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汉源治学思想研究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1-24 12:57 编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汉源治学思想研究
研究生姓名：张兵指导教师：宋孝忠专业名称：思想政治教育所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年5月
摘要
姚汉源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史专家，他终身致力于水利史研究，创立了中国水利史学科，招收并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水利史研究生。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为我国水利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通过对其学术作品及他人文章分析，介绍其治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分析其治学思想形成的内外条件，探索其治学思想形成的过程，总结凝练他的治学思想，深入挖掘姚汉源治学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方法的启示及其治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姚汉源宗族情况，简述了姚汉源的生平事迹及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重点阐述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文化界的革新，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文化界领袖，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通过对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分析，探究他治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条件。通过对姚汉源受教育经历的分析，总结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姚汉源在童年时期受典型私塾教育影响；第二方面是家庭教育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第三个方面在中学、大学时期受到新式教育的影响。
第三部分阐述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大学期间姚汉源主要是积累学习方法；毕业后，在钱穆的教导下，姚汉源继承了钱穆的国学思想；解放后，开始从事水利工作，提出治理黄河新解；在退休后，他笔耕不辍，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并对《京杭运河史》、《漕河图志》等书进行解读。
第四部分总结姚汉源的治学思想。姚汉源继承了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并对此种方法进行改进。其治学方法归纳为：广集水史，校注文献；实地考察，猜想求证；考古辨非，重建模型。结合他的著作系统总结其治学精神，治学思想可以分为：情系水利，终身治学；经世致用，创新治学；缜密求是，严谨治学；弘扬文化，聚力治学；积极进取，开放治学。
第五部分主要阐述姚汉源治学思想的影响与启示。通过对他所带学生周魁一、郑连弟、谭徐明的介绍，反映他治学思想对其学生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总结其治学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为培养高素质水利人才提供经验，促进我国水利史学科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姚汉源；水利史；治学思想；启示
目录
摘要 IABSTRACT IⅡ绪论 1(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1.选题背景 12.选题意义 1(二)研究现状 2(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31.研究方法 32.创新之处 3一、姚汉源生平简介 4二、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5(一)治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5(二)治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6(三)治学思想形成的教育背景 81.幼儿时期私塾教育的影响 102.小学时期教育改革的影响 113.中学时期开放性教育的影响 114.大学时期学习方法的积累 12三、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13(一)求学时期的学术研究：初露锋芒 13(二)工作时期的学术研究：日积月累 13(三)退休时期的学术研究：老而弥坚 16(四)姚汉源学术成果述列：硕果累累 17四、姚汉源治学思想的总结与凝练 24(一)治学方法 241.广集水史，校注文献 24
2.实地考察，猜想求证 243.考古辨非，重建模型 25(二)治学精神 261.情系水利，终身治学 262.经世致用，创新治学 283.缜密求是，严谨治学 304.弘扬文化，聚力治学 325.积极进取，开放治学 34五、姚汉源治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36(一)治学方法对当代的启示 36(二)治学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371.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远大的治学志向 372.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 383.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形成严谨的思维和学风 384.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开放的治学思想 39六、结语 40参考文献 41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43致谢 44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水是孕育生命的基础，人类早期生活多是逐水而居，依水而建，中华文明的发源也与水须臾不可分开，可以这样说：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摇篮。古人从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生活开始，就伴随着对水的开发与利用。历史上“水利”一词首次出现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志》中，其意思包含治河防洪、灌溉排水、城镇给水、运河建设等内容。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学习历史经验对先人的智慧进行挖掘，认清人类活动和自然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提高人类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中华民族对水的开发利用方法与经验大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也有现存的古代遗留的名迹、水利工程等。对于现代水利建设来说，发掘与继承古人的水利智慧，吸取古人的长处，实现古代水利智慧与现代水利科技的有机结合，对更好地建设我国现代水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姚汉源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史专家，他终身致力于水利史学科研究，他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有丰富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他的治学思想主要包括情系水利，终身治学；经世致用，创新治学；缜密求是，严谨治学；弘扬文化，聚力治学；积极进取，开放治学。总结其治学思想，可以为水利史研究者提供学习借鉴的素材，为我国水利史的研究总结方法，为培养高素质水利史人才提供经验，以期促进我国水利史学科健康快速发展，这也是撰写本文的目的。
2.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现存的古籍中记录水利的资料很丰富，但大多数都是随人物或事情混为一体的，并没有整理成相关的专业文献。我国是历史上水患频发的国家之一，水患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水利问题，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就。在学术研究方面，以姚汉源为代表的水利史研究者，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治水历史，做到古为今用，为现代水利实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借鉴。
本选题研究姚汉源的治学思想，主要着眼于他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通过分析其学术著作对我国水利事业的贡献，总结姚汉源的治学方法，揭示其治学思想，以期加深后学对我国水利史的认识，明确姚汉源对中国水利史研究所做的贡献，进而拓展我国水利史研究的思路，为我国新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2)现实意义
姚汉源是著名的水利史专家，也是我国水利史学科的创始人。他终身致力于水利史研究，创立了中国水利史学科，招收了我国第一批水利史研究生，先后培养出13名水利史研究生，为我国水利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治学态度严谨、治学方法科学、学术成就显著,堪称一代楷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水利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相关水利学学术大师的水利思想整理较少，更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系统研究姚汉源的治学思想，揭示并学习他严谨治学、聚力治学、创新治学、开放治学、终身学习的精神，有助于促使学生在当下浮躁的大环境中形成良好的学风，帮助他们树立为水利水电事业奋斗终身的远大志向。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丰富我校校史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作用。
(二)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关于姚汉源治学思想研究的学术文章非常少，而且时间分布不均匀，距离现在最近的文章是本人在2014年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科版)》第四期发表的《姚汉源水利治学精神研究》,从五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姚汉源的水利治学思想，但是并未对姚汉源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做详细介绍。
2015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晏小鹏以《姚汉源与黄河水利研究探析》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该文主要是基于对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的解读，确立姚汉源在黄河史研究中的地位，并简要地对其治学思想进行了总结。《姚汉源与黄河水利研究探析》一文学术成果丰硕，解读了《黄河水利史研究》的内涵，但是通过单一作品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仍然有些片面，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其他记录、回忆姚汉源的文章。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有刘浪的《当代治水名人——姚汉源》、友仁的《水利史研究的开创者姚汉源》、莘子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与姚汉源》。这些文献主要侧重于从人物传记角度研究姚汉源的治学思想，包含姚汉源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为国家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也较多地展现了他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认真严谨的育人素养，为全面研究姚汉源治学思想提供了参考素材。
90年代有关姚汉源的文章基本为空白。进入21世纪，2006年，《中国水利报》在同一版面出现了三篇关于回忆、纪念姚汉源的文章，分别是周魁一的《问学之初》、郑连第的《为人为学的楷模》、姚树樘的《麦田里的父亲》。周魁一的《问学之初》从与姚汉源结缘开始，回忆了他的教诲，并简要讲述了姚汉源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郑连第的《为人为学的楷模》赞扬了姚汉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负责的育人精神；姚树樘的《麦田里的父亲》从一件小事中反映其思想坚定的治学态度。同年，吕娜和肖丹在《中国水利报》发表的《姚汉源：情系水利，秉笔春秋》,罗列了姚汉源治学、育人的主要事件，并以第三人角度对姚汉源进行高度评价。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为研究姚汉源治学思想提供了较为原始的资料。
除了以上期刊、报刊外，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网也大量收录了先生的亲属、老同事、老朋友和早期学生写的回忆性文章，文章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从一个或几个侧面记述了姚汉源的治学态度和教育精神，这些汇聚了“三亲”特色、充满真挚感情的回忆性文章，以及回忆先生的部分遗嘱，翔实地介绍了他一生从事水利史事业的曲折经历和辉煌成就，是研究姚汉源治学思想的重要史料。
由上可知，国内对姚汉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侧面，对他丰富的治学思想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目前，也没有硕士论文系统地研究姚汉源的治学思想，且最近几年对姚汉源进行研究的学者偏少。综合看来，目前国内对姚汉源的研究较少，并没有很大进展。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1.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文献的研究形成对科学的认知方法。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姚汉源的大量著作和论文，这其中包括姚汉源已经出版的专著、论文和讲话，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姚汉源学术和事迹的论著。而’后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史料，形成研究框架，撰写相关论文。
