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华』江苏苏州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两通考释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3-12-3 13:01 编辑江苏苏州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两通考释
郑永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100101)
原载：华夏考古 2011 年第 4 期
关键词:姚广孝;“靖难之役”;宣德元年;姚继;苏州
摘要:苏州原妙智庵内新发现了两块姚广孝碑刻，碑中所记载的有关姚广孝四则原始资料，虽已见于文献记载，但作为碑刻却是首次发现。刻碑很可能是明初宣德元年前后由其嗣子姚继统一摹刻而成的，具有独特的文物考古价值与史料意义。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广孝即道衍禅师(1335～1418年)，元末出生于平江路长洲县相城里(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僧人之一，在宗教、文学、科技等方面有不俗成就，更在决定明初政治走向的“靖难之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因而《明史》立有专传，后世以“缁衣宰相”目之，或誉为“著名政治家”，学者也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然而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明清以来有关姚广孝的史料不仅屡有附会，歧异抵牾者也不鲜见。因此加强考古工作，努力挖掘碑刻等原始资料，对于复原真实历史、推进相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最近举行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苏州姚广孝故里发现两块石碑，刻有关于姚广孝的资料四则，引起媒体和学者的重视，称其“为研究‘靖难之役’及建文帝下落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是“研究姚广孝及明初历史的重要文字材料”。闻讯之后，笔者亦前往考察，发现报道和研究不无讹漏［1］。学者认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以及基本史实的梳理和复原等工作，属于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基础工作，“一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出现问题，整个历史研究的大厦也将因之动摇”［2］。由此也体现出文物考古工作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故不惮琐细，将苏州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全文录出，并检索文献略作考释，以便于学界关注与利用。
一、碑文内容
新发现的两块姚广孝石碑，位于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河东老街破旧的原妙智庵大殿内。妙智庵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为姚广孝十四岁时出家之所。他的入门师傅宗传是妙智庵第八祖妙通的徒孙，因此按辈分而言，姚广孝是该庵第十一代传人［3］。正由于这一缘故，明清时期妙智庵在附近名声大增，尤其是永乐年间明成祖追赠姚广孝之祖菊山、父妙心为“太子少师”后，姚广孝主持大修，在庵堂西廊下设立祭扫其祖、父母的姚氏祠堂，乡人称为“姚少师祠堂”，此后相沿不绝。妙智庵历经明清，几经兴修，但到清末已经衰败，民国年间曾办过湘城小学，1954年后又被改建为粮库，后来废弃，被附近村民用于堆放杂物。据当地高勇老先生言，以前妙智庵规模较大，到解放时部分房屋“被大队书记下令推平了”。庵内原来供奉有姚广孝塑像，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被损毁［4］。我们考察时，大殿已经过初步清理，正面墙上挂有姚广孝画像，并有香烛纸灰的痕迹，旁边柱子上另有一轴佛像。这应是2008年初姚广孝碑刻重现后当地人所为。新发现的两通姚广孝碑刻镶嵌于大殿东墙的南面靠下，仅见刻写文字的碑身部分，无碑座。两碑并列，其中南碑略高，下端距屋内地面约1米，北碑略低，下端距屋内地面约0.80米。碑面大小基本一致，碑身高90余厘米，宽约40厘米，正文均楷书，阴刻。因为碑身砌于墙壁内，碑阴、碑侧无法考察。从北碑的明显断痕来看，可能是在妙智庵逐步衰败过程中，当地人特地移置于大殿墙上加以“保护”，并留存至今的。
