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秀红』姚昆田回忆与柳亚子的交往
姚昆田回忆与柳亚子的交往殷秀红
(柳亚子纪念馆，江苏苏州，215200)
原载：《档案建设》人物志2014-10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2014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笔者和讲解员小周同赴上海新华路去拜访姚光(姚石子)的哲嗣姚昆田教授。新华路地处上海交通大学附近，文化氛围浓郁。姚老寓居之楼，自署为“三万楼”,一进门就给人以一种“由小知大、由近思远”的亲近感。我人柳亚子纪念馆11年来，见过姚老几次，但每每总是行色匆匆，没深谈过。
最近，柳亚子纪念馆受民革中央的委托，准备编写一本《柳亚子与柳亚子故居》。我有幸参与编写，想约请姚教授谈一下柳亚子，他闻听后很是高兴，欢迎我到他家坐坐。说起姚教授，我总是感到很亲切，家父因主持柳馆工作，与姚老交情甚好。每次见姚老，他总与我笑言，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今日我虽是第一次登门拜访，却少了一些拘谨，似在走亲戚。
1909年11月13日，吴江陈去病、柳亚子和上海金山高天梅三位发起人，在苏州虎丘张公祠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先进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以“操南音不忘其旧”为宗旨，以笔代枪，摇旗呐喊，进行了不懈的反清反袁斗争，从中涌现出了不少风云人物，如黄兴、宋教仁、于右任、何香凝等社员，可说是集中了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南社社员共1183人，将各地分社和新南社社员加起来总数达1700余人，遍布大江南北，这是历史上罕见的。
1909年南社成立，柳亚子为南社书记员，后为第一任主任。姚光，字石子，是南社早期骨干社员之一。1912年，南社第七次雅集，以姚光的人品和学识，大家一致公推他为书记员。1918年，南社内部部分社员之间起纷争，柳亚子心灰意冷，辞去主任一职，推荐姚光为主任。即有了“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说。姚光为主任期间，可谓尽心尽职。社中经费不足，他个人出资编印《南社丛刊》第22、23期，组织雅集于上海徐园。并时常资助有困难的社员，如蔡哲夫、谈月色夫妇等。有人说，当年南社内大多事务费用，实际上都是由柳亚子、朱少屏、姚光分担的。
姚老深情地说，柳亚子世伯和家父姚光的友谊，始终是亲密无间的，而母亲王灿和柳夫人郑佩宜更是亲如姐妹。1915年，柳亚子、高吹万、姚光三人各偕夫人同游杭州，事后汇集诗文集《武林十日游记》和《三子游草》。那时，姚光夫妇新婚不久。
柳亚子1887年出生，比姚光大四岁。我问：姚老你见过柳亚子吗?姚老笑答：现在健在的见过柳亚子并和他促膝长谈过的南社后裔或南社研究者、柳亚子朋友，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他就是其中一位。
姚昆田，金山张堰镇人，1927年生。其父姚光1945年病逝时，他才18岁。记得柳亚子曾到过他金山老家二次，就住在他家。那时，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曾和他姑母姚湘筠住同一房间。当时日记都有记载的，惜“文革”时被毁。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姚昆田在上海光华大学学习。当时全市掀起爱国民主运动，并经常有集会，柳亚子、黄炎培、马叙伦等常在这种集会上出席或作演讲，姚昆田就是在那时见到柳亚子，但仅是匆匆一面，没有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姚昆田调任到北京外交部工作。次年的春节，姚昆田特地登门拜访当年寓居于北长街的柳亚子世伯。当门口传达说姚石子的儿子来了，柳亚子感到意外的高兴，带着病体出来迎接。
坐定，两人便拉起了家常。问姚昆田在哪里工作，一听在外交部，柳亚子就说他女儿柳无垢也在外交部工作。大家都知道进外交部的政治条件和业务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柳亚子说，得知故人有后深为欣慰。“故人有后”这一成语是说“老朋友有了能继承事业的后代”。姚老后来还告诉我，在他之后，朱少屏之女朱青、毕倚虹之子毕朔望都到了外交部工作，而朱、毕二人都是南社老社员。姚老戏称这是“南社基因”,这倒是一个怪有意思的可以探究的课题。
柳亚子接着问姚，你加入共产党啦?姚说是。柳亚子听后马上站起来，给姚一个热烈拥抱。
两人如久违的老友，闲聊了一些家庭琐事。柳亚子关切地询问起他父亲姚光病逝的情况，深表痛心和惋惜。还问起姚昆田有没有结婚，家里还有什么人。姚说还没结婚，上海老家还有一位继母及兄弟姐妹六七位人。
