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宰相家训

姚波

父子宰相家训  
(2015-03-27 07: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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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宰相家训》前言
    大凡了解桐城父子宰相家训历史文化的人，都知晓桐城境内张、姚、马、左、方等名门望族。正是这些家族的兴旺、发达，构筑了桐城享誉海内外的文化盛名。桐城张氏家族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桐城张氏“其先洪永间自鄱阳来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二十七），经过二百多年的耕作经营，渐渐扩展发迹。明隆庆二年（1568）张淳中进士、授浙江永康令后，官宦仕途代有传人。明清时期，张氏家族可谓是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遍为人知。先后涌现出张淳、张秉文、张秉贞、张秉哲、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廷瑑、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渟、张若需、张若潭、张曾敞、张元宰等一代代经邦济世之才。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张英、张廷玉才华横溢，处事严谨，先后位跻宰相之列，军国大政，多出其手，为清初固国安邦，促进满汉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实现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得帝宠和同朝官员的敬佩。一时间，张氏家族在京城、乡里誉称四起，如：“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等，以致时人评其“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陈康祺《郎潜纪闻》）。“张氏望族，夙显于桐，二相继起，厥声逾隆”（《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四《张廷瑑墓志铭》）。自张英、张廷玉后，张氏后裔相继为宦者，以数十百计，“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影响之大，震惊朝野、许多同朝大员，对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录”，颇有微词。有人甚至上奏朝廷，提请皇上限制其势力发展。宰相刘墉父亲刘统勋曾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鋠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清史稿》卷三百二）
张氏家族从迁居桐城，到兴盛发达，特别是入清以后，进入鼎盛时期，被人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一方面固得益于张氏子孙，深受儒学影响，以及桐城丰富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刻苦攻读，通过科举取士而跻入仕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张英、张廷玉总结祖父辈立身立言、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参以切身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子戒律，这些为张氏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导向作用，成为张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法宝。
一、关于张英和《聪训斋语》
张英（1637-1708），清代名臣，文学家。字敦复，号梦复、乐圃，安徽桐城人。家世儒业，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因逢其父张秉彝卒，乞假归里。守丧期满，诏回京城，改授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颁诏，开始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学问精深的人，每日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或征诏；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命被选入内，并赐居西安门内。由此，开了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
康熙初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在云南、福建、广东等地起兵，广西、陕西等地督抚也相继反叛。康熙皇帝为了寻找应付方略，常常召集张英等大臣商讨对策。张英总是晨入暮出，勤恳供职，凡有关民生利弊、四方水旱之情事，皆知无不言。康熙帝对张英的才华、智慧、人品，极为赏识，备加器重。每亲临南苑及巡行四方，都诏令张英侍从。其时典诰文章，多出张英之手。以深得帝幸，乃迁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康熙二十年（1681），张英为安葬其父而乞假归里，皇帝优待尤加，不但准行，而且还赐给白金五百、绸缎二十匹，并依照张英的官职，确定他父亲葬礼的礼仪。四年后，被特诏起用，授兵部侍郎。后来调到礼部，兼官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呈《孝经衍义》，被皇上诏允，下令刊布。二十八年（1689），提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不久，再调至礼部，兼管如故。其间，由于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的祭文失辞，皇上责怪张英作为礼部尚书，对文稿审察不细，把关不严，罢免了张英的礼部尚书衔，但仍由张英掌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复原职，先后充任《国史馆方略》、《一统治》、《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以衰老为由，再次请求休归，获准。次年二月离开京城，南归故里。次子张廷玉奉旨护从。临行前，皇上赐宴于皇家林园——畅春园，为其饯行。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张英迎驾淮安，侍从到江宁（即南京）。由于张英恳奏，在南京多住一日，当时总督阿山想借机加征钱粮耗银作皇帝南巡费用，知府陈鹏年持议不可。总督阿山心怀恼怒，欲借此加罪于陈鹏年，同时康熙随从侍卫，对陈鹏年的接待多有指斥，陈罪在不赦。但等到皇上诏见张英时，问及江南哪些廉洁官吏，张英首荐陈鹏年，总督阿山等大失所望。陈不但因张英推荐而得以免罪，而且还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成为清代名臣。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张英迎驾清江浦（今清江市），随侍皇帝到江宁。次年，张英故去，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世宗雍正皇帝即位，追念旧学，增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祀“乡贤”。高宗乾隆即位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存诚堂集》、《笃素堂杂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刊行于世。
     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及其刻苦砺志分不开的。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故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张英才高识广，学问过人，为官之余，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所著家训《聪训斋语》，子孙累世受益。自刊刻以来，影响广泛。
      张英一生以“敬慎”处世，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聪训斋语》是其以官宦仕途、为人处世方面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教训子孙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之箴言。他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常常用自己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些微小事，透析深刻的人生哲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器宇弘深，引人深思。
     他指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可以养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为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毋贪多，毋贪名，但读一篇，必求可以背诵。他非常反对死读书，认为光读书不行，必须学会运用知识；作文章要有“光华”，要做到理明气圆。书读过之后，必须全面掌握和运用，若不能举其词，那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也是“食而不化”，与枵腹无异。可以说张英子孙在科场屡取功名，是与他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
     他主张持家以“俭”为宝。张英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等八个方面。他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以致他在致仕归里之后，仍“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他六旬之期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绵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成为张英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处处体现出他“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已”的人生追求。
      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偶有挫折，或被降职，最终仍因为其才华过人，处事廉俭而被重新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因为有他的保护和举荐，不但免遭不测之祸，而且得到皇上重用。但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数十人之众，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他要求入流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媚上官”。就连皇帝颁给他的赏赐，也用来济困赈急，或用于修桥筑路，以利他人。