两碑刚经发现，文物工作人员还未来得及清理碑面四周石灰，这对碑刻两边及下端文字的辨读有所影响，但整个碑刻基本可辨。两碑均分为上下两部分，包含四则独立的完整史料。其中南碑为永乐年间“皇太子”致太子少师姚广孝的两封信件，北碑则为两篇“皇帝御祭文”，分别成于永乐十六年和洪熙元年。报道称“这两块明碑几乎不见于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但经检索文献，发现《明实录》已收有一则，“四库存目丛书”版《逃虚子集》和民国年间编纂的《相城小志》更收录两碑全部内容。［5］这对于两块石碑年代的鉴定及其史料价值的挖掘不乏参考价值。今对照文献，将碑文一并校录如后。其中自然分行用“」”，抬行用“」」”，每抬一格前加用一“/”符;因石碑断裂或有石灰覆盖致辨别困难而参考文献录出者，下加波浪线以为标识。
图一
1.皇太子问候文碑2.皇帝御祭文碑
两通石碑中，南碑无首题，为“皇太子”给少师姚广孝的两封慰问信。(图一，1)其内容见于《逃虚子集附录》，《相城小志》卷二“庵观祠庙”部分“明姚少师祠堂”下未录，而系于卷五“释道人物”之“姚广孝”条下。但两者均未注明来源。碑刻上篇连日期共十行，全文为:
(《逃虚子集附录》文前注“又”，《相城小志》前注“永乐七年”)///皇太子致意少师姚广孝(《相城小志》增“曰”):曩遭权奸险阻，多赖卿(“卿”，《逃虚子集附录》、《相城小志》无)参」赞之力。今天下太平，正当与卿同游。岂期」春秋高迈，策履艰辛，久不闻忠爱之言，良」切怀想。方今奉」」////命监国，日临万几，恐余菲德(“德”，《相城小志》误作“薄”)，不能为民造福。凡有得」失，实对来(“来”，《逃虚子集附录》误作“未”)闻，助其不及，余能虚襟静志，」听纳嘉音，卿得犯颜毋隐(“卿得犯颜毋隐”，《相城小志》无)。今特遣内臣将」赍椰(“椰”，《相城小志》误作“卿”)果伍拾(“伍拾”，《逃虚子集附录》、《相城小志》作“五十”)枚，以达余衷，卿其领焉，副我」眷待。(以下空两行)//永乐七年(“乐七年”三字上用篆字“东宫图书”印一颗，《逃虚子集附录》无印)十月二十九(“二十九”，《逃虚子集附录》误作“十五”)日(《相城小志》无日期及印)。
碑刻下篇文字颇短，连日期仅七行，略谓:
(《逃虚子集附录》文前注“又”，《相城小志》作“又二十一年”)//皇太子谕少师姚广孝(《相城小志》增“曰”):昨者召卿经」纶正务，方知染疾日久，步履」艰辛。余有失于(“于”，《逃虚子集附录》缺)养老尊贤之」礼，心实愧焉。今者特赐亲用」良剂拾(“拾”，《逃虚子集附录》作“十”)枚，致可领也(“也”，《相城小志》误作“焉”)。秋深好」(《相城小志》误增“为”)将息，故谕。(以下空三行)//永乐十一(“乐十一”三字用同上篆字“东宫图书”印一颗，《逃虚子集附录》无印)年八月十五日
(《相城小志》无日期及印)。
北碑距南碑约两米，上端横书“皇帝御祭文”五个篆字，碑中部偏上有断裂痕迹。(图一，2)碑文亦分上下两篇，均见于《逃虚子集附录》与《相城小志》卷二，同样未注明来源。其中上篇略长，计十四行，全文如下:
(《逃虚子集附录》文前注“御祭文”，《相城小志》作“永乐御祭文云”)维(“维”，《相城小志》作“惟”)永乐十六年岁次戊戌三月辛亥朔越三十日庚辰，」」//皇帝遣镇远侯顾兴祖，谕祭于」」太子少师姚广孝之灵曰:惟卿忠诚端谨，识量弘远，」早悟佛理，寄迹方外。事朕藩邸，多历年所。曩者奸凶」构祸，朕举义师以清(“清”，《逃虚子集附录》误作“定”)内难，卿竭忠效谋，克惮心膂，识察」」//天运，言屡有验。一德一心，弘(“弘”，《相城小志》避作“宏”)济艰难，辅成家国，其绩居多。肆」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宫(“宫”，《相城小志》误作“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深”，《逃虚子集附录》误作“多”)。比者谒朕北京，相见之顷，词气霭然。讵期信」宿端坐而逝，讣音来闻，良深悼痛(“痛”，《相城小志》误作“叹”)。呜呼(“呼”，《逃虚子集附录》误作“乎”)!死生者人事之」常，惟卿道德崇高，功行弘(“弘”，《相城小志》避作“宏”)深，精进圆修，超登妙觉。生」能尽忠于国家(“家”，《相城小志》缺)，茂建伟绩;复能享有寿考，兼备五福。」一旦乘化，超焉而逝，出有入无，游戏三昧，灭而不灭，与道」长(“长”，《逃虚子集附录》误作“常”)存。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今特追封卿为荣国」公，赐(“赐”，《逃虚子集附录》缺)谥曰恭靖，遣人祭(“祭”，《逃虚子集附录》误作“登”)以素羞，惟灵不昧，尚克鉴之。
碑刻下篇略短，但有十九行，因抬行较多，其文为:
