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亮｜明遗民诗人姚孙棐及其创作
明遗民诗人姚孙棐及其创作＊温世亮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５１５０６３）
原载：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７卷第３期２０２０年５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清诗发展嬗变研究”（１７ＢＺＷ１１７）
作者简介：温世亮，男，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摘要：出身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明遗民诗人姚孙棐，一生交游广泛，在明末清初诗坛占有一定的地位。姚孙棐论诗不满意于“七子派”复古以致泥古的表现，亦不为“公安”“竟陵”思潮所牢笼，其诗以情志为归，时代特色颇为鲜明，以山水纪游之作为最。姚孙棐诗呈现出清和有味的艺术风貌，体现在意象的选择、宁静冲淡的意境风神、凝练的语言和清淡的笔触等方面。姚孙棐诗歌创作特点的形成与其个人性情、人生经历、诗学旨趣等有内在联系，他在当时诗坛救弊补正风潮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姚孙棐；诗歌创作；诗史；遗民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２６２（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６３－１０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注释略……
姚孙棐（１５９８—１６６３）出身于桐城麻溪姚氏，明季遗民诗人，事迹见《小腆纪传》《南疆绎史》《明遗民录》等。今所传《亦园全集》被清廷斥为“尤多谬妄”①，曾遭禁毁。姚孙棐《樗传》②自谓“为云为泥，饮冰茹蘑，变态莫既名喻，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１］卷首，终其一生，从觅功名到宦游为政，再到隐迹山林，确可谓坎坷不平，落魄不偶。不过，姚孙棐好山水，喜游历，足迹遍历南北，交游广泛，关切家族的兴盛，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虽说此前姚氏已不乏诗歌的耕耘者和求索者，但真正以诗名家者还要等到姚孙棐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姚孙棐能将自己的生平经历、艺术旨趣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寄情于诗，比兴讽咏。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个性鲜明，又不乏时代特点，甚得诗坛友朋的赞誉，所具有的诗史意义毋庸置疑。不过遗憾的是，除严迪昌《清诗史》略有提及外，目前学界对其人其诗关注甚少。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明末清初的诗坛状况，就姚孙棐生平交游、诗歌创作以及诗史意义等展开讨论。
一、姚孙棐的生平交游
对于许多中国古代文士而言，从乡野山林中来，寄迹于山巅水涯，游走于士林官场，最终带着一身的感慨回归到岑寂写意的山林，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姚孙棐亦不例外，其诗“忽觉经旬旅次，还思数亩山居”［１］卷二（《道院偶成六言》），恰是他一生经历最为鲜活的自我概括。
姚孙棐，字纯甫，号戊生，又自号樗道人。明崇祯庚辰（１６４０）科进士，授浙江兰溪县知县，调繁东阳，叙兵部职方主事。晚岁隐居于乡里，筑屋龙眠山中，学者以瑞隐先生称之。曾祖姚希廉，乃明景泰辛未（１４５１）进士、刑科给事中姚旭曾孙，诰赠中宪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祖姚自虞，字智思，号似葵，精于易学，县学廪生，岁贡，封文林郎海澄县知县，赠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父姚之兰，字汝芳，号明麓，明万历辛丑（１６０１）进士，历任福建海澄县知县、浙江杭州府知府、福建汀州府知府加副使衔。姚之兰生五子，均有文名，三子姚孙榘、四子姚孙棐均进士及第。
姚孙棐幼承庭训，受知于叔父孝廉梦弧公姚之蔺。据《樗传》记载，姚孙棐少时即酷嗜韵语，“七岁知文，十岁知诗”［１］卷首，十龄所作《中秋前一夕集饮》诗，尚存录于《亦园全集》中，自注“此余童子时，先大夫甫教余诗，即席分六鱼韵，赋一绝句，爰存之，以志权舆，并以佩庭训于无斁”［１］卷一。姚孙棐聪明早慧，却以“樗”自称，性情跌宕不羁，“释褐拜官非其所好”［１］卷六，功名之念，并不强烈。然而，在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的浸渍下，在祖辈光大家族门楣的遗训面前①，青少年时代的他也被卷入科举场中。只是以文心自居的他，屡困于场屋，得不到上天的及时垂青，有司的另眼赏识，于是像“顽躯七尺空磊落，二十五年总蹉跎”［１］卷一（《春夜独酌放歌南志》）这样的壮志难酬之叹，时见于文辞。
