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鼐对封建官吏形象的描写

姚波

论姚鼐对封建官吏形象的描写
时间:2010-07-07 17:04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姚鼐所写的人物，大多数皆属封建官吏。值得研究的是，他为那些封建官吏“树碑立传”，究竟是要美化和歌颂封建统治，还是要对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进行揭露和针砭？是充当“御用文人”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劳的“御用文学”，还是正视现实的作家所写的在文学史上具有某些突破、创新和积极意义的作品？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对姚鼐这位桐城派主要代表作家的定性与定位，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颂扬的是什么样的好官
　　姚鼐为之树碑立传的封建官吏，当然皆属他心目中的好官。这是些什么样的好官呢？作者描写其特征有下列五点：    一是有敢于对人民负责，甚至为此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姚鼐在为陈三辰写的《墓志铭并序》中，写陈在担任安徽亳州知州期间，遇到大饥荒，“上官令亳州设两粥厂以赈。”他认为“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便不顾“上官令”，而从实际需要出发，自作主张增加救济。“人谓如此，终必以亏库银获罪矣。”而他的回答却是：“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①如此掷地有声的语言，义无返顾的态度，甘为民献身的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在《蒋君墓碣》中，姚鼐写蒋知廉任山东临清州同知，“值水涝，君行视救溺者，中湿（即中了湿气病〕，未几年，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①也就是说．他下仅深人水灾现场视察，而且竟为救溺水者而不惜献出了自己年仅四十的生命。类似的好官还有他写的顺天府南路同知张曾份，“君以淀水涨，亲往护文安提，自夏迄秋，昼夜劳惫，堤得因而君得疾，次年疾进，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卒于官，年四十五。”①
　　二是为官尽职尽责，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有洞察真伪的睿智，有足够的办事能力。如陈三辰担任亳州知州，“亳巨州也，讼者日进状数十。公得其状，即訉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①蒋知廉“署临清州同知，吏事甚办，辨获盗之不实者，执之力，卒获真盗，果如君言。”①为官就应该有这种执政能力。
　　三是能从客观实际和大局出发，趋利避害，悉心为民造福。如在《周梅圃君家传》中，姚鼐写他在担任宁夏宁朔知县期间治水，不只能针对“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的特点，“治渠使狭而深，又颇改其水道，”使“渠行得安”，足以“引河水人渠，灌民田”，而且还通过设暗洞，以“泄淫水（过分多的水）于河，”使民田“旱涝皆赖焉”；“唐延渠暗洞坏，宁夏县吏欲填暗洞， 而引唐渠水尽人汉渠，以利宁夏民，而宁朔病矣。君力督工修复旧制，两县皆利”。作者未说老百姓对他如何爱戴和感激，只写出“民以所建曰周公闸、周公桥云”①即使人足以想见。
    四是为使“奸蠹屏除”，而敢于跟坏人坏事作斗争，不怕得罪有权势者。如在《张逸国家传》中，姚鼐写张逸园身为官职卑微的热河巡检，竟敢于对在当地“横肆 的“留守内监为僧者”于文焕进行杖责，以致引起“热河内府总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隶总督亦劾君”。后来他担任顺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张达祖”，依仗其“居首辅傅忠勇公门下”的权势，竟然要将早已卖出的数百顷地，不顾地价已涨数倍，而要按原价重新赎回。他则不理会“傅忠勇颇使人示意 不怕得罪贵为宰相的傅忠勇 毅然“告之以义，必不可，卒以田归民”①。
