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棠的度量

姚波

姚锡棠的度量 日期：2014-10-31 作者：陈韶旭 来源：文汇报

图片作者：张挺图片说明:姚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细致。 张挺 摄 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得主—— 姚锡棠的度量 　　本报记者 陈韶旭 　　早年求学苏联，培养了文艺兴趣。柴可夫斯基、巴赫、贝多芬，几乎听全了。直到现在，如果看书累了或身体不舒服，姚锡棠还会像过去一样放曲子来放松。“这样我就能平静下来。” 　　约好了9点见面，姚锡棠先生早早地等在了楼下。夫人前一阵骨折在家疗养，他也刚刚从华东医院干休病房回家。姚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细致，从细致解释楼下电梯与其他地方用法不同，到入门的安排拖鞋。衣着整洁，家里也是纤尘不染，沙发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妆容，上面铺着毛巾被和钩花的枕巾。 　　姚锡棠先生最有名的是全程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以及长三角的发展。直到近几年，他还经常被各地请去为当地发展做策划。 　　都说姚老有胆量。超前的规划看似需要胆量，但往往每个想法却是用脚量出来的。 　　1984年，正是中国经济开始改革的时候，上海的经济如何发展，也让市委、市政府感到需要智力支持。当时市级层面的研究认为，还是要从上海的工业技术改造入手，提高工业产值。 　　姚锡棠先生初到上海社科院，领来了任务，没说的，就是去跑。上钢一厂，宝山黄浦江边，姚锡棠和同事们早上从淮海路社科院总部出发，自行车骑行单程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在企业一泡就是一整天，一个星期要去三四次。渐渐地，在调研中发现，上海的工业发展，原材料和技术改造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三天两头到社科院来，他也觉得实现工业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会有困难。慢慢地，姚先生和同事们就发现，上海光靠工业不行，必须同时发展服务业，城市功能必须是多功能齐头并进的。 　　30年前就提出要发展服务业，这个意识可谓超前和大胆。 　　经过和各界的讨论后，他们的意见逐渐被接受。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已经基本一致。尽管当时还有人觉得浦东要建成新的制造基地，把浦西的都搬过去。但最后形成的浦东开发规划是：综合性、外向型、多功能，陆家嘴是金融服务，外高桥是贸易，金桥是工业，后来又加了张江的高新科技，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历史的优势，建国以后的优势，长于和国际接轨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姚老对僚属有度量，非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首先是工作上教会他们写三种文章。第一种是学术性的文章，有一个明确的观点，言之有理。如果是别人的观点，每一句话都要注明来路。第二种是政策性的文章，比如提供咨询报告、研究报告等。不一定要求观点的出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对于搞应用研究的社科院，这类文章是一个重头。姚老说，如果连这类文章都不会写，那么在社科院是很难“混下去”的了，可以说这是安身立命之本。第三种是企业要求做的更加具体的咨询意见，里面不需要任何的大道理，只需要告诉企业如何去做，不讲废话。 　　姚锡棠先生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忙人，特别是浦东刚开始开发，浦东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刚刚成立的那两年，他几乎就是早上主持三四个会，下午主持三四个会，晚上还有会。他的脾气很好，总是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来提醒下属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有的人总是开会迟到，偶尔早到一次，他就会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嘛”，既不让人难堪，又起到了点拨的作用。 　　姚锡棠先生的老部下、社科院部门所的陈家海研究员回忆说，“姚先生开会，半小时一个，一直在‘调频道’，十分讲求效率，不做准备的不开会，开完就走人，两句能说清的绝不用三句。”除此以外，社科院还有中午的午餐会，在227会议室内，让各个学科进行交流，交换信息。陈家海说，姚先生从来不摆架子，平时还十分关心评职称、干部提拔、住房问题，对生活困难的下属，总是想方设法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俨然是一个忠厚长者。“因此，大家都觉得跟着姚先生做事很有积极性，努力干活有奔头。” 　　“课题组里没有权威。”姚先生说，应用经济的研究都是集体性的研究，做规划都是靠团体，非常注重集中大家的智慧。