不过幸运的是，在经历了长久的场屋之困后，姚孙棐终在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三十六岁时秋闱中举；又经过几年的周折打拼，在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四十三岁时春闱及第，自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历官兰溪、东阳令。为官期间，姚孙棐能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关心民瘼。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调繁东阳，凭智略与同乡浙江巡抚左光先平定许都之乱，以抚民安、政声卓著而擢兵部职方主事，后来又借此入东阳名宦祠和桐城乡贤祠。然而，他的仕宦生活却是苦涩艰辛的。弘光南渡，马士英、阮大铖挟私仇②，欲以东阳“杀降”之罪治左光先，以利禄诱惑姚孙棐，“使人持弹章示公，曰：‘左光先杀降有罪，能证之将增秩’”［２］２０６。姚孙棐坚词以拒，马、阮即以“激变”之名加罪，并将他与左光先一起逮捕入狱。时值清兵南下，方解“杀降”“激变”之罪，姚孙棐乞请归里。
在明王朝经历了五年短暂的宦游生活后，为坚守志节，入清后姚孙棐开始了胜国遗民长期的或流寓、或隐逸的生活，自此不再出仕。先是泛游寻胜于江、浙、皖之间，日与士林友朋唱和啸傲于园林、寺庙等场所，或道故国之情衷，或叹人生之不测，或言乡思之缠绵，在贫寒孤寂、羁旅漂泊中寄寓着沧桑凄恻之情。
时至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吟唱着“披榛拘茅茨，薙草寻香菃。兀然斗室中，今日知我在”［１］卷五（《颂嘉岭兴》），姚孙棐毅然决定卜筑颂嘉草堂于龙眠山中，自号瑞隐，开始晚年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姚孙棐或修园种田、莳花植竹，以享农家之清乐；或与友人游历山巅水涯，以怡情适性；或课子弟于草茅，以寄希望于来者；或闭关修行于香林白社，用一种异乎清寂的方式践行自己的人生旨趣，平静地走完他波折跌宕的一生。
姚孙棐一生文嬉于乡里邑外，游走于大江南北，交游甚众。大致而言，官宦、遗逸、方外等共同构成他的交游网络，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今择其要者，略作考述。
隐逸学者方鲲（生卒年不详），字羽南，少为诸生，以才颖名时，耽思经籍，后弃文从豫章叶兼山学《易》，隐迹林下，著有《易荡》二卷。马其昶谓《易荡》二卷“推《河》《洛》纵横之图，以测古人制乐、用兵之法，往往悉合，黄石斋先生叹为前古未有。……先生与姚职方交最昵，其诸子文烈、文勋皆从受经”［２］２２１。其中“姚职方”即姚孙棐。由此大略可知，方鲲对麻溪姚氏一门的学术文化的熏染至为重要。姚氏一门重视或从事易学者也不乏其人，如姚文然、姚文燮常与方鲲论道辨易。至于《易荡》一书，更是赖姚氏家族的悉心经营，方得以刊梓流播③。检姚孙棐《亦园全集》，并未见直接点明与方鲲往来的诗作，参酌《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城耆旧传》《皖雅初集》以及相关史志谱牒，也都只书方鲲其名其字，不注其号。不过，从马其昶所记可知，姚氏曾聘方鲲为塾师教育子弟，姚孙棐之子文烈、文勋兄弟均受业于方鲲。姚孙棐《亦园全集》中
题为“方丽木”者甚多，而初集中有写到与方丽木共事课子弟的篇目，如《同方丽木过亦园课童仆芟草培花》《方丽木与余共事亦园有年矣》等。此外，其后一首中尚有“心空开理境，室小足书声”句，其中“理境”一词，与方鲲致力于易学的身份特点颇相符契，由此似可估测“丽木”为方鲲之号，姑存疑于此。
与姚孙棐的交往者中，方拱乾（１５９６—１６６６）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方拱乾，字肃之，号坦庵，明崇祯元年戊辰（１６２８）进士，入清以荐举起用，官至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顺治十四年丁酉（１６５７）南闱科场案发，受五子方章钺之牵连，举家流放谪戍东北宁古塔。据金天翮《方文拱乾贞观世举传》引《甦老人七十自序》语，方拱乾“七岁能属文为诗”［３］，富有文名，沈德潜称其“寝食少陵，评点杜诗，分授学者，谓‘诗必从杜入，方有真性情，修饰辞华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今读其诗，一如论诗之旨”［４］卷一，尚有《何陋居集》《甦庵集》《绝域纪略》等著述传世。方拱乾与姚孙棐为同乡，又有姻亲之谊，从童髫之交到寓居白下，再到谪戍塞外、隐迹山野，彼此往来文字甚夥，其中不乏诗艺的切磋（如《方坦庵见示新诗旋承招饮》）、情感的交流（如《过水关共憩环碧亭方肃之沽酒小酌》）、离别的思念（如《怀方肃之是日肃之初度》）、境况的关慰（如《雪中方坦庵送酒肴》《方使至自灵古塔询坦庵近况》等），交谊之深，非同一般。