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东」姚勉研究
姚勉研究高东
摘要
姚勉是南宋理宗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姚勉立朝，排奸斥佞，其气节和人格为时人和后人叹赏。姚勉著作颇丰，现有作品五十卷存世，其诗文俱颇有特色。姚勉《宋史》无传，其作品《宋史·艺文志》亦失载，其人其作一直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选取姚勉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虽然粗浅，但以图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对姚勉生平、家世、交游、思想和人格魅力等基本情况的考述。姚勉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具有以“道”为核心的特点，其军事思想则强调高筑城壁、教养民兵、严明责任、上下一心，严明纪律。
第二章对姚勉的文章进行研究。本章将姚勉的文章按议论文、记叙文和抒情文的分类方法，对其文章的内容和特色进行分类研究。姚勉的文章，尤以议论文成就最大。姚勉的议论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气势宏大，结构严谨，论证严密，其议论朝政得失、建言献策等，多有真知灼见。姚勉的记叙文往往在记叙中夹杂着议论、抒情，有不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非常成功。姚勉的抒情文篇幅较多，内容丰富，有对现实黑暗的揭露批判，有对国运民生的忧虑，亦有对自己人格节操的表露，不少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尤其是几篇抒情小赋，托物言志，有咏有讽，较有特色。
第三章对姚勉的诗歌进行研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其诗歌的题材内容。第二节论述其诗歌的艺术特点。姚勉的诗歌内容丰富，黑暗现实，民生疾苦，山水田园，送别题赠，咏史咏物，皆入笔端。姚勉古风和律绝皆擅，其古风写得较为豪放，律绝则有古朴典雅的特点，亦不乏清新自然之作。姚勉喜用比兴的手法，对意象的选择也颇有特点。姚勉的古风喜用壮大或者充满力量的意象，律绝则喜用“松”、“梅”等具有高洁特点的意象。
关键词：姚勉 思想 交游 文章 诗歌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
目录 1
前言 1
第一章姚勉其人 3
第一节家世及生平 3
第二节交游 3
第三节思想 7
第四节人格魅力 11
第二章文章研究 17
第一节议论文 17
第二节记叙文 25
第三节抒情文 30
第三章诗歌研究 38
第一节思想内容 38
第二节艺术特色 45
结语 49
征引书目 50
后记 53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注释略……
前言
姚勉是南宋理宗朝的一位文学家，宝祐元年癸丑，以38岁的大龄状元及第。姚勉学识渊博，富有文才，对程朱理学研究很深。他具有很高的政治见解，初次与宋理宗廷对时，“言朝政纲领，惟在用人、听言，兼及守帅数易之弊。群小闻者已侧目。”“姚勉立朝，排奸斥佞，刚正不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文评价道：“观其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而不阿”②。清文化殿大学士朱轼评价说：“雪坡公廷对大魁天下，视草承明，辅翼青宫，理学括程朱之奥，言论擅晁董之长，信五盐之杰出者哉!”姚勉与同是高安的胡仲云、刘元高被称作“高安三俊”,与胡仲云、刘元高和新昌的黄梦炎被称作“锦江四俊”。时人每将其与汉朝的梅子真，晋朝的陶渊明等前辈先贤并论，丰城县则把姚勉与朱熹、李后林列在一起，建有“三贤祠”。
姚勉一生著述颇丰，死后，其从子龙起将其作品汇编为《雪坡文集》五十卷传世。《雪坡文集》后被收入《四库丛书》和《豫章丛书》,《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都对其作品进行了整理。除了这些总集之外，《宜丰文史资料第四辑：状元姚勉》选收姚勉诗、文、词较多。此外，清厉鹗《宋诗纪事》收其诗四首，清曾燠《江西诗征》收其诗14首，清张豫章《四朝诗》收其诗48首，清沈辰垣《历代诗馀》收其词15首，清陶棵《词综补遗》收其词5首。
姚勉作品的版本，主要有影宋钞本、四库全书本和豫章丛书本，另有豫章丛书整理本以及曹诣珍、陈伟文校点之《姚勉集》。关于其版本情况，祝尚书《宋人别集续录》以及豫章丛书本，《豫章丛书》整理本，《姚勉集》都有所论述。
姚勉的诗文内容丰富，上至国家大事，百姓疾苦，下至个人读书耕田，交友赠别，流连山水。姚勉的议论文和古风，字里行间充满宏大正直之气势。方逢辰曾赞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④,罗公寿说他的文章“微妙、精粗、广大悉备”,“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大包宇宙，细入无细”,称其为“海内文章巨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勉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婢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语。”龚用卿言其文“造理道，明经术，识治体。博贯之辞，如江河之润；昌大之气，如日月之明。”
姚勉在中状元之前，一直在家乡读书耕田，不像同时代的许多江湖派作家那样有过幕府的生活。中状元之后，也没有地方任职经历，只在京城做过一些不重要的闲官散职。姚英年早逝，逝世时才仅47岁，正值一个人在政治上、文学上大有作为的时候。这些原因使得其创作上没有明显的分界。以中状元为界，姚勉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文中个人的内容多一些，很少涉及政治，后期随着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内容逐渐多了起来。
目前学界对姚勉关注甚少，据我所见，除唐元、张静的《南宋状元姚勉年谱》对姚勉籍贯、生平进行了考述外，再没有专门研究姚勉作品的论文或专著,对其思想、作品的研究，都是片言只语，零星见诸于各种人物辞典以及其作品整理本的前言中。钱钟书先生在《钱钟书手札：容斋馆札记》①中，对姚勉作品有简单的评论。
文本整理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由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整理的豫章丛书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由绍兴文理学院曹诣珍、陈伟文校点的《姚勉集》。
正是基于学界对姚勉关注、研究不够的现状，笔者拟对其家世、交游、思想、文章和诗歌等进行研究，力图对其有个比较全面的反映。研究虽然粗浅，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第一章 姚勉其人
第一节 家世及生平
姚勉的家世，《宜丰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状元姚勉》有粗略的记载：“灵源姚氏始祖尚忠，宋真宗时由河南陕郡迁入。尚忠的曾孙姚振，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赐进士，特奏状元；元孙姚旦以进士教授黄州，释褐八行状元。姚勉是尚忠的第九代孙。应当说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但自姚旦‘殉靖康难’之后，家境逐渐破落，传到姚勉的父亲居敬手里，已是‘屋四间，且瓦破不覆椽’了。”①姚勉在其《奕世状元坊记》中也有相关记载，与宜丰县志的记载吻合。
姚勉祖出丰城。父姚居敬，字行简，一字存斋，号菊坪，生于光宗绍熙辛亥五月十八日(1191),卒于理宗宝祐癸丑十一月十五日(1253)。姚勉的正母周氏，生母杨氏。姚勉系庶出，据《宜丰县志》记载，姚勉出生后，曾遭嫡母嫉妒而被遗弃在山野雪地里，姚勉后来以雪坡为号，以志不忘。有兄名介，早卒。有姊或妹四人，名不详。有子名元夫。
姚勉生于宁宗嘉定九年丙子(1216)。少年时，曾流寓丰城龙雾渡。宝祐元年癸丑(1253)五月，登第。有司原置第四，理宗亲擢第一，授平江节度判官。曾上书以科名让乐雷发。宝祐四年丙辰(1256)九月，召赴行在，除秘书省正字。宝祐五年丁巳(1257)春，以劾丁大全事，西归。开庆元年己未(1259)十月，及吴潜拜相，召入。十月，除处州通判，辞不就。后除校书郎，亦辞不就。景定元年庚申(1260)五月，除秘书省正字，旋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六月，除校书郎，兼太子舍人。后因忤贾似道，罢归。景定三年壬戌(1262),病卒。①
第二节 交游
姚勉一生只活了四十七岁，三十八岁中状元之前，一直在家乡过着读书耕田的生活，未曾有过幕府经历。中状元之后，政治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京城，未曾有过地方工作经历。除了从家乡到京城之间往返之外，也基本不曾有过个人的游历。姚勉比较简单的生活经历，决定了其交游圈子也相对狭窄。从文集反映的情况来看，姚勉交游的主要是家乡的地方官员，朝中的同僚，一起学习、应考的同学，慕名求教的后学以及一些僧道术士等。由于姚勉的相关资料匮乏，与其交往之人又多非知名之士，因此本节就其中可考，相对知名的人士进行简单考证。
范子坚，生年不详，约卒于1254年(姚勉《祭师范石庄先生》有云：“方父之葬，又师之哭。”考《梅庄夫人墓志铭》“会十有一月，先君弃诸孤”，姚勉父卒于1253年11月，则范子坚当卒于1254年前后)。字石庄，新塘人。
姚勉年少时曾从其学。胡思敬《盐乘》曰：“勉少时俊颖绝伦，尝与范子坚登凤山寺，观锦水鸳鸯，一出一没，首尾宛然，范指示之曰：文境当如是。遂大悟。”范子坚，善于作文，其文风格古朴，颇有气势。姚勉在《石庄范学录子坚圹铭》中有言：“先生之文古辞章，高视韩、孟扬其芳”,在《祭师范石庄先生》中亦言：“孟子、丘明，次则韩氏，匪此三者，请姑舍是”，皆对范石庄的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姚勉文章颇有气势的特点，当受到范子坚的很大影响。
乐雷发，字声远，号雪矶(或曰雪矶先生),道州宁远人。清江昱《潇湘听雨录》卷三新田志载，乐雷发乃宁远县北乡潭田人。颖悟警敏，博极群书，居家以孝友见称，莅官以忠义自许，不为末世流俗所摇夺。工诗赋，累举不第，宝祐元年，姚勉高中头名状元，登科让第，理宗廷试策对选举八事，雷发廷对万余言，条答疏畅，深切时弊，特赐特科状元。授馆职，因数议时政不用，丙辰以病归隐雪矶，因以为号，不复出，以诗文自遣。有《雪矶丛稿》存世，见收于钱起《江湖小集》,属江湖派后期一位颇有特色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道。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读系年录》诸篇，尚有杜牧、许浑遗意。即《秋日村落》绝句‘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之类。虽涉纤仄，亦无俗韵也。”钱钟书《宋诗选注》认为：“他在当时的诗名并不大，其实算得宋末小家里一位特出的作者，比较有雄伟的风格和激昂的情调。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姚勉与乐雷发的师承关系，各种史料多有简单记载，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勉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而《宜丰县志》记载，姚勉“中状元前，大部分时间在丰城龙凤州(又名龙雾州)海觉寺读书，授业于江西诗派(按：误，当为“江湖诗派”)著名诗人乐雷发。”乐雷发除《雪矶丛稿》外，见诸记载的著作还有《诗评》及《九疑山志》
蔡杭(1193—1259)一作蔡抗，字仲节，号久轩，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孙，“蔡氏九儒”之一。绍定二年进士，其后差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淳祐五年，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六年，除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权工部郎中，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出提点江东刑狱，移浙东。十二年，召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赞读，兼侍立修注官。宝祐二年，以宗正少卿兼翊善，出知隆兴府。召试国子祭酒，拜太常少卿。迁工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三年八月，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四年，除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以劾丁大全，落职予祠。未逾年，复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致仕。卒谥文简，以犯祖讳，改谥文肃。其集已佚，明蔡有鹃辑集其诗文为《久轩公集》一卷，收入《蔡氏九儒书》。《全宋诗》卷三一一七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卷七七—一至七七一八收其文八卷。事迹见《久轩公集》附录叶采《文肃公墓志》、《宋史》卷四二〇本传，《宋史·理宗本纪》、《南宋馆阁续录》卷九。
蔡杭，《宋史》作蔡抗。关于蔡杭之名，张燕在《朱子门人之蔡氏家族考》中有详细论述”。(另，《宋史》蔡抗有传，彼蔡抗非此蔡抗。)
关于二人的师承关系，《清康熙新昌县志姚勉传》和《民国盐乘县志姚勉列传》皆言：“师事蔡杭”姚勉自己也曾多次表达过二人的师承关系。在《贺蔡参政启》中，姚勉对蔡杭进行高度评价之后，说自己的评价乃是：“从寰海之具瞻，匪门人之私庆。”自称为蔡杭门人。在《贺蔡参政》一文中，姚勉也有言：“某伏自癸丑八月，拜别师门，今四阅年”,“某门人小子”、“某忝在榜下”等°。姚勉还有《谢九轩蔡先生惠墨九首》。
文及翁(生卒年不详),字时学，号本心，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徙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宝祐元年(1253)癸丑进士及第，为昭庆军节度使掌书记。景定三年五月，以太学录召试馆职。四年正月，除校书郎。四年十月，以国子司业兼礼部郎官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秘书少监仍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十一月，除直华文阁知袁州。景定五年八月，以秘书郎除。咸淳元年四月，以著作郎除。六月，知漳州。德祐初，官至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景定间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征不起，有文集二十卷，不传。文及翁的作品见诸记载的有词《贺新郎·西湖》、《百字令·泳雪》;诗《山中夜坐》、《次回仙韵》”;文《故侍读尚书方公墓志铭》、《文帝道德仁義如何》、《传贻书院记》、《慈湖书院记》、《朱吉甫墓碑記》、《敕赐协顺广灵陆侯庙记》。文及翁与姚勉同科登第，姚勉是第一名状元，文及翁为第二名榜眼，二人交往当从是时开始。姚勉有书信《回文本心榜眼》,姚勉从子龙起汇编姚勉文稿后，文及翁为其作序。
方逢辰(1221-1291),原名梦魁，字君锡，号蛟峰，严州淳安(今浙江淳安)人。淳祐十年进士第一，理宗赐名“逢辰”,为人正直敢言，多次冒犯权奸，屡遭排挤打击，累官至吏部侍郎。方逢辰学识渊博，深谙程朱理学，著有《孝经解》、《周易外传》、《尚书释传》、《学庸注释》、《格物入门》诸书。方逢辰的著作大多散失，其五世从孙方渊辑为《蛟峰先生文集》八卷，七世孙方中续辑外集四卷。°姚勉与方逢辰同为状元出身，方逢辰亦曾在姚勉的家乡瑞州做过知州，二人常相往来。宋景定四年，姚勉的从子龙起将姚勉作品付梓，方逢辰为其作序。姚勉与方逢辰的诗书往来，可见的有《次方蛟峰践行韵柬蛟峰》。
胡仲云，字从甫，号方湖，高安人，幼通经史百家，入太学率诸生伏阙上书论京兆尹余晦不法。宝祐初进士，历官枢密院编修、浙东提刑等，执法刚正，多次触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以刚毅闻名当世。著有《六经戴测》、《周易见一》、《四书管窥》、《历代遗论》、《宋朝政论》等100多卷。另有文集三十卷，江万里序其集°。姚勉有《送胡从甫刘仲山入京》一诗。
刘元高，字仲山，号山居，高安人，淳祐进士，历官至御史。曾知侯官县。没，洪天锡叹曰：“朝廷失一御史矣。”父应龙，《宋史》有传。刘元高著有《汉史意抄》、《书史续抄》、《贵华录》、《三刘家集》、《山居稿》等“姚勉有《和刘山居见惠之什》、《次刘仲山饯归韵》,《送胡从甫刘仲山入京》等诗，可见二人交往甚密。
云卧，名晓莹，号雪樵，宋丰城罗湖人，住持海慧寺，有诗名。姚勉有《感山十咏》、《游感山寄甘露台》、《寄感山三侍僧》、《赠僧雪翁》,《游曲江分韵得月字》。据《宜丰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状元姚勉》记载，姚勉“经常到离龙凤州不远的感山海惠寺与诗僧雪樵切磋诗文”①。