(《逃虚子集附录》文前注“御祭文”，《相城小志》作“又祭文云”)维洪熙元年岁次乙巳三月辛未」朔(《逃虚子集附录》误增“越”)二十八日戊戌，」」//皇帝谕祭于荣国恭靖公姚广孝曰:」」朕惟(“惟”，《相城小志》作“维”)」」//圣君明主(“主”，《逃虚子集附录》误作“王”)之兴，咸有文武英杰之材相与」合德协谋，定大难，成大功，故生则」同其富贵，殁则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规也。朕」」//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圣(“圣”，《相城小志》误作“功”)之德，顺」」//天应人，再安」」//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赖卿等」相与同心同力，以辅成大功。今特加(“加”，《相城小志》缺)」赠卿为少师，散官勋爵谥号悉如」旧，仰惟(“惟”，《相城小志》作“维”)」」//皇考圣灵在天，兹者致隆」」/庙祀，特以卿配享于」」/庙，英灵如在，永永歆承。今遣尔子」尚宝司少卿姚继祭告，惟灵鉴知(“知”，《相城小志》误作“之”)。」尚享。
北碑下篇载于《明仁宗实录》，文前注有“遣尚宝司少卿姚继祭其故父荣国恭请(靖)公姚广孝，其文曰”，这是四则史料中惟一见于《明实录》者。其中除将“再安宗社”误作“载安宗社”外，《明实录》尚有三处细微不同，即碑文中的“亦皆赖卿等相与同心同力，以辅成大功”，在《实录》中改作“亦赖卿等同心协赞，而永世有赖”。而祭文起首的“维洪熙元年岁次乙巳三月辛未朔二十八日戊戌，皇帝谕祭于荣国恭靖公姚广孝曰”，以及结尾的“今遣尔子尚宝司少卿姚继祭告，惟灵鉴知。尚享”两句，《实录》均略去未载［6］。
二、碑文的历史背景
四则碑文校录如上，但要进行准确解读与利用，还需对其背景略作介绍。南碑两文起首均有“皇太子”，表明作者即永乐朝皇太子朱高炽。朱高炽为明成祖朱棣长子，洪武年间即封燕世子，永乐二年又立为太子，永乐二十二年继位为明朝第四任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即病死，后称明仁宗。朱高炽与姚广孝早有渊源。“靖难之役”爆发后，姚广孝辅佐朱高炽留守根据地北平，有力解除了朱棣的后顾之忧。《明太宗实录》有记:“上(朱棣———引者注)每出师，命(姚广孝)侍世子(朱高炽)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7］朱棣继位以后，永乐二年，姚广孝以太子少师之爵出任东宫僚属，担负起教导、辅佐储君朱高炽的重任，直到辞世。自永乐五年四月起，姚广孝又受命“侍读”朱高炽长子即后来的皇太孙朱瞻基，从而成为明朝两代帝王之师。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明太祖朱元璋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决定东宫辅导不设专职，仅为兼官、加官及赠官，以防止出现两个政治中心而引发权力争夺的悲剧［8］。但姚广孝却成为明代惟一负有实际责任的“三孤”，既与洪武朝兼职东宫的李善长等人不同，与明朝此后公孤官纯属荣誉性虚衔更是大不一样。《明史》有载:“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9］《续通典》亦载此特例:“惟永乐间成祖幸北京，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少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10］苏州碑刻上朱高炽给姚广孝的两封信件，就发生在皇帝朱棣“北巡”、太子朱高炽监国期间，正是他实任太子少师职责的历史见证。
第一封在永乐七年十月底。该年二月，朱棣在夺得帝位后首次回到北京，行前命太子朱高炽监国，“裁决庶政”，直到永乐八年十一月中旬才返抵南京。［11］朱高炽在其父北上八月之后致信姚广孝，文中虽带有慰问性质，其实更可视为他首次监国期间恳求太子少师姚广孝切实进言以佐政事的求谏书。第二封作于永乐十一年八月，亦在朱高炽另一次监国期间。永乐十一年二月，为了对付北方边境日益崛起的瓦剌势力，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前赴北京，并御驾亲征，命“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皇太子监国”，直到永乐十四年下半年才返回南京。［12］朱高炽给姚广孝的第二封慰问信，同样是在朱棣离开南京后半年左右时间内。其时缘于高龄及体弱等方面的原因，姚广孝很可能已经从公事中逐渐退出了［13］。但朱高炽仍在中秋前夕召其“经纶正务”，后又特赐“亲用良剂”表示问候，这不仅表现了姚广孝在朱高炽心目中的重大影响，也说明他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履行着太子少师的职责。有学者称“当时，年迈的姚广孝谢绝了成祖所赐的美女和宅第，而还乡养老，皇太子碑就撰于那个时候”，即认为朱高炽致信问候之时，姚广孝两次都未在南京，而是已经回到苏州养老［14］。此种说法恐与事实相悖，这从第二文中的“昨者召卿经纶正务，方知染疾日久，步履艰辛”即可见出。因为姚广孝此时若闲居于苏州故里，而不在京师附近，留守南京监国的朱高炽难以次日就得悉其患病的消息，并立即写信致意。