　　五是为人清正廉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姚鼐主张：“察才百端，首身洁正”。把清正廉洁的人品和素质，看作是考察人才的首要标准。他颂扬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土、安徽省提督学政的朱竹君“不为势趋。不为利眯”①。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任大椿“固有特操，非义弗敢为，故自少至老，终于贫窭”①。担任云南巡抚的谭尚忠、姚鼐赞“其在封疆为大吏，室中澹如寒士，遇属员甚有礼，蔼然亲也，犹不能少人之以财利。天下论吏清廉者，必举谭公为首。然公遇事奋发，则执谊不可回，其为安徽巡抚，以忤和珅故，降为福建按察使......做公虽和平廉洁，而非煦煦曲谨者也”①。
　　上述五点，核心是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用姚鼐的话来说：“仁及于民，法可远施”①；实则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我们不能因为它体现在封建官吏身上，即予以一概抹煞，如同不能因为岳飞、包拯是封建官吏，即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包拯是人民爱戴的清官一样。相反，人们倒有理由责问：封建官吏尚且能做到上述五点，我们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官员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人们也许会质疑：把封建官吏写得这样好，是否真实呢？姚鼐答曰：“吾言不欺。”①退一步说即使他对这些好官有溢美之嫌，好在他也把对这些好官的赞美，与对整个封建统治的歌功颂德作了必要的区隔。因为姚鼐同时写明，这些好官吏终究得不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与重用，他们或被革职①，或遭降黜①，或因“厌吏事”而主动辞官①， 或被贪官迫害致死①，总之，姚鼐写出了好官在那个封建官场往往屡遭打击，没有容身之地。这就足以说明，这些好官之好，只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但不足以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相反，他们横遭打击的悲惨遭遇本身，恰恰是对封建统治腐朽黑暗的有力揭露和控诉。
　　更值得注意的是，姚鼐不是孤立地一味颂扬好官，而是由此通过对比、衬托，揭露和凸显出充斥于那封建官场的是大量的贪官、昏官和唐官。(责任编辑：桐城派研究会)


　　二、凸显的贪官、昏官、庸官各有什么样的特征
　　姚鼐在颂扬好官的同时，又是怎样通过对比、衬托，来揭露和凸显贪官、昏官、庸官形象的呢？他所凸显的贪官、昏官、庸官又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呢？
　　贪官：横行不法，阴险狡猾，面善心毒。以好官的敢于斗争而横遭迫害，来衬托和凸显贪官的横行不法。如在《博山知县武君墓表》中，姚鼐写道：
　　乾隆五十七年，当和珅秉政，兼步军统领，遣提督番役至山东，有所洞察。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为暴。历数县，莫敢何问。至青州博山县，方饮博恣肆，知县武君闻，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县，曰：“吾提督差也”。君诘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盗，汝来三日，何不见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为快，而大吏大骇， 即以杖提督差役参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当出京城，和珅还其奏使易，于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职。博山民老弱谒大府留君者千数，卒不获，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当时苟无武君阻之，其役再历数府县，为害未知所极也。武君虽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①
