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志所见非汉民族姚秦余宗南徙实证及其士族化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3-3 12:13 编辑唐代碑志所见非汉民族姚秦余宗南徙实证及其士族化张海艳、黄 燕(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重庆４０００３７)原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３４卷、第０９期、２０１９年９月
收稿日期：2019-04-01
作者简介：
张海艳(1983—),女，河北承德人。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碑刻文献学；
黄燕(1983—),女，重庆人。重庆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南北朝时期羌族姚苌家族在五胡十六国多权争霸的历史潮流中建立了后秦政权(又称姚秦),短短三十四载灭于南朝刘裕政权，末代帝王姚泓被带至建康斩首，其他姚氏余宗则被迫南徙，迁于江南。但其余宗所迁具体为何地，因各类史传未详实记载，成为盲点。文章以明确为羌姚后裔的陕西西安市郊近年出土《姚承珇墓志》为中心，结合已经出土的多通唐代羌姚人物墓志，联系史志，为南徙姚秦余宗找到了证据，认为所迁之地就是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区),并且论证了吴兴羌姚余宗在唐代的发展，为扩展研究羌族的领域、推动羌族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非汉民族；姚秦；羌人；南徙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9)09-0065-07
早期的非汉族部落，即史籍记载中以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等四方泛称的民族群体，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彼此融合与争斗，以减少差别，最终形成与汉族等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昌盛的局面。回顾漫长的民族发展史，非汉民族从最初的原无姓氏到命氏定名，从不知父母到知礼习仪，从边鄙之地进入中原腹地，从彪悍尚武到文学名士，从势力弱小到宗族庞大，发生了巨大变化。士族化成为促使这一变化得以不断形成的重要原因。［1］但也因此产生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那就是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深入的士族化进程，因着非汉民族区别特征的不断消亡，非汉民族与汉族同一姓氏混淆不别。比如，卢氏中有非汉民族豆卢氏改姓的卢氏、史氏中有阿史那氏改姓的，也有粟特史国人后裔改姓的，李氏中也多有继承李唐赐姓的非汉族姓后裔，而姚氏中则混淆了非汉民族——后秦羌族姚氏后裔。
一、姚秦的发展脉络简述
羌族是自古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说文》:“羌，西戎，羊种也。”羌人的生活以牧羊为主。早在商代，羌人就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826到了秦汉时期，羌人部族发展情况在《史记》中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之一的舜，任人为贤，委命二十二人，其中禹功劳最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东长、乌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122“姚府”所在地应是羌姚之地。《史记·龟策列传》载：“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3223这三处记载明确了羌族等非汉民族的区别特征，无论是民族属性、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均有不同。