北碑两篇虽同为“皇帝御祭文”，但时间差距较大，作者并非同一人。上篇在永乐十六年三月，撰文者为明成祖。该年三月，姚广孝奉旨从南京来到北京觐见朱棣，仍居于他二十余年前任住持的庆寿寺内。不久姚广孝病重，朱棣亲自来到庆寿寺探视慰问，“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15］。尽管如此，已届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自觉尘缘已尽，“至二十八日，召诸门人，告以去期，即敛趺端坐而逝”。朱棣闻讣，大为“震悼”，特为“辍视朝二日，赐祭”，先后在三月三十日、四月初四日、四月初六日派镇远侯顾兴祖前往谕祭。六月二十二日，朱棣又颁发诰命，特赐以姚广孝勋号，“追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随后又命有关部门安排了隆重的葬礼，并亲自撰写了墓前的神道碑铭［16］。苏州碑刻中的上篇“皇帝御祭文”，就是朱棣在姚广孝逝去三日之际追赠荣国公，派顾兴祖前往祭奠时亲撰，这也是明成祖御祭姚广孝现存祭文中的首篇。致祭地点，应在姚广孝病故时所居的北京庆寿寺内。
北碑下端的“皇帝御祭文”，署时为洪熙元年，撰文者是当时继朱棣为帝的明仁宗，也即前述南碑两文中的“皇太子”朱高炽。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朱高炽继位为帝，改元洪熙。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朱高炽特地颁发诰命，极力称赞姚广孝的功绩，命将其配享朱棣庙庭［17］。据史料记载:“仁宗洪熙元年三月，命礼部以张玉、朱能、王真、姚广孝配享文皇帝庙庭。”［18］即朱高炽这次配享太庙的功臣，除姚广孝外，还有张玉、朱能、王真三人。又据《明史》:“洪熙元年，以张玉、朱能、姚广孝配享太庙，遣张辅、朱勇、王通及尚宝少卿姚继各祭其父。”［19］《明实录》更有明确记载:洪熙元年三月“丁酉，以奉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庙享及升功臣配享，预告五庙……遣尚宝司少卿姚继祭其故父荣国恭请(靖)公姚广孝”云云［20］。可见苏州碑刻上的朱高炽“御祭文”，就是《明史》中所载姚继奉旨祭告其父所用之文。其时间在将姚广孝配享太庙的诰命颁发后之次日，即御祭文所署的三月二十八日，其时恰为姚广孝去世七周年纪念日。至于致祭地点，史料未见明言。可能在北京城内设有姚广孝影堂的庆寿寺，或在房山姚广孝墓塔前。也不能排除在刚将姚广孝等列入配享的太庙，以及苏州姚广孝故里即妙智庵姚氏祠堂内宣读的可能。
三、树碑时间及立碑人蠡测
媒体报道两碑系“明碑”，并称其中的御祭文碑“从成碑时间看，应该早于现存于北京房山区崇各庄乡长乐寺村姚广孝骨塔前的‘明成祖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但未见其所据史料。四则碑文都署有明确时间，但成文之日不一定为勒石之时。而两通碑面上未见相关信息，碑侧、碑阴难以考察，文献亦未见记载，只能据相关史事推测。
从碑文中的“皇太子”、“皇帝御制文”等字眼来看，两碑成于明代似可断定，而不可能在入清之后。四则文字虽撰写时间各不相同，但分类排列于两通碑上，最多只能分两次刻成，而不是成文后即分别上石的。那么刻有两则“皇太子”信件的南碑，是否会在永乐年间尤其是姚广孝在世时完成呢?从姚广孝晚年低调处事的态度来看可能性不大。“靖难之役”后，对朱棣争夺帝位做出巨大贡献的姚广孝采取“深自退抑”的策略。《明书》记载他力辞高爵，称“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赖陛下圣神文武，得成大业，臣何功之有。况殊恩已蒙，不胜感激。若又受厚爵，实非臣子自处之义。伏愿圣慈给还原牒，放臣复为僧人，则死无憾矣”，后不得已受太子少师之职，“然不育发娶妻，居止多在僧寺”［21］。永乐十年，朱棣追赠其祖、父资善大夫太子少师之爵，两年后姚广孝特意于故里大修妙智庵，将祖、父母祠堂设于西廊下，又撰写《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记其原委，欲“刻诸玄石，以贻后之人”。但他并未立即付刻，而是去世多年以后方由其养子与人将文上石。在此期间若将皇太子的问候信件勒碑，显然具有更强烈的夸耀意味，这与姚广孝的行事风格不符。如此可见，碑中的四篇文字应该是统一摹刻的，在四文的最后一篇即洪熙元年三月后。这从两碑规格、书法、碑材等都十分相近的情况看，也可略见端倪。