在开会的时候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不分个人身份，他认为权威性是从最终报告里呈现出来的。尊重大家的意见，因此人人愿意参与他的课题组。从不闭门造车也是姚先生的原则，比如为南通所做的十二五规划重大问题研究课题中，就找了熟悉南通情况的人来听取意见，南通市长顾问也参加了课题组，介绍了当时存在的工业结构问题。这就能比较容易地深入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中去，比自己想或者搜集资料好得多。所以他的课题组成员往往是最杂的，有社科院的，有上海各个大学的，还有来自政府和企业具体部门的。 　　社会科学的弹性比较大，各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必须把有用的集中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好的成果。姚先生说，耐心很重要。有时候和地方政府的人谈，对方讲的未必都有用，一个小时里也许50分钟是没有用的。但是必须要耐心地听，否则那有用的10分钟就可能会丢掉。有的时候实际部门所谈的内容不是那么有条理，却往往隐含着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这就需要做调研的时候必须认真仔细。 　　姚老有酒量，但是下决心只做酒神不做酒鬼。 　　姚先生的苏联求学生活，让他酒量了得。莫斯科寒冷难耐，60度的伏特加便成了驱寒的良品。姚先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也学会了喝酒。“不过我不大喝，回国以来喝酒次数屈指可数。”姚先生说，不过他又加了一句，“喝的时候有好几次把人家喝倒了。” 　　起先没有人觉得一个南方人会喝酒，有的时候就会不设防，特别是那些传统的喝酒“强省”的人。有一次在内蒙古草原，那儿的风俗是献完哈达就要喝一杯，姚先生挺身而出，说道：“我代表上海和你们喝！”对方没有想到的是，七八杯（二两大杯）五粮液下去，姚先生屹立不倒。一下子他能喝酒的名气就在社科院传开了。 　　另外有一次是在吉林延边，同样是7杯下去为上海争了光。在广东的一次本来不想喝，邻桌有人过来挑战，他慨然应战，三四杯下去对方倒了，还是姚先生和同事们把对方送了回去。 　　姚先生说，能喝酒但未必要喝醉，喝醉了容易误事。他回忆起苏联曾经多次禁酒但都没有成功，还催生了不少奇怪的法令，比如，如果有人在街上喝醉倒地，要被判10天的劳役，没有工资；但如果没有躺倒则不必受罚。于是便出现了很多人喝醉死死抱住树木或者电线杆不肯倒地的奇特景象。姚先生说，这是笑话，但喝酒真的不能耽误正常的工作。除了喝酒，他还喜欢打牌，桥牌和各种其他牌，但无论如何，他的原则是绝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姚先生并不是一个学究，他的生活同样丰富多彩。 　　出生在江苏常州的青龙镇，离城十里，姚先生因为家中贫穷，读完了小学便准备到一家米店去当学徒。恰好小学校长希望打出学校的名气，延揽更多的学生来上学，便组织毕业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去考中学，考试的费用由校长承担。姚先生便是其中的第三名。那是1948年。第一轮三人都考取了师范，而第二轮只有姚先生考取了省常中。 　　高中毕业时，学校又选了6个人去苏联求学5年，在那里姚先生不仅学了专业知识，还培养了文艺兴趣。工业制图作业枯燥，往往一画就要一个晚上。长夜难销，陪伴他的便是一张张古典音乐的唱片，从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到德国的巴赫、贝多芬，几乎都听全了。直到现在，姚先生如果看书眼睛累了或者身体不舒服，还会像过去一样放曲子来放松，小提琴、钢琴、小号各种乐器都听。“这样我就能平静下来。” 　　姚先生还深入研究了各位大师和音乐史，并撰写了不少文章。音乐以外，他还在周末广泛地观看电影，其专业程度让上海电影制片厂聘任其担任了两年顾问，编过有关的剧本。 　　“我写过一篇非常出名的文章《列宁山上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在苏联做的著名的报告，说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是你们的。那次我也在。”姚先生十分自豪，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将会见的内容记录下来，写成文字，发表在了1957年第24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当年中央有个规定，无论是哪个领导人到了苏联，都要给留学生做报告，毛主席也不例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李富春等领导人都做过报告。姚先生说：“毛主席的报告很生动，尽管他说的是湖南话，我是常州人也能够听懂，基本上能全都记下来。” 　　采访临了，姚老忽然谈起了上海的经济结构，第二产业的比例在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经达到了60%。他说，国外有的城市服务业比例高达80%，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服务业的比例要控制好，如果超过了60%，恐怕也不一定是好事。 　　望着窗外的阳光透过雾霾，姚先生眯起了眼睛，似乎要穿透未来，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