实际上柳亚子最关心的是姚石子的藏书。上海金山姚氏原来就是名门望族，姚石子本人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上海一解放，姚昆田才22岁，但他在家中说话有人听，当时他说服了家人，把他父亲所藏古籍总数达5万余卷全部捐赠给国家，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他在65年前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最早的一名重大珍贵文物捐献者，在文化界产生了全心全意信任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示范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持续影响。
这一义举促成了姚昆田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的结识，陈毅亲自撰文嘉奖，其中有一句称赞：“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所谓“故家嗣裔”指的就是像姚家那样的“世代书香”。
柳亚子听了姚的叙说，赞不绝口，说很受启发，也准备捐赠藏书。他们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柳亚子对姚说，你父亲的朋友很多，有你想见的人吗?姚说他想见郑振铎。柳亚子当即欣然为姚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你拿着我的信见他好了。
这封信后来收入上海图书馆编的《柳亚子手札》。姚老对此信仍记忆犹新，大致还能背诵：“西谛我兄大鉴，兹有亡友姚石子兄之哲嗣昆田同志，供职外交部，仰慕我兄，嘱为介绍奉谒求教，希予接见。石子兄为我兄旧好，度兄尚能记忆也。”西谛是郑振铎的笔名，后来郑也与姚有交往。
我此次上海拜访姚老，实是难得。我们围坐长谈足有3小时之多，他和我谈了许多亲身经历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弥足珍贵。
姚老又和我说，改革开放后，他在重编姚光年谱过程中，曾到苏州博物馆仓库查过柳亚子捐赠的史料。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白坚提供信息给他，博物馆有姚光年谱目录条。原来，高吹万的第四子，也就是姚老的姑丈高君宾，在抗战胜利后，曾向柳亚子约稿为姚光写点东西，高还把当年姚老为其父撰写的姚光年谱稿提供给柳亚子参考。可惜，柳亚子后来身体不好，没完成约稿。在柳亚子捐赠给苏州博物馆的史料中，就有了姚老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姚光年谱。现终于重现，令人喜出望外。
谈及柳亚子、姚光，必谈南社。姚老说，1987年，柳亚子哲嗣柳无忌从美回国，和姚老谈起有人想再恢复南社这一社会文化组织。姚老和柳老商量，建议成立研究南社的学术研究会。柳无忌回美国后，姚昆田和北京社科院王晶垚又联合写信给柳无忌，商谈关于成立研究会之事。柳无忌接到来信，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以欧美、香港为中心，成立了国际南社研究会。然后，上海由姚老发起，成立了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全国各地南社研究会相继成立，如江苏南社研究会、广东南社研究会、云南南社研究会和最近成立的苏州南社研究会等等，搞得风生水起，为后人开拓了一条创建“南社学”道路。
姚老今年已是米寿之年，仍奔波致力于南社学的开拓和传播工作。2008年，我曾受邀参加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沈心慧在苏州大学举办的“胡朴安与南社”学术专题讲座，惊喜地发现姚老也在会场。
记得那时82岁高龄的姚老动情地说：在他的记忆中，全国所有大学里，请台湾来的专家专讲南社的，国内还是第一次，而沈心慧教授就是来自海峡对岸的第一人。值得苏州大学为今天这次讲座记上历史的一笔。接着，他还殷切期望在座的中文系研究生或博士生能致力于对南社的研究。有一位在读女博士生诚恳地对姚老说，她有意研究“南社诗歌”作为她毕业时的一门课题，姚老频频点头，会后姚老还和她对话了好长时间，给了她很多勉励。
南社是一个先进的文化团体，它就像一本百科全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广博。姚昆田教授呼吁：“我们生在21世纪的当今，应该更加全面、更加唯实辩证地去研究和宣扬它!”
我和小周对姚昆田教授的访谈进入尾声，临行时看到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落款为《人民日报》原总编范敬宜，写的就是姚老撰的《三万楼楼铭》。
姚老为我们诠释为何题名“三万楼”:一是读万年史，意在远索覃思；二是行万里路，意在博采真知；三是识万缘友，意在广问多知。这是他生活的写照和一生的追求。
姚老追随南社先辈，追思南社先辈，不遗余力地以历史唯物辩证法弘扬和研究南社的价值，不愧为我们南社学界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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