(2)归纳法
归纳法是由一系列具体的事物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在大量收集有关姚汉源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归纳完成硕士论文写作。
2.创新之处
学者们对姚汉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著作所获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他所带的研究生学生的回忆等单一方面的研究，本论文致力于系统研究其治学思想，通过对他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研究，深入总结其科学的治学思想，并揭示其对后人治学思想的启示，进而坚定水利学术研究的方向，夯实水利学术研究的思想之基。
一、姚汉源生平简介
姚汉源(1913—2009年),字君华，山东省巨野县巨野镇姚楼村人。金元时，他的始祖讳清自陕州移民垦荒，迁居巨野。讳清生有二子，长子名从义，次子名从善。长子留居山东巨野，次子迁居河北任丘，所以今巨野姚氏皆从义的后人。此后繁衍生息，代代相传，逐步发展壮大，清代时最为鼎盛，被称为“山东巨野第一名门望族”。姚汉源是讳清二十一世孙，源字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水利史学科研究创始人。
姚汉源8岁读巨野当地私塾，11岁在滕县(今滕州)读小学，15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20岁进入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留校于清华大学，并任助教；在1940年到1945年期间，先后任职于重庆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1946年至1949年任职国民政府公路总局技士，并兼职于信江农专副教授；1950年至1952年在江西南昌农专任教授职务，兼任水利科主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至1963年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兼任副教务长；1963年至1978年任职于北京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兼任教务长、副院长；1978年至1987年任职水利水电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教授；在1982年至1988年任水利史研究会会长；1987年退休，同时担任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退休后，姚汉源仍继续致力于水利史的研究。
平生学术专著包括《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出版，约50万字)、《京杭运河史》(1996年出版，约120万字)、《黄河水利史研究》(2003年出版，约80万字)、《<左传>地名释》(未发表，约70万字)等。其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之一》,结合史料既详细分析了古人治沙、用沙的关键，又对当代所建的三门峡水库所面临的问题加以论证，得出三门峡水库工程的根本性失误，此观点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并引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从而树立了以研究水利史为现代化水利工程服务的基本理念。在随后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河滩放淤及其他落淤措施——中国古代泥沙利用之二》、《从历史上看多沙河流的水利特征——放淤与排沙》等学术论文，对我国古代泥沙利用思想又做了进一步阐述。
二、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姚汉源出生于20世纪初叶，正值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崩溃时期，新思想新文化已开始广泛传播，新制度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慢慢得以建立，浸润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中，内外的环境变化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姚汉源，不知不觉中奠定了他一
生治学理念的思想根基。
(一)治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变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中央政权解体，地方政权相互争利，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另外一面是统治者疏于对民主思想文化管理，引发新的社会思潮。动荡的社会对姚汉源生存环境产生不利了影响，但对于其思想的形成来说有很多有益之处。政治的革新树立了以“三民主义”为纲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核心的政权，从而引发社会思想文化界的动荡，改变了原有的封建文化思想格局，思想文化得到革新。
综观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易，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形态，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取代了专制、不平等的封建政治思想”。由于民众的思想长期被封建社会奴役，民众接受民主思想还需要时间。民主思想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没有提高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的水平，但这种思想已经被先进人士所接受，它给民众带来了民主的理念，民众参政、议政的思想逐步被推广0。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君权至上”的政治理念终于被“三民主义”所代替。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纪元。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体现出来的政治统治思想——“三权分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王朝的一元核心集团统治被取代。“三权分立”指的是在国家的层面上采用内阁制，并按照西方的基本政治构架——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确立国家的管理机构，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和法院行使国家权力，即参议院行使国家的立法权，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国务院和法院行使司法权。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权统治是具有唯一合法性的政治，一切反对皇权政治的活动都被视作为“逆反”。中华民国的成立，其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政治合法性得到推广。民众选举参议员与国会议员，议员们可以代表民众的意愿。《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①。从此，民主宪政制度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尽管参议院由各省军政府议员组建而成，再后来民国临时政府进行参议院改选，选举出了临时大总统、国会议员、参议员等组建了国家政治团体。由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组建，其问题也日益凸显，加上后来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时，威胁、贿赂、扰乱国会议员，使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但在选举会议上议员的选票受到重视，民众的意愿得以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为了把欧美式的政治构架“移植”到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内，全国具有政治性的政党遍地开花，总体上分为“反袁”的革命派和“拥袁”的立宪派，它们通过竞选获取议员席位，以便在内阁会议中占据绝对行政权力，但是由于受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的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的政党内阁制以失败而告终。在国家政体发生转变的时代，民众的思想也随之转变。民众逐渐谈论国家大事，并对政治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参与政治投票、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④。民国初期，参与政治性会议的人员不仅包括官员、学者，而且还有新兴的市民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民众，他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还积极曝光政治腐败与政治丑闻，充分证明了国家的主体属于人民的性质。
姚汉源出生在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13年),中国处在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与外界交流最紧密时期，也是军阀混战严重的时期，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战争的边缘。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影响了姚汉源治学思想的形成。社会动乱不堪，加深了姚汉源对社会的认识，他深感政府只为争权夺位，对于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政府的不作为，使水利事业的建设停滞不前，荒废了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在黄河边上长大的他亲见黄河水患的危害，深感百姓的苦难，从而树立了为国家建设水利的理念。
(二)治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人民来说，其封建价值核心观被瓦解，人民破除了思想禁锢，解放了观念，从客观上产生了对传统文化怀疑的思想，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新认识；旧文化的认同危机急切地需要新文化的产生，这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说的广泛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西方先进文化的引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辛亥革命对中国思想文化革命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签订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对我国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同时输出他们的思想文化，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产生了外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再后来无产阶级思想进入中国，新民主义思想文化逐步发展壮大，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思想文化的发展，必然引起轰轰烈烈的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篇章。由于西方列强把他们的思想文化传入我国，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上升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矛盾。从此，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议题。一大批文人志士开始了救国救种的民族运动，首先兴起的是各种文化思潮。国内外思想的碰撞，在国内产生了各大思想派系，各大派系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讨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激烈的论争。不同的派别以各自的立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发表不同的意见，其中包括：孔教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等。这些争论不仅体现出思想文化的革新，也是对姚汉源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思想争论。
孔教之争。中华民国成立后，“自由、民主、博爱”的文化教育方式得以不断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废除尊孔、读经等削弱儒家政治影响的政策。由于袁世凯在政治上窃取革命成果，试图回到封建“政儒合一”的社会模式，主张以“尊孔”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军阀与遗老的影响下，民国初期出现了以康有为和陈焕章为代表的尊儒团体，并在上海设立孔教会，尊儒团体开始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尊孔团体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体现在政治上。此时，孔学就是在政治上用来复辟的手段。孔子再一次被政治所绑架，为军阀复辟提供文化根基。孔教把儒学进行宗教化，一些尊孔人士主张把孔教定为国教，使思想上的尊孔复古与时代大潮形成冲突，由于军阀的倒行逆施，引发了社会进步人士对儒学及孔子的清算和批判。孔教的发展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不应涉及社会思潮。孔教之争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对人民思想解放起到推动作用，促进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
