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光佛舍利考记略来源

姚波

朝阳定光佛舍利考记略来源 (2013-04-21 14:35:4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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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光佛舍利考记略来源：佛教   作者：佚名  时间：2007-02-22 16:28:39

内容提要：
定光佛舍利考记略
是夜，窗外月明星稀，秋凉些许，想来定光佛舍利出土已将近一周年了。难怪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2004年10月上旬某日，笔者正在出席市长召开的一个会议，北大街工地打来电话报告说南塔附近施工发现异物，便向市长请假后匆匆赶到了现场。那是一个地下约六米余的去处，攀扶而下，稍扪土块缝隙依稀不辨。迟疑间猛回首打量，只见距约四十米远的南塔在夕阳中辉光谡谡，塔刹直指湛蓝天空，对面遥遥数百米的北塔庄严矗立，而此地正为两塔中线处。不觉嗒然如是，令滞留全体在场工人看护，同时询请考古专家立坤弟。数日后，有千年前辽代石函、古碑等出土，欣欣然知宝物中有“释迦佛舍利一尊，定光佛舍利一十八粒”。释迦佛舍利我市已有出土实物，人们略知之，而有明确记载的定光佛舍利则为世间所罕见。
定光佛在佛教诸神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很多寺庙（如北京雍和宫正殿内）供有竖三世佛，即过去世（前世）、现在世（现世）和未来世（来世），这竖三世佛是就佛的“在世时间”而言的，用以区别以地域关系为界限的横三世佛（东方世界药师佛、娑婆世界释迦佛和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横与竖只是从空间和时间的区别角度出发。
定 光佛的“定”又可写做“锭”（意为灯之足），锭光佛或称燃灯佛。佛经《大智度论》里说他出生时，身边如点满灯光，周身光亮，故名“燃灯”。传说如来佛还是孩提时，偶然看见有个王姓女孩子拿着一些青莲花，他便花钱买了五枝，献给燃灯，使得燃灯满心喜欢，便收他为弟子。有一天，释迦牟尼跟着燃灯佛出门，看见满地泥泞，就脱下衣服盖在地上，请师傅踩在上面走。燃灯佛见释迦牟尼如此尊师，就对他授记（预言）道：“经过九十一劫后叫贤劫，那时你会成佛，号释迦如来”。按照辈分，定光佛是如来佛的启蒙老师。在古典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他被奉为佛国领袖，给三宝太监帮了大忙；但在《封神演义》他又被奉为道教首脑，叫燃灯道人，托塔天王李靖的玲珑宝塔就是他赠授的。在民间宗教世界，又把燃灯佛比做老子化身，掌握过去之青阳期，释迦佛掌握现世之红阳期，弥勒佛掌握未来之白阳期。后来又有三佛轮管天盘的说法，过去佛燃灯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现在佛释迦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未来佛弥勒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凡此种种，以定光佛辈分之高，法力之大，岂能不深受佛之信众的景仰？
那日决意护持定光佛舍利发掘地点，恍然为一机缘。其时，北大街大小十几个工地，天气渐渐凉了下来，施工季节即将结束，工期急得很；古城地下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遗迹遍布，不可能逐一保护，但如决定继续施工，瞬间真身佛宝便是灰飞烟灭。世事如斯，成坏住灭原也在一念之间矣。
庆幸的是定光佛舍利（当然还有其他珍品）在地下宫藏整整1020年后与世人见面了。根据安放时的《佛舍利铭记》，那个历史瞬间的人物场景也是可以推见的。
公元984年（辽统和二年岁在甲申），4月11日（辛巳朔），清晨（辛卯丙时）。
大辽国（时称大契丹国）霸州府衙门前街道洒扫干净，兵士两侧排列。府衙以现在的方位看来大约在上海城东南一带，其时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兵将排开去，一排排的黑色旌旗与霸州城青砖绿瓦的楼阁相映衬，自是弥漫了许多肃穆的气氛。随着府门吱呀作响，一行人等出府衙，车马暖轿沿街向东后转南，来到我们今天称为南塔的上兴塔不远处。上兴塔庙里的僧人们早已迎候在庙前塔下，袈裟的一团黄氲和周围一簇簇的青黑服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随着车马碾转踏踏声，事情的主角——霸州刺史姚汉英在执事官的引导下，从一匹赭白大马上翻身而下。他至少已年近花甲，但由于戎马一生仍然显得有些勇武，饱经世事的脸上或许是冷峻的沉稳，或许是自信的微笑。今日他按辽国水德服色的要求也穿了一身黑地青花长袍，大概接近后来清朝一品宰辅朝服的样式。姚汉英的身旁一侧是他的夫人刘氏，右边搀扶她的是大儿媳清河郡人张氏，后跟幼子乳名新哥、杨七；左边搀扶她的是小儿媳京兆郡人杜氏，后跟幼子乳名筐儿、杨留。紧接着是姚汉英一身戎装的两个儿子姚柬之、姚衡之。除这一家祖孙八口之外，其他人等全是追随姚汉英左右的“守节弘化翊亮功臣”以及“彰武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总之，此等家国大事，当时霸州城内军政要员、社会贤达当然是趋之若骛的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姚氏家族的权势怎样显赫罢。

