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人日记的作者和日记类型
清代日记的写作者，社会成份较为广泛，有各级官员、大小学者和下层读书人，上个子目所讲到的那些日记的作者，就分属于各个阶层，像汤恩寿、詹元相就是底层读书人，其他人属性不说读者也能明了。男子写日记之外，偶尔也有女子写作，如浙江萧山女子单士厘（1856年－1943年）著作《癸卯旅行记》，是她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随同丈夫钱恂游历日本、朝鲜和俄国时写的日记。另外，有到中国的外国人，或长期居留中国，或奉其国家差遣来华一个时期，或者来旅游，他们在华期间写作日记，除了自身的行藏之外，还记录清朝的人和事，因而对于我们研究清人传记也颇有价值，兹列几部此类日记的名称：康雍时期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人张诚（1654年－1707年），于168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的派遣到中国，并死于北京，他四次到蒙古地区，每次都写日记，今人名之曰《张诚日记》；他的同伴、葡萄牙人传教士徐日升（1645年－1708年）也有日记，被他人整理成《耶酥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荷兰使节牛霍夫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中国，撰写《奉使中国日记》；朝鲜人关于中国的日记较多，清朝开国时期有石之衍的《南汉日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七旬圣寿，朝鲜贺寿使臣的随员朴趾源于此行期间写出《热河日记》；日本人冈千仞于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二年（1886年）来华旅游，写有日记－－《观光纪游》十卷。日记作者的广泛，所形成的产品就多，也是记日记成为风气的一种标志。
说到日记，很容易产生日记就是按日月、不间断地写下去的印象，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只是并不全面，不间断地按天写作，是日记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主要类型，可名之曰生平日记。此外还有数种类型的日记，并且很重要，不宜忽视。前述杨昌济每日自课五种，读《诗经》，写诗经日记，读《通鉴》，写通鉴日记，后来白天改念《礼记》，晚上阅览《左传》；以后日课变为六项，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御批通鉴辑览》、王夫之《宋论》以及时文闱墨，另外两项是写日记和念英文，他读书有记录，所以他的日记在一个时期内基本上是叙述读书的事情，可以说是读书日记。徐绍桢在少年时代所写的日记，叫做《读书日表》，有四项内容，为“研经史”，“习文艺”，“讲吏事”，“记出入”。（《学寿堂日记》卷一，第5页）青少年时期读书，日记所载的，多是书名、篇目，心得尚少，及至学问上成熟了，所写的日记就成为学术日记了。若再从日记中抽出来，变成单篇，成为学术专著，如李慈铭日记中编辑出《越缦堂读书记》，再如陈澧阅读《论语》时写笔记心得，形成《读论语日记》一卷。（《陈东塾先生年谱·附陈宗谊著书目》，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第763号第142页）王闿运七十四岁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把历年日记中所记录的词赋，摘出来单独成册。（《湘绮府君年谱》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第596号第246页）读书日记、学术日记、诗词日记，可以归并为一类，姑名之曰学术日记，是日记的一种类型。
因为完成一项使命而外出，就中所写作的日记，似可谓之为差事日记，由于奉委事项的不同，又可以区别为下述数种：侍从皇帝出行时所作的日记，一般名为“扈从日记”，如高士奇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跟随康熙帝东西巡幸和北狩，作有日记多种，为《松亭行纪》、《扈从东行日录》、《扈从西行日录》、《扈从纪程》等；受差遣办理皇家事务的日记，如潘祖荫（1830年－1890年）八次被派往清朝西陵办事，此间的日录汇总为《西陵日记》；奉命到地方办理特别事务，如康熙帝因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特令行人司行人徐炯去云南宣布朝廷盛德，他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首途，次年三月返京，行间作有《使滇日记》，可视为特使日记；学官由京城到各省主持乡试，此间所写的日记是试差日记，如潘祖荫于咸丰八年（1858年）以正考官赴陕西，写出《秦輶日记》；参与战争和某种军事活动所记的日记，不妨叫做军事日记，如唐景崧（1841年－1903年）自请参加中法战争，写有《请缨日记》，原太平军将领谭嘘云叛降清军，为清朝死守常熟，对抗李秀成的进攻，写出《守虞日记》，黄明亮于同治六年（1867年）从山东到东北招募马队，写出《游戎出塞日记》；奉使出洋，记行程、交涉、所使国社会情形的日记，为出使日记，比如薛福成（1838年－1894年）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任赴英法义比钦差大臣，次年出版《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曾纪泽（1839－1890）有《出使英法日记》、《使西日记》，此类日记甚多，还有一种在国内办理中外交涉的，写成日记，如两江总督伊里布的仆从张喜在《江宁条约》谈判中负责传递信息，作有《抚夷日记》，勉强归入此类；为了解某种事物所进行的活动，写成的是考察日记，如严修（1860年－1929年）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年（1904年）先后两次东渡日本，考察近代教育，作成《东游日记》；某个时间在某地或某衙门任职而写的专题日记，如帅方蔚于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七年，遂写出《词垣日记》，胡传（1840年－1895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二十一年在台湾任职，此时作《台湾日记》，蒋师辙（1847年－1904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招赴台，与修方志，数月后返回，著《台游日记》，郁永和在台湾基隆采炼硫磺，作《采硫日记》；臣民被发配边疆，所写的是遣戍日记，比如温世霖于宣统二年（1911年）起，以政治犯罚往新疆，沿途记有《昆仑旅行记》，安徽人方士淦也是被遣戍新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遇赦返乡，途中作《东归日记》。其他类型，也属外出时期所作，但非官务，如陶保廉之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任命为新疆巡抚，其随从乃父赴新疆，沿途写成《辛卯侍行记》；或者是纯粹的旅行日记，如前述单士厘的日记。附带说明一下，还有以事务为主、以人物活动为辅的，如丰利号商船于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自浙江出发，驶往日本长崎贸易，次年返航，船上人员陈吉人写作《丰利船日记备查》，记录航行、交易情况，并及船主、货主、船员，这已不是人物日记，书此以便明了日记另有别类。总之，日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即生平日记、学术日记、差事日记和其他日记（如旅行日记）。
由上述日记类型，我们获知日记的名称较多，不仅称作“日记”，还有叫做“纪程”、“纪游”、“行记”、“游记”、“旅行记”、“日录”、“日谱”等名目的，所以在搜寻日记著作的时候，要把这些名称的著述考虑在内。同时我们还得知日记图书所包含的时间可长可短，长的数十年，短的个把月，日记的记录具有很强的间断性，与正史传记、年谱的完整性有重大区别，因此它只是人物传记阶段性资料著作。
第二节清人日记的内容与功能
清人日记的功用，有其当时的实用意义和后世的学术资料价值的不同，这里将对它们分别作出说明。
（一）作者自我砥砺的现实功用
日记对于其作者的用途，相当多的人认为是用作反省的工具，以磨炼自身，使自己成为完人。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因五天写一次日记而痛责自己，他在日记里写道：“所以须日记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也。”（《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写日记就是为天天反思，实现圣贤每日“三省吾身”的要求，如果说曾氏的自责从反面体现了日记的省身功能，胡元吉则从于荫霖的日记看到通过日记修身的正面作用。他在《于中丞日记序》中说，于氏的政绩文章已为世人所知晓和崇敬，但是他如何修善其身而达到这种境界，人们并不知道，倘若阅读他的日记则可了然。即所谓于氏“政事文章，赫然彪炳，固久为海内宗仰矣，唯是衾影之地，独知独勉功深于人所不见者，唯著录于日记中。”日记成了他的修身之道。张树棠《题于樾亭先生集后》称赞于氏“镜明揩垢净”，注云“先生修身功深，晚年渣滓净尽。”（见《悚斋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第224号第687页、第1379页）人们把于荫霖视作完人，就在于他终身砥砺，而写日记的反省帮了他大忙。所以坚持记日记就是严于要求自己，就会趋于至善。一句话，日记的首要功能是修身。日记的有益于磨炼，根据清人的实践并在日记中表示出来的，在下述诸方面：
端正人生态度，排除杂念。翁同龢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日记云：“永夕挑灯，百感杂来，挥之不去，知吾养气之未充矣。”次日写道：“欲立一誓，从心体上著力，凡富贵利达之念，扫除净尽，然后能任得事，然后能见得理，勖之哉！”（《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1997年版，第1册第177页）就是深知自身思想不纯，因而要清除急功好利的杂念，以便明事理，做出事业来。于荫霖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有这样的内容：“检点一日中多在克伐怨欲境界上争执，真不足道也。”（【附录4，1页；《悚斋日记》，第989页】）埋怨自己火气大，不懂得中庸之道。
勤奋自励，克服惰性。前述杨昌济的每日五课、六课，曾国藩则是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
警惕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编修胡骏于宣统元年迁居新宅，建筑围墙，栽培花木，“凡一木一石一花一草，皆手自平章，要使位置得宜，点染有致。日来精神往往专注于此，……然笔墨之事亦以是坐废。自移居以后，日记¨他无可记述者。……古人谓玩物丧志，不其然哉！”（【附录5，2页；《补斋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辑第71号第119页】）莳弄花草，陶情怡性，人生所应有，但是胡氏认为它耽误学业，于是在日记里警告自身不要玩物丧志。一次他在朋友处饮酒大醉，日记于此写道：“归来大吐，甚非养生所宜，屡戒不悛，予诚小人也。”（第72好第560页）怕养成不良嗜好，屡屡警戒自己改正。
交友以诚，以之为大节。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赴友人家拜寿归来，日记检讨云：“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杨昌济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接待一位来客，事后记于日记中：“游学王姓来，应之颇不疏慢；此等处若加忽略，便是不仁，大伤元气，自贼本根矣。”（第9页）极其认真地讲究处友之道。于荫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的日记里讲名号的事：“不阅公事，写寄鉴堂亲家、申甫亲家、蔼人各信。鉴翁五世兄名政均，号可亭；十世兄名政涵，号镜臣；其子侄孙名号另有一单，在本页内存。张倅廷銮，号菽田。”（第985页）对子侄辈犹如此谨慎，以表示尊重他人，维持友谊。
自尊自爱，严于律己。李慈铭于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十八日拜见浙江署理巡抚，感到对方疏慢于己，日记中记其事，认为对方缺少修养，接着责备自己：“轻往取辱，宜当自尤，乃犹以长柄胡卢，责人正礼，不更大误耶！凡书此者，皆以志吾之过也。”（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第1册第654页）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初十日因为给人写文而所得的酬金少，两次写信要求增加金额，对方不理睬，当天日记有了这样的内容：“日来贫甚，无可典质矣。平生不向人乞贷，今日以有人酬字未足，两作书致之，竟不应。文章不能自重，轻以与人，予之过也，一笑置之而已。”（第662页）责人之后，反求诸己，这才是自重之道。蒋师辙本来是到台湾谋职的，就了方志馆之聘，但修志方针与主事者不合，觉得无趣，决计内渡，上司多人劝留，不改初衷，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十八日登舟，日记云：“归装虽轻，有诗数十首，足以自豪也。”（《台游日记》卷4，《金陵丛书》本第26页上）他返回并无职业待就，而如此自重，诚如蒋国榜在《台游日记跋》中说的：“以名节自励，不为利回威疚。”
记录学业，督促进修。记日记检查学业情形不必说了，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的，也是此种情况的反映。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返乡的洞庭途中读史书，了解清代的八旗制度、清朝皇室史、雅克萨之战、清初吏治、满文制作等清初历史，并摘录有关内容于日记里。（第一卷，第373页－第380页）八月初三日阅读荀悦《汉纪》论立策决胜之术，颇有感触：“阅其文，实关今日之大计，使年来积疑豁然尽释，为足快也。”（第392页）他是学以致用的，求知有助于他成为改革思想家。孙宝瑄的日记对所习书目多所记录，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读的有《左传》、《明史》、《昭明文选》、《禅林宝训》、《明史记事本末》、《离骚》、洪亮吉《伊犁日记》、《南史》、《北史》等书。（《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1页－第7页）其观看《金史·兵制》，联想到清朝制度，日记写道：“国朝入中国数百年，而满、汉人尚不能通婚姻，此亦自亡之道也。试观金人入中原，自顾国人宗族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守。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此实善自为谋惜其国势浸盛，遂欲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以兵柄归其内族，仍不免分别之见耳。以是待人，人亦以是待之。”（第180页）由于他阅览的史书多，他遂提出分类法：史书宜分五类：曰年，曰国，曰政，曰事，曰人。《通鉴》之类曰“年史”，《国语》之类曰“国史”，通考之类曰“政史”，记事本末之类曰“事史”，《史记》、《汉书》之类曰“人史”。（第300页）赵彦称在其《三愿堂日记》中记录他读书、借书、抄书的活动，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向人借阅黄宗羲的《梨洲文约》，写心得日记云：“梨洲先生学博年宏，不独浙东西一时山斗，即今日追仰风范，诚不愧一代通儒也。”（【附录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5号第9页】）谭献（1832年－1901年）作《复堂日记》，记叙研究文史的经历，与赵彦称一样阅览黄宗羲的《南雷文定》，云“梨洲老人深明文事，故不屑为斧藻之言也”。又谓刘献庭的《广阳杂记》载轶事旧闻，“用意甚深”，“予尤喜其说理论事有独见”。（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第2册第22页）《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颚（1857年－1909年）于光绪二十八年写的日记，记录阅读冯桂芬的《显志堂文》，《时务报》，《东海庙残碑》等碑贴的事情，光绪三十一年把创作《老残游记》一些过程叙述下来。（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第2册506页－第515页）
持之以恒，重视晚节。同治六年四月曾国藩得知家人在故乡修缮堂屋，用钱七千串，因在日记里检查道：“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予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第534页）次年四月又讲到盖屋事，日记云：“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子）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帐目经理，讲求俭约之法。”（第535页）他要终身实践言行一致，并督导家人协助他。
总起来说，记日记是作者本人自警自励的手段，它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向成熟发展、有本领、有学识、坚守晚节，起着重大的改过图新的策励作用，换句话说，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身受用，或许能成就一代人才。
（二）人物传记的详细史料
现代人为清朝人整理出版日记，往往强调它对研究其作者所处时代的价值，这固然是很正确的，但是常常忽视对作者本人历史的史料意义。其实日记对于后世的学术用作，首先是对作者传记史，然后才是对社会历史的史料价值，故而我们先来了解日记对考察纂著者传记的作用何在。