东西文化之争。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持久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其核心是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展开的。参加者有数百人之众，发表文章近千余篇，专著达十余种，其规模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是空前的。“五四”运动之前，激进民族主义者持有的立场接近“西洋派”,特别推崇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批判态度。他们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日常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期望整个社会对自身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刻地反省。“西洋派”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调和，以自身之短学习别人之长，主张中国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来发展自身，解决中国自身文明的穷困局面。“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儒释道”精神受到猛烈的冲击，新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守旧派不敢正面诋毁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也不敢提倡“中体西用论”,只能打着“中西调和论”的幌子宣传西方文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运用唯物主义思想在本质上对其进行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更使人民群众彻底认识到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劣根性，使人民反思到了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五四运动促成了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科学与玄学之争。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论战始于张君劢在《人生观》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随后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指出科学就是辨别真伪，科学主要在于它的方法，不是在于它的材料。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围绕在以下13个方面：人生观与科学的异点；人生观与玄学的关系；科学的分类法；论理学(即逻辑学)与科学的关系；物与心；知识论；纯粹心理现象与因果律；科学教育和修养；人生观和情感的关系；情感和科学方法的关系；科学和哲学的分界；科学的性质；科学与考据学的关系。①科学论战的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问题，论战到结束也没有彻底分出胜负，但这是中国接触西方文化后第一次本质上的论战，也可以说是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彻底讨论。
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中西思想文化不断地在国内交融。思想文化的不断革新，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而这些人才大多从事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们以自身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周围的人，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这些人的思想也是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
(三)治学思想形成的教育背景
一个富有价值的治学思想的形成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活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姚汉源，不仅深受外在时代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教育也使他内心深处萌发并坚定了自己一生的水利治学理念，引领着他不断前行。
自春秋战国以来到中国近代，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儒学之所以拥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力，关键是中国特有的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保证中华文化高度统一，但单一的文化价值使社会缺乏思想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中知识分子不需要原创性的思维，只需从经典的条文中找到同义思想即可。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说，“求同”思想比“存异”思想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自然而然，陈腐保守的思想占据整个思想文化界，思想文化在保守思想的影响下缺乏生机”。在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下，上层阶级的思想就遵守于教条主义，僵化于循规蹈矩，严重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创新。
中国教育的改革，在“维新时期都有所体现”。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试帖小楷制度，乡会试与生童科改策论。在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招书，诏书要求各省书院设立大学堂，省级以下的府或州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全国出现了一批兴办学堂的热潮②。中国新式教育缓慢发展，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教育才快速发展。到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数量达37888所，到1909年新式学堂达59280所③。大量的学堂出现，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1904年清政府推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蒙养院、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及京师大学堂的教育体系，此体系不但涉及到农业、工业、商业教育，而且包含教育师范方面。此制度为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新式教育走向正规化。此外，清末的留学运动也造就了一批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士，他们也是新式教育的推动者。如张伯苓，他是南开学校系统教育的创始人，在1900年创办“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姚汉源曾经就读的学校，后来命名为“南开中学”),他创办的初衷就是“教育救国”,在教育思想上对民体、民智进行改善，使中国走向富强。
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破坏了中国传统选拔精英的程序——中国的经典教育，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④,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化的断层；另一方面，由于师资力量不足，中国教育出现了暂时的混乱状态，中国教育普及率大不如以前。大批的知识分子没有了进身阶梯，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产生与清政府决裂的观念，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批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促成中国革命运动与爱国运动的萌芽。
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终结，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新的教育制度的确立，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为国内的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提供了新的治学法则，引领着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学习思想的探索。
到民国初期，民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比较成熟的教育模式，中国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民国政府颁发的法令及标准，明确要求废除封建时期的教育糟粕，如废除跪拜之礼；终止小学经书课程；禁用清朝教科书；命令学堂一律改为学校；缩短向中小学学习年限；增设自然科学、事业知识课程，等等①。
民国大力推广新式教育的人士大都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且大部分具有留学的背景。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儒家的影响，又有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受西方列强的压迫，从事教育的人士大都深具爱国、爱民情怀。新式教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行全民教育，它培养出来的人并不限定某个职业。它的推广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在国内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
姚汉源的求学生涯正好处于这一教育变革过程中，他在童年时期深受典型农村教育影响；家庭教育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在少年时期又受到新式教育的影响，加上在大学时期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这些对其治学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因素。
1.幼儿时期私塾教育的影响
姚汉源出生在山东巨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开始在姚振华(姚氏宗亲)家读私塾，师从李树蕃。在民国初期，山东巨野虽然设立了新的学习制度，在县城恢复了劝学所(教育行政机关),由于执行不到位，私塾在当地得到了保留。巨野县城的姚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是在县城居住，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其教育子女的教育方式也必然选择私塾教育。
私塾是当时农村地区最普遍、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其分为蒙馆和经馆，蒙馆的教学以基本的道德理论知识和断文识字为内容，主要学习的科目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经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研读经书，学生是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学做八股文来应对科举考试内容。私塾的宗旨与职能包括启蒙教育、社会教化、升学准备等②。
学生每天的科目无非是读书、背书和写字，当学生有理解能力时，就讲作文。学生每天的任务是：早上起来背诵昨天的课，背完后，老师就按学生的接受能力教授内容，也称“一号书”,授书时，学生用手指着书跟着老师念三遍，然后学生在座位上自己背诵；吃过早饭，学生到桌前背诵早上的文章，背诵通过了，老师开始传授“二号书”、“三号书”,等完成了一天三号书的任务，接下来就要求学生写字，午饭后和晚上便复习以前读过的书°。二、三年级的学生由于老师没有讲述内容，只有死记硬背。
在私塾里，没有课外活动。如果学生去厕所，学生轮流使用一枚令签，山东巨野的私塾与中国其他私塾一样，老师以“严”著称，其“严”的方式就是使用“打”来作为惩罚手段。学生在私塾期间犯的任何错，都是通过“打”来惩罚的。如读错字受罚；迟到早退受罚。当时社会与家长都认为不打学生的老师是教不好学的。当地最有名的私塾老师就是最能打学生的，老师以“打”出名。
姚汉源自幼酷爱史书，这是与他的早期教育密切相关，读小学之前由于父母是农民，加上山东一带自古是儒学的发源地，新式教育在巨野县城推广不利，读私塾是姚汉源父母的“唯一”选择。他前期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类科目，而恰恰姚汉源又比较喜欢文史类科目，这为以后从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2.小学时期教育改革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姚汉源在11岁被过继给其伯母，这件事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为他求学之路扫平了障碍。首先，根据颜道慈在《我所知道的藤县女子小学》说，伯母孔繁纯在求学期，曾在保定读过书，1914年以后在藤县女子小学教书。他伯母作为近代首批有文化的女子，对姚汉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次，那时期女子能读书说明家庭应该十分殷实，根据钱穆回忆录考证，孔母的哥哥就是孔繁蔚，他17岁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阎锡山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曾在阎锡山手下做要职，后回山东任山东省参议长、建设厅厅长。
姚汉源过继给了伯母孔繁纯后就居住在滕县的伯母家，由伯母抚养并在那里上了小学。孔繁纯曾经在保定上过学，在藤县女子小学教书，主要教授音乐、体操、手工、图画。姚汉源能很好地在滕县读小学一方面就是因为孔母及家庭的照顾。
在1924年，山东地区的小学制度改革相对完善，初级小学设置的课程包括：国语、算术、社会(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高级小学包括：国语、算术、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①。从以上科目中不难看出，相对于传统私塾来说，废除了传统的读经科，增设了体育、音乐、历史、地理等课程，在山东农村已经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为姚汉源后期从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3.中学时期开放性教育的影响
15岁时，姚汉源开始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开办的“南开系列”之一，是近代民办教育成功的范例，校训是“允公、允能”,主张开放治学的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及服务社会的能力，坚持“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允公”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注重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学生为国家、社会、学校做贡献。专门开设修身课，由张伯苓校长亲自授课；“允能”是素质教育的手段，注重学生的体育，提升学生体质，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服务社会。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涌现了周恩来、马骏等近代领军人物。姚汉源在这样开放的教育环境下，接触到了像张伯苓这样的教育大家，身心“德、智、体、群”得到全面发展。幼儿的私塾教育观念被逐步淡化，留在心里的报国救世的意识占据多数。特别是在国家出现危难时，责任感会更强。在南开中学期间，姚汉源进一步通读《资治通鉴》、《史记》、《九朝记事本末》等大量的史书，为水利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大学时期学习方法的积累
