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霏：一个把小说当做玩具的作家
姚霏：一个把小说当做玩具的作家2009/12/27 5:30:00 云南信息报
http://news.ynxxb.com/Upload/News/2009-12/27/s90631787759.jpg姚霏，笔名沧浪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福建文学》等刊发表过《红宙二题》《惘寂》和《城疫》系列等中短篇小说百余万字。1990年起以后“沧浪客”为笔名创作长篇武侠小说多部约800万字，其中《一剑平江湖》与金庸、梁羽生、温瑞安等八人同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曾做过大学教师、签约作家、影视编导、报纸副刊主编。现任昆明作家协会理事、《春城晚报》文化主笔。
授奖辞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姚霏就以其独树一帜的小说文本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先锋小说作家之一，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小说《城疫》《红宙二题》《学院六人图》等，都是开创一代写作风气的作品。9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他摇身一变，化名为沧浪客，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成为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进入2000年以后，这位文坛上的传奇人物似乎是消失了。2009年，我们再次看见了他依然充满创造性与活力的作品。
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席卷中国，姚霏的写作堪称独步，以另类著称，显示出与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品质。姚霏固执地继承着近代中国经由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这些大师开创的汉语文学的朴素传统，这使得他的作品独立于时代激流，具有一种石头般安静的品质。
我们决定将首届高黎贡文学奖颁给姚霏。
获奖感言
感谢高黎贡文学节，感谢文学节主席于坚先生，感谢评委会！我知道，当你们决定把这个奖颁发给我的时候，你们已经决定了坚守，坚守在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文学作坊里，固执地呵护人类精神星空的洁净！而我，也因此倍感温暖。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欲高炽的时代，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人文价值体系，早已是花枝乱颤遍体鳞伤，在这种时候，坚守文化的良知，坚持文学的贞操，坚信文化、文学的道通源流不会就此断绝，那是多么的艰辛，又是多么的孤寂，“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在中国西南，这种笑声能够得到高黎贡的回应，或许并非个人之幸。
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发现，版税的力量与文学的力量决然无关，汉语不再遭受蹂躏，而文学原本用不着在难以自处的精神困境中苦苦挣扎，到那时候，蓦然回首，我们将感觉无比自豪——在文化信仰即将崩盘的年代，边城昆明，始终有那么一群赤诚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为此，我必须再次感谢文学节主席于坚先生，感谢评委会，感谢所有在这个文学的严冬为高黎贡文学节增添温暖的人们。谢谢大家！姚霏
姚霏的小说从来都不是一本正经的。他是我们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文学顽童，悟性奇高，小说这一文体范式在他手里不过是一个顺手的装置，一忽儿先锋，一忽儿武侠，愉悦，成为书写的全部理由。在他早年的一篇小说中，鼠类击败了人类，并把人赶出了城市，市长办公室沦为公共厕所。今年的作品《旧村札记》《滇北拳事》《第八个是虚像》，叙述的语调趋于平淡，小说的场景回到了当下现场，叙事彻底摆脱了时间线性的单一结构，可以看成是对小说文体的一次戏弄。
记者：首先祝贺你荣获首届高黎贡文学节大奖。听说这个奖的角逐很激烈。当你知道自己获奖后，心里涌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姚霏：谢谢！但确切地说那不是念头而是感觉。感觉很温暖。因此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写了这样的话作为受奖词：我知道，当你们决定把这个奖颁发给我的时候，你们已经决定了坚守，坚守在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文学作坊里，固执地呵护人类精神星空的洁净！而我，也因此倍感温暖。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欲高炽的时代，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人文价值体系，早已经花枝乱颤遍体鳞伤，在这种时候，坚守文化的良知，坚持文学的贞操，坚信文化、文学的道通源流不会就此断绝，那是多么的艰辛，又是多么的孤寂。
记者：早在1980年代，你就以一系列先锋小说独步于中国文坛，我至今还记得你当年发表在1987年《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上的小说《红宙二题》，当时，这个小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你能不能说说当年你写这个小说的背景？是在云南写的吗？
姚霏：这得从《城疫》说起。《城疫》是我1985年的作品，那时我读大四，租房住在上海西郊的长风公园后面。我的住房外面，原本都是绿油油的稻田，但还不到两年，就被高楼大厦给强占了，并且那些高楼大厦向外蔓延的速度，像后来的禽流感肆虐一样惊人。当时我就想，大自然被这样侵吞怎么了得，将来我们的精神家园将在何处安身呢！因此我就写《城疫》表达了这种忧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城市淹没了我们。在城市蔓廷到这儿的头一天晚上，村里人全都乘船逃走了……一觉醒来，就见墙上的每一张地图都正在变成灰尘往下掉。”
这篇小说在1986年初的《福建文学》发表出来后，立即就有人批评说，“《城疫》不仅思想灰暗，内容零碎杂乱，艺术上也十分粗糙低劣。它学习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手法，却拾到不少晦涩荒诞的破烂。”看到这样的批评，感觉快崩溃了，索性罢笔不写小说，改去读马恩全集。有天读到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很喜欢，随手就记了下来——事实上，他后来成了小说《红宙二题》的开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意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当时胆子也真够大，有把革命导师的语录直接引入小说的么？哈哈！但我就那样干了，只是加了这样一段蛇尾：“这段话已有些斑驳，我想得起来讲这段话那人的胡须，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这就是我不愿撕破那层细网的原因。很多年后，当人们发现灯光越来越亮时，自然会想得起来这一切和那一切的。”小说写完时，正好是1986年的暑假，接到《中国》杂志的邀请，去北京集合，然后赴青岛参加笔会，我就把稿子带到北京交给了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然后就发表在1987年的一、二期合刊上了。所以，这篇小说是在云南写的，至于它后来引发的种种风波，倒与云南关系不大。