不过两碑树立的下限，也不会距明初洪、宣年间太远。姚广孝谋划“靖难之役”，被后人指为帮助朱棣以武力逆取帝位的“元凶”。对姚广孝的这种攻击，在明成祖去世后即开始了，明代中后期逐步达到高潮。嘉靖九年，明廷将姚广孝撤出太庙。史料又载:“今姚继之后，盛于吴中，俱不肯名广孝法嗣耳。”［22］甚至到了不敢以姚广孝后嗣相称的地步。有的还移居他处，并因生活所迫将祖传的官诰贱价出售，明人李诩有记:“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顾山镇，业腐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师广孝永乐十年二月所得赠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费并封本官官诰五道，货于古塘王柳塘……靖难帷幄大勋，炳炳于金匮间，而当时龙章，卒为后世弃如敝屣。”［23］入清以后，儒生与朝廷对姚广孝的贬斥仍在持续，清初朱彝尊甚至说:“少师与十高僧同征，当时孝陵‘知人则哲’，何不移来复之诛诛之?”［24］乾隆帝也在与臣下的唱和中表达了对朱棣、姚广孝“杀戮忠良”的历史谴责［25］。《明鉴》更称:“论者谓帝躬(朱棣)冒不韪以争天下，惠帝不终，诸臣被杀，追原祸首，皆广孝始之。”［26］在明代中期后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不仅当地官方不再可能以明初旨在宣扬姚广孝的旧文重新树碑，即使姚氏后人恐怕也难再有作为。也就是说，这两块石碑不可能刻于明中期之后，而应该成于距明初永乐朝不远的时间内。
从史事来看，洪熙元年前后，身为姚广孝嗣子的姚继曾主持刻过另外两块石碑，且都与姚广孝有关，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永乐二十一年，时任尚宝司少卿的姚继同守僧修学一起，将其父多年前所拟《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勒碑妙智庵内。该碑《相城小志》有录，说明民国初年很可能仍在妙智庵内，但现在已不知下落［27］。其二为北京房山姚广孝墓塔前的“御制荣国公神道碑”［28］，今仍存，与墓塔一起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五月)辛丑，立故少师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初广孝卒，太宗皇帝亲制碑文，命有司营葬，并树碑神道。时碑已具而文未刻。至是，其养子继以请，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广孝从皇祖最久，靖难与有劳勤。其卒也，恤典特厚。’遂出永乐中御制文，付之曰:‘其即为刻碑，以成皇祖嘉念功臣之志。’”［29］可见连朱棣亲自撰写的姚广孝神道碑，也没有在姚广孝葬后即树立，而是到宣德元年经养子姚继努力方才刻写。房山现存“姚广孝神道碑”末尾所书的“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立”，并非实际立碑时间，而极可能是明成祖朱棣的成文之日［30］。
从上述两碑树立的情况来看，作为姚广孝嗣子的姚继，是颇热心于姚广孝之碑刻，以宣扬其上辈功绩的。姚继原来是苏州阊门一酒楼的少年侍者，永乐二年姚广孝奉旨回乡赈济时，见所书酒帘字“甚工”，收为养子，并得到朱棣的认可，后来出任中书舍人、尚宝司少卿等职［31］。姚继依靠嗣父余荫得官，故升任新职后即致力于摹刻嗣父碑刻，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具有身居尚宝司少卿的便利，同时也是显示嗣子职责之所在，更有提高本人地位的利益冲动。
那么，为什么姚继不在姚广孝去世后树立朱棣御制的神道碑，而直到八年后的宣德元年方才着手呢?个中原因，应与姚广孝去世后姚继曾奏对不称朱棣旨意有关。据记载，姚广孝去世之初，姚继讣于朝，朱棣问其父临终有何遗言，姚继对以“愿陛下厚恤臣家”。朱棣闻后勃然大怒，说:“汝父平生与吾言，何及家也?”即将姚继逐出，“召其弟侄二人而厚之赐”。但朱棣发现姚广孝弟侄皆是“愚騃特甚”的农夫，又回忆起姚广孝说过为僧后当不再顾及家人，“且逻者于其家往往得帖亦云”，于是复将二人遣返苏州相城家中［32］。不过朱棣逝世后，这种情况很快有了转机。念在昔日老师姚广孝的份上，仁宗即位后，即将姚继由从七品的中书舍人直接升为从五品的尚宝司少卿。尚宝司是专职管理皇帝宝玺与百官符牌的中央机构，凡朝廷重大场合，都需尚宝司卿在场协助，故颇为荣显。而且，明初尚宝司还是任荫制下大臣子弟的培训场所。于此可见朱高炽对姚继的特殊眷顾。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姚继在朝廷将姚广孝配享太宗朱棣庙庭、奉旨祭告后，又进一步将能显示其父功绩的文档都勒于碑刻。但仁宗在位仅有十月，这一工作遂延续到朱瞻基继位后，房山所立“姚广孝神道碑”即为其中之一。而在苏州故里———妙智庵姚氏祠堂内树立相关碑刻，工作量无疑更大。故其碑刻动工与完成时间既可能在房山“姚广孝神道碑”树立的宣德元年之前，也可能在其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资料所限暂难以判断，但从情理推断，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以上对新发现两碑的树立时间及刻碑主事人的判断，系根据史事而做出的蠡测。