1933年，年仅20岁的姚汉源考入清华大学，进入了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名人汇集，西化思想较重。姚汉源在这里读书，使其思想进一步更新。其实姚汉源并不喜欢理工类科目，他考入清华实属无奈。在其好友关于他的讲述中，就曾提到当时读清华的土木工程专业是被家庭所逼。但在清华大学里，姚汉源一方面学习自己的专业课，一方面钻进图书馆研究自己的爱好——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
1926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同时设立工程系，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教师有三分之二是出国留学归来人士，此时清华大学办学有三原则：第一，坚持教授治校；第二，文理兼备，倚重通识；第三，注重科学研究。清华大学良好的办学原则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制度，在课程方面，一、二年级以通识课为主，主要学习基础、自然、人文课，三年级主要是本系基础理论课；四年级学习的是专门性质的技术课；在制度方面，淘汰率极高，考核制度严格，学风严谨。清华大学是外来借鉴与本土融合的教育典范，她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治学方法，并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加以整合，具备独特的学术气息。
她培养的出来的不仅仅是适合某一方面的人才，而是符合中国建设的通才。良好的学风塑造了姚汉源的治学原则。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清华大学的助教，在三年的教学生涯中，学术并无很大建树。在1940年到1946年，辗转祖国的西南地区时，结识了当代伟大的思想家钱穆，在钱穆的指引下，姚汉源确立了文史研究的目标，并为此目标而努力。在钱师的引导下，逐步掌握了以考证为依据的历史分析法，在治学思想上不断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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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姚汉源水利治学思想源于早期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学习和中学时期南开开放性教育的影响，但真正萌芽则始于大学时期。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开始深入研究水利史，在毕业前一年发表的《黄河旧账的翻检》,可以看做是其一生研究水利史的发轫之作。在姚汉源的求学时期、学术探索时期和学术丰收时期，不同的阶段水利学术研究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也慢慢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一)求学时期的学术研究：初露锋芒
考入清华大学之后，读的虽是土木工程，但姚汉源对文史的酷爱丝毫不减。加上家乡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较低。每次黄河发水，家乡必有水患。水患轻则造成粮食作物减产，重则家破人亡，目睹百姓深受其害的姚汉源立志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黄河历史变迁背后的原因，进而找到治理黄河的经验及教训，掌握治理黄河的方法，彻底解决黄河水利问题。他利用空闲时间钻进文史类书籍中细心研究文史，学习并积累了初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并在1936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黄河旧账的翻检》。
《黄河旧账的翻检》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简要介绍黄河发水的危害及黄河工事；第二部分是各个朝代黄河的改道情况；第三部分是治黄人物的事件介绍。文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多，且时间跨度大，说明他在这一方面研究颇深。《黄河旧账的翻检》是一篇偏重于历史学的水利文章，是姚汉源第一篇有关水利史的论文。尽管文中介绍黄河改道内容是依据清朝胡渭所著的《禹贡锥指》,但第三部分所涉及的历史治水名人比较全面，这足以说明他当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历史知识。这是理工科与文史科结合的结果，开创了近代研究黄河史的先河。
(二)工作时期的学术研究：日积月累
清华毕业以后，姚汉源就以清华助教的名义在山东济宁的华北农村建设协会进行社会工作。清华大学为华北农村建设派的工程组，主要任务是测量济宁县地形。七七事变后，姚汉源随协会经河南、湖北、四川转移到贵州桐梓县，在蟠龙洞修建排水防洪工程，对桐梓县主要河流进行考察，1938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姚汉源经贵阳返回云南昆明校区(西南联大)。在山东、四川、云南的实地考察，为姚汉源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1939年1月，姚汉源离开云南来到重庆，在重庆大学上木工程系任助教。任助教期间，姚汉源身染疟疾，且长期不能治愈，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回家进行调养。随后姚汉源来到成都投奔其舅舅。在养病期间，偶遇了国学大师钱穆。
由于重庆遭日军轰炸，本该去重庆的钱穆先生来到了成都，投奔其侄儿(钱伟长，中国工程力学奠基人)的岳丈孔繁蔚(姚汉源的舅舅),并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国学。姚汉源的舅男比较推崇儒学，视钱先生为坐上宾，经常要钱先生讲儒学。姚汉源经常在旁边倾听，勾起了他小时候的爱好，对钱先生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并与他如影随行一个多月，经常向钱穆请教文史类问题，于是拜了钱穆为师，开始尝试研究文史。由于钱穆先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姚汉源没有工作，就让姚汉源在成都南郊许赖家花园(简称赖园)工作，帮助钱穆在所里整理资料，很受钱穆器重，每当钱师外出讲学就会把所内的一些事务交予姚汉源照管。在研究所这段时间内，他与钱穆形影不离，主要对先秦诸子的文章进行研究，并和钱穆一起出版《黄帝》一书。该书从黄帝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谈及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分别论述了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从思想文化上还原了古人的精神。
钱穆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学，在抗日战争之前常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授课。他运用历史考证手法研究历史，致力于弘扬国史文化，主张向国人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他的学术理论为姚汉源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治学方法论的指导。
1943年秋，由于教学的需要，国学研究所迁往齐鲁大学成都本部，并在华西大学事务所楼上办公，姚汉源随国学研究所，迁往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1944年姚汉源转入华西大学任上木工程系讲师，在任讲师期间，姚汉源身患肺病，不得不回家休养三个月。在1945年3月又转入中央水利实验处成都实验室工作。这为他有关水利工程实验提供了理论帮助。
1945年，抗日胜利，由于姚汉源思亲急切，急于回内地探望亲人。为出川方便，他经朋友介绍，于1946年1月在重庆总公路局任技上，并随公路局迁往南京。在南京，姚汉源又兼职金陵大学的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师，并写出了一些历史哲学性文章，如《士流与政治》,强调“分位之等”不是从阶级上划分的，而与品德相关，此文突出显现出姚汉源的考证分析能力。
此后，他与友人牟宗三创办了《历史与文化》,目的就是宣扬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希望“昭苏士心，唤醒国魂”,于1947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由于经费不足，只出到第三期就被迫停刊。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一直致力于现代儒学的发展，他与姚汉源一同创办的《历史与文化》杂志，体现出对自身文化的尊重，杂志中所能体现出来的思想是，近代国内出现混乱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中国盲目地“自毁历史、自戕文化、不信己而信人”造成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人应该自我反省，重新讲明历史及孔孟之学，使全民族从精神上有自我觉悟。其实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全面否定传统与西化思潮的反思。姚汉源在当时出于对民族文化的重视而奋笔疾呼，希望唤醒国魂①,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姚汉源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与牟宗三在北宋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进行过探讨，对北宋的知识分子具有经典的评价，深受牟宗三的赞同。姚汉源认为王安石“体文而用经”、司马光“体史而用经”、苏东坡“体文而用史”、北宋理学家“体经而用经”。简单的几个字就对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从牟宗三发表的文章《与姚汉源论朱子书》可以看出当时姚汉源对经文史集已经有了深刻研究，学科知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新中国成立前，公路总局迁往杭州，姚汉源也随公路总局迁往杭州，由于公路总局干部逃跑，局面混乱，姚汉源被遣返。后经人介绍，他进入江西信江农业专科学校任副教授，并在江西信江农业专科学校授课，教授农田水利方面的课程。后来，学校迁往南昌，并改名为南昌农业专科学校，他兼任学校校委会主任。
1953年，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随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水利科师生并入武汉水利水电学院，兼任副教务处长，主讲《水力学》、《农田水利系统管理》、《水能利用》等课程。同年，高教部要求所有高校教师制订个人教学、科研十二年计划。姚汉源根据自身的爱好和所研究的专业，制定了水利与历史相结合的学科——水利史。至此，姚汉源的学术研究方向正式确定。
在1953至1966年间，姚汉源利用闲暇时间，整理了一部约60万字的《中国水利技术史讲义》,为培养研究生提供了理论知识，也为后期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学术资料。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该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按照理论分析，如果泥沙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三门峡水库最多用三年就会彻底报废。姚汉源把先前准备的《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论文供大家参阅。他在该文中提出：“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是由于建设时照搬苏联模式，没有把泥沙问题放在首位，不重视黄河历史研究造成。并提出治水以治沙为主，充分利用泥沙，把害变为利的观点”。此观点一提出，得到了与会专家一致好评，为现代黄河的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
在随后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河滩放淤及其他落淤措施——中国古代泥沙利用之二》《中国古代淤灌和淤灌的技术问题——中国古代泥沙利用之三》中，姚汉源又进一步介绍了古代治理黄河的工程，阐述了治理方法，总结了治理经验。
姚汉源一边研究水利史，一边补充历史知识，并对一些文学作品和历史地名做出了分类，如《中国古今注》、《古史人名释》、《<左传>地名释》等书稿，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古今参考依据。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书稿至今没有发表。
姚汉源致力于中国水利史研究，并没有忘记借鉴国外水利经验。1980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翻译了由美国学者佩尔著作的《喷灌》。该书详实地介绍了1975年以前美国喷灌系统的设计、应用和维修技术，为我国水利、农业、林业及城市园林建设提供了参考用书。
1982年，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水利史，姚汉源牵头联络水利、农业、交通、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的学者，创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并担任了第一、二任会长，1989年后改任名誉会长。“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传统水文化的利用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不仅促进了国际间学术成果交流的成长，而且为国内各个领域学术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为水利史工作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随着研究的积累，姚汉源把积累很多年的研究手稿加以整理，在1987年退休时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纲要》。该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结合，着眼于历代水利工程的兴废，据史分析，把我国的水利史分为六个时期，每一期又包含防洪治河、农田水利、航运工程三个部分。第一时期是水利的初步发展；第二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大发展；第三时期是江淮流域发展；第四时期是中国北方水利盛衰起伏，南方水利持续发展；第五时期是向中古东南沿海及珠江流域发展期的转变；第六时期是全国水利从普遍开展到衰落”。该书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结束于民国末年，横跨整个中华文明史，结构严谨，史料丰富。此书一经出版便获得“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一等奖”。
(三)退休时期的学术研究：老而弥坚
退休后，姚汉源先生并没有颐养千年，反而老而弥坚，继续钟情于他的水利科技史研究。他自知生命有限，希望抓紧把毕生所学全部写出来。