      张英主张做人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言传身教，自己居乡时，“厚重谦和”与人相交，一言一事，考虑“皆须有益于人”。他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不以宰相自居，而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凤，宝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辈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告诉子孙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他训诫子孙要明白“满招损，谦受益”之义，并说“天地不能常盈，而况于人乎？”不仅如此，还要求后人做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作为封建社会的相卿，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训示子孙敬人、爱人、益人，值得称道，更令人景仰。
      张英所著《聪训斋语》，不仅使其子孙后人受益匪浅，同时，也被名人方家所看重。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数次翻刻，流传甚广。特别是清朝重臣、文学大师曾国藩对张英推荐备至，视为自己的偶像。曾国藩对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垂爱有加，要求子孙后人终身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196页，岳麓书社，1985），他认为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应该常看此书。他还特别告诫曾纪鸿：“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在忠君的封建社会，曾国藩还把张英的《聪训斋语》与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同上，1220页）并亲自为弟、子、侄八人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他一再强调：“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同上，1224页）“《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尔兄弟与松年、慕徐常常体验否？”（同上，1224页）曾国藩教子，如此看重《聪训斋语》一书，足见张英的家训确有值得颂读的价值。
      清人吴仁杰颂曰：“两相国（指张英、张廷玉）遭际圣清为时良相，以汉韦平较之，尚勋业之未侔，以宋韩范衡之，且遇之不逮，真所谓求之史册，罕有伦比者也。大名既炳彪于旗常私集，亦风行于海内”，而《聪训斋语》、《澄怀园语》，尤为“脍炙人口”。
二、关于张廷玉和《澄怀园语》
       张廷玉（1672—1755），清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字衡臣，号砚斋，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1703）散馆授检讨。翌年，入直南书房，不久任日讲起居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迁司经局洗马。五十四年，迁右庶子，后授侍讲学士。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五十六年，充经筵讲官。五十九年（1702），时为刑部右侍郎的张廷玉，奉命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共同勘察山东盐贩王美公一案，廷玉力主惩治首恶，从犯从宽，最后决定仅杀七人，戌边三十五人，其余一律无罪开释。六月，调任史部左侍郎。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擢礼部尚书。编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雍正元年（1723）正月，再人直南书房。随同左都御吏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因公正谨慎而受嘉奖，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总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充会试正考官，调户部尚书。十月，充国史馆总裁。雍正二年五月，充《会典》总裁。其时，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棚民”聚众掠夺四邻的情况，提出了编户入籍，“五家连环结保”的办法，以稳定一方。八月，充会试同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总裁。七月，署理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十月，兼署吏部尚书。七年，晋少保。雍正八年，因西北战事纷起，设军机处，其条规礼制均出自张廷玉之手。有时“坐肩舆中，仍批览文书，吏人随后取，进止无一事壅滞”（《桐城耆旧传》，288页）。雍正帝称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未能也”。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仍加二级。十一年九月，廷玉为其父张英举行谕祭典礼，雍正赐帑金万两，差作建祠费用，还赐冠带衣裘、貂皮人参等物，以及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会典》告成，议加二级。十二年（1734）二月回京，皇上派遣侍郎海望到卢沟桥迎接。十三年，世宗病危，张廷玉与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遗诏“以廷玉器量线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卷二八八）。八月，高宗乾隆帝登基，命张廷玉与允禄等总理事务。九月，赏给一等轻车都尉，并前世职为三等子。十月，编纂世宗宪皇帝实录，充总裁官。
    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充纂修玉牒总裁。七月，充三礼馆总裁。九月，《明史》编纂告竣，议加二级。十月，命令张延玉仍然兼管翰林院事务。十一月，充经筳讲官。二年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后因总理事务敬慎周详，赏给骑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晋三等伯，赐号“勤宜”。从此，开清朝大臣配享太庙、文臣爵至侯伯的先例。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纲目》总裁。七年五月，吏部则例告成，议加二级。十一年，张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谕令节哀自爱，并命张若澄在南部书房行走，照料年逾七旬的张廷玉。十二年二月，充会典馆总裁。
    张廷玉年届八旬，多次上疏乞归故里，未被皇上许可，引起了一场君臣相议“致仕”得失的论辩。十四年冬，张迁玉乞求休假养病，乾隆皇帝同意解除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还派军机大臣前往探望慰问。后因多次乞求致仕，触怒皇上，先后削去伯爵，取消配享，仅免予治罪。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荃事发，皇上迁怒于张廷玉，收缴了历年奖赐给张廷玉的物品。
     张廷玉晚年以赢弱之躯屡遭打击，日益不支，于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病逝。乾隆得知廷玉病逝，很感悲伤，念其为三朝元老，仍收回成命，遵皇考遗诏，配享太庙，谥曰“文和”。
     张廷玉一生主修《三朝实录》、《玉牒》、《大清会典》、《治河方略》、《明史》等重要典章史籍。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文章政声，闻名遐迩。
     张廷玉有四子：若霭、若澄、若淑、若渟。长子若霭，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书善画，又久直内廷，遍观古人遗墨。凡御府所藏，悉命题品鉴别。著有《蕴真阁集》传世。次子若澄，乾隆十年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三次乡试、会试同考官，一主湖南乡试，官至内阁学士，喜文善画，著有《潇碧轩集》。三子若淑，乾隆丙辰荫贡，官至户部浙江司郎中。四子若渟，乾隆丙辰例贡，授刑部主事，入直军机处。嘉庆五年迁升兵部尚书，后改任刑部尚书。处事缜密，尤练习刑律，政绩卓著，赠太子太保，卒谥“勤恪“。张廷玉四子中有三人入内阁，足见其教子有方。
     张廷玉在服官之余，常常流览史乘，讲求礼乐、刑政、田赋、兵戎、河渠、平淮之实学。理政之暇，留心时务，详察当代变革；苦读深思，细究为文为人之道。一有心得，记之笔端，汇辑成书，这便是流传不绝、惠及后人的《澄怀园语》。
     张廷玉家世儒业，自幼睿智聪颖，加上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仕途官场，平步青云。但他恪守古道家训，处事得体，“公正无私，奉职烙恭”。三朝为官五十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大谋大政多所襄赞”（《桐旧集》卷二十三）。多次充乡试、会试总裁官，尽心竭力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深受皇帝器重。以致生活中的些微小事，亦深得圣驾垂询，雍正皇帝曾面谕张廷玉：“汝父一生廉洁，无余蓄以贻子孙，汝今为朕办事，身兼数职，夙夜在公，朕常以汝食俱废为虑，更有何暇问及日用衣食事耶？今以官物赐汝，俾汝用度从容，尽心公务。”张廷玉七十岁以后，乾隆亲自颁诏，令他“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风雪，亦不勉强进内”。一进间朝规礼法多有更易，君臣之亲，溢入言表。
     《澄怀园语》是张廷玉十数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日积月累的人生感受。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已，处心积虑之大端”，同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其父张英“承先启后”之意愿，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阅历丰富，其家训多以言官、训子、关心百姓疾苦等内容为主。
      他认为：春职应公正自守，不要计较个人毁誉得夫，不能枉法徇私。“宁受人毁，不可受人之誉。”为此要时时省察防闲。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这在历代官吏身上是很难做到的。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司其柄“公正无私”，努力做到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他把“居官理事，旌别淑慝”，看成是应尽职责。提倡为臣要直谏，“遇事敢言”即使亏体受辱，也无所畏惧。因此，他把“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并努力实行之。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官至宰辅，均提倡“廉”当头，廉靠自律，着实值得令人深思学习。难怪乾隆皇帝作诗颂他：“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启惠鲜。”