姚汉英，本为后周左金吾将军，公元951年2月出使辽国，辽世宗借口后周“书辞抗礼”将其强行留用。宋取代后周（公元960年）开国以后，姚汉英更成为辽王朝的重臣，经历了世宗、穆宗、景宗，一直到刚即位的圣宗，此时已算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了。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使持节霸州诸军事、行霸州刺史、上柱国、东阳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除了封王，其它的已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了。他的妻子刘氏也被封为许国夫人。他的长子姚柬之的官职是：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据〈辽史.本纪第十四〉，由此20年后，在朝廷中任监门卫大将军）。他的次子姚衡之被封为：彰愍宫汉儿副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如此显赫家族，说是权势冲天也不为过罢。
此刻，姚汉英或者会想到让家族的荣华富贵地久天长，再者便是荫及子孙了。但他不会具体地想到几十年后，跟在他身后的这四个孙子中的一个（按年龄推算应是较小的那个）叫姚景行的，在这座古城（时为兴中府）里刻苦读书，状元及第，位及人臣，作为大辽帝国晚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而青史留名。
诵经声中，佛宝一件件放入画满蓝色彩绘的石函，两个僧人捧起石函顺坡道安放在事先修好的地宫里，兵役们在执事官的指挥下将地面夯平。一个两三人高的铸铁塔早已事先座在滚木上，随着号子声起落，铁塔牢牢地压在夯平的地面上（。这时，太阳高高地升起来了，执事官最后打量一下上兴塔和远处的思燕塔（现北塔），只见铁塔刚好落在上兴、思燕二塔的中线上，满意地挥了挥手，一切圆满地结束了。
姚汉英选择此时石宫藏宝礼佛应事出有因。公元984年前后这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自907年唐王朝灭亡后，经过几十年的合纵连横，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即宋辽时期。大宋占据中原大部及江南，大辽雄踞北国及东海。前一年，辽景宗死后，汉官韩德让和耶律斜轸按景宗遗诏，立皇子耶律隆绪为帝，是为辽圣宗。圣宗即位之时，年仅12岁，由其母萧燕燕奉遗诏总摄军国大政，尊为“承天皇太后”。这时，大宋做出了一个后来让它后悔莫及的决定，以为“契丹主幼”，欲趁机伐辽。孰不知那摄政当国的承天后萧燕燕却是政治才能卓越，朝廷里藩汉大员各个智略过人且齐心协力，面对宋王朝的军事骚动，萧太后命著名军事家耶律休哥在山西前线“严为之备”，自己则稳坐京城安顿起内部事物来了。姚汉英当然知道，秋七月便是萧太后行再生礼（即今北方人仍沿袭的本命年习俗，辽王朝皇族有重大事情时举行的再生仪式），身居大辽后方，筹备太后贺礼是一件大事，他除令霸州绫锦院备足贡品外，还需做些其他的安排；九月还有先皇的忌日，按惯例各道京州镇少不得行香、饭僧。早年辽太宗为了祝愿太后病愈，行幸于菩萨堂，饭僧竟达五万人，那时他在后周应有所耳闻，他不能不做些准备。况且上行下效，他的藏宝礼佛虽未见与辽王朝佛事直接联系的证据，但思想脉络和社会风气至少是相通的。
这里还涉及到我们朝阳地区的文化传承问题。追本溯源，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族对中原地区来说，只有夏朝的先人居住于伊、洛地区，周朝是西部民族，周前的商作为北方民族，似乎与红山文化的中心牛河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说虽没能最后确定，但商纣王被灭后，箕子率族人北上东进，应是回到老家来了。为了安定商族，周武王还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燕，后来又改封给燕侯，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燕侯分封之地当在今朝阳地区，并逐渐发展为战国七雄之一，此即为燕文化之发端。