一是为京杭运河“鸣不平”,悉心撰写《京杭运河史》。在《京杭运河史》未出版前，人们只知中华文明遗迹只有长城，对运河的认识不深，当时不仅研究运河的学者少，研究地也不深，其实京杭运河的伟大并不亚于长城。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运河的形成、发展、繁盛、衰落。此书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编，简单地介绍了京杭运河的发展；第二编，介绍元代以前的运河发展情况；第三编是元代京杭运河的全线开通及运营情况；第四编，是明代的京杭运河；第五编，论述的是清朝早中期繁盛时期的运河；第六编，介绍清朝中后期逐步衰落的运河；第七编，从各个朝代对运河工程及运河管理制度进行阐述；第八编，介绍了对运河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及参考文献”。此书一出版便引起了广大学者对京杭古运河的高度关注，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二是情系水利史籍，校勘《漕河图志》。《漕河图志》是明代王琼编撰，共8卷，约20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运河漕运的专著,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漕运状况及管理制度。但是此书只记录明代前期洪武至弘治120年间长江以北河段资料，并且内容也有重复混乱现象②。原书国内已绝迹，四库全书只记录了三卷，书本字迹散漫、模糊，幸好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流亡海外副本。姚汉源带领研究生谭徐明等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校勘，并对一些错误内容进行修正，方便学者进行研究。
三是呕心沥血黄河学，完成《黄河水利史研究》。该书收录了各个时期的论文24篇。姚汉源在几十年长期搜集、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筛选，由表及里，由粗到精，去伪存真。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水利史研究的意义，研究水利史的方法和现代研究水利史的状况说起，系统地介绍了黄河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了黄河下游的变迁与治理；第三部分介绍了黄河与运河的关系；第四部分论述黄河的泥沙及其利用。此书对于历史上的水利问题研究，均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水利工程进行了辩证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姚汉源还曾先后编审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并撰写《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的6万余字条目。另外，校核了《中国水利史稿》(上、下册)、《黄河水利史述要》、《长江水利史略》、《太湖水利史》、《珠江水利简史》等著作⑨,为我国水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姚汉源学术成果述列：硕果累累
姚汉源的著作分为：水利史专著、水利译文、水利史论文。其中以水利史论文为主，水利专著共有8篇；水利史论文71篇(一部分包含于其专著中)。
序号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备注
1黄帝胜利出版社(重庆)1944年由钱穆口述大概，姚汉源收集资料并整理成书。
2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87年获当年国家出版书籍一等奖
四、姚汉源治学思想的总结与凝练
姚汉源出生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动的时代，传统文化的浸润，西方文化的启发，加上他历经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磨练，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水利史治学方向，形成了符合水利史学科发展的治学方法，取得了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就，也铸就了他富有特色的治学思想。
(一)治学方法
姚汉源继承了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并对此种方法进行了一定改进。传统考据学是利用现有的古籍和考古材料，通过对古籍、考古材料的分析，得出相关结论。而姚汉源大量收集水利史文献，多角度观测古代遗留的水利工程，发掘背后隐藏的诸多信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所有信息进行系统的整合，再把整合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推演，形成一套跨越时空的“历史模型”,对“历史模型”再加以论证。
1.广集水史，校注文献
水利史是自然科学中的水利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水利学与历史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学科内容极其边缘化，搜集历史资料是水利史学科研究的重点。姚汉源一方面利用闲暇时间积极收集古籍，翻阅古代的文学、历史、地理等书籍，发掘有关信息，从历史零星的记载中寻找与水利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根据在前期学到的相关知识整理并分类历史资料，并对找到的历史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研究水利史所涉及的资料大部分是古籍，由于朝代更易的影响，很多资料残缺不全，对保存下来的古籍进行深入挖掘是水利史研究的必要条件。然而古籍的校注是工作中的一大难题。我国的古籍全部是文言文记载，对于同一字有多种解释，加上古文并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学功底，对于古文的校对有很大困难。姚汉源自幼酷爱古文，古文基础十分深厚，对于古代文献采用考证加推理的办法，使古文完美译成白话，方便初学者研究。他搜集并校注的水利史文献如《漕河图志》、《侯马载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等。
2.实地考察，猜想求证
水利史研究虽然必须参阅古籍，但姚汉源认为古籍中没有记载的信息可以大胆的猜想，小心地求证，依据的原则是陈述和考证，对于前人已总结的结论据理陈述，不妄加个人观点；对于前人没有总结的结论，依据历史仔细求证，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状况。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准确把握历史水利工程的原委是研究水利史的不二法门。
姚汉源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就注意考察水利工程遗迹，追寻历史水利工程遗迹。这种方法最早可追寻到《一九三八年贵州桐梓县蟠龙洞工程纪略——回忆杂录之一》,在赴贵州期间，他把盘龙镇及周边遗留的河流和水利工程考察一遍，追寻其历史的踪迹。另外，在其带研究生期间，他又带着研究生跋山涉水，对我国现存的古代水利工程进行考察。在北方，足迹遍及黄淮海流域；在南方，脚步踏遍长江、珠江及沿海水域；在城市，深入了解城市给水、排水工程；在农村，涉及农田水利灌溉。他考察水利遗迹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小河，对我国遗留的工程进行挖掘，通过实地勘察了解了古代水利工程对现代的影响，总结了其水利工程的作用。
3.考古辨非，重建模型
水利史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姚汉源在治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辨别古籍中的是非。中国古籍资料比较多，但大多数古籍资料是官方整理的。某些朝代为夸大自身的统治成果，在记载中往往会夸大自身的功绩，缩减自身的负面记载，更有甚者会凭空捏造事实。另外，中国古代文献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写流传下来的，在手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多抄、少写和错字现象。在浩如云烟的文字中找到一点事实的线索并非易事。姚汉源一方面查找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等正史料中有关水利的记载；另一方面利用当时社会的笔记、小说、诗篇等文学作品仔细提取水利的证据，运用考证的方法去除历史伪证，分清历史事实。
姚汉源对历史上的水利实践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宏观叙述和具体分析上。他把散乱的历史资料综合起来，将先人的水利实践和相关自然地理的演变结合起来，通过考证分析，重新构建抽象的模型，通过与历史遗留工程的对比，对其模型进行论证得出科学有效的结论，并对结论进行推演，对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此种方法就是独特的历史模型法①。
历史模型法的构建是基于一种已经消失的信息，但此信息保留在散乱的文献、古迹等载体上，结合相关的科学知识提取这些信息，使历史中的水利工程“复活”,更好地找到历史上重要水利工程的真相，廓清水利措施或工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总结历史演变规律。这种方法研究水利工程在某一时段的动态作用，有助于理解历史原型的特点、本质。
(二)治学精神
姚汉源在治学过程中不仅掌握了良好的治学方法，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水利治学思想，即情系水利，终身治学；经世致用，创新治学；缜密求是，严谨治学；弘扬文化，聚力治学；积极进取，开放治学。这五个方面是姚汉源的一生治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对当代水利人才培养、水利科学研究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情系水利，终身治学
综观姚汉源的一生都与水相关。他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巨野县城，那时家乡多水患，百姓深受其害，据他回忆：“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黄河发大水，两岸的百姓深受水患之害，都痛恨洪水，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学习水利的原因，就是想治水”①。儿时懵懂的记忆对其影响极大，从小就树立了治水的志向。
姚汉源从小酷爱国学，在小学、中学期间就通读中国经典著作。在中学时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办学理念是“允公，允能”,治学的原则是“开放治学”。学生的课外学习是比较自由的。在中学时期就发挥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史学著作如《资治通鉴》、《史记》、《九朝记事本末》等书籍进行阅读，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知识。
在考上清华以后，虽然攻读的是工程专业，但清华大学是一所比较开放的大学，学生在修好自身的专业课的条件下，可以自行选择爱好科目。姚汉源一方面认真学习土木工程系的专业，主动挖掘水利工程知识；另一方面钻进历史的时空中，查阅黄河史，在毕业前一年就发表了《黄河旧账的翻检》,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初露峥嵘。
清华毕业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期，由于北方战乱，姚汉源辗转祖国的西南地区。在西南期间姚汉源为保证抗日后方供给远赴贵州，对后方战线的桥梁工程进行修缮，并对当地水利工程进行仔细考察。他顶着战火侵袭，忍受着住所被炸的危险，在齐鲁大学做助教。他拜钱穆为师，从钱穆那里学习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虽然很少涉及水利方面的知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颇深。
在此期间，他虽身患重病，但仍不放弃治学。此期间的代表作《黄帝》是最有力的证据，此书按时间顺序分别论述了中华文明了创始人。《黄帝》一书虽是钱穆口述大概，但具体细节的考证还是姚汉源的亲力所为。后来，他与友人牟宗三创办的《历史与文化》杂志，体现出他对思想文化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姚汉源在南昌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并兼任农田水利科主任、校委会主任。在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期间他一方面负责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在治学与管理方面取得了双丰收，在治学方面晋升为教授，在管理方面主持学校的“三反”运动。自此，开启了他水利史治学生涯。
在1953年全国院校调整的大潮中，姚汉源随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水利科师生并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他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副教务长并主抓教学，还亲自负责学校的《水力学》、《农田水利系统管理》、《水能利用》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在1956年，他响应中央的号召，制定了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确定了水利史研究方向。在规划中他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研究中国水利史；第二，在此基础上整理一部中国的水利史讲义；第三，培养一批水利科技史人才。在规划制定初期，许多同事对此规划提出质疑，认为现代科学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一个搞工程的，无法研究历史。姚汉源在质疑声中坚定地付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姚汉源深入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并在“文革”爆发前，完成《中国水利科技史讲义》。
在1962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设立了水利史专业，由于他对水利史作出贡献大，研究成果突出，学院决定招收水利史专业研究生并由他亲自培养。1963年冬天，他被调往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任教务长，主管教学与科研，并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招收本该院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姚汉源先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加上本人能专心研究学问，他于1965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姚汉源并没有放弃自己衷爱的水利史研究，一直默默研究他的学问。1969年，中央突然下达搬迁命令，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部分学生与学院教职工拆散，姚汉源坚决反对此事。1970年，由于在其家中发现“反诗”,他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并被下放“劳改”。在“劳改”期间，姚汉源并没有气馁，他每天除了要完成高强度的劳作，还在农忙时间挤出时间研究水利史。1973年，“劳改”解除回家后，因为研究水利史的需要，他钻进地理学、历史学、文字学、音律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写成了《<左传>·地释名》一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中央平反工作过程缓慢，1978年被迫“退休”。尽管如此，在1976年到1980年间，他与其他学者合作翻译了美国人佩尔的《喷灌》一书，不断地深入研究水利。1979年，姚汉源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党籍，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工作，当年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稿》。