       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廷玉首先要求“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因此，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不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而在心之乐不乐。只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才能求得心之真乐。其次，他力主为人厚道，处事要内宽外严，不可苛刻。因此，他认为刻薄之人，不能担任刑官，“聪明人”也不可任刑官。他还提倡时时以盛满为戒，不可存放逸之心，“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遇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得意、失意之时，都能做到检点言语，无过当之辞。第三，他痛恶富贵子弟染上的纨绔之习，自己身体力行。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非常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或亲戚朋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他憎恶赌博之陋习，通过引古论今，条分缕析，深刻指出，“赌博之害，不可悉数”，同时要求国家采取严刑重罚等坚决措施，制止赌博。他说：“今赌博者，亦当加以肉刑，……解其腕可也。”他教育后人要学会明辨是非善恶，并根据自己对善恶的看法，将其分为四等：“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小人也。”正是如此，张廷玉七十寿辰时，皇上赐对联颂他：“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张廷玉一生位尊而不忘百姓。其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随手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评定公允得当。等到拆卷时，方知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张廷玉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奏请皇上选换他人。但雍正帝明确宣布，朕选拔张若霭，实在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可是张廷玉仍以一位老臣的风范，诚恳的心情，再三恳辞，并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而三年一次殿试，没有谁不希望登上鼎甲之榜，但臣已居政府多位，而子若霭又登一甲三名，挤占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张廷玉一再恳求辞让，使皇上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张廷玉历官三朝，遍游全国各地，但他总是把普通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桐城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遭受水灾，民不聊生，很多人只得跑到县城觅食。张廷玉的家人在信中言及此事，他深感不安，立即动员自己的弟弟、大侄儿以及在京城为官的本县好义人士，一起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命回家举行祭父之礼，途经现在的河北省有关州县，发现水灾严重，饥民遍野，当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以解决百姓困苦，还一再强调“明岁青黄不接，民食倍艰，请敕督臣确查，加赈一月”。乾隆四年（1739）二月，张廷玉从家人禀告信中得知乡里歉收，米价昂贵，贫民乏食，有识绅士准备号召富裕人家赈救灾民，张廷玉对这一举措，大加赞赏，立即驰信回家，要求家人“捐仓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实心举行，成此善举”。乾隆初年，张廷玉得知龙眠河上的“子来桥”被洪水冲毁，他捐出皇上赐银六千三百两，重建石桥，两岸修建桥亭，历时三年完工。百姓被他这一举动所感动，为了颂扬他，取世宗皇帝赐书匾额”调梅良弼”之意，将桥更名为“良弼桥”。今天人们漫步桥上，思古思贤之情，油然而生。
      居官清廉、忧民疾苦、劝戒恶习，这些都是张廷玉率先垂范并在家训中训诫子孙的实际事例。他以习见习闻之事，由一己一家而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构成其家训的一大特色，令“海内钦仰”，传而不绝。清代学者沈树德在评价《澄怀园语》时说：“《澄怀园语》四卷，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于是乎在焉！”张师亮在同治七年（1868）刻木跋文中称：“其言如布帛菽粟，朴实切要，于持家涉世之道，修己接物之方，尤为周详恳挚。”

江筱角
1998年10月1日
父子宰相家训
父子宰相家训
本书为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张廷玉的《澄怀园语》合集本。张英，张廷玉系父子，均为清代名臣，位居宰相，安徽桐城人，张家在当时举业不断，名宦迭出，在京城、乡里誉称四起，如：“父子双宰相”、“三世得谥”、“六代翰林”、“自祖至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影响之大，震惊朝野。张氏之所以如此兴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研读他们的家训，无疑对治家教子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    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每见人栖栖皇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
■    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贫贱人役于饥寒，总无闲情及此，惟付之浩叹耳。
■    古人以“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脏腑肠胃，常令宽舒有余地，则真气得以流行而疾病少。“予从饱食，病安得入？”燔炙熬煎香甘肥腻之物，最悦口而不宜于肠胃。彼肥腻易于粘滞，积久则腹痛气塞，寒暑偶侵，则疾作矣。食忌多品，一席之间，遍食水陆，浓淡杂进，自然损脾；安寝，乃人生最乐，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冬夜以二鼓为度，暑月以一更为度。每笑人长夜酣饮不休，谓之消夜，夫人终日劳劳，夜则宴息，是极有味，何以消遣为？冬夏，皆当以日出而起，于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气，最为爽神，失之，甚为可惜。予山居颇闲，暑月，日出则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莲方敛而未开，竹含露而犹滴，可谓至快！日长漏永，不妨午睡数刻，睡足而起，神清气爽；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则垢面，婢且蓬头，庭除未扫，灶突犹寒，大非雅事。
注：饮食有节，不饱食，食清淡，样数不要太多；起居有常，早起，午睡，不超十一点睡觉，按苏霍姆林斯基的说法，不要超过十点，要按照上述精神按排家庭的饮食起居，保重身体，带孩子养成好习惯。
■    人家僮仆，最多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训谕有方，使令得宜，未尝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则彼此相诿，恩养必不能周，教训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吾辈居家居宦，皆简静守理，不为暗昧之事；山中耕田锄圃之仆，乃可为宝，其人无奢望，无机智，不为主人敛怨，彼纵不遵约束，不过懒惰、愚蠢之小过，不必加意防闲，岂不为清闲之一助哉？
■    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虑，可以蠲烦去扰；白香山诗云：“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人常和悦，则心气冲而五脏安，昔人所谓养欢喜神，日间办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寻可喜笑之事，与客纵谈，掀髯大笑，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砚以世计，墨以时计，笔以日计，动静之分也。静之义有二：一则身不过劳，一则心不轻动。
■    万事做到极精妙处，无有不圆者。人之一身，与天时相应，大约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渐长；三四十以后，是夏至后，凡事渐衰，中间无一刻停留。中间盛衰关头，无一定时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间，观于须发可见：其衰缓者，其寿多；其衰急者，其寿寡。人身不能不衰，先从上而下者，多寿，故古人以早脱顶为寿征，先从下而上者，多不寿，故须发如故而脚软者难治；凡人家道亦然，决无中立之理，如一树之花，开到极盛，便是摇落之期。（注：家道是否如此，不论，爱后面一句）
■    予怪世人于古人诗文集不知爱，而宝其片纸只字，为大惑也。余昔在龙眠，苦于无客为伴，日则步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坐，与之相对，如见其容貌须眉然。诗云：“架头苏陆有遗书，特地携来共索居。日与两君同卧起，人间何客得胜渠。”（渠：他）良非解嘲语也。
■    门无杂宾，大约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
■    人生适意之事有三：曰贵，曰富，曰多子孙。然是三者，善处之则为富，不善处之则足为累。高位者，责备之地，忌嫉之门，怨尤之府，利害之关，忧患之窟，劳苦之薮，谤讪之的，攻击之场，古之智人往往望而止步；夫人厚积则必经营布置，生息防守，其劳不可胜言：则必有亲戚之请求，贫穷之怨望，僮仆之奸骗，大而盗贼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窃，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讼，子弟之浪费。种种之苦，贫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各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至子孙之累尤多矣，少小则有疾病之虑，稍长则有功名之虑，浮奢不善治家之虑，纳交匪类之虑，一离膝下，则有道路寒暑饥渴之虑，以至由子而孙，展转无穷，更无底止。
■    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虽至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迟速也。
■    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敦厚谦谨，慎言守礼，不可与寒士同一般感慨欷嘘，放言高论，怨天尤人，庶不为造物鬼神所呵责也。
■    乡里间荷担负贩及佣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种人所争不过数文，我辈视之甚轻，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见省得一文，以为得计，而不知此种人心忿口碑，所损实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语辞气最为要紧，此事甚不费钱，然彼人受之，同于实惠，只在精神照料得来，不可惮烦；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语》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夫子以此答武伯之问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养身之道，一在谨嗜欲，一在慎饮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烦劳。吾贻子孙，不过瘠田数处耳，且甚荒芜不治，水旱多虞。岁入之数，谨足以免饥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儿戏事做不得，一件高兴事做不得；人生豪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应之，一事不应，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俭啬，见谅于人，省无穷物力，少无穷嫌怨，不亦至便乎？；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坏）朋友，则直以不识其颜面，不知其姓名为善。比之毒草哑泉更当远避。
■    楷书如坐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奔。
■    法昭禅师偈云：“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各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词意蔼然，足以启人友于之爱。然予尝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
■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许多劳扰；（君子）修身以俟之（指机遇）；注：安命则心安言诚，有一颗平常心，反而事事办得更好。
