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先驱社树姚家历史文存》序

姚波

          《陕商先驱社树姚家历史文存》序
                  西北大学教授 李刚

        明清时期，在陕西渭北地区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商业家族，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他们代表了明清陕西雄浑的经济实力，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富甲天下的财富神话。其中，泾阳县社树堡姚家就是最著名的代表。明清关中流行的一句民谣就是“石桥刘孟社树姚，不及王桥一撮毛”。

        社树堡地处八百里秦川，位于泾阳县城以西十里之遥，在王桥和石桥一带，被人们称之为桥川川道。它北靠嵯峨山（有人称为邙山），南临泾河水，早在秦汉时期，由于引郑国渠（后称为白渠）的水灌溉农田，这里已是良田盈野，望族辈出。于右任先生曾在诗里写到“嵯峨山下有高门，李靖家乡育伟人。国赤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在明代初年，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的特殊经济政策，陕西商民抓住机遇，北上朔汉，南下江浙，西出川蜀，跨州越县，周流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陕西商帮，社树姚家便是其中的先驱。

      社树姚氏始祖系明代初年移民陕西，从河南迁来陕西泾阳西乡社树居住，初赴川省，为当地商户和陕西商户作伙计，后逐渐脱离东家，在川地嘉定一带自作掮商。在当地购布、盐运往甘肃、青海出卖，稍有积蓄。明朝中后期，姚家后裔作引商，颇得厚利，便在家乡置田购地。约在清朝顺治期间，姚成十二孙姚一阳，随陕西商人赴康定做茶布生意的“闯炉关”浪潮，在四川雅安设店经营，将布、盐运往川西彝族地区，销货后，即在当地购买药材、土产、运往川中销售，获利颇丰。乃至康熙年间，姚昂干承其祖业，在雅安和彝族地区继续来往经商，因筹谋有方，连获厚利，为姚家在川地和西康的生意奠定了基础。姚昂干主持总号之后，又在泸定、重庆、泸州、绵州，继而在川鄂各繁华码头及重要县城、市镇设立商栈，统一商号名曰“永聚公”。此后，商业范围越做越大，其经商地域西通藏地，东沿长江，在宜昌、沙市、汉口、苏州等重要城市，无不有其生意字号。所经营的商品品种亦不断增多，计有布、盐，糖、茶、黑白木耳、丝绸绫罗和鹿茸、藿香、红花等珍贵药材，获利更大。康熙中后期，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展“永聚公”再分出“永聚源”“永聚全”两大商号。三个商号千人之众，所有伙计天天都有从川省回陕省的。为此，在社树老家专设一个桥铺，以供川陕来的轿夫和背运东西的“脚班”等苦力人员歇住。当时人们将总号称为“姚百万”。这三号号规一样，都是三年大总一次，进行破帐分红，破帐之后，由雅安总号汇集各处应上交的利润银子，将其装在用白铁铸的称为“银鞘”箱内，每鞘装五十两或一百两的银锞数十个，以肩挑或骆驼运载。沿途聘请官府兵丁保镖，直到运至社树家中。“银鞘”启程之前，“脚班”先行专程给东家送信，“银鞘”到达村口，传递信息的呐喊已至。东家率家人摇旗鳴炮，锣鼓震天，酬神唱戏，大摆筵席，以资庆贺。

       姚氏商业在姚文清先生主持“天增公”号期间，达到巅峰状态。姚家家族很大，分为“恒昌”“惠谦”“燕翼”“居敬”“竹森”“仁在”等支派堂号。天增公乃“仁在堂”所属一号。“天增公”总号设在雅安，将陕西的“团茶”技术引入川藏，在雅安将川南天全、名山、射洪、邛崃、雅安五县的茶产压制成茶砖，并创出了自己的汉藏商标，“天增公”的茶叫“水兽牌”，藏语叫“曲升罗布”，数量很大，“天增公”一家认引九千一百引，达910万斤，几乎占到康藏川茶4500万斤的四分之一。然后，雇佣背夫沿茶马古道翻二郎山将茶砖运至康定驻坐锅庄，再由康定锅庄派伙计或交由从拉萨来的藏商将茶砖人背马驮，由巴塘、理塘趋昌都，再由昌都运至拉萨，全程二千余里，为满足边疆民族需要作出了艰苦卓绝地贡献。此外，还在成都、重庆、汉口、苏州、上海做棉布、药材生意，使姚家成为号称泾阳“四大富户”之一名扬川陕的“盖省财东”。