黄梦炎，字如晦，一字立叔，号质轩，新昌人，景定初进士，初调赣县尉，再调饶州军判官，侍御史。与姚勉、胡仲云和刘元高并称“锦江四俊”,著有《黄氏文集》。
陈昌世，号澹轩。陈振子，有文声，尤忧吏事，由太府丞知信州，后以吏郎召。官至朝散大夫，开庆间知瑞州，有善政。蒙古兵破瑞州，百姓拥之以逃，以弃城失守，削三秩勒停。姚勉有《贺陈守生日札子》,《送陈守昌世午节》,《回陈守午节送物》,《回陈守招登高》,《送陈守菊节》,《通陈判府昌世札》,可见二人时常诗书往来。
李义山，字伯高，号后林，丰城人。嘉定十三年进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轮对，曾知成州。李后林学识渊博，著有《后林遗稿》、《思过录》等°。李后林乃姚勉妻舅，这种亲戚关系也对二人的交往有一定影响。姚勉今有《再用前韵寄后林》,《与提刑李后林》,《答提刑李后林》可见，足见二人交往甚密。
蔡公亮，字子明，号仁斋，福建建阳人，蔡杭次子。宋理宗宝佑元年癸丑(1253)进士，嘉熙中监岳，曾官至大理司直。事见清乾隆《武夷山志》卷一七。《闽中金石志》卷一O。蔡公亮在武夷山“一线天”留有题刻，并有诗云：“石室阴幽却郎然，仰窥长罅见清玄。不知谁把如椽笔，画出光明一字天。”@姚勉与蔡公亮父蔡杭有师生之谊，自然得便与其常相往来。二人经常互相问候，相互探讨学术，姚勉今有《与佑神蔡仁斋书》、《与佑神公亮书》可见证二人的交往。
第三节思想
一、政治思想
1、“以道淑天下之士”。
宋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特别是对朱熹及其《四书集注》非常推崇。宝庆三年(1227),理宗诏赠朱熹为太师，追赠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又下诏表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并将五人从祀于孔庙，从此程朱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被奠定。理宗又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家，因此，理宗朝理学大盛。姚勉曾师从理学家蔡杭，“笃守程朱理学”,其政治思想亦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他“以道淑天下之士”的这种思想，即是崇奉于孔孟，继承于程朱。
姚勉“以道淑天下之士”的主张，直接体现在了其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上。隋唐以来，朝廷施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科举制度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朝廷网罗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之前门阀士族的垄断，使得许多中下层士人，特别是寒门子弟可以依靠自身努力，跻身于统治阶级之列，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亦存在严重的弊端，到了宋代弊端越发严重。姚勉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虽是靠科举制度取得殿试资格，最终高中状元，却在殿试的《癸丑廷对》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攻击。他认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文而求天下之士”,会“蛊其心”,致使天下士子只知弄文，不重修道，以致“心术日坏”。他一阵见血地指出，“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他从三方面指出科举的弊病：其一，“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艺，誉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矣。”其二，“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之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哲，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其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俞进俞贪，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
在姚勉看来，科举制度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以文取士”、“以科目取士”,而忽略了对士人“道”的要求。他认为，方今天下，士人趋禄赴利，“心术日坏”,因此，要选择人才，拯救国家，必须先“正其心”,而“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可以“正其心”。
2、去奸任贤、广通下情。
理宗后期，权相丁大全、贾似道等，植党营私，排除异己，堵塞言路，致使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姚勉多次进言应罢黜权奸，任用德才兼备的贤人。他认为当今贤人隐而不出，正是因为奸臣当道。只要奸臣一除，贤人自会出仕。他建言理宗应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言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
3、反对“任子之法”。
在《癸丑廷对》中，姚勉认为，“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载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泛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他指斥靠任子而来的官员：“身襖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妖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酸生长诗书，明习礼仪，决不至有是也。”因此，要求“任子之恩，朝廷当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稍减奏荐之数，每一岁铨，必严考核之法。”
二、军事思想
姚勉所处的时代，宋王朝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环境和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使得姚勉对于军事有着自己的认识。在他五十卷的文集里，有一定的篇幅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如《癸丑廷对》、《檄诸乡教民兵筑山寨文》、《庚申封事》等。尤其是在《庚申封事》中，比较系统的体现了其军事思想。
庚申年(1262),蒙军大规模南侵，南宋王朝面临着灭国之灾。姚勉上《庚申封对》,分析了南宋朝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自己的军事见解。姚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四条对策：“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护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
1、筑城壁以卫州郡
姚勉在文中运用大量的事实对城壁的功效进行了说明：“鄂渚有城则不能拔，豫章有城则不能近，衡、全、永以无城而破，兴国、寿昌以无城而破，瑞阳、清江又以无城而破。城之有无，利害可睹也。”因为蒙古骑兵“长于野略，短于攻城”,因此，只要各地军民团结一致，修筑起坚固的城防，敌人一时攻不破城，必将北去。相反，如果没有坚固的城防，敌人的骑兵就会长驱直入，到时南宋根本无法阻挡。
2、教民兵以护乡里
姚勉认为人人“皆能相助战守“,而“民兵之于乡井，用力尤至”。蒙军来犯，如果各县都能组织起来民兵抗敌，敌军进犯必然受挫。由于战乱，各地百姓除了受到敌军的蹂躏之外，还经常受盗贼的侵扰。因此民兵也可用来维护地方的治安。他认为兵在精而不在多，因此，“民兵者当择强壮而教之”。他认为民兵应该充分利用山寨的有力地形，据寨抗敌，而且不能随便调动。
3、分责任以全境土
姚勉认为，国家之所以四分五裂，许多地方被敌军攻破、占领，主要是因为各地官员和守军不负其责，因此应该“命四监司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责其守御，责其应援；失地则加之罪，却敌则要之赏，但是分任防捍之责”。只要各地官员和守军各负其责，朝廷对有功者予以奖赏，对失责者予以重罚，必能达到“全境土”的目的。
4、一体统以集事功
姚勉认为，国家利益应高于一切，因此，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不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地方，大家都应该团结一心，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南宋王朝的安危。
此外，姚勉认为，应该起用像韩世忠、岳飞这样的将才，才能“攘夷狄而平盗贼”,保境安民。姚勉还特别强调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对南宋军队纪律涣散的现象多有指责。
总的来说，姚勉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防御型的，目的在于如何有效地阻挡住蒙古铁骑南侵的脚步。这时候的南宋王朝，自保尚且不能，就更不用说是力图恢复了。朝廷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国力衰弱的现实，姚勉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思想，正式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
三、文学思想
姚勉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思想，也没有专门论述文学思想的作品，对于其文学思想，我们只能从他的一些序跋和诗文中可见一斑。
1、“作诗贵乎知道”。
在《黄端可诗序》中，姚勉认为，“陶靖节、韦苏州、柳愚溪之诗，皆深远入妙，然皆不若紫阳朱夫子之诗为尤妙，观《感兴》诸诗可见矣。”从而提出“作诗贵乎知道”的主张。在《送黄强立序》中，他阐述了文、意与理的关系：“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馀，不若文有尽而意无穷也。夫意无穷而后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虽然，意必至于理。”④这里的“理”即他所说的“道”。这种“理”、“道”主要是强调其“有补世教”的功能。当然，姚勉并不割裂“文”与“道”。在强调知“道”的前提下，他认为，“夫诗有意，有味，有韵。意欲其园也，味欲其长也，韵欲其远也。有此三者，然后使人读之而恐卷尽。”
2、诗“贵适”。
“适”,即是指自然而然，不为诗而作诗。在《适斋诗稿序》中，他明确提出：“然则诗贵何?曰：贵适。”②他认为：“三百五篇之诗，固有出于涂歌里咏、小夫贱隶之口，未尝求为文也。而其文至后世老师宿儒有所不能道。此无他，小夫贱隶不求诗而诗，老师宿儒求诗而反不诗。”在《草塘诗稿序》中，他也说：“不钩章，不棘句，不呕心，不鲠人喉，其斯之谓诗矣!”①
3、风格主“古淡”
在《汪古淡诗集序》中，他说：“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今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长也。”°在《彭仲珍吟稿序》中，他在阐述韩愈“穷而后工”说之后，认为仲珍非穷苦者，而工于诗，是因为“夫不醉心于世味之浓，而留意于吟咏之淡也。”③当然，他也指出，“徒工于吟咏风月，雕镌花木，未工也。”这种“古淡”,还是须以“贵乎知道”为前提。
第四节人格魅力
姚勉十岁时，理宗即位，姚勉病逝后三年(即1665年),理宗去世。姚勉一生的活动基本都在理宗一朝。理宗即位初期，尚能励精图治，政治上颇有起色，然其后期却越来越昏庸，重用奸臣和宦官，国事每况愈下。姚勉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登上政坛。姚勉虽然处在一种不良的政治环境之中，但其自身却始终不为周围污浊环境所染，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
一、排奸斥佞，刚正不阿
姚勉立朝，斥奸指佞，大义凌然，奸小为之胆寒。他不惧打击报复，宁可不要“乌纱帽”,曾指斥丁大全、贾似道、沈炎、董宋臣、孙附凤、袁瑜等奸臣。卒前最后一次罢归，即是因忤贾似道所致。
《庚申封事》中，姚勉指出：“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窜。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诛。陛下践祚三十余年，何尝有此?大全盖欲以此钳天下之口，而恣己之私也。臣于彼时，知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柢召，已至中道，不愿与之立朝，疏陈其奸，亟归俟罪。自时厥后，大全朋奸罔上，日甚一日。凡天下之所谓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数百万极重之赃，而坏其数十年自修之节。用其腹心十数辈布满诸路，行一切不恤之政。白科强抑，十取六七，谓之和来，以失尽陛下之仁心。忘以富国强兵自诡，特不过竭天下之膏血，以奉陛下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王髓应奉亨上之举也。富国者如此，强兵者又安在哉?夫己未之狄，戊午之乘之应也。昧者犹曰：幸有戊午之重乘，犹可以给己未之御狄。殊不知，若无戊午之来，则绝无己未之狄矣!陛下知渔舟渡鞑之罪，起于袁瑜；不知超擢用瑜者，非大全乎?使陛下去年大悔悟、大更革之时，厥既登庸左右贤相，亟以大全及其党羽投之四裔，则天下大悦，众愤尽纾，百将一心，三军同力，鞑即退伏消弭矣。奸臣误陛下之罪甚大，陛下责奸臣之罚甚轻。此固陛下之仁厚也。然天下谓陛下尚有眷顾大全之心，他日，必念其能生财，不念其几误国，必至复用，重害吾民。是以怨尚郁而未纾，愤暂解而复结，加以夺官之命，越数月而后下，求言之诏亦越数月而后颁。古人所谓改其政者，当一反前之所为，而乃痈疽之根，犹伏胸腹，瞑眩之剂，未徹膏盲，使天下有悔过不尽之叹。夫前日悔过之不尽。则今日逐寇之不尽也。前可为而不勇为，今虽欲为之亦缓下之剂矣。”①“仁宗朝，言者论吕夷简：‘大富贵吕夷简享之，大忧患留于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贵丁大全享之，大忧患留于陛下。’为大全游说者，必告陛下曰：‘大全之时，州县未多残破也。’殊不知此虏则谁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遗患也”
在《庚申轮对》中，姚勉解释初不愿出仕之原因：“丙辰，蒙陛下以正字收召。是时奸臣丁大全窃政，臣见其欺君罔上，不愿与之比肩事主，用不敢前。”°在讲到使朝中不再有朋党之说时，姚勉曰：“所谓使无复有奸臣敢倡朋党之说者，今日虽无此议论，但臣谓天下之事当防微杜渐，若再有如丁大全者出，则不可。”“在讲到要“兼听以为明，不偏信以生圈，达聪明目，使无复有奸臣再立诽谤之禁，以钳天下之口，贻天下之祸”时，姚勉曰：“此亦是指丁大全。方其壅塞言路之时，若能使人无异议。然鞑寇之来，非陛下圣明，则蒙蔽而不得知矣。”⑥在讲到瑞阳“积峙颇厚”,本可用以筑城时，姚勉说：“臣州之苗计八万石。
丁大全横敛和乘十四万石，又旧米及累年和来，总领所未取去者，共有三十许万石。”
在《擬上封事》中，姚勉痛斥董宋臣。姚勉说：“阴长阳消之会、泰往否来之交，则在乙卯洪天锡之一去耳。天锡疏攻二阉，言不见信，翩然竟去，亦不复留。自此北衙之势始盛于中朝，宦官之名方播于天下。陛下未尝有好游幸之失也，而人则曰宋臣误陛下以修饰湖山，营缮靡丽矣。陛下未尝有殉货利之愆也，而人则曰宋臣导陛下以议价西园，卖官鬻职矣。陛下未尝有夺民生业之过也，而人则曰宋臣诱陛下置御前庄及御前房廊矣。甚至引丁大全为相，则曰宋臣；聚丁大全之党，则曰宋臣；援方大猷蹶贵，则曰宋臣；与丁大全蔽蒙边事，则曰宋臣。不知宋臣实如此否也，而天下之议如出一口，则以洪天锡一斥不复而致此耳。一天锡之去未害也，自此奸壬窃政，愉党如林。台臣不敢纠绳，给舍不敢封缴，侍从不敢论思，班行不敢轮对，言路壅塞，婢婴成风，屏斥诸生，诬蔑善类，在者不敢言，言者不敢去。又有人臣敢轻于去国，重加窜削，以为人臣不忠之戒。虽以台谏遭黜左迁，亦皆忍辱包羞，醌面目而坐朝著。礼义廉耻之四维尽皆废坏。元气既耗，外邪遂侵，致有戎虏透漏而不知之祸。此盖言路壅塞之致也。”“臣谓陛下今日当方召回首言二阉者，以明陛下本无庇宋臣之意；拉拭诸贤，以明丁大全诬忠良之非。”
二、胸怀天下，心系桑梓
