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勉励·期许
关怀·勉励·期许
——记我与恩师姚奠中先生的交往
■王雪樵
去年7月，省里为姚奠中先生举办了隆重热烈的百年华诞祝寿活动。我当时在外地，未能前往祝贺，非常遗憾。不久前，运城日报副总编樊峻峰到太原拜望并采访了姚先生。他回来后告诉我：“姚先生很关心你，一见面就谈到你，询问你的近况。”我向峻峰详细了解了先生的健康状况，知道先生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自如，感到十分高兴。顺口念起赵望进学兄为先生写的寿联：“德高，文高；艺高，寿高。”阎凤梧教授写的文章：“一代宗师，高山仰止。”同时也引起我对先生的思念。
姚先生是稷山县南阳村人。南阳姚氏是个有名望的家族，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元代名宦姚天福，以秉公执法刚直不阿著称于史，被元世祖忽必烈贊为“巴儿思”（蒙语“虎”的意思），就是姚老的一位先祖。姚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门弟子，曾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研修，亲聆教诲。因为学业优异，在读时即兼任母校文学史课程，一些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还谈到姚先生。先生与他的同学日后亦多成为享誉国内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后抗战军兴，姚先生辗转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高校任教多年，1951年山西大学三院分立，应师范学院梁园东院长邀请，回中文系任教，以迄于今。
先生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倜傥潇洒，多才多艺，是国学大家、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又是书画大师。他工小学、文字训诂学，精于文学史，文史哲兼通，对屈原、柳宗元、关汉卿以及庄子都有精到的研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撰文批评胡适等人否定屈原存在的谬说。先后出版过《姚奠中论文选集》《姚奠中诗文辑存》等多部著作。先生长于诗词制作，是著名的诗人，且工于书画、金石篆刻，诗、书、画、印并称“四绝”。他的字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大气磅礴；从楷书化出，注入隶篆、金石，为独特之行草，颇受书界推崇，曾获中国书法最高成就奖“兰亭奖”。他的绘画简洁灵秀，意趣盎然；而篆刻韵味隽永，尤为一绝。正如阎凤梧先生所说，他“集众善于一身，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丰厚载体”。他是一代名师典范，桃李满天下。他心系家国，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我于1963年进入山大中文系读书，甫入学就听说姚先生是中文系最好的教授。后来时常在校园里看到他那潇洒的身影，还在教工俱乐部里看过他的书法作品展，当时十分希望他能为我们讲课。然而由于“文革”折腾了几年，许多课都没有来得及开，至今无缘听姚先生讲过一堂课，说起来也是个绝大的遗憾。
我和姚先生第一次接触是在1992年秋天。当时地区举办全国卫门书派学术研讨会，姚先生作为书法大家和省书协名誉主席莅会指导，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开幕的那天晚上我去宾馆专门拜望了姚先生，并带去了我不久前在《文献》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西厢记中“大”读“堕”音考》。见面后我自报家门，先生高兴地招呼我坐下，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一句话立马解除了我的拘谨。我想起来，1986年我曾写过一篇《关汉卿剧作题材地域性浅析》的文章，在王志华兄主编的《晋中师专学报》刊发。后来志华兄告诉我，姚先生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问起你是不是山大的校友。1990年5月初，首届《西厢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济召开，会毕我专程去拜访，因先生有事提前离会，而缘悭一面。这次姚先生与我聊了一阵，问了我工作的情况，对我说了鼓励的话。
1994年，我的小书《河东艺文丛考》出版，我向一直对我倾注关怀的姚先生，以及马作楫、田希诚各位老师分别寄书以作汇报。不久收到姚先生一封复信，先生信中说，看了你的书，本来想写一篇东西，无奈年纪大了，看了前面忘了后面，还是写不成。只好写信讲几点意见。先生在信中再次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尤其是对书中关于“匈奴呼天为祁连”的考证，“剪桐封弟”的考证，“击壤”的考证，“文学”与“润河”的考证，“娄室城”的考证，以及对《运城县地名录》的校勘等，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些都是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唐风》《魏风》都属于“晋风”，只是音乐有别而已。读完来信我很激动，立即回复表示了感谢。
