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捆绑移民与“解手”传说

姚波

                                                                也谈捆绑移民与“解手”传说
                                             李全中
  长期来，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包括客家人）被捆绑上路的说法，流传于巴蜀大地。有的是口头传说，有时见诸文字描述。直到21世纪2003年，这一看法仍可见于媒体。例如2003年《重庆法制报》在一篇介绍“湖广填四川”的文章中，给读者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文字。作者指出，康熙元年（1662），颁下“移民垦荒”诏，于是“两湖、两粤、陕西、福建等十余个省的地方官，率领兵马倾巢而出，围住一个个村庄院落，不管百姓愿不愿意，一声令下，成群集中，五花大绑，押送上路。移民浪潮便于哭哭啼啼，呼天抢地中，浩浩荡荡涌向四川”。当然，这类看法不会仅此一例。可见上述说法传播广泛，影响深远。

然而，传说归传说，是否与历史实际相符，还需让事实说话。如果传说与历史背景基本相符合，倒可除去其夸张成份，信其一二。否则，人们的看法便不应总是围绕传说盘桓，而应当努力去寻觅事实根据。通过翻阅有关历史文献，我们发现上述流传与史不符，误在历史错位，把不同历史时代发生的类似事件混淆了，具体来讲，是把明代移民四川和清代移民四川混为一谈了。

现在让我们走入明代和清代的移民潮之中，去探寻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史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统治者为恢复经济巩固统治，运用权力强制移民；一是民众为躲避灾祸维持生存自发移民。就明清两朝而言，这两类移民都曾发生。然而从总体上看，明代移民为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清代移民为政策引导下的自发性移民。

明朝的强制移民政策及向四川移民。经过元末战乱，自北向南田土荒芜，人烟疏稀。在北方，元中书省（河北、山东等地）和河南江北行省（河南、安徽等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10人。凤阳一带，人口密度更降至每平方公里不足5人【注1】。在南方，偌大一个四川，元末人口最多70万左右，每平方公里也不足5人【注2】。元灭明兴，移民垦荒恢复生产，增加赋税安抚黎民，成为朱明王朝治国要务。初，朱元璋借助军队“无事则耕”，以兵屯田。至洪武十年（1377），兵屯垦荒一事仍无多大进展，移民垦荒成为迫切需要，提上明廷施政日程。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注3】国子监宋纳也有类似奏议。朱元璋准奏谏，诏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自是启动了明王朝组织实施的移民国策，自洪武至永乐十五年（1417）连续移民五十多年。山西强制“分丁徙居”的实行情况在《洪洞县志》中，记载说：“明洪武、永乐年间，屡迁山西民于滁和（安徽）、北平、山东、河南、保安（湖北）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树下，指洪洞县广济寺“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之下）。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大槐树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上路的传说。据说，当时官方告示晋民，不愿迁移者三天内集中在广济寺大槐树下。当成千上万故土难离的百姓拖家带口赶到集中地时，地方官员突然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随即由后军都督押解上路，送往各方州县辖治。为了分丁多垦荒地，迁民条令又规定同姓不得落籍一土。移民不忍手足分离，无奈分同宗为数姓。故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区仍然流传“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没二郭”等说法。【注4】既然移民上路和安置都由官方组织，强制实行，他们中的反抗者难免不被捆绑押送。

在南方，元末战争造成湖南、湖北人口的严重损失。明初，两湖一带是接纳移民的又一地区。如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武陵人上言：“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注5】无疑，这是皇朝权力下有组织的移民，移民们的处境不会与洪洞移民有多大差别。

四川也是明初接纳移民的重要地区。经宋元战争、明玉珍入据和洪武四年（1371）廖永忠平蜀，四川各地之民或徙或逃，泱泱大省“人物凋耗”严重。明政府当然不会忽视对沃野千里而地旷人稀的四川的开发垦拓。自洪武初年即采取措施，有组织地由秦、楚向四川移民。部分四川地方志和移民族谱，为我们展示了在明廷诏令下，移民四川的情节。据《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韩氏原籍湖北麻城，明初“奉旨入川”居万源县，后迁本县。川南内江县《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又如隆昌民国二十八年（1939）《黄氏族谱》载：“明初，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于是张、郭、陈、韩等十三姓被强制入县。这类使用“奉旨入川”，“安插入川”，甚至“专差逐遣”等用语的记载，是明朝政府组织移民上川的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资料。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关于政府组织移民四川一事，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可以从一个层面说明明代移民四川是政府行为。如《明太祖实录》卷181记，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丙子，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上从之。对郭叔文的上言，朱元璋予以采纳实行。经过几年有组织的移民，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川人口增至140多万，较元末增加70余万。这“迁谪之人”诚然有贬谪边徼的戴罪者。但这类人毕竟数量不多，难胜“开耕”之任。其多数应是被强制入川的普通百姓。他们既是被迫无奈而上路，如有不遂解差之意者，也难免不被加以绳索，承受“流罚”待遇。

通过对明初移民运动重点，但不完全的扫描，我们看到无论是迁往太行山以东的洪洞移民、江西徙楚的赣民，还是由楚上川的湖广移民都是皇帝敕旨由当局派员组织实施的。移民关系到明王朝统治秩序的维护，必须实行；组织移民是各级官员的任务，必须遵旨完成；这样，各地移民也就不得不被驱上路了。从这层意思讲，捆绑移民是明代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

清朝，政策引导移民四川。清朝取代明朝后，连绵一百多年不断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新一轮大规模移民也是在连年战乱后发生的。明军、农民军、清军以及吴三桂叛军，先后在四川作战，天府之地成为厮杀战场。加之天灾肆虐，致四川田土荒芜，人口大量减少。康熙二十年（1681），据推算全川人口仅有50多万。