姚勉非常关心家乡，曾因瑞阳“贡额素狭”,而启“以承事至儒林四资，易增本州四名文解”,“某来奉大对时，父某谓某曰：‘吾儿若能至前名，当折资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兹者误恩首第，某何敢被父之训，窃为己荣?某今合得承事郎出身，愿从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资，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几‘六经’可全，而词赋亦不至重困。某之所乞，固前此所无之例，而亦后此不可援之例。大臣相奏而行之，是即所谓例也。”“在《上大参徐意壹书》中，他亦有相同的请求：“某之乡邦，解额素狭，终场共三千人，而贡之数仅八，‘六经’而缺其二。诗赋二千余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临江止九十里，临江贡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瑞平初，天下增贡士额，江西诸郡，袁首增其二，洪继增其三，瑞独不能请。每岁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试于诸路耳。瑞之士，所以为甚可悯也。某来奏对时，父某谓某：‘苟在前名，当折资受官，而以一官为乡邦易增一解。某今叨添首第，何敢背父之教，徒求己荣?某今得承事郎出身，愿从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资，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几‘六经’可全，而词赋亦不至重困。”
瑞州遭兵祸，姚勉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在《答提刑李后林》中，他忧虑“乡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样，不堪回思也。”④在《与知军王南可》中，他痛斥：“某蔽乡乃甘棠遗爱之地，寇敌在近，南北皆止三百余里。当事仕者恬不为备御计，己不能为，而又忌人为之，遂误生灵化为鱼肉，延及清江，亦同此祸，言之甚痛也。”瑞州遭李虎祸害，姚勉痛心疾首：“二月十五日，宣阃赵相始檄李虎者来任经理。是岂经理者哉!瑞之民遭虏之祸犹轻，遭寇之祸为重；遭寇之祸犹浅，遭虎之祸尤深。”李虎离开后，姚勉又担忧：“虎已南窜，郡庶有瘳，但今者上无守臣，下无僚属，官府不立，其乱必有甚于前。李虎所屯之军，安保其不纵掠乡井?方定之寇，安保其不再挺桑梓?痛切于心，不能自己。”高安得贤守，姚勉“伏闻除书，喜极欲舞”①。姚勉还为家乡守臣出谋划策，在《与太守陈监簿》中，他向陈监簿进言十事：“乞免今年上供，以宽民力，一也。勿废前日城筑之规，以防不测，二也。仍请前日陈武魁所给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财赋，以助经费，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骄恣之军，以纾郡计，五也。填本州厢禁虚籍之兵，选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壮城守，六也。戢奸吏之变乱是非，去黠哗之把持狱讼，以恤民隐，七也。寇盗之实杀人者诛之，寇人而反诬人劫己者察之，以释冤愤，八也。土豪之实能战虏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赏者抑之，以昭惩劝，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进之，属吏之阴受贿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他在朝为官期间，一直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家乡人民。
三、《贺丞相贾秋壑启》考辨
对于姚勉的《贺丞相贾秋壑启》,前人有人认为有馋奸相贾似道之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此文“与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两手，殊为白璧微瑕”③。四库馆臣虽也认为“启末多进规之语，犹有曲终奏雅之意，固视刘克庄、王柏之谀颂差有间矣”④,但总的来说还是持否定态度。本文拟结合史实，予以分析考辩。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号悦生、秋壑,南宋末台州人(今浙江临海),制置使贾涉之子。贾似道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后又凭借其姊贾贵妃的关系，擢太常臣、军器监。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宰相，在理宗、度宗两朝任宰相十几年之久，是南宋末政坛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德佑元年(1275年)遭罢官、贬逐，为监送官郑虎臣擅杀于漳州。一直以来，贾似道都是以奸相而闻名于世的。关于贾似道的历史评价，不是本文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兹不赘述。
开庆初(1259年),蒙古军队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蒙哥汗亲自率军进攻四川，兀良哈台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忽必烈率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时，理宗“以似道军汉阳，援鄂，即军中拜右丞相”③。蒙古军队包围鄂州后，久攻不下，于是企图掘洞入城，贾似道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仅一夜时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听说后，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感慨地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士人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当即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州。蒙宋在鄂州对峙相持，会蒙哥驾崩，忽必烈因要回去争夺汗位，于是撤军，鄂州之围遂解。鄂州之战的结束可以说是使南宋避免了一场几乎亡国的危机，而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贾似道。因此，客观地讲，贾似道在这一战役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此，刘克庄曾言：“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汽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②当然，刘克庄因为写了不少歌颂贾似道的作品，一直受人诟病。但问题是，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的宋末爱国名臣文天祥也曾对对贾似道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赞赏不已：“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因此，姚勉对贾似道的赞扬就应该是很正常的了。
就《贺丞相贾秋壑启》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姚勉在文中将贾似道以孔明和裴度相比，赞扬其具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斡回世运，康济时艰”“,虽有夸大拔高之嫌，但鄂州之战，贾似道的确居功至伟，这是抹杀不掉的。因此，姚勉进行祝贺、赞颂，无可厚非。更何况，姚勉此文并非阿谀奉承，其在文末希望贾似道“一有立政，其惟吉士，必勿用于愉人”,规劝之意甚明。
其时，贾似道初居相位，其后来遭人讨伐的诸多恶行尚未彰显。贾似道之前，朝廷设有左右二相，由吴潜和丁大全担任。丁大全是有名的奸臣，而吴潜虽正直不阿、忧国忧民，然在政治上无大作为，因此，取得“鄂州大捷”的贾似道被任为丞相后，时人寄予厚望。况且，贾似道居相位后，也的确能够“奖恬退而抑奔竞”,“甚加意人才”,姚勉还有多篇作品对贾似道表达了赞美之意。如：“恭惟大丞相正位钧轴以来，首奖恬退而抑奔竞。古潜之赵为秘书，庐陵之欧阳为史馆，长沙之陈为掌故，皆天下所谓恬退士也。”
“章武中兴，淮蔡欲平，晋公已生。信天生英杰，正为国计，擎天着柱，要自支撑。万里长江，古称天险，去岁里风涛忽震惊。公笑谈，把云腥霓翳，一日都清.归来奠枕于京。有辉焕明堂前一星。称衮衣廊庙，枫宸眷宠，彩衣公府，萱砌春荣。着片公心，办双明眼，长与群贤扶太平。无它愿，植万年宗社，万古功名。”
“秋壑先生归相，甚加意人才。如庸斋先生之得温陵，陈千峰之帅广右，平舟、西涧、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为诸贤地也。赵得夫之为秘书，欧阳巽斋之为检阅，陈和平之为架阁，又专以恬退而加旌录。近时后村复以秘书监召，日阅除目，多是快活条贯。使天福宗社，政本尽由中书，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遇巷纳牖处耳，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则诸贤有望，否则覆出者不知几人矣。履斋之初治叠(按：“叠”,当误，四库本作“原”,甚是.)不曾净洁，至于今倍觉费力。敌国外患之稍纾，法家拂士之未有，忱如尊诲。
秋壑先生未入国门前两日之除授，既正相位后，戒哗取名之指挥，近者初四日元非贬谪之天笔，皆使人凛凛也。‘九十日春晴霁少，三千年内乱离多.’吟哦此语，每切浩叹.所愿今年秋风高时，无去年虏哨之事。秋壑先生只在庙堂，久之须有回幹机轴，否则裴度复出视师，气象便又非今所观矣。”
“所幸秋壑来归，人望犹有系属。前者贤之未聚，自今犹庶几此乎聚之，执事行且召矣。江上肃清，一舟一骑不留，实为大庆，吾国永世之福、吾相盖世之功也……外阻内讧，一切皆息；风寒数处，一切用功。必使今冬以檄呼虏渡江，亦不敢来，然后吾民方有向安之望。”
《贺丞相贾秋壑启》与《沁园春·寿贾丞相》是直接写给贾似道的。如果说这两篇有阿谀奉承贾似道之意的话，那么在《答提刑李后林》和《与知军王南可》中，姚勉就没有奉承之必要了。这些赞美之词正说明了贾似道在初期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姚勉在《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的溢美之词就可以理解了。
姚勉以刚直不阿，排奸斥佞闻名于朝。他一生与丁大全、董宋臣等权奸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其最后一次被罢离朝，亦是因为得罪了贾似道的原因。因此，说姚勉阿谀贾似道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章 文章研究
姚勉的文章，共371篇，各种体裁皆有。其中有封事3篇，策1篇，奏札2篇，表13篇，牋10篇，讲义5篇，赋6篇，启26篇，札子43篇，状12篇，书29篇，记37篇，序45篇，论7篇，说12篇，跋22篇，杂著3篇，铭8篇，箴8篇，赞5篇，琴操3篇，文8篇，檄1篇，乐致语7篇，疏语19篇，祝文34篇，祭文7篇，墓志铭15篇。其封事、奏札、策等，主要内容是劝诫皇上，指斥权奸。其书、启、状等，虽多为应制之作，然言真意切，时有规劝之意。其记主要内容为游记和记各地建庙、建祠以及友人读书之斋、轩、堂等，多能借题发挥。其序、跋等，多为友人诗集、文稿等作，其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审美情趣。其祭文、墓志铭等，主要为哀悼、怀念亲友，不少写得颇为感人。其论、说、讲义等主要是讨论、阐发经书义理。
兹将其文分为议论文、抒情文和叙事文，分三节对其文章进行研究。
第一节议论文
姚勉的议论文主要是《丙辰封事》、《庚申封事》、《擬上封事》、《庚申轮对》、《讲义》、《讲义一：涧堂书院讲书》、《讲义二》、《讲义三：正谊书院训学子》、《讲义四》、《癸丑廷对》、《论语先进与礼乐》、《孟子学问求放心》、《赵简子置后》、《晏子家施不及国》、《史说世本》、《叔孙昭子论》、《荀息论》、《檄诸乡教民兵筑山寨文》等。
一、思想内容
姚勉在宝祐元年癸丑(1253)考中状元之后，才正式登上政坛，正式涉足政治，此时他已经38岁。姚勉卒于景定三年(1262),卒时才47岁。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中涉及朝政的时间总共还不到十年，而且期间还有几次被罢或请辞回家赋闲。他没有做地方官的经历，在朝中担任的职务，像沂靖王府教授、太子舍人等，都是些闲官散职。他虽然没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心，一片赤诚，也不时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
南宋后期，特别是理宗朝，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排除异己，姚勉对此痛心疾首。他痛斥奸佞，建议皇帝应虚心纳谏，广通下情。如在《丙辰封事》中，他说：“臣前此献策于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臣之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
宝祐四年，太学生论丁大全事，被逐，姚勉闻之，义愤填膺。他认为：“夫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佗、远之时所为耳。”姚勉严厉地指出此事的严重后果：“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此声一出，天下谓何?必谓朝廷今讳人言，自此谁敢献其狂直。”
朋党历来是政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祸，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姚勉非常赞成欧阳修的《朋党论》之说。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应该“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姚勉进一步解释补充道：“盖谓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他认为：“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对于朋党的后果，姚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朋党”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君子小人之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其究极则天壤辽绝，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安危、存亡耳。”因此，他向理宗建言道：“陛下毋疑在朝诸臣之分朋植党，毋谓在朝诸臣之背公循私，但当审而查之，孰邪孰正?其朋于为国乎?抑朋于为身乎?其朋于爱君乎?抑朋于窃位乎?其朋于尽忠竭节乎?抑朋于徇货殖利乎?左右其有誉阿大夫而为朋者乎?嬖臣其有进商鞅而为朋者乎?执政其有与台谏而为朋者乎?台臣其有与谏官而为朋者乎?外戚其有与宦寺而为朋者乎?无之则善矣!如有之，则必不逃陛下之明鉴也。”
姚勉对于人才的选拔也有深刻见解，《癸丑廷对》一文系统地体现了姚勉的人才观。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求天下之士以道。”进而指出：“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求天下之士，熟蛊其心也。”
姚勉严厉批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取士，“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亦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这才导致“心术日坏，以至于今”。在说到自己能够高中状元时，他认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则未免于以文尔，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他说：“臣闻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术者，本也；选举者，末也。本之正，则选焉而得，举焉而获。本之不正，惟欲于末以求之，虽日变其法而使详，日讲其术而使精，天下之所以应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则?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则道矣，求之末则文矣。文岂足以观人才乎?”他认为当今之世“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是“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然而“科举已久其行，何敢轻议变革?”因此，应该“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不足尊”。如此“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亦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少息矣!”