反映日记作者本人的心理活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史书里是少有记录的。有着关于他的行为的记载，绝大多数不交代他为什么这样做，可是日记会透露作者的思想情绪，对行为有直接或隐约的说明。比如张集馨官至布政使以后，受处分，发往军营效力，同治三年（1864年）起用为陕西按察使，仍没有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其官场后辈超越于上，心情不仅不舒畅，且多愤懑，于是在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来。他奉命从陕西去甘肃参与对陕甘回民运动的镇压，同治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接到上谕，内有命他“径赴兰州”的话，他接着写道：“唯平凉现已梗阻，兰州更无路可通，无从径赴也。”（《张集馨日记》，附录于《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无异于是指责皇帝在说昏话。在这前三天的日记，就孟子的一句话，说他“拟于不伦”，进而说“战国纵横之士，往往侈逞口辩，孟子犹有当日习气”。（第325页）他那个时代的人，批评程朱的有，而抨击亚圣的则不能公开，张氏在日记里就肆言无忌了。张氏非难圣人，暗责皇帝，可见他的积郁之深，对世道的愤恨不平之气，在日记里抒发出来。天津人温世霖因主张“派满革命”的政治罪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被发配新疆，本来是痛苦的事情，可是看他的日记，心情较为宽畅。他上路之初犹给友人严修等人写信，希望他们“为立宪应从速筹备”，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因曹魏铜雀台在附近，“惜以匆匆就道，不获一游为憾”。像是在旅游，心情相当闲适。（《昆仑旅行记》，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第2册第815页）到了潼关，与押解他的河南差官话别，“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从潼关到西安的路上，见左宗棠西征修的路和栽的树，“颇齐整，观之精神一畅。”且在华山住宿的道观，“室中陈设雅洁，……案头置新小说数种，见之深为诧异，此等蔽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喜欢无量。”（第816页）在临潼，县令去拜访他，“畅谈颇久”，居然“论及时局，……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者再。”又共进晚餐，“酬酢甚欢”。（第817页）宣统三年五月到达新疆首府，住在友人公馆里环境优雅，日记云：“良朋爱我，感何可言。”（第829页）他几乎到处遇到友人和同情者，受到良好接待，是以能够欢畅。不过，他总是犯人身份，为什么还有这么好的心情，是事业心在支持他。此点，日记业已透露出来了。
反映日记作者的家内人际关系。家内、族内的事务，在传记文和一般古文献是少见的，日记里常常会有一些。仍以张集馨日记为例，同治三年十一月他的家人从北京来，同来的继母侄儿，他拒不接见，因“其人才技全无，而疵类甚多”（见《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第374页）；同时为已捐知县的长兄长子大全，加捐同知衔，这是不得已的事，因“大全年逾四十，诸事无成。……性浮嗜利，识见卑小，若令身膺民社，断不能造福于民，转恐有害于家也”。（第376页）不久，又为二侄儿二全捐员外郎分部行走。他的计划是：“大全已捐，遇缺即选同知，得缺后，可奉其母挟其妇莅任所。二全可携其媳来京供职，其家薄田租人，可补贴在京当差，计甚善也。伊弟兄俱年已四十，毫无成立，再复优游乡里，识见行为必且日就卑鄙；今各给一官，则来往者皆系官场，目耳涵濡，似可稍为阔大，将来子孙长大结亲，亦省得在三家村中做来做去，无一发旺人家。”（第404页）替其已故长兄家庭设计的颇为周到。单士厘记其夫妇于光绪二十九年游历日本时，因两个儿子和长媳、女婿皆在日本留学，去大阪时令长媳侍行，“俾于工艺上、教育上增多少知识。”（《癸卯旅行记》，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人家集》第2册第491页）并告诫她：“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西行乎。但归东京后，当恪守校规，无轻出。”（第495页）讲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历史，首言曾国藩主持赴美国留学生的事，次则论到沈葆桢创议往英法派学生的事，单士厘之夫钱恂认为他是首倡赴日留学的，并以此自豪，单氏从实践说，钱恂的弟弟到日本留学早，功应在小叔身上，钱恂听后，“掀髯谓然”。（第496页）日记反映单氏家内人际关系处理的好，因而夫妇、婆媳、弟兄之间和谐相处。汤恩寿不时外出，同治十三年的出行是在家停留几年后再次出门的，起程这一天的日记叙说离家时的情景：“拜别严亲暨兄姊，徒步登舟。吾妻送于堂下，洒泪不能作一语。吾儿在阶下嬉笑，忽见吾将行，仓促而拜，拜毕，奔入其母怀，泣矣。……从前出游，吾母必泣，吾必强笑，以早归为解，今则不见吾母矣，哀哉！”（《坦园日记·燕游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无须解释，这亲情的动人的一幕，表示出家庭温馨。于荫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初二日记夜里作了一梦，“惹母亲生气，跪着央求，大哭而醒。早起回思，此境岂可复得哉！”（《悚斋日记》，第985页）已经是一位作巡抚的大员，可是仍回味乃母教导的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情状。严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访日本返回上海，候船回天津，其子智怡生病，自十月初七日起的日记，天天记叙他的病状和医疗，直记到十五日病愈，可见父亲对儿子的关心。
反映日记作者的交友和人情世故。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天，翁同龢与同僚举行消寒会，会中有固定成员，也有非会员而临时参加的，他对每次集会，都写于日记里。表明他认真对待这种交友和消遣活动。
反映日记作者的主要经历的某些细节，为其他资料所不及。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在翰林院写隐逸传、孝友传、儒林传，日记对此记述较详。三月四日记录：“撰《隐逸传序》，并订定传十五篇。”同时将序文即传目抄在日记中。同日还记修改《孝友传》的事。（【附录7，2页；《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册第2页】）次后两日仍改写《孝友传》，初七日将《隐逸传》交给史馆提调。五月二十八日把《儒林传》下卷交出，并云独任儒林传、文苑传、循良传、孝友传和隐逸传，可是总裁听信佥人者言，埋没自家的苦心，只好让天下读书人来评论了。又记特旨宣付史馆为刘绎等人立传的事，认为他们空疏、鄙里，均不足以立传，而特旨是接受庸人建议造成的。（【附录8，1页；第32页－第33页】）缪荃孙是传记专家，日记反映了他从事这些写作的甘苦和内心活动。
反映日记作者的经济状况。作者有时将收支、借贷、购物及其价格记叙在日记里。婺源詹元相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从家乡出发，经杭州到金陵参加乡试，日记记录用项，如屯溪搭船至杭州，计银六钱八分；苏州叫船到丹阳，去银一两三分；在句容住在王姓家里，每日交银三分半；到了南京，交学师见面礼银二钱四分，交学书上册资一钱二分；与同伴四人共交房租二两二钱；买三场试卷支银二钱五分；买烛、投卷等杂项费用银四钱。（《畏斋日记》，见《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3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詹氏记各种银钱出入甚多，如为一位堂弟过三十岁生日，出喜银三钱，外送池鱼两条、粽子一盒。（第241页）有一个亲戚为娶媳妇结三两二钱九子会，詹氏出银四钱。（第251页）“支九七足银二两一钱，实，卖五桂叔长锭堨田租三秤（章字一千一百五十三号，税三分三厘五毫七）。”（第271页）这是买田租及其价格。蒋师辙到台湾前借有债务，到后一段时间后给人家写信要还债，但修脯未能及时拿到，只好作罢。日记对主事人不能及时发薪表示不满，也为自己就任其事而自惭。（《台游日记》卷4，第15页上）
反映日记作者的政治见解、政事主张。蒋师辙在台湾几个月，观察台湾政情、民情，向台湾巡抚提出《治台八要》，以保障台湾的进步及其不受他人的宰割，惜当事者不能采纳，可是他很执著，在返抵上海后的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把该文誊录在日记中，以备友朋索览，即仍寄希望于实用。他第一条建议是“固民心”，“外夷侍隙，耽耽卧榻，稍失其心，并有为渊殴渔之患”，固民心的办法，就是民之所欲为之办理，民之所恶不要举行。第七条是“防外侮”，东西方诸国“交伺于侧”，但他认为西方的危险更甚于东方的日本。（【附录9，4页；《台游日记》卷4，第27页上－第30页下】）他的建议确有可取之处，惜当事者不能用，他的耽心不幸在数年后变为现实，虽然台湾没有丧失于西方强盗，却被日本所强占。蒋氏受后人推崇，一在于他于安徽知县任上推行益民实政，另一则是台湾之行的建议，日记于此作了较多的反映。汪士铎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写的日记，思考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认识和解决的方案，他认为世道大乱的原因是人多，人多土地不够用而贫乏；贫中因商人之富而又不均；有才不遇，既遇也因人多而不能展才；人多，无才者流荡，并无光棍律惩治他们；人们诈伪巧，捷刻薄，风俗坏，久治思乱。归根结蒂是人多，而人多又是因为女人多，用他的话说是“须知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所以按照他的观点，社会症结在女人，对策也从此而来。其“长治久安之策”云：“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崇武科，重力及技；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改盐引地段，广清节堂；乡举后不用诗文字，讲求吏治；广女尼寺，立童贞女院；会试试以吏治时务，忌策论气，虚文论理者斩；非品官不准再娶，严其法，生三子者倍其赋；广僧道寺观，唯不塑像；兵皆实额，刺腕为记，虚一名者，军主斩决；……定三十而去（娶），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各制宜；广溺女法，救时不得不变法，不必拘孔孟六经，富家准一女；……”这里摘录的大多与控制女性有关的主张，其实还很多，诸如讲“生女之害”，“生女报应”，“择婿之难”，不俱录。（【附录10，4页；《乙丙日记》，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第152页－第158页】）其他的社会问题见解，亦不繁引录。他并没有多少中肯的能见诸实行的办法，不过他是针对社会问题而发表的议论，既表露他的思想，又反映出社会弊病。汪氏未为官作宦，遭遇坎坷，而又有士人的使命感，故而写出具有政见的日记，这就是汪氏之所以成为汪氏之所在，否则像他那样平常的读书人，是不会引起后人多大注意的，很难会有人把他的日记整理发表的。翁同龢辅导同治帝读书，日记中多有记载，如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初七日记同治帝念书情形：“生书七刻，未及毕熟书而退。午初来，满书才三刻耳。余等于未正二退，讲时不甚能听，即听亦不能入细，难于著力。”初八日：“晨读涩，生书九刻未完，余皆局促。”十一日：“冒雨入，读不畅，留生书三号，比退犹未读毕熟书也，讲亦不听。”十二日：“读如昨，生书一号已四刻，退时熟书未毕，留生书六号于膳后，真非法也。”看来同治帝不用功，而诸位师傅在教育方法上意见不一，所以这一天日记还写有：“功课如此，同人意见如何，奈何奈何！”（《翁同龢日记》，第2册第766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同治帝不上进的遗憾，而更重要的是对同人不能取得一致的辅导意见心中不快，怕贻误对皇帝的培养，将来影响于国家的政治。翁同龢的一生，光彩的时刻在于作帝师，并配合光绪帝支持变法，他的尚书房行走是重大经历，日记可以反映他于此间的喜与忧，对于他人生的影响。
以上数端关系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日记所提供的资料，比较详细，比较具体，可供研究者利用，写出日记作者的历史传记，写得好，将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所以本书作者在这里强调日记的学术价值，首先是对日记作者的传记资料的意义。
（三）日记的社会历史资料价值
在日记主人历史的价值之外，日记与年谱一样，能够提供社会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由于在年谱一章中对此绍述较多，本章相对简略一些，唯在日记史料特点方面多说一些。
出使日记的内容别具特色，为今日研究者提供当时人如何认识世界及处理国际关系的第一手史料。清代后期的使节的日记与传统的出使记有所不同，甚至有较大区别。传统写法是记录因出使而承受的皇帝恩宠者荣，途中的风光，至所到国家和地区所受到的礼遇，所见所闻的感想。清朝后期的出使者仍有注意于风物和风民俗的，但普遍地不再强调恩荣，而是记录他代表清朝与使往国所办理的事务，并关心所往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状况、民智民风，联系到清朝情况，发表一些政治见解。与此类似的是晚清未负政府使命的出洋游历者，往往自身负起社会使命感，与使节的记录内容颇有相同之处。下举数例，可见一斑。
崔国因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十九年被派往美国、西班牙（日斯巴尼亚）和秘鲁为使节，作有《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他于十九年写的《序》中说，日记本因是“记逐日所行之事，钜细不遗，以纪实也”，但是“出使日记与寻常日记不同，必取其有关交涉，裨法戒，此外皆所略焉”。他十分明确记日记的目标，是为两国关系。但是抱着什么态度作记录，可不能用传统观念。他接着写道：“上下五千年，五帝三王不相沿袭，陈言均无取矣。纵横九万里，盖地之图，山海之经，荒远无可稽矣。然则日记云者，记今日可记之事耳。《唐风》曰职思其居，孔子曰言思可道，此之谓也。外国各学，均有专门名家，童而习之，至老不渝。其讲交涉者，匪仅公法之熟，亦恃平日于各国交涉之事，所闻见者多，而取精用宏也。我国风气之开，仅数十年，宏儒名宿，或鄙夷而不屑道，其间深于阅历，得诸亲尝而囿器数者，既知之而不能言，慑清议者，又言之而不敢尽，将何以拓心胸可风气哉！”即开拓襟怀吸收新因素，不讲陈言，不顾舆情之好坏。（【附录11，2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275号第3页】）如光绪十六年八月的日记记叙了华盛顿省鸦连埠排华事件及其同美国国务院交涉的结果，就此事他认识到西方社会律师的重要性。（第341页－351页）同月他获知俄国太子率领海军舰队航往东南亚，又近十年来英国王储既游印度，又访问欧亚各大国，因而在日记中赞扬欧洲贵胄“习勤劳，广见闻”，有益于该国的富强。同时，就俄国加征机器、棉纱进口税的事，认识到世界上无论大小国都要关税自主，若对进口税不能调节，“无抵制则弱，弱则交涉者狎而玩之，匪特不足以市惠也，而并因以招侮。”（第342页－344页）
贵族载振于光绪二十八年赴英国参加国王加冕礼，其后访问比、法、美、日诸国，写有《英轺日记》，自云为不辜负皇帝的期望，到处留心，思索富强之道，希望国人学习西学，在日记序还云：“我庠士其且兢胜于理化乎，我政家其兢胜于经济乎，我兵家其兢胜于武力乎，我农工商其兢胜于产殖乎？夫倾者易之复，否者泰之来。”他表示不敢侈言西人的言论，但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自励，希望与国人取得共识。他的日记共十二卷，第一至第三卷记叙自北京出发，经印度洋至法国马赛的经历，从马赛到英国履行使命为第四五六卷，在比利时为第七卷，在法国并离法航行在大西洋上，写了日记的第八、九两卷，在美国及渡过太平洋的行程，记了第十卷和第十一卷，在日本及返国途中完成最后一卷的写作。他依据各国的情况，书写不同的内容，在英国详于商务及学校诸事，在法国注重议会制度和教会事务，于美国留心其政府各部章程和地方自治法，到日本研究其宪法，特别考察它的教育法。于诸事之中，人家大的方面，以便学到于国家切实有用的东西。他把这些规范及其他注意事项，写出《凡例》兹附录于后。（【附录12，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辑第734号第7页－第9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舟行在自法赴美的大西洋途中，“因法国学校章程颇称周备”，详在记录。从启蒙学校、初级学堂、高等初级学堂、次等中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到大学堂，明了其入学年龄、每级学堂官私立的数量、高等学堂的分科、学习的内容和考试、教员，对大学堂的考察尤其详细。（卷九，第271页－第282页）
志刚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至九年十月随同美国人、清朝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件大臣蒲安臣出使法国和意大利，写有日记，经由避热主人及其子宜 后摘抄、编辑成《初使泰西记》，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北京梓刻发行。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记记叙在法京巴黎向法皇拿波仑第三递交国书事及其关于两国关系的谈话，见皇后的礼节；希腊、土耳其领土之争及与法、英、俄诸国关系；法国人通过传教士而了解的中国；所见巴黎街道状况、路灯及其能源；总结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初步懂得强权外交的道理，所谓强者曲解条约，以无作有，他认为明白这种现实，“所以处之之道在其中也”。（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辑第221号第144页－第161页）
郭嵩焘出使英国，于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参观英国造船厂暨其为日本建造的铁甲舰入水典礼，获知日本在英二十余人，皆通英国语言，“中国不如远矣”。（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3册第182页）十五日因英国煤矿业的发达，而认为“此邦学问无穷，未易更仆数也”。九月初十日参观电报电话公司，听不懂人家的讲解－－“其理吾终不能明也”。（第3册第307页）十二月二十六日记报载左宗棠部收复喀什噶尔，而俄国收纳叛逃份子，“其用心尤有不可测者”。（第3册第402页）显见郭氏有虚心求学、用于改革清朝衰落状况之意。
上述数例可知，外交官日记瞩目于所办理的交涉公事，对所往国社会制度及现状、国际关系的理解，不能说他们都有真知卓识，多么高明，但在许多问题上比没有出过国门的官僚确实明于事理，有益于启迪人们的思想。这些事实表明，这时的清代社会存在着改革思潮，人们希望国家变法图强。
他如严修、单士厘等人，虽是自费出游，然在日记中莫不体现出关心国事的精神。出国游历者不尽如上述关心国事的，不过亦反映某种社会现实。王韬（1828年－1897年）因投书太平军而被清朝通缉，遂游历各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到香港，办报纸，宣传变法自强，但是光绪五年（1879年）东游日本，一改往日关注政治的态度，与日人、国人“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往往作狭邪之游，并把这些事记叙在《扶桑日记》中。日人冈千仞为其日记作跋，说王氏是仁人志士，他在日本的行为，像是失意时的魏公子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污，此乃内心痛苦，不得不托情于声色豪华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第614号第5 页、第237页）所以，了解王韬的为人，读其《扶桑日记》，可以理解同光之际具有改革思想的人苦闷和社会的沉闷。