以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燕文化始终覆盖周围的广大地区。如汉朝分封燕国，东晋十六国时建立了强大的三燕政权，以后历朝历代经常有燕王的封号，只不过有时稍内迁中原，有时多外扩东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地域载体舍我其谁欤！我们朝阳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的勃起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持，传承文化定位的不准确或缺失，会给我们的城市造成难以治愈的内伤。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家在弘扬“辽西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有一个疑虑笔者始终不能释怀：“辽西文化”能成为我们朝阳对外的名片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它缺少特指性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误区，不下决心重新疏导恐怕是不行了。现在，朝阳历史文化的重新定位已刻不容缓，当我们的许多硬件建设已渐渐尘埃落定的时候，那钢筋水泥或青山绿水中应蕴涵的清晰可见、浑然一体的灵魂张扬便显得急迫了。“燕文化”是祖先和这块神奇的土地留给我们的宝藏，我们这个地方和城市应独一无二地成为它传承的具象载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燕文化”曾作为中原和东北的维系彪炳于世，今天，它还会作为灿烂的文化积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再放异彩。
回过头来看公元四世纪中期，在中华大地叱诧风云的一个重要民族是鲜卑。鲜卑有三个支脉，拓拔、慕容、宇文，他们同族又有冲突。拓拔鲜卑建立大魏并在后来的征战中统一了中国北方，慕容鲜卑在朝阳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大燕，宇文鲜卑则在大燕国拓展中被击散了。宇文鲜卑败亡后，其余部一分为二。一部分奔走至松漠（今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另一部分约5000余落被慕容氏强制徙往昌黎郡（今北票和义县交界处）。这些人按每一落10户、每户人口5人计算，最少有25万人。四十多年后，契丹作为一个新的族称开始见于史籍，史学界一般认定其为宇文鲜卑的后裔。契丹民族形成后，活动在和龙（今朝阳）以北数百里广大地区，今天建平县老哈河一带为其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几百年以后，一部分契丹人还把朝阳地区当做老家。这样的例证很多，如北票小塔子乡莲花山阳坡发现的“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耶律仁先家族墓葬，且不说那长达五千字的契丹小字墓志铭文是迄今辽代志文最长的，叶落归根的丧葬风俗已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了朝阳地区是契丹民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区域之一。大辽的开国之君是耶律阿保机，他趁唐王朝灭亡后天下大乱，使契丹逐渐强盛了起来。到辽世宗，甚至可随意将后晋亡国之君石重贵安排到建州（今朝阳县黄花滩村）“耕垦自赡”。经过几十年的南征北战，辽王朝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中国北疆的大辽帝国。到我们前文提到的萧太后摄政以后一年多，大宋觉得时机不错，派潘美、杨业出代（今山西代县）伐辽。公元986年，经歧沟关之战和飞狐口之战，宋军大败。随即辽军设伏兵活捉了宋朝的勇将杨业。从此，宋朝除了留下“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外，战场上却是屡战屡败，一直被攻至澶州（今河南濮阳），被迫达成了“澶渊之盟”。该和议规定：宋皇帝称萧太后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长；宋每年向辽输银（后来改称进贡）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此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状态，实现了几十年的和平。此时大辽帝国的疆域东及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克鲁伦河，南至山西、河北、河南一带。