而彼此间的影响，由此同样可以想见。与姚孙棐交往者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龚鼎孳（１６１５—１６７３）。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世称“龚合肥”“龚淝水”。明崇祯七年甲戌（１６３４）进士，官给事中。入清，官至礼部尚书，谥端毅。龚鼎孳博学洽闻，诗文书画兼工，文名甚著，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有《定山堂集》传世。姚孙棐、龚鼎孳均系崇祯六年（１６３３）秋闱乡试举人，有同乡、同年之谊。甲申国变后，姚孙棐曾寓居南京，生活甚为贫寒孤寂，在此期间，与龚鼎孳时有唱和酬应。从他们往来的诗歌看，交谊亦深。例如，姚孙棐《元之四夕独酌偶成赵洞门龚芝麓各有新句》云：“人在异乡成独酌，月从今夜照新年。应酬事减甘为客，唱和情深各有篇。此后不须愁寂寞，银花火树踏歌旋。”［１］卷四显然，在姚孙棐的心目中，俨然将龚鼎孳、赵洞门等视为知己同心，结识他们无疑是旱后遇甘霖，为自己寂寞愁苦的心灵带来几分滋润，增添几分快慰。读龚鼎孳《除夕前一夜归自淮阴赵洞门及友沂招同姚戊生同年集雨云轩》［５］卷七四首，亦能感觉出相似之情感。实际上，能与龚鼎孳这样的官场红人、诗坛大佬相交接，不仅是一种情感的沟通、精神的依偎，也是一种诗名播扬、家声振起的机缘。其子姚文然在《复龚淝水年执书》中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
从先大夫于蒿里，苟存视息，摧裂肺肝，乃荷老年伯（龚鼎孳）俨然存之草土之中，宠奠远颁，荣增存没，手翰慰唁，注恤丁宁。犹忆先君子邗江分袂之期，不胜任彦昇
撤瑟平生之感，情深楮外。……老年伯笃念犹子。［６］卷十二
姚孙棐一生，与方外之士的交往亦颇为密切，其中最著者当属释如清。释如清（？—１６３０），陕西城固人，俗姓顾，字石浪。石浪乃明末名僧，曾结茅屋于庐山金翰峰下，几遍历天下丛林圣地，先后师事晚明雪浪洪恩、憨山德清等僧界大德，晚岁主持安庆慈云寺、桐城栴檀寺。潘江称如清精熟佛典、喜吟咏，而“五言今体其最优者”，有《枯木吟》《幻关草》等诗集传世。［７］卷六十三《亦园全集》著录与石浪交游诗凡四首，均编年于天启二年壬戌（１６２２）前。由此可知，两人的交往至迟在１６２２年。崇祯元年，姚孙棐入闽访兄时，如清有《送姚纯甫居山由浙之闽访兄心甫明府》为赠，其中有“山水有知己，忻君快意行。趁潮逢夏爽，得句爱江清”等诗句，可见两人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如清对姚孙棐的影响也算深刻。姚孙棐不仅对如清甚为敬重，将他奉为慧远后之世宗，为世人传法悟心；而且每于文字中抒写受其影响的情感，如《冬日同石浪上人夏广生昆仲过镜公宝山分得野字》所云“便觉山趣深，方知尘情假。清茶佐清谈，何须问杯斝”［１］卷一，便是在如清大德感染下所产生的啸傲山林之想的诗意表达。
查检相关的诗文集，除上文所涉及的名流大德之外，与姚孙棐有过交接往来的诗坛宗哲，有官宦如秀水曹溶（１６１３—１６８５）①，祥符周亮工（１６１２—１６７２）②；遗民如同邑方文（１６１２—１６６９）③、吴道新（生卒年不详，字汤日）④，扬州李长科（生卒年不详，字小有），莱阳姜垓（１６１４—１６５３）⑤；等等。《孟子·万章》有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就实际而言，借交游助力门阀之兴盛、启发思想之感悟、促进诗艺之精益，亦当是姚孙棐人生应有的收获。同样，这一情形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姚孙棐在明末清初诗坛所占有的位置。
二、以情志为归的创作表现
陈式（生卒年不详），桐城人，字二如，康熙朝恩贡，少负才名，为方拱乾、姚孙棐之高足。在精读业师姚孙棐诗之后，陈式以一“情”字概括姚诗之特点：
夫诗也者，情之所为作也。……先生生平嗜山水之游，屐齿在四方者，往往矜尚险绝。虽释褐拜官非其所好，因亦弃去。夫至不以功名换山水，此情为何如？情也。只此一情，凡几经沉郁顿挫于中，遂使情之所至，无一语之弗出，与为情之所有，无一语弗人。夫人即知诗之本于情，固鲜有务尽其情之变之为诗，如先生者也。［１］卷六
与此同时，挚友方拱乾亦以“一真则不与时卉争荣枯”［１］卷五称誉其诗。陈氏及方氏所言之“真”就是情真，或是一种不为时俗所左右、不为艰难险绝所撼动的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挚情感。
那么，孙棐之诗是否一如陈、方所言，以情为依归呢？对此，我们不妨从题材内容的角度展开讨论。姚孙棐所留存之诗甚为丰富，以编年形式分六集刊行，称《亦园全集》，存诗一千余首。姚孙棐《樗传》有言：
斗醪自遣，歌篡篡，唱乌乌，樗之生于天者，可谓笃矣！至于书画、琴棋、弓矢之类，靡所不涉猎，辄又舍去，终无能以一长鸣。唯韵语一道，童而习之，历久而嗜愈甚。虽愁苦相侵，羽书频惊，而触物纪事，一一寄之于诗。［１］卷首
