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士人仕途沉浮原因探析——以姚勉为例
南宋中后期士人仕途沉浮原因探析——以姚勉为例李芳方(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100)
原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月第25卷第1期【历史文化研究】
摘要:姚勉出身于儒学世家，成长于内忧外患、急需安邦定国之才的南宋中后期，求学路上先后获得三位名师教诲，又与感山寺僧人切磋诗文，提升学业。然因家庭经济条件不佳，地方解额太少，延缓了姚勉的及第;及第后又受丁忧制度羁绊，在当时政治不清明的情况下与权奸斗争，沉浮于中下层官僚。如姚勉一般拥有经世儒学、通晓御侮政策、敢于与权奸斗争的清廉之官，往往很少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失望彷徨，最终归隐山林。
关键词:南宋;姚勉;仕途;沉浮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22)01004704
收稿日期:20210831
作者简介:李芳方(1989—)，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繁荣期，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了一大批研习儒家经典与吏能之术的士大夫，他们成为统治阶层的主要力量。南宋中后期，朝廷内忧外患，急需治国安邦之才，经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士人阶层，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姚勉(1216—1262)生于南宋宁宗时期，长于儒学世家，仕于理宗朝，入仕前后有名师指导和僧友相助。然而姚勉科举入仕之路并不顺畅，多次参加发解考试不第，最后才以词赋发解成功，虽状元及第，却并未仕至高官。姚勉的个人生活境遇与仕途沉浮，反映出南宋中后期一批爱国士人在家国危难时期的状况，也是南宋走向衰亡的缩影。
一、姚勉仕途前进因素
姚勉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仕于理宗朝，此时纪纲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边备未坚，正是朝廷用人之际，“诸老殄瘁，宿望一空，名臣欲尽，来者谁继?经费繁浩，大司农不能给，未免讲求生财之说。人才乏少，见大夫无可使，未免参用喜事之人。诸公贵人，志得意满，既取美官，又全美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栖迟偃仰，弓旌虽遣，翔而未集，使当馈有乏才之叹，翘馆无可贤之延”［1］。姚勉于宝祐元年(1253)状元及第［2］848，其在状元对策中提出的人才观与安邦政策受到了理宗赞赏，“癸丑奉对大廷，有司第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亲擢以冠群才”［3］1。姚勉认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3］49，因此，唯有那些胸怀治国大计之才方具捍卫边陲之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寇至则逃，敌去则舞，乘虏之退，则以为功，愚弄朝廷，希凯浓赏”［3］54等现象。朝中设立武科，本为求得韬略之才，然而事与愿违，长年以来，朝廷再未有如岳飞、韩世忠等一样善于征战沙场的武将，其原因就在于“贡荐额狭，选举路艰，于是以武为捷径，而求为右科之试。能诵兵法者，罕能兼骑射之习;能便弓马者，罕能兼到笔之长”［3］62。在治国上，姚勉提倡文武分治，“能文者代课《七书》，能武者代执鞭弭”［3］62，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稳定。可见，姚勉的殿试对策主张积极防御外敌入侵，提出选贤任能的用人观，因而深得理宗赏识，这为他进入仕途、谋取光明前途奠定了基础。