日后清理两碑碑侧及碑阴时，或许能进一步发现相关内容，从而得出更准确与可靠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逃虚子集附录》中除记载现存两碑所刻的四则资料之外，尚有朱棣、朱高炽所作的“御敕”、“诰命”、“御祭文”等共计十多篇，如永乐二年三月十五日朱棣以左善世道衍担任宫僚的敕书、永乐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教导东宫长子朱瞻基的敕书、永乐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朱棣特追赠姚广孝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大(夫)柱国荣国公”的“诰命”、姚广孝去世后时为皇太子的朱高炽所写的祭文、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仁宗朱高炽将姚广孝配享庙庭的“诰命”等等，其地位都比现存南碑中的两则问候信件要高，对于姚广孝及其后人的意义也更大。姚继连皇太子朱高炽的两则问候信都勒之于碑，却不理会“御敕”、“诰命”等级别更高的文档，似乎是不合乎情理的。因此，从留存的两则残碑以及庵内曾立有《姚氏祠堂记》碑等情况，或许可以推测，明初宣德元年前后姚继在妙智庵内勒碑时，数量不止现在已经明确的三块，只是这诸多石碑很可能在历史的浪潮中被逐渐损毁了。以上推论，或值得当地文物部门和其他考古人士做进一步的跟踪与查找。
四、碑刻史料价值举隅
金石碑刻由于保留了当事者所作的原始记录，对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被治史者誉为“现存之实迹”，足资征信，“为最可宝之史料”［33］。前贤对此深有体会，称“金石家之见重于世也，岂仅足以见古迹之存亡、考字学之源流已哉。……将藉以征文考献，举凡氏族所系、功绩所存，以及官职之异同、爵秩之迁转，于诸史志传所载，有可考证其得失，订正其谬讹”［34］。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更据以总结出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广为传诵的“二重证据法”。苏州新发现的两块姚广孝碑刻，具有同样的文物价值与史料意义。
首先，碑刻内容对具体史事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实证意义。比如南碑两文，即以现存唯一实物，有力佐证了《明史》、《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等文献关于姚广孝在明代惟一“实任太子少师”的记载。又如明中叶以来，李贽《续藏书》等文献中所录的《御制姚广孝神道碑》中，都称姚广孝于“永乐之六年三月，来朝北京，仍居庆寿寺”，至二十八日而卒。对照上述四则碑文，即可见记载姚广孝卒于“永乐之六年”的文献明显错误。据朱棣《御祭文》，可见姚广孝逝于永乐十六年确切无疑，论者称其卒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的说法亦属讹误［35］。再如，近年来学者根据福建《姚氏族谱》中的相关记载，认为姚广孝曾在永乐七年至九年间随同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并有所发微［36］。而在苏州现存南碑中的第一文中，就明确记载着朱高炽曾在永乐七年十月底致信问候太子少师姚广孝，足以断定他当时仍在国内，在此前后不可能与郑和远航“西洋”，也不会有随之返回福建后“修整谱牒，同中贵新龙峰书院”之举。又南碑两文中均提到姚广孝其时已“春秋高迈，策履艰辛”、“染疾日久，步履艰辛”，可见晚年的姚广孝身体相当虚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明成祖朱棣再令姚广孝这位“呼少师而不名”的老迈勋臣冒险远蹈重洋，显然也是不合情理的［37］。开创近代新史学的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说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8］，信然。
其次，碑刻所载不仅可以纠正与补充《明实录》、《明史》、《逃虚子集》、《相城小志》等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讹误和疏漏，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的实物资料，同时也首次明确揭示了明清以来相关文献的史料来源。通过与苏州现存残碑的比对，可见《逃虚子集》、《相城小志》等文献所载，应是根据妙智庵内的碑刻抄录而得［39］，而这些石碑又是明初根据档案原件摹刻而来的，这有其中之一已载于官方文献《明仁宗实录》为证。由于碑文保留了当日档案全貌，因而比学界视为权威资料的《明实录》等更为原始。这就大大增加了《相城小志》尤其是《逃虚子集附录》中所载文献的权威度，同时也提出存在其他姚广孝碑刻的可能性。这对于当地的文物考古工作，以及学界关于姚广孝与明代史事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苏州原妙智庵内新发现的两块姚广孝碑刻，极可能是明初宣德元年前后由其嗣子姚继统一摹刻而成的。碑中所记载的有关四则姚广孝原始资料，虽已见于文献记载，但作为碑刻却是首次发现，具有独特的文物考古价值与史料意义。