姚孙棐将一生之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并以诗人自任。惟其如此，大凡山水纪游、现实关注、赠答送别、咏物抒怀等题材，《亦园全集》自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更为重要的是，姚孙棐为诗能贴近现实时空，关注现实人生，揭橥现实问题，所以读其诗总能清晰地体察其真实情感的变化驿动和沧桑岁月的播迁流转，时代特色颇为鲜明。
姚孙棐一生爱好山水，足迹半天下，山水纪游之作自然成为其诗集中最主要的内容。不可否认，其中虽难免夹杂着一些流连光景、境界不高的作品，如《亦园全集》卷二有作于崇祯乙亥（１６３５）的《秦淮夜泛》，主要以景物声态的描绘来烘托秦淮河的喧闹繁华，但总体而言，诗人并不刻意追求物态之形似，而往往只是以山水和旅次作为传情达意的媒介，同时又能将自己深厚的情感移植其中，其诗亦因此显现出深厚的情感内质。如《渡淮歌》是一组五言古体。此诗编年于崇祯甲戌年（１６３４），当作于参加会试落第时：
渡黄复渡淮，车马间舟揖。客愁如逝波，日夕无宁贴。（一）
来时水腹坚，归时水声咽。行李未知春，依旧如冰雪。（二）
淮水自汤汤，行人任来往。来往人复人，淮水无消长。（三）
身如挂席舟，超越在顷刻。迟速两无主，惟仗东风力。（四）
放棹在中流，泛泛何所系。我心则不然，致远犹恐泥。（五）
须臾登南岸，舍车还乘卫。回头望淮水，碧色连天际。（六）［１］卷二
通观全诗，诗人以“愁”点题，一开始便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凄涩的感情基调；进而以水声之呜咽来暗示自己落第后的沉重心境；又在“来往人复人，淮水无消长”的哀叹中，让人们看到那些竞奔于场屋的举子们的众生相———对功名的追求就像“碧色连天际”的淮水一样茫然无边。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那是一种人生的煎熬？但是，为了那神圣的功名之念，他们也只能在年年岁岁的“恐泥”徘徊中一次次做出如此无奈而相同的选择。虽说只是几首短短小诗的拼接，却能由己及人，因小见大，将“多少文人空皓首”的历史乃至现实悲剧蕴蓄其中，诗作所具有的文化意味彰显无遗。
孙棐作于顺治丁亥（１６４７）的《山行》云：
千林同一雾，入望总茫然。山路无情雨，行人有憾天。桥欹偏触溜，驴弱不胜鞭。寒色空蒙里，春阳何处边。［１］卷四
此时，姚孙棐正遭遇明季党祸、国亡等一系列困厄，漂泊于江淮之间，晃荡于水边林下，不知心之所向；而透过“千林同雾”“寒色空蒙”等景致的描画，“桥欹”“弱驴”等物态的勾勒，确乎能感悟那份英雄失路的惆怅心结。对于行走沉吟于明末清初世路落寞的士人而言，这样的情形何尝不是一个典型？
清人吴乔《围炉诗话》有言：“朋友为五伦之一，既为诗人，安可无赠言？”［８］姚孙棐一生交游满天下，赠答酬唱自然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所占比例也大。然而，赠答送别之作，若仅仅是出于敷衍应酬，就很容易呈现泛而不真的面貌。姚孙棐是有情有义之人，综观其赠答酬唱之作，虽不外乎道离情、话感慨和寄思念之类，但总能将自身或友朋的人生志向、实际经历、切身感受与这些话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数读来并无浮泛做作的印象。如《重阳后二日四兄同诸君饯余于仁惠庵再留别一章》：
每到别时别不得，雨宵月夕再相寻。茱萸满酌重阳犹，鸿雁能关久客心。促坐临歧僧磬寂，登车挥手朔云深。归家新秫频频酿，春草王程是好音。［１］卷二
此诗作于崇祯辛未（１６３１），时孙棐尚未中举。该诗既写出了临歧一别、互慰互勉的兄弟情，又将青年才俊那种对前程充满信心的意气风发、对功名的急切期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南归别方肃之即其署中早饭登程》诗云：
一壶兼一饭，郑重别离心。以子归犹晚，期余来可寻。语从真处复，书在意中深。挥手还相属，逢人寄好音。［１］卷三
此诗是崇祯癸酉（１６３３）南闱中举归乡时别友方拱乾时作，中举后的喜悦之情，对友人的关切之情，无不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孙棐有《方梦名过访留饮》云：
漫以驽骀脱辔衔，端居终日若深岩。流光荏苒惊驹过，世事纷纭任兔毚。抱病谁为陈七发，忘言不用凛三缄。今宵握笑同君吟，春草如愁尽可芟。［１］卷四
该诗作于顺治乙酉（１６４５），其时孙棐退归山林，岑寂潦倒，面对岁月易逝、世事险恶、国家凋亡，谁与解忧？借酒以消愁，酬唱以忘忧，言辞中寄托着几多凄苦隐衷，虽为酬酢之词，内中所蕴含的友情、悲情却显得格外清晰。
就数量而言，姚孙棐集中的纪实诗并不多。不过，他“一生忧天悯人”［９］卷五（《虚直轩日记下》），“哀民生之多艰”的忧世之叹时见其墨牍。如《蝗》是作于崇祯戊寅（１６３８）的五律，诗云：
兵火几时息，飞蝗竟亩攒。尔餐何太饱，民力亦云殚。稚子持竿逐，行人拂袖看。耕锄空自苦，转觉问天难。［１］卷三