■    余家训有云：“保家莫如择友。”盖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汝辈但于至戚中，观其德性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且势利言之，则有酒食之费、应酬之扰，一遇婚丧有无，则有资给贷之事。甚至有争讼外侮，则又有关说救援之事。平昔既与之契密，临事却之，必生怨毒反唇。故余以为宜慎之于始也；昔人有戒：“饭不嚼便咽，路不看便走，话不想便说，事不思便做。”予益之曰：“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
■    学字当专一。择古人佳帖或时人墨迹与已笔路相近者，专心学之，若朝更夕改，见异思迁，鲜有得成者。若体格不匀净而遽讲流动，失其本矣！学字忌飞动草率，大小不匀，而妄言奇古磊落，终无进步矣。
■    读文不必多，择其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者，多则百篇，少则六十篇。神明与之浑化，始为有益。若贪多务博，过眼辄忘，及至作时，则彼此不相涉，落笔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灵，词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润。
■    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
■    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蓰其功，终属影响。自八岁至二十岁，中间岁月无多，安可荒弃或读不急之书？此时，时文固不可不读，亦须择典雅醇正、理纯辞裕、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若朝华夕落、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者，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而读此无益之文？何如诵得《左》、《国》一两篇及东西汉典贵华腴之文数篇，为终身之用之宝乎？古人之书，安可尽读？但我所已读者决不轻弃。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毋贪多，毋贪名，但求读一篇，必可以背诵。然后思通其义蕴，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若曾读此书，而全不能举其词，谓之“画饼充饥”。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谓之“食物不化”。
■    深恼人读时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会，于身心毫无裨益。夫能理会，则数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会，则读数千篇与不读一字等。徒使精神聩乱，临文捉笔，依旧茫然，不过胸中旧套应副，安有名理精论、佳词妙句，奔汇于笔端乎？古人云：“读生文不如玩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幼年当专攻举业，以为立身之本。
■    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难，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当面待之者，万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检，谁肯面斥其非？微有骄盈，谁肯深规其过？幼而骄惯，为亲戚之所优容；长而习成，为朋友之所谅恕；我愿汝曹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自古祗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欲行忍认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见天下大讼大狱，多从极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从小处了。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此生平得力之处。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座右箴：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右四纲。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谢酬；省宴集，寡交游。右十二目。
■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实为学业成废之关。盖自初入学至十五六，父师以童子视之，稍知训子者，断不忍听其废业。惟自十七八以后，年渐长，气渐骄，渐有朋友，渐有室家，嗜欲渐广。父母见其长成，师傅视为侪辈。德性未坚，转移最易；学业未就，蒙昧非难。幼年所习经书，此时皆束高阁。酬应交游，侈然大雅。博弈高会，自诩名流。转盼廿五六岁，儿女累多，生计迫蹙，蹉跎潦倒，学殖荒落。予见人家子弟半途而废者，多在此五六年中，弃幼学之功，贻终身之累，盖辙相踵也。汝正当此时，离父母之侧，前言诸弊，事事可虑。为龙为蛇，为虎为鼠，分于一念，介在两歧，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    读书须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作文以握管之人为大将，以精熟墨卷百篇为练兵，以杂读时艺为散卒。
■    天子知俭，则天下足，一人知俭，则一家足。且俭非止节啬财用己也。俭于言语，则元气藏而怨尤寡；则于交游，则匪类远，俭于酬酢，则岁月宽而本业修，俭于书札，则后患寡，俭于嬉游，则学业进；人生俭啬之名，可受而不必避，世俗每以为耻，不知此名一噪，则人绝觊觎之想。偶有所用，人即德之；保家莫如择友，多则二人，少则一人，断无目前良友，遂可得十数人之理！平时既简于应酬，有事可以请教。
■    惟田产房屋二者可恃以久远，以二者较之，房舍又不如田产。
■    今人家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十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不思吾乡十余年来谷贱，竭十余石谷，不足供一筵，竭百余石谷，不足供一衣。安知农家作苦，终年沾衣涂足，岂易得此百石？（今天依然如此）
■    古人之意，全在小处节俭，大处之不足，由于小处之不谨，月计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过多也。
■    子弟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若千金以下之业，则断不可城居矣！
张廷玉《澄怀园语》节录
■    凡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与典籍之所载，可以裨学问，扩充识见者，辄取片纸书之，纳敝箧之中。而日用纤细之事亦附及焉。（相当于日知录）
■    大凡乌合之众，必有一二巨恶之倡率，果能歼厥渠魁，则胁从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杀为防患之计也。
■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可见多言之人即为不吉，不吉，则凶矣。趋吉避凶之道，只在失口间。朱子云：“祸从口出。”黄山谷曰：“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    保家莫如择友，求名莫如读书；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    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
■    大臣率属之道：非但以我约束人，正须以人约束我。我有私意，人即从而效之，又加甚焉。如我方欲饮茶，则下属即欲饮酒；我方欲饮酒，则下属即欲肆筵设席矣。惟有公正自矢（自誓），方不为下人所窥。一为所窥，则下僚无所忌惮，尚望其遵我法度哉？
■    凡事贵慎密，而国家之事尤不当轻向人言。总之，真神仙必不说上界事，其轻言祸福者，皆师巫邪术，惑世欺人之辈耳！
■    吾人进德修业，未有不静而能成者。
■    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其为吾心之真乐。彼富贵之人，穷奢极欲，而心常戚戚、日夕忧虞者，吾不知其乐果何在也？
■    慎起居，节饮食，时时慎疾。
■    与其于放言高论中求乐境，何如于谨言慎行中求乐境耶？
■    人臣奉职，惟以公正自守，毁誉在所不计。盖毁誉皆出于私心，我不肯徇人之私，则可受人毁，不可受人誉矣！
■    万病之毒，皆生于浓，吾有一味药解之，曰：淡！
■    人以不可行之事来求我，我直指其不可而谢绝之，彼必怫然不乐。然早断其妄念，亦一大阴德也。
■    余生来体弱，每食不过一瓯，肥甘之味，略尝即止。然生平未尝YUE痢，亦由不多饮食之故。世之以快然一饱而致病者，岂少哉！
■    待君子小人之际，一当以诚，但知其为小人，则浅与之接耳。
■    天下有学问、有识见、有福泽之人，未有不静者。
■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无一个规矩礼法，虽眼前兴旺，即此便是衰败景象；小小智巧，用惯了，便入于下流而不觉。
■    欧阳公论诗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
■    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
■    幸灾乐祸之人，不过自成其薄福之相耳，于人又何损乎？
■    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
■    今日行事俭，即异日做官清。
■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忍之须臾，乃全当躯。
■    求治不可太速；疾恶不要太严；革弊不可太尽；用人不可太骤；听言不可太轻；处已不可太峻。
■    静以修身，学须静以也。
■    东坡谓贾谊之为人：“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矣”。
■    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
■    受人之恩而不忍负者，其为子必孝，为臣必忠
■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已，功成在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
■    引睡之法：背读上《论语》数页，或十数页，使心有所寄。予试之果然。
■    明华亭县有民某，其母再本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争葬，质之官。知县某判其状曰：“生前再醮（寡妇再婚），终无恋子之心。死后归坟，难见先夫之面。”令后子收葬。
■    富弼字彦国，少有骂者如不闻。人曰：“骂汝！”彦国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姓名而骂，岂骂他人？”彦国曰：“天下岂无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惭。
■    薛文清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荡，而气亦损；少言不惟养得德深，又养得气完。”鬼谷子云：“口可以饮，不可以言。”又曰：“圣人之言简，贤人之言明，众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    薛文清公曰：“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难。”
■    为善千日不足，为恶一日有余。
■    “富贵原如传舍（古时供来往客人居住的旅舍），惟谦退谨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贵中者，当时诵此语。
■    教子之道有五：“尽其性；广其志；养其材；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
有之四纲十二目如下：
一　立品纲——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
二　读书纲——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