附记:此次考察得到中央财经大学郝秉键教授、苏州大学李锋教授全程陪同，当地掌管该屋钥匙的高勇老先生冒着高温赶来，提供了耐心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1］a.徐作生.朱棣〈皇帝御祭文〉揭示靖难真相.郑和研究，2008，(2).b.报道参见:姑苏晚报，2008－01－11.文汇报，2008－01－13.
［2］胡凡.历史研究层次结构探赜.光明日报，2006－01－06.
［3］姚广孝.妙智院佛殿碑.逃虚类稿(卷二).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97～98.姚广孝《妙智院重建疏》亦言:“院名妙智，肇开南宋之时”。另有记载将妙智庵的前身上溯到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建立的法华庵，如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九称“妙智庵，梁天监间僧西铭建，姚广孝为僧时尝居此，祠堂在焉”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引《山府志》亦然，但这种说法似不可信。
［4］徐作生.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第一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6页附图及注.
［5］a.明仁宗实录(卷八下)·洪熙元年三月丁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0271.b.《逃虚子集》“补遗”，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1997:172～174.c.(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卷五).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7，80.d.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12号，据民国十九年刊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94，228.
［6］明仁宗实录(卷八下)·洪熙元年三月丁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0271.
［7］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073.
［8］a.续通典(卷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典第1334.b.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一:“东宫不另设官僚，即以侍从臣兼之，詹翰同署，遂杜绝宫府嫌端，最圣祖睿断处。”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02:10.
［9］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
［10］续通典(卷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典1334.
［11］明史·本纪第六·成祖二，明史·本纪第八·仁宗.北京:中华书局，1974:85，108.北京:中华书局，1974:91.
［12］明史·本纪第六·成祖二.
［13］a.姚广孝《逃虚子道余录序》载“今冬(指永乐十年)十月，余自公退”.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1997:146.
b.姚广孝《与夏尚书》亦称“仆衰老，钦蒙圣恩优存在家”云。见:明经世文编(卷十三)“姚张二公集，太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影印版):94.
［14］徐作生.朱棣〈皇帝御祭文〉揭示靖难真相.郑和研究，2008，(2).相关报道见:文汇报.2008－01－13.
［15］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北京:中华书局，1974:4081.