姚勉的家世为他科举及第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条件。姚勉祖上有人以特奏名状元和八行状元及第，“高大父曰特奏状元进贤府君，曾大父释褐状元黄州府君，大父曰汀州府君，考曰学正存斋先生”［3］563。高大父以特奏名状元及第并非易事，“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2］3609。又据《奕世状元坊记》载:“特奏状元进贤府君振，其子也。释褐八行状元黄州府君旦，其孙也，亦再验矣。癸丑，勉又以六世孙叨赐状元及第。”［3］589八行科是当时宋统治者为了推行“稽古验今”，改变当时“以文取士”科考政策而设立的科目，重在考察读书人的品行与道德，姚勉曾祖父为八行科状元。姚勉祖父于科举路上踟蹰十几年，“独惟大父穷老书窗，谩叨四举之恩，莫遂一阶之愿。留其简册，遗之子孙”［3］321，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激发了后人在科举路上不断前进的斗志。姚勉父亲时，家境逐渐衰败，“传到姚勉的父亲居敬手里”，已是“屋数间，且瓦破不覆椽”［4］。其父为学正官员，俸禄不高，为了不影响姚勉科举求学之路，倾尽所有帮助姚勉在学业上不断精进，“鬻田而教子，损己以益人，为善孳孳，老益笃”［3］563。可见，姚勉家族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毕竟是有功名的儒学世家，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父亲对姚勉求学的鼎力支持与敦敦教导，均对姚勉科举之路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姚勉在求学路上也获得乐雷发、范子坚、蔡抗三位名士的指导。乐雷发文才出众，长于诗赋，“累举不第，门人姚勉登科，以让第疏上”［5］，留下一段让第美谈，后理宗殿试乐雷发，雷发廷对万言，以特科状元及第。范子坚文笔非凡，姚勉所撰《祭师范石庄先生》载:“先生之学，出史入经;先生之文，周孔思情。振笔吐辞，藻绚华发……受恩罔极，报施未能”［3］556。蔡抗为姚勉的老师，“某伏自癸丑八月，拜别师门，今四阅年”，“某门小子，揣分有严，不敢僭申钧闳大眷福禄来宁之问，惟是令似俯教判岳秘阁郎中”［3］307，又据《宋史·蔡抗传》记载:“蔡抗字仲节，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2］12577。①姚勉不仅能跟随其学习儒学知识，还能通晓官场政事，有助于仕途升迁。
姚勉在状元及第前还常去感山寺与僧人切磋诗文。他多次在文章里提到感山寺与寺里的友人，“到感山，寻雪山樵诗僧不遇，寄以诗”［3］136，他常前往感山寺，不仅喜欢与寺内友人切磋诗文，提高自己的才学，更是享受感山寺的那份安静，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汉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吾宋亦然。禅犹佛家事，禅而诗，骎骎归于儒矣，故余每喜诗僧谈”［3］423。在姚勉心中，佛学与儒学相联系，通过潜心学习佛学亦能增进儒学;同时佛学中那份与世无争的“清静”与诗中的淡雅清静亦有相通之处。感山寺僧人潜心佛学，不仅通晓佛经，且有较深的儒学文化修养，所作诗歌佳句连连，“余祗召过丰城，朋友饯之感山。见其境甚清，僧甚众，意必有能诗僧也。主客分韵赋，遣送一韵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则知山中僧皆能诗，俊上人其一也”［3］423－424。感山寺的僧人不仅是一心向佛之人，在入寺之前应曾经研习儒学，姚勉与他们的交游也有利于其学业的精进。
南宋中后期，朝廷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统治者需要改变当时萎靡不振的朝政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因此寄希望于科举取士以征得安邦治国之士，姚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得理宗赏识而擢为状元的。姚勉家族的文化氛围和父亲的鼎力支持，促使其坚持学业，最终得以科举入仕。姚勉求学之路上相继有三位名师教诲，特别是蔡杭为理宗朝高级官员，为姚勉言誉的同时，还能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姚勉与僧友的切磋提升了其学业能力，为其科举及第奠定了基础。
二、姚勉仕途蹇塞因素
姚勉虽状元及第，但却仕途蹇塞，始终未能仕至高官。