三　养身纲——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
四　择友纲——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
原文：余欲于居室自书一额，曰“惟肃乃雍”，常以自警。亦愿吾子孙共守之。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极平淡，却是极神奇。人能于伦常无缺，起居动作，治家节用，待之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便是圣贤路上人，岂不是至奇？若举动怪异，言语诡激，明明坦易道理，却自寻奇觅怪，守偏文过，以为不坠恒境，是穷奇梼杌之流，乌足以表异域？布帛菽栗，千古至味，朝夕不能离，何独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译文：我打算在自己的居室内写一块匾额，“惟肃乃雍”，用来警示我自己。我也愿的我子孙后代们能够遵守。人生在世，立身之本最不能够太好奇。一部《中庸》是最平淡的道理，却也是最神奇的（学问）。人的一生能够少犯错误，居家和做事，管理家常事物，待人接物，事事都规规矩矩，没有投机取巧，就是向圣人的方向迈进的人，不也是很厉害吗？如果举止怪异，说话吊诡或过于偏激，明明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却自己用怪异的方法来理解（解释），偏执或是夸大其词，自以为不入俗流，实质上是非常荒谬的。布衣粗食，（简简单单）是千年来最好的美味，每一天都离不开。为什么在治身立命方面，要违背这样的道理呢？
张廷玉的《澄怀园语》
一语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当时时留心体察，不可于细微处忽之。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可见多言之人即为不吉，不吉则凶矣。趋吉避凶之道只在矢口间，朱子云：祸从口出。此言与周易相表里，黄山谷曰：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当终身诵之。
凡事贵慎密，而国家之事尤不当轻向人言，观古人温室树可见，总之真神仙必不说上界事，其轻言祸福者，皆师巫邪术，惑世欺人之辈耳。
大聪明人当困心衡虑之后，自然识见倍增，谨之又谨，慎之又慎，与其于放言高论中求乐境，何如于谨言慎行中求乐境耶？
朱子口铭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此语人人知之，且病与祸人人所恶也，而能致谨于入口出口之际者盖寡，则能忍之难也。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武王书铭曰：忍之须臾，乃全汝躯。昔人诗曰：忍过事堪喜。忍之时义大矣哉！
薛文清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荡，而气亦损，少言不惟养得德深，又养得气完。
陈眉公曰：颐卦，慎言语，节饮食。然口之所入，其祸小；口之所出，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饮，不可以言。又曰：圣人之言简，贤人之言明，众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这是张氏最著名的语录。最能体现张氏的特点。也是他一生得福避祸之要诀。

《父子宰相家训》前言
　大凡了解桐城历史文化的人，都知晓桐城境内张、姚、马、左、方等名门望族。正是这些家族的兴旺、发达，构筑了桐城享誉海内外的文化盛名。桐城张氏家族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桐城张氏“其先洪永间自鄱阳来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二十七），经过二百多年的耕作经营，渐渐扩展发迹。明隆庆二年（1568）张淳中进士、授浙江永康令后，官宦仕途代有传人。明清时期，张氏家族可谓是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遍为人知。先后涌现出张淳、张秉文、张秉贞、张秉哲、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廷瑑、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渟、张若需、张若潭、张曾敞、张元宰等一代代经邦济世之才。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张英、张廷玉才华横溢，处事严谨，先后位跻宰相之列，军国大政，多出其手，为清初固国安邦，促进满汉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实现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得帝宠和同朝官员的敬佩。一时间，张氏家族在京城、乡里誉称四起，如：“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等，以致时人评其“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陈康祺《郎潜纪闻》）。“张氏望族，夙显于桐，二相继起，厥声逾隆”（《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四《张廷瑑墓志铭》）。自张英、张廷玉后，张氏后裔相继为宦者，以数十百计，“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影响之大，震惊朝野、许多同朝大员，对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录”，颇有微词。有人甚至上奏朝廷，提请皇上限制其势力发展。宰相刘墉父亲刘统勋曾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鋠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清史稿》卷三百二）
　　张氏家族从迁居桐城，到兴盛发达，特别是入清以后，进入鼎盛时期，被人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一方面固得益于张氏子孙，深受儒学影响，以及桐城丰富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刻苦攻读，通过科举取士而跻入仕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张英、张廷玉总结祖父辈立身立言、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参以切身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子戒律，这些为张氏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导向作用，成为张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法宝。
一、关于张英和《聪训斋语》
　　张英（1637-1708），清代名臣，文学家。字敦复，号梦复、乐圃，安徽桐城人。家世儒业，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因逢其父张秉彝卒，乞假归里。守丧期满，诏回京城，改授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颁诏，开始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学问精深的人，每日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或征诏；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命被选入内，并赐居西安门内。由此，开了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
　　康熙初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在云南、福建、广东等地起兵，广西、陕西等地督抚也相继反叛。康熙皇帝为了寻找应付方略，常常召集张英等大臣商讨对策。张英总是晨入暮出，勤恳供职，凡有关民生利弊、四方水旱之情事，皆知无不言。康熙帝对张英的才华、智慧、人品，极为赏识，备加器重。每亲临南苑及巡行四方，都诏令张英侍从。其时典诰文章，多出张英之手。以深得帝幸，乃迁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康熙二十年（1681），张英为安葬其父而乞假归里，皇帝优待尤加，不但准行，而且还赐给白金五百、绸缎二十匹，并依照张英的官职，确定他父亲葬礼的礼仪。四年后，被特诏起用，授兵部侍郎。后来调到礼部，兼官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呈《孝经衍义》，被皇上诏允，下令刊布。二十八年（1689），提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不久，再调至礼部，兼管如故。其间，由于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的祭文失辞，皇上责怪张英作为礼部尚书，对文稿审察不细，把关不严，罢免了张英的礼部尚书衔，但仍由张英掌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复原职，先后充任《国史馆方略》、《一统治》、《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以衰老为由，再次请求休归，获准。次年二月离开京城，南归故里。次子张廷玉奉旨护从。临行前，皇上赐宴于皇家林园——畅春园，为其饯行。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张英迎驾淮安，侍从到江宁（即南京）。由于张英恳奏，在南京多住一日，当时总督阿山想借机加征钱粮耗银作皇帝南巡费用，知府陈鹏年持议不可。总督阿山心怀恼怒，欲借此加罪于陈鹏年，同时康熙随从侍卫，对陈鹏年的接待多有指斥，陈罪在不赦。但等到皇上诏见张英时，问及江南哪些廉洁官吏，张英首荐陈鹏年，总督阿山等大失所望。陈不但因张英推荐而得以免罪，而且还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成为清代名臣。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张英迎驾清江浦（今清江市），随侍皇帝到江宁。次年，张英故去，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世宗雍正皇帝即位，追念旧学，增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祀“乡贤”。高宗乾隆即位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存诚堂集》、《笃素堂杂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刊行于世。
     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及其刻苦砺志分不开的。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故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张英才高识广，学问过人，为官之余，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所著家训《聪训斋语》，子孙累世受益。自刊刻以来，影响广泛。
      张英一生以“敬慎”处世，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聪训斋语》是其以官宦仕途、为人处世方面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教训子孙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之箴言。他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常常用自己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些微小事，透析深刻的人生哲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器宇弘深，引人深思。