自顺治六年（1649）起，清政府先后颁行招垦安置措施，规定各地荒土可任“开垦耕种，永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建议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落籍开垦。【注6】从而开端了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运动。与明朝不同，清代的移民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导下的自发移民。“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政府再次颁行移民政策，明确宣布：入川移民准落籍，可应科举，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成丁者另增加四亩，每户给银二十两，充生产、生活资金【注7】。这些政策对饱尝战乱之苦、家园残破、生活难济的农民和贫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如此优厚条件的招引下，移民蜂拥上川。北邻秦民，东邻楚民，甚至隔省相望的赣、粤、闽人，纷纷自发上路，很快形成新一轮移民填川热潮。其中楚民居多，所以称“湖广填四川”。他们是受优厚条件招引自愿入川求生存谋发展的，所以在相关文献中难以见到诸如“奉旨”、“安插”、“逐遣”一类反映政府组织移民的文字，倒是可以见到不少移民自愿来川的记述。在诸多清代徙川氏族的族谱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如光绪《张氏家谱》载，康熙年间瑞贤公嘱子恭人：“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恭人公于雍正已酉年（1729）“承父命，偕兄俊人，至于新都马家场。”又如光绪《严氏族谱》载：“西蜀古称天府，杨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再如民国《周氏族谱》载：“蜀都土沃财丰”，“族中人饱间而羡慕之。到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徙居川省者不啻是星罗棋布，幸何如也。”民国《范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十一世端雅公称，“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而行”，于雍正六年（1728）辛酉，遂率子五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这类反映自发启动自愿填川的文字，无论在徙川的湖广人的族谱中，还是在上川的客家人的族谱中，当不啻上述数例。

既然是在优厚条件吸引下,一家一户一族一宗自愿登程上川,官家也就没有必要派出押差对移民“关照”以绳索了。所以捆绑移民的说法不应与清初填川移民潮生缘。总体看如此，当然也不排除清朝当局在向川充实人口过程中，特定范围内的强制做法。如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建议颁诏天下，外省“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重申：“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对这些已经置业外省不愿弃业回籍的川绅，也可能捆绑押解上路。再就是来自秦楚等地转战入川，为清军战败的农民军等，作为俘虏，清兵也可能把他们捆绑押解归农，定居四川。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改变清代移民运动的性质。

通过对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回眸，不难看出清代移民性质不同于明代移民，没有理由把捆绑移民与清代“湖广填四川”挂钩。

但也不能就此不加分析地认定明代移民等于捆绑移民，因为这在道理上难以说通。笔者认为，在明代强制移民政策下，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官兵一股股押向他乡，应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此众多的移民，人人被反手捆绑，行进几百上千里路，不仅对押解者来说有着很大困难，而且拖家带口的移民也难以坚持走到目的地。何况移民被反绑双手，行李家什又如何携带，押送的官兵决不会代劳吧！所以捆绑移民上路是一个应当置疑的传说。

为什么捆绑移民上路的说法会长期广泛流传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无论明代移民时期还是清代移民时期，确有少数移民被捆绑上路，这一历史现象被真实地记录流传；第二是由于信息在长期传播中逐渐失真的缘故。明代清代，文化不例外地为官吏、缙绅、文人垄断。移民中往往也有失势官吏，不得势的缙绅（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川绅）和失落文人。他们有条件把在移民过程中的遭遇（本人或他人被捆绑虐待）以文字或口碑传播开来，首先为上层社会的某些人吸收并流传开去，久之，部分现象变形为整体现象。而移民多是社会下层的农民或其它贫民，他们文化程度低，社会影响小。于是前者发出的信息便覆盖了社会舆论，成为众口一词的说法。

议论捆绑移民，自然要联系到“解手”传说。这一传说与捆绑移民说法一样，在洪洞移民地区流行，在两湖、四川也流行。“解手”一说应是捆绑移民说法合乎逻辑的推演。既然有移民被捆绑上路，在漫漫长途上他们免不了要屙屎洒尿，内急时便会要求押解官差，解开被捆绑的双手后，一了方便。所以解开双手是被捆绑的移民内急时的必然要求。久之，解开双手简化为“解手”，并成为途中用语，成为屙屎洒尿的代名词。而被押解未被捆绑的多数移民（明代）或自发上路的移民（清代）在内急时则不会有解开双手这道程序，完全可以自行方便。所以解开双手行方便，不会是明清移民潮中的普遍现象，“解手”一词应与多数移民无缘。

然而“解手”这个代名词却为移民传人普遍使用，并扩展到其它人群，成为社会生活用语。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强制移民的明代，“解手”以口语形式出现后，由于它比屙屎洒尿这类听来粗俗的表述要间接、文雅，从而为人们广泛操用。又由于“解手”是生活“小事”，人们尽管天天用于口头，却不曾去认真探究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加之民间许多人对清代“湖广填四川”印象较深，对明代移民填川不甚了了，从而误认为“解手”是清代“湖广填四川”时的产物。所以长期以来“解手”这个代名词成为搅扰人们（特别是在四川民间）正确认识明清两朝移民运动的一个“关键词”。这样，从民间关于“解手”的传说入手，去研究明清两朝的移民运动，便不是一件“小事”了。

综上所述，结束语应是：捆绑移民主要发生在强制移民的明代；清代徙居巴蜀的湖广人和客家人不是捆绑上路的；“解手”传说的形成主要应据明代移民史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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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注2】【注3】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30—331页、第365页、第370页

【注4】《安阳县文史资料》第5辑

【注5】【注6】【注7】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52页、第398—399 页、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