1996年，听说姚先生身体不豫，借在太原开会之机，我到山大看望了先生。先生见我到来十分高兴，谈兴甚浓。他谈起了早年在运城菁华中学读书的情况，谈到了他的老师焦卓然先生，以及三哥姚晋太烈士。由于看过我写的两篇考证“关汉卿祖籍河东”的文章，先生于是再次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谈了一个新观点，他说，说关汉卿是大都人，还有一点不能成立，那就是大都自金入元长达百余年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缺乏酝酿一位文学大家的文化氛围。因此许多号称大都人的元曲作家，实际上都是流落至此的外乡人。这也可以为关汉卿是河东人作一旁证。先生这个观点很精辟，属于反证。先生说这个还可作一些文章，我理解这是提示我从这方面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回来不久，我看到有家文摘报上有文章谈到，新近发现京郊门头沟有马致远的旧居遗址，村里人相传马家是由山西迁来的。于是我想起了先生的谈话，准备写一篇文章，阐发一下先生的观点。文章开头说：“山西天然是戏剧家的摇篮。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出自解州，郑光祖出自襄汾，白朴祖籍河曲，唯一例外的马致远，旧称为‘大都人’，但最近也有了新的证据，据说他的祖上来自山西。”“何以四大家皆出自山西？这与金元时代山西表里山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关，而相对来说大都却不具备哺育大师、繁衍文化名家的条件。恩师姚奠中先生对此即有宏论。”下面拟将金元时代山西与大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加以对比，从诞生一代文豪必备的人文环境、社会土壤来展开论述，进一步证明“关汉卿祖籍河东”为不刊之论。然而由于当时我正在主持报纸改刊，相关历史资料更是无处寻觅，所以这篇文章也只是开了个头，就没有做下去完成它，至今想来仍然抱憾。
1999年9月的一天，山大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自太原专程来访。毓庆是姚先生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后到北大读了博士，毕业后又回到山大做了文学院院长。见面后，毓庆先生告知，台湾几位教授来山西考察，想到运城来看看，姚先生让来找你，请你帮忙介绍河东的历史文化情况。他说他是来打前站的，客人随后就到。听说姚先生让来找我，我说“责无旁贷”，慨然应命。两三天后，台湾几位教授到来，正好是双休日，我陪同客人参观了鹳雀楼、普救寺、大铁牛遗址等名胜。由此我与毓庆兄也成为好朋友。2005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几位专家，包括前《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先生、《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以及杨镰、吴子林等青年学者，由毓庆和中文系主任牛贵虎先生陪同前来考察,我又做了一次导游，不过这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2003年9月，先生九十大寿，我得知消息时间很晚，未能赶去参加庆典。但又听说过后省里还要为先生举办一个书画展，于是准备与市书协的同志一起去参观展览。当时我编了一副寿联，曰：“太公荣显九秩，先生寿期百六。”用了姜子牙的典故祝贺先生健康长寿。我觉得自己的毛笔字拿不出手，想请书法家川石同志代书，川石说：“你亲自书写意义更大些！”于是，他准备了洒金红宣，由我写成，又托人裱好。原计划书展前一天赶去，不想由于车的原因，没能成行。接着就有太原的消息传来，说祝寿活动和书展都搞得很隆重很成功。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2004年元旦，忽然有两位年轻人叩门来访，细问之下原是阎凤梧先生的侄女夫妇。他们带来了一本厚厚的新书《河汾新论》和一本精美的画册，说是姚先生让转送我的。书的扉页上有先生的题词：“雪樵学棣，奠中赠，二〇〇三，十，十五。”原来这是中文系校友为祝贺姚先生九十华诞而编印的一本纪念文集。煌煌一册，40余万言，反映了近年来姚门弟子研究成果。看到书名，使人联想到金元时代的“河汾学派”。于是我立即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违暌日久，一向疏于问候，而劳先生萦怀关爱，感戴万分！”“《河汾新论》是师兄们为先生贺寿之礼。从中我看到的是在先生教导引领下，一个新的‘河汾学派’正在崛起，相信这个学派必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画册也极好，勾勒了先生的人生重要轨迹，反映了先生取得的各方面成就，也留住了先生的焕然风采。我会将其珍藏的！”“说来惭愧，雪樵虽忝列门墙，但生性愚惰，于学问一道荒疏已甚。每每念及，怅然不已。今获赠书，无异于耳提面命。今后当抓紧时间，力争多做一些事情，庶几不负先生之厚望！”
2005年夏天，我再次去太原拜访了姚先生，并将所书寿幛亲呈先生，又与先生聊了较长时间。我们谈到了许多往事，谈到了山大的发展，谈到了运城的变化，还谈到了已经过世的景克宁先生、孙玄常先生。姚先生说：“孙玄常是个有学问的人。”先生问起我的年龄，知我已于去年办了退休，不无惋惜地说：“在地方上研究学问实在不容易，你若当初能回山大教书，或许会更好一些。”言语中透露出对我曾有更多的期许！
时日匆匆，不觉又是数年过去，先生已届百岁高龄，我这个老学生也跨入了古稀之年。这几年我仍没有作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来，但读书学习依然不敢懈怠，就是因为常常觉得背后有期许的目光；这目光很大一份就来自姚先生。期许是勉励，期许也是巨大的鞭策！
先生的高寿是盛世中华的祥瑞，也是三晋学子的福祉。我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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