他认为当今的科举考试，“虽曰公，而实用私情”,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姚勉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二曰公复试于其终。”他认为，“科举所选考官，必由出身科第之人，然后可在考校之列。”因为“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姚勉认为，对于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必须予以严惩：“省闱复试不通者，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
对于学校教育，姚勉亦有深刻见解。他认为学校是“最近民而易化民者也”,对学校在教化人心方面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同时，他也认为，“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居废学之实，外则有佻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姚勉亦提出两点建议，“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二曰示奖励之微机。”他认为，学校不应该“教以无益之时文”,而“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
姚勉还严厉批评了“任子之法”。姚勉认为，“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他指斥靠任子而来的官员：“身襖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饪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酸生长诗书，明习礼仪，决不至有是也。”因此，要求“任子之恩，朝廷当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少减奏荐之数，每一岁铨，必严考核之法。”
姚勉的议论文中还有一些关于改革军事的内容，前文已有论述，兹略。
二、艺术特色
姚勉的议论文，特别是封事、廷对诸篇，非但内容丰赡，见解不凡，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江河飞泻般的磅礴气势
姚勉的诗文以气势磅礴而闻名当时。姚勉长篇短章皆擅。其封事和策，皆是长篇宏论，气势磅礴。方逢辰曾赞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龚用卿言其文“造理道，明经术，识治体。博贯之辞，如江河之润；昌大之气，如日月之明。”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文评价道：“观其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而不阿”①。都指出了姚勉议论文的这
一特点。
姚勉诗文的磅礴气势，首先源自他一身的浩然正气。理宗前期尚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后期却逐渐昏聩，怠于朝政。理宗信任、重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奸臣，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小人得志，贤才难进。面对如此政局，姚勉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说理宗要亲贤远佞，广开言路，一方面与奸臣展开了不懈地斗争。姚勉立朝，批评时政，排奸斥佞。对于奸臣，他毫不留情地斥责、声讨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其凛然气节令小人为之侧目，奸佞为之胆寒。
姚勉善于运用问句、排比、递进、对仗等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这些手法的运用，对形成姚勉议论文气势磅礴的特点起了重要作用。
姚勉善于运用各种问句来加强文章的气势。翻开他的议论文就会发现，他文章中的各种问句到处都是。如在《丙辰封事》中，针对太学生论丁大全而被逐一事，姚勉言道：
“夫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佗、远之时所为耳。今日圣君贤相，讵宜有此哉?以学校未离韦布之人，在平日岂无市井之过?然而外议初不谓然，但知为前日上书之人，故今致台谏复仇之祸，其间虽有一二士，不与上书姓名，皆谓朝廷借此以盖非，不知踪迹欲掩而愈露。况不与前日上书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此声一出，天下谓何?必谓朝廷今讳人言，自此谁敢献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系不轻。倘使国有大奸，将恐无复言者。败亡轨辙，前古所同。敢于沮抑人言，是岂为国忠计?夫帝王大德，在于纳谏。朝有直言，谓之国华。陛下圣明，岂不知此?三十二年，容受人言之圣德，忍于一旦斲丧之乎?又岂不使天下妄议陛下，欲进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来者乎?又岂不使天下妄议蒙进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与已为仇者乎?朝廷之上，纵无是心；天下之人，不能无是议也。此苏轼所谓‘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也。’臣观陛下今日之进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与簪晦也。·然三学之士攻嵩之、簪晦，则陛下不怒不斥，何独于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
在这段483字的文字中，作者用了竟然用了11个问句。而这些问句中，既有疑问，亦有设问，更多的是反问。设问里边又套有反问，反问之间又形成了递进关系。
对句的运用亦对加强文章气势起了重要作用。如：
“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君子小人之判，盖如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
姚勉在这段话中运用对句加对比的手法，对“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他的分析，朋党的利弊，一目了然。再如“为臣者，不以难进之君子自处，而以易进者自处；为君者，不以难进之君子处之，而以易进者处之矣!””他如“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党锢空而汉危，清流空而唐祸。”等。
姚勉亦善于运用递进手法。如“臣初离瑞阳，忽传时报，乃有立石三学之事。臣固已骇之矣，犹恐实有蹈非彝而累教育者。启行数日，渐至临川。侧闻两御史之章，大斥三学舍之士。不知所谓，益重厥疑。至于近时，号为敢言之臣，亦皆相继而废罢。臣于是益骇焉。臣至上饶，得观邸报，则臣蔡杭又已去国。臣之骇者，至是愈甚矣。”③作者一连用了三个“骇”字，先是“固已骇之矣”,再是“于是益骇焉”,最后“臣之骇者，至是愈甚矣”,层层递进，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之情。
排比的运用，在姚勉文章中也大量存在。如“夫今天下之士，所以正论昌言、濒死不悔、屡仆屡起、曾不挫折、一跖一奋、曾不畏缩者，乃陛下三十年之所涵养成就耳。”一连运用六个四字词语，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之士”为了国家民族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的大无畏精神。再如：“鄂渚有城，则不能攻。长沙有城，则不能拔。豫章有城，则不能近。衡、全、永以无城而破，兴国、寿昌以无城而破，瑞阳、清江又以无城而破。”⑥运用两组排比句，两组排比句之间又运用对比手法，有力地说明了“城”在抵御敌军中所发挥的的重要作用。再如：
“陛下毋疑在朝诸臣之分朋植党，毋谓在朝诸臣之背公徇私，但当审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于为国乎?抑朋于为身乎?其朋于爱君乎?抑朋于窃位乎?其朋于尽忠竭节乎?抑朋于徇货殖利乎?左右其有誉阿大夫而为朋者乎?嬖臣其有进商鞅而为朋者乎?执政其有与台谏而为朋者乎?台臣其有与谏官而为朋者乎?外戚其有与宦寺而为朋者乎?无之则善矣!
“在党锢者，人谓之君子；杀党锢者，得谓之君子乎?与清流者，人谓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谓之君子乎?列奸党碑者，至今谓之君子；立奸党碑者，得谓之君子乎?”
2、现实针对性强。
姚勉的议论文，大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南宋后期，特别是理宗朝，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堵塞言路，排除异己。姚勉对此痛心疾首，他痛斥奸佞，建议皇帝虚心纳谏，广通下情。在《丙辰封事》中，他说：“臣前此献策于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臣之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
宝祐四年，袁瑜任九江制置使，‘珍贪且刻，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土豪怒，尽以渔舟济北来之兵’④。袁瑜的胡作非为造成的江防危机，使得朝野上下，怨声鼎沸。太学生陈宗、黄镛等人上书理宗皇帝，对此进行揭露和抨击，反而遭到丁大全及其同党的打击和迫害，被驱逐出太学。姚勉官仅正字，但他不畏权势，愤然上书，认为“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信、远之时所为耳”,对丁大全及其奸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理宗时期，郡守更易无常。郡守更易不常，势必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其抵御敌军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有时出现“按图则皆以有人，考实则率多虚席”的情况，一旦遇到敌人来袭，势必无人组织抵御。姚勉深知其弊，他指出：“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风在候，创残州县，人情岌岌，常若虏之再来。寇盗假哨以骇民，居人束担而虞祸。伤弓惊饵，理固宜然。探本索原，亦岂无自。良由所在牧守，更易不常。镇定危疑，罔有任责。人心无主，是以未安。”
面对当时南宋国防空虚，宋军毫无抵御之力的现状，姚勉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卫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
姚勉对于军队的纪律涣散，也多有批评和建议。他指出：“其余所至贪暴，掠子女、攘货宝，甚于寇也。道路之间，邸舍狼藉，生意萧然。幸不遭虏祸者，乃遭兵祸”
对于“和来”,姚勉亦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自时厥后，大全朋奸罔上，日甚一日。凡天下之所谓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数百万极重之赃，而坏其数十年自修之节。其用腹心十数辈布满诸路，行一切不恤之政。白科强抑，十取六七，谓之和来，以失尽陛下之仁心。妄以富国强兵自诡，特不过竭天下之育血，以奉陛下自前之欲耳。此即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王麟应奉亨上之举也。富国者如此，强兵者又安在哉?夫己未之狄，戊午之乘之应也。昧者犹曰：幸有戊午之重乘，犹可以给己未之御狄。殊不知若无戊午之来，则绝无己未之狄矣。”
丁大全等奸佞为了自己的私利，排除异己，污蔑朝中贤良正直的大臣植党营私，以此把他们排除出朝廷，姚勉对此义愤填膺。姚勉非常赞成欧阳修的《朋党论》之说。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应该“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姚勉进一步解释补充道：“盖谓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他认为：“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对于朋党的后果，姚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朋党”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君子小人之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其究极则天壤辽绝，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安危、存亡耳。”
3、结构严谨、论证严密
姚勉的议论文非常重视行文布局。如在《庚申封事》中，作者开篇就先总述天下形势：“方今天下之事势，有可惜者一，有可忧者三，而幸有可为者四。”③作者将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用数子“一”、“三”、“四”进行概况，下文就依次进行论述。先讲“可惜者一”乃奸臣丁大全欺君罔上，“壅塞言路”,而理宗责罚甚轻，一味包庇。次讲“可忧者三”,再讲“可为者四”。而在讲“可为者四”时，亦是先概括四点：“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护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以下逐点依次论述。再如在《癸丑廷对》中，姚勉先提出自己“以道淑天下之士”的主张，然后在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针对理宗的“圣策”——进行分析论述。
姚勉在进行论证观点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最大程度地被接受，有时不厌其烦地先进行铺垫。如在《丙辰封事》中，先避实就虚，不直接说明欲言之事，首先表明自己对被召进京的看法：“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岂欲荣臣以美官哉。盖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时事，固进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负之。陛下既亲奖于其先，则是既信而可谏矣，不得以未信为谤自诿也。”在这里，姚勉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君爱国之情，这就为下文提出建议做了很好的铺垫。接着，姚勉在行文中，先对理宗皇帝进行了赞美，称理宗“圣度如天，明见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贤，容受切直。恢张士气，长育人才。护如珪壁，爱如桐梓。正人暂去而即召，言者虽忤而必容。四方称仁，万世颂圣。”认为理宗“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已、壬子”之时，“用人听言，青史书之，盖无穷之令闻也”。这一则见出他对理宗的忠爱之情，实则也是为了使理宗“龙颜大悦”,进而能够听进去自己的劝告。接下来，作者就话锋直转：“虽然，臣愿陛下兢兢业业保持初意而已”,希望理宗不要被奸人蒙蔽，而应广开言路，任人唯贤。
姚勉有时并不先进行铺垫，而是一开篇就锋芒直露，毫不避言。如在《庚申封事》中，先概况分析了天下形势后，矛头直接指向权奸丁大全：“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窗。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诛。陛下践祚三十余年，何尝有此?大全盖欲以此筘天下之口，而恣己之私也。臣于彼时，知有今日久矣!……”“姚勉所言，如同晴天霹雳，令奸佞闻之胆寒。“知不足而后改之”,姚勉这样写，可以使理宗在震惊之余，先对天下形势有所认识，然后才有可能听进去自己下文“有可为者四”的建言。
为了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姚勉在议论文中经常使用对比论证、举例论证等论证方法。如：“鼎之相也，权体请谒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黄彦节之移竹，裁微罪也，责军令而禁止之。冯益之买鹑鸽，暖昧也，亦予外祠而疏远之。陛下今能听大臣如此乎?此居正之道也。吕本中、张九成、潘良贵、魏红、胡寅、范冲、朱震之诸贤萃本朝，韩世忠、岳飞、吴珩、吴磷、王彦之诸将布襄、淮、荆、蜀。陛下今有人才将帅如此否乎?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己而求言，宰相谦冲而待士。诏近臣编类奏疏，择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见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贵下贱之道也。”将当前的理宗与高宗皇帝在用人听言方面进行对比，将当前朝廷的文臣武将与高宗朝的文臣武将进行对比，有力地说明当前更应该贯彻执行“居正之道”和“贵下贱之道”。再如：
“夫敢谏有鼓，进善有旌，书愆有板，设于朝市，古先圣王本无可谏之事，犹不能无求谏之心。陛下本有好谏之心，何遽设为拒谏之具……汉文帝止辇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方文帝有狱系周勃之愆，贾谊进刑不上大夫之说。自后，文帝体貌大臣，以弄臣辄嫚戏于朝廷；在丞相亦得伸其国法。文帝之用谊言如此，又何尝闻有诛斥贾谊之事哉?汉文帝三代以下贤君，犹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迈三王，又岂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下之决不然也。”“姚勉先后列举古先圣王和汉文帝以及汉文帝三代以下贤君的事例，说明君王应该从谏如流，而不应将逆耳忠言拒之门外。
姚勉在进行论证时，既能引经据典，引用历史事实，又结合眼前发生之事和自己切身遭际。如：
“语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熹释之曰：‘天下有道，则自然不议。非籍其口，使之不议.’然则籍之者岂非所以激之欤?东汉末年之党锢，皆激致之耳。激而致此，岂天下国家之福，又岂忠臣志士所愿哉?迩者，臣蔡杭去国之由，与臣梦炎、臣逢辰之罢，臣虽未知其故，传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谓臣蔡杭因救三学之士，其说不用而行。至于臣梦炎、臣逢辰之寝命去官，则谓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臣逢辰则是去年上书排近体之士；臣梦炎则是前日越次求封欲言时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为而如此，得非疑其为朋乎?”
