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俊｜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姚崇二职及其官履沉浮发微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姚崇二职及其官履沉浮发微李宗俊
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2期
摘要：敦煌吐鲁番文书存有三件签署唐代名相姚崇官衔职任的文书，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生涯的两个重要片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崇整个官履生涯的起落沉浮很有价值。结合已有文献，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大都可以一一考证。其数次升迁与遭贬的原因，皆与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有关，与其曾经的职任有关。
关键词：唐代、姚崇、官履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唐代名相姚崇，其生平事迹早已昭彰史籍。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本名元崇，因突厥贵族叱利元崇反叛以后，武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后来至玄宗开元年间，又为避玄宗“开元”尊号，再改名单字“崇”。而张说撰《姚文贞公神道碑》称：“公讳崇，字元之”。应该是他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期一度曾以字行，玄宗开元初年再改名崇。
敦煌吐鲁番文书存有三件签署姚崇官衔职任与姓名的文书，其中两件文书为唐代的武官告身文书，一件文书为残存的开元二年颁布的《禁珠玉锦绣敕》。其中所谓的“告身”，乃唐代朝廷委任官员官衔的一种下行公文，文官由吏部颁发，武官由兵部颁发，主要内容包括委任者的乡贯、出身、年甲和任命词，另从抄写人员直至逐级审验的各部门长官，都要署名盖章。因这三件文书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生涯的两个重要片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崇整个官履生涯的起落沉浮很有价值，此将文书相关内容介绍考证如下：
第一件，为敦煌文书伯三七四九号，录文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①，唐耕耦、陆宏基为文书定名为：《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范承俨告身》。文书共17行，第9行行头约6字缺失，下余字为：“夏官侍郎上柱国臣元□”。17行为文书时间落款：“圣历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录文后加按语曰：“本件另一面为道教文书，由于反面的字迹透了过来，不少字在照片上看不清。”
该文书“夏官侍郎上柱国臣元□”句中的“夏官侍郎”一职与时间落款：“圣历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下”，正与圣历元年(698)十月以后姚元崇任职同，因《新唐书·宰相表》圣历元年有记曰：“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直至长安元年(701)，《新唐书·宰相表》又记：“三月己卯，元崇为凤阁侍郎”。说明圣历二年十二月，签署该文书的夏官侍郎正是姚元崇，则上引文书“元”字后所缺一字为“崇”。至于夏官侍郎，即光宅元年所改的兵部侍郎，职位仅次于兵部尚书，品级为正四品下；而上柱国为唐代授予文武大臣的最高勋爵。由此，该文书为姚崇出任夏官侍郎期间签署，不仅印证了直至圣历二年十二月他尚在夏官侍郎任上，且已有上柱国的勋爵，补充了史书记载之不足。
①唐耕耦、陆宏基：《教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1-272页。
第二件文书，录文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①，唐耕耦、陆宏基为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西州高昌县李慈艺告身》。文书共18行，第15行8字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16行为：“兵部尚书兼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宣”。录文后加按语曰：“本件出自吐鲁番，原件在日本。8行与9行之间可能有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上面钤有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五颗”。
这件文书所记“兵部尚书兼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宣”，官职、人名很清楚为姚崇，且时间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也正与正史记载的姚崇任该职时间同。因《新唐书·宰相表》记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又记：“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微令”。直至开元四年又记：“闰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罢为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即中书令，《唐六典》记：“隋氏改中书省为内史省……武德初，为内史省；三年，改为中书省……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令为内史……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旧。”此时姚崇以兵部长官尚书的身份兼紫微(中书)令，也是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展示了唐代告身文书的下行程序。