其他类型的日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情况，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民风、社俗以及各种历史人物的素材。前面讲到的温世霖，以一个政治留放犯而到处受到优待，押解人和他建立友情，地方官居然向他大讲社会革命，可知清朝官僚内部有着不小的分化，清朝统治力的衰弱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极大程度地丧失了人心。不久发生的武昌起义，革命者方面力量并不强大，竟推翻了清朝，从官僚队伍的状况看，就知道不是偶然的了。日记所拥有的各种社会材料，不拟再说，唯将分类日记的内容与价值略作介绍。
日记的社会历史资料价值在分类日记中表现得更明显。一般来说记日记并不把内容作出分类，而是事后，本人或他人将所记内容，分出门类，摘编成册，出版问世。其中有名的是李慈铭（1829年－1894年）的《越缦堂日记》及《补》（包含《甲寅日记》甲集至壬集，即《越缦堂日记·补》，《孟学斋日记》甲集、乙集，《受礼庐日记》上中下三集，《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甲集至辛集，《荀学斋日记》甲集至壬集），记事广泛，时事、观人察物、读书心得，各样都有，尤其爱评骘人物，议论国事，后来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侧重于写一般性的时事、读书体会、诗文和值得记录的行踪。后人将李氏日记，依其内容摘编出三种书，以及索引一种，这就是缪荃孙辑的《越缦堂日记抄》、由云龙辑的《越缦堂读书记》、吴语亭编注的《越缦堂国事日记》、金梁的《越缦堂日记索引》。《越缦堂日记抄》，二卷，系李氏日记中论经读史部分的摘编，缪荃孙将之收入《古学汇刻》中。由云龙摘录李氏的日记，没有包括补编的内容，后经商务印书馆补充、分类，于1959年出版《越缦堂读书记》，实已包含了他人的劳动，并非由云龙一人之力。（【附录13，1页；《越缦堂读书记》书影】）此书分类是据李氏原著所记事情的性质，分出十二大项，为哲学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综合参考、札记，大项之内有的又分出小类，所以查找甚为方便。这部读书记，能使读者在以下诸方面有资料的收获：（甲）关于年谱的写作及理论，李氏读《朱文正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顾亭林年谱》、《阎氏百诗年谱》、《洪北江年谱》等清人年谱，评论其得失，如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的日记，认为张穆作的《顾亭林年谱》，“搜辑赅洽，为识者所重。”十年后的五月十五日又谓张穆“专搜琐屑，与其（案指谱主顾炎武）用世本意，及沧桑时事，俱属茫如。”因而说“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五日，读以朱 圭为谱主的《朱文正年谱》、以阮元为谱主的《雷塘庵主弟子记》，批评两书作者所记录的，“皆多夸恩遇，仅识迁移，于文正立朝之大节，文达兴学之盛心，皆无所发明，时事安危，亦俱从略。”接着议论年谱作者的条件：“谱学同于史学，非才识兼长者不能为也。”（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上册第446页－第449页）谱学是史学的一种，写年谱者应具备史家的素质，所见甚是。至于写谱者要与被写人相称，则就要求过高，难于做到了。（乙）讲书籍出版史，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原为其子所刻，或版归周以均，周氏后人要把章氏之作铲去，改刻周氏之文，被人劝阻，由浙江书局将版购去，印书。李氏于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记叙章氏著作刻板的所有人变迁过程，说是章氏的“厚幸”。（下册第781页）读者于从获知《章氏遗书的版本史。（丙）评论文风与文派，同治二年二月初三日长篇论述桐城学派，谓其集大成者姚鼐“实开桐城迂缓之派”，（第775页）表示了对桐城古文派的看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读朱珪《知足斋文集》，说朱氏“文无他长，而清雅简慎，自为可传”，（第791页）这种对具体人的文字评论相当多，页是研究清代文风的有益资料。（丁）评价书籍，评文的时候，往往涉及到涉及的评价，但对此有专门评述，如对吴荣光的《吾学录》于光绪元年二月十八日记云：“其书虽乏体要，多略于朝廷大典制，而泛及官府常行事例，不脱公牍家言，然于品官士民祭礼丧仪及刑名禁例，独为详悉，亦教子弟者所必需也。”（第1188页）（戊）评价日记，李氏在日记里述及他人的日记，如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记郁永河的《采硫日记》，谓其内容虽不免芜杂，但“言澎湖岛屿、台湾形胜、海道曲折、民俗利害，俱颇详悉。”对郑成功据台时事的评论公允，持不可弃台之论为有识之见。（第1051页）吴语亭把李氏日记里的有关国事的内容摘出，分政治、刑法、军事、外务和皇室五类编辑，大类之下复区分为子目，以利检索。吴氏不仅是摘抄之劳，还作补注，即在日记的有关内容后面，抄录他人的史料文书和研究成果，以利读者理解李氏原著的精神；又附地图四幅，以便读者查对。吴氏为免去印刷中出现的鲁鱼豕亥之误，手自抄写，便于影印。李氏日记记政事本来就多，加上吴氏的补注，分量更大，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的影印本，分装六大册，计达三千九百页（第60辑第594号至599号）。（【附录14，1页；续编594号第4页－第5页】）金梁的《越缦堂日记索引》是为查找李氏日记中的学术内容而作，其方法是按日记原来的册次和页码，录出书名、作者姓名和内容所占的行数。如“册四，（页）94，《池北偶谈》，九行。”（第28页，版本见后）全书包括日记年表、日记目录、日记索引三部分。此书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为其续编第六十辑第六百号。
《桐城吴先生日记》，作者吴汝纶（1840年－1903年），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是生病、是在颠沛流离中，数十年无间断地记日记，内容广阔，，如其门人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中所说：“经史诸子百家之义理，文辞、训诂、名物，以至时政、邦交、各国学术教育，无所不究，行己接人、居处游览之事，无所不录，而综括精到，不为肤词碎语。”吴氏身后，其子将之摘抄、分类，区分为十二门十六卷，1928年门人集资出版。其十二类为经学、史学、文艺、考证、时政、外事、西学、教育、制行、游览、品藻、纂录。吴氏本身作过知州，入曾国藩、李鸿章幕，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政事甚为关切，其日记时政部分，多记政事，并发表一些见解。对同治中的对外事务时有记录，关于议约、换约、遣使，曾国藩的处理内外事务和见解，捻军和西北回民运动，其家乡安徽和桐城的吏治以及直隶的吏治等尤多关注。所记多为一事一记，也有的作总括的记录，如同治六年记“通商有约各国”、光绪十五年以后记“东方商埠述要”等。记事中间有议论，如同治六年十初四日记李鸿章给曾国藩信，对明年的换约提出建议，吴汝纶认为：“明岁换约，洋人未必即怀不逞，特当事太畏葸，未免为其所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第367号第401页）同年十二月初三日与曾国藩议论当时士大夫奢靡，曾国藩说：“目前为治，须令穷民稍能自存，方为善治。”李氏说，“此真宰相之言矣”。（第408页）李氏所记，有的是与当事人接触的记忆，有的是看公牍、邸报、奏疏，有的是友人函件，有的是为曾、李起草的奏议，故能原原本本记叙下来。
《近世人物志》，金梁编辑。第二章讲到金梁作《光宣列传》，他写作时已利用日记资料，深感其价值未能发挥，乃摘编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和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四人日记中关于人物的内容，形成此书。他认为李、翁等四人的日记，对所记人物的评骘，“不必即为定论，而与通行史传，颇有异同，，实足备参考”。四人日记所涉及的人物约六百位，皆近代要人。其编排方法是以人物为纲，将不同作者关于某人的记叙，排列在其名下，并以日记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如有关缪荃孙的资料，宣自李、叶日记，内有他的从学识、为人、作史、族亲诸事，特别讲到缪氏在史馆为某人是否立传而据理力争的刚正不阿的品格，缪氏在自撰的年谱、日记中也叙述此事，但经他人道及，史料价值就不相同了。（【附录15，1页；台北国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6页】）
王启原摘编《求补斋日记类钞》（《曾国藩日记》）。曾国藩有《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记事始于道光而十一年，迄于同治十一年，王启原摘录，分十类编为两卷，上卷分为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下卷为文艺、鉴赏、颐养、品藻、游览，将有关内容依时间顺序排列在各类之中。此书作为《曾文正公治家全书》的一部分，于1929年由山海广益书局印行，北京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以《曾国藩家书、家信、日记》为题再版。
前面介绍过汪士铎的《乙丙日记》的内容，这部日记不完全是汪氏日记的原貌，是邓之诚从汪氏的咸丰癸丑、甲寅、乙卯、丙辰诸年日记中摘出关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内容，因多系乙卯、丙辰间的事，故起名为《乙丙日记》，这实际是太平天国史一个侧面的资料集，可视为是专题日记。
摘编的日记，对于读者的利用有利有弊，好处是检索方便，很容易得到要找的材料，可以加快研究的速度；不好的地方在于割断日记作者的历史和思想变化，不利于了解作者本人，且因对作者可能把握的不准确，而误解日记的某些内容，如作者好恶的变异，对同样的人和事前后有不同的看法，不通读其日记会产生误解，阅览李慈铭的日记，就可能出现这类问题。
（四）日记史料的特点
日记资料非常丰富，并有不同于其他文体载籍的显著特性。第一是具体、细致，读者从前述日记内容不难发现，日记所写的事情，上至天下大事，下至家务琐事，而后一方面是其他文献所不常有的。学者柳诒征在为赵彦称的《三愿堂日记》写题记里说：“国史有日历，私家有日记，一也。日历详一国之事，举其大而略其细；日记则洪纤毕包，无定格，而一身一家一地一国之真史具焉，读之视日历有味，且有补于史学。”（【附录1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5号第3页】）指出是详细的特点，正是因为它具体细致，故而才读之有味，引人入胜。他又说日记是“真史”，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日记第二个特点：叙事真实，极少数给他人看的日记颇具不实的内容之外，日记是自家享用的，因此所记录的自然是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感怀，记事的可信度较大，还因为它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可以让人明了事物的内情，加深对事情的认识，这就是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里所说的：“求古人之迹，高文典册不如友朋书札，友朋书札不如日夕记录，何者？彼为其表，此得其里也。”为给人看的日记，是在作文章，把它当著作来写，不免有掩盖真情之弊，信誉低也是自然的。比如贵族载振在《英轺日记》中表现出善于学习、有志革新的情操，然而日记问世的第四年，即1906年，闹出收纳伶人杨翠喜的丑闻，纨绔习气不改，如何能成为革新派！所以观其言，还要察其行，不能只看日记说得头头是到，而行动则诸多不堪。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可信性大，是其特点，但也不可盲目相信。
日记史料价值很高，人们读起来也颇为有趣，但把握得好，也非易事。因为日记中的人名，往往用字号、官职、谥号、地名来表述，不掌握这些知识，难于理解日记的内容，更不好利用了。因此，阅读日记，要先对作者其人有所了解，要预备相应的工具书，以便遇到问题时查检，清除拦路虎，顺利阅览。
第三节清人日记的出版
日记为自家阅览，本来没有出版的问题，后来发生了，所以先从出版与否说起，再说梓行的情形。
（一）日记的“示人”于“不示人”
籍忠寅认为，“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桐城吴先生日记序》）是说日记虽是私人的记录，但是没有不可以告诉人的事，因其坦诚书写也。日记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这是君子所为，但这绝不是要把日记宣布于众，令天下人皆知，日记应当是能示人而无须示于人的。胡元吉在《于中丞日记序》里说：于荫霖为人“深自韬閟”，日记“不以示人”，他请求观看，未能获准。可见于氏不让人看他的日记，他是以对人有用与无用作标准，而将日记秘不示人的，倒不是日记中藏奸不敢让人看。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作者生前不让人看日记，如同于荫霖那样，这是通常的现象，不必多说。
也有主动把日记给人阅览的，有的是让至亲好友看，有的则是公开出版了。周星誉于咸丰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写道：“素人兄归，以今年日记示余，古文益精进矣。”（《鸥堂日记》，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第1册第534页）这位素人，回家的当日就将日记给兄弟观看，阅者并对其作出评价，可见日记是可以示人的，问题是在给谁看。家长有查看儿子日记的权力，吴汝纶的启儿生了病，他为让儿子养好身体，特意给启写信，说明不要因为父亲查阅其日记而劳神读书，甚至不让启写日记了；同时父亲也把日记让儿子阅读，吴氏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吾日记久未写寄儿，今自保定取来格纸，始钞。”即待抄好后寄给儿子作楷模。（《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第366号第2561页、第2609页）也有晚辈向长辈借看日记的，如同光时期翰林黄绍箕借阅重黎老丈借阅日记二十册，后又写信“敬求赐下一册作样”。（附录17，1页；《清代名人墨翰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3辑第629号第200页）看来，互相传观的日记，限于家属至戚范围之内。
极少数人写日记含有让他人看的意思，有人批评李慈铭犯了这个毛病，讥讽他的日记内容“做作”。让人看的日记当然是“示人”的了。
将日记梓刻令众人省览的，本书作者知有如下情形：
前面提到过唐景崧于光绪八年至十一年在西南作《请缨日记》，迨后在台湾布政使任上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将之枣梨。（附录17，1页）这是记录战事的日记，非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
崔国因于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以使臣赴欧美，写作《出使美日秘日记》，在光绪二十年即行出版。
屡次出使的黎庶昌（1837年－1897年）于光绪十三年（丁亥年，1887年）进京，写日记《丁亥入都纪程》，随即刊行，赠送友人，原来的上司郭嵩焘为得书人之一，郭氏在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里记黎氏给他寄书十一种，其中就有这部“纪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册第页）
载振于光绪二十八年出洋，次年二月即出版《英轺日记》。
志刚于同治六年至九年出使在外，回国后数年，就在光绪三年（1877年）梓刻他的《初使泰西记》。以上崔、黎、载振、志刚的著述，都是出使的公务日记。
光绪五年夏天东游日本的王韬，在返航的船上就写好游记－－《扶桑游记》的序言，次年印出全书，甚为迅速。这是游记的出版。
大体说来，游记的发表，具有传统性，因为它更富有文学性，欣赏价值高；到了近代，对外关系为人们所关注，出洋的差事日记及对外战事日记适应人们的求知需要，问世及时。这些示人的书，一般不涉及个人隐私，又可表现作者的才华和能力，所以著者乐于公布。
日记一般不让人看，但有愿意示人的，故而有不少出版物公诸于众。
（二）日记的出版
刚刚讲某些日记的出版示人，不是为说明出版情况，而是说本来不公布的日记有梓刻的可能，这个子目正式交代日记的刊刻状况。日记的出版，可区分出四种情形：单行本，专门的日记丛书，综合丛书中的日记，日记选编。
（1）日记单行本
将个人的日记单独梓刻，这是日记图籍的通常形式，也就是说大多数日记是以单刻本面貌出现的。我们随意翻阅目录学书籍，就会发现它。如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卷六著录清人日记二十余种，兹据其介绍列出下表：
作者 书 名 卷数 版 本 作者籍贯
雷国楫 燕游日记 5 乾隆36年味经堂 蒲城
张宝 泛搓园日记 6 嘉庆24年道光11年羊城南京
张维屏 桂游日记 3 道光17年 番禺
周广业 冬集纪程 1 道光21年种松书塾 海昌
蒋攸銛 黔轺纪行集 1 道光30年重刻 汉军旗人
张琛 日锄日记 4，续1 底稿本 宛平
马先登 护送越南贡使日记 1 同治8年敦伦堂 大荔
再送越南贡使日记 1 同治11年
晏端书 纪程三种 3 光绪13年 仪征
况澄 使秦纪程集 2 光绪间 临桂
崇礼 奉使朝鲜日记 1 光绪19年 沈阳
杨治宜 俄程日记 2 光绪22年 成都
黎庶昌 丁亥入都纪程 2 光绪26年 遵义
高铭绅 江汉浮槎记 2 光绪21年跋，底稿本 贵筑
唐景崧 请缨日记 10 光绪19年台湾布政使署 灌阳
袁大化 抚新纪程附壬子回程记3，1宣统间 涡阳
曾国藩 曾文正公日记 宣统元年据手稿石印 湘乡
严修 蟫香馆使黔日记 9 1935年据手稿影印 天津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1920年以原稿影印 会稽
袁昶 毗邪台山散人日记 底稿本 桐庐
翁同龢 翁文恭公日记 1925年以原稿影印本 常熟
王闿运 湘绮楼日记 1927年 湘潭
张宗瑛 雄白日记 1 1930年 南皮
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 16 1933年蟫隐庐石印本长洲