在这段文字中，姚勉先引用孔子《论语》里的话，并引用朱熹所作的解释，说明为政者应该保持政治清明，而不应该忌讳人言，堵塞言路；其次列举东汉末年党锢的例子，说明堵塞言路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接着联系到当前蔡杭、黄梦炎、方逢臣被逐的遭际，对当前的当政者提出批评。
第二节 记叙文
姚勉的记叙文主要是其集子中的记、跋、序、状、墓志铭等。
一、记
姚勉的记共37篇，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可分为三类：记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事；记厅台阁堂等；山水游记。
1、记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事
属于这一类的共有10篇，分别是《重修报恩光孝观记》、《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武宁田氏魁星堂记》《再建曹侯生祠记》、《高安洪侯生祠记》、《新昌陈知县生祠记》、《奉新县重建丞厅记》、《临江陈侯生祠记》、《豫章新建净社院记》、《丰城王氏家庙记》。这类记虽然只是记叙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活动，期间包含了一些封建腐朽观念，但有些篇章也多有出色的议论、抒情、描写的文字，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重修报恩光孝观记》由报恩光孝观的倾颓而联想的国家残破，由报恩光孝观的得以重新修茸一新，而发出“使有天下国家责者，皆能为天下国家兴仆植僵计，欲不治得乎?”的感叹。作者由“报恩光孝”四字生发，认为“神州北望，未复版图，不雪耻以酬百王，不除凶以报千古，非报也”,“吾君卧薪尝胆，吾相鞠躬尽瘁，吾士大夫枕戈击楫，率宁人有指疆土，毕力以修复之，则光尧之志成，恩斯报，孝斯光矣”①。在《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中姚勉则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质疑：“古之时选举必于人，后之事选举寄于天。必于人有德行道艺，斯兴矣。科目之设，士敝敝然日趋于文，置德行之艺为何等事?糊名校考，懵不知贤否。谁孰文眩有司目，则得，焉论行!然而潜搜冥索而得之者，往往皆文行相称士。士浮薄儇浅者鲜克有成，成亦莫克远到，若是者人无所置力矣。”而在《武宁田氏魁星堂记》中，姚勉则表达了自己对功名富贵的看法：“夫惟德以充其才，学以进其识，高明光大以开豁其器度，所以自立，皆非寻常品汇所能及。选而高科，仕而极品，余事也。在我者，苟未有以出乎人，而徒曰‘欲冠多士之表，欲绝百僚之上’,纵得之，靡足称也。士所自期，岂止斯二者哉?世之人固有魁一邑一郡之月书者，则沾沾自喜，若人所不能及；又进而魁乡举，则益喜；又进而魁南宫，则大喜；又进而魁廷唱，则益大喜。自视其身甚高，真若人所不能及。方擢科目时已如此，贵穷卿相，位极人臣，自处不愈高乎?自处虽高，亦可谓甚卑也。人惟能视科目为不足矜，然后能视富贵为不足艳。”
《再建曹侯生祠记》、《高安洪侯生祠记》、《新昌陈知县生祠记》、《临江陈侯生祠记》四篇是关于为地方官建祠而写的记。这类文章中成就最高的当属《高安洪侯生祠记》,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洪侯到任之前，“邑吏鹰健虎暴，猱滑狼贪，非所忌惮”,洪侯到任后，“御以严，吏喘不敢息，由是讼已听，狱以决”。洪侯断案如神，“曲直立剖”,案件从不拖延，以致“他
邑民亦越境至。每听讼，厅下至无所容”,而洪侯“星而出，星而未入”,毫不知倦。“乡胥素弄民役”,洪侯“一洗飞田走户之弊”。“民贫”,“不任役”,洪侯“市田为助役，庄给之粟，民始不病。”“愚俗负逋，辄茹毒草、戕婴儿，以死诬所恶，官诛吏求，多至破家。”经过洪侯的治理，民“毋敢自贼”。“旌义乡有郑女，偕邻道士奔，谎为仙去，远近翕然仙之”,洪侯“密迹得之，论如法，遂祛民惑。”洪侯认为如此荒唐之事却能迷惑民众，是因为民众愚昧，“吾道之不明也”,于是“鸠工度材”,兴建学校。姚勉通过对洪侯这些事迹的叙述，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位勤政爱民，施教化，兴学校的地方官形象。姚勉叙述人物事迹后发表议论，揭露了宋代吏治中存在的“官不久任”的致命弊端。他认为：“天下不难治，内有贤公卿大夫，外有贤部刺史。刺史、县令且久任以成之，治矣。”
《新昌陈知县生祠记》中对县令政事忙碌，一些县令最终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导致县邑贫困的描写，也很有特色：“鸡初鸣，令夙兴，频漱已，或不及食。秉烛诣厅事。吏抱文书前，十九财赋，一治狱，令爬梳未得理脉。日且出，悍卒持急符自郡驰来，至庭吼以怒。手扼吏，语侵令，令策无出。
又走县卒之四乡，督之民。民输失期，负桁杨列庭下，鞭笞声竟日。乡司飞走井亩，真诡淆乱，甚者去其籍，无所稽考，常赋陷入豪右，独下者甚受困。令心知不可。辄强颜为之，自夙至暮，埋首簿书。尘不可举，何暇为政平讼理计，间有取狱货足赋程者，天下由是鲜良邑令，率不可为，动劾去，幸不劾，亦百巧避却。承乏摄者，又无所顾籍，席卷府库而囊括之，邑由是悉贫。邑既贫，虽智者无以淑其后。”
《豫章新建净社院记》是为豫章新建净社院而写的记。循例，这文章一般会记叙新建净社院之经过。但姚勉在这篇记中只通过友人的来信对净社院“寺之始末，与僧之能”作了简单介绍，其的重点是对“净社之义”进行了阐发。姚勉认为，“寺之所以名净社者，盖必合净土莲社之名而名之也，”世上实没有所谓的净土、莲社。针对“晋陶渊明、唐白乐天诸君子亦为之”的情况，姚勉指出：“渊明之时，温、裕强臣更擅而迭霸也。乐天之时，牛、李二党争倾而互轧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有为于斯世，故一以彭泽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归。当时孔孟之大学未明，无以自适其心，晦痕迹,故混身于莲社，寄情于净土，特托焉耳”。
2、记亭台阁堂等
亭台楼阁在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低位，宋朝经济高度繁荣，文人雅士建筑亭台楼阁等蔚然成风，因此关于这类内容的记体文章也就特别多，这在姚勉的记体文中亦有明显的反映。
姚勉这类文章共有24篇，分别是《江山第一楼记》、《左氏书庄记》、《胡氏勤有堂记》、《龚简甫芳润阁记》、《万诚翁爱贤堂记》、《胡氏双清堂记》、《赵氏村屋记》、《黄氏好山记》、《辛居安水阁记》、《周沂叟沂斋记》、《菊花台记》、《竹溪记》、《五桂坊记》、《爱竹轩记》、《碲山记》、《仁志堂记》、《汲古堂记》、《味书堂记》、《一和堂记》、《草堂记》、《双桂亭记》、《养斋记》、《武宁田氏希贤庄记》、《清湘宝仁孟晋窗记》。姚勉这类作品，就写法上而言，主要是从所记对象的命名入手，阐发其命名含义，多能借题发挥，间有精彩见解。如《江山第一楼记》中，对于楼之本身，或是楼周围之环境、景物等，并未作任何介绍，姚勉只是抓住“第一”二字，引申生发，表达自己的见解。人生有诸多的第一，譬如功业、文章、富贵科目等等，然在姚勉看来，“考之古，达而在上：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尹、周公也；穷而在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紫阳、南轩也。秦汉以来无有，诸葛孔明略近之。必有若人，然后可当第一之名而无愧。功业次矣，文章末矣，志富贵下矣。科目第一，未足道也。”①再如《左氏书庄记》,从“书”字生发，认为“有书可检，乃庄中之第一事”。并且，姚勉也发表了自己对学习的看法：“士之学则当如农之耕，及时而修之，计日而课之。播于春，薅于夏，及秋而成矣。”③他如《万诚翁爱贤堂记》对“人皆爱珠玉，我爱子孙贤”°的阐发，《胡氏双清堂记》对“心迹双清”④的阐发，等等，兹不一一列举。
姚勉这类记中，还有几篇是以菊、竹、桂等为题，分别是《菊花台记》、《竹溪记》、《五桂坊记》和《爱竹轩记》。在这些记中，姚勉通过他们表达了自己对于高洁人格的追求。尤其是《爱竹轩记》,写得很有特色。全文如下：
“竹以贤，爱贤固爱竹。三代后人物，可爱者有几?大义自任，利钝不知，吾爱诸葛孔明；劲气如龙，傲睨奸绘，吾爱孔文举；高风远韵，不折于时，吾爱陶渊明。下是已矣!李唐来，若瘦自甘，穷老忠义，吾爱杜子美；俊逸踔发，雄隘九州，吾爱李太白；虚心体道，不落朋党，吾爱白乐天；文古气雄，正大自许，吾爱韩退之。宋以来，贤尤盛。刚直如寇平仲，伟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韩稚圭，豪健如欧永叔，超迈如苏子瞻，清远如黄鲁直，近时劲峭如杨廷秀，又皆可爱之尤者。呜呼!今皆不可复见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云霄，簸雷霆，扞风日，凛然似诸君子气象。爱竹爱其似也。呜呼!今人可见不可爱，古人可爱不可见。见是竹如见诸君子，予何幸日与诸君子游邪?呜呼!见似君子者，犹爱若此，况得与真君子游邪?”
这篇记由竹引发对古代贤君子的追忆，赞叹，感叹“今人可见不可爱，古人可爱不可见”,表达了渴望与“真君子”游的美好愿望。这篇记短小精悍，结构整饬，平易简淡，实为姚勉记中精品。
3、山水游记
姚勉记中属于山水游记的只有《盤隐记》、《灵源天境记》和《重游骑岗记》三篇。姚勉的山水游记虽然不多，但多能抓住景物的特点，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其摹物状景惟妙惟肖，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灵源天境记》全文紧紧扣住一个“奇”字，按照游览的顺序，描写了灵源天境仙境一般的景色。《重游骑岗记》叙述了两次游览骑岗的经历，形象地描写了雪前与雪后骑岗的不同景象。文末，作者由此引发了对作文之法的看法，作者认为：“人之胸中，必有云峦烟岩之秀，而后为文古而奇；必有冰崖雪谷之清，而后为文光而洁。”这两篇游记都写得非常精彩。首先是句式极尽变化之能事。笔者对其作了统计，文中句子短至二字，长至十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都有。其次，文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如：“有如人立者，有如兽蹲者，有如凤骞者，有如鱼沥者；窒者，窈者、划者、峭者；俯而临水者，仰而倚山者，跃而立空者”②:“是境也，石不移而自具，水不引而自环，山不邀而自献，松竹梅桂若兰与草木等，皆不植而自有。”。“向之林峦松竹，皆玉节银髯；向之农居僧舍，皆琼田琳字，白屋高下，炊烟独青；向之诸山，皆偃蹇如玉龙，回翔如素凤。近之江与沼，则冰壶表里如凝瑶池；远之窣堵坡，则峥嵘际空如立银管。槎鹭虽不复见，而低丛点缀，如鹤、如鹳、如鹭、如鹄，亦间有联拳如鹭者。”
二、墓志铭
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死者所用的文体，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文心雕龙·谏碑》言：“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志主要介绍传主家世、生平等，铭主要是对传主的评价。
姚勉共有墓志铭15篇。其中《梅庄夫人墓志铭》和《丰城邹君墓志铭》是其中最出色、最具有文学色彩的两篇。梅庄是姚勉的第二任妻子。姚勉的第一任妻子是梅庄的姐姐竹堂，婚后一年而殁，姚勉继娶梅庄，亦婚后一年而殁。《梅庄夫人墓志铭》虽是主要记梅庄事，其中对竹堂也略有描写。姚勉对两位妻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墓志铭中，姚勉追忆了妻子梅庄夫人生前的许多生活中的小事，一位“事尊者甚礼，抚卑者甚恩”,“义理相扶，有过必求”,“好善喜义，轻财周急”的贤妻形象跃然纸上。竹堂有子元夫，梅庄嫁过来之后，对元夫视如己出，“缝组裘履，不少懈”,亲自教元夫读书。梅庄在病重将亡之际，“犹命工缝以衣元夫”。梅庄不但在生活上是姚勉的贤内助，而且在姚勉官场仕途上遇到不顺、不快时，能够深明大义，帮助姚勉排忧解难。姚勉中状元后入京，道遇三学之士上书言事被逐，又闻参相蔡杭去国，于是“骇所闻见，忧得疾，不欲往”,然而又担心“伤夫人从仕意”,惹夫人不高兴，因此“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梅庄则并不贪图自己一己之荣，好言相劝：“人之出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尚何疑乎?臣受君恩，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去，毋以妾故，苟以直言得罪，愿同谪领海，死不悔。”①得生活上的伴侣易，得人生知己难，姚勉兼而得之，不期竟过早地弃他而去，个中伤痛，不表自明。
《丰城邹君墓志铭》是姚勉给岳父邹一龙所写的墓志铭。姚勉未登第时，“家徒四壁立。读书声与腹雷声并作，过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②,邹一龙却独看重姚勉，将女儿竹堂许配姚勉为妻。竹堂早亡，他却力排众议，又将次女也嫁于姚勉。世人都不看好姚勉，独岳丈邹一龙看好他。因此，对于岳丈邹一龙，姚勉是怀着深深的感恩和崇敬之心的。姚勉在墓志铭中除了对这些事情的叙述外，还通过邹一龙生活中的其他小事，形象地刻画了一位不慕富贵，好儒嗜书，好善急义，损己济人的老者。对于岳丈人格，姚勉也是相当的敬佩。这一切，使得这篇墓志铭读来感人至深。
姚勉的序跋主要是对别人作品的品评，零散可见出其一些文学思想和主张，前文文学思想部分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述。
第三节抒情文
姚勉的抒情文主要是书、启、赋、祭文、铭、赞、表等。其中，书、启、赋和祭文成就较为突出，其余皆为应时、应制之作，文学价值不大。
一、书、启
姚勉共有书二十九篇。从其集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写给上司、当朝权宰，属政治性公文；另一部分是朋旧、同僚个人之间的私相问答，抒情性较强。
姚勉书中属政治性公文只有有《上丞相谢渎山书》、《上大参徐意壹书》、《上丞相程讷斋书》、《上丞相吴履斋书》、《上丞相贾秋壑书》五篇。《上丞相谢渎山书》和《上大参徐意壹书》具有一致的写作意图：为家乡瑞阳求贡额。《上丞相程讷斋书》和《上丞相吴履斋书》表达自己关于广通言路，虚心纳谏，亲贤远佞的主张。《上丞相贾秋壑书》虽是出于请辞校书郎一职所写，但文中也贯穿着姚勉对于“奖恬退而抑奔竞”的认识。
姚勉书的主体是是朋旧、同僚个人之间的私相问答。姚勉的这些书，多能畅快淋漓的表达自己的心声。
姚勉的不少书信叙述了自己穷困不堪的生活，表达了对国运民情的深深忧虑。如在《与蔡佑神公亮书》中，姚勉言道：“薄命多蹇，厄会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贫，嗷嗷数百口指待食于某，而又罹此患苦，身单子幼，叔出而无季处”,“春旱久，种几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穗不复长，颖粟甚稀，秋获可十分之五。来五百万石，在江西乡间乃当四十万。常岁苗斛七万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人不能也。明年殆无粟可食矣!某若不为饿砰，必亦流民之一也。”文中对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养活家人的无奈的抒写，几欲令人泣下。
在《与蔡中岳书》中，姚勉解释自己不能马上赴任的原因，叙述中饱含感情。“某薄命多艰，仅窃末第。归不一月，即罹大祸。谋仕者所以为亲计，禄不及养，疾首痛心”,“某禄未逮亲，未忍问仕，其不可者一。未服外劳，骤然起家，恐物论未允，虽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万一?此未可者二。某家贫无田可析，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异爨，藜羹蔬粥，相与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给于某。一日舍而出仕，复无以为赡，可胜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父位从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时为毕婚嫁，而又非窭贫者旦夕之所可为。其未可者三。某有妇翁，识某于贱贫，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即世，临终付某以身后之事。方以今冬为之举殡，若汲汲宦驰，委而弗顾，即是不可以拖六尺之孤。以此事君，又将安用?某自惟窃禄希荣，此事甚眇，而天理人伦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系却大，且当为其所当为，而身之仕否不足计。”