　　和珅是清朝最大的贪官。他结党营私，专权纳贿，把持朝政达20年，直至嘉庆四年，乾隆帝逝世，才被“赐自尽”，抄没家产仅黄金即三万二千馀两，白银三百馀万两，称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姚鼐在这里通过颂扬武君敢于跟和珅的爪牙作斗争，实则对比、衬托和凸显了和珅的横行不法：分明“番役例不当出京城”，他竟公然违规派番役至山东，“于民间凌虐为暴；武县令“擒而杖 的分明是 提督差役，而和坤竟一手遮天，“还其奏使易，于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职”。竟如此目无王法，在给皇帝的奏章上颠倒黑白，给坚持正义的武县令妄加罪  名。站在武县令一边的，是上“千数 ”的“博山民”，而站在和  珅一边的，不只有他的爪牙——番役，有甘作他的帮凶的“大  吏”，还有听任其蒙骗的皇帝。如此写出正义与邪恶、被压迫着与压迫者的斗争阵线分明，势不两立，这种对比衬托，又该是揭 露得多么深刻，凸显得多么鲜明！武县令个人虽遭到了被革职的打击，但是他的斗争终究有“固及天下“ 之功，迫使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作者正是通过颂扬武君敢于斗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衬托和凸显出大贪官和珅横行不法的邪恶性和脆弱性。
　　以好官的清正廉洁、坚持斗争而被害丧命，来衬托和凸显贪官的阴险狡猾。如在《南园诗存序》中，姚鼐写侍御钱沣于乾隆四十七年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高宗遂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起赴山东查办。国泰是和珅的死党。和珅为拉拢钱沣，见他“在道衣敝”，便“持衣请君易”，遭到钱沣的拒绝。和珅见他不可以私情相求，就无法庇护国泰，使国泰终被逮捕伏法。然而和珅绝不就此善罢甘休，当后来钱沣被“擢至通政副使，督学湖南”时，尽管和珅“媒蘖其短，不得”却仍“以湖北盐政有失，镌君级（降级）”。只因“高宗知君直，更耀为御史，使直军机处”。钱沣又“奏和珅及军机大臣常不在直之咎”，致使“和抽益嗛（更加恨）君，而高宗知君贤，不可谮（进谗言陷害）， 则凡军机劳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贫 衣裘薄，尝夜人暮出，积劳感疾以殒”①。钱沣与和珅，两相对比。衬托，既凸显了钱沣清廉勤政、坚持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又使和珅的阴险狡猾（竟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置钱沣于死地）被凸显得令人震惊不已！
　　以好官的纯洁天真被害丧命．来衬托和凸显贪官的面善心毒。如在《周梅圃君家传》中，姚鼐写周梅圃奉命任浙江粮储道 当是时 王亶望为浙江巡抚，吏以收粮毒民以媚上官者，习为恒矣。”因此，他“至浙，身自誓不取纤毫润，请于巡抚，约与之同心”。不料王亶望表面上“应曰:‘善！’”而内心则“厌君甚”，决意要除掉周梅圃。他所采用的手段，不是凶相毕露，仍是伪善地“反奏誉导才优，粮储常事易治，而其时海塘（阻挡海潮侵袭而修筑的堤岸）方急，请移使治海塘。于是调杭湖海防道”。这样既可继续使“吏以收粮毒民以媚上官”，又促使周梅圃“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劳疾卒于任”①。真可谓一箭双雕，何其毒也！作者正是通过写周梅圃的廉洁清纯可爱，才衬托和凸显出贪官王亶望面善心毒的可鄙可憎。
　　上述可见，姚鼐深刻地揭示出贪官的本性是极其狡猾凶恶的；反贪斗争是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不仅要以权谋私，贪污钱财，还要以权谋害人命，作垂死挣扎，人们切不可抱有幻想，掉以轻心。
　　昏官：刚愎自用，官僚主义，无视民瘼，惯于捕风捉影，制造冤案。
　　以好官的宁可辞职，不愿“厉民为媚”来衬托和凸显昏官的刚愎自用，胡作非为。如在《淮南盐运通判张君墓志铭并序》中 姚鼐写江苏东台盐田已经历“百年，田价增八九倍，而田数易主矣”，“且灶户贫，不能买田”而“上官”竟然要他按原价“夺田与灶户”。其结果“必奸民诱使为名，而阴据之。是平民失业而奸民利也”。尽管张君已经将其实情和严重后果向“上官”讲得明明白白，但是“上官”依然“不听”。张君便说了句“厉民为媚可乎”？①即辞官而去。正是如此对比、衬托，既颂扬了张君那宁愿辞官而不肯“厉民为媚”的高大形象，又凸显出那个“上官”是个多么不顾实情、不听忠告、刚愎自用的昏官！