随着辽国疆土的扩大，汉人不断北迁，其尊奉佛教的风气不断增强，辽有效统治的广大地区佛教传播迅速。在辽廷的支持下，寺院经济十分发达，每一个寺院主都拥有大量土地和二税户。《续文献统考.户口考》载：“初辽以良民赐给诸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这是辽代政治、经济统治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佛教渗透在辽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里，在这种情况下，姚汉英夫妇以“识解缘情，志依正觉”的佛教信徒自居，同时希冀因此而佛宝佑护，致其“位崇将相”，也就很是平常了。
在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定光佛在这个时代的特殊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初期的蓬勃发展，又几次由极盛而走向反面，相继爆发了让信徒及世人刻骨铭心的“三武一宗”法难。实行灭佛毁寺的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唐武宗（845年）三个皇帝均为武皇帝，到周世宗（955年）这最后一难，才算稳定下来。姚汉英所处时代有两个地方佛祖香火正盛，万千僧人无不景仰之。一个在南，是越王钱椒；再一个就是辽王朝控制的北方了。事实上，每次法难后佛教势力都有强烈的反弹，在精神世界的信仰面前，皇权显得那样短暂且无力。一边是毁佛抑佛，一边是定光佛崇拜如日中天，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们知道和平年代人们崇拜过去佛的不多，崇拜现在佛的最多，崇拜未来佛的不少。而在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时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善男信女对现世生活失去了信心，崇拜现世佛的就相对少些。剩下的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佛祖身上，祈求未来佛早日降世，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另一个便是过去佛转世的说法，其要义和臧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有相似之处。
关于定光佛将转世普渡众生的传说，在五代时期就在一些地区流传。当时有人将定光佛的传说与朝代的更迭联系起来，鼓吹宋太祖赵匡胤是定光佛转世，以此来争取民心，为赵宋王朝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宋人朱弁在《曲洧旧闻》卷一中说道：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
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 佛出世始
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
不但如此，一个俗姓郑的自严和尚多有事迹神通，闽西、江西、广东一带百姓尊称其为“和尚翁”，所谓“自江以西，由广而南，或刻石为相，或画像以祠，家有其祀，村有其庵。”郑自严圆寂后，被尊为转世的“定光古佛”。在这里，上兴塔下出土的定光佛舍利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由于定光佛转世多有流行，就存在转世者与定光佛真身混淆的可能。而出土的《佛舍利铭记》记载的时间明确了定光佛舍利早于几个著名转世者圆寂的时间，所谓真实不虚，正如《佛舍利铭记》所说：“夫以真躯非幻，幻有非真，然化渡于诸天垂。灵珠于华夏，府主令公国夫人掌也瞻奈薨。于西方恒钦三宝，耀桑门于东土敬仰。”
其二，定光佛转世说受到佛教密宗的很大影响，包括转世者圆寂后被“金其肉身”，也可和臧传佛教的一些做法相比照。而密教和当时北国风行的华严宗是相当密切的。据说辽世宗耶律阮曾狩猎于龙山（今凤凰山），获一香獐子，有所感悟，遂传旨在山上建华严寺，并称射猎处为“麝香岩”，勒石刻字纪念之。今凤凰山中寺塔当为那时所建，塔砖浮雕字迹风格内容正相一致。勒石刻字则久觅不见，每听山上导游对这些史实竟一无所知，心中不免嗒然有所失矣。