看似咏物，实为纪事咏怀，诗人不仅叙述了明季天灾、兵燹接踵不止的现实惨状，而且用对比的方式严正控诉了为政者侈于酒肉、荒于政事、置民力维艰不顾的丑恶行径；内中“转觉问天难”的呼吁，更将诗人痛疾时病、心系民瘼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出来。其他如《亦园全集》卷三《十五删河间道中书所见》《十二侵六月十五日抵沙河店春闲北上过此村舍无恙今半毁于贼焰矣》，卷四《早秋郊行连日为省虫荒》《舆中忧旱》《贷粟》等作品，都是立足于现实境况来叙写社会底层的苦境，发抒自己对时政民情的关切，叙事与抒情熔于一炉，既为现实存照，又为情感张本，彰显出厚重的历史内涵和思想深度。
至于姚孙棐那些本以咏物或者咏怀命名的诗作，不仅内容丰富，情感的蕴蓄也极为深刻，甲申、乙酉国变前后的作品，则尤值得注意。大体而言，这些诗或借物以咏怀，如《寒柝》“似亦叶宫商，随风递抑扬。惊回中夜梦，敲落五更霜。埤堄声相送，关山曲自长。那堪莎砌下，断续应寒螀”［１］卷六；或托古以写心，如《七里滩谒严先生祠》“斜风细雨洒山尖，驻棹登台快斗瞻。变易桑田谁是傼，清高滩水尚名严。双台不受明王聘，一足能惊太史占。静探孤怀对玄寂，劳劳犹尔愧须髯”［１］卷三；或直面现实，以道悲欢、以说世事、以话凄离，如《感怀》“地称佳丽忽烽烟，骨肉江城叹各天。信杳鱼鸿驰意马，讹传兵燹闪雷鞭。秋留溽暑捐凉夕，人以多愁怯老年。兀坐腾腾如梦里，且携余醉入高眠”［１］卷六。其中作于乙酉国变后的《对月写怀二十三韵》［１］卷四又堪称代表，他将少壮时的志向抱负———“少年多慨烈，良友快追随”“高飞原羡鹄，断尾惮为牺”，中年时的不幸遭遇———“忽被微官误，翻令夙志堕”，晚岁的林下之念———“从教颠发短，永与岭云怡”、故国之痛———“时事嗟维谷，臣心尽守陴”，统摄一体，在今昔对照中畅抒了一个末世遗民的人生苦乐难测的感慨。虽说情感略显消极，但那毕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书写，自我心态的本真表露。也许正是这种倾注真情的表达方式显现出为清统治阶层所不容的民族气节和时代风范，其《亦园全集》方被斥为“尤多谬妄”而遭禁毁。
总体而言，姚孙棐诗歌不能说没有粗糙乃至拙劣之处，但以情志为依归，情思深切确又是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它融汇人生之厄、仕宦之艰、民生之哀、家国之痛，这一切又无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时代特色尤显鲜明。
三、清和有味的艺术风貌
吴道新为《亦园全集》作序《读亦园四五集偶题》，其中有一段评论：
今之诗，非不炫异求新，然因流溯源、从源出派则未之敢许，良以规模前哲，典雅精醇，非正宗不能奏正声也。樗翁之诗，仙不向，鬼不贺，博奥不杜，盖不屑世人优孟衣冠、蹈刻鹄画虎之诮。予观其情境，尚真而不必填古，无郊寒岛瘦之嫌；标格任质而不必绘奇，无元轻白率之病，蓄意味于清平，融琢炼于恬细。［１］卷四
“蓄意味于清平，融琢炼于恬细”，是说孙棐之诗清和有味，能于清平自然之中见出真性情、真趣味，富有神理意境。细读《亦园全集》，无论是早年之作，还是晚岁之词，吴氏之言的确是对孙棐之诗艺术风貌的精准归纳。
首先，姚孙棐诗歌清和有味的风格体现在意象的选择上。意象不仅是寓意之象，而且意象的选择对诗歌风格的形成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刘勰即以为文学创作应当“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要善于用审美意象来建构其艺术世界。在意象选择上，姚孙棐更钟情于那些色彩相对平和清淡的事物。例如，“春”“秋”“雨”这些表现节序、时令、气候的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分别达到４６５次、４２８次、５６５次。就色彩而言，“春”“秋”“雨”均带有“清”“和”的基质，而当它们与诗人细腻的心灵交会在一起时，就很容易产生清新自然的艺术面相。姚孙棐不仅善于置身于和淡明净的自然景象中写意抒怀，而且常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如“春”与“雨”的组合，“秋”与“雨”的组合———加以表现，他的诗亦因此具有明净自然、平易和婉的审美情态。例如：
客心何所寄，望望转无聊。梅淡莫相惜，柳青谁与娇。雾迷双岸合，天入一帆遥。东北风偏急，春寒正寂寥。（《春望》）［１］卷五
旅食竟何事，终朝鲜应酬。黄花供短咏，白眼对高秋。闲似因贫得，老才知病由。萧然尘世外，时作睡乡游。（《秋旅》其一）［１］卷四
山居原自寂，坐雨更沉沉。路滑无樵响，檐空绝鸟吟。焚香清不染，隐几观能深。嫩柳红桃外，悠然得我心。（《坐雨》）［１］卷六
垂杨千缕摇新湿，颓垣壅水周行涩。雨挟暮色恐征人，前村何处蛙声急。（《雨暮》）［１］卷二
画船容与带斜风，秋雨丝丝罥碧空。流水乘潮吞岸急，村烟压湿隔溪蒙。（《门人盛念平雨中邀饮南湖》）［１］卷五
与此同时，“酒”也是姚孙棐诗中较为常见的意象。例如，《亦园全集》卷三《将之西山马上偶成》“献酬云水意，茗酒两相携”、卷四《湖亭沽酒独酌舟中》“舟应笑我成孤往，酒劝随时莫独醒”、卷五《月夜书怀》“客久惊冬冷袭裳，沽醪不醉起旁皇”等。这些作品，借酒寄怀，每见清新和婉的形态。清初名诗人丁澎《与吴瑶如郡守金昌亭对酌》中有言：