以上清人的日记都是出的单行本，梓刻时间从乾隆到民国，道光以前有一些，而以道光以后为多，其中有排印本，也有影印本。而其作者，长江中下游人颇有几位，然而北方、西南、西北、东北人都有，可见将日记以单行本的面貌行世是人们的共识。这些日记发行的较早，不如后期出版的一些日记整理得好。近年梓行的日记，有的整理者把日记中出现的人名做出索引，以利读者查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发行的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备有“人名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印行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附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对查检日记中的人名和书名特别方便，兹将《忘山庐日记·人名索引》凡例附录于次。（【附录19，3页】）
（2）日记丛书
将多种日记汇编在一起，出版专门的丛书，本书作者见到一种，是北京中华书局编辑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选印一些著名日记，以及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抄本。她的宗旨写在“刊行缘起”里，兹附录于后。（【附录20，1页；见1989年版《王文韶日记》开篇】）此丛书所椠刻的日记大约不多，本书作者获睹《王文韶日记》、《翁同龢日记》两种。
专门的日记丛书，因把日记集中在一起了，最便于读者寻找和阅览。
（3）综合丛书中的日记
综合性的丛书，文体多样，有的选辑日记，本书作者知道的有：
《丛书集成初编》（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先后出版），收有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等，而这些日记原先收在《指海》、《灵鹅》等丛书中。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六十至八十年代印行），正续辑收有日记二十余种。在前面介绍日记史料时所用诸书，相当多的是这个丛刊的本子，这里不再多作说明。
《中国史学丛书》初、续、三三编，吴相湘主编，台北学生书局编印，集有清人日记十五种，其中有金芝原著于嘉庆间的《蔬香馆日记》，陈锺英的同治中手稿本《百尺楼日记》，绿杉野屋主人手稿本的《癸未日记》等，既有有名的日记，更有未公布的手稿，所以使用价值比较高。
《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梓刻，史部里有道光间沈铭彝的手稿《沈竹岑日记》。
《走向世界丛书》，种叔河主编，岳麓书社八十年代梓刻，第一辑收有日记约十种，全为出洋的差事日记和游历日记，如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罗森的《日本日记》。
（4）日记选编
选择日记的一部分内容，汇编在一部书里，是为日记的选编，它有以下诸种。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九专集《书信日记集》，选辑三十九人日记的部分内容，这三十九人中生活在清代的居多。其中有谭献的《复堂日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吴大澂的《皇华纪程》、樊增祥的《苏门游记》、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稿》等。
《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所选为涉及外事的著作，内有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历代名人日记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印行，选收宋代至清代二十一家的日记片段，其中有顾炎武、戴名世、张德彝等九位清朝人。
《古代日记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发行，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的一种，选录清人日记十二种，有郁永河的《才硫日记》。
第六章清人尺牍及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尺牍，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信。写信，用《历代名人书札》的编辑者吴曾祺的话说是“言事达情”（《例言》），即写信人讲己身，述他人，谈时事，论学术，表感情。在写作的当时，是为实用；过后，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为文学读物和书法可供欣赏，作为学术资料，可以提供人物传记的局部的、细致的素材，同时提供社会历史的某些材料。
语录，一个人的谈话记录，多由他人笔记整理，然往往经过说话人认可。语录的内容相当广泛，同样具有史料价值：说话者个人的传记记录，谈话所涉及者的历史资料，以及社会历史史料。
尺牍与语录文体不同，但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均出自历史人物个人之手或口，是研究他们的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这同日记和自撰年谱是一样的，只是尺牍和语录的资料对于人物传记的研究显得更零星，不如日记和自撰年谱那么多和那么集中，因此本书作者就不像对年谱、日记那样作分章的介绍，而是在本章作一并的说明。尺牍和语录的史料价值也有差别，尺牍保存得更丰富一些，因此本章将重点叙述尺牍的传记史料意义。
第一节尺牍的写作与出版
（一）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和类型
尺牍的名称出现很早，《汉书》卷九十二《游侠列传·陈遵传》谓传主：“略识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中华书局标校本，第11册第3711页）可知尺牍一词，在汉代已很流行，也就是说写信成为通常的现象，同时尺牍书写得漂亮，已为人们所珍藏。尺牍之出现，人们以西周周公给召公的《君奭》（见《尚书·周书》）作为标志，到春秋战国，由于合纵连横和百家争鸣兴盛，书信的写作大为发展，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西汉产生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书信名篇，标志汉魏书信体的发展。由此可知，书信作为文体，在古代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清人是继承前人，利用这一通讯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
尺牍之得名，由于古代用木简，是为牍，书简长约一尺，故名。尺牍仅是书信的一种称谓。与一尺的长度相关联的书信名称，曰尺素，是写在约一尺长的缣素上的；尺翰，翰，即笔，用笔书写的信件，故名尺翰；尺简，书于竹简之上；尺书。“书信”的名称出现也很早，不晚于三国西晋，因为陆机就有“我家绝无书信”的话。（《晋书·陆机传》，第5册第1473页）与书写相联系书信称谓有书简、书翰、书牍、书启、书札、书笺；笺，也可以单独作书信讲；书函，原意是函套，即信封，广义作书信解。尺牍的名称还同鱼、雁联系起来，西汉赴匈奴的使节诈称前使节苏武用大雁传书长安报信，致使匈奴放还苏武。（《汉书·苏武传》，第8册第2466页）因此人们把通信叫做雁足；古诗讲远方来客送的鲤鱼，腹内藏有书信，因而把函件称作鱼书、双鲤；与鱼、雁相关的书信称谓，有鳞鸿、鱼雁、鱼素。书信还有很多名称，诸如函札、简札、八行书等。在这么多的书信称谓中，清代、民国时期人们爱使用尺牍称谓，起始于清初的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继而道光时吴修汇编《昭代名人尺牍》，民国王文濡汇集《历代名家尺牍》特在《例言》中说明使用“尺牍”名称的原因。本书尊重时代崇尚，亦采用尺牍一词。在尺牍名称中，另有手札、手迹、墨翰的代称，往往是指书信印刷品，不是排字的，而是依信件原样复制，以便传真。
尺牍作为一种文体，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其特点是：书写收件人和发信人名号，具名有固定的位置，收信人名号，写于信件的开端，或内容的末尾的上方，写信人名字置于信末下端，间有不具名的，那是在信封上写明了；书明写信的月日，亦有人不注意写时间。在书写内容方面，往往在开始部分，说明以前函件交往情形，或者此次通讯的原因，以便收件人阅览。与尺牍程式相关的是尺牍称谓，如何称呼收件人和自称，是很大的学问，要根据双方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来选择，不可乱用失礼，因此尊长常常要对子弟进行教导。康熙年间，山东即墨县杨玠写《家法》，特地对尺牍称谓作了说明：“致书于尊长，皆称’尊前’，自书‘叩’，兄未满五服者皆然，伯叔以上，无问远近。”（《即墨杨氏家乘》）正是因为要讲究程式和称谓，在民国年代出版的书信集里，常常附有《尺牍规程》、《尺牍称谓》，供读者借鉴。为了解尺牍文体，兹附录尺牍手迹复印两件于后。（【附录1，1页；《清代名人墨翰续集》第201页。附录2，1页；《翁常熟同龢手札》，第22页】）
信件的载体，有竹简、木简、绢帛、纸张之别，这些用品不只是写信用的，但写信逐渐形成专门的纸张，如作为书信一种称谓的“八行书”，据《后汉书·窦章传》注云：“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第3册第821页）一纸分为八行，可能已是专为写信用的。待到唐代名妓薛涛，制作薛涛笺，尺幅不大，专门用作写诗和写信，明代蜀王继续制造这种纸，用作书写奏章（书信的一种）。“清代官宦，喜用八行笺式。”（《希古堂尺牍》，秦发庆《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8号）本书作者读清人尺牍，获知有多种专门信笺，内中有公家制的，有纸商制作的，还有私家定做的。翁同龢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衙门往来信笺，认为纸的颜色好，分行的宽窄合适，写信给有关人员，希望得到一张做样子，以便仿制。（见附录2《翁常熟同龢手札》）陈介祺写信用的是“观古阁寄书笺”。（见《簠斋尺牍》第663页）吴大澂的《吴愙斋大澂尺牍》所见用纸，有“君子笺”，纸的四边用花藤图案圈起；有金石文物图案，内中又有钟鼎图、刀币图、鱼符图等区别。（【附录3，1页；附录4，1页；分别见原书第196页、第30页，致陈介祺书】）更多的人使用带花竹图案的，如李桂林的书函，信纸上除图案外，还有“十个休嫌少，儿孙日见稠。万宝”等吉利文字。（【附录5，1页；《清代名人书札》下册，第396页】）有了典雅的信纸，增加收件人阅读兴趣，使书信更具有鉴赏价值。
从通情报的角度说，皇帝所发的谕旨，臣工所上的奏章，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公牍（檄教与详文），也可以视为信件，这样可以把书信区分为谕旨、奏疏、公牍、家书及其他私人通讯。从阅读者范围来说，私人通信只在授受之间的极小范围内，或加上双方同意的第三者；而公事的函件，收阅的就不是个人，而会是数人，或一群人。公函的书写规范与私人信件有不小的差别，前述尺牍格式是指私人函件而言，并没有把公函包括在内。无论是公私函件，人们都很重视，上谕、奏议、公牍、私家尺牍都有汇编，以公牍讲，曾国荃就有《曾忠襄公抚鄂公牍》。公牍收在文集的更多。从函件的数量看，最多的是私人通信。由于书信的类型不同，内容涉及到个人传记资料的多寡差异，因此本书仅把注意力投向私家信札，而不顾及上谕、奏议，对公牍也只是偶尔一瞥。
（二）清人尺牍的写作
需要写信的人，多半是离开家乡、家庭的官吏、士兵、商人，以及读书人，因家务、公务、业务需要联系，相互之间往返书牍联络，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清朝人也是这样。不过，清代的社会事务增多，通邮条件又比前代改善，所以写信的现象要比以前普遍。鸦片战争以降，国家多难，民情义愤，要抒发出来，写信成为常用的形式之一。如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与人书，多谈时务”，朋友们认为他通经世之学，深为他不出仕而可惜。（《弢园尺牍·自序》）他写的信很多，收在《弢园尺牍》及《外编》的有三百二十四通。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以通讯而为世人所知。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说阁下来信，书法精美，我爱不释手，花了不少钱把它们裱糊珍藏，你以后写信不要那么用心了，免得我再费钱装裱。（记得如此，原文一时未找到）用笑谈来赞扬吴氏信件书法，然已表示他们通信之多。与梁启超一同办《时务报》的汪康年（1860－1911）所收到的函件，今人将之编辑成《汪康年师友书札》，汇集成四册，近四千页，可见信函之多。吴汝纶对于所写的诗文并不注意保存，而“与人书札，每脱手必使录福（副），备事物遗忘，故尺牍较他体独完。”生前自选一百八十余篇汇成《尺牍佚存》。（吴闿生《记先大夫尺牍后》，《桐城吴先生尺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第366号第2629页）仅录副、整理就这么认真，其写作之多是可以想见的了。道光六年（1826年）吴修说他四十年来，所经眼的明朝人和本朝人的书牍以万计数，并把清代六百余人的七百余封信编成《昭代名人尺牍》。（《序》）收藏清人信件，数以万计，写信人实在是太多了。
写信，多数是亲自动手，亦有请他人代笔的。倩人者不一定不会写字，而是忙不过来，如官员经常用幕客写一些公私函件。知县以上的官僚大多聘请幕僚，其任务之一，就是写公私函牍。如郭崑焘（1818年之后－1882年）历主督抚之幕，代幕主所写书翰，原未保存，后来有意留底，汇编出《云卧山庄尺牍》八卷（内附家书）。秦发庆有鉴于这类情况，说“在昔之士大夫，身居要职，每延一二工笔札者襄其事”。（《希古堂尺牍·序》）
尺牍内容，在历史上有一个从简到繁的演变过程。古人写信简练，前述窦章的信，八行纸两张，每一行七个字，写满了，不过一百余字。后人写长信的越来越多，清人尤为盛行，也是复杂的事物和感情的需要。王文濡编辑《历代名家尺牍》，在《例言》中写道：“自周迄清，年历绵远，由质趋文，由简趋繁，风会使然，各有佳妙。”将尺牍文风的变化，表述甚明。
清人信件的投送，方式甚多，有官差，有官邮，有商号，或派家人，托友人，甚至辗转相托。如回到山东故乡的官员陈介祺，多次给京官王懿荣鱼书，托人带交，并要求收件人赏给带书人酒资。其函套形式和内容见附录。（【附录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7辑第962号之二第654页）
（三）清人尺牍的出版
清朝人所写书信的刊刻，有的是在清代，有的则是民国以降了。我们所见到的，有清代前期椠刻的，而多数是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枣梨的，近来也陆续出了一些。清人尺牍究竟问世的有多少，难于得知，不过略加估计，当以百计数。
清人书信的印刷形式，随着印书业的发达而丰富，可以分为三类，即排印，使用木刻字和铅字排印；描印，即依原信形式、笔迹描刻，本世纪上半叶以前所谓的“真迹”、“尺牍墨宝”、“手迹”，皆指此；复印、影印，这是近年的事，是真正能保持信件原样的出书形式。
清人书信的出版，可谓丰富多彩，有单刻本，有丛书本，有选编本，有文集附刻本，或收入文集中，还有辑佚的，这其间有复杂的情形，不妨一一道来。
（1）单刻本。个人的通信，或因有存底，或他人帮助回收，汇编成册，刻印问世。也就是说将个人尺牍单独结集出版，是书信的单行本。如桐城古文大家姚鼐（1732－1815）的书信，由其学生陈用光保存和收集，并由陈氏门人出资枣梨，于道光二十三年印出《惜抱尺牍》八卷。浙江山阴人许思湄（约1769年－约1856年），一生作幕宾，朋友集资印刷其《秋水轩尺牍》，而此书被人们视为尺牍范本，一再被翻印。戊戌维新被害的谭嗣同（1865－1898），出事之后，原来保留其书翰的人家怕被牵连，将之销毁，所幸其师欧阳中鹄家中有所保存，后来中鹄之孙予倩加以编排，取名《谭嗣同书简》，于1948年出版。这些都是他人帮助刻印的尺牍，许氏是在生前，谭氏则在身后了。自己印制的也不少，前述王韬的《弢园尺牍》即然。王氏表述“不敢忘旧”，收集给友朋的函札，于光绪二年（1876年）出书，此后又汇集《外编》，多次椠刻。个人书信的编排，多数是以写信的时间为顺序，如周天爵的书信集，兹将其目录附于后。（【附录7，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1页】）也有的是按内容分类编辑，如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收书信一百八十六篇，分出十五类，为议论、邀请、自述、感谢、颂赞、寄赠、规劝等；还有将这两者结合的，如许思湄《秋水轩尺牍》，以时间为序，另作分类目录（叙候、庆吊、劝慰等类），可据此快速检索。
（2）丛书收入本。单独的尺牍丛书，尚未见到，但综合性丛书收有尺牍的屡见不鲜。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辑含有多种个人尺牍集和多人的尺牍汇集，兹列表述其个人尺牍专辑于次：
作者姓名 尺 牍 名 称 所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序号
钱谦益 钱牧斋先生尺牍 第40辑第391号
于敏中 于文襄公敏中手札 第22辑第211号
刘墉 刘石庵公真迹 第72辑第711号
周天爵 周文忠公尺牍 第20辑第194号
曾国荃 曾惠襄公书札 第58辑第571号
郭崑焘 云卧山庄尺牍 第12集第113号
陈介祺 簠斋尺牍 第97辑第 962号
吴大澂 吴愙斋尺牍 第72集第 714号
吴汝纶 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 第37辑第366号
翁同龢 翁常熟同龢书札 第72辑第712号
翁同龢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 第96辑第952号
袁昶 袁忠节公手札 第58 辑第576号
俞樾 春在堂尺牍 第42辑第412号
黄炳堃 希古堂尺牍 第96辑第958号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 第19辑第185号
其他丛书也有收刻尺牍的，如上述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刻》，内有梁启超所收信牍的汇编：《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尺牍新钞》，分别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的书信集，还有：尹会一的《健余先生尺牍》（选自《畿辅丛书》），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选自《海山仙馆丛书》）。翁同龢等人的《清季名人手札》（手写本），为台北学生书局收入《中国史学丛书初编》。
（3）文集附刻本和文集收入。附刻本的尺牍，是将尺牍单独成册，但附印在全集里，如上表中的曾国荃书札，原刻本是附在曾氏文集中的。又如《希古堂尺牍》，附刻于《希古堂全集》。文集收入，是说把书信编进文集中，不单独成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可在许多文集中见到。比如，桐城派古文创始人方苞（1668－1749）的《望溪先生文集》、郑燮（1693－1765）的《郑板桥全集》、李兆洛（1769－1841）的《养一斋集》，都有他们的通讯文翰，而且编辑在一起，他如乾嘉时代恽敬的《大云山房文稿》，内有《大云山房言事集》二卷，是尺素的专辑。这里再说一位女士文集的书信，即浙江余姚人陈尔士（1785－1821），著《听松楼遗稿》，汇聚多种文体的著述，内有家书一卷，计有家信二十九通，为给其丈夫的书信和给儿子的训示。