［16］朱棣:《御制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碑存今北京房山区青龙湖镇姚广孝墓塔前，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有拓片。自明清以来，李贽《续藏书》、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畿辅通志》等文献以及今人都曾抄录此碑全文，但均系沿袭讹误相传的后出文献而来，与原碑不符。有关详细考察，参见:a.拙稿.〈姚广孝神道碑〉考实.世界宗教研究，2009，(3).b.朱棣《御祭文》、《诰命》(《逃虚子集附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1997:172～173.c.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2073.d.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4081.
［17］朱高炽.诰命.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1997:174.
［18］清乾隆朝官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3545.
［19］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礼六·吉礼六·功臣配飨.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0.按此处配飨名单中遗漏“王真”一人。
［20］明仁宗实录(卷八下)·洪熙元年三月丁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0268～0271页.
［21］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六十).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四十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361.
［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酒帘得子.北京:中华书局，1997:681～682.
［23］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姚少师官诰.见:四部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1995:58.
［2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45.
［25］沈德潜诗中谓“当年燕飞啄孺子，南兵百万为沙虫。抄连瓜蔓凝碧血，祸延赤族锄群忠”，乾隆帝的和诗中则称“欲借撞杵散愤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凫氏徒添公案重”云。参见: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五).傅璇琮等编《翰学三书》(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20～121.沈德潜其实也是苏州人，与姚广孝同乡。
［26］印鸾章，李介人.明鉴(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85:107.
［27］姚广孝.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逃虚子集附录》。《相城小志》卷二抄录，但多有讹漏，具体考察参见拙文《姚广孝史料一则及相关诸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需要补充的是，该碑抄本首题“奉训大夫尚宝司少卿嗣曾孙继谨书”，而末尾则书“永乐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嗣曾孙继，同僧修学立石”。但据《明仁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三月姚继方由中书舍人升任尚宝司少卿，因此碑首姚继之署名与落款时间矛盾。其中存在多种可能，由于原碑未见，难以明确，尚待考察。但该碑成于永乐末年到洪熙元年之间，似可初步断定。
［28］张力等主编.中国历代高僧.(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635之注释)中说姚广孝“塔前树立御制碑，螭首龟趺，碑首题‘明成祖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云云，《北京市房山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57)、《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2:349)、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93)等亦同，均系因袭文献而来的明显讹误。因“明成祖”之称号，在一百多年之后的嘉靖年间才出现，不可能刻于明初之碑上。
［29］明宣宗实录(卷十七)·宣德元年五月辛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0457.
［30］前引朱棣《御制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
［31］对姚继出任尚宝少卿的时间，史料有不同的记载。何乔远《名山藏》称姚广孝当日“还见上(指朱棣)，上赐名继，以为尚宝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130—3131)，意味着永乐二年姚广孝回京后不久，姚继即已得官尚宝卿。而王鏊《姚广孝传》称“(姚广孝)病笃，幸其第，问后事，对曰:‘出家人复何所恋。’强之，终无言。文皇念其功，特官其养子姚继为尚宝少卿”(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明史》亦称姚广孝逝后，“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云，则至永乐十六年姚广孝去世后方得官。而《明仁宗实录》有明确记载:洪熙元年三月丙申，“升中书舍人姚继为尚宝司少卿。继故少师荣国公广孝养子，永乐中以能书擢官，至是上追念广孝，故进用之。”可见姚继直到洪熙元年方升尚宝司少卿，此前为中书舍人，《名山藏》、《国朝献征录》、《明史》等所记均有所误。
［32］a.王鏊.震泽纪闻.“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334.b.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133.
［3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6，66.
［34］陈其荣.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严耕望“石刻史料丛书”乙编之九，第49函第1册.台北:艺文印书馆.［35］饶宗颐初纂，张璋编纂.全明词·姚广孝.北京:中华书局，2004:158.
［36］a.池敬嘉.姚广孝曾随郑和下过一次西洋.文史知识，2005，(7).b.姚广孝随郑和下西洋蠡测.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66～772.
［37］有关详细考证，参见拙文.姚广孝真的下过西洋吗.江苏社会科学，2007，(5).
［38］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8～39.
［39］由《逃虚子集附录》将南碑第一文中将永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误录为“十五日”，可见是碑刻在前，文献在后。因为文献中“十五日”之误录，显然是受同碑后文所署“十五日”的影响。而若《逃虚子集附录》在前，后出的碑刻不可能再凭空编造出“二十九日”的说法。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