     他指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可以养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为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毋贪多，毋贪名，但读一篇，必求可以背诵。他非常反对死读书，认为光读书不行，必须学会运用知识；作文章要有“光华”，要做到理明气圆。书读过之后，必须全面掌握和运用，若不能举其词，那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也是“食而不化”，与枵腹无异。可以说张英子孙在科场屡取功名，是与他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
     他主张持家以“俭”为宝。张英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等八个方面。他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以致他在致仕归里之后，仍“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他六旬之期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绵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成为张英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处处体现出他“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已”的人生追求。
      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偶有挫折，或被降职，最终仍因为其才华过人，处事廉俭而被重新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因为有他的保护和举荐，不但免遭不测之祸，而且得到皇上重用。但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数十人之众，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他要求入流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媚上官”。就连皇帝颁给他的赏赐，也用来济困赈急，或用于修桥筑路，以利他人。
      张英主张做人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言传身教，自己居乡时，“厚重谦和”与人相交，一言一事，考虑“皆须有益于人”。他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不以宰相自居，而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凤，宝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辈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告诉子孙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他训诫子孙要明白“满招损，谦受益”之义，并说“天地不能常盈，而况于人乎？”不仅如此，还要求后人做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作为封建社会的相卿，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训示子孙敬人、爱人、益人，值得称道，更令人景仰。
      张英所著《聪训斋语》，不仅使其子孙后人受益匪浅，同时，也被名人方家所看重。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数次翻刻，流传甚广。特别是清朝重臣、文学大师曾国藩对张英推荐备至，视为自己的偶像。曾国藩对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垂爱有加，要求子孙后人终身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196页，岳麓书社，1985），他认为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应该常看此书。他还特别告诫曾纪鸿：“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在忠君的封建社会，曾国藩还把张英的《聪训斋语》与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同上，1220页）并亲自为弟、子、侄八人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他一再强调：“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同上，1224页）“《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尔兄弟与松年、慕徐常常体验否？”（同上，1224页）曾国藩教子，如此看重《聪训斋语》一书，足见张英的家训确有值得颂读的价值。
      清人吴仁杰颂曰：“两相国（指张英、张廷玉）遭际圣清为时良相，以汉韦平较之，尚勋业之未侔，以宋韩范衡之，且遇之不逮，真所谓求之史册，罕有伦比者也。大名既炳彪于旗常私集，亦风行于海内”，而《聪训斋语》、《澄怀园语》，尤为“脍炙人口”。
二、关于张廷玉和《澄怀园语》
       张廷玉（1672—1755），清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字衡臣，号砚斋，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1703）散馆授检讨。翌年，入直南书房，不久任日讲起居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迁司经局洗马。五十四年，迁右庶子，后授侍讲学士。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五十六年，充经筵讲官。五十九年（1702），时为刑部右侍郎的张廷玉，奉命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共同勘察山东盐贩王美公一案，廷玉力主惩治首恶，从犯从宽，最后决定仅杀七人，戌边三十五人，其余一律无罪开释。六月，调任史部左侍郎。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擢礼部尚书。编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雍正元年（1723）正月，再人直南书房。随同左都御吏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因公正谨慎而受嘉奖，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总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充会试正考官，调户部尚书。十月，充国史馆总裁。雍正二年五月，充《会典》总裁。其时，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棚民”聚众掠夺四邻的情况，提出了编户入籍，“五家连环结保”的办法，以稳定一方。八月，充会试同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总裁。七月，署理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十月，兼署吏部尚书。七年，晋少保。雍正八年，因西北战事纷起，设军机处，其条规礼制均出自张廷玉之手。有时“坐肩舆中，仍批览文书，吏人随后取，进止无一事壅滞”（《桐城耆旧传》，288页）。雍正帝称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未能也”。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仍加二级。十一年九月，廷玉为其父张英举行谕祭典礼，雍正赐帑金万两，差作建祠费用，还赐冠带衣裘、貂皮人参等物，以及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会典》告成，议加二级。十二年（1734）二月回京，皇上派遣侍郎海望到卢沟桥迎接。十三年，世宗病危，张廷玉与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遗诏“以廷玉器量线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卷二八八）。八月，高宗乾隆帝登基，命张廷玉与允禄等总理事务。九月，赏给一等轻车都尉，并前世职为三等子。十月，编纂世宗宪皇帝实录，充总裁官。
    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充纂修玉牒总裁。七月，充三礼馆总裁。九月，《明史》编纂告竣，议加二级。十月，命令张延玉仍然兼管翰林院事务。十一月，充经筳讲官。二年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后因总理事务敬慎周详，赏给骑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晋三等伯，赐号“勤宜”。从此，开清朝大臣配享太庙、文臣爵至侯伯的先例。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纲目》总裁。七年五月，吏部则例告成，议加二级。十一年，张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谕令节哀自爱，并命张若澄在南部书房行走，照料年逾七旬的张廷玉。十二年二月，充会典馆总裁。
    张廷玉年届八旬，多次上疏乞归故里，未被皇上许可，引起了一场君臣相议“致仕”得失的论辩。十四年冬，张迁玉乞求休假养病，乾隆皇帝同意解除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还派军机大臣前往探望慰问。后因多次乞求致仕，触怒皇上，先后削去伯爵，取消配享，仅免予治罪。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荃事发，皇上迁怒于张廷玉，收缴了历年奖赐给张廷玉的物品。
     张廷玉晚年以赢弱之躯屡遭打击，日益不支，于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病逝。乾隆得知廷玉病逝，很感悲伤，念其为三朝元老，仍收回成命，遵皇考遗诏，配享太庙，谥曰“文和”。
     张廷玉一生主修《三朝实录》、《玉牒》、《大清会典》、《治河方略》、《明史》等重要典章史籍。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文章政声，闻名遐迩。
     张廷玉有四子：若霭、若澄、若淑、若渟。长子若霭，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书善画，又久直内廷，遍观古人遗墨。凡御府所藏，悉命题品鉴别。著有《蕴真阁集》传世。次子若澄，乾隆十年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三次乡试、会试同考官，一主湖南乡试，官至内阁学士，喜文善画，著有《潇碧轩集》。三子若淑，乾隆丙辰荫贡，官至户部浙江司郎中。四子若渟，乾隆丙辰例贡，授刑部主事，入直军机处。嘉庆五年迁升兵部尚书，后改任刑部尚书。处事缜密，尤练习刑律，政绩卓著，赠太子太保，卒谥“勤恪“。张廷玉四子中有三人入内阁，足见其教子有方。
     张廷玉在服官之余，常常流览史乘，讲求礼乐、刑政、田赋、兵戎、河渠、平淮之实学。理政之暇，留心时务，详察当代变革；苦读深思，细究为文为人之道。一有心得，记之笔端，汇辑成书，这便是流传不绝、惠及后人的《澄怀园语》。
     张廷玉家世儒业，自幼睿智聪颖，加上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仕途官场，平步青云。但他恪守古道家训，处事得体，“公正无私，奉职烙恭”。三朝为官五十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大谋大政多所襄赞”（《桐旧集》卷二十三）。多次充乡试、会试总裁官，尽心竭力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深受皇帝器重。以致生活中的些微小事，亦深得圣驾垂询，雍正皇帝曾面谕张廷玉：“汝父一生廉洁，无余蓄以贻子孙，汝今为朕办事，身兼数职，夙夜在公，朕常以汝食俱废为虑，更有何暇问及日用衣食事耶？今以官物赐汝，俾汝用度从容，尽心公务。”张廷玉七十岁以后，乾隆亲自颁诏，令他“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风雪，亦不勉强进内”。一进间朝规礼法多有更易，君臣之亲，溢入言表。