随着羌族的发展壮大，在《汉书》《后汉书》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秦之际羌人不断滋长、侵扰。秦厉公时，羌豪无弋爱剑兴起于河涅之问，至其曾孙忍，秦献公出击，忍季父卬率其种人附落向南发展，后成为了越隽耗牛羌、广汉白马羌、武都参狼羌等部族。而忍及其弟舞留湟中，忍生九种，舞生十七种，羌人得以兴盛。西汉初期，匈奴兴盛，威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徙至陇西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等县。武帝时西逐诸羌，开河西四郡，隔绝羌胡，先零羌与封养、牢姐诸种解仇结盟，共攻令居、安故，围袍罕。汉遣将军李息、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始置护羌校尉一职，以管理羌人。2869史籍所载羌族种号之繁多，不能一一道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其族属部落与汉族有异。这些非汉民族的区别性，不仅是自夏商周以来华夏正统君主所认同的，也是使得其在势力争夺战中成为被拉拢的力量的原因。
非汉民族与汉族不断地民族融合，将自己的族源与汉族进行认同化，趋向同祖同源。《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者，名曰重华。”张守节《正义》:“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31这本是关于古代圣王的传说，事实是否如此，难以证实，自当别论。不过后世之姚姓便以虞舜为始祖。追溯远祖，自高族姓，也可理解。《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686所以，关于羌族人得姓姚氏之说，可能是追溯汉人为先祖，民族大一统的结果。而后秦姚氏本是古羌人族属，史籍记载明确。《晋书·姚弋仲载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2959《北朝胡姓考》据《晋书》断定“南安姚氏，羌族人也。”345《后汉书·虞诩传》载“既到(武都)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李贤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县东南，有赤亭水也。”1869南安、赤亭二地，《中外地名大辞典》均有解释，相当今甘肃陇西县地。2297＆1593
从出土文献中的碑刻文献看，最早明确记载非汉民族姚氏的是1931年于陕西省耀县漆河出土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其中有姚伯多、姚伯龙、姚定龙、姚伯养、姚天宗，姚文迁等。尽管铭文说“姚伯多者，轩辕之苗胃”,但耀县属于羌人内迁关中聚居地域，这些姚氏族人应是羌人族属。又一通北魏时期的陕西蓝田县《罗晖造像记》记载50余人的题名中有姚姓15人，也是非汉民族姚氏。这些羌姚人物碑志均被收录于《羌族石刻文献集成》。［8]163，313北周保定四年(564)《圣母寺四面像碑》四面题名者121人中的羌姓也特别多，有右箱邑正姚族标、邑子姚辉集2人。18到了唐代出土的姚氏墓志约几十通，但从追溯远祖、籍贯中，已经看不出其族属族源了，只有少数碑志还存留着蛛丝马迹。因此，结合史志二重证据，仔细辨识，追溯探源，可以发掘非汉民族后裔的更多历史秘密。
二、史籍中姚秦后裔南徙的指向及疑问
后秦(384—417)作为十六国之一西羌政权，由后秦羌人姚氏政权的建立，又称姚秦。《十六国春秋·后秦录》本有详细记载，但因卷帙在宋时就已经散佚大半，还不如唐代引用《十六国春秋》记载所作的正史《晋书》详细。《南史》、《通志·后秦载记》等史料所载与《晋书》基本相同。《晋书·姚泓载记》记载姚秦末代帝王姚泓，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继承帝位，当时后秦势力已衰，危机四伏，在穷于应付中，于次年在内讧外患下瓦解，被东晋刘裕所灭，其残余羌姚也被刘裕强行南徙。
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姚)讃闻泓之败也，召将士告之。众皆以刀击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与刘裕阴通。是日，弃众奔裕。讃夜率诸军将会泓于石桥。王师已固诸门，譛军不得入，众皆惊散。泓计无所出，谋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谓泓曰：“晋人将逞其欲，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怃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讃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斩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熄死焉。［5］3017