（4）包含清人尺牍在内的历代选本。不是一个人的书信，而是选取多人的信札合为一编。被选的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清代人；另一是历代人，而把清人包括在内。这两类的书各有若干种，后一类的，本书作者见到的有：
《历代名人书札》暨《续编》，吴曾祺编辑，本书作者所见系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正编选周秦至明代人的书函，续编选择清朝人的，各二卷，所选范围较广，公牍也在入选之中。
《古今尺牍大观》上中下三编，钟毓龙等辑，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选辑周代至近代的书信，下编为清及近代人鱼素，约六十万言。内分达情、论理、叙事三大类，下分四十五小类，达情、叙事两类中人物传记资料较多。
《尺牍新钞》（《赖古堂尺牍新钞》）十二卷，著述甚多的周亮工（1612－1672）编，印本数种，所收为明清之际的信札，方外人士之作亦不排斥。目录详明，于作者名下，标出字号、籍贯、著述及所选函牍名称。（【附录8，1页；海山仙馆丛书本封面】）
《华夏家书》，曲守元等主编，成都出版社1990年印行，从周文王选到孙中山，属于清人的有五六十篇。附录《名人名句索引》，分出气节、劝学、修身等十类，是可视为尺牍语录。
《古代家书选》，陈桂芬等编注，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选西汉至清末六十二人函牍，其中清人十七位。
《分类历代尺牍选粹》，姚汉章等编，中华书局1920年发行。从包括清人在内的古人书牍中摘出语句，分类编排。所选尺牍文二千八百余篇，分成十五大类（问讯、交际、聚散、哀乐、出处等），二百余子目。这是尺牍语录。
《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羊春秋等编，岳麓书社1982年发行，从汉代至清代的六十三人书信中选刊。
（5）清人尺牍汇集
前述吴修辑《昭代名人尺牍》二十四卷及《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编刻的时间就用了十二年，所选的是清初至嘉庆朝人物的书信；并在卷首对每一位作者编写出小传，叙其字号、籍贯、功名、著作；有道光六年版，光绪34年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一函十册），《小传》还被收入台北成文出版社《清代传记丛刊》抽印为单行本，为丛刊之第30号。兹将吴氏之《序》及《小传》之一页附于后。（【附录9，3页；第4页－第7页、第522页－523页】）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清人陶涉园辑，是《昭代名人尺牍》的续编，收道咸同光间名家手札一千余通，1997年广陵刻印社重刊。
《历代名人家书》，孔臧等撰，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清代尺牍》，王文濡编辑，上海文明书局1927年梓刻，上下册，上册系乾嘉以前人的通信，下册为嘉道以降清人的。书目表明作者与收件人，另作作者小传，书写字号、籍贯、功名、履历和著作。
《清代名人书札》，1987年－1990年出版，三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郑板桥至民国时期，主要是近代人物的书信一千一百余通，选择近七百通影印，又考虑到信函原件有些字难于辨认，将信文用楷书录出，与原件对照排印。
《清代名人翰墨》暨《续集》，《近代名人翰墨》，叶恭绰题签，皆番禺黄氏忆江南馆珍藏之书函，正编汇集一百三十三家书信，续编有八十四家，近代编一百五十家，依人物的时代编排。本书作者见到的是《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分别是第三十二辑第三百二十号、第六十三辑第六百二十九号及第六百三十号。
《清代名人墨迹》，佚名辑，内容有书信和诗赋，不是纯粹的尺牍选集。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八辑第六百八十号。
《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收有乾嘉间名家手札七十五通，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线装影印。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二集，为林则徐、曾国藩等七十五人书信，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三名臣书牍》四卷，何天柱编于光绪三十三年，三名臣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七辑第五百六十三号。
《八贤手札》，郭庆藩编辑并刊刻于光绪中，系编者之父郭昆焘所收到的函件汇集。八贤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和骆秉璋。
《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汇集曾国藩等二十七人致湖南巡抚毛鸿宾（1806－1868）的函件，附录李鸿章等致余思敏等批札、咨文。
《近代十大家尺牍》，民国间佚名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十人为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王闿运、曾国藩、章炳麟、俞樾、林抒、吴汝纶和樊增祥。按人编排，有六百一十封函件。
《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梓刻。星使，指外交家，四人为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中的书信汇编，郑逸梅等主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内收林则徐、龚自珍等五十二人函札百余通。选择中注意于评论时政和评论文学两方面内容的。
《艺风堂友朋书札》，是一百五十七人给缪荃孙（1844－1919）的信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梓行，上下两册。缪氏对所收来函，往往加以装裱，但未依时代存放，亦未作说明，故后人整理，难于弄清时间顺序。兹将其《出版说明》附于下。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汪氏所得之信件汇集，写信时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戊戌变法前后为多，其中有些是写给汪氏和梁启超二人的。以写信人为单元编排，并撰《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作为附录，内中属于汪氏亲属的，特写明其与收件人属于何种称谓。另制作《人名索引》，用四角号码法检索，人名下注明其信函所在册页。
《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之一，影印八册。收件时间为1908年至1912年，按年编排。
（6）辑佚。
零散的书信，被人发现，在报刊上发表。如道咸时尚书许乃普（？－1866）、许乃钊（？－1870）的通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十余通，经人整理，将五通刊登于《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
上述公布的尺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有排印、摹印、影印之别，各有特点，排印本读起来方便，影印本看得亲切，书法秀美，是一种享受；大多有作者小传（选集本几乎必有），便利于理解书信内容；依信件内容分类编辑，如学术的，家庭的，友朋的等，以至尺牍分类语录，读者可以按类寻找函件；选编的书信，一般注明出处，以利读者寻根溯源。
第二节清人书简的传记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书中更会回忆家事，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生平记录了。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约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梅曾亮序姚鼐（1732－1815）的《惜抱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王韬（1828－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他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他的行事和思想。郭崑焘在《云卧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编辑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1884）的双方通讯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师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编年表》附刻于《吴愙斋尺牍》）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
但是，书信的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会太多；一般的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人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函牍难于大量保存。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的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侧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资料价值，并根据一份尺牍材料为其作者制作年谱，以验证书简对传记研究的作用；此外，对书信的其他学术价值亦作简单的交代。
（一）书信作者的传记素材
具体在哪些方面，本书作者的认识是：
（1）人物生年和生平中重要年代的资料。
某些历史人物，生平中的一些颇有关系的年代，有关文献没有言明，或有记载而并不准确，然而可以从尺牍里考证出来。比如清初有名的明遗民徐枋，在《与葛瑞五书》云：“弟自二十四岁而遭家国之变，今忽已四十三岁矣。……而须发半白，齿牙摇落，筋骨关窍之间，自知有深入之病。”但是这二十年里著述甚多，有《通鉴纪事类聚》、《廿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清代尺牍》，第11页）家国之变当指甲申明朝灭亡和乙酉南明宏光政权的覆亡，因他是苏州人，宏光之亡对他影响更大，所以这是指的乙酉之变，即顺治二年，他二十四岁，则其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明清易代后，他不与清朝合作，以著述而无愧于世。以后人们写徐氏历史，这封通信是重要依据，李元度作《国朝先正事略》的徐氏传，就与此信有许多相同之处。龚未斋，浙江会稽人，一生作幕客，有《雪鸿轩尺牍》存世，而生平史料无存，靠其尺牍透露他的生年和一些社会活动情况。《答同学诸友》信云：“弟二十岁时，先君见背，。……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戊子归家，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复遭点额，今年已卅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页；另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庚寅为三十五年，辛卯为三十六年（1771年）。写信当在三十六年后的不久，可以假定为次年，即1772年，这一年三十岁，上推，当生在乾隆八年（1743年），则乃父死在1762年，他去陕西伯父衙门帮了几年忙，二十六岁赶回原籍应试，落第，随着两次考试，也都失败了。科举不成，不得不外出幕游，并终身不能离此行当。
（2）人生重大关节的资料
上述徐枋、龚未斋二人的生年与重大行事都在书信中揭示了，与此相同的是许多人的信件对一生中的重要行动作了说明。清初王宏撰，陕西人，拒绝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征试，同时不给大学士冯溥写祝寿词，对此，《与赵韫退大参书》叙述甚明：“宏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尝具词控诸本省抚军，转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诏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复具词令小儿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僧舍，僵卧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者，皆不能答拜。”既不能奉诏，更不能给大学士写贺词了。（《清代尺牍》，第13页）这封信，表述了王氏在博学鸿词科中的活动，更把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委婉地表达出来。徐枋在上述书信里以下引一句话自励：“有一人之砥行于一世，而失节于临时者，辄以自验吾能不如是否也。”王宏撰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以重大关节的事情，证明他是能终身砥节励行的。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职守，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设衙门于破庙，仆人死亡星散，只身将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与友人论罗城事书》，对赴任及任内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兹将该信附于后，相信读者会有兴趣浏览。（【附录10，2页；《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状况》第9页】）以著作《马氏文通》闻名于世的马建中（1844－1900），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写《上李伯相（案：指李鸿章）出洋功课书》，报告考试课目及其试卷取得法国舆论的好评，但深知这是法国人不了解中国人，是鼓励中显示出看不起，因此立志继续努力学习；法国教师劝他考法国学位，亦未采纳。（同上，第41页）他的留学生涯，于此可见一斑。
（3）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不一定是重要方面的）
大学士于敏中（1714－1780）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兼充《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帝关心四库全书之修辑，不时询问于于氏，于氏又问及与修人员，这种商讨过程，在于氏的《于文襄公敏中手札》保存了许多记录。某日信云，乾隆帝召见，“询及历代访求遗书之事，何代最多，最为有益？”因此要求下属，“即详细查明，于十七日随报发来。”又说“蒙问修《永乐大典》事，《明史》曾载否？一并查明。”（【附录11，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辑211号24页】）关于二十四史君臣间的对话及表彰有功人员，于氏在信札里颇多涉及：“《旧五代史》进呈后，业已蒙题诗，札子亦俱发下，暇时欲请述旨意，以便刻入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案：指邵晋涵，1743－1796，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采辑之功；并询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附录12，1页；同上版本，第83页】）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人就是大事，而对于于敏中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事务了。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1687－1763），委托居住在南京的袁枚帮助他出售灯画，大约是急等钱用，两次写信催问是否卖出，袁枚回信告知卖不出去，说“金陵人但知食鸭 ”，那里懂得绘画。（《分类历代尺牍选粹》，第223页）于此可知金农生活之不宽裕。姚鼐《复孟兰舟》叙说七十九岁时身体和子孙情形：“鼐行步尚如故，口中落一齿，目已昏，然尚能作此手书，惟时有脾疾，饮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尚可度过，此则难知矣。三子四孙。今年鼐大约在江宁过冬也。”（宣统元年版，卷一24页下）似此内容，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屡次出现，不赘述。其晚年生活情景，鱼素透露不少。李调元（1734－1802），进士出身，官道员，博学多才，在给其三弟墨庄信里问收件人：“今年考差如何？官本虚名，此为实惠，所望在此，而不在彼也。”（《清代名人翰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2辑第320号第43页）其弟大约是在清贵的翰林院作事，但很清苦，所望在得学差，以接受馈赠，弥补生活。他因是私人通信，豪不掩饰地说出心里话；若在公众场合作这番表白，就要为众人所不齿了，那是绝对不会讲的。由此可见，家信实能反映真率之情。《春在堂全书》的作者、浙江人俞樾（1821－1907），自河南学政罢职后，为生活，历主书院，为觅职业，给新上任的江苏巡抚、同年李鸿章写信，要求在南京获得一个馆职：“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接着说，以浙江人而在金陵常住的，原来有袁枚，享了几十年的福，但他能够在那里久居，是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谥文端）的照顾，“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春在堂尺牍》，第467页）给李鸿章戴高帽子，希望得到青睬。这多少有曲节求人的味道，反映谋事之难。吴汝纶（1820－1903）对世俗的抵制西医颇为不满，予人书信，多次倡扬西医。如《答萧敬甫》：“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痒，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第1406页）看来，吴氏接受外间事物较快，而且认识到了就要宣扬出去。孙中山奔走革命，不能顾家，眷属生活费全靠人资助，难于定期得到，影响家人生活，己身也有后顾之忧，因此写信给邓泽如，请其筹一妥善解决的办法。（【附录13，4页；原书第180页】）孙氏让人资助，情非得已，亦见后顾之忧的必需解决。