在宋代，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始终是困扰士子求学和赶考的重要因素之一，“科举之为士病也，岂不甚哉?盖不惟工文患得之累其心也。文可以得矣，而贫无资者，常厄于就试之费。礼部、国子监，学在京师，四方之士有不远数千里试焉。近且俭者，旅费不下三万。不能俭者，不论远者，或倍，或再倍也。士十七八无常产，居家养亲，不给旦夕”［6］。姚勉在《丰城邹君墓志铭》中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提示:“始某未第时，家徒四壁立，读书声与腹雷并作，过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姚虽儒，贫也。屋数间且破，瓦不覆椽，日与天日相见，风旁雨上，何以处君女”［3］580。姚勉未及第前，经济状况上的困境使得他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在科举路上亦会受经济所困。
①据杨艳《朱子门人之蔡氏家族考》(《史林》2011年第1期72－76+188页)考证，古代杭、抗通用，南宋迁都杭州后，蔡杭为避违，改名为“抗”。
宋代科举考试以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依次进行。姚勉从辛卯年(1231)就开始了漫长的科考生涯，“后此六年，在辛卯岁。予叨荐名，折翼而坠”［3］559，此时姚勉才15岁。姚勉此次参加的科目应为地方“童子科”［7］，但没有成功。《梦山罕王岭碑记》中还有关于姚勉参加漕试的记载:“勉因试漕司不利，夜宿王祠”［3］592，姚勉能取得漕试资格，应是得自于其恩师蔡杭的推荐。另外，《丰城邹君墓志铭》载:“明年丙午，某试乡举不中选，丁未游太学，复不遇”［3］580，即姚勉在1246年的乡试与1247年的太学中均未取解成功。就在姚勉对科举无望时，终于发解成功，姚勉有文章言及此事，说一位相士对他说:“子今虽不亏，然亦亏举首矣。今年《春秋》作解头，吾已属之他人，子当诗赋荐”。后来姚勉果然以词赋第二发解成功。［3］117
宋代地方解额不均，朝廷制定的固定解额制度延缓了经济落后地区士子的及第，因此科举及第后，姚勉深感自己所在地取解困难，于是“愿从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资，易增本州四名文解”［3］326。姚勉家乡瑞州英才多困，多由于瑞州解额过少，“某生长瑞阳，瑞之贡额素狭，终场近三千人，而与贡之数仅八。六经而缺其二，词赋二千余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职此之由，每岁大比，四散溢出，而试于诸路，于监，于漕，得隽者常数十人，则瑞亦不可谓无才之郡也。端平初，诏天下增贡额。江西诸郡，袁首增其二，洪继增其三，瑞去天远，独不能请。瑞距临江止九十里，终场人数相埒，而临江贡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无不均之叹也”［3］324。瑞州地方士子取解困难，这也是姚勉长期不第的原因之一。姚勉父亲本可以因姚勉状元及第而转授官职，但他却教导姚勉“当折资受官，乞增本州文解”，“增解事不可不力请，莫问做官，但须行好事”［3］324－326，其父愿以官易贡，也进一步证实瑞州解额缺少的现象。瑞州解额少与地理位置有关。临江与瑞州同为江南西路所辖地，相距不远，但是临江有着水陆地理优势，是江西货物供应之地，“江西岁以筠、袁二州民户苗米，令赴临江军输纳”［8］6179。而与临江军相邻的瑞州，“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区寂寥，人物鲜少。近岁乃更昌大蕃富;共属异布在险阻，乐岁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贾不能至，囤仓之至白首而不发”［9］。由于两地经济状况不同，造成临江解额比瑞州多3倍的现象。此外，地方取解名额不均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实行固定解额有关。大中祥符二年(1010)，礼部言:“准诏议定国子监、两京及诸道州府军监于五次解发举人内，取一年最多者为数。今后解十之三，永为定式。”［8］5540朝廷固定解额政策引发了地方取解矛盾的产生，因此宋统治者又对地方解额进行适当调控，但经济落后地方的解额并没有增加，如瑞州就没有增加解额，这就使得瑞州士人科举成功的难度大增。
姚勉状元及第后数月，其父病逝，“宝祐癸丑十有一月十有五日没”［3］563，姚勉不得不从京师回故里丁父忧，这意味着三年都得暂别官场，这也是影响姚勉仕途升迁的因素之一。