到退休时，姚汉源出版了自己水利史研究的结晶——《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国水利史纲要》的出版标志着姚汉源的水利史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姚汉源参与《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的水利史部分的编写，并为《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撰写了共6万余字的条目；主审了《中国水利史稿》(上、下册)、《黄河水利史述要》、《长江水利史略》、《太湖水利史》、《珠江水利简史》等著作。在退休以后姚汉源对水利史的研究有增无减，在退休后先后完成了《京杭运河史》、《黄河水利史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老版本是《中国水利史纲要》)的出版。发表论文12篇，另外还有多篇未发表的专著与论文。
纵观姚汉源的一生，其学术生涯无不与水利和历史紧密联系。少年对历史的爱好、青年对水利的执着、中年治学方法积淀，促成壮年一鸣惊人的学术高见、暮年的硕果累累。
2.经世致用，创新治学
经世致用是我国宋代以后形成的一种治学方法，主要观点就是强调把传统的经书文献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其特点是重新审视并科学解释古代典籍，进而创造性地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办法，并用于社会的建设与改革。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传统的治水技术在水利建设中仍占重要地位。我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复杂，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水利文献浩如烟海，记载详细。为了抗洪、灌溉与航运，兴建了各种水利工程，如长江等各大河流域的治河防洪工程，汴渠及京杭大运河等内河航运，都江堰等大型灌溉渠系，也有古老的塘堰灌溉如芍坡、渠塘结合的汉水中游各灌区、北方多沙河流的放淤及淤灌；还有南方长江及珠江流域的水网圩坑、沿海的御咸蓄淡、新疆的坎儿井等有特色的农田水利工程。其他如沿江、沿海的防潮海塘；城市水利可以追溯到大禹以前；水利机具也有两千年历史。这都说明我国水利发展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我国的历史上与水利相关的记载，大都按时间和类别分述，内容大多都在河渠志、地理志、记事本末中，并没有具体的水利通史。我国最早研究水利史的著作是张念祖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水利述要》,后来郑肇经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水利史》,在水利史领域，专门的研究文献很少，其他水利史专著都是建国以后出版的。
姚汉源所著的《中国水利史纲要》详述了1949年以前的水利史，把我国水利史分为从大禹治水到东周灭亡时的初步发展期；以秦朝的建立到东汉汉献帝继位(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90年间)黄河流域的主发展期；东汉末年至隋朝建立(公元190年至公元579年间)南方江淮流域的发展时期；隋朝建立到北宋灭亡(公元581年至2217年间)北方水利的兴衰起伏及南方水利的大发展时期；南宋建立到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127年至1566年间)以东南沿海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快速发展期；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公元1567年至公元1948年)全国水利全面发展及衰落期。虽然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在区分，但是水利是一脉相承。该书对每一时期的防洪治河、农田水利、航运工程进行了分述°。
与其他水利史专著不同的是，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借助了大量的参考文献，抛弃了对历史事实的详细论证，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知识，列出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大线路，弄清了历朝历代水利修建的事实，科学地提出了我国水利分期问题，创造性地把我国水利史分为六个时期，梳理出我国水利史发展规律，为广大水利、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水利发展大纲。
黄河自古以来以多泥沙著称，号称“千年难治”,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民多受洪水侵扰。从古到今各个政权为治理洪水泛滥，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黄河洪水泛滥主要的外因是泥沙沉积堵塞河道，其泥沙来源大部分是黄土高原。近代以来，政府为治理泥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泥沙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战乱黄河水利工程已是满目疮痍，严重影响着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央政府为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提出来“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方针。在此方针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治理黄河，在苏联的援助下，中苏共同组成120多人的专家组，历经8个多月，行程12000公里，对黄河进行勘察。通过对黄河的勘察，经过系统的评估，多数专家得出在黄河三门峡段建立大坝的结论。1955年5月，中央政府通过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同年7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①。报告将黄河改造成“人工梯河”,在黄河上修建四个大型水利枢纽，并在其支流上修建若干座水库，用作蓄水拦沙，三门峡水库是以上报告中提出的规划中的第一个重点工程。三门峡水库的建立可以起到下游的防洪、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以及航运并兼顾发电的作用。
1958年11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历经三年竣工。由于以苏联专家为主导的设计组设计了三门峡大坝，设计之初由于照搬苏联设计模式，三门峡水库投入使用不到一年，其上游的渭河流域就淤积了大量的泥沙，引发河床抬高，大量农田被河水淹没，农田迅速盐碱化。如果不改变原来的设计方案，三门峡上游居民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威胁，水库设计寿命会大大减少，造成水库提前报废的局面。1962年，专家组不得不改变当初的设计方案，把水库的方式改成“滞洪排沙”,在大坝下方修建排沙孔，大大降低了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三门峡大坝的问题成了会议讨论的热点。姚汉源在会议上分析了三门峡水库失误的原因：一是轻视了黄河泥沙的危害性，忽略了对黄河史的研究；二是没有分清多沙河流与清水河流的差异，盲目地引进国外水利技术。指出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根本失误，并提交了一篇《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一一中国古代泥沙利用之一》的论文。
该论文首先从古代引浑水进行淤灌说起，把灌溉与放淤概念划分清楚，指出农业灌溉的问题，农民从实践中了解到淤泥可以施肥。分析出淤灌不仅可以肥田，而且还可以改良土壤，把原本荒废的沼泽地、盐碱地通过合理的放淤改造成良田。第二段列举了汉武帝时期的放淤工程，通过引汾水进行放淤和农田灌溉。经历了时代的变更，从魏晋至唐，历史记载放淤较少。到北宋时期，淤灌和放淤进入历史高潮，王安石通过变法，大兴农田水利，利用汴水、漳河水、黄河水、胡卢河水等进行淤灌，淤灌的规模巨大，范围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份，淤灌提高了粮食产量，盐碱之地尽成良田。此外，他具体分析了北宋以后全国各个地区的放淤与淤灌的现象，分别介绍了主要以农民自发为主的农田放淤工程，提出引水、澄混水、排清水与其他放淤的技术问题，指出了“束水攻沙”与淤灌和防洪的矛、航运渠道与放淤的矛盾，总结出古代放淤与淤灌的错误与失误。
该文根据详实的历史记载，论证了古代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黄河泥沙问题自古就有，就是看怎么合理利用泥沙，近现代认为黄河的危害是泥沙，是因为没有重视研究古代水利造成的。分清清水与浑水河流的差异，确立以淤灌和放淤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方针，加强泥沙控制的研究，就能很好地解决黄河泥沙问题。指出了三门峡水库问题根源就是忽略了黄河泥沙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没有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盲目利用西方技术。
“泥沙有利，而在于怎么利用”,这一观点一提出，与其他专家认为的“沙害”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在专家界引起了激烈争论，专家们一致认为此观点是解决三门峡水库和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其观点被当时的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同志采纳，并以整篇论文的形式递交国务院，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重视，并在黄河流域稻田进行放淤实验，实验效果明显，后被广泛推广。
古代泥沙利用问题的研究是姚汉源水利史创新研究的重大成果，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历史借鉴。沿用古代的方法和经验通过不断地创新改造，形成新的理论，这是许多现代学科所缺少的方法。姚汉源经世致用的治水理论改变了现在治理黄河的理论认识，为水利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姚汉源曾说过“前人成功可供后人借鉴，前人壮烈可起后人之顽懦，前人精神面貌足以发后人之深省”。水利史研究的意义就是对历史的经验进行总结，用于预测未来，指导现代的生产生活。科技的发展是历史经验的积累，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优秀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古代智慧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的创新，更是实践的创新。原水利部部长张含英曾说过“今日之治河，纵有科学方法，新式之利器，如无科学之张本，长期之研究，难乎其为治矣”①。当下应该重视研究古代治水技术以发展现在的水利科技，使现代科技具有科技之本，才能推进水利科技的进一步创新。
3.缜密求是，严谨治学
黄河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水利的重大问题。古民歌曰“黄河平，天下宁”,黄河洪水泛滥一直是黄河历史中的主要篇章，说明黄河在古代都非常难治理，近代许多水利史专家从黄河历史中了解到，在漫长的黄河历史中存在几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一个是大禹治水到周定王五年时期，另一个是东汉初到宋朝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黄河没有大的改道，洪水泛滥的次数明显少于其他时期。历史古籍中对于第一个时期的记录较少，学者无法进行系统研究。第二时期则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影响，黄河大堤及汴渠河堤失修，造成黄河大水泛滥，60多年间未能修复，百姓身受其苦。西汉初年，汉明帝为安定民心，派王景和王吴综合治理黄河和汴渠的水患。朝廷征调十几万军队，在王景的指挥下开始治理黄河。王景通过勘测黄河流域地形，打通阻碍黄河山陵，清理水中沉积的沙石，又每十里修建泄洪的闸门，整修荥阳到千乘的大堤。第二年，水患被解决。在随后的800多年间，黄河进入相对稳定的安流期。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王景治河——千年无患”。
“王景治河”的奥妙在中国古代就有人研究。在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程颐对于“王景治河”以道家的“五德始终”论来解释汉朝、宋朝时期多河患，唐朝时期安流的原因。而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宋敏求却认为唐朝的安流是因为战乱导致黄河水患记载缺失，唐朝的安流是“伪安流”。在近现代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一课题，著名的水利学家李仪祉认为王景治河的原因是采用“疏导之法”来减缓下游的水患⑨;历史学家邹逸麟认为黄河的安流与泛滥与黄河上游农耕与畜牧转变原因?。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则认为黄河中游的植被覆盖少才是黄河河患直接原因；水利工程师王涌泉和水利史家徐福龄怀疑王景治河的事迹有夸大其词之说，王景以后的八百年中，历史上记载的水患多达几十起。总体来说，各路专家众说纷纭，并没有找到学者认同的观点。
由于王景治河问题的复杂性，姚汉源并没有轻易接受或赞同以上的观点。他为了解答这一谜团，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缜密求是，把王景治河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其他时期的黄河史，对以上学者的观点提出三点质疑：一是“王景后黄河水患”问题，王景治河以后，从古籍记载中了解到，黄河水患不止十几次；二是“水门治河”问题，王景所修建的水门能很好地治理黄河，以明清时期的技术水平完全能修建更好的水门治理黄河，但是明清时期的河患还是有增无减；三是“植被”问题，周代以前植被覆盖率远高于王景治河时期，但那时黄河仍发生大的水灾。