（4）家世、家人关系的史料
这类材料，在家书中屡见不鲜，而且比较具体翔实。大学士、江西高安人朱轼（1665－1736）《与族人书》，以真挚的感情述说了个人与家族的关系：入学塾读书，族伯就对塾师讲，“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二十岁进学，举族相贺。三次乡试，许多族人送米送鸡。北上会试，送行的人“慰勉叮咛，依依不忍舍。”中进士后十年归里，全族各家一一请酒，以后归省三次，两次丁艰，族人敛钱助喜助丧。而自己在外做官三十年，却对宗族毫无帮助，只是由乃父倡捐祭田，还要族人出力管理。他说他所能做的，是劝谕族人互助，“予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恻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07页）可以说是政论家的康雍时期兰鼎元，曾经入过巡抚张伯行的幕，后来张氏连续招聘他，辞谢不就，写《上张大中丞书》说明原因：幼年丧父，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如今祖父八十九岁，祖母八十有二，家里又穷，妹妹已过了结婚年龄而无力出嫁，弟弟成年了还不能自立，父柩久停而未葬，因此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弟妹，不能只顾自己痛快而离开他们。（《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33页）把自身的家世及生活环境和盘托了出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关于生子、教子的见解，在家书中表达甚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90页）五十二岁得子，认为是幸运，可是不久夭折，仍希望生个儿子，并认为只有郭嫂能给他生子，然而郭嫂不愿意到他身边，遂写信给四弟，要他去劝说：“今儿子又死，非郭奶奶不能为我生儿也。……我历观史书，有儿无儿，自有大命。郭奶来，或可望；若再买丫头，作死作业，亦属可笑尔。”（第266页）认定了郭嫂能生子，故要设法勉强她来，但不愿意买妾作孽。看来他是妻丧而不再娶，既不纳幼妾，又想生儿子，在婚姻上也是个怪人。雍乾时期湖南衡山人聂继模，儿子在外任知县，不让其常写家书以免分心，耽误公事；又因儿子处于事简辟县，但要求他像理繁务一样，晚睡早起，以养成习惯。（《古代家书选》第138页）校雠家卢文 召（1717－1795）《与弟文韶书》，讲述如何修养待人的一件事：乃祖从一个贱民借银子，贫不能偿还，那人义而不取，乃祖因而教育子孙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后来那人的儿子中进士做官，有个同乡京官因贱民之子不能读书出仕，但拿不准对方的身份，询问于卢氏，以便得到确认后揭发他，卢氏认为那人有德于乃祖，而且富贵贫贱也是无常的事情，遂以不知道回答询问者，实际上帮助其遮饰过去。（《华夏家书》，第320页）他的意思在于讲究忠厚之道，不做刻薄的人，教导其弟“积德培福”和自立。李兆洛（1769－1841）在外做官教书，乃兄在乡理家，不析产，及至本身年过半百，见乃兄操劳太过，不忍心，乃分家，紧接着又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居另过，并根据他们的资质，不要求他们读书扬名，只要本本分分生活就好。他的分家过程和设想，写在《诫子书》中。（《养一斋文集》卷18，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235页）李氏晚年在江阴执掌书院，“束修虽薄，而居处自适，朋侪之乐亦复不乏”，所以不乐意就他处之聘。（《与邓生守之》，第232页）可见其家庭的和睦，其心性和追求。裘琏《诫子书》用自己的经历教导其子精诚葬母，说出自身历史的片段：四岁丧父，赖嫡母魏氏维系家庭，二十岁时其亡故，因自己不成熟，丧礼办得不够诚敬和丰厚，二十六岁生母谢世，比前更懂事了，但因财力不足而欠丰厚，如今经济厚足了，妻子亡故，由儿子经理丧事，但看他不甚懂得敬谨从事，故特别予以教育。（《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训诫》第41页）他的故事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和对孝道的讲究。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1872），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西武宁县的曾氏族人携带曾氏谱局公启，行程二千余里到南京找他，要求联宗续谱，曾国藩不明究竟，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五日写信给乃弟曾国荃等，让他们了解处理，同时给来人写匾和对联。（《曾国藩家书》，改革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1596页）曾氏事繁，而处置这类族务之事虽不多见，但也还是认真的，于小事亦可见其为人。同年十一月初八又给弟弟鸿雁，讲自己的家事，即儿子纪鸿自愿将己子过继给长兄纪泽为嗣子，曾国藩听说后很赞成，并要把它促成，“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案，即李鸿章）抚幼泉之子作呆笔耳。”（第1615页）自己房内的事情，也要雁足传书，可见曾氏家门观念的强烈。郭崑焘通函乃兄郭嵩焘，说明觅求休致后闲适居处之难，兹附信文于后。（【附录14，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2辑第113号第454页】）仕宦在外的社会上层人士想到晚年的生活，早作安排，为研究历史上老年人生活所当留意的。俞樾的夫人死于苏州家里，但俞氏将墓地选择在杭州右台山，并预定将来自身也葬于此，这种后事的安排，在《与亡室姚夫人》悼告信中表达出来，从而透露俞、姚夫妇感情的深笃。（《春在堂尺牍》，第708页）
（5）女性人物的生平资料
女子传记资料较男性少得多，尺牍中也是如此。这里为强调女性史料，故单独立个子目来表述。
女子本人的尺素是其生平的真实记录。前面提到陈尔士（1785－1821），十七岁与钱定庐结婚，二十三岁时乃夫任户部主事，二十七岁主理家政。她的二十九通家书，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写给乃夫的。在此期间，乃夫自北京送母柩回浙江嘉兴原籍安葬，她留在京师守家，故有此通信。信中叙述，自送婆母灵柩后，如何谨守门户，处分下人；如何督子读书及课程进度；在子女生病时如何调治及药方的改变；如何理财，维持家用；关照丈夫如何保重身体，痔疮如何防治；报告自家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形；报告妾的安分守己；询问坟茔之建设，并抒发己见，以子妇而不能与葬，甚疚；略言时事，自觉不当；祈请乃夫规劝娘家二兄不要出来做官，以便在籍侍养七旬慈亲；对丈夫要把亲戚携带来京抚养，表示同意。由这些内容，可以知道陈氏的一些经历、见识、为人理家能力和健康状态。她只活了三十七岁，读其鱼素，知其拖者病体，竭力要把家务理好，亦会感到她将享年不永。（【附录15，2页；《听松楼遗稿》卷三，同治间家刻本】）
从上面的诸多事实，读者不难了解书信的对于其作者的传记史料价值：至少可以提供写信人的历史片段素材，乃至关键的、重要的人生情节。
说了鱼素对写信人的传记史料意义，那么它对收件人的价值如何呢？对此，请往下看。
（二）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
就一通函牍讲，它所联系的写信与收信人双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社会关系，信中常常会说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及收件人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书札自然地成为收信人的历史文献，可供人们考察他的历史。
陈介祺（1813－1884）是道光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撰著《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传古别录》。吴大澂（1835－1902）是同治进士，功名、学识，都是陈氏晚辈，但陈氏赏识他，主动给他去信，表现出奖掖后进的大家风度。对此，吴氏在第一次回信中说：“……乃蒙手翰先颁，奖勖备至。猥以拙书联语，重荷宠褒，益令惭惶无地。”（【附录16，2页；《吴愙斋尺牍》第3页】）陈氏的原信虽然见不到了，但对吴氏“奖勖备至”的内容可以想见。吴氏亦并非自大的人，早就仰慕陈氏，只因晚辈不敢造次，故未先行通函，及至得到陈氏手札，喜出望外地写回信，并报告借视学陕西之便搜访古迹拓片的情况，从此二人书信往还，交流古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成果，以至谢国桢氏能看到九十五通，据以作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反映吴、陈二氏的生平经历。以翻译《天演论》闻名于世的严复，将译著赠送给吴汝纶，后者读毕，写信谈对此书的认识：“比经收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桐城吴先生尺牍》卷1《答严幼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第366号第1607页）吴氏得了赠书，又抄写一遍，放在枕中，不仅表现了他的重视，更说明严氏译作的价值和为人所尊贵。人们对这个译著的态度，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严氏的历史。汪康年的四兄写信给汪康年，述其继妻的种种乖张行事，以及与家人关系的诸种不协调，这是书信记录第三者历史片段，或者说在家人眼里其继妻的形象，也即一个人物的历史侧影。（《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822页）恽敬《与二小姐》、《与来卿》等函牍，除了说明家事，对二小姐的生平、气性也留下一些资料：出嫁姚家，公爹为学官；丈夫字来卿，功名心切，而多次秋闱不中；生子望元；本身识字，能写书札；有一年多没有给乃父写信，恽敬因而不放心，通函女婿，告诉他女儿的缺点：“小女性虽孝谨，而负气好高，恐胸中积忿深思有不能形之纸笔者，遂尔疏阔，吾婿以为如何？”也即希望女婿能体贴女儿，多加劝慰。（《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41页－142页）恽二小姐的历史面貌，凭借这些素材亦可以勾勒出轮廓了。像上述的事例甚多，不再罗列。要之，收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人物的平生，鱼雁里会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可供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采集，用以描绘人物历史的生活片段。
（三）尺牍的社会历史资料
书信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他许多领域，文学的欣赏，书法艺术的鉴赏，社会历史各方面的素材，兹作简单的分别说明。
从书法角度看书牍，许多人的鱼雁手迹，飞洒流畅，酋劲浑厚，布局严谨，是一幅幅书法艺术佳品。其实，不少作者本来就是书法家，写信的时候又严肃认真，故而使信件成为艺术品。如附录三和十六的吴大澂尺素，附录十一、十二的于敏中书翰。他如刘墉（1720－1805）的信家书，见附录十七。（【《刘石庵公家书真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1号第48页】）翁同龢致张謇书翰，见附录十八。（【《翁松禅致张啬安手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2号第20页】）均是书法佳品。
从文学角度读尺素，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或诗味十足，用典贴切而耐人寻味，词藻华丽而不显雕琢，读之实为一种享受。如以尺牍范本著称的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阅览令人欣快。兹举《谢朱松溪借银》为例。信写在京临别时借钱，水行遇风浪几乎丧生，到目的地又碰上东家亡故，失业在即，真是一事未了又添一事，欠债只好待诸异日筹措。作为幕客，本来就是漂泊不定，命运在人家手里，而自身恰恰全遇上了。信件把自身的沮丧心情和对收信人的感激之情，以略带轻松的笔调表达出来，不让朋友太为他耽心。其原信录后，与读者共同赏析：“雪泥鸿爪，游辄无凭。五六年来，徒深契阔。昨于都门把袂，真为意外之缘。而足下意气殷拳，无间畴昔。濒行几以旅囊告匮，致叹穷途。尤承惠借朱提，得免琴囊留滞。私衷感戢，何日忘之！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浮一叶于洪河急湍中，自分置身鱼腹，欲继青帘招饮，绮馆烹鲜，恐此乐已成隔世，幸荷吉星遐照，得庆生还。记弟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馆，敝东于二十九日逝世。甫离蛟窟，又失鸠巢，而宾主多年，一朝永诀，未免人琴之感。计日交案完竣，即拟东返，。如山左不遇，而仍作燕市闲人矣。挪项另容措缴。”（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书翰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下举若干事例，以见一斑。钱谦益（1582－1664）《牧斋尺牍》致吴伟业《论社》函，针对明清之际江南社团活动，论述中国社团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辑第391号第11页）“宁都三魏”中最有名的魏禧（1624－1680），悼明朝之灭亡，隐居不仕，《寄兄弟书》云其辗转流离的生活：“日转穷山辟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信中特别讲到山中居民和僧侣的生活，能令人了解清初山民社会历史。（《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5页）钱塘人而定居南京的袁枚，不忘故乡，愿子孙仍能与原籍保持联系，故不在南京著籍，可是为培养儿子的社会生活能力，令其在金陵考秀才，此事引起当地人反对，向政府控告他冒籍，袁氏乃不让其子与试，他的弟子为他抱不平，他却心绪平静，并致函堂弟，说明原委。（《给弟香亭书》，见《古代家书选》第153页）这件事表现了土著与客民在科举上的矛盾，而户籍制度是造成原因之一。关于传记、方志编写的一些讨论，常常在尺素中看到。如钱维城（？－1772）任学政时写的《与熊中丞论志书书》，议论方志中传讠编写的差误。（《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祈请》，第12页）著名史家全祖望（1705－1755）向人借传记书而不得，他分析原因，可能是书中有“嫌讳”的地方，不便让人阅览，或者是认为借阅人不配读这种书－－“非其人不可妄传”。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忠表记〉书》对此进行辩难。（同上，第17页）然从中不难看出，清人对于撰写传记的认真。传记中的“行述”，其体例如何把握，雍乾时期巡抚陆耀《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对此展开讨论。（《清代尺牍》，第80页）周天爵（1772－1853），官至总督，在安徽庐凤颖道任上，地方发生大水灾，他这时的通讯，多讲灾情和救灾的事。这些尺素，收在《周文忠公尺牍》。此书有同治七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20辑第194号。对嘉道时期的文风，姚鼐在《复贾艮山（声槐）》函中讲：“近时文体，坏敝日甚。”表示了一种看法。他是桐城古文派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似乎应当引起文学史家的留心。（《惜抱尺牍》卷二，5页下）许乃普、许乃钊兄弟的散佚书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清朝政府财政之衰竭、吏治之腐败、军事之无能为力，均有所反映。（《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第33页）太常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1846－1900），写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书牍，讲述到时政和自身见解。信函汇为《袁忠节公昶手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576号。清末丘震在上海，要订阅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信给出版《时务报》的汪康年，请其代订，可见新信息多么受人欢迎。（书翰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8页）丘宪把在扬州瓜洲所见到的税卡向小贩横征暴敛的情形，写信告诉汪康年，希望能够介绍到新闻纸上披露。（同上书，第199页）
信札的提供人物传记和社会历史资料，不仅在于有一定的数量，还在于它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么，如同前述李调元给乃弟写的那种内容。还有对于社会政治、社会风俗的看法及感情的好恶，有时可以在亲朋至爱的书信中交流，而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如钦差大臣胜保（？－1863）于咸丰九年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打得大败，却胆敢奏报获胜，陈玉成撤军，又报胜利，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看不顺眼，又不能向朝廷举报，乃在给其下属的信中议论：“胜帅本是大败，乃转以捷闻。方告急求援于朝，狗（案：指陈玉成）即夜驰往江浦矣，又以捷闻，均见奏章。”（《胡文忠公遗集》卷64《致牙厘文案粮台诸君》，同治六年刊本）见于奏章的官方文书有的很不可信，而尺牍所记录的历史倒是可靠的。尺牍史料的真实性，是一个特点。当然，信札在刊布时被人做手脚，则当别论。
（四）书札史料价值特写：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
关于书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试图利用《秋水轩尺牍》的资料，给其作者许思湄制作年谱，进一步探讨书信的传记史料意义。
编制许氏年谱说明：
在尺牍文学范围内，许思湄因作有《秋水轩尺牍》而有知名度，但因其社会身份卑微，没有传记流传，令人不明其历史，不利于对其著作的深入理解，本文将主要根据许氏的尺牍一书，勾稽他的生平，并用年谱的形式来表达。
