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开发的历史记忆
走进贵州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静静地倾听一座座苍山青葱的生命低语,慢慢地感悟绿色的意蕴,让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然物象,还有清水江被赋予了文化传奇的生命传奇。
清水江,流淌着历久弥新的光阴故事……
清水江是一条充满灵性的生命之河,张扬着绿水青山的天成气韵,天地万物赋予她苍翠雄奇、妩媚深情的气宇,山地民族的营林传统则造就这片“宜林山国”的传奇。清水江的这种生命呈现方式,为现代人亲近清水江流域古代文明提供了一条与现实、与心灵相通的路径。
明代以前,清水江社区一直处于封建王朝视野之外的“化外之区”。元代虽在这个区域设置了诸多的蛮夷长官司,但仅限于纳入版图而已,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管理。
王朝的力量到不了的地方,各种矛盾滋生后自然也难以消解,有的甚至逐渐蔓延而至不可收拾。信手翻开史书,处于王朝主动的征剿和被动的平叛活动,随处可见。为了一劳永逸地平息来自地方的叛乱和起义,王朝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政策,以明代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而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征剿活动为肇因,王朝便开始了对清水江流域的渐次开发,来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逐步向少数民族区域渗透。
明代洪武年间,清水江的神秘面纱被军事征伐“苗疆”的“窥江者”揭开,地处边乡僻壤的清水江流域山门于是被打开了。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锦屏县婆洞林宽揭竿起义,攻占隆里、新化,围困黎平,震惊朝廷。是年秋,清水江两岸已是层林尽染,一队队人马在丛林中奔驰,军旗猎猎,战马嘶鸣,打破了山林中的寂静。朱元璋命楚王朱桢“率军三十万,由沅州(今湖南芷江)伐木开道二百里,直抵天柱”。官军从清水江下游的天柱白市溯江而上,经兴隆,上鸬鹚,驻远口,夺菜溪,袭坌处,过清浪,直奔锦屏县境内的茅坪、王寨、卦治,然后筑军事据点于铜鼓、亮寨、新化、隆里。这次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了清水江流域的优质“苗杉”。
明永乐四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在西南地区征集“皇木”,继官商“例征皇木”后,江淮、中原民间资本接踵进入清水江,繁荣的木材贸易将清水江流域带入全国性市场,从而开启了清水江空前繁荣的木材时代。
清雍正五年(1727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在锦屏王寨设弹压局,征收木材流通税,雍正七年(1729年)在卦治、王寨、茅坪正式设立木市,管理清水江一带的木政。《黔南识略》载:“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当时的木材贸易空前繁荣,锦屏至剑河一带的清水江流域成了富庶之地。至今在锦屏至剑河一带,还流传着锦屏木商首富“姚百万”的传奇故事和歌谣,有歌谣为证:“月亮阶、青石台,姚家窨子屋成排排,一渡两江三上岸,金银如浪滚滚来。”而木材贸易的兴起繁荣,都要归功于锦屏文书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控。现存于锦屏县城飞山庙,一块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八步江规”,明确了当时清水江支流亮江木材开采运输,从“头步”村寨到“第八步”村寨之间,木材放运的规定。就是依靠若干的契约文书规定,凭着木材上的“斧印”,木材商可以在下游找回自己被洪水冲散丢失的木头。木商留在木头上的“斧印”,充分彰显了清水江契约文书在社会管理上的诚信文化魅力。在锦屏县迄今收集整理的4万多份锦屏文书中,大体可分为山林土地买卖契约、佃山造林契约和分成、分山或分银三大类契约。这些文书对木材的生产、流通、贸易和经济利益管理都作了确切完满的约束。从而促进了那个时代木材生产贸易的繁荣和木商文化的兴起。
本来是一次军事为手段的政治行为,由于发生在一个历史的结点上,使得军政、商贾界的汉族人,源源不断地走进清水江社区,与祖辈生活在这里的侗苗人民共同培育了丰富多彩的清水江木商文化。
一个个历史故事,就像一帧帧素朴的图像,镌刻在一通通沉厚的石碑上,勾画在一页页泛黄的族谱里,为后人展示了一幅清水江木材时代的历史长卷。在清水江滚滚东逝的千年传奇里,锦屏文书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地刻下岁月的痕迹,于是,清水江就有了性格,有了绵绵不绝的生命故事,清江人也因此被推上了壮阔的历史舞台。
木商时代的生态文化传承
岁月倚风而过,悄无声息,却把丰润的文化记忆种子播撒在民族民间肥沃的土壤中,经由族群繁衍更迭而开花结果,绵延不息。锦屏文书的文化传承,间关民本,润物无声。
锦屏县河口乡文斗苗寨的“六禁碑”,刊立于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碑文以“公议”的公约形式,对村寨环境、林木、生产经营、贸易等进行严格的规定,其中对人居环境的管理内容,具有超越时代的智慧和胆识,在清水江流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碑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