姚汉源通过不断深入的历史文献研究，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重建了王景治河前期及治河以后的历史模型。通过分析此模型，姚汉源得出王景之所以“治河成功”,得力于他利用西汉末年黄河的大改道，在六十多年间的自流中冲刷出来了一条地势低、河道直的新槽，王景在此基础上加筑黄河沿岸大堤，使黄河的河道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当时新的黄河河道两岸，河流湖泊众多，这些河流、湖泊与黄河主河道紧密相连，每当黄河发大水，众多的河流、湖泊起到至关重要的分洪、滞洪和蓄洪的作用。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黄河大堤残缺，黄河的大水被黄淮海平原吸收。这也印证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载只有洪涝没有洪灾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淮海平原的河流、湖泊由于泥沙淤积逐步被填满而失去作用。到隋唐以后，黄河流域的战乱被平息，黄河残缺的大堤被集中治理，这一时期水患减少。由于泥沙沉积在大堤之间，河槽又被抬高，到了五代时期，黄河决口又多了起来。由此得出王景虽然是功不可没的，但绝对不是千年无患的结论①。
此观点的提出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姚汉源认为此观点主要是从历史模型中推论而得，缺少详实的文献做参考，有许多推测的成分，还需进一步研究，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其所带学生也有深刻体会，他所带的学生蔡番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献，此文献是元代的白话文，对于水利史研究者很难理解。姚汉源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标点了此篇文章，但由于治学严谨，他又让蔡番找到社科院历史学教授进行复审，弄清了历史的真相。传统的史学研究偏重于考证和陈述，主要是以史料的编排为主，并没有对事物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历史模型，史学专家对黄河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水利史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历史文献，然而这些文献常常含糊不清，容易加上先入为主的观点，历史记载中往往也会因为作者的有意或无意的失误造成文献相互冲突。从浩如云烟的文献中找到突破口十分艰难，想要理清思路难上加难，没有缜密的学术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无法还原历史真相，更无法得到历史经验。姚汉源严格按照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态度，把水利史治学与当时的水利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治学之路。
4.弘扬文化，聚力治学
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些疆域小，无法进行史学研究；疆域大的国家具备水利的自然条件，但缺少历史水利工程；有些国家历史虽长，但记录偏少无法进行研究。我国历史上就非常重视改造自然，便于农业生产，而且各个朝代的事件都有文字记载。当代学者应该组织聚合起来，联合攻关，古为今用，重视祖国水利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使之为现代水利建设服务。
在姚汉源任职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期间，全国掀起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思潮。武汉水利学院的全体教职工都必须制定十二年科技研究计划。学院大部分人都制定了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看齐的计划，而姚汉源则把研究中国水利史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水利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找到利于现代发展的“科学技术”,依此来弘扬中华文化。
为了引起学术界对中国水利史的认识，他组织水利、地理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并当选为会长，带领协会人员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整合了水利史研究的学术资源，持之不懈地弘扬传统治水文化。
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国内对水利史的研究还是重视不够。直到197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得以恢复，水利史研究才有新的进展。国外对中国水利史研究比较重视。早在1940年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就分别出版了《江南文化开发史》和《支那水利地理志研究》的书籍。他们的学生佐藤武敏继承了此项研究，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就此开始”。佐藤武敏在深入研究中国水利史的同时，于196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员有佐藤武敏、森田明、好並隆司和长濑守4人，后来由于所开展的学术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会员不断壮大，到1982年会员已达到30多人。成员中有专门研究中国水利史的，也有研究日本与中国、日本与印度水利史对比的，研究内容包含农业灌溉、城市用水、环境等多个方面。研究会定于每年11月4日在大阪召开会议，每年宜读三分报告，对报告进行答疑，并发行《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刊②,并把研究成果汇编成《中国水利史论集》。先后出版了《清代水利史研究》(1974年)、《宋代黄河史研究》(1978年)、《秦汉帝国史研究》(1978年)等专著③。
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深深地刺痛了姚汉源的心，他认为现代中国极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不重视自身的文化遗产研究，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感到深深的耻辱。他认为研究水利史的作用和意义必须引起民众重视，依此鼓励国民发掘祖国的文化遗产。姚汉源说“发掘祖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责无旁贷。日本学术界尚且有此学术组织，我们岂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如果中国的水利史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子孙”,大力倡导成立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学会以期实现聚力治学。为此，他积极筹划此事，并于1980年12月组织了水利、农业、交通、历史、地理、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召开了“中国水利协会水利史研究会”前期工作部署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以水利史研究的性质、宗旨、主要任务和会员章程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意见。筹备会议计划在1981年成立“水利史研究会”,并把四川灌县的都江堰设为“水利史研究会”成立的地点，由于次年四川大水，成立会议被迫取消。
姚汉源并未终止成立协会的愿望。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4月20日，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在都江堰正式成立。会议参与者共103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水利专家郑肇经、谭其骧等人，会议参与者有88岁的高龄老学者，也有30多岁后起之秀；有水利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由于姚汉源组织得力，资历深厚，当选为第一任研究会会长。会议共收到农田水利史、治河防洪史和历史洪水、航运史、城市水利史四类论文，论文数量达百篇。会议聘请张含英、郑肇经、汪胡桢等11位著名专家为水利史研究会学术顾问，会议中各学科专家、学者主要集中讨论长安城市供水、历史洪水、古代水利管理制度等学术问题并给出设想、建议或意见。会议形成了五点意见：第一，会议形成了干事会，要求会员将本地区、本单位及本人研究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干事会通报。干事会积极组织论文集的出版。第二，要求会员在本单位积极开展水利史研究工作，大力开展各地区水利史研究会的组建工作。第三，各成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地方水利志和河川志，加强与有关学科的联系，要求老同志积极撰写水利撰写回忆录，收集了一些老水利人物的经验与教训。第四，加强国际交流，在交流中学习国外的经验。第五，起草水利史研究的规划，把水利史研究正式提上日程。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史研究学术团体的成立，水利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水利史研究会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先后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稿》、《长江水利史略》、《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书籍。姚汉源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促进了水利史研究的工作开展，扩大了水利史研究的队伍，提高了国民对水利史的认识。
5.积极进取，开放治学
姚汉源的水利史研究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在极端窘迫的处境下，他仍然不忘初衷，积极进取，写下了几万字的《鄂君启节考释》,又在古代文学基础上运用音韵学写出了60多万字的《<左转>地名考释》。为了解古代水利工程的背景，他还深入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对宋代、明代的哲学深入研究，其水平超出一般史学研究者①。
姚汉源学术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他大胆提出自身研究的薄弱之处，他在出版的《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写道：“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已”@。《中国水利史纲要》对水道港口，特别是海港、河港的修建论述很少；缺少水利基本理论和水利技术的发展的论述；对海塘、城市水利、水利器具等内容的论述不够系统；但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废止进行了详细论述，内容涉及政治与经济方面对水利兴废的影响。他认为水利史研究不能仅限于治水及水利工程的技术性研究，更应该担起为基础设建设服务的使命。
他在《京杭运河史》一书的自序中说：“虽有些水利知识，但于水运方面却所知不多，虽有些历史知识，但于水运经济方面更无所知。”由此可以看出，姚汉源勇于正视自己研究不足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水利史研究者尤其宝贵的优良品质。
为了深入推进水利史研究，姚汉源不仅认识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水利史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为此，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水利研究会，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聚力治学，在“中国水利研究会”成立之时，会议形成的决议第四条明确规定：加强国际交流，今年要接待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来访人员，从中取得经验，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年，大阪市立大学的佐藤武敏和森田明教授、筑波大学的长濑守教授到中国访问，姚汉源在北京水利史研究室会见了他们，与其就中国水利史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讨论结束后推荐他们考察扬州、无锡、杭州的水利工程。1986年，第二届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即将召开，以姚汉源为代表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邀请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参加本次会议。同年11月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派出森田明、西冈弘晃、藤田胜久、松田吉郎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在姚汉源创立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协会的影响下，日本水利史与中国水利史研究者召开了多达十几次的学术讨论会，两国之间互派学者进行交流，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此外，姚汉源还要求中国水利史研究加强与我国台湾地区水利史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姚汉源对于学术研究从不固步自封，他对国外现在的水利科学也比较关注，积极展开对国外水利科学的研究，他看到美国水利专家C.H.Pair于1975年出版了《SprinklerIrrigation》一书，觉得国外的喷灌技术明显高于国内，国外技术对中国农田、城市水利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于是，他与其他学者合作，历经三年时间翻译了约50万字的《SprinklerIrrigation》一书，中文翻译名为《喷灌》,并对此书中一些错误的地方给与更正。该书共21章，大多数根据美国各地的生产实践总结而成，系统介绍了喷灌系统的设计原理和安装技术、适用范围、维修等内容，它代表了美国1975年以前的喷灌发展水平，为当时国内喷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五、姚汉源治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我们知道，姚汉源开创了中国水利史学科并先后培养出13名水利史研究生，他的治学思想不仅对水利事业的建设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对其学生的治学态度影响也十分深刻，在他治学思想影响下，他的许多学生也大多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方法科学，学术成果突出。其中以周魁一代表的水利史专家继承了他的学术研究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作为姚汉源的第一个水利史研究生，周魁一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把姚汉源“历史模型法”发挥的淋漓尽致，并为“历史模型法”的解读发表多篇文章。在周魁一的带领下，以治水、水利工程的技术研究积极向前推进。周魁一著有《中国科学技术·水利卷》《中国水利史稿》(上、下册)《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等作品及发表水利史论文80余篇。曾任水利部科技司巡视员、中国水利学会秘书长、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郑连弟是姚汉源的第三个研究生，著作有《古代城市水利》《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等作品，对推动我国水利史研究和水利建设功不可没。中国水科院博上生导师谭徐明是姚汉源的第七个研究生，长期从事水利史与水灾害方面的科研工作，在灌溉、防洪、运河技术史、流域水环境演变、灾害与减灾管理研究方向具有突出成绩，在水景观规划、水利遗产保护等方法研究与实践方面具有专长，著有《都江堰史》《中国灌溉与防洪史》《人为的灾害》等专著。