清代的幕宾，因其职业的卑下和相当多的从业者的不知自重，为世人所卑鄙厌恶。人们认为他们帮助、促成作为幕主的官僚贪赃枉法、残害善良，是不法官吏的爪牙，自身也是勒索钱财的能手。幕宾一般没有功名，往往有学问和行政能力，可是终身寄人篱下，产生既自卑又不平的心态。世人与幕客都不齿于作幕，许思湄就是一生为幕的人，笔者为其作年谱，也希望以此反映幕宾的生活状况和历史。
许思湄，字葭村，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生活在清代乾嘉道咸时期（约生于1769年，卒于1856年），大半生在直隶（今河北省）作幕，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离开直隶返乡之际，友人集资将他的书信二百三十余通汇编出版，题名《秋水轩尺牍》（二卷）。此书问世之后，颇受欢迎，“几于家置一编”（同治十年版，孙憙《跋》），因此不断地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仅笔者知到的有：道光十一年原刻本；同治十年孙憙《跋》本；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许氏子庆霄题记本，并增刻《续秋水轩尺牍》，附刻许思湄的《燕游草》诗集一卷；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广益、广文、世界等书局分别印本，笔者未见其书，详情不明；金湛庐注释《详注话解秋水轩尺牍》，中华书局1940年版，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新版；宋晶如注译本，上海书店1986年印行；还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印本。许氏的信函，有的被尺牍选集所吸收，如屈守元等主编的《华夏家书》（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选有许氏的《示恬园侄》一函。许氏的书以多种版本大量梓行（如华岳版1988年初印八千册，次年加印一万册），是被认为文情兼致的尺牍范本。书为人们喜爱，而其作者的历史却鲜为人知。笔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绍兴县志资料》，内有《人物列传》，汇编乾嘉以来至民国前期亪物传记资料，毫无许氏的信息。根据《秋水轩尺牍》流行的情况，县志编写人不可能不知道这部书，但不介绍他的作者，显然是认为不值得。家乡都不重视他，大约许氏没有传记，也无从流布。因无传记，世人不知其生平，遂产生一些误解，如华岳版的《前言》，谓许氏“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并云其书首次梓刻于咸丰朝，均不确切。专书如此，惶论其他了。如《华夏家书》的编辑书信，以作者的时代为排列顺序，将许思湄置于林则徐之后，曾国藩之前，许氏诞生在乾隆中期，林氏出生在乾隆后期的1780年，可见处置的不当。究其原因，盖作为幕僚的许氏生平不为这些书的编者所知。这实在是一种缺憾，故笔者立意为许氏制作年谱。
写作年谱的依据，主要是许氏自撰的《秋水轩尺牍》和《续秋水轩尺牍》，许氏著的《燕游草》，顾名思义，是他在直隶时的诗歌作品，其诗注及诗作也包含一些生平资料。有了尺牍正续编，以及诗集，使笔者能够写作。
本年谱的表达方法，一遵年谱的固有体例－－年经事纬；此外，在每年之始，以总括语述谱主在何地、任何事；注意叙述谱主生平之外的家庭状况、社会交游、内心活动；没有史料的年代，则付阙如。所使用的《秋水轩尺牍》为华岳版，下引其材料仅注出给某人书信的篇名和页码；凡用《续秋水轩尺牍》及《燕游草》资料，均出自光绪十年版，续尺牍加注“续”字，《燕游草》亦仅注篇名和页码。年龄，按中国传统方法计算，即虚龄。
许 思 湄 年 谱
乾隆34年公元1769年一岁约在本年生于浙江省山阴县的读书人家庭
许氏生年，无明文史料可作确定，兹据相关材料推断为乾隆三十四年，可能有一、二年出入，但不会太多。许氏《与家谷芳》书信云其“自戊申北上”（第285页），据许氏生平考订，此戊申年，系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这一年他离开家乡到达直隶保定。《贺祝方伯升云南藩台并谢惠袍套被褥》信里说：“湄风尘浪走，卅载于兹，今行年五十矣。”（第460页）此信写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以五十岁计，当出生在乾隆三十四年，当然，人们讲到“三十”、“五十”之类的整数时，常常用的是概数，不一定那么实在，所以不便说得那样肯定。另外，《与章又梁》书云：“弟束发游燕赵”（第269页），束发，意谓成童之年，即儿童成长为小青年。《燕游草·出行》诗抒发离乡情愁：“少年何事亦悲秋”，“强割娇儿爱莫留”（1页上），可知已娶妻生子。孩子有多大呢？许氏出门之时，此儿“呱呱在抱”（《复陈樾亭并告丧子》，第27页），是一二岁的婴幼之子。许氏离家时是刚生子的小青年，似乎可以假定为二十岁，这一年为乾隆五十三年，倒推算去，亦当生于乾隆三十四年。
许氏为山阴县人。道光十一年版尺牍作者题名曰“山阴许思湄葭村甫著”，标明许氏籍贯在山阴。山阴，属浙江省绍兴府，系该府两首县之一。许氏在籍渡过童年、少年，直至离乡北上。
许氏字葭村，其尺牍的多数版本题作许葭村著，是以字行世。
父某。母某氏，嘉庆五年给章又梁信云“家慈年届望七”（第273页），可知生于雍正末年，当在1732年至1734年之间。《出行》诗有句云“耕读未能仍世业”，则许父当为读书人，显然没有资格出仕，可能也未作幕僚。看来许氏为读书人家，经济情况不好，但能及时读书。
三兄冠水；另有四兄、八兄，可能是堂兄，均作幕宾。
妻某氏。婚配早，生长子。
乾隆53年公元1788年20岁离乡至直隶保定，寻觅幕宾席位，初尝世态
炎凉。
“戊申北上”，系秋天出发，离家之日作《出行》七律，述别亲之情愁，“欲宽慈母声先咽”，“暗弹别泪上孤舟”。为不使高堂慈母伤感，忍泪宽慰乃母离去。过钱塘江，经杭州，游览西子湖，作《西湖十景》七绝十首。过长江，沿大运河北行，到达保定。初涉世途，乞赖他人关照，开始体会到谋生的不易，又思乡念亲，作《初抵保阳有感》，道出此种心情：“已违亲舍三千里，不尽愁肠十二时。俯仰忍看人面冷，艰虞始觉世情危。”（3页上）
乾隆54年公元1689年21岁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22岁
上年及本年，尺牍未透露许氏生平的信息，然而《燕游草》在《初抵保阳有感》诗后，收有《赴沙河幕次答左宇眉赠别之作》（3页下）、《沙河幕次感怀寄襄门诸友》（5页下）表明许氏在直隶顺德府沙河县作幕客，时间很可能就在这二年里或其中的一年。
乾隆56年公元1791年23岁冬天入抚宁县幕
出任抚宁县令的幕宾助理，一年馆金一百两银子。《与陈天度》函云，“辛亥之冬，就食辽西”；“数年来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第12页）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辽西，这里指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副席，席指幕客的席位，副席是主要幕宾的助手。
乾隆57年公元1792年24岁先后在抚宁、天津作幕。
春天继续在抚宁任幕宾副席，五月改入天津县幕。《与陈凝之》书：“弟自壬孀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第5页）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析津，此处指直隶天津府天津县。
乾隆58年公元1793年25岁春天在保定赋闲，夏天赴大城县幕席。
在天津作幕至上年冬，本年春在保定赋闲四个月，五月得友人沈聿新关照，进入大城县幕作助理。上述《与陈凝之》：“弟自壬子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今春赋闲四月，旋以旧友沈聿新招赴平舒，相助为理。”（第5页）平舒，顺天府南路厅的大城县别称。
在天津幕与大城幕之间的赋闲期间，可能去山西大同谋过事。在《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信中说：“兄馆永宁时正弟溷迹津门，一通鱼素。后此驾游山左，我滞云中。”（第27页）云中，山西大同古称。
本年，乃舅给许氏写信，令其捐纳作官。因此告诉友人无力捐纳：“浪迹六年，……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月耳。”（《与陈天度》，第12页）
乾隆59年公元1794年26岁作馆静海，长子殇逝
因大城县令任期已满，将随其离任而失馆，分别作书黄封三、杨樾庵，请求代为谋馆，给陈氏信云：“此间瓜代有期，行将解馆。恃足下高居首要，一推一挽，不复属望他人矣。”（《托杨樾庵谋馆》，第25页）
八月，进入静海县幕。《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云：“弟自甲午夏杪，移砚会川。”（第27页）会川，静海县别称，属直隶天津府。甲午，以干支计算，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等年份，然此二年的时间，与信中所叙事实不合，与此信在全书的排列顺序也不合，应有差误，而甲寅年，为乾隆五十九年，正合信文之意，与编排次第也合，故“甲午”之“午”字，系为“寅”字之误，这里以“甲寅”解读。
乾隆60年公元1795年27岁仍在静海县幕游，拟返乡而未果。
春天，随同静海县令赴天津府城、保定省城公干。
秋天，因母病子殇欲返乡探视而未果。（《乙卯秋予以母病子觞赴省为南旋计夜宿任丘有感》，11页下）
是年，公务繁忙，三进省城，六赴府城办事。（《与孙度香》，第52页）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28岁年初受清苑李知县之聘为刑名师爷，在保定买房，接家属同处，岁末改受盐山邓令之招。
年初应李知县的招请。《复陈凝之》书云：“弟为清苑李明府延为发审，一枝甫托，欲归未能。因于秋初，接眷北上，僦居会城之倒座观音堂前。他时若到金台，幸一过访，以话别来风雨之思。”（第87页）清苑，保定府首县，李首县聘请他任“发审”，即主管审理案件。邀请朋友到“金台”时至他的家里做客，他住在保定府城里，这金台当指保定，保定府所在地为清苑，也可能是指清苑，其实，保定府城和清苑县城是一回事。《与余竹泉托谋事》云：“弟溷迹金台，忽忽已逾半载。月初贱眷北上，……”（第85页）其家属是秋初到的，这时已任事半年，可知是在年初到的清苑县。
秋天，迎母至保定；买房，大部分是借的钱，特别是得到李知县的帮助。对此，在《与沈一斋》信里说得很清楚：“蜗居虽已成交，大半贷诸戚友。……幸居停为我代谋，稍可展布。”（第79页）
与龚未斋结拜为盟兄弟。龚氏，幕宾，系绍兴府另一首县会稽人，双方为小同乡。据龚氏在其《雪鸿轩尺牍》中的《与闻人冠云》、《答同学诸友》资料，推订其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比许氏大二十六岁，他们是忘年交，是龚氏看重许氏之为人和才华，主动提议的，故许氏《复龚未斋换帖》云，“既承许列雁行，弟又焉敢自外。”（第74页）
冬天，因李令将升任府同知，不再需要幕宾，乃接受盐山知县邓春圃之约，在十二月的风雪中赶往报到。《与龚未斋》云：“弟以李大尹即转司马，无须入幕之宾。适盐山邓明府致信相招，风雪一肩，仆仆走数百里外。”（第91页）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29岁在盐山刑名席上，为母祝寿，生子。
在盐山幕，于幕主邓知县相处甚融洽，公务之外，作些吟诗雅事。自云：“喜居停降心相从，案牍而外，斗叶联吟，差解岑寂。”（《与陈樾亭》，第114页）
二月为乃母作寿－－“花朝日，……弟为母氏称觞”（《谢龚未斋贺母寿》，第111页），以报答养育之恩：“为寸草春晖之报”（《谢沈一斋贺母寿》，第96页），友朋致贺者颇多。
闰六月十五日生子。《复陈凝之》：“闰六月间，内人幸举一子”（第124页）
再次敦请陈笠山推荐乃侄到安州处馆（《向陈笠三索信》，第98页）。幕客之间互相请托荐馆，是经常的事情。
三兄观水到山东冠县作幕，四兄居住保定。（《与单德栽》，第143页）
嘉庆三年1798年30岁依旧在盐山幕中，举债捐纳小官，未能赴任。
至直隶业已十年（所谓“弟十载燕南”，第184页），久有捐官之愿，适逢清朝政府开川楚善后捐纳事例（《与家谷芳》，第285页；《清史稿·选举七》），乃多方借贷，赴京报捐，限于钱财，只捐未入流的职员，因无钱赴任，未成行，复回盐山作幕。其捐纳的原因，是为摆脱幕宾的处境，以弥补不能走科举正途道路的遗憾，《复沈漪园》道出这种心情：“吾侪弃书读律，正途已矣。幸逢捐例重开，通籍有自；寄人篱下，诚不若自营一窟也。”（第182页）捐纳要钱，将保定的房子卖掉（《复周松涛》，第260页），远远不足，多方求借，债台高筑，故云：“先之以接眷，继之以报捐，百级债台，已层累而上矣。”（《唁傅维章丧祖母及妻》，第196页）所捐是未入流之官：“勉捐未入，竟以累重难行。”（《复庆云少尉项》，第235页）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31年在盐山县幕，以去年捐纳未仕而心情不爽。
将捐纳所得官名，视为鸡肋，名义上有用，实际上无益，故云：“留此击而不食之匏，已同弃而不甘之肋，如何！如何！”（第235页）
冬天，将乃母及妻儿送至山东东昌与乃兄妻室同居。乃兄观水作幕山东冠县，见乃弟捐纳负债甚多，迎养乃母，许氏为省家用，将妻子一并送去。《与邓馨圃》：“家兄以弟北居多累，招之使往，因将眷属移往东昌。”（第254页）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32岁仍在盐山幕，思谋离去。
正月在东昌过年，途中游济南趵突泉。（《谢张位金惠梨》，第251页）
中秋节又去团聚，乃兄亦自冠县返回，“十余年萍散蓬飘，小得团圆之乐”。（《与章又梁》，第269页，）
与幕主相处五年，关系甚好，但上司天津府的幕僚吹毛求疵，倍感不快，请求在省城作幕的章又梁帮助另谋馆席。（同上）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33岁在盐山幕；去北京掣签，未赴任；受幕主邓令之托为其办理后事；赴沧州周知州之聘。
五月进京，因前有捐职，希望能有分发内地省份做官的机会，掣签结果，分配陕西，因该地正有战乱和费用大，乃以有病请假不赴任。《与章又梁》：“弟于仲夏入都，期得近省，以慰饥鸟投林之想。讵意事机不偶，签掣陕西。风月空囊，势难远适。而余氛未尽，更不能投笔从戎。”（第282页）其间作《京邸午起书怀》云：“风静湘帘日影迟，小眠初起独衔卮。微名不肯抛鸡肋，炎海无端住许时。（时在都掣签）”（18页下）六月二十五日返回盐山，二十九日县令邓氏病故，弥留之际委托以后事。邓氏“官清似水，累积如山”，（《谢邵南湖》，第238页）尽友朋之道为其清理，历时三月，从而结束六年的盐山刑名师爷生活。（《与家谷芳》，第285页）
沧州知州周香谷招聘之，冬天赴馆。（《与家谷芳》，第285页；《解龚未斋为人谋馆疑》，第302页）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34岁在沧州幕席
盐山沈令以幕宾相邀，以不忍离开周知州而谢却。（《答盐山县沈辞事》，第316页）
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35岁先仍在沧州幕席，后改就永平府幕。
出嫁及笄之年的第三个女儿，亲家亦为幕客。（第320页、329页、336页）
约在夏天辞沧州幕席，移就永平府幕。“弟以事遭无妄，携砚来永。”（《与周刺史辩办命案》，第340页）永平府的首县为卢龙县，古代孤竹之地，许氏有时讲到永平，说是在孤竹。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36岁在永平幕席
《却周松涛称呼》书云：“弟来此孤竹，荏苒年余，宾主相投，室家无恙”。（第353页）一年馆金一千两银子，每月膳银二十两。（第473页）
同情幕友章槐卿的亡故，倡议众友捐助。（《与牛云洋代亡友告帮》，第387页）
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37岁作幕
乃母病逝于东昌府。（《燕游草·辛亥秋初携眷出保阳南关登舟有感》：“先慈见背，已二十七年矣。”见36页上。据此推算，死于此年。）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38岁作幕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39岁作幕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40岁作幕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41岁作幕
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42岁幕客
嘉庆十年以来，许氏活动的情形，《秋水轩尺牍》未能提供资料，而《燕游草》在《京邸夏晚纳凉》之后，收有《夏日同沈猗园一斋游偏凉汀（已入滦州志）》、《姜女庙和祝与亭郡伯原韵》等诗篇，可知许氏在永平府活动较多，证明在嘉庆九年之后仍在永平作幕宾。另有吟于庚午年（嘉庆15年）的《雪夜抱病治牍慨然有感》七律（二十六页下），“治牍”，代幕主写文件，表明幕客身份和生涯。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43岁直隶总督署作幕
因出天花，大儿、七儿、八女、九女同时夭亡，妻因之生病。（《与陈笠三》，第402页）
受直隶总督温成惠之聘，至保定掌刑名幕席。“重以大府谆命，强病治牍。”（同上）据《清史稿》卷199《疆臣表》，温成惠于嘉庆11年－18年任直隶总督。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44岁仍作幕于直隶总督署
继续总督署之幕席，保定吴太守重金聘请，不就。（《辞保定吴太守聘》，第407页）
推荐乃兄于隆平幕席。（《复冯璞山谋事》，第417页）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45岁继续总督署幕席
据《清史稿·疆臣表》，本年九月温成惠去任，章煦署任，十月，那彦成署任，后实授。在三易总督之际，许氏保持住席位。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46岁续为制府幕客
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47岁仍留制府幕席
不时生病，深感无子的苦恼，宾主感情平淡的无趣，拟于来春返里。此种心情在写给狄小同的信中流露无遗：“大抵主情似水，客兴如秋，交以淡成，各行其素而已。入冬后，贱体时复多病。而求珠有愿，种玉无田，嗣息之谋，尚在虚左。”（第443页）此信尚云北来“忽忽已将三十载”，故不是写在本年，就是写在下一年。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48岁续充总督署幕宾
六月方受畴出任直隶总督，联任至道光二年正月，许氏被延聘。（第446页；《清史稿·疆臣表》）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49岁仍在制府作幕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50岁留制府幕席
为求生子，“年来连置二姬”（第461页）。《谢宋柱川惠酥糖》：“弟琴剑飘零，匆匆三十余载，商瞿就老，伯道犹孤，每一思维，惄焉如捣”，而娶妾得人亦属不易。（第453页）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51岁在制府幕
约在本年，乃兄以老病辞幕返乡。（第470页）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52岁在制府幕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53岁在制府幕