       姚家发家后，大兴土木，在社树老家耗巨资盖了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附产，把社树一个村子都快盖完了。姚家老宅的构成是：大门，一院落，院后偏正两院，正院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二间，楼房二间，楼后为小院，厢房二间，上房三间，偏院左右厢房各三间，大厨房一座，院后书房三间，小房三间，后花园一座，大井一个，共为九进的庞大建筑群。另外在村东有偏宅，包括：土地堂一座，街房二间，厢房二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二间，楼房三间，楼后井房杂房三间。并在老宅对面有药铺，名叫“天增泰”，专供本村村民方便抓药而设。药铺东北有花园，内有：荷池、熙亭、水井、房屋六间，为停柩之所。在老宅外西南角还有“魁星楼”专供朝拜孔子所用，其结构、排场远比晋商“乔家大院”恢宏得多。同时在成都、重庆、汉口、苏州、上海购有房产，仅西安就有房产十七处之多。尤其是西安市芦荡巷39号的“姚家大院”，占地3余亩，分上下两院，楼台亭阁，融合南北风格的望楼，保持了明清陕西民间建筑的基本风格，是现今偌大西安城保持最为完好唯一的一座“陕商大院”。

       为给后代奠立雄厚基业，姚家又将部分商业资本转化到农业方面，置地购土，田连阡陌，骡马成群。先后在社树附近占有土地千亩以上，在彬县、旬邑、周至等县有数百亩，均出租给农民收其地租。社树姚家豪华富贵，经历从康熙到同治约二三百年光景，累世富厚，描绘了威武雄壮的致富图强历史画卷。

       难能可贵的是，姚文清先生睿智而富有爱国心。作为西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的开明人士，解放初期，他带头捐资捐物，襄助建国。抗美援朝期间，姚家捐献金条800两，购买战机一架，还捐出了西安的时期处房产，表现了姚老先生的眷眷爱国之心。

      是什么原因支撑了姚家商业帝国历经300余年而长兴不衰？富有历史质感的姚文清先生，在其临终前，用七天时间为我们留下了《泾阳社树姚家商业经营概况》亲身经历的历史总结，书成盍然而逝。这是姚老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弥可珍贵的历史资料。由于这份历史资料处处闪烁着经营智慧的理性光芒，有必要整理辑录予下：

天增公号的规章制度，突出“做人正直，诚实不欺”的经营理念，各项事务均有详细规定：

（1）伙员的来历：初入号的学徒，称为新客，全系号上掌柜、二柜以及其他老客的侄男子弟或亲戚，由他们举荐入号。间亦有县绅们的亲友，但仍需有本号人员推荐，方能入号。新客即属本号伙员的子弟、亲友等。

（2）入号时间：每年春秋二季，以保荐入号之新客，由老客率领入川，老客体弱者将乘对班轿（二人抬），掌柜可乘丁拐轿（三人抬）、新客一律步行，行宿有定，一般一月零一日可达雅安，然后由总号再分配到各岸（即各处分号），凡在旧历十月一日以前到达总号者，本年即可进账，过期则下届始能进账（每账两年）故需计时间，赶于十月一日前到雅安，以免吃亏。此专就新客首次进账而言，以后则不拘也。

（3）领本：新客进账后，即领本经布三百两，两年账终，即可分红。新客初到号，期限一般为四年（即两账）始能回家，家有要事，经总号同意，亦可提前。回家休息约一年，第二次来号上，即为老客，照例增加领本一百两，各日复本，复本以后，则按功劳之大小，酌量增本，不再有定。