　　以好官的深入群众，为民除害，来衬托和凸显昏官的官僚主义，无视民瘼。如在《奉政大夫顺天府南路同知归安沈君墓志铭并序》中，姚鼐写道：“蒿城尝被灾，吏散赈不善，饥民怒噪，欲死其令。”这本属县令昏聩无能，危及灾民生计，引起众怒，咎由自取，而其上司“省中或议以兵往”， 图谋武装镇压饥民。幸亏有沈锦这个好官，“君谓必不可，自请单骑往谕，散其众。人城摘令印，坐厅事决胥吏数人。定其赈事，一县遂以帖然。”①两相对比、衬托，不只使沈锦那睿智果断、安民恤民的形象活现纸上，而且凸显了从县令到“省中”皆属不顾饥民死活的昏官，差一点使众多怒噪的饥民死于他们的暴力镇压。
　　以好官的蒙冤受屈，有志难伸，有才无用，来衬托和凸显对昏官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可悲和无奈。如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兼待读学土的张曾敞，姚鼐说他“勇于知耻，怯于贿赀”①。“疾士大夫骫骳随俗，节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见于辞色，众颇惮焉。”而结果却因他担任已丑科乡试同科官，“时武进刘文正公为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荐卷，中者较他房多且倍。君又以峣然独立，稍自喜也。于是榜发磨勘，有摘君所荐举人梁泉卷疵类数十，当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职提问。”尽管最后“会考验无纤毫私状，而梁泉故乡举第一，诏卒复梁泉举人”，而张曾敞却“虽释罪而竟废矣。”①姚鼐称这是“交谗去官，大快群欺”①。连“两刘相国宿知君贤，而不能为一言于上，而顾使疾君者得其快。”①这里的“上”， 显然是指皇上。可见昏官之所以能大行其道， 乃因有皇帝作他们的后台。姚鼐只能为之叹息：“天则使君仕不能究其才，而志不信于世也，而何咎邪”！①这就既衬托出了好官在那个时代无容身之地的可悲，又凸显出对昏官陷害无辜的无奈。
　　上述可见，姚鼐深刻地揭示出，昏官在那个时代绝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他们在封建官场上不只比比皆是，且居于掌实权的显赫地位。贪官终有败露之日，而昏官却难有倒台之时。庸官：明哲保身，一味惰玩，不尽心尽责，喜好奉迎趋附。
　　以好官的敢于为民伸张正义，来衬托和凸显庸官的明哲保身。如姚鼐通过颂扬博山县令武君敢于对肆虐的和珅番役“擒而杖之”，“虽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即衬托和凸显了当时明哲保身的庸官之多：和珅番役“于民间凌虐为暴，历数县，莫敢何问”；“其役再历数府县，为害未知所极也”。和珅之所以敢于违规遣番役出京城，显然是跟各府县的庸官“莫敢何问”分不开的。
　　以好官的深入实际，勤政为民，来衬托和凸显庸官的一味惰玩，不尽心尽责。姚鼐写浮梁知县董绳先，对“讼二十年不决”的殴死人命案，一上任即“锐意治其冤，自往履殴所，于民宅后试掘，即得其弟尸，狱遂定。”由此作者指出：“尝谓事糺乱者，非必难察，由吏不尽心，惰玩致也。”可见姚鼐是有意要通过颂扬董绳先，来村托和凸显出此案之所以长达二十年久拖不决，完全应归咎于庸官的“惰玩”、“不尽心”，不作为。而董绳先由于尽心尽力，勤政为民，以致“其所去县，民必涕送之数十里，浮梁民为之立碑。其后浮梁民有为后令屈仰者，走浙江（因他是浙江鄞县人）将诉于君，至则君已丧，乃悲痛而去。”①两相对比、衬托，又更加凸显出：在封建官场上，像黄绳先那样的好官，如凤毛麟甲，难以寻觅，而玩忽职守，使百姓受“屈抑”有苦无处诉的庸官，则绵延不绝，始终在害人。
　　以好官的刚正不阿，来衬托和凸显庸官的喜奉迎趋附。如在《朱竹君先生传》中，姚鼐写安徽学正朱竹君上书，建议朝廷开放四库全书馆，得到于文襄的支持，后来“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按一般世俗之见，朱竹君应对于文襄百般奉迎，感激不尽。然而他不但连登门拜谒都不屑，还“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于文襄便为此而感到“大憾”，“一日见皇上，语及先生，”便想乘机在皇帝面前说朱竹君的坏话，幸亏“上遽称许‘采筠学问文章殊过人’，”才使“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①两相对照，既衬托出朱竹君是个刚正不阿、超凡脱俗的‘疏俊奇士”①，又揭露和凸显了于文襄这个喜好奉迎趋附的庸官，内心竟如此卑劣不堪！