因妾将分娩，谢却永平秦太守之聘。（第473页）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54岁先仍在制府，后改就保定府幕，生子。
正月，总督方受畴因病免职；春天，就保定知府聘，为刑名师爷。（《谢张南奏惠帽檐》第481页）
五月，生子庆霄，为好养活，小名曰“狗”。（同上；第485页）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55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56岁在保定府幕
《与致仕太仆祝》，感叹直隶政事难为：“燕中民疲官苦，更甚于前。良由积重使然，无可补救。”（第484页）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57岁在保定府幕
生子（第485页）
写信给盟兄弟、安徽幕宾沈孟养，托其照料捐纳赴皖的女婿沈桂森。（第489页）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58年在保定府幕
约在本年前后，张兰渚巡抚、那彦成总督、山西王布政使、福久亭巡抚、卢厚山巡抚先后征聘，辞谢不就。（第493页、501页）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59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60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61岁在保定府幕
约在本年，辞谢冯璞山等友人出版秋水轩尺牍的美意。（第517页）按：从后来尺牍梓刻的事实可知，未能谢却。
约在本年，经办在保定的浙江同乡会。（第498页）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62岁在保定府幕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63岁上半年在保定府幕，辞掉返乡。
六月辞去幕席，七月取水路南下回乡。（《辞冯二槐回里》第519页）临行，友人赠送程仪。（第523页）
临行，信谕作幕的侄儿恬园为幕之道：幕宾地位今不如古，“然道以人重，事在人为，果使砥行植品，积学多才，彼印累而绶若者，未尝不礼貌加之，腹心倚之。若不检于行，不忠其事，骨肉尚难取信，衾影亦觉怀惭，无怪朝下榻而暮割席也。予游食四十余年，兢兢以此自勖。”（第528页）
途中遇政府粮艘南下，民船让路，十一月始回到山阴，遂“积劳致病”。（《续秋水轩尺牍·致蒋芸坡》，3页下）
本年，《秋水轩尺牍》刻就。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64岁在鄞县刑名幕席
为经济生活所迫，抱病应鄞县程知县刑名幕席之招。（《续·致保定府周》，1页上；又，3页下）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65岁仍在鄞县幕
身兼两个幕席，“砚入较丰”；夏天，鄞县令因病出缺，旋解馆归里。（《续》，27页上下）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66岁由鄞县幕改就杭州府幕
初夏，因老宅不敷居住，迁居安昌。（《续·复孙玉书》，16页下）
秋天，接受杭州胡知府之招，就其幕席。《致祁梅苑外孙》：“为营蜗室，大类羝藩，负累实为不浅，幸于甲午（道光十四年）之秋，借栖杭郡，藉得弥缝。”（《续》，16页上）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67岁在杭州府幕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68岁在杭州府幕
九月，子庆霄15岁，为其完婚。《续·致金友兰》：“九月望前，因大小儿年已十五，勉为完娶。”（20页下）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69岁作幕诸暨
约在本年，辞掉幕席，然五个月后应诸暨知县夏小竹招聘。《续·致高已生》：“……致书割席。至五月杪，始有浣浦之行”。（8页下；10页下《致沈春帆》）浣浦，指绍兴府诸暨县。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70岁在杭州府、金华府幕席
杭州胡知府离任，许氏不处幕无以为生，浙江巡抚特地荐赴金华府，七月到，八月胡知府回任，许氏赶回杭州，古稀之人，经不起旅途奔波，致病。（《续·致署南京藩司》，11页下）
以诸子年少待教养，母柩、妻柩尚未下葬，不得卸肩。（25页上）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71岁作幕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2岁作幕
孙憙在《秋水轩尺牍》的《跋》里说许氏，“在本省砚食十年”。许氏自道光十一年返乡，至本年已有十年，故本年谱以道光二十年为许氏幕客生涯的结束年代。自乾隆五十三年游幕开始，至此，已长达五十三年。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大约在本年辞世
许氏的卒年不详。孙 在上述《跋》文中云：许氏息影后，“优游颐养，亲见孙枝繁衍，书香继起，而其寿亦将大耋矣。”可知许氏高寿将近九十，如果以八十八岁计算，活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若以八十九岁计，则延续到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以上为许思湄年谱。这个年谱，比较简略，读者可能不满意，其实，本书作者亦不惬意。然而资料限制，只好如此。不过，许氏一生的经历、重要活动，他的生存年代、社交关系、家庭关系、文字活动诸方面，还是勾勒出来了。这并不是本书作者有什么贡献，而是靠的许氏本人的尺牍资料，从中钩沉考订而已。重要的是尺牍文献，没有这个“米”，“照人汤”也煮不出来。由此进一步证实尺牍具有传记史料价值。
第三节语录的传记史料
前已说及，《分类历代尺牍选粹》就是一种语录，下面将就语录及其传记史料价值作出简单的说明。
(一）语录及其载体
语录是人们的谈话记录或从文章、日记、尺牍里摘录而形成的文献。
语录出现得很早，孔子的《论语》是早期语录的代表作，但是在古代它被视为儒家经典，不算作语录。在人们观念里的语录是中古高僧的言论集，北宋理学大师的言论汇编问世后，也被认为是语录，而且这类书成为学者进入堂奥的门径，所以南宋以降语录大兴，不仅儒学家由其门徒记录整理其言论，从政的人也由家属、故吏代劳，形成他们的语录。如李光地（1642－1715）的《榕村语录》，是其门客徐用锡记录并汇编的，还容纳了李光地之弟光坡等人所记的内容，且经李氏本人审阅。（《榕村语录》李清植题记、徐用锡书后，《榕村全书》道光九年版）再如张廷玉（1672－1755）的《澄怀园语》，开始是张氏之侄若筠将交谈中的话笔录了几十条，建议汇集成书，取名澄怀园语录（因张氏时在京师海淀赐园－－澄怀园居住）。张氏采纳侄儿的主意，但感到内容太少，于是将“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与典籍之所载，可以裨益学问，扩充识见者，辄取片纸书之”，如此积累二百五十则，乃汇编成册。（《澄怀园语自序》，光绪31年桐城两相国语录本）
谈话通常使用流行语言，有白话，有方言，所以语录与文章语言有所不同，不够优雅，似乎不应当流传久远，但生活用语更容易令人理解，“君子方喜其觉世之易，不当泥于句字”。（李清植：李光地著《榕斋语录》题记）因此能够流传。语录有哲理，而浅显好懂是其特点。
作为讲话记录的语录，涵义有所扩充，自家或由他人从文章中摘录片言只语，或总结人生之道、为学之道的笔记，或训诫子弟的杂文，往往被列入语录。
语录的存在有多种形式，最主要的单独成册，即个人的语录集；其次是语录汇编，是将多人的语录合编在一起，然而也是以人分卷；再次是编辑在文集里，若篇章多的话，单独成卷，少的则散在杂著中了。明了语录的载体状况，以便对它们进行寻觅。
（二）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语录的历史价值同其他古代文献一样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了解它的传记史料意义。语录的作者在讲道理的时候，常常用事例作说明，会列举历史人物、事件以及祖先言行，有时就现身说法，这样就有了自身的历史资料，可供研究者采择利用。如明清之际“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1619－1677），在《荆园小语》自序里说他的书的形成：“暇中为（两个弟弟）道身所阅历，或耳目有触。书置座间，久之不觉累累”，因而成书。（《丛书集成初编》第376号）今日从书中可以探究申氏的思想和为人。
人物求学、修身资料。明末清初大儒陆世仪（1611－1672），教学为务，撰著《思辨录辑要》，书中透露，二十七岁为其人生重要年代。卷二《立志类》云：“仪十六岁时，先君以书训之曰：’汝今年十六，当思先圣志学何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又曰：’读书中进士，今人之学；读书成圣贤，古人之学。’仪于是始知志之当立，然浮沉进退，未能自树，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语。迄今不自暴弃，亦先君之教有以启之矣。”（《丛书集成初编》第668号第17页）十六岁时听到的道理幦不真懂，到二十七岁才真正知道立志及应当立什么样的志向。又在《居敬类》说：“予自幼习闻心法二字，从未理会，以为心有何法”，及至二十七岁，遇事专心，随时随地细致观察，把学的儒家思想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中，于是明白了心法的作用。（第26页）还是这一年，友人托他为一个人帮忙，而那一个人陷害过自己，开始不好拨朋友的面子，随便应下来了，并不想做，但想到记私仇不好，遂去做了，“后来凡遇此等事，皆不须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说，不过如此”。（第70页）陆世仪在二十七岁立定学习圣贤之志，贯彻到行动中，克己待人，以后的路就好走了。申涵光讲：“好学则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荆园进语》，《丛书集成初编》第376号第12页）好学不倦，就不会患得患失。康熙朝理学名臣李光地（1642－1715）的《榕村语录》多达三十卷，谈到青年时期的学业，“读书不专是要博，须是凑成一堆，某十八九时，经书外搀看一部性理。”（卷23，5页上）“某年十八纂性理一部，十九年纂四书一部，二十年纂易经一部。”（10页上）所谓纂书一部、一部的，就是写读书笔记，表示他在年青时精读经书，不作泛览。他初次会试之后，“将所作时文就正于乡前辈王命岳”，对王氏的批语，请教详解，以增长写作能力。（卷29，28页上）
人物政治观念和处理政事的资料。康熙朝的另一位理学名臣汤斌（1627－1687），以在苏州禁奢侈、毁淫祀而著称，向康熙帝上《请毁淫祀书》，自奉甚俭，一次查家用账，见有买鸡的钱，问管家是怎么回事，回说是少爷要买吃的，他就把儿子狠狠地数落一通，因此常以苏州人的消费为儆戒，教训人，故他的语录云：“人之家业，未有不勤成而侈废者，吴俗好侈，坏在这几只酒船上，兢盛嬉游，已足废业，又加以祀神之费，画船箫鼓，无一日休，此吴俗之大蠹也。”（《汤潜庵集》卷上《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474号第2页）他把禁侈看作是维护民本的事，所以大举毁淫祀。他还主张官员要尽职，但不要过分，“多事不如省事”，（第3页）不赞成革新进取。李光地在直隶总督任上，请兰总兵看戏，说演到入情处，人们没有不受感动的，从而知道戏剧教育人收效最快速，因此想到用儒家伦理改编元曲，去感化百姓。（《榕村语录》卷28，17页下）他从演戏，想到民间的教化，处处不忘政事，大约是热衷于政治者的职业病。李光地还说：“汉武帝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却说太子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可乎！”（卷21，21页下）又说：“后世必谓太子换不得，皇后废不得，似觉太执，只是换得不当、废得不当便不可。”（22页上）康熙帝两次废太子，他讲这些话，表示赞成皇帝的举措，可知他在如此重大事件中的态度。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天，山东地方报告出了反叛事件，康熙帝派遣刑部侍郎张廷玉（1672－1755）等去审理，张氏分析案情，认为不是反叛，只是盗案，这种两种性质的结论，事关重大，别的官员劝他慎重，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实事求是地断了案。对此，他在《澄怀园语》用了许多文字作出说明。（卷1，1页下－3页下）张氏在语录里对其于康雍两朝的繁忙政务多所叙述，如三十二岁进入南书房，每天办公十一二小时，扈从康熙帝北狩十一次，不仅奔波疲劳，还要写诏书，康熙四十六年，“车驾远临，遍历蒙古诸部落穷边绝漠，余皆珥笔以从，计一百余日不离鞍马。”雍正间任大学士、管吏部和户部尚书事、翰林院掌院学士等等职务，忙得不可开交：“每至朝房或公署听事，则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常百数十人，环立更进，以待裁决；坐肩舆中，仍披览文书；入紫禁城乘马，吏人辄随行于后，即以应行止者告之。总裁史馆、书局，凡十有余处，纂修诸公时以所疑相质，间亦大费斟酌，不敢草率。每薄暮抵寓，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8页下－9页下）张氏的幕僚长及庶务长的形象，用他的语录给人们形成了。这期间又为山东绅衿拖欠钱粮的事说了话，绅衿欠粮，依例应褫革功名，地方官和中央有关官员都说应当严办，张氏认为该地连年灾荒，拖欠情非得已，不必褫革，延期交纳为好，皇帝采纳他的建议，使近一千五百名进士举贡生监免遭处分。（卷2，6页上）
人物学术观点的资料。思想家的语录多，从中可以了解到崇尚理学、或者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学者思想状况。陆陇其（1630－1693）著《学术辨》，倡扬程朱，批评阳明，认为王阳明学术是禅学而不是儒学，其学流行，造成明朝的衰落。在《问学录》中更把阳明其人说得一无是处：“阳明所为，皆苟且侥幸，不诚无物，吾未见其能应世也。观其通近侍，结中朝，攘夺下功，纵兵肆掠，家门乖舛尤甚。”（俱见《丛书集成初编》第671号）阳明之事功为众所公认，陆氏亦予否定，强烈的崇程朱排心学，后来被清朝奉入孔庙，观其语录，就知道不是偶然的了。孙奇逢（1584－1675），兼采心、理二学，在《语录》中对批评理学的观念大不以为然，他说：“（苏）东坡讥（程）伊川云，何时打破敬字，故迩来学人每欲打破理字，总是苦敬字、理学为束缚，为单板，不打破不得脱洒自在。岂知脱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无间，离此则成无忌惮矣。”（《夏逢先生集》卷13，《畿辅丛书》本）魏禧（1624－1680）提倡忠恕史观，他在《日录里言》中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丛书集成初编》第1页）
僧侣传记资料。佛家的语录非常多，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著录有数十种，笔者在《清史史料学》第十一章转录了二十部，并介绍了佛家语录的史料意义，这里不再赘述。
语录还可以提供人们历史的其他侧面，如前述张廷玉之父、大学士张英（1637－1708）在《恒产琐言》讲乃父为其兄弟分家，第一次得田三百五十亩，第二回得一百五十亩，旋因参加会试，出卖第二次所分的田做路费，后来颇为后悔，因为深深懂得田业是最宝贵的，他的格言是“守田者不饥”。（桐城两相国语录本，14页上）他通籍前的经济生活，于此透露不少。
可以勾勒其作者历史的语录，极其少见，但也并非没有，如汪辉祖（1731－1807）的《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药言》，即可据以描述他的三十年幕宾史，然因他有自撰年谱－－《病榻梦痕》和《梦痕余录》，使其传记史料价值大为降低，而成为幕客的人生座右铭。
（三）语录的出版
这里讲梓刻的语录，系指独立成书的语录，而不是某部书的某卷某文，其椠刻有下述几种情形：
单刻。佛家的语录，多系单行本。康熙帝的《庭训格言》有官刻本。等等。
收在全集或家集里。如《榕村语录》是作为《榕村全书》的一部分梓行的。《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原收在作者张英的《笃素堂文集》中，后来张英七世孙绍文将它们与《澄怀园语》合刻为《桐城两相国语录》。
收入丛书。有语录的专门丛书《格言汇编》，王乃征辑，1908年抚州府署石印本，收有《庭训格言》、《聪训斋语》、《澄怀园语》、《里言》、《药言》、《冰言》等书。丛书中收辑的更多，前述语录传记史料时，所引的出处多是《丛书集成初编》本，对这一丛书的语录无庸再述。《丛书集成初编》之底本，来自其他丛书，其语录部分，则取自《畿辅丛书》为多。光绪间问世的《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收语录为其特点之一，如有《庭训格言》、《聪训斋语》、胡达源的《弟子箴言》等书。
汇刊。将众人语录以人为单位汇编在一起梓刻，如雍正帝编辑《御选语录》，收集包括清代僧人、居士在内的历代和尚、道士的语录，当时即有官刻本。
（四）附述言行录、谚语
与语录体例有某种相近之处的言行录、谚语，在此略言数语。
言行录，是所谓叙述人物的嘉言懿行的书，也是传记的一种体裁。它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一个人的，一是集多人的。前者如钟錂编辑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1635－1704）为颜李学派创始人，主张践履，著有《四存篇》，写有日记。钟氏为其门徒，从颜氏《日谱》摘录言论，于乾隆二年（1737）编成此书，分上下两卷，二十目，为常仪功、理欲、齐家等，除颜氏语录，间有钟氏的说明，如在《常仪功》类后，钟氏云：“（颜氏）常仪功自老不懈，病笃犹必衣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73号第1页）此书主要反映颜氏的学术观念。
《国朝名臣言行录》，董寿纂辑，成于光绪二十九年，上海顺成书局石印。全书三十卷，从清朝开国功臣额亦都写到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每人写其最主要的活动和言论，是人物简史。
谚语的书籍，属于清朝人的有几部，但反映社会现象的多，很少有关于人物传记的。唯李调元（1734－1802）辑《粤风》卷二《瑶歌》，内有后世文艺题材里的刘三姐的素材，该书云：“读书便是刘三妹，唱价本是娘本身。立价便立价雪世，思着细衫思着价。”（《函海丛书》本）这个歌词我们读不懂，李调元注释为：“价，是歌；立价，是造歌，刘三妹是造歌之人。雪世，是传世。细衫，指唱歌之人，义同红裙。”如此，刘三妹是歌唱演员，且是制作传世之作的作曲家。
有一部谚语的工具书，是研究传记史料可以留心的，它就是尚恒元等编的《二十五史谣谚通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刊行。这二十五史是把《清史稿》包含在内的，内中也提供了传记里的谣谚线索，如录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第30页）是取材于《清史稿》卷350《李长庚传》，这对于了解李长庚的历史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