姚龙怀曰：“昔阮步兵终日沉醉，似不能一刻忘此味。虽云好饮，实有不得已之怀。不然醉乡侯，岂足羡哉？”宋荔裳曰：“淋漓痛快，如读孔北海《难魏武禁酒书》。”予有句云“新筑糟丘号酒民”，亦与此同意。［１０］卷三
确实，作为意象，“酒”既具有寄寓思想以及表达性灵的作用，又能为诗歌创造别样的艺术风神，陶渊明以酒抒怀显得平静淡然，李白借酒吟咏则显得狂放不羁，大抵如此。
姚孙棐一生瓣香于陶渊明，其《饮酒》中便有“持杯无语空自嗤，五柳先生是我师”［１］卷四之谓。虽如方拱乾所称孙棐亦规摹“钱刘之标俊”“元白之疏宕”，但无论“钱刘”抑或“元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又是渊明之灵心的传衍或类化，况且姚孙棐终究能做到方拱乾序《亦园全集》所谓“用众而不徇，秉孤而不俭”［１］卷五，学古而能化，既不夸饰也不约束，折中而为，其“酒”诗也因此具有陶诗平和自然、甘醇有味的色质。孙棐《岁暮》一首即仿“长庆体”而作：
久矣膏肓石与泉，此中何处不悠然。三杯酒作夜功课，一炷香令心静便。煮雪盈铛堪试茗，将诗赠月不遑眠。甘贫亦是吾儒事，羞涩看囊也过年。［１］卷五
诗写饮酒夜课，洒脱悠然又不失陶诗的意境。
其次，姚孙棐诗歌清和有味的风格，亦从宁静、冲淡的意境风神中体现出来，其以山水、田园、寺庙等为题材的诗歌表现得最为明显。姚孙棐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乡野中度过，虽说有过五年短暂的仕宦生活，不过也是在浙东的山明水秀之地，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机会。加上其“生平好名山水，身所涉历辄裴回不忍去”“身到处莫放过”［１］卷首的秉性，以及“高霞孤映，白云谁侣，三径就荒，寄寓而已”［１］卷一（姚孙榘《〈亦园全集〉序》）的园亭乐趣，决定了他在创作中会更多选择山形水胜和园田景致来表现他的灵心妙悟。同时，孙棐颇有禅悦之趣，一生交游方外之士甚众，除前文论及的石浪上人外，尚有月映、寄生、慧若、一门、充虚、苇渡、本明、衡明、心逸、白岳、维式、就闲、西航、楚水、修然、象明、诞登、竹隐、古怀、二非、冰持等二十余位。佛门与山水园田一样，本是一片清凉地，长期与那些禅门衲子交集，自将促使他的心性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正如《春山纪兴》“宛宛山灵与性通，但寻山乐在其中”［１］卷六云云，无论是山水园田还是香林白社，对于文人士子而言都是一种极具精神感染力量的场所。而从艺术的层面讲，“无事在身，并无事在心，水边林下，悠然忘我，诗从此境中流出，那得不佳”［１１］，沐浴着山水田园的清风，浸淫于清寂的香林佛寺之中，诗人的诗歌也就难免要呈现那种清、静、和、淡的镜像。试读《山楼夜雨》一首：
潇潇楼外雨，山暝况冬天。叶落疑声细，檐高得响先。湿禽栖莫定，寒漏暗相传。坐对灯花烬，茹愁未可眠。［１］卷一
该诗借助“夜雨”“落叶”“湿禽”“寒漏”“灯花”等色彩幽微的物象，渲染寒夜的空寂，烘托诗人的绵延愁思，确有景情交合、清和淡远的韵致。
《雷峰塔》一首亦如此，诗云：
浮屠耸木末，结侣漫登临。梵语半山响，湖光一望凝。颓檐巢野鸟，绝顶覆垂藤。云影长松下，归来几处僧。［１］卷一
透过本诗清新恬淡而又富于情味的景致描绘，实不难体会诗人那份浓浓的林下之思。又如姚孙棐晚岁园居之作《亦园竹下小坐》云：
入竹须曳坐，依枝寄短筇。晴光明浸水，秋色远浮峰。园仆蔬能剪，邻僧茗迭供。夕阳红彻处，池畔绽芙蓉。［１］卷六
园田风光与山林禅趣相伴相生，景和情交会，和谐而不生涩，颇显圆融纯美的境界。
最后，透过凝练的语言和清淡的笔触，我们一样可以体察姚孙棐诗歌的清和有味。在诗歌创作上，姚孙棐对自然物象的刻画描摹并不是那么用心用力，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到情韵氛围层面的渲染上。汪国士《〈亦园全集〉序》所谓“纯甫之诗，浓不近习，娴能振雅，居然与陶孟偕征，此品之所以独高，味之所以由并远也”［１］卷首，恰恰道出孙棐诗艺的精妙所在。我们不妨拿其早岁及晚年之作进行对读。其早岁所作《镇江舟晓》云：
梦觉鸡初唱，蘧蘧江上身。柝声犹带夜，帆影已侵晨。雾重秋光敛，潮生寒气新。微风送清响，北固晓钟频。［１］卷二
该诗在山形水态的点染中，在秋光晓钟的勾勒中，含蓄表达自己神清气爽、悠然自得的心境。语言简洁凝练，又具有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将人之神情隐蔽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含而不露。
其晚年隐居瑞隐窝所作《觞菊》一诗云：
离边移数种，此坐遍秋光。入室初违雨，趋时已近霜。高低灯影写，浓淡酒杯香。中饮频频望，南山意不忘。［１］卷六
一切的景致都是轻描淡写，但品读中又不难感悟到陶渊明式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以及杜甫那种清淡写意的“瀼西”情怀。张度《过瑞隐窝访姚戊生先生》云“瀼西共羡杜陵闲，时有长谣出竹关”［１２］，这不仅仅是对瑞隐窝周边环境的咏叹，也是将姚孙棐诗与杜甫夔州诗相类比。这种类比固然有夸饰之嫌，但确又道出姚诗在简洁的笔触中传神写照的特点。