最后，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定光佛舍利宫藏地与周围建筑的方位关系。公元341年，经过建城将军阳裕、唐柱数年的日夜督建，龙城形成了规模，燕王慕容皩隆重地从大棘城迁到了龙城北部的和龙宫。现在古龙城的四个城门、四至范围经我市和辽宁省考古所的努力，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和龙宫南门的发现，已经列入了全国2004年十大考古发现。细细考察，当年龙城及和龙宫的选址与当时流行的所谓堪舆术是处处合辙的。魏晋以后，堪舆术开始盛行，并且由于师承关系，形成了许多流派，其中声势最壮大的是福建的理法派和江西的形法派。阳裕领建龙城时，当更多地受江西形法派的影响。形法派堪舆术特别注重龙、穴、砂、水的配合，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准则对位置进行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着的山脉，寻龙是为了点穴，即顺着山势的起伏曲折找到生气凝聚的“穴的”。当年阳裕将军必定为此费尽心思，笔者依稀中仿佛见到阳裕领着一群堪舆术士寻寻觅觅的模样。如把和龙宫作为中心，登到思燕塔（北塔）附近的高处抬眼望去，便可见左有凤凰山，右有大青山，背侧也有山峦卧靠，“砂环”中风烟不起。“水抱”是指穴地前面有水绕流，当时除了东面凌河水、北面十家河外，南大沟一带应有长流水系，西面山坡下有水洼形成。龙、穴、砂、水之外，就是朝山、案山、明堂了。南望去，正面有远而高的山峰，为“朝山”；南入口的松树岗近而小，类似几案，为“案山”；中山村一带水流汇合处为“明堂”。同时，为顺应山势龙脉，堪舆家指引龙城一些建筑不按正南正北建设，而是向西南偏向（即现在双塔中线的方向）。还有“文峰”，按流传的说法，一个地方如没有“文峰”那么当地的学子就很难考取功名。“文峰”当在东南，像毛笔状的山峰，如实在没有这样的山，只好在应有“文峰”的方位自建风水塔，即“文笔塔”以弥补缺陷。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龙山、龙城、和龙宫的来历了，它并非山势外形像龙，或是真龙天子之地，而是堪舆术士留下的痕迹。至于塔镇真龙、鸾凤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
附带再提一下姚汉英的官衙位置。从上兴塔位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可推定霸州府衙大略在今上海城东侧。然而这和古龙城的中心出入较大。这说明建龙城500余年后的辽霸州，城市布局、范围均略有变化。或许思燕塔等老建筑已将中心位置占去，当时又没有城市改造的概念，只好另做考虑。假如笔者生于辽代替霸州府衙选址：古城中心有思燕塔庙，南北不宜，东临河水，也只能西移，况且还有上兴塔作为“文峰”，不如此又能怎样呢？
定光舍利盛事，考略记之如此。虽经多日，至今黎明。振衣看东方晨光熹微，转念眼前世事尚未洞明，况且千古遗迹之是非乎！迷离间，笔者的那位同行阳裕将军倏然而至，虽间隔1600余年，把手所遇略同耳。


　本文来源于《淮北学佛网》 原文链接：http://huaib.com/news/fojie/200702/1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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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汉英，本为后周左金吾将军，公元951年2月出使辽国，辽世宗借口后周“书辞抗礼”将其强行留用。宋取代后周（公元960年）开国以后，姚汉英更成为辽王朝的重臣，经历了世宗、穆宗、景宗，一直到刚即位的圣宗，此时已算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了。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使持节霸州诸军事、行霸州刺史、上柱国、东阳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除了封王，其它的已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了。他的妻子刘氏也被封为许国夫人。他的长子姚柬之的官职是：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据〈辽史.本纪第十四〉，由此20年后，在朝廷中任监门卫大将军）。他的次子姚衡之被封为：彰愍宫汉儿副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如此显赫家族，说是权势冲天也不为过罢。
     此刻，姚汉英或者会想到让家族的荣华富贵地久天长，再者便是荫及子孙了。但他不会具体地想到几十年后，跟在他身后的这四个孙子中的一个（按年龄推算应是较小的那个）叫姚景行的，在这座古城（时为兴中府）里刻苦读书，状元及第，位及人臣，作为大辽帝国晚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而青史留名。

    姚汉英的孙子姚景行，大辽帝国晚期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