屦时一徜徉乎其间，如是者五十七年。”姚孝锡岁辞官时二十六岁，林下优游五十七年，恰八十三岁。因此，《中州集》所谓二十九年、《齐东野语》所谓三十九岁辞官，皆误。
综上所述，可证姚孝锡乃徐州丰县人，生于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宣和六年（1124）进士及第，卒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八十有三。元《中州集》及明《丰县志》关于其生卒年记载皆误。
关于姚孝锡的乡里，金元文献未见载，明代县志编撰人员即亦茫然无知。但其20余岁即进士高第，应出自书香家庭。其家世在王寂挽诗与哀词里有所体现。挽诗云：“事业传衣钵，风流表缙绅。”哀词云：“公之父祖珥汉貂兮，公之兄弟揭世标兮。”可以看出，姚孝锡的父亲与祖父都应是中书省下属散骑常侍之类高官，才能称“珥汉貂”。姚氏是应该是宋代丰县与李若谷家族并称的世家，可惜县志无只字记载。姚孝锡诗作中有《岁晚怀二弟》，丰县故园应有一弟。姚孝锡至少有一子名沂，其余情况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要之，姚孝锡出生于丰县一个显宦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身的天赋与时局的锻造，诗作风格在金朝初期独树一帜，卓然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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