姚勉的一些书信体现了其对家乡的深切关心。他虽做官在外，但家乡的时事却一时一刻无不牵挂。在《答提刑李后林》中，他想到“乡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样”,黯然伤心。在《与知军王南可》中，他感叹“某敝乡乃甘棠遗爱之地，寇敌在近，南北皆止五百余里，当事仕者恬不为备御计”,为家乡恐遭敌寇蹂躏而担心，为当官的不做抵御准备而叹息。
正是出于对家乡的一片关爱之心，姚勉在《回提干陈志升书》中，对家乡“武备规模，尽皆废坏，销兵橐矢，自谓太平”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与批评，谈从而提出了自己“郡有城，城有兵，乡有寨”的军事见解，建议“筑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阅民兵以卫之，贫富相资，主佃相养”,这样，“一可以不费官司，二可以消弭盗贼，三可以辑睦乡里，四可以防遏祸乱。”
姚勉有几篇书是写给家乡的父母官的，体现了其对家乡的关切之情，分别是《与太守陈舍人》、《与太守陈监簿》、《答太守陈监簿》、《答新昌应判县》。
姚勉的家乡瑞阳属于蒙宋对峙的前线，姚勉亲眼目睹了家乡遭受蒙元铁蹄践踏的惨景，对百姓屡屡遭受战乱之苦有切肤的体会。因此，当家乡有了能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后，他就异常高兴。在《与太守陈舍人》中，姚勉就赞美陈舍人“以龙韬虎钤之学冠天下多士”,“蹈危机而不顾，义气薄云”,表达了对家乡能得如此父母官的欣喜之情。
在《与太守陈监簿》中，姚勉反映了家乡遭受战乱的残景：“正月二十二日，遂遭虏哨之祸。虏寇既去，乡寇复挺，乘乱劫财，挟怨杀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阃赵相始檄李虎者来任经理”,然“瑞之民遭房之祸犹轻，遭寇之祸为重；遭寇之祸犹浅，遭虎之祸尤深。””厥后州吏焚州，县吏焚县，市井恶少焚市井，府库始为健吏、恶少交有之。”面对如此情形，姚勉向陈监簿提出了十条建议：“乞免今年上供，以宽民力，一也；勿废前日城筑之规，以防不测，二也；仍请前日陈武魁所给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材赋，以助经费，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骄恣之军，以纾郡计，五也；填本州厢禁虚籍之兵，选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壮城守，六也；戢奸吏之变乱是非，去黠哗之把持狱讼，以恤民隐，七也；寇盗之实杀人者诛之，寇人而反诬人劫己者察之，以释冤愤，八也；土豪之实能战虏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赏者抑之，以昭惩劝，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进之，属吏之阴受贿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答太守陈监簿》则是对《与太守陈监簿》的回信的答复。姚勉在信中再谈筑城之事，对陈监簿提出殷切希望，指出“失今不图，则瑞阳决无有城之日”。
在《答新昌应判县》中，姚勉言道：“今年春，虏自富川突至我瑞阳，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则归其官。谓已收复，至有以是求赏。独闻执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安堵。虏后二邑寇蜂起，独新昌无之。”对那些望风而逃，弃民不顾的官吏进行了谴责，对新昌应判县急民所急，“以身死官”的献身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歌颂。
姚勉有的书信虽为个人间的私相问答，但也往往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内容。如《上大参蔡久轩书》中对蔡杭辞官“甚合于道”的赞许以及对自己上书辞官的叙述，表现了姚勉坚持自我，不与奸佞苟合的情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奸佞堵塞言路，排除异己的现实。《与佑神蔡仁斋书》中亦直言“某安肯一日与群小并立乎其位?已决意不复出仕，归山林中读书。”“他如《与提刑李后林》表明自己“不仕则已，既肯出仕，则事君当致其身”,“惟宜勇往前进，捐躯效死于吾君之前，以尽己之职分。”①《回文本心榜眼》揭露“特今之世，喜佞恶拂，在在皆然”②,等等。
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篇云：“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如云‘启闻’。奏事之末，或谨‘密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③刘勰此段话粗略概述了启德流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自晋代以后，启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陈政言事”;二是“让爵谢恩”。唐宋时期，启德应用范围逐渐拓宽，“一是除少数致君、致诸王外，举凡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呈词，均可应用。二是其内容范围亦渐广，诸如诤谏、贺官、谢官、荐士、上诗文、投知己，均可用启。”唐宋时期的启“或用骈体，或用散体”,虽然“内容充实而又情采动人的不多”,但其个性化、抒情性确是大大加强了。
姚勉的启，除有6篇是关于定亲的内容外，其余的主要表达对上司、前辈及友朋的祝贺、感谢和赞美之情，如《受校书郎谢丞相启》、《贺丞相贾秋壑启》、《见侍郎江古心启》等。
姚勉的启，虽大多是应时、应制之作，但也偶有可取之处。如《上丞相吴履斋启》叙述自己此前辞官，是因为“未拔眼中之钉”,表达了“身不愿登京桧之门”,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志向。《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言“天爵自修，初不作场屋争名之想；荐书偶及，聊以娱老亲教子之心。”表达自己不慕富贵，淡泊名利。而在《发解谢赵府判启》中，姚勉则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达则致吾君而泽吾民，穷则载之书而传之后。”①《发解谢新昌赵判县启》中也有类似表达：“达则用伊洛诸公之学而及于物，穷则以河汾六世之书而淑诸人。”
姚勉的一些启对朝廷弊端，民生疾苦亦有所反映。如《通陈判府昌世启》;“民穷似虮，赋毒于蛇。岁无万亿秭之登，乘至十六七之取。仓有红粟，而钱贯朽，州多化于归舟；野无青草，而室罄垂，孰兴怜于破屋。”在《贺蔡参政启》中，姚勉针对朝廷“属时多屯，积弊如虫”的现状，对蔡参政寄予厚望：“苞苴女谒，清贿道以当严；外戚宦官，折奸萌而贵早。夕谷毋容于驹絷，朝岗矣集于凤鸣。”在《回王悴》中，姚勉云：“第非中熟之年，民贫赋重。吁旱苗之已槁，慨来数之甚繁。”对朝廷赋税繁重，百姓贫苦不堪的现状进行了揭露，表达了“大贤之德在民深，是当先于百姓。”的“民为贵”思想。
姚勉的启，虽不失典雅，但也确有冗滥之习，甚至不同的启中偶有重复雷同之弊。如：
“岂期豆爆于冷灰，遂作黍生于寒谷。走卒儿童之呼舞，见谓已迟；父兄师友之诲言，未尝自足。是盖功名之轫于此乎发，岂如世俗之器易至于盈。正学以言，尚欲陈敬王之仁义；救时以道，正思极犹己之溺饥。宠辱不惊，温饱非志。”
“岂期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走卒儿章之呼舞，见谓已迟；父师朋友之诲言，未尝自足。是盖功名之轫于此乎发，可如世俗之器易至于盈。正学以言，尚欲陈敬王之仁义；救时以道，政思拯犹己之溺饥。宠辱不惊，温饱非志。”
这两段分别出自《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和《发解谢赵府判启》,除个别字稍有不同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二、赋
姚勉有六篇抒情小赋，分别是《秋怀赋》、《兰国赋》、《梅花赋》、《嫉蚊赋》、《战蚁赋》、《宜堂赋》。这六篇赋都短小精悍，篇数虽少，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却较为丰富。有对理想蓝图的描绘，亦有对佞臣奸幸的鞭挞；既有抒发思乡怀归之情，亦有表达高洁傲岸之操。
“女伤春，士悲秋”。秋天万树凋零，那萧索、肃杀的景象往往会引起悲秋的情绪。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悲秋的作品。这些文人墨客写秋，其内容大多不外乎宦游在外，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或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困境。当然，也有个别作品能上升到家国之忧的高度，所谓“逢秋未免悲，直为忧国故。”⑥姚勉的《秋怀赋》也抒发了其思乡怀归之情。作者感叹“我不如兮季鹰，思皖鱼兮羹莼。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钓”,表示“愿从子兮是间，一登临兮长啸”。《世说新语·识鉴》云：“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荪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⑥这与那些通常士子感叹怀才不遇显然不同，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东晋张翰的典故，表达了一种淡泊名利，思乡归隐的志趣。面对蒙元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并南宋王朝的现实，姚勉也感叹：“哨骑肥兮将驰，兵何时兮戍闲”,表达了国泰民安、早日平息兵戈的美好愿望。
在《兰国赋》中，姚勉运用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写法，托物比兴，描绘了一个政治清明、贤人齐聚、小人远离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王国中，“荃为之君兮，蕙之为妃。杜若为之大夫兮，菊为卿以相之。君子、众芳之所萃兮，纷揭车与留夷。資蒙施不使盈室兮，屏萸椴而不使充帏”,这里“士同心而如兰兮”,“芳草不为萧艾兮，荃蕙不变而为茅。”联系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奸佞当道，他发出了“愿移之吾国兮，遍国中而皆兰”的呼喊，因为“以兰为国兮，蔓草必删”,如果朝中贤人齐聚，自然就不会有奸佞的容身之所了。在《宜堂赋》中，姚勉也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乐民之乐”的高贵品格以及“时和岁丰兮民物阜康”的美好愿望。
《梅花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独喜梅的原因：“类于君子之为人”。梅花“异万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温而且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竹篱茅舍，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姚勉从“君子之材”、“君子之容”、“君子之节”三个方面对梅花品格进行了描绘，借梅花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谄不媚，高洁傲岸，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
《嫉蚊赋》形象地描述了蚊子肆虐的情形。姚勉由此想到：“盖类乎无所能之小人，徒聚其力而为君子之扰。”姚勉感叹蚊子“何革门而陋巷，争鼓吻而摇牙”,而“风榭豪室，冰馆贵家。箪纹凝水，府幕护纱。无纤隙之可入，虽一喙而莫加。”姚勉借写蚊子，通过对比，讽刺了那些奸佞小人欺软怕硬的丑恶嘴脸。然而，“物盛必衰，不可极兮。今势虽张，后则衰歇兮。秋风扫除，影灭迹绝兮。”这些跳梁小丑只能兴风作浪一时，定不能兴风作浪一世，终有一天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战蚁赋》赞扬蚁虽然“微躯眇形”,却“语其义则感恩而穴犴，言其勇则萃力而制鲸”。姚勉由蚁而想到：“天下之区区，何以异于蚁穴之微；人心之好竞，何以异于群蚁之知。”面对天下的战乱纷争，作者不由地感叹：“奈世道之日迁，异往圣之所为。”作者明显流露出一种反战情绪，他说：“佳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相古先民，鞠旅陈师。盖欲戢乎暴乱，非乐耀于兵威”,而后来的统治者则“驱万姓于锋镝，争一战之雄雌。竭民膏于中国，要边功于外夷。”姚勉在这里痛斥了战争的发动者为了一己之私欲，而置万民于不顾的罪恶。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因为发动战争，最终会导致“财力既凋，忧患乃随”,发动战争者必将为其行为买单。姚勉自幼熟读经史，对历史上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有深刻的认识。他所处的时代，国家国力日衰，北方的蒙元不时发动南侵的战争，给南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他的家乡瑞州，更是不断遭到元兵的洗劫。姚勉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遭受兵祸的惨象，因此他的这种反战情绪是必然的。
三、祭文
姚勉共有七篇祭文，分别是《祭师范石庄先生》、《祭友人幸科院》、《祭表兄吴景苏》、《祭族子霆伯》、《祭外甥吴英孙》、《代祭高参政》、《祭胡上舍宏甫文》。
姚勉的七篇祭文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代祭高参政》。《代祭高参政》高度评价了高参政在嘉定任上抵抗外敌入侵，“力扶蜀方”的丰功伟绩，对高参政的逝世表达了沉痛地哀悼。作者连发四问：“坤轴西折，壁玷瓯缺；今无我公，谁拾溃裂?天冻地净，哨骑数惊；今无我公，边尘孰清?正人晨星，诸老霜木；今无我公，善类畴福?默默仗马，局局辕驹；今无我公，昌言孰谟?”痛惜从此后“邦失柱石，士无宗师”。这篇祭文在一般祭文追忆生平事迹、经历，颂扬功绩，表达哀思的固定格式之外，进而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高度。理宗后期，人才凋零，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能人志士。姚勉面对此种局面，在这篇祭文中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这正是此篇祭文的价值所在。