     《澄怀园语》是张廷玉十数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日积月累的人生感受。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已，处心积虑之大端”，同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其父张英“承先启后”之意愿，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阅历丰富，其家训多以言官、训子、关心百姓疾苦等内容为主。
      他认为：春职应公正自守，不要计较个人毁誉得夫，不能枉法徇私。“宁受人毁，不可受人之誉。”为此要时时省察防闲。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这在历代官吏身上是很难做到的。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司其柄“公正无私”，努力做到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他把“居官理事，旌别淑慝”，看成是应尽职责。提倡为臣要直谏，“遇事敢言”即使亏体受辱，也无所畏惧。因此，他把“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并努力实行之。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官至宰辅，均提倡“廉”当头，廉靠自律，着实值得令人深思学习。难怪乾隆皇帝作诗颂他：“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启惠鲜。”
       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廷玉首先要求“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因此，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不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而在心之乐不乐。只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才能求得心之真乐。其次，他力主为人厚道，处事要内宽外严，不可苛刻。因此，他认为刻薄之人，不能担任刑官，“聪明人”也不可任刑官。他还提倡时时以盛满为戒，不可存放逸之心，“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遇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得意、失意之时，都能做到检点言语，无过当之辞。第三，他痛恶富贵子弟染上的纨绔之习，自己身体力行。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非常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或亲戚朋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他憎恶赌博之陋习，通过引古论今，条分缕析，深刻指出，“赌博之害，不可悉数”，同时要求国家采取严刑重罚等坚决措施，制止赌博。他说：“今赌博者，亦当加以肉刑，……解其腕可也。”他教育后人要学会明辨是非善恶，并根据自己对善恶的看法，将其分为四等：“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小人也。”正是如此，张廷玉七十寿辰时，皇上赐对联颂他：“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张廷玉一生位尊而不忘百姓。其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随手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评定公允得当。等到拆卷时，方知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张廷玉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奏请皇上选换他人。但雍正帝明确宣布，朕选拔张若霭，实在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可是张廷玉仍以一位老臣的风范，诚恳的心情，再三恳辞，并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而三年一次殿试，没有谁不希望登上鼎甲之榜，但臣已居政府多位，而子若霭又登一甲三名，挤占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张廷玉一再恳求辞让，使皇上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张廷玉历官三朝，遍游全国各地，但他总是把普通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桐城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遭受水灾，民不聊生，很多人只得跑到县城觅食。张廷玉的家人在信中言及此事，他深感不安，立即动员自己的弟弟、大侄儿以及在京城为官的本县好义人士，一起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命回家举行祭父之礼，途经现在的河北省有关州县，发现水灾严重，饥民遍野，当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以解决百姓困苦，还一再强调“明岁青黄不接，民食倍艰，请敕督臣确查，加赈一月”。乾隆四年（1739）二月，张廷玉从家人禀告信中得知乡里歉收，米价昂贵，贫民乏食，有识绅士准备号召富裕人家赈救灾民，张廷玉对这一举措，大加赞赏，立即驰信回家，要求家人“捐仓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实心举行，成此善举”。乾隆初年，张廷玉得知龙眠河上的“子来桥”被洪水冲毁，他捐出皇上赐银六千三百两，重建石桥，两岸修建桥亭，历时三年完工。百姓被他这一举动所感动，为了颂扬他，取世宗皇帝赐书匾额”调梅良弼”之意，将桥更名为“良弼桥”。今天人们漫步桥上，思古思贤之情，油然而生。
      居官清廉、忧民疾苦、劝戒恶习，这些都是张廷玉率先垂范并在家训中训诫子孙的实际事例。他以习见习闻之事，由一己一家而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构成其家训的一大特色，令“海内钦仰”，传而不绝。清代学者沈树德在评价《澄怀园语》时说：“《澄怀园语》四卷，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于是乎在焉！”张师亮在同治七年（1868）刻木跋文中称：“其言如布帛菽粟，朴实切要，于持家涉世之道，修己接物之方，尤为周详恳挚。”

江筱角
1998年10月1日
张英的家训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教科书。关于家训的产生，《颜氏家训》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序称：
尝闻之：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非教有殊科，而家与国所繇异道也。盖古郅隆之世，自国都以及乡遂，靡不建学，为之立官师，辨时物，布功令；故民生不见异物，而胥底于善。彼其教之国，己粲然详备。当是时，家非无教，无所用其教也。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缺，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敕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叮咛饬诫，而家训所由作也。
显然，其观点并不尽正确，但是反应了一些事实：家庭教育具有其它教育方式所没有的特殊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家庭不仅维系人类正常生活，而且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是社会个体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重要保证。因为家庭教育的重要，遂产生了种种垂训家人后代立身处世之言，或是父母对子女的训示教诲，或是兄长对弟妹的告诫勉励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对清初枢臣张英的《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圃翁，又号乐圃，江南桐城人（今属安徽），康熙二年（1663）举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历擢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入值南书房，历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年（1701）致仕，四十七年（1708）病逝，赐谥文端。
康熙帝称张英“素性醇朴”、“恪恭尽职”，尤其称道张英“每有荐举从不令人知”[1]。张英趋承鹤禁三十余载，深受康熙帝信任，康熙四十年（1701）以原官致仕。归桐城后，撰《聪训斋语》和《恒产琐言》两部家训，“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举胸中所欲言者，笔之于此。语虽无文，然三十余年涉履仕途，多逢险阻，人情物理，知之颇熟，言之较亲。后人勿以予言为迂而远于事情也”。[2]在家训中，张英引用儒家经典，结合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或剖析事理，或指陈利害，以训诫子孙。
《聪训斋语》分上下两卷，共54篇。涉猎广泛，其中集中阐述的有五点：立品、读书、养身、俭用、择友。《恒产琐言》一卷，共14篇，主要论守田治家。试分述如下：
一、立品
历代家训都把立志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内容，如西晋稽康在《家诫》中教训子孙说：“人不立志，非人也。”明姚舜牧在《药言》中也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行得事？”张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聪训斋语》里屡次提及“立品”，如，“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当教之立品，教之读书”；张英留给子孙的座右铭：“立品，读书，养身，择友”，首言“立品”，可见张英对“立品”的重视。在张英看来，“立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乐天知命、平和处世
张英在《聪训斋语》里屡次写到“命”，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等等，并引用朱熹的解释，“不知命”即“见利必趋，见害必避”，张英数十年的人生经历让他明白“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祸福寿夭，自有定数。审此，则利可趋而有不必趋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见既除，而君子之道始出”。首先，为人要刚正自洁，不可趋炎附势。仕途官场，面对权势之人，趋附服从他，未必就能远祸全身。所以君子“必与之相抗，以取害到难于相从处，亦要内不失己”。况且，“谦和以谢之，婉转以避之，彼亦未必能祸我”。所以张英说：“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其次，为人要清正高洁。张英希望子孙谨慎独立，不可与“无道德”的势利小人为伍。远避那些以名利相引诱的“门下奔走之客”，和那些“挟术技以游”的狡黠之徒。真正“君子”，乐天知命，则“为忠为孝，为廉为让，绰有余地也”。
与人为善、宽厚谦恭
张英祖父辈为人和煦，轻财仗义，为乡人所敬重。张英很重家声，他说自己六十多年来未曾报送一人去捕厅，并以此为戒，希望子孙世代终守此训，“居乡则厚重谦和，足以取重于邻里”。他还说，与人相交，一言一行都应该有益于人。与人为善，于己无害，于人有利，何乐不为？张英尤其强调，世家子弟更要宽厚谦恭。他认为世家子弟自幼锦衣玉食，万般受宠，即使骄盈傲慢，也不会有人当面指责规劝。因此，世家子弟更要恭敬谦让，谨严守礼。如果别人遇己无礼，要心平气和，反思己身之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古昔圣人都讲恭俭让，中人之才更是难越古训。况且终生让路，不失尺寸。谦让友敬，更是家道昌隆的必要条件。
耕读自立、应世经务