令人不禁预感到，这样的庸官终究势必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查阅《清史稿•于敏中传》，果不出所料，他虽卒“谥文襄”，“祀贤良祠”，但在他死后七年，即因“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非于敏中为之主待......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资，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为此皇上决定：“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②。庸官的危害和本质，由此可见。
　　由于姚鼐既不是孤立地颂扬好官，又不是一味地揭露贪官、昏官，庸官，而是把两者放在彼此衬托、前后映照之中来描写，这就使两者起到了双向凸显、相映生辉、催人思考、发人深省的作用。对此，我们只要把他与他的前辈或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作一比较，即不难看出其在文学史上的突破、创新及意义，又是多么地不同寻常。(责任编辑：桐城派研究会)

　　三、在文学史上有哪些突破、创新和意义
　　首先，在墓志、碑传、序跋的取材和写法上，我国传统的要求，墓志、碑传要“主于称颂功德”，序跋要“推论本原，广大其义”， 从不像姚鼐那样，在墓志、碑传和序跋中对贪官。昏官、庸官指名道姓地作具体的揭露。如姚鼐的《博山知县武君墓表》，不写武君一生55岁的其他事迹，而只看重写他任博山知县的七个月，即使这七个月他也“多善政”，姚鼐也一概不写，而只写他如何跟大贪官和珅作斗争这一件事。为此姚鼐明确地道出了他的取材原则：“君行足称者犹多，而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①也就是说．在姚鼐看来，一般为个人所“足称”的很多功德，皆不必予以描写，唯有攸“关天下利害”的人和事，才值得大写诗写。因此他写好官，总要把他们放在与贪官、昏官、庸官作斗争，两者互相衬托、映照之中来写，以体现其攸“关天下利害”的创作原则。姚鼐的《＜南园诗存＞序》同样不按前人写序跋的惯例，评介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色，而是只点出“侍御尝自号南园，故名之曰《南园诗存》”，随即全文皆描写“钱侍御沣”如何拒绝大贪官和珅的拉拢，如何遭和珅的打击、陷害，作者为钱沣不能“留其身以待公论大明之日，俾国得尽其才，士得尽瞻君子之有为也”，而大呼：“悲夫！悲夫！”①通篇名为为其诗集作序，实则成了控诉和珅迫害国士的檄文。可见姚鼐为实现其攸“关天下利害”的创作原则，而不顾传统的文体限制，如此把揭露贪官、昏官、庸官置于其墓志、碑传和序跋的突出地位，这实在是姚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和创新。其意义在于：它由对封建统治的歌功颂德，变为揭露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病；由对好官个人的树碑立传，变为揭示攸“关天下利害”的重大社会问题——贪官、昏官。庸官已充斥于封建官场；由鼓吹和美化“康乾盛世”，变为及时而敏锐地揭示出其内里已陷入腐朽衰败的重重危机。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他打破我国传记文受唐传奇影响而或多或少带有的传奇气，而创新为极为真实质朴的纯粹写实。如袁枚的《于清端公传》，写清康熙间著名的清官于成龙如何捕盗：“武昌营弁某，弟素无赖，适远归，是夜军饷尽劫。弁告弟所为，彭考（鞭打拷问）诬服，连引十馀人。狱具，献盗，公破械纵之。抚军惊问，曰：‘盗冤’。曰：‘真盗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盗也。馀党进香木兰山，今晚获矣。’未几，获盗，赃尚在校家，封识宛然。”④于成龙凭什么断定“盗冤”？又怎么会知道弁校“是真盗也”？这一切作者皆写得神乎其神，使于成龙仿佛真是如文中所说的“神人”④。姚鼐所追求的则不是这种传奇性而是质朴的写实性和严格的真实性。如同样写捕盗，姚鼐的《张逸园家传》写张逸园任顺天府南路同知期间，“畿南多回民，久聚为窃盗，不可胜诘；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来捕之，凡半年获盗百馀。盗畏之甚，乃使一回民伪来首去：‘有某人至其家，巨盗也。’