《资治通鉴·晋纪四十》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条下记载：“送姚泓至建康，斩于市。……羌众十余万口西奔陇上，沈林子追击至槐里，俘虏万计。”［10］3711羌族众人所逃奔之地“槐里”,在晋朝为始平郡所统五县之一，“故城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1095。而除了当时就投降刘裕而被尽杀而亡的姚讃及其所率宗室子弟百余人，姚秦末代帝王姚泓及其余宗被带到了江南。姚泓当时在建康被市斩，而其他余宗则《资治通鉴》未提去向。据《建康实录》卷十：“破姚泓…斩泓于建康市，迁姚宗于江东。”345长江南岸地区习称江东，“江东”与“江南”所指地理相同，只是概说，无详细地点，而二书史料来源均当取自《晋书》。《晋书》关于羌姚南徙的记载是否可靠?如果可靠，所谓“余宗迁于江南”,究竟迁移在江南的什么地方?由于语焉不详，以后又再也没有其他文献记载，于是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疑问。至于南徙羌姚余宗的详细情况，更是湮没无闻。
三、从《姚承珇墓志》等出土唐代碑志看姚秦的迁徙之地及士族化
而经整理与研究，利用近年来出土的圣武二年(757)八月十四日姚秦后裔《姚承珇墓志》及相关唐代羌族姚氏多通墓志材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可知江南吴兴之姚姓有一部分应该就是南徒姚秦羌人的后裔，志主“吴兴人”姚承珇、“吴兴郡人”姚迁、姚晠、“吴光姚公”姚中璠等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个支系。这就为后秦羌人姚泓余宗南徒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能够落实姚秦“余宗迁于江南”所徙之地应该就在吴光郡，即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从而可以扩展羌族史的研究领域。
《姚承珇墓志》于2013年关中访碑在西安市发现，但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不详。拓片志高59.5厘米，宽59厘米；志文25行，满行26字，楷书，有纵横界格。志盖高、宽均62厘米，阴文篆书，题“大燕故姚府君墓志铭”;盖顶四周镌刻团花纹，四煞刻有四神纹饰。［13］481“大燕”是安禄山伪政权，墓志用圣武年号，其埋葬正值安禄山攻占长安之时。
志文开篇记载“公讳承珇，字承珇，吴兴人。”又在序辞中说：“景茂争雄，势倾华夏。衣冠继出，辉焕缣缃。”景茂，就是后秦开国之君——姚苌，景茂是其字，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修行业。经过父姚弋仲、兄姚襄和他自己的苦心经营，于太元十一年即皇帝位于长安，改元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立妻虵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设置百官。详参《晋书·姚苌载记》［5］2959。姚苌本羌人，为五胡之一，但《晋书》载记却说是“有虞氏之苗裔”,自然不可相信，其伪托以掩盖族源《北朝胡姓考》已有定论，此不赘述。《姚承珇墓志》载“自重华纳麓，功济生人”、“虞舜应天，道轶古先”正好与《晋书》以虞舜作为始祖完全相合。非汉民族羌姚与汉族姚氏族姓在民族一统论的影响下共同追溯虞舜为始祖固然可以理解，但后世特别是士族化高度发展后的唐宋时期，造成的姚姓有多个不同来源，古羌人姚姓混于其中也是不争的事实。
籍贯为吴兴人的志主姚承珇，作为后秦开国之君姚苌的后裔，也就是后秦羌姚“余宗迁于江南”的后裔，应是不容质疑的。吴兴郡作为江南之地，本是汉族姚氏家族的郡望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记载“姚姓，虞舜生于姚墟，因以为姓。陈胡公裔孙敬仲仕齐为田氏，其后居鲁，至田丰，王莽封为代睦侯，以奉舜后。子恢避莽乱，过江居吴郡，改姓为妫。五世孙敷，复改姓姚，居吴兴武康。”3169姚敷生姚信，吴选曹尚书；至隋代有隋开府仪同三司北隆（绛）公姚僧垣、姚察等支系，官盖一世。而且还有因官徙地的陕西姚氏也出自吴兴，“陕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东将军吴兴郡公宣业。”3171唐代宰相姚崇出自此支。可见，非汉民族的羌族姚氏余宗在南徙之后，选择至汉族姚氏聚居的郡望地继续士族化，以致非汉民族与汉族姚氏混杂不别。
而检索《姚承珇墓志》涉及的其他相关史实并不多。特别是据志文提及的其父祖姓名、历官去检索，发现志文中所说的曾祖姚炽，“隋银青光禄大夫、青相魏三州刺史、金明郡开国公”,仅在《新唐书·孝友传》一见。可惜的是《新唐书》只列了“姚炽”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历官，而且是河东人。［14］5576所以，这个姚炽可能是与志主的曾祖同名。但受《姚承珇墓志》启发再扩大搜索范围，全面检索已经出土的唐代姚氏墓志，发现南徙吴兴的后秦羌姚后裔墓志还有多通，可以帮助证明后秦羌姚非只有姚承珇一人，而是有不同的家族在发展。