姚勉的其它祭文也大多写得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祭师范石庄先生》对老师范子坚的学识、文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先生之学，出史入经；先生之文，周孔思情。”认为“孟子、丘明，次则韩氏。匪此三者，请姑舍是。”°对老师的逝世表达了沉痛的哀悼之情。《祭友人幸科院》赞扬友人“学与识以俱高，文若武而兼资”,对友人“冢嗣方鳏而未孙，主孟客家而早赘，次郎短折而未空，孤女择归而犹迟”深表同情，对友人“赍壮志而永终，不尽用于明时”深表遗憾。作者结尾道：“然则如公者，盖所谓烈丈夫之事，予也，何敢又徒为儿女子之悲”虽是自我宽解语，实则更见丧友之悲。《祭表兄吴景苏》叙述表兄吴景苏博学多才，被外祖寄以昌大门厅的厚望，不期竟“屡试不偶，壮志凋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祭族子霆伯》详细叙述了自己与霆伯的交往，生前事件，历历在目，哀悼之情，感天动地。《祭外甥吴英孙》和《祭胡上舍宏甫文》通过叙述与外甥吴英孙和胡宏甫的交往，表达哀悼之情。
姚勉另有《试笔因成》和《精舍名犬》两篇文章，写得颇有特色。《试笔因成》运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对笔的功用进行了叙述：“用于钟、王、颜、柳之徒，而春蚓秋蛇，浮云惊龙，名重天下矣；用于恺之、摩诘之流，而驰誉丹青，陶镕物态，号称绝世矣。五色于李峤而为真才子，生花于太白而才思逸赡矣。”姚勉通过列举历史上书法、绘画、文学领域中有代表性的名家巨手，借助这些人的生花妙笔对于笔之功用进行了说明。接着，又由历史人物写到自己：“我而用之，必犹今之视昔也。将见重于千钧，过于飞泉。六草三真，伟后超前。或净几明窗，春日舒长，含情凝思，欲篇欲章，则必轻研其管，健逸其毫，应吾心思之洋洋。豸冠而揖，侧阶而立，记言与动，书佞与直，则必随心应手，惊风走雨，助吾英鲠之翼翼。写列女传，勒磨崖碑，再拜献文，精神怡怡，则必龙虎腾孥，妙夺春芬，使吾过元而高于虞。中书日处，万务来去，应机酬酢，风雨霜露，则必助吾英断，炳吾神判，使吾先于房而迈于杜。名遂功成，投簪谢缨，山观水游，风哦月吟，则必涤吾尘怀，畅吾幽倩，使吾餐朝霞而跨白云。随时所适，任意所如，纵横震耀，各得其妙，岂止前数子而已邪?”①对自己而言，笔既可以用来驰骋才思，抒发心灵，亦可用来作为为国效力的工具，更可作为与奸佞斗争的武器。最后，姚勉也表达了自己不慕名利，功成身退后隐居山林的志趣。全文短小精悍，句式长短搭配，灵活而又整饬，语言简洁而明白流畅。
《精舍名犬》也运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在对客“画虎不成反类于犬，狗不可以比虎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对狗提出自己的希望。全文大量运用典故、排比，但虽用典多而不觉高深难懂，如“吾不愿汝秉识含灵，堕虚无阱，而为赵州之有佛性；亦不愿汝舐鼎食丹，入幻妄关，而为淮安之吠云间。吾不愿汝逐鹰兔而为斯之牵黄，亦不愿汝执虎豹而如穆之来白。吾不愿汝为韩之庐，亦不愿汝为宋之狡。吾不愿汝为华之猁，亦不愿汝为旅之獒。呜呼!汝其能以力报主，远为书邮如黄耳乎?抑能以义恋旧，从迁随返如乌喙乎?其能衔骨而献嵗乎?抑能保金而不去乎?其能忠君而不食乎?抑能以仁而哺异雏乎?使魇者固不可不吠，而能诗之客来山林，则又当如何将军之出迎也。”尽管文中关于狗的典故比较生僻，但几乎不会影响读者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理解。
第三章 诗歌研究
姚勉诗共500首，其中七言绝句198首，七言律诗90首，五言绝句55首，五言律诗47首，古风110首。从题材看，主要是写景、咏物、题赠、题壁、交游、送别等。从内容上看，有的表达自己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有的表达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情怀；有的反映民生疾苦；有的描写农村生活、生产情景；也有的描写自己闲居农村时的读书生活。从艺术上看，其古风大气凌然，气势磅礴，律绝则清新秀丽。
第一节思想内容
姚勉诗歌从思想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为政治诗；送别诗；题赠、唱和之作；描写山水田园、农村生活之作；咏物、咏史之作。
一、政治诗
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姚勉自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来更是通过参加封建科举考试，加入了统治阶级的行列，成为了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都自觉地成为了其关注、关心的大事。做官之后，姚勉刚直敢言，不避权贵，但由于奸佞当道，他曾多次被贬。遭受排挤、打击的姚勉虽不时地产生归隐田园、不问世事的想法，但却仍然留下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百姓疾苦，表达忠君爱国思想的诗作。
宝祐四年，姚勉高中状元。状元及第更使他产生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科举时代，学子一旦高中得第，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循例要进行游街，接受百姓的欢呼祝贺。在这种时候，那些游街的登第者，往往都得意忘形，沉静在喜悦之中。可这时的姚勉却“懒骑骄马过平康”,他一心想的是“但念君恩思报称”①。姚勉高中状元后奉旨回家省亲时，一路行来，路过蒋店，在蒋店留题了《离京留题蒋店》一诗，在这首诗中，姚勉有言：“葵藿丹心犹恋恋，五云缭绕望宫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那一片忠君爱国之心。
然而，现实社会的黑暗、百姓的苦难却令他忧心忡忡。理宗重用奸佞，这些奸佞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苦。姚勉在《送高录参美任》中写道：“高安之民椎且质，空蒙恶声头上笔。独惟猾吏可怕人，架鹰腾霄相虎出。贪官乞钱吏手中，庸官仰笔描吏容。狱情黯淡直为曲，虽欲辨雪何由从。”诗人愤怒地揭露了高安官吏凶残恶毒，贪污受贿，指直为曲，颠倒黑白的可恶行径。高安官吏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当时许多其他地方官员的真实写照!再如《沿江买鱼不得询之则前此多为官船所强取故有亦言无因成三绝》:
江行安可食无鱼，问着答答总道虚。底事官船渠不卖，从来污吏喜侵渔。
分明翠笼掩金鳞，鼓枇飘飘不可亲。底事官船渠不卖，官人不是爱鱼人。
人间到处有鱼羹，我亦扁舟柳下横。一任官船渠不卖，归欤绘玉煮深铛。
诗人沿江买鱼，渔民分明笼中有鱼，却谎称无鱼，不愿卖给自己，仔细询问，这才明白，都是自己“官人”身份的缘故。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从来污吏喜侵渔”,“官人不是爱鱼人”,揭露了污吏侵害渔民，渔民唯恐避之不及的现实，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
对于当时南方渔民遭受官府剥削，压榨的现实，姚勉多有反映，如《次杨监薄上陈守赈灾韵》:“方今汗吏争侵渔，溪壑不厌求赢余。官钱花破入私帑，期限火急催民输。”
如此黑暗的政治现实，却被一些人标榜为政治“清明”,姚勉在《送郑编修倡罢任》中写道：“况今世号天清明，如何饥鸟啼夜声。饥鸟聒聒正攫肉，惊起鸾凤腾去速。”“对此进行了辛辣地揭露和嘲讽。
姚勉在诗中也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忧虑以及对国泰民安的殷切希望。他的一些诗作反映了农村荒凉惨败的境况。如《次杨监薄上陈守赈灾韵》:
稻田棋局分郊区，人烟画障联成隅。新秧入夏种俱下，一色秀绿连天铺。年丰止为忧国愿，雨霾忽动民愁吁.浪浪竹瓦日鸣浦，烂烂苔砌长跳珠。江流入市舞篙楫，野潦断路迷樵苏。孤树空留白屋少，平地欲缩青天舒。犬鸡登檐叫云雾，蛟鼍上岸疑江湖。使君视民容有戚，忧且萧蓄非颛臾。家没半扉蛙在灶，食不一粟糟为鋪。鹑衣鹤形避沦没，槁项髫额相携扶。下车以来宜德意，但有宽政无急符。溺饥沓至盖由已，食必稷奏土禹敷。故侯遗我四百万，指此垂作民良图.馈无所处不受是，君子货取安可乎。分甘固欲买不语，沟清那肯同渠汗.一朝尽散色不勒，可使被泽遗匹夫。钱从民来复还民，涂血不用子母蛛。坐令雁泽得复集，岂但鱼沫聊相濡。四旬奚堪水五至，十室不忍烟九无。只求编氓易菜色，宁计私囊如匏虚。方今汗吏争侵渔，溪壑不厌求赢余。官钱花破入私帑，期限火急催民输。贪者尽笑公迂儒，安得天下皆公迂。
全诗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灾后的残破景象。
再如《赠黄道士思诚祈雨感应》:
丁已孟秋日戊午，不雨三时嗟旱苦。低畦高陇皆黄埃，嘉种岁成不入土。富家仓廪铁灌锁，民腹为雷泪如雨。更迟十日天不闻，血肉磨牙总射虎。县官祈祷聊具文，饥声嗷嗷恬不闻。山中道士睡不着，鞭雷起电驱风云。天瓢点滴翻骏马，一日甘霖遍天下。尽将昨夜赤千里，化作今朝青四野。农家笑语无愁声，指日可谣天下平。熙朝真主圣且明，汉雨不待弘羊烹。或言天民天自恤，或夸调燮有新术。山中道士不言功，饱饭熟睡吸松风。
描写了久旱后农村的荒凉，农民的凄苦。
姚勉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深表同情，他热切地希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否极泰来，能够“康衢日日听童谣”②。正是出于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担忧，见到潭水，他就希望“此去风雷轰蛰起，大施霖雨需乾坤。”见到龙卷风，他也“莫道已腾霄汉了，愿施霖雨作丰年。”°在“燥田渴雨欲生埃”的干旱时刻，遇到相士，他就“烦君为觅为霖手，倒天瓢泽九垓。”遇到石工，他发出“不知可助娲皇否，补取人间缺处天”,“倩渠斫取擎天柱，撑拄明堂亿万春”的呼声，表达了收复祖国残破山河的愿望。
姚勉对朝廷的积弊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日食醉言》一诗中，他借日食这一天象，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弊端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言：“一者何所陈，无逸为元龟。暗室屋漏中，肃如对神祇。愿为楚庄王，规谏从樊姬。毋效汉成帝，温柔老昭仪。天君必清徹,智烛光发挥。如日丽中天，煌煌明作离。二者何所陈，用贤登皋夔。选众立一相，国论公主持。乌台执白简，妙选刚正姿。戚里毋柄授，貂珰毋印累。朝廷豁氛翳，在位销脂韦。末光依汉日，天子是倚毗。三者何所陈，张皇吾六师。击楫如逖辈，天宠畀节麾。卖国若桧等，电扫无孑遗。练军明赏罚，勇锐奔熊罴。南越颈可缨，中行背必答。如日照霜雪，殄灭何难为。”全诗880字，洋洋洒洒，既涉及政治，又关乎军事。诗人首先劝谏理宗不应逸豫享乐，而应从谏如流，保持政治清明，应重用贤人，坚持“公”而不“私”。他主张振军备武，收复河山。全诗一片赤诚，忠爱之心溢于言表。
总体来看，姚勉集中真正属于政治诗的诗作并不是很多。他的这类诗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很少即事命篇，或是专门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多通过其题赠、酬唱、送别、咏物咏史等来体现。
二、送别诗
古代中国地域广阔，交通不发达，亲友之间一别之后，就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有的甚或成为了永别。因此，古代文人在亲友分别之际，往往会创作送别诗，或表达美好祝愿，或畅诉友情，或对友人进行劝勉。送别诗中，最著名、最为我们熟知的当属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前者歌颂友情、对友人进行劝勉，一洗送别诗之悲愁凄凉之气，表达出一种旷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者则笼罩着一种一别可能成为永别的惜别惆怅之情。当然，姚勉的送别诗尚不能与这些名作比肩。姚勉的送别诗总体来看，并不像一般送别诗那样惆怅忧伤，而是充满着一种鼓励、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姚勉的送别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送别尚未取得功名的友人应考，一类是送别已有功名的友人上任或离任。前者一般表达对友人高中及第的美好愿望，如《送王新恩赴省》:“老泉坡颖成名了，曾应君家木假山。父与子偕升礼部，第随兄去入贤关。龙驱万马空如洗，凤挟双雏逸莫攀。及早归来荣昼锦，绣衣争映彩衣斑。”①后者一般表达对友人在为官任上爱民如子、廉洁公正的赞美之情，如《送周县尉卿月满秩归》其二：“乡户生愁役破家，买田助义息纷讙。从今闾里皆安业，男课犁锄女绩麻。”
姚勉的送别诗有的揭露了社会黑暗，反映了民生疾苦，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与关心，如前文政治诗部分所述之《送高录参美任》、《送郑编修倔罢任》等。此外，再如《送别赵伴》:
宝婺星边太白仙，驭风飞下锦河边。竭来尽散阳春脚，归去独撑明月船。名重题与千里郡，诏催步履八花砖。只愁此后民艰食，谁与邦民作食天。
此诗前面六句都是对友人的赞美之词，但末尾两句话锋急转，表达了对百姓难以维持生计的深切担忧。
姚勉的送别诗也有对友人的鼓励与劝勉。如《送同窗赵章甫上舍入京王子春》:
正谊群英自蔼然，喜君已是着先鞭。翼搏北海三千里，身在西雍尺五天。学舍快升优褐上，酒楼莫恋软红边。双亲教子相期切，成取功名趁妙年。
这首诗前半部是对友人的赞扬，赞扬友人在众多应考学子中特立独出，后半部则规劝友人莫要在京城繁华地留恋酒色，而应该不辜负双亲的殷切期望，趁着大好年华，早日博取功名。
三、题赠、唱和
题赠、唱和之作在姚勉的作品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诗歌大多以“题”、“赠”、“寄”、“和”、“次韵”等为题。姚勉的这类诗歌中，多是应酬之作，但也有不少诗歌反应了丰富的内容。有的反映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以及百姓的艰难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如前文政治诗部分之《次杨监薄上陈守赈灾韵》、《赠黄道士思诚祈雨感应》、《赠石工二首》等。再如《与毛教授》:
举世无清浊，谁与障倒澜。独能驱雁鹜，不使污鹑鸾。此事虽云小，其人已可观。近来峨豸者，欠此广文官。
这首诗前有小序云“州有典客吏，以贿得官，天基节乃敢立祝寿班，虽前此尝吏之者亦不羞也。而广文毛丈独能叱而去之，充是心以立清朝，必能排奸邪去不肖矣。喜而赋之诗。”通过诗前小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官场“以贿得官”的腐败、黑暗现实。诗中，诗人赞叹毛教授“独能驱雁鹜，不使污鹅鸾”的精神，表达了对“近来峨豸者，欠此广文官”的社会现实的批评。在《次陈肩夔韵》一诗中，诗人发出了“时事几堪忧””的叹息，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有的表达了自己淡泊名利的高洁情操，如《和龚宗论五绝》:
多少抡魁岂独今，道心谁胜利名心。只知晃董前头立，何似周程乐处寻。(其一)
吾侪从仕为家邦，岂羡科名世少双。激浪须看岿柱立，犯颜安可畏郎撞。(其二)。
前首批评了科举及第者惟知“利名”,不修“道心”的现象，表达了自己不慕名利，以修身养性为乐的情操。后首表明自己不羡科名，从仕做官是为了“家邦”,以及为了国家民族敢于犯言直谏的精神。
姚勉酬赠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相士，术士、道士等的内容。笔者做了粗略的统计，姚勉全部诗中，以相士为题的，就有18首，以道士为题的有6首，以术士为题的有3首，以僧、上人、长老为题的有8首，其它虽不以僧道、相士、术士为题，但内容与此有关的还有多首。对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中亦有所提及，并讥讽说：“方术之存而信之，然未可引朱子自解也。”④其实，姚勉这类内容的诗偏多，与他少年时寄住在感山寺，与僧道等多有交往有很大的关系。从姚勉这类诗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当然也有关于谈禅说道的内容，如“拄杖挑云过五山，无心出岫倦飞还。参禅奚用多行脚，道在如如不动间。”“但却很少有虚幻的看相、算命的内容。如《赠刘仲圭占牌》”一诗，虽题名“占牌”,但实质与“占牌”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表达了自己淡泊名利，重视修身养性的追求。