教育的本质是人们利用一些方法通过媒介向他人传递信息，对受教者进行改造，影响他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理状态，以达到改造他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观念对受教者施加有目的影响，使其人格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为“三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实践依据。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必走之路。姚汉源治学思想形成的历程，昭示青年学子必须立足国情，立足现实，立足当下，注重积累，在认识和实践中不断获取经验，掌握真正的本领，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助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充分认识姚汉源治学思想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坚定爱国主义信念、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一)治学方法对当代的启示
姚汉源坚持实事求是，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形成了广集水史，校注文献；实地考察，猜想求证；考古辨非，重建模型的治学方法，历经时空变迁，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学习资料，蕴藏着各种信息，需要他们沉下心绪，注重资料的收集、积累和分析。尤其是接触到某一学术课题，首先要对课题进行分析，分析需要收集哪些资料对课题有帮助；其次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大量收集客观资料。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去掉多余的重复材料，化繁为简，使收集的资料科学化、合理化。真实、准确和完整的资料是研究结果科学性的基础，要学会对资料中的边缘化的知识信息进行补充、解读，力求做到自身清晰、明了。
“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方法，在治学过程中必须做到事有根据，这是治学的一大原则。在学术研究中参照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治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要做到科学分析，切记盲目地借鉴。对于缺乏事实根据的资料要做到大胆的猜测，小心的求证，特别是有的研究要创造条件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和客观信息，避免主观臆断。这不仅是治学的方法论，更是世界观养成的重要途径。
在大学生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容易接触到各种学术资料、学术信息，有的具有科学性，有的需要我们自己去甄别，特别是遇到大量的学术文献时，必须学会把文献中的基本内容、主题思想、观点和其他数据，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总结。姚汉源所创造的“历史模型法”具有独特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可以提供当代大学生创新的思维空间，是大学生创新学习、思想成长的重要参考。姚汉源的“考古辨非，重建模型”方法启示我们，对研究的内容要分清真伪，分辨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在形成结论的同时，对结论进行反向推导，形成自己的历史模型。对模型再次进行论证，在论证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再进行资料的补充，理清模型中的研究思路，使结论具有说服性。
(二)治学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姚汉源治学思想的形成虽然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但这一思想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愈发凸显出它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姚汉源高尚的人格魅力、情系水利的家国情怀、坚持不懈的治学精神，不仅可以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极具现实意义的素材，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其治学思想培养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和合格的建设者。
1.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远大的治学志向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洪水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形成了流派各异的治河思想。在历朝历代水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治国先治水，兴国先兴水。因此，水利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水利史研究需要也值得一生去投入。“活到老、学到老”是我国的传统格言，蕴含了丰富的终身学习思想，姚汉源就是这一思想的坚定践行者。他一生情系水利，情系水利史研究，不仅思想坚定，而且持之以恒，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不仅是弟子们眼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楷模，也是当代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在那个物质条件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年代，他能够一生坚定自己的学术理想，这给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丰富便利的现代社会的大学生给予了深深的启示：当代大学生必须树立坚定长远的治学目标和忠于事业的坚定理念，从而铸就自己人生的辉煌篇章。
2.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我国文化建设，不断创新文化，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一脉相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坚定的态度，也需要具体实用的方法，姚汉源的一生其实就是弘扬中国优秀水文化的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利用自身文化积淀，结合时代需要，悉心培养优秀的水利史研究人才，而且重视水利史研究团队建设，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聚力治学。姚汉源“弘扬文化，聚力治学”的思想启示我们，时刻注意发挥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使中华文化得以代代传承，让中华文化的精髓体现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中，同时，要注重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使学生在工作或科研中树立团队合作的理念，这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
传统教育理念认为，传统学习只是维持性学习，在学习中只会获得固定不变的经验与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而创新性学习是能使学生重新提出问题，对从未发生过的现象能提前预测，提出应对策略的方式。创新性学习要求学生具有自主性和整体性。姚汉源“经世致用，创新治学”的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现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有必要通过深入挖掘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利用古人智慧结合现代科学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在继承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中，不能做空疏无用的假学问，必须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结合实际提出创新性方案。创新治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当代大学生在治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创新性不够，只懂死记硬背，不会结合实际从教科书中走出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敢大胆地探索。姚汉源从事水利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发掘祖国优秀的水利文化，进而解决中国水利的实际问题，他曾强调水利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总结古人智慧服务于社会，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他的经世致用、创新治学思想启示大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要不拘泥于定式，利用自身的经验敢于创新，敢于对问题提出发散性见解，从而真正培养出既有家国情怀，又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
3.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形成严谨的思维和学风
姚汉源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坚持严谨治学，做到了思想严谨，条理缜密。现代大学生要掌握深厚的文化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也必须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真正从思想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个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主要是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思维方式是否新颖、综合素质是否完善。姚汉源缜密求是，严谨治学的精神启示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对事物要细心观察，对于不熟悉的现象，不要听风是雨，妄下结论。把姚汉源这一治学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有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与严谨的治学精神，强化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在大学里建立良好的治学氛围，使他们在浮躁的大环境中安心地研究学问，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4.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开放的治学思想
姚汉源在一生治学过程中勇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虚心而积极地向国内外的同行学习，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并完善自己。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应理解姚汉源这一治学思想的精髓，坚定理想信念，不管外界条件的压力，不断地给自身提出新目标，并为实现既定目标而积极进取。在积极进取的治学过程中，要坚持开放治学的精神。开放治学不但是学术的开放，更是自身思想的开放。开放治学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自身的专业知识开放。大学生学习大多会涉及多学科知识，必须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其他学科知识，补充自身的不足；二是自身研究成果的开放。任何一项研究都会有自身的不足，要虚心听取并接受好的意见和建议，正视自身的不足，积极地更新研究思路与成果；三是思想观念的开放。大学生要大胆地接受外来思想，不可固步自封，重视研究中新方法的学习与借鉴，并充分利用新的方法，扩充研究思路。姚汉源的开放治学思想启示大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中要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外来先进的思想与理念，能以开放的思想研究学问，更好地创新学术，推动学术研究健康的发展。
六、结语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从未放弃过除水害、兴水利的活动。水利事业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利兴则国家强，水利废则国家亡。姚汉源的学术成就是水利界公认的，他的“古代泥沙利用”之一、二、三，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总结了三门峡水库的根本问题，阐述了古代利用泥沙的思想和具体措施，改变了中国的近代治黄的思路；他完美阐述了“王景治河，千年无患”这个学术界争论日久的问题；他的《京杭运河史》为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的《中国水利史纲要》为水利史研究与爱好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教材。
姚汉源一生情系水利史研究，积极探究水利工程背后的真相，解读古代水利措施或工程的经验与教训，使传统的水文化重新激发出勃勃生机。姚汉源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推动中国水利史的发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治学思想，其治学态度之严谨、治学方法之科学、学术成就之显著,堪称一代楷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不断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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