第三件文书，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唐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禁珠玉锦绣敕》，文书残存3行数字，第1行为：“敕：朕闻珠玉机(饥)不可(中缺)”;第2行仅存“以有人(中缺)”三字；第3行：“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后缺)”。文书录文前编者加按语曰：“本件首句与《唐大诏令集》卷一0八所载唐开元二年七月《禁珠玉锦绣敕》首句相合。《旧唐书·玄宗纪上》云：开元元年十一月梁国公姚元之(姚崇)为兵部尚书，二年春正月为紫微令，与本件押衔亦相符合。”②
第三件文书的珍贵之处，一是为我们提供了一重要信息，即《唐大诏令集》卷一0八所载唐开元二年七月《禁珠玉锦绣敕》的作者或签署者为该时期任紫微令的姚崇，此与唐代皇帝圣旨的颁发由中书省(紫微省)负责起草诏令的程序相符。对于这次玄宗禁断天下崇尚珠玉锦绣之奢靡风气，史书记载，开元二年六月，已经完全执掌政权的玄宗率先垂范，“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③，一改前朝崇尚奢靡的歪风。随后玄宗以此为契机，颁诏明令天下禁断崇尚奢靡的积弊，大力提倡“返朴还淳”、“正本澄源”，“当使金土同价，风俗大行”④，表现出玄宗君臣切中时弊，在政治上锐意进取的气象。而由此文书，反映此诏书也发布到了远在边疆的西域州镇；二是该文书所署姚崇职任较上引第二件文书多出“监修国史”一职，为我们提供了该时期姚崇职任的全称，从而补充了史书之记载。恰巧该件文书所记又为姚崇官履生涯达到最后一个高峰时签署，可谓其官履生涯达到辉煌顶峰的又一实物证明。
①唐耕耦、陆宏基：《教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83～284页。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
③《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第173页。
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O八《禁珠王锦绣敕》，中华书局，2008年，第562~563页。
以上三件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记姚崇在武则天圣历二年至唐玄宗开元四年间的两个重要任职，补充和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两个重要片段，今天由此进一步深究，就可以更加完整地探寻出一代名相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
姚崇初仕，张说撰《姚文贞公神道碑》①称：“弱冠补孝敬挽郎”。《旧唐书·姚崇传》也称：“为孝敬挽郎”。挽郎，为古代出殡时牵引灵柩边行边唱挽歌的人，通常要求男性青少年充任，所以叫挽郎，由唐代墓志所见，能被选为皇帝或皇后作挽郎者一般都是因门荫入仕的官员或高门子弟，而且选放都很严格，据黄正建先生研究，挽郎的充任者“最小的有十三岁，大的也有二十余岁”，而且往往是“事毕即授官”②而此处“孝敬”指的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长子李宏，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暴卒，高宗追赠为“孝敬皇帝”。姚崇凭藉父亲姚懿曾官至嶲州都督的家世，以门荫出仕“为孝敬挽郎”，在当时为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走向仕途的资历和方式。是年他25岁。
姚崇因门荫出仕，但继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又制举高第”，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③。此后，正史无记其继续任职何地地方官，但从《姚文贞公神道碑》称：“历佐濮郑”，濮为濮州，为其曾任濮州司仓参军一事；郑应为郑州，唐前期即为人口众多的雄州。姚崇继之“佐”幕郑州，应该仍是司仓参军一类的从七品官。而且有迹象显示，姚崇在濮、郑二州任地方官吏的时间曾长达十年左右，因据其第一位夫人刘氏墓志，“以垂拱元年(685)八月四日终于郑州官舍，春秋三十四。”④说明直至垂拱元年八月，姚崇还在郑州任上。
但不久，至迟天授元年(690)前后，姚崇就因在任地方官期间政绩卓著，而被上调朝廷，所谓：“历佐濮郑，并有声华，入为司刑丞”。司刑丞，即大理寺丞(光宅元年改为司刑寺丞)，为唐代大理寺大理正之下所设六位审理刑事案件的执法官，当时为从六品上的执事官。但在武周革命，宗室旧臣被肆意罗织构陷，冤狱错案迭兴的特殊时期，作为司秉人命的司刑丞可谓炙手可热。但姚崇不是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时期贪残枉法，而是公正执法，包庇无辜，不与酷吏为伍。正如张燕公所称颂：“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尤其可敬的是，姚崇曾以自己及一门百口人的性命做担保，适时进谏则天停止对大臣宗室的猜忌滥杀。也许正是因为当年他这种公正与无私无畏的品质，受到了朝臣的拥戴和稳固政权以后的武则天的信赖，因之而得到晋升而调任兵部。
①参见《全唐文》卷二三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27～1028页。下引张说撰此碑内容，皆见《全唐文》卷230。
②黄正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21页。而将姚崇应科举的时间记在该年，据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④姚崇夫人刘氏墓志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等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姚崇由司刑丞调任兵部的具体时间不详，张燕公继天授之际的职任后记：“进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旧唐书·姚崇传》从姚崇任职濮州司仓以后，不记其后变迁，又径记“五迁夏官郎中”事，且记：“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①。《通鉴》亦有一段大致与之相同的记载，将之系于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考察万岁通天元年，恰为武周政权边患四起的多事之秋，该年三月，王孝杰、娄师德率领的唐军与吐蕃战于洮州，唐军大败。