再如《赠达斋术士二首》其二：
凤凰池上亦何荣，道义曾知有利名。达则春风天下共，穷时晓雨陇头耕。
《赠天台相士》:
龙榜凤池俱细事，十年身到待如何。问天乞取百年活，图得山中饱读书。
这两首诗同样表达了诗人不慕名利，乐于读书耕田的思想。前首中末二句“达则春风天下共，穷时晓雨陇头耕”,显然是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翻版。
姚勉的这类诗，有对奸佞的斥责，有对民生的关注，亦有对国家安危的忧虑。
如《再赠寻贤相士二首》其二：
奸蔡邪丁两贵臣，目光不瞬漫精神。相士若有寻贤眼，莫看包羞禄位人。
《赠邹相士三首》:
浩荡狂风昼雨霾，燥田渴雨欲生埃。烦君为觅为霖手，倒天瓢泽九垓。(其一)
玉帐元戎过福州，谁担此担向边头。中宵欹枕难成寐，底道侬无隔夜仇。(其二)
在《再赠寻贤相士二首》其二中，诗人直呼其名，对奸臣蔡京和丁大全进行斥责，生动地描写了二人傲慢、目空一切的丑恶嘴脸，并表达了不应以身份、富贵寻贤的看法。《赠邹相士三首》其一描写了久旱之下因狂风而造成的恶劣天气，希望能有及时雨出现的心情；其二则表达了对蒙元入侵，朝廷无人能为国分忧，保境安民的深切忧虑。
四、山水田园、农村生活
姚勉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教育，“固守程朱理学”。这一教育背景，使得他也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壮志，正所谓“达则春风天下共”。但由于经常、较多地与僧人、道士以及一些相士往来，使得他思想中“出世”的思想占了很大的比重。正是这个原因，他对个人的荣华富贵、功名得失就看得相当淡泊。纵观姚勉的全部作品，我们很难发现他那种哀叹个人穷困潦倒，以及官场失意的内容。姚勉中状元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几次被罢官之后，也回乡隐居在农村。农村的山山水水，农村的人和事，都使他倍觉亲切、喜爱。因此，他有不少描写山水田园以及自己日常生活的诗。如《春日即事》:
梁燕无声半掩关，昼长人静觉春闲。闲中却有农歌起，声在晴烟绿处山。
这首诗写自己闲居农村时的悠闲生活。没有闹市的喧嚣，没有朝堂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切是那么安静、和谐。偶尔传来的农歌声，更给这安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诗意。再如《昼步江村》:“碧空一片水云飞，竹里人家午唱鸡。江路雨晴芳草润，杖篱行遍水东西。”亦是一片祥和、安静的景象。
闲居农村，诗人觉得到处都充满诗情画意。他可以享受农村的美景：“一碧无波湛浅溪，钓舟已击大鱼归。碧山黄叶排如画，中有联翩白鹭飞。”“双鹭窥荷弄水香，一蝉嘶柳送斜阳。京华凉处惟湖上，更有孤山第一凉。”可以享受游山玩水的乐趣：“俯掬清泉漱齿牙，仰看白日照山花。山中闲趣谁能会，更过僧房话午茶。”“近郊胜处小云居，一水如龙凑佛庐。长记钓蓑披雪去，砖炉温酒煮溪鱼。”“连农村的人在他笔下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道傍女子双髻鸦，两足如雪踏纺车。村庄人家只如此，齐宫步步生莲花。”
杜甫笔下的茅屋令人心酸，姚勉也有写茅屋的诗，如《陈明卿觅瓦盖屋》:玉川幸有数间屋，子美怕卷三重茅。为君觅费易陶瓦，夜窗写诗听雨敲。
诗人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一种“觅瓦盖屋”后，在屋内听雨写诗的愉快、惬意之情。
五、咏物、咏史
姚勉集中有一些咏物、咏史的诗，这些诗虽然不是很多，但内容却非常广泛。有咏动物的，如《嘲猫》、《嘲燕》、《咏蜂》等，也有咏植物的。在有关植物的咏物诗中，他吟咏最多的是芙蓉、梅、桂、竹、等具有高洁特征的传统题材，借以表达自己不与世俗为伍，高洁傲岸的情操。而其咏史诗则或抒发古今兴衰，或表达对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姚勉有三组咏物的组诗，分别是《感山十咏》、《禽言十咏》和《先贤八咏》。《感山十咏》是吟咏家乡感山的十处景物，《禽言十咏》借十种禽鸟之口为自己代言，抒发内心感受，《先贤八咏》则通过吟咏历史上的八位先贤，表达自己的人格追求。
另外，姚勉还有少量思乡、怀归以及悼亡的作品，也多写得深切感人。
第二节 艺术特色
姚勉虽不见于陈起《江湖集》、《江湖后集》等，但他受业于江湖派诗人乐雷发，与江湖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钱钟书先生就认为，姚勉应该属于“江湖体之近晚唐者”①,显然是将其归入江湖诗派的行列里了。
姚勉有古风110首，大多古朴、豪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价其诗“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如《中秋放歌》:
玉壶潇洒澄风露，一派银河卷轻素。九秋此夜恰平分，冰轮辗上青霄路。绕枝散乱警飞鹊，捣药分明见灵兔。获花冷侵一汀水，桂子香飘半天雾。江山如画洗尘目，风景人诗多秀句。乘风缓放牛渚舟，仰空长歌赤壁赋。狂来举辑直欲舞，兴到行杯不知数。此江流水自千古，此月照人知几度。一年好处在今宵，不到天明莫归去。
在这首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幅壮阔的中秋夜游图。明月当空，银河如练，江水澄明，诗人乘风放舟，对月长歌，兴致所起，举辑直舞，饮酒无数。诗的末尾，诗人化用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的诗句，却又能“夺胎换骨”,表达了一种“及时行乐”,享受大自然美好景色的思想。再如《西山雪岭》一诗：
风掀晴空作顽冷，雪欲成冰漫翠岭。白云举堆不散，玉龙蜿蜓睡未醒。岷峨太白横参井，移作西山奇处景。洪崖安在呼使来，与驾飞车登绝顶。
诗人形象地描绘了雪岭上奇寒无比的自然景观。面对此景，诗人却“洪崖安在呼使来，与驾飞车登绝顶”,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姚勉有不少送别诗，这些诗也写得气势磅礴，毫无寻常送别诗之小儿女状，如《送友人陈上舍兄弟试太学》:“东风飒飒吹行李，荣送双龙壁池水。壁池浪阔高化龙，直透银河三万里。君家兄弟真雁行，季方学行如元方。中眉不是弓力软，个般人物宜膠庠。只今膠庠多俊杰，正是勋名立时节。陈家原有两状元，释褐胪传未应别。愿予不问京华春，苍蝇愿附骥尾尘。干将先去快风雨，太阿行亦龙延平。”①他如《送郑若思赴南剑乡举》、《送松麓李应龙彝甫携阿颖鹏升参学》、《送胡从甫刘仲山入京》等，都写得豪气干云。
相对于古风，姚勉的律绝则具有清新自然，含蓄隽永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所谓“近晚唐者”,即应指此类诗作而言。如《孤山纳凉》:“双鹭窥荷弄水香，一蝉嘶柳送夕阳。京华凉处惟湖上，更有孤山第一凉。”再如《花下闻莺》:“吹花不起午风轻，懒絮闲丝飚暖晴。诗料满前收不尽，海棠花下又闻莺。”他如《豫章道间》、《春日即事》等。
姚勉诗歌对意象的采用颇有特点。其古风中喜欢使用“蛟龙”、“青天”、“干将”、“太阿”、“鹏”、“麒麟”、“骏马”、“鲸”等壮大或者充满力量的意象。姚勉的律绝则多用“梅”、“松”、“竹”、“菊”、“雪”等意象。他甚至有大量专门吟咏这些的诗作。
姚勉善于运用比兴的表现方法。其代表作当属《先贤八咏》和《禽言十咏》。
《先贤八咏》:
三闾纫兰
三闾纫佩秋，志在公子兰。荃不察予衷，江干泪潺漫。
濂溪爱莲
斯莲君子花，几为佛所污。先生独拈出，万世知向慕。
靖节采菊
腰不为米折，头独采菊低。晚节名元亮，思与隆中齐.
和靖探梅
孤山养孤鹤，宜与梅为邻。处士若轻出，梅花应笑人。
嵇康抚琴
先生人中豪，志不肯司马。一曲广陵散。绝世不可写。
谢安围棋
安石廊庙姿，岂不娴将略。氐奴惊伟人，良已先得着。
杜甫吟诗
平生忠义心，一饭不少忘。臣甫宁饿死，愿君尧舜唐。
李白醉酒
殿前伸脚时，奴亲高力士。群阔旁吐舌，翰林醒不醉。
姚勉向往的是“达则春风天下共，穷时晓雨陇头耕””的生活，然而现实社会却令他极度失望。面对污浊不堪的世道，他渴望有圣明的君主，贤良的宰相。在《谢安围棋》和《杜甫吟诗》中，他就借咏赞谢安和杜甫，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思想。然而，虽有宁饿死的“臣甫”,却没有贤如尧舜的圣君，诗人只能如三闾大夫屈原那样“泪潺漫”。而《濂溪爱莲》、《和靖探梅》则表达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寂情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嵇康宁死不肯与司马氏合作，姚勉借他二人喻己，表达了在奸臣当道的残酷现实面前，依然洁身自好，刚直不阿的气节以及不屈的斗争精神。在《李白醉酒》中，诗人更是表现了对奸佞的愤恨与蔑视。
《禽言十咏》》是借禽鸟之言抒发内心感受。如《麦熟也哥哥》:“晨兴凉润疑秋肃，格磔鞫输叫云木。似催农夫急腰镰，村北村南麦皆熟。屋头场地初雨干，手声拍拍儿童欢。田家未敢冀一饱，父老相呼先了官。”写出了麦熟时农家繁忙的收麦情景，既写了对丰收的欢乐，也反映了但是沉重的苛捐杂税致使农民不得温饱的残酷现实。《婆饼焦》再现了农村荒凉惨败的景象。《提葫芦沽美酒》》抒发了农家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百舌》讽刺了学舌的奸佞，反映了封建统治下，臣民噤若寒蝉的政治局面。
姚勉的其他一些咏物、咏史诗也多不是单纯的咏物、咏史，而是寄托遥深。如《嘲猫》:“斑虎皮毛洁且新，绣茵娇睡似亲人。梁间纵鼠浑无策，门外攘鸡太不仁。”诗人借猫，形象地写出了那些奸佞幸臣贪图享受、谄媚人主、毫无治国安邦之策，却只能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和行径。再如《嘲燕》:“蓬蒿塞径掩柴关，紫燕离巢更不还。大厦连云成就日，重游帘幕有何颜。”讽刺了那些在国家遭受灾难之时不为主上分忧，一旦国家平安无事，却厚颜无耻、贪图享受的人。
而在《咏蜂》一诗中，诗人对辛勤酿蜜、一心奉献却不图任何回报的蜜蜂进行了热情地赞颂，那“但得蜜成甘众口”°的蜜蜂，正是诗人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无论在写法上，还是在内在精神方面，都与明代于谦的《石灰吟》有异曲同工之妙。
姚勉还有许多直接描写梅、鹤、松、竹等地诗歌，诗人借住这些意象表达自己高洁的人格。关于这点，前面已有涉及，此不赘述。
姚勉的诗歌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善于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加强诗歌的表现力。如《海棠一夜为风吹尽三首》其三：
海棠自是百花仙，霞袂霓裳下九天。昨夜诏归红玉阙，但留翠幄琐晴烟。
诗人把海棠比作“百花仙”,海棠被风吹落枝头飘飘而下的情景被诗人想象成仙女穿着“霞袂霓裳”从“九天”而下。海棠被风吹尽，亦是花仙奉诏“夜归白玉阙”。同样是写海棠落尽，在《海棠落尽叶间犹见数花》—诗中，却被诗人想象成“锦茵织就锦机空”。如此丰富的想象，生动贴切的比喻，真是令人叹服。而在《听筝》一诗中，这种想象更是被诗人发挥的淋漓尽致：“瓶笙吐韵出蚓窍，云车碾响升羊肠。双龙晓日吟秋水，孤鸾春风悲镜里。清猿嘹亮万松间，雏莺惺忪百花底。”③诗人展开想象，一连用了六个比喻，传神地表现了筝声的高低起伏，曲折婉转。
姚勉诗中许多精彩的描写，体现了其敏锐、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如：“蝇方附热争投案，蝉欲追凉别过枝。”苍蝇喜热，所以争先投案；蝉爱清凉，所以择枝追凉。诗人不但细心地捕捉到酷热之下苍蝇和蝉这样微小生物的举动，而且从写法上看，两句对仗工整，兼用对比手法。再如：“吹化不起午风轻，懒絮闲丝飚暖晴。”一个“懒”字，一个“闲”字，形象地写出了风静日暖的天气特点。
总体来讲，姚勉的诗歌以古风的成就最高。他的诗作的确存在如四库馆臣所说的“微涉粗豪”的弊病。但在理宗朝理学诗盛行的情况下，姚勉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理学诗枯燥说理的束缚，创作出或是豪迈，或是典雅，或是清新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结语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学界对南宋文学的研究要弱于北宋。而只就南宋而言，对理宗时期文学的研究恐怕又是最弱的。当然，这与理宗朝的文学现状有很大的关系。前有陆、杨、尤、范四大诗人之中兴，后有宋末爱国诗人之绝响，而理宗朝除了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外，鲜有成就突出的作家。然而，作为整个文学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支流，理宗朝的文学创作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得到与其它时期同等的待遇，我们不能因为这条支流中的作家个体文学成就相对较低，就忽视他们。姚勉的作品就艺术成就而言，只能算是中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之海中的一粒小水滴，即使放在南宋，亦只能算是一位小家。姚勉《宋史》无传，其作品亦不见载于《艺文志》,再加上英年早逝，才华尚来不及完全施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其人其作的认识、评价。然而，姚勉生于宁宗嘉定九年丙子(1216),卒于理宗景定三年壬戌(1262),其一生主要活动在理宗一朝。
因此，其文集中所反映出的内容，理应是理宗朝的。这就为我们的甄别提供了方便。姚勉集中有不少关于政治、军事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等多有帮助。对姚勉诗文进行艺术上的分析，亦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理宗朝的文学状况。因此，从文学史、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像姚勉这样的小作家进行研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后记
2010年秋，我从遥远的陕北来到南京，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如今，光阴如箭，转眼就面临毕业了。这篇毕业论文，是为这三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总结。
我选择了南宋一个不知名的小作家姚勉作为研究课题。我原本以为，选择一个无人关注的小作家，在前人未涉足的地方进行拓荒，应该会很有收获。谁知，当真正开始研究工作时，才发现其实远不是这样。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资料匮乏。但幸运的是，我能够投在程杰教授的门下学习。先生不断地给我鼓励，悉心地给我指导，使我获益良多。只是自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深恐辜负了先生的教导。但无论如何，先生的人格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在这里，我要感谢钟振振老师、高峰老师、王青老师、徐克谦老师、马珏平老师、曹辛华老师、邓红梅老师、党银平老师、陈书录老师等，感谢你们的悉心教导。同时也要感谢同门的兄弟姐妹，同班的各位同学，以及我的舍友们，感谢你们三年来对我学业和生活上的帮助。最后，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事业有成。
高东 谨记于随园八舍
2013年3月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