宝祐四年(1256)，朝中发生“立石三学”之事。“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权幸卢允升、董宋臣，因得宠于理宗，擢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2］12529，遭到太学生的交相议论。丁大全利用台谏弹劾太学生，导致太学生纷纷下狱，“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帝为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诸生下狱”［2］12677。此时，姚勉丁父忧刚结束，授予秘书省正子，“既偕某入京，至中途，三学上书言事，士皆以罪逐，累累满道，参相久轩先生且去国”［3］583，听闻此消息，姚勉怒批权奸，“三学上书言事，不过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无非忠于为国。盖自甲辰、乙巳年间，朝廷容养公论之气至于此矣。平日容养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方来，屏斥以惩既往，此二事盖京、桧、侂、远之时所为耳”［3］332，且上《丙辰封事》，提出“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3］2，希望理宗能采纳其意见，广开言路。然“诸贤相继去位，台谏与士为仇，三学所斥逐诸生，累累满道。景象如此，自知虽往亦决不能入其保社……抱疾归家，杜门俟罪”［3］344。姚勉为人正直，敢于发出与朝堂不一样的声音，但在政治不清明的环境下，姚勉仕途受到严重影响，上封事后，他自知仕途坎坷，于是辞官归隐山林，“某极贫，为贫固亦可仕，然决不敢枉道以信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3］343。
宝祐六年(1258)，“丁大全拜参知政事……以袁玠为九江制置副使，玠贪且刻，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土豪怒，尽以鱼舟济北来之兵。”［2］13778消息传到朝廷，引起太学生等士人不满，“太学生陈宗、刘黻、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伏阙上书讼大全”［2］13778，最终，丁大全因瞒报战事遭到罢相，“北兵渡江，大全匿报，几误国事，遂罢相，寻谪贵州”［10］。开庆元年(1259)，“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相国公”［2］867，吴潜为人正直，是理宗朝不可多得的良相，对敢与丁大全等奸臣斗争的姚勉定是心生爱护，再加当时朝中缺乏像姚勉这样敢言的良臣，“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2］12519，于是姚勉的仕途出现了转机，召为校书郎。此次被启用后，姚勉先后担任秘书省正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校书郎兼太子舍人等职，在担任秘书省正字期间，姚勉连上《庚申封事》，再次怒批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窜……陛下知渔舟渡鞑之罪起于袁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3］9－10但是，吴潜入相不久即遭到贬黜，姚勉也因“指斥权奸，无所顾避，忤贾似道，讽孙附凤，劾为吴潜党，免归，卒”［11］。
姚勉出身于贫寒儒学家庭，其家乡瑞州经济贫乏，解额缺少，延缓了姚勉入仕。姚勉及第后，刚授官就因丁父忧，只能暂离官场三年，丁父忧结束后，又因立石三学一事得罪权臣，归隐山林。后吴潜入相，姚勉仕途出现转机，但不久又因忤逆贾似道遭贬，再无入仕。姚勉为官时尚有稍许话语权，可与权奸抗争，然而理宗朝权臣当道，理宗偏信贵戚近亲，此种政治环境下姚勉仕途难免遭受打击，停滞不前。
三、结论
南宋中后期战争不断，急需安邦御侮之才。姚勉出身儒学世家，在父亲引导与家庭环境影响下，少时就选择了应举道路;姚勉得到三位高学识老师的指导，不仅能学习经世儒学，还能通晓吏能之术，同时他还常前往感山寺与僧友互相切磋诗文，有利于学业的提升，这些因素皆促进了姚勉入仕。然而，姚勉科举之路并不顺畅，通过多次参加发解考试，才以词赋取解成功，状元及第同年丁父忧，三年后起复，闻立石三学之事，怒上《丙辰封事》，不愿与奸佞为伍，辞官回乡。后来因吴潜的赏识而得以升迁，但因忤逆贾似道而罢官，再次归隐山林，著书立说。姚勉仕途受到政治环境、家庭条件、丁忧制度等因素影响，官职徘徊不前，终沉于中下层官员，致使其失望、彷徨，最后归隐山林，再无入仕。南宋中后期，政治不清明，如姚勉一般的有识之士皆难以发挥其才干，终至不能报效于朝廷，这也是导致南宋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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