同年五月，曾为唐朝藩属的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唐，攻陷营州，唐廷被迫派遭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等二十八将率军征讨。结果该年八月，唐军大败，继之契丹连连设伏，唐军相继轻骑冒进，全军皆没。由此说明，所谓“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事，恰与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的形势相符，而且由“超迁”二字，说明其进入兵部后先任员外郎，但很快相继升迁为兵部郎中和侍郎。另据《新唐书·宰相表》圣历元年(698)有记曰：“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以及上引第一件敦煌文书所记，圣历二年(699)十二月的“夏官侍郎”也正是姚崇，说明至迟自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始，中经圣历元年、二年，姚崇皆任职兵部，而且早自万岁通天元年五月以后，就一直任兵部侍郎的要职，自圣历元年十月又升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中书门下平章事”，此职尤其重要，唐代前期，与皇帝参议朝政的官员为三省长官，自高宗朝开始，凡是与宰相参议朝政的“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②。自此，姚崇以“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身份主政兵部，进入了宰相之列。
长安元年(701)三月，《新唐书·宰相表》记：“三月己卯，元崇为凤阁侍郎。”凤阁为中书省，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唐武则天时期常为宰相之一。此条说明至迟自万岁通天元年五月以后，就一直任兵部侍郎要职的姚崇，自圣历元年十月又升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至长安元年三月再次受到武则天的重要提拔，荣升凤阁侍郎(中书侍郎)，继续以宰相的身份参议朝政，品级已为正四品。但应该是此时一度解除了兵部侍郎。
长安元年(701)四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四月癸丑，元崇往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此行其职任应为凤阁侍郎兼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大使。
长安元年(701)六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六月庚申，元崇兼知夏官尚书事”。此为姚崇二度任兵部高官，而且以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以宰相兼兵部长官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长安元年(701)十一月，《新唐书·宰相表》记：“甲午，元崇加相王府长史”。此为姚崇以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的身份兼相王府长史。
长安二年(702)十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元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并同凤阁鸾台三品。”至此，姚崇以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的身份兼相王府长史，品级加为正三品，已经与中书令同级，已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且兼掌夏官尚书事，品级、实际的权力都达到了个人权力的一个高峰。
①《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1页。
②《唐六典》卷九，中华书局，1992年，第274页。
但自长安四年(704)六月起，姚崇职任经历了一系列的升降变化。而且似乎史书反映其名改以“元之”字行也就在此时①。《新唐书·宰相表》记：“六月辛酉，元崇罢为相王府长史一事以上并同三品。”这是姚崇二次解除兵部职务，同时罢去了宰相身份的凤阁侍郎，仅保留了三品的待遇，而专任相王府长史。考察这次降职罢权的原因，长安四年前后，又正是唐廷再次经历宫廷巨变的前夜。此时武则天已经年逾八旬，重新置立的太子李显迟迟不能登基，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潜图逆乱，各种势力蠢蠢欲动，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在这种背景之下，曾备受武则天信赖，尤其又身为相王府长史的姚崇内心肯定异常复杂，因一旦太子李显登基，他的政治前途乃至命运是很难预料的。作为官场洗练多年，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姚崇心知肚明，但唯一的保全之策，可能就是尽快脱离这个权力斗争的是非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年，姚崇再三请求解职，《旧唐书·姚崇传》详细记载曰：“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这里，姚崇请求罢官的言辞十分恳切，再三寻找的理由似乎都十分的冠冕堂皇。但不解姚崇真意的武则天，要么是不遂其请，要么与其期望恰巧相反。但据《旧唐书》其传，很快因姚崇得罪张易之，遭其所谮而遭降职外遣，“改为司仆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②而《资治通鉴》记载曰：长安四年，“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③。《新唐书·宰相表》又记载曰：长安四年“九月壬子，元之知群牧使兼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十月辛酉，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而张说撰其《神道碑》记该时期姚崇任职为：“肃政大夫总灵武军兵马又司仆卿知陇右监牧使”。以上各文献所记，肃政大夫即肃政台御史大夫，本御史大夫，光宅元年改为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官；更置右肃政台，专知按查诸州，加右台大夫一人；司仆卿即太仆卿，光宅元年改，为从三品。则应该是任司仆卿时尚兼知陇右监牧使。即该年九月初其任职全称应该为：“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十月改任职全称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至于所谓的“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与“检校左台大夫”为其所带的朝衔和宪衔，都是兼的虚职，实际都是令其出镇灵武。