（4）领本制度：各号向无工资均属领本分红制，领本每人起码三百两，（新客）最多六千两（总经理）无论多少破帐时先除去一百两另行结算分红，谓之护本金，余下的领本，按东伙各半计算，此种方法新客最为吃亏。民国十六年，两改为元，将新客领本，改为起码五百元，并将护本金废除，一律以东伙各半计算。

（5）领本、坐本、护本金：领本为分红标准，原属虚本，每帐终结，按伙员在本帐贡献的大小，按劳增加，有过误着，亦酌情处罚，故领本对每个伙员每账有赠有减，总数上总是增多。民国后，逐渐增加，最多十余万两，改元为单位后，亦不过二十多万元。实际营运不止此数，伙员死亡，其本帐应分之红，仍应以付，等到下账方能下本除名。至于各处经理，多为更留一两账，有功者，甚至留三五账，始下领本，此即等于抚恤金。坐本为总经理和分号经理特有权力，总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坐本至六百两，分号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坐本至四百两。坐本所之分红，三经理独得，死亡后，次账即下，护本所分之红，永存号上，以资营运，原则上不能动用，近似现在的公积金。

（6）支使之分发和东伙用钱之限制：每年春秋二季，总号必兑钱至老家，为各伙员按各分发支使，不管生意如何，支使必发。待破帐分红后，再为扣除，如破帐无红，作为专支，除支使外，伙员若尚有正当需要，（如婚丧疾病等），经总号同意，亦可多支。因为伙员彼此多属亲戚子侄，某家需钱，经理等是一清二楚，经理及保荐人，等于伙员的家长。至于东家，家庭用度，经理亦有限制，虽有存钱，不许乱用，故经理称为总管，其权不仅管伙员，亦管东家，真正是有职有权。此制度为先人所定，在天增公特别显著。

（7）检查行李：早年伙员由川归陕，多系一帮，人数较多，有乘轿、有步行，行李则有骡马驼载。到陕后，先至东家家中，将行李卸下打开，请东家检阅。其有地位之经理推让一番，也可不检，其余行李，有一人提叠好之衣角，逐渐放松，放完仍包好，即算完毕。伙员带回行李，多为其父母所制寿衣，因号上终年有裁缝，布匹对伙员价格亦较便宜，其余就是自己给妻子缝点衣服，根本不会有什么禁品，从未有没收过一次。到了民国，土匪遍地，也不敢这样驴驮马载的大肆张扬，都改用邮寄，这个制度也就自然取消了。

（8）财神会，践行，接脚：每年旧历七月（具体时间也无可考证）有财神会，是在东家客厅，供奉财神神位，备参肚席若干桌，并买西瓜若干，请所有伙员前来，敬神聚餐，晚间还唱皮影戏。除娱乐外，还有一个总要任务就是协商商号，安排人选，定伙员赴川日期等等都在此时决定，这笔费用由号上开支，东家只备办招待并不出钱，伙员赴川，东家必备席接脚（即洗尘），入民国后，财神会已不举行，践行、接脚仍继续照行。

（9）号上每晚坐堂制度：号上一切制度，俱继承封建传统，伙员对经理必须服从，总经理犹如太上皇，更有绝对权威。新客有过，可以鞭笞，如私塾中先生对学生，然新客除洒扫、端饭、侍候经理外，就是写大小楷，学算盘，故新客对经理常畏而远之。唯每晚有坐堂之制，所谓坐堂，即总经理踞客厅上座，其余老客按各职位依次就坐，新客亦并参与未坐。由经理发言，检讨一日生意，并个人功过人人皆得发言，上下层意见，籍此可以沟通，又初一、十五晨起，大家同至客厅，彼此互相作揖，据谓半月来恐同事间彼此有意见，籍此一揖，可以和解。但此流于一种形式，实则彼此有意见，并不因此彼此一揖而消失也。

