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的史学
姚思廉的史学赵俊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 （1988年第4期） 总第92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1.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
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予，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姚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书，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
以史为鉴本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姚思廉之父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他在记载史实之后，往往进行一番分析评论，指明需借鉴之处，有时在史论中表彰若干人物，作为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楷模，如“(萧)颖达叔侄庆流后嗣，夏侯(详)、杨(公则)、邓(元起)咸享隆名，盛矣。详之谨厚，扬、蔡(道恭)廉节，君子有取焉。”①
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深化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他叙陈代史家何之元修史事较详，且载其《梁典》序，并称其“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②这段文字并不见于《梁典》序，可能为思廉所概括。反映了思廉本人的影子。在梁陈二书中，思康述评史实时正是注意抓住“垂鉴戒”和“定褒贬”两个环节。两者都是为了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但又有差别。“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垂鉴戒”的内容有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姚思廉着重总结梁、陈二代亡国教训。他在《陈书·江总传》中，运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陈末君臣昏乱的情景：
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陈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唐统治者来说，显然是很强烈的告诫。
姚思廉注重写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场或贬斥，以期影响世风。
《梁书》卷五十三特立《良吏传》,专门表彰致力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官吏(当然，这也是姚思廉重人事的又一具体表现。)他在传序中，首先强调官吏的责任：
长吏之职，号为亲民，是以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咸必由之。
接着评述齐末官吏贪暴，导致“天下摇动”的景况，反衬出选官任人之举足轻重：
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厝其手足。
又称赞良吏的善政，能使当地受益，“所居流惠”,能使百姓爱戴，“去后见思。”
以下，姚思廉为良吏分别立传，文短但突出各人特点。如《庾革传》叙其为官廉洁，“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为会稽郡丞，当时地方经济残破，庾荜“唯守公禄，清节逾厉，至有经日不举火。”
《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瑀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
《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
姚思廉赞扬这些人，目的显然是为封建官吏树立起学习的楷模。那么，良吏怎样才能被发现和任用呢？姚思廉很推崇梁初对官吏的考核方法：
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有异绩，以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公，以为宣城太守，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③
这种联系实际考核官吏，视其政绩大小决定升迁的方法，有助于吏治清明、社会进步。与此相应，梁、陈二书也为“悖逆”之人立传，并且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尽管其中有封王者，也不列于宗室诸王传中。思廉较具体记载这些人作乱的起因、过程以至覆灭的结局，意在警告世人不得犯上作乱。他强调“上自帝王，至于黎献，莫不嫡庶有差，长幼攸序”④。要求世人不得存非分之想，僭越之心。
2.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
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是著述一代之史必然涉及的重要问题。姚思廉在历史观方面表现了较为进步的观点，他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所谓历史观，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历史的运动问题，其二就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问题。关于前者，姚思廉论述得不多。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奭，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⑤。
那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天命还是人事?在这个问题上，思廉与其父姚察的思想有相通处。
《梁书·刘峻传》收录峻所著《辨命论》。刘峻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大事都归结为天命所致，并要人们完全无所作为。姚察对这种处处讲命的观点十分反感，他讥刺道：“刘氏之论，命之徒也”。⑥“圣人罕言欤，就而心之，非经意也。”⑦姚察的思想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意识，他欣赏圣人对于命的态度。
孔子并不否认天命。他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⑧但孔子也承认人的主观作用，主张在人事范围内去积极争取，“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⑨,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⑩。《论语》还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⑪可见孔子不愿多谈命而放松主观努力。这大概就是姚察所谓“命也者，圣人罕言欤……”之意。
既承认天命，又承认人事作用，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矛盾，但两者在儒家观念中并不绝对对立。姚察正是承继了这种思想。他在评述历史时，有时是天命和人事并举，他记叙康珣监作荆山堰，堰成之后，绚调离。接替者张：“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姚察云；
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⑫
但有时姚察只说明人事，不提天命。侯景太清之乱是梁走向灭亡的关键事件。太清二年(548),魏高澄(后谥齐帝)通过俘虏、梁贞阳侯萧渊明，向梁表示愿意“更通和好”,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的侯景之间的关系。梁臣傅歧识破此意，认为：“此必是离间，故令贞阳遣使，令候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令若许澄通好，正是坠其计中”⑬。但梁武帝拒绝采纳意见。“及遣和使，候景果有此疑，……至八月，遂举兵反”⑭姚察对这一重要事件评论道：
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⑮
姚思廉与姚察的见解有相同之处，但总的看，识见胜过姚察。因为思廉关于天人关系的主导思想是人事起决定作用。勿庸讳言，思廉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有时是天人并举：
若乃侯景小竖，叛换本国，识不周身，勇非出类，而王伟为其谋主，成此奸慝。驱率丑徒，陵江直济，长戟强弩，沦覆宫阙，祸缠宸极，毒遍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祸。鸣呼！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⑯
这里论述的是侯景、王伟成纂盗之祸，并且举出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例子，说的是人事，但是所作结论却要在人事之后再挂上天命。类似的说法还见于《陈书·后主纪》,思廉在总结陈亡教训时指出：
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锺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⑰
以上两处思廉均天人并举，其原因何在?