这其中的真相应该是，姚崇请命罢官不遂，只好另觅脱身之计，寻机刺激众怒所指的张易之，有意令其进谗言排遣自己，以出镇灵武，实现自己远走高飞的计划。总之，这一年姚崇职任的变化，结合《新唐书·宰相表》与两唐书其传可图示为：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相王府长史——相王府长史——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相王府长史兼知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这其中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正三品。
①姚崇改以“元之”字行，《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则天后长安四年，但岑仲勉先生曾考证言：“叱利《新书》一二四作‘叱刺’。按久视元年五月《遊石淙诗碑》，尚称夏官侍郎姚元崇，又《姚元之造像记》，长安三年九月立，已称姚元之，则元崇改名，当在长安三年九月以前……”参见《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360页。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2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704)，中华书局，1956年，第6575页。
长安四年，姚崇的远见是正确的，其随后的脱身也是成功的，正如其所料，政变很快发生。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拥戴中宗复位。但这次政变中，姚崇侥幸参加了政变，史载：“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①。虽因参与政变而受封，但与张柬之等人相比，以及与武则天时期其地位相比，姚崇的封赏是非常微薄的。而且，很快当时执政就借故将其贬黜出朝廷，“出为毫州刺史”，“历宋、常、越、许四州”②。所找的借口实际非常简单滑稽。称张柬之等辅佐中宗宫廷政变成功以后，则天被移居上阳宫，当中宗率领百官问则天起居之际，百官欣悦称庆，唯独元之呜咽流涕，结果引起了张柬之等人的恼怒，很快被贬黜为亳州刺史，被赶出了朝廷。其实，结合前面对于姚崇一再请求免官远走原因的分析，以及中宗复位后当即便遭贬黜，其原委与姚崇当年备受则天信赖有关，尤其与其曾为相王府长史的身份有关，与其曾经对武则天与相王的尽忠竭力曾经妨碍了中宗登基有关。
正是由于中宗朝因姚崇过去的经历招致了贬谪，整个中宗朝的五年多时间中，姚崇始终没有得到朝廷重用，只是“历宋、常、越、许四州”，默默无闻的辗转做了几个普通州的刺史。但到了景云元年(710)六月甲辰，睿宗即位，便很快重新起用姚崇，史载：六月“戊申，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姚崇第四次入主兵部，且再度位居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政事堂参议朝政。尤其七月丁巳，“元之兼太子左庶子”，“十一月戊申，元崇为中书令兼兵部尚书”③。短短几月连连升迁，终至中书令兼兵部尚书，再次以名副其实的宰相兼掌兵权，再度位极人臣。前后变化如此鲜明，若非昔日与相王府同气情深，尽忠竭力为其筹划密谋，哪能如此轻而易举得到重用?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姚崇正是当年中宗复位后相王得以保全，中宗驾崩后帮助李隆基策划铲除韦后，睿宗得以顺利登基的幕后策划者和智囊中心。
景云元年姚崇为中书令兼兵部尚书，随后再度搅入唐朝廷最高权力圈的激烈矛盾冲突之中，且再度遭受贬谪。睿宗登基后，太平公主干政，日渐威胁到太子李隆基的地位。身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的姚崇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不料睿宗竟将此计划轻易转告公主，计划提前泄露，公主大怒，叛乱随时可能发生。危急之际，为了麻痹和稳住太平公主集团，羽翼尚未丰满的太子李隆基，只好以牺牲幕僚来保全自己。于是，太子“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俄除同州刺史”④。在这期间，结合《神道碑》所记，应该是在申州刺史之后还曾任徐、潞二州刺史，连同中宗朝所任的五州刺史，前后合计任十州刺史，正合张燕公所谓“十郡”之数；但尚有淮南按察使一任，张燕公无记。
①《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2页。
②《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82页。
③《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1677～1678页。
④《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3页。