记者：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出发点。你在小说《被同情的人》里写了一个叫狗剩的人物，他从云南乡下去到上海，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小说的指向来看，我觉得你写这个小说好像是为了解决某种来自内心的冲突。
姚霏：连同另外一个叫《哭孩》的中篇小说，主人公都是从云南乡下去到上海，功成名就之后，心理上反而受到很大伤害，最终不得不自我毁灭。或许，当时外地人普遍受上海人歧视，是我写作这类作品的直接动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至少在我写作《被同情的人》的时候，已经看透了上海人的高傲其实相当的狭隘和偏执，他们把北京人都叫做“乡下人”呢！事实上，我是虚构了一个貌似特别真实的故事，解决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装佯的哲学命题：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当时很时髦的。主人公狗剩最终也没能回答这个命题，所以小说凸显了一种令人窝心的幽默，所以这篇作品后来被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选编的《褐色的鸟群·“黑色幽默”小说选萃》一书，此书是“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选萃”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如果你觉得我写这类小说好像是为了解决某种来自内心的冲突，那也没错，只不过那种内心的冲突已经不是特别具象了。
记者：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小说的语言方式，跟其他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残雪的方式很不一样。颁奖词里有一句话，说你“固执地继承着近代中国经由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这些大师开创的汉语文学的朴素传统”。跟其他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大一样。
姚霏：真正的作家，没有谁和谁的语言方式会是一样的。
记者：你在《第八个是虚像》开头说过：“写小说，越写越发现结构叙事都不过是技术而非艺术，‘人’才最难琢磨。”这是否表明了你现在对小说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态度？我觉得你是一个始终在存在的意义从不放弃研究人的作家。
姚霏：我赞同“文学即人学”这个说法。文学可以以其特别的方式虚构或者描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难道不是人给感知和幻想出来的么？我认为，对于文学来说，人就是一切。
记者：对“人”洞察与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语境。就文学而言，我觉得古代作家的作品，哪怕只是体积很小的一首诗，你也能够感受得到那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感。好像天、地、人，是一体的，都装进去了。但现代作家的作品就感受不到这个，缺乏整体意蕴，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我觉得现代人作为人，从存在的层面上讲，首先就是不完整的。这几年的文学书写，无论是年轻作家还是年龄在四五十岁的作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想要重建这种整体感。你觉得我们还回得去吗？
姚霏：回不去了。正如你所说，现代人作为人，从存在的层面上讲已经不完整，他们与天地早就割裂，支离破碎了。不要太高估文学的力量，它不可能再使天地人浑然一体。你说现在作家们的文学书写是想重建那种整体感，我看不是，在这个花枝乱颤的时代，中国作家连意淫都不要了，人家直接自慰。现在唯一只得关注的是，社会转型什么时候能完！到时再谈重建吧。
记者：很喜欢你今年的作品《第八个是虚像》里的一段话：“于是在天气好的傍晚，我便常到盘龙江边发呆，死劲儿瞅自己的影子，却感觉眼前总蒙着一层永远也穿不透的什么灰尘，封闭了所有线索。而我则像个傻瓜，始终悟不出什么玄机。”你的这个小说从文体上讲显得非常自由，想怎么就怎么写，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写进小说一样。而且结构也被消解了，文体意识几乎为零。
姚霏：《第八个是虚像》通篇三万来字，由二十个人物素描组成，除第八个是“我”之外，其他人物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另外那十九个人，其中十一个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八个是虚构。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自古以来的小说，都把人物和故事安置到一个或虚或实的物理空间里去展开。这当然没错，问题是，除了物理空间，我们还有一个人文空间。我要写我的生活，我的故事，甚至我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不可以把我的朋友亲人们当作“空间”？如果我认定他们是我心理上的故乡，是我的背景，是我的生活，那么他们就肯定是！写他们就是写我的现状甚至一切。我把作品想要表现的东西从物理空间移植到人文空间里去，只是为了更直接、没有枝蔓地写“人”。至于你所说的文体意识，在大结构的前提下，消解就消解了吧，只要让人读着舒服就行。
记者：你对佛教一度有过深入的研究与接触，佛教里面的一些观念，如“无相”“空”，对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无影响？你认为存在的本质何在？
姚霏：“相”是万物的具象，是可感可知的客观存在。“空”是万有，是无穷在。佛教的那种慈悲济世利乐有情的博大情怀和对社会家国的人伦大爱，究竟对我的生命有多少渗透，现在还很难说，但宁静致远，淡然无求，已经成为我认识世界和寄存于世界的心理依据，这就导致了我对存在的理解和宽容：不嗔不怒，不喜不怨。也就是说，我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
记者：从你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到今天，你的小说观念、对写作的态度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你理想中的小说是怎样的？将来可能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姚霏：我的第一篇小说是个中篇，叫《烧炭老人》，发表在《清明》杂志上。我最近的小说也是一个中篇，那就是发表在《大家》杂志今年第五期上的《滇北拳事》。两相对比，你就会发现后者比前者的故事性更强，结构也更随意。这其实也表明了我现在的“小说态度”：给你一些朴素、直接而能产生快感的语言，给你一个愉悦亲切的故事，让你琢磨后面的意思去吧。我理想中的小说，很简单，读时舒服抓狂，读后回味无穷——以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长篇为例，他的故事是从我们老家的县志上得来的，那个叫丁志平的“丁匪”，他1950年率众解放了永仁县城，然后在1951年被政府枪毙。又到了1980年，他成了在县志上排名第一的革命烈士……很好玩，很值得玩味吧？我希望我将来的作品，都好玩而且值得玩味。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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