尚有必要指出的是，虽说姚孙棐为诗有笔触简洁的祈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重视艺术兴味的酝酿。汪国士《〈亦园全集〉序》称：“吾与纯甫，愿守其姻微落穆者，以听新奇者共为耳食也。”［１］卷首汪氏所谓“姻微落穆”是站在“予今观作诗者，不争诗先一段酝酿，而争句中百端敲剥。体不严则意亵，致不远则局敷，理不精则味减，陶情孟境，视之杳然，诗之所以奚取充栋也”［１］卷首的角度来立论的，实际上就是要求诗歌创作重视“酝酿”，而不是“百端敲剥”，这与吴道新所说的“融琢炼于恬细”一样，都是指向姚孙棐诗能于“恬细”中见真味而不见雕琢的特点。如《游宝相寺》两首：
出郊襟履爽，霁好乃为春。众岭青成叠，千林绿正匀。问禅参玉版，知乐羡文鳞。小阁烹茶坐，炉烟几缕亲。（其一）
沙动泉珠涌，地偏石发长。开尊图远望，倩竹翳斜阳。鸟语高难及，烟容晚更苍。醉归山有月，步步就清光。（其二）［１］卷四
取景设色均见细微精巧，即便是“岭”和“沙”这样的静态物象也显露出几分灵动之美，而且带上了浓烈厚重的人情意味。不仅如此，使事用典妥帖自然，略无生涩牵强之感，如其中“玉版”“文鳞”“石发”“开尊”“烟容”等等，均有出典，只是所有的字斟句酌均融化遮蔽于淡淡的情思中。实如诗前小引所言，诗人仿庄子作“濠梁间想”，确能做到“景来情答”［１］卷四而“融琢炼于恬细”，清雅而有则。汪国士称其诗有“陶情孟境”，由此看来并非溢美。
需要补充的是，某种风格的形成无疑是衡量一个诗人诗歌艺术成熟的重要标识，但这并不妨碍其作品中其他风格的同时存在，如陶诗平淡自然与“金刚怒目”并存，杜诗“沉郁顿挫”与大气磅礴兼备。姚孙棐的诗歌创作以平和自然为主，但也不乏雄壮开阔的景象。其《燕歌行怀方坦庵》一首，足称典型：
北望燕山数一程，燕云渺渺纵且横。所思不见历年岁，有书无雁字空盈。晦明片晷相禅代，波涛几口车太匉訇。入林狂飙摧桃李，奔雷掣电骇心耳。漫说抛书学从军，自此君门真万里。垂老忽作关外游，关山月照思悠悠。无复丘园堪偃傲，回首燕山是并州。世情翻覆谁青眼，行李萧疏剩黑裘。一意高骞忘冷暖，举家远适费绸缪。边风削肌寒起栗，霜拂白髯色如一。孤鸿寥呖警征夫，夜笳呜咽啼戍卒。射生炙鲜饥可充，抱膝而吟以终日。黄沙衰草何苍茫，春去秋来总断肠。悬弧虽云男子志，老年那得夸身强。自怜南人怀燕北，引领不觉泪沾臆。欲将折柳酒一卮，未有摩云鹄双翼。塞远奚为问起居，情亲犹应梦颜色。愿得天上金鸡鸣，迁客翩然还故国。［１］卷六
此诗以友人方拱乾受江南科场案牵连而流放宁古塔为创作背景。怀想边地的苦寒景象，不惟辞采华茂，境界亦显阔大苍茫；叙说友人的遭遇，表达自己的关切之念，又显得情思浓重，音调铿锵而有力。明人胡元瑞《诗薮·内编》说：“古诗自质，然甚文；自直，然甚厚。”［１３］就此诗而言，“质”“文”“厚”显然都具备，若亦以清和有味相评骘，自不适当。
四、姚孙棐诗艺之成因及诗史意义
综上可知，姚孙棐之诗，个性自足，不仅以情擅场，又每见清和有味的形态。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姚孙棐的个人性情、人生经历、诗学旨趣等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人其诗所承载的诗史意义，同样不容轻忽。
姚孙棐诗艺术特点形成之因，其一是个人之性情。放达自任是姚孙棐的性情之所在，这可从其以“樗道人”“樗翁”自称窥见一斑。关于“樗”的文学描绘，见于《庄子·逍遥游》。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１４］而庄子却不以为然，大有以樗自称之愿，对曰：
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１４］
千年之后，出于性情之相通，接武膜拜于庄氏者，又何其多哉？如一生任真旷达的苏轼，即以樗为荣，其《王仲至侍郎见惠稚栝种之礼曹北垣下今百余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诗》云：“偶随樗栎生，不为樵牧侵。”［１５］时至明代中叶，以“吴中四才子”的身份扬名诗坛的徐祯卿，为表达自己放浪自适的性情，在《复温州书》中亦以“樗”自谓：“某质本污浊，无干进之阶，重以迂劣，不谐时态，所以不敢求哀贵卿之门，蹑足营进之途。退自放浪，纵性所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１６］生性跌宕的画家兼诗人方震孺，明亡后隐迹于山中，“名其居曰‘忏庵’，额其园曰‘樗园’，一任濩落自愉快焉”［１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致而言，以“樗”自称，带有腐朽不中用的意味，本是谦称，却从一个侧面表明古代文人墨客狂放不羁、向慕自由、渴求自适的性情怀抱。姚孙棐一生，性情自得，“释褐拜官，非其所好”，既然如此，他以“樗道人”自娱自嘲，又何尝不是如此情态呢？而其《樗传》“性卞急，少容忍，逆之于心，必冲之于口，而事过即忘。胸中无宿怨，亦以此见亮于人世焉”［１］卷首云云，又是这一情态的最好注脚。文学乃人性的审美书写，诗人的性情总难免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其创作，带着这种放达自任的性情进入创作中，从其文辞中见出真情真趣也成了自然之事。