景云元年姚崇遭贬以后，太子与太平公主党羽的矛盾很快激化，开元元年七月，已经登基的李隆基曾二次谋诛太平公主党羽，前次欲发羽林军因消息泄露而未遂，后次依然先发制人，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及亲信十数人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铲除太平公主党羽而专政。这次戮平内乱，姚崇虽未亲身参加，但从事前已经转调至京城三辅的同州任刺史，应该是早已参与到玄宗密谋。与之相较，前兵部尚书郭元振的仕途恰好相反。虽然，郭元振也曾只身相随参与了这次政变，但事后很快就遭到贬黜，还险些丢了性命。考察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前后，事前已任兵部尚书的郭元振不仅不能保证皇帝安危，在玄宗为了铲除异己需要军队相助的关键时刻，他又无所作为，说明其不是因为软弱无能，就是心存观望，以至迫使玄宗不得不仅仅依靠家人三百余人及亲信十数人冒险发动突然袭击，结果侥幸成功。总之，政变成功以后，姚崇很快重新被起用，取代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史载，是年十一月，甲辰，玄宗“畋猎于渭川。同州刺史、梁国公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①。而且，史书还记载了玄宗这次拜姚崇为兵部尚书时，张说等人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曾反复阻挠，但均遭到玄宗的一一否决甚至严厉斥责，最终依然决然的“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②。而且接二连三为其加官进爵，《新唐书·宰相表》记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又记：“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微令”。曾为相王府旧僚和太子左庶子的姚崇，再度出任兵部尚书，这是他第五次出任兵部长官。而且此时姚崇以兵部尚书兼紫微(中书)令，再次达到了其官履生涯的顶峰。而据上引第二件敦煌文书所记，此时姚崇职任全称应该为“兵部尚书兼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
直至开元四年(716)，已经稳固政权的玄宗，对年事已高的姚崇的依赖逐渐松弛，而且为了专权，亟待平衡和削弱宰相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唐书·宰相表》记：“闰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两唐书其传也详细记载了晚年姚崇为其子与僚属所累，不得不在开元四年底数请避相位，荐宋璟自代，从此退出了唐朝廷最高权力机关，直至开元九年薨逝，享年七十二。玄宗追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③。从而走完了其光耀不凡的一生，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历侍五朝，三朝为相，先后历任要职(包括：五处兵部，三任兵部尚书，一任礼部尚书等)，虽亦经历起落沉浮的宦海风波，但最终能善始善终的一代名相。
①《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第17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713)，第6688页。
③两《唐书》其传为“文献”，但据张说撰其《神道碑》及近人姚学谋、刘凤婷研究，应为“文贞”，参见姚学谋《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正》，《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附表：姚崇历任官履表
时间任职备注
上元二年(675)孝敬挽郎
仪凤二年(677)至约垂拱年间(685—688)濮州司仓参军据《登科记考》
郑州(司仓参军)具体职任、时间不明
约天授年间(690—691)司刑丞(大理寺丞)张说撰《神道碑》补
万岁通天元年(696)兵部(从夏官郎中升至侍郎)《资治通鉴》等
圣历元年至二年(698—699) 夏官侍郎敦煌文书《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范承俨告身》印证
长安元年(701)三月凤阁侍郎(中书侍郎)《新唐书·宰相表》
长安元年(701)四月凤阁侍郎兼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大使《新唐书·宰相表》
长安元年(701)六月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新唐书·宰相表》
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兼相王府长史《新唐书·宰相表》
长安二年(702)十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凤阁鸾台三品《新唐书·宰相表》
长安四年(704)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相王府长史《新唐书·宰相表》
相王府长史《新唐书·宰相表》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新唐书·宰相表》
相王府长史兼知春官尚书(礼部尚书)《旧唐书·姚崇传》
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张说撰《神道碑》等补
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资治通鉴》等
神龙元年(705)正月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旧唐书·姚崇传》
神龙元年(705)——景云元年(710)亳、宋、常、越、许五州刺史《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六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新唐书·宰相表》
兼太子左庶子《新唐书·宰相表》
中书令兼兵部尚书《新唐书·宰相表》
景云二年(711)申、徐、潞州刺史、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张说撰《神道碑》等
开元元年(713)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玄宗本纪》
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唐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禁珠玉锦绣敕》补
开元四年(716)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新唐书·宰相表》
开元九年(721)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张说撰《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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