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已所为盗，有赃在京师礼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礼拜寺，则反与閧斗。至刑部讯。以某案事与此人无与。以君为诬良。议当革职。既而上见君名。疑部议不当。召君，令军机处覄问，减君罪，发甘肃以知县用。是时上意颇向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①这里作者既赞扬了张逸园善捕盗，“凡半年获盗百馀”，又一点也未把他神化，既写明他之所以善捕盗，是由于采用了“多布耳目”的办法，又写出了盗的狡猾以假自首不但使其上当受骗，而且还使他因此而遭受“ 诬良”罪，“议当革职”。即使皇上有“意颇向君”，也不能使他免遭‘降黜”，因为“大臣固不助君也”。 这种写法，不论是对张逸园个人，或者是对皇上等封建统治者，皆属严格的写实，显得极其真实可信，而毫无神化、美化之嫌。
　　其三，他在继承桐城派追求文笔简洁的同时，又赋予其内涵丰韵，创造了简洁与丰韵兼备的新境界。方苞、刘大櫆等桐城前辈，虽然早就以文章简洁著称，但一味地追求简洁，又不免有空洞乏味之弊。如刘大櫆的《马湘灵诗序》写道：“湘灵被酒，意气勃然，因偏刺当时达官无所避。余惊怖其言。湘灵慷慨曰：‘子以我为俗子乎？’余谢不敢。湘灵命酒连举十余觞，大醉欢呼，发上指冠，已复悲歌出涕。余见湘灵言之哀，亦泣涕纵横下自禁。”⑤至于他为什么要“偏刺当世达官”？他对“达官”讽刺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湘灵言之哀”又是怎么个哀法？为什么能使作者“亦泣涕纵横不自禁”？这一切作者皆未作具体描写，使我们读了虽足见其行文简洁之至，但终究难免有空洞乏味之感。而姚鼐的《＜南园诗存＞序》则与此迵然有别。他写道：“当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张威福。朝士有耻趋其门下以希进用者，已可贵矣；若夫立论侃然，能讼言其失于奏章者，钱侍御一  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扫奸，屡进畴昔不为利诱之士，而侍御独不幸前丧，不与褒录，岂不哀哉！”①这里作者通过把“钱侍御一人”与满朝“朝士”、“和珅秉政” 时与“今上既收政柄” 后作对比，不足说明‘钱侍御一人”之难能可贵，而且可见所有的“潮士”竟没有一个像钱侍御那样敢于跟和珅作斗争的，他们不是“趋其门”跟和珅同流合污的贪官，就是只求明哲保身的庸官。而结果却是敢于跟和珅作斗争的“钱侍御独不幸前来，不与褒录”，那些明哲保身的人却得到提拔重用。经过作者如此对比、衬托，显见那个朝廷是多么黑暗！那个社会是多么不公！使读者不禁跟作者同样发出“岂不哀哉” 的叹息。姚鼐的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到既简洁之至，而又丰韵有味，即主要得力于这种对比、衬托。它如同诗歌押韵一样，形成一种前后映照，迭荡回环，言外有意，韵外有味，令人思绪萦回，咀嚼不尽的艺术效应。以致连批评桐城派‘舍事实而就空文”的著名学者刘师培，也因‘惟姬传（姚鼐的字）之丰韵”，而盛赞其文为“近今之绝作也。”③
　　其四，在艺术风格上，他突破单纯阴柔之美，而造就或外柔内刚之美。由于清朝是个大兴文字狱的严酷专制时代，致使封建文人为“免世網罗增缴之忠”①皆或钻入故纸推作烦琐考证，或“舍事实而就空文”，⑥对诸如贪官、昏官、庸官充斥于封建官场所造成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敢作具体的描写和揭露，刘大櫆甚至在与诗人马湘灵两人私下饮酒交谈。听其“偏刺当时达官无所避”尚且“惊怖其言”⑤至于形诸文字，则更要躲躲闪闪了。如他的《偃师知县卢君传》写道：“君之未治偃师，初出为陕之陇西县。寇贼环境，民困于悉索。而君拊循（抚慰）之，如恐不至。然亦用是得过于上官。上官诬以罪，而君乃罢。”⑤卢君身为陇西知县，抚慰民困，理应得到“上官”的赞许，为什么反而遭“上官诬以罪”被罢官？如此倒行逆施的这个“上官”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竟能如此横行霸道？作者对这种种尖锐的问题皆避而不写，硬是要把揭露批判的锋芒统统予以深藏或磨平。其艺术风格，自然也就如和风细雨、涓涓溪水一般，只有阴柔之美，而毫无阳刚之气。姚鼐的创作则不然。他说：“鼐闻天地之道, 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①“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①。