其二是人生经历。姚孙棐的一生，大致经历了少年求仕、中年为宦、晚岁隐逸三个阶段。姚孙棐具有姚孙榘序《亦园全集》所谓的“少驰逸才、负壮志”［１］卷二，为了家族的振兴而奔波于科场，却屡屡受阻。几经周折走上仕途，却又面临着马、阮之祸害，时局之破败，国家之灭亡。面对人生的风云翻覆和接踵而至的身心打击，怀抱着坚贞的民族志节，诗人也只好无奈地选择浪迹天涯、隐迹山野这样的无为之举，在贫寒潦倒中，在觥筹交错中，在赓和唱酬中，自慰平生。总的看来，正如方拱乾序《亦园全集》所谓“于此时而犹能咏啸，知所抱不凡”［１］卷首，姚孙棐性情自得，又胸怀大志，但一生坎坷跌宕，注定其发为音声，要以真挚多情、感时伤怀相许。
其三是诗学旨趣。姚孙棐在《亦园全集》三集的自序中概括自己的诗学宗旨：
诗以言志也，志之所至，冲之于口，发而为诗，以急赴其长短、轻重、疾徐之节。若必优孟衣冠，专事刻画，而志之所至，已辞而去之矣；且岁月之所推迁，身世之所涉历，志与时偕，时与诗遇，短言之，长言之，歌之咏之，亦自有日异而月不同者。自喻适志欤，而未敢持以示人也。故曰：诗可以言志，亦可以纪时。……风景不同，心口相接，捻须戟手，漫赋一章，时实为之，亦各言其志也。［１］卷三
不难看出，姚孙棐论诗以情志为核心，反对“优孟衣冠，专事刻画”，不斤斤于古人之声律途辙，对复古泥古的排击与其追求自适的性情有着内在联系。他认为“志”与“时”相偕，并借此进一步探讨诗歌创作与时代现实的关联，强调“诗可以言志，亦可以纪时”。显然，他追求诗于诗人情感的生发，但又以“志”与“时”相制衡，有着明显的情志合一的旨趣，并不主张情感的肆意发挥，救弊补正的意图甚为明了，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相契合。以此为导引，其创作的结果如何，显然是可以想见的。而前引吴道新为《亦园全集》所作序中“樗翁之诗，仙不向，鬼不贺，博奥不杜，盖不屑世人优孟衣冠、蹈刻鹄画虎之诮”［１］卷四等评，道出了姚孙棐之诗紧贴时代、以情志为归、适意自得、清雅有味的特征。
复古与尊情是明代两个重要的诗学命题，两者既交织错杂，又先后振起为诗潮。大致而言，前者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为代表，视汉唐之声调格律为圭臬，在诗坛掀起一股复古终致泥古的浪潮；后者则以“公安三袁”为魁首，推崇个人情怀的肆意发挥，并最终引发为任真甚至放诞的晚明格局。就理论而言，无论是泥古的形式做派，抑或是放诞的情感发抒，均存在将诗歌的社会功利价值割裂遗弃的可能，这难免会导致儒家传统所指向的士人精神、道德内涵、家国情怀弱化甚至缺失，“七子”与“公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样的倾向。这样的艺术呈现，或重形制，或重一己之情的发抒，与惯常的诗学传统均相背离，突破了以情志、品德、纲常等为核心的标准，也势必会招致相应的口诛笔伐———实际也正是如此。如明清之交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人群体，以钱谦益为核心的“虞山诗派”，以顾炎武、王夫之、归庄、方以智、方文、傅山、屈大均、吴嘉纪、徐枋等为典型的遗民诗流，以王士禛为宗匠的“神韵诗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都是这一现实背景下的产物。这些诗歌流派或群体实已形成叶燮《三径草序》所谓“纷纭反覆，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１８］之态势。虽然他们的诗学取径未必一致，但是他们所有的群体意识又颇为统一，矛头指向又是集中的，均对准了风靡一时的或泥古、或纵情的诗学风标，以回归或重塑清雅有则的诗学传统为职志，救弊补正，以古为范又不媚于古，并最终汇合成一股震荡诗坛的崇雅重情、情志相兼的清流。
综上，一生周旋于明末清初诗坛的姚孙棐，其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歌发展的导引价值无疑是存在的，而其于姚氏家族清雅诗风的生成发育有无必然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究。不过，姚孙棐既不满意于“七子派”的复古终致泥古的表现，又不为袁氏、钟、谭所牢笼，始终坚守情志合一的诗学旨趣，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之。惟其如此，对其诗史意义的探讨，又不可局限于家族这一区区方域。姚孙棐一生，文学交游广泛，上至龚鼎孳及曹溶等清王朝名公，下至方文、姜垓等著名遗民文士，其纠偏补正的诗学观与清初诗学潮流正相吻合。而在此诗学思想的深刻作用下，其诗所表现出来的清和之气象，与清初诗坛渐趋明朗或业已形成的清真雅正的风向亦形成默契。姚孙棐作为明末清初诗坛救弊补正风潮中一员的身份无疑是清晰的，他在此间发挥的作用同样是显在的。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作更为深入的推讨。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