首先，思廉受到父亲姚察及儒家传统观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天命的存在。思廉认为，侯景之乱是“羯贼”的“奸慝”行为，属于人事不昌，但历史安排了这个候景、王伟来败坏梁朝，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至于陈亡，他也认为是承前代积弊过深，陈后主“未逸改革”，也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即使古代极其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范缜、王夫之等，也不能完全排除天命、神意等观念。
其次，思廉这种天人并举的说法和唐王朝的宜传方针有关。唐统治者一方面努力总结前代政权覆没教训，一方面又要宣扬天道历数，用天命论为李唐统治披上正统、合法外衣。负责监修前代史的魏徵在为《梁书》帝纪部分写的总论中就把人事和天命并谈，如论武帝；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顺”。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盖动而之险，不由信顺，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于此乎!
监修如此立论，思廉自然不能轻易唱反调。
再次，思廉之所以天人并举，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为梁武帝、陈后主开脱责任之意。
应当指出，思廉在某些情况下提到的天，是指时势、大势而言。他在《梁书》卷六史论中指出：
梁季横溃，丧乱屡臻，当此之时，天历去矣，敬皇高让，将同释负焉。
这近似于司马迁所谓“天方令秦平海内”。⑱“天”都是指时势。
思廉在梁陈二书的史论中多次提到时势，如赞裴邃之等“并遇主逢时，展其才用矣。”⑲赞王规等“既逢休运，才用奋展，美矣!”⑳赞徐世谱等“并识运知归，因机景附”㉑赞书生参予建陈大业，“但梁室沸腾，懦夫立志，既身逢际会，见仗于时主，美矣!㉒。赞杜之伟等“值于休运，各展才用。”㉓思廉对时势的强调，显示出他已模糊地感受到了“时势造英雄”这一客观规律。虽然我们不能认为他已具备“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但可以知道，他作为史家而了解到大量历史实例，有助于使他在这个问题上达到真理的边缘(虽然是不自觉的)。
只要全面分析姚思廉的论述，就可看出他思想上的主导方面，是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的。思廉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思廉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首先他指出：
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容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
叙述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姚思廉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
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
又总结梁武帝晚年之失：
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鸣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㉔
这里姚思廉明确指出，人事问题是梁衰亡的根本问题，这种从人事上考察王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比起以天命来解释历史的思想观点，显然是很进步的。
思廉就陈亡作过多次论述，除前引一则史论是天命人事并举外，其余均是从人事上进行分析论述。
太建九年(577)，陈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大败，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思廉评论道：
吴明彻居将帅之任，初有军功，及吕梁败绩，为失算也。斯以勇非韩、白，识异孙、吴，遂使蹙境丧师，金陵虚弱。姚明沦覆，盖由其渐焉。㉕
思廉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姚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姚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
3.对于佛教的含着态度(从略)
下面附带谈一下思廉史学思想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二点。
第一，由于梁陈二书主要成于隋唐统一时期，在书法体例处理上，也反映出统一局面下的时代精神。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分立时期，唐以前所撰反映这段历史的正史，“岛夷”、“索虏”之说很盛，南北史家互相贬斥。
姚思廉在梁、陈书中，则较客观地叙述并存的几个政权之间往来的史实，不再妄加贬斥。梁、陈二书对北朝政权称国号，如《梁书》云：“魏遣使来聘”㉖。《陈书》云：“西魏攻陷江陵”,齐送贞阳侯深〔渊〕明还主社稷”㉗对北朝诸帝或称谥号，或称其名。《梁书》云，“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㉘。“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㉙。又记，侯景“总揽兵权，与神武(北齐高欢谥号)相亚”㉚《陈书》对萧淮也不加贬称，如记：天嘉三年“是岁，周所立梁王萧豋死，子岿代立㉛。思廉虽然记载的是国家分裂时期二个王朝的历史，但他避免“索虏”“岛夷”之类的写法，还是较为进步的。
第二，思廉史学思想中还具有某些人民性的因素。
姚思廉注意到人民的生活，对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表现出一定的同情。《梁书·王僧辩传》记载王僧辩率梁军平定侯景之乱，攻下建康后，“时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其执缚者，袒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本来人民已遭受侯景军队的蹂躏，可打着平叛的旗号的政府军仍残害人民，“百姓失望”一句，有力地表现出人民对统治者的怨愤之情。又载，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梁雍州刺史萧豋引西魏军攻陷江陵，“于时甚寒，冰雪下，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㉜
姚思廉在描写人民痛苦的同时抨击官吏的贪婪、王侯的残暴。陈后主时，有一官僚名孙瑒。“其自居处，颇失于奢豪，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锤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㉝。记曹景宗，“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民颇厌之。”“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在魏军进攻时，他不去抗击，“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㉞。这就指出，曹景宗的横行无忌，是受到最高统治者保护的。《陈书》也载，武陵王伯礼在太建初年为吴兴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驱录民下，逼夺财货，前后委积，百姓患之”㉟。姚思廉还描写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大宝三年三月，“宣猛将军朱买臣密害豫章嗣王栋，及其二弟桥、樛，世祖(元帝萧绎)志也”㊱。这类记载很多，兹不详述。
姚思廉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对统治阶级残暴奢侈的抨击，以及前面叙及的他对为政清廉、发展生产的良吏的推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说明他思想中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因素，这是需要肯定的。但对于农民起义，姚思廉则持反对态度，称起义者为“贼”、“盗”、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决定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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