可见他自觉追求要使阴柔与阳刚兼备。他的作品既要避免文字狱的迫害，不采取剑拔弩张、锋芒毕露的笔法，又不像刘大櫆等前辈那样“惊怖其言”不敢作具体的揭露。他是把对贪官、昏官、庸官的揭露，置于对好官颂扬的对比、衬托之中，并且不因其为好官作传记或墓志，而影响其着力对整个社会的揭露批判；不因其对个别好官的赞扬，而影响他对封建官场主流和本质的及映。如他的《安徽巡抚荆公墓志铭并序》，写荆公在湖南东安任知县，“郤盐商岁餽千金，则俗吏以为恒事固当受者也。”①表彰荆公一人拒贿，却揭露所有“俗吏”把受贿当作做官“因当受”的“恒事”。又如他的《实心藏铭井序》，写汪志伊在担任山西灵石知县时，为杀人犯盂本成辩证从“验其凶刀甚小，与伤痕不合”等客观事实出发，“词证明而义坚正”使“本成卒得生”。这不仅避免了一桩人命冤案，而且作者与此相对照，揭露了在这之前对于这桩人命案“一省之官皆定为情实矣”连“钦差至，犹颇以翻众案为难也”①这无异于说，“一省之官”，直至皇上派的“钦差”都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案情，听任冤案草菅人命的昏官。这种揭露，该是多么尖锐深刻、刚强有力啊！它仿佛如雷霆万钧一样，震聋发瞆，震撼人心！然而在写法上，却完全是平实叙述，娓娓道来。其所显示的艺术风格，是外柔内刚，如绵里藏针，既给封建统治者以见血的一针，又使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风格 实在是姚鼐用以对抗和适应大兴文学狱的专制时代的一大创造。它不只可以躲避文字狱的迫害，而且增强了作品本身的深邃性和厚重性。
　　其五，更为重要的是，姚鼐的前辈或同时代的作家描写和歌颂好官，往往旨在宣扬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的美好，而姚鼐则旨在对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永久性提出质疑。如桐城派开山祖师方苞的《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在写了蔡公的种种政绩之后，得出结论说：“以公之志在竭忠，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业。”⑦可见其颂扬蔡公的政绩，目的还是为了颂扬皇帝的“知人善任”使其“志在竭忠”“得意其志业”。方苞笔下即使写好官受坏官的迫害，目的还是为了突出皇帝的圣明，如他在《少京兆余公墓志铭》中所说：“圣天子在上，子何忧”！⑦不见方苞如此，即使被公认为进步思想家的戴震，他写好官也不忘颂圣。如他的《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志铭》，在赞颂“公明而有守，所到察民疾苦，先其急者除之”等善政之后，即把这一切归功于“盖公当盛朝，以实心为国家，矜恤人民，有所施设，咸得行其志”。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他所处的清王朝是个“盛朝”，才使好官“矜恤人民”的所有“施设”咸得行其志”。这样的“盛朝”岂不美妙之至、令人赞颂不绝么？作者通过歌颂好官，旨在歌颂清王朝，还不昭然若揭么？
　　在姚鼐的笔下虽然也有把清朝称为“盛朝 的，但他从来不把好官的“得行其志”归功于“天子知人善任”或归功于所处的是“盛朝”。相反，他却往往把好官与其上司乃至皇帝对立起来，把揭露批判的矛头或隐或显地指向整个封建统治及其最高代表皇帝。如在《中宪大夫保定清河道朱公墓表》中，他写来澜担任河间公务关同知，“务关，治河官也。公治运河有绩，而上官恶之，以报水迟解其职”。后来他“摄臬司”，连乾隆皇帝都对其政绩“大称善”，结果“将大用之矣，而以审案稽迟去职。”其实，“公之四摄臬司也，为日浅甚，有盗案在保定而未究出”。于是引起“上怒，自总督以下皆得过，方以法绳之，虽知公在职暂，不特宥也。久之，乃赐复原衔，既又令总督遇相当缺出题补。然公久劳于官致惫，自以老病乞归，不能仕矣。”①可见由“上官”直至“皇上”，往往以自己的好恶和喜怒决定下属的命运。使好官不但得不到重用，还要遭受莫名的打击。姚鼐愤愤不平地称之为“才高不尽其能，名著不究其升，智可逮远而身失其凭。”“身一见枉，终放废以至于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①他的《张逸园家传》所写的“有古人刚毅之风”的张逸园，也是因“敢为民直”而屡遭革职、降黜，直到晚年退休在家，仍然“自述生平为吏事，奋髭抵掌，气勃然。”