如，开元二十年(732)九月二十日《姚迁墓志》载：“公讳□，字迁，吴兴郡人也。昔黄神执契，始轩台而派族；妫舜受图，因姚墟而命氏。德光遐祚，福延后昆，在赵则弋仲鸿勋，居晋则方兴硕学。”717“弋仲”即姚弋仲，南安羌戎，自称老羌，是后秦政权的奠基人。《晋书·姚弋仲载记》详细记载：“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姚弋仲先归前赵刘曜，后归后赵石勒，举族内徙关中，又东徙邺下。东晋永和六年，后赵石祗在襄称帝，以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姚苌称帝后，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5］2961“兴”,即姚兴。《晋书·姚兴载记》载：“姚兴，字子略，苌之长子也。”［5］2975据此可推知，姚迁是羌姚后裔应该无疑。《姚迁墓志》又载“曾祖昂，皇朝口口别驾；祖节，皇朝著作佐郎；父冏，皇朝夷州都上县主簿、上柱国”,与开元二十年(732)二月二十四日《姚晠墓志》:“君讳晠，字晠，有虞之后。永嘉中，南迁吴兴，因官徙地，今为吴兴郡人也。曾祖昂，灵府都督。祖义节，秘书丞。父仁冏，太子洗马。”1／153“后秦王胄之裔”明确表示其族源是后秦的羌姚，作为姚秦余宗先迁徙吴兴郡，后又以高祖因官徙地西周之地——周都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表明该家族分支是移居关中天兴县。
还有多通姚姓墓志称陇西、南安、陇西南安者，亦是姚秦后裔。如大中九年(855)二月十七日《姚中璠墓志》:“吴兴姚公，讳中璠，本京兆人也。其绪即帝舜之苗裔，历汤、禹、殷、周、汉、魏之代，王公侯伯，流芳不绝，季晋宋武之际，秦王讳苌，即公之近祖也。”689后秦开国之君姚苌，曾建都长安，故称“本京兆人”也言之有据。总章二年(699)四月十三日《姚静通墓志》:“君讳静通，陇西人也。其先□尚书使持节司徒公皇帝姚兴之裔。华宗庆远，三爵启基。后族纷纶，五侯承胤。”上／94“还有后秦羌姚留居河东者。如天授二年(691)一月十日《姚元庆墓志》序辞载：“公讳元庆，字威合，河东南城人也。自西晋版荡，中州丧乱，景元以英豪龙跃，气冠三军；武昭以智略鹏飞，声雄四海。市朝迁变，龟鼎倾移。垂宪之道由弘，作则之国自远。”铭辞又说：“景元应运，功成万机。武昭登历，声雄九围。”7／318景元即姚弋仲，姚苌又谥号“武昭皇帝”。此支也确为羌姚后裔，但并未南徙吴兴，而称河东南城人。后秦羌姚后裔还有称陈留人者。如建中二年(781)正月二十二日《姚子昂及妻康氏墓志》:“府君讳子昂，陈留郡人也。姓自帝舜之后，汉魏时有姚苌焉。”28／11这些姚秦后裔支系，究竟是余宗南徙吴兴后又迁，还是本来就存留于原地者，因缺乏材料证明，只好留待新材料的发现了。总之，这些羌姚后裔的墓志，都是研究羌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后秦时期，以姚弋仲为首的羌姚仍以部落聚居为主，以族群移动，从南安徙关中，又从关中徙河东，转战淮河以北至邺下的广大地区，经过姚襄、姚苌的艰苦努力，最终返回关中，并且建立了后秦政权，其种落部民一直跟随征战，部落特征十分明显。但后秦灭亡，余宗南徙的羌人融入汉民族以后，到了唐代，墓志字里行间再也看不到部落生活的影子。汉魏南北朝时期，西羌以剽悍善战著称。但是根据这些羌裔唐代墓志的记载，墓主及其父、祖、子弟，大多弃武从文。如姚晠“早岁进士登科”,姚承珇“雕章缛彩，下笔而成篇，万户千门，经心而诵口”,姚中璠“七岁授诗礼于师，十五阅文词于友，博知广识”。墓志所见人物之职官大都是中低级文职官吏，其汉文化水平应该已经相当高。
而西羌人在隋朝以前一直实行的是同族异姓的内婚制，意在加强民族的凝聚力，这在魏晋南北朝碑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80迁徙江南之后，这种婚姻制度被打破。墓志反映的情况是姚迁“夫人京兆韦氏”、姚晠夫人“弘农华阴杨氏”、姚贞谅“夫人陈氏”、姚中璠“夫人范氏”、姚承珇“夫人王氏”,都表明姚秦不断与汉民族通婚，是典型的异族异姓的外婚制了。由此可见，姚秦余宗在南徙之后，处于汉民族文化包围之中，逐渐失去保持其民族文化、习俗的环境根基，与江南汉民族迅速融合，不断进行士族化，再加上古代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民族种姓有意隐匿，于是南迁羌姚余宗在史料中再也找不到痕迹。这或许也是典籍除《晋书》之外，再也没有记载的重要原因。
尽管唐代以姚思廉、姚璹等吴兴姚氏和姚懿、姚崇等陕郡姚氏出过宰相而闻名，但不要忘记其中还混杂着一支非汉族后秦姚氏政权帝室的后裔余宗。他们在后秦古羌人姚氏政权被灭被迫南徙，从具有其民族属性的地域迁徙至江南吴兴郡与汉族姚氏士族化居住，从而与汉族姚氏混然不别。论文通过全面调查已出土的唐代姚氏墓志，为各类史传不载的姚秦后裔南徙的去向问题找到了确凿证据，论证了羌姚余宗不仅徙地吴兴还与汉族姚氏同样进行不断地士族化发展，从而为扩展研究羌民族的领域，推动羌族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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