（10）号信之格式：天增公分号共约数十处，除由雅安总号直辖数处外，余由沙建二分号分别统之。沙建二号又统与雅安总号。故信札来往频繁，每月至少通信两次，信俱编号，其临时所发信件，则以来列号发之。信由二柜拟稿，经理审阅，再由善书者以蝇头小楷书与通行信纸，每纸约三十余行，不足可粘接之，而不见续的痕迹，文字简洁，不蔓不支，自成一体，信封上盖号章、经理章、编号章、护封章。总经理章作方形，上刻某某（经理）启之，分号经理章形式相同，外更套以大函封，使引投邮，函首不书收信人各号，但书“兹者”（分号对总号书启者）二字，下即叙述事实。次序是先叙前函大意，次发指示，再次对来函之所询各事，一一作答，末结书此上某某兄，某某哥，货台均按下属某某经理（经理名），年月日写在信封背后，不在信中，总号每月寄东家一承，报告事务，东家复函，亦一月一次，格式为总号对分号，不过信末更详报地方水旱，治安以及各伙员家中情况。卑为安心，写信时先起稿、次誊录，然后再书写留底备用，谓之号薪。故一函而写三次，号上新客，即以如号代薪练习小楷。因新客多仅在私学读二三年书，稍长，即其家即令其下川经商，有故入号后，才开始学习，但亦有为谋生计、弃学就商，天增公号中，即有几位秀才、贡生任经理二柜也。

（11）总经理之任命和免职：东家最重要的权利，即为任命总经理，总经理任满后，必须重新任命，使得连任，此为一件艰巨的事情，因为时局多变的缘故，生意难做，或经理年老，账满之后，坚辞不就，此时要东家耐心说服。如实在不愿就则需广征意见，委托下任，既委任以后，由新任总经理自选二柜，（即副经理）和沙市、建昌两号经理，和其他各岸人选，东家不得干涉，因总经理向东家负责，其他经理向总经理负责，总经理有不称职的，任满后可以更换，不再使其连任。

（12）伙员之处罚：伙员由过，由各岸报总经理，经协议后或加申斥，罚或领本。过犯大者，由总经理呈报东家，请予以停止（即开除），待有过犯伙员回家后，由东家给以帖子，上书某某某，建字令投别业，下盖东家堂名章，名曰止贴。不明言所犯过失，其较有地位者，多不给止贴，只在开列名单中，不列其名，彼即知已被停止矣。至于就地出号，甚属少见。因为伙员多彼此有子侄亲戚关系，若以过失使之就地出号，其家必向经理要人，是自讨麻烦。亦间有不受管教，自由行动，或再外另有高就，或更聚娶妻，不肯回家，在劝解无效时，亦只有听其自然，此与号上令其就地出号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这份凝结着姚文清先生心血的“临终遗言”，为我们诠释了陕商五百年兴盛的制度安排和缜密思考，表现了一代“老陕商”深邃的历史眼光。

       一个商业家族的兴盛，不仅在于前辈的艰苦创业，万难不屈，也在于后辈的潜心传承和发扬光大。所幸的是，姚文清先生的后人姚清郎先生和妻子     女士，不遗家风，淡泊名利，恪守真诚。他们不顾身体多病，多方奔走，为整理和保护姚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费劲心力，为我们守护了一份陕西商人的信使传真和精神家园，表现了大户人家的勃然心怀和良好文化素养。每每见到他们文彬有礼的身影，都使我们肃然起敬。

       我在研究陕商过程中，与姚清郎先生结缘，成为多年的好朋友，引以为正身的学长。今值姚家历史文献面世，自认为有责任和义务为姚文清先生和姚清郎先生留下一段清朗朗的文字。
是为序。
                       (本文为作者为《陕商先驱社树姚家历史文存》一书所写的序言
                        转自“李刚教授博客”

姚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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