姚鼐为之感叹：“诚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能著于世矣，才节通知天子，而仕抑屈于县令，惜哉！命为之耶？抑古之道终不合于今乎？”①张逸园之所以为官而不能“充其志”，“遏知”其“才节”的天子，显然难辞其咎。更可贵的，作者不只是归咎皇帝个人，而是提出了“古之道终不合于今”的质疑，在那个人皆赞颂“康乾盛世”的时代他却公然揭示了封建之道的衰落，叫人不能不对其万世长存的合理性和永久性产生动摇和怀疑。在《顺天府南路同知张君墓志铭并序》中，姚鼐写了张曾敞一家在官的不幸遭遇后，更是锥心泣血地凄然责问：“天道何主？孰昌孰膴？孰抑孰阻？”①这显然不只是对好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更重要的是由此责难主宰“天道”的整个封建统治，已经丧失其合理性，毫无公正、公平、公道可言！
　　姚鼐的这种写法，使我们不禁联想到恩格斯说的：“在我看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它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明显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用的。”⑨姚鼐写的虽然不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但是，它既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打破封建阶级的乐观主义和传统的幻想，“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环疑”的作用，人们又何必以“御用文上”的“御用文字”而予以一笔抹煞呢？
　　综上所述，姚鼐的基本思想虽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 但他毕竟及时而敏锐地揭示了封建之道的衰落，在文学创作上确有许多突破和创新，不只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其认识和借鉴作用。他的文章之所以被推崇“为天下之至美”⑩， 桐城派之所以被他推上巅峰，而在历史上占据煊赫二百多年的杰出地位，都绝不是偶然的，不仅因适应清王朝的文化政策所致，而是由其文学成就自身的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强加在他头上的“御用文人”、“御用文学”等恶谥，难道还不应予统统推倒吗？
参考文献；
①刘季高 校，姚鼐著，惜抱轩诗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1992。
②赵尔巽主编，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③周中明选注 姚鼐文选[C]，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④李梦生选注，袁枚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⑤吴盂复标点．刘大櫆集[C]，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⑥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c]下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3。
⑦刘季高校点，方苞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⑧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C]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
⑨马恩列斯论文艺[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⑩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C]，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作者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桐城派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