惟有耕读可以自立，惟有自立方能立品。张英在其《恒产琐言》中，极尽耐心地训诫子孙要珍惜土地田产，有效地组织农事生产，维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他说：“人家子弟从小便读《孟子》，每习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说齐宣梁惠，议论阔大志趣高远，然言病虽多端，用药止一味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已。”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地权市场也不断随之扩大和深化，私有土地的买卖日益频繁和广泛。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部分官僚地主运用其经济实力和经济外的强制力，购买和霸占大量土地；另一方面，部分破产官僚后裔由于缺用被迫典卖田产。此外，部分新兴商贾为追逐更多的商业利润，典卖土地权以追加经营成本。相比之下，张英更看好传统的农业生产。其曰：“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两字。”强调“耕”，是因为“守田者不饥”；强调“读”，是因为“读书所以取科名、继家声”，他说过“读书者不贱”，读书不只是为了“掇青紫荣宗坊”，读书亦为立品，所谓“进退安雅，言谈有味”。
二、读书
宋代家颐在《教子语》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那么，教子读书，当是封建士大夫最为关注的焦点。张英也不例外，他认为：
（一）      读书的目的
追求功名
张英在《恒产琐言》中明确提出“读书所以取科名，继家声”。考之张氏家谱，我们发现张英先辈，代有文臣。其曾祖父张淳，明隆庆二年（戊辰）进士，官终陕西布政参政。其祖父张士维以文学封中宪大夫，官抚州府知府。其伯父张秉文明万历庚戌进士，官山东左布政。其从伯父张秉贞明崇祯辛未进士，官浙江巡抚，清顺治朝兵部尚书。其叔父张秉哲清顺治甲午举人（可惜英年早逝），张英本人也位极人臣。张英子弟生长在世代簪缨之门，走科举取士之路，实属正常。所以张英说：“文章乃荣世之业、士子进身之具”，“幼年当专攻举业，以为立身之本”。读书科举，于国为求人才，于己为求仕进。金榜题名，这也是读书人的梦想。
修身养性
《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微”者理义之心。如何颐养人心，增长道心？张英说：“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读书使人心胸开阔。他说：“从来拂意之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细心体验耳。”读古人书，知前贤事，自可以人为鉴。若看惯了“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热转眼皆空”的悲喜剧，自然道心大增，不以得失进退为念，妄想生嗔。
（二）      读书的态度和方法
张英认为读书要刻苦认真，用力要勤。张英自幼苦读，博学多识，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告诫子孙，读书学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无论是诵读诗书，还是作文习字，都要求刻苦努力，持之以恒。幼年时所学的六经秦汉之文，在十八、九岁作制义时，仍当视如拱璧，“一月之内，必加温习”，寻味其意蕴，“每得一篇务求可以背诵。”同时认为时文要多练习，督促子孙勤动手，“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每日（习字）“临四五百字，亦不须太多，但工夫不可间断”。另外，张英教育子孙读书不要猎奇，古人片纸只字，固然也可珍惜，但那不过是“一时笔墨之趣所寄”。应该脚踏实地用心阅读古人文集，因为文集才真正凝结了古人终生文思意绪，为呕心沥血之作。他本人阅读过白居易、苏东坡数千首诗、陆游八十五卷诗，“（予于白陆诗）皆细注其年月”，“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云云，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
张英从三个方面谈读书的方法：
读书要选择
第一，“古人书安可尽读？”张英认为当选经典来读。即“《诗》、《书》、《易》、《左传》、《礼记》、两汉、八家文。”第二，“时文固不可不读，亦须典雅醇正，理纯词裕，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那些“朝花夕落、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的作品，自然无须为之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其它如习字，也要“择古人佳帖”，专心练习。
读书要因时而异
张英认为人幼小时非理解性机械记忆力最好，“少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所以幼龄入学时，就要学习诵读“词语古奥”的“六经秦汉之文”，以备“壮年扩充才智，驱驾古人，使不寒俭，如蓄钱待用。”为日后学业的进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少年时代，这是人一生中“珠玉难换”的岁月，“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实为学业成废之关”，“自八岁至二十岁中岁月无多，安可荒弃或读不急之书？”所以张英谆谆告诫子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要严格自律，励志向学。读书作文，凝神静气，心无旁骛。潜心研读经典著作及“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的时文，专攻举业，以博得立身之本。中年以后，儿女累多，生计迫蹙，但无论身在仕途，或隐耕林下，都不能“荒落学殖”。
不可贪多务博，须理会精髓
张英说：“读文不必多，择其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者，多则百篇，少则六十篇”，研读时，“神明与之浑化”，才会有所收益。假如贪多务博，极有可能过眼辄忘。恰如张英说：“若曾读此书而全不能举其词，谓之画饼充饥”，这样一来，劳神费力之外，别无他获。最重要的，读文章要理会精髓要义，“但冷眼于间中窥破古人筋节处”，细心玩味古人或时贤的章法、字法之妙，以求为我所用。“凡文中鲜亮出色之句，谓之调；调有高卑；疏密相间、繁简得宜处谓之格。此等处最宜理会深悯。”“所谓理会者，读一篇则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格之次第，讲题之发挥。前后义之浅深，词调之华美。诵之极其熟，味之极其精。有与此等相类之题，有不相类之题，如何推广扩充？”这样，读一篇则有一篇收获。
（三）      学贵能行，要善于作文
读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能掌握精义和要点，还要学会运用所读之书，不可空守章句，死在句下。张英运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写文章，把“握管之人”比作“大将”，平时学习过的“精熟墨卷百篇”为“练兵”，以“杂读时艺”为“散卒”，把文章的“题”比作“坚垒”，“大将”临阵，神明当爽朗，先察看“坚垒”，心中谋划，然后“遣兵调将”，力求制胜。换而言之，作文先须凝神静气，一题入手，先分析理解文题的义蕴，接着检阅平时记诵的经典诗文，然后布局遣词，名理精论佳词妙句，运用于手腕之下，这样才会有“气体自纯”、“才气发越”的好文章。同时，张英告诫子孙写文章要有“格”、“调”。“疏密相间，繁简得宜处，谓之格”，“文中鲜亮出色之句，谓之调，调有高卑。”讲究“格”，文理层次才会起伏有致；讲究“调”，文辞才会畅达警醒。张英一生多次充任考官、读卷官，所以对科场作文很熟悉。他要求子孙应试作文要“理明词畅，气足机圆”，有了光彩，才能动人。
三、俭用
教子节俭，这是古代家训中普遍注意到的问题。例如，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引用古人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陆游在《放翁家训》里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在《聪训斋语》中，张英特别推崇《谭子化书》训“俭”的内容，如“天子知俭则天下足，一人知俭则一家足”，“俭于嗜欲则德日修，体日固”等，其一生谨慎奉行，也要求子孙以俭为宝，一切事都应常思俭啬之义。张英“俭用”思想主要包括：
以俭为美
到康熙四十年前后，清朝经过数十年的休整和发展，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社会风尚随之铺张奢靡起来。但位极人臣的张英一生俭朴无奢，其妻吴氏也奉行节俭，一件青布衫穿好几年不丢弃，某日补衣时，竟被别家的奴婢误认为是张家的佣人。[3]张英垂训子孙，人在少年时，不成熟，每每听见别人讥讽他“悭”“啬”“俭”时，马上脸红，不知道这其实是“美名”，如果别人这样讥笑他，应该是好事，不必避讳。
节俭个人用度，远离声色货利
衣食起居，张英都极节俭，并以此告诫子孙。张英归桐城后，一切果品菜蔬都是自家园圃所产，而无山珍海味、香甘肥腻之物。张英年老时，事务繁忙，为补续血气，每日服人参一二钱，当得知桐城米价一石不超过四钱，日服人参价格与之相当，甚至是其两倍时，便不再服人参。自述“归田以后，誓不着缎。”原因是，绸缎虽华丽可观，但它一沾灰油便改色，不可洗不可染，价格又比湖州绉绸与丝绸贵六七倍，所以他回桐城以后，只穿湖绉、文布等普通衣服。“冬则羔裘，夏则蕉葛。一切珍裘细悉屏弃之。”张英生平不喜观剧，不喜收藏，性爱游玩山林，养花种树。教育子孙说：“人生于珍异之物决不可好”。研可适用，琴能发音便可以了。不必去追逐收藏有名古玩书画之风。否则，浪掷千金，不得其乐，反受其累。更不可学习“人家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十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十余石、百余石稻谷都不足以开销，而佃户终年劳苦，每一石稻谷都来之不易，怎么能够如此糟蹋？教训子孙应当节约，视谷物如玉如珠。更何况宴会歌舞、饮酒博奕等嬉戏之事，都需呼朋唤友，极易惹事生非，白白浪费精力，荒废正业。不如俭于交游嬉戏，远离声色货利，“独读快意书，对佳山水”。
持家节俭有度
张英在《聪训斋语》里不无自得地说：“居家治生之理，《恒产琐言》备之矣。虽不敢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其于谋生不啻左券。”他认为，“饥寒由于鬻产，鬻产由于债负，债负由于不经”，所以张英特别强调要从小处节俭。在他的两部家训里都要求子孙仿行陆梭山的量入为出持家之法，大意是：合计一年收入，扣除官粮外，分为三分，留一分为水旱歉年及意外时用。其余两分，分为十二分。每月用一分，只许剩余不许超支。把每月剩余的部分存放起来，留作周济亲戚朋友。若逢到某年歉收，则支用上年所存留的部分。如此一来，就不会负债，不会引发恶性循环，导致典卖祖遗留的田产。
四、择友
古人重朋友，将其列入五伦。历代家长也非常注意社会环境、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教导他们要慎交友。例如《朱熹给长子书》中谆谆告诫他的儿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吾过”的“益友”，而不要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
张英在平安地度过清初乱世风云，涉履仕途险阻三十余年之后，对这些人情物理自然了然于胸。所以他在《聪训斋语》里多次训诫子孙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四者（立品、读书、养身、俭用）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于择友”等等。人在旅途，不能没有朋友。但一定要慎交友，远佞近善。
张英认为，世家子弟在人生二十开外时，也即十七岁到二十三四岁之间，是人生最关键的一段岁月，“年渐长，气渐骄，渐有友朋，渐有家室”，开始远离父母和老师的教诲，但又“德性未定，识见未纯”，若有“淫朋匪友”相伴左右，挑唆怂恿，很少有不变坏的。正所谓“入芝兰之室”，“入鲍鱼之肆”，大凡人在少年，品德性格都未最后定型，言笑举动，容易受周遭的人熏陶感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友不择便交”，如同“饭不嚼便咽，路不看便走”一样危险。而且“酬应交游，侈然大雅；博奕高会，自诩名流”，导致岁月蹉跎，学业荒费。待儿女累多，生计日趋潦倒，令人无比痛惜，己则不堪承受。鉴于此，张英训诫子孙：
交友慎始
张英告诫子孙，一定要知道择友对于自己和家庭至关紧要的影响。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那些阿谀奉承，“以温饱来交者”，决不可能有“文章道德切摹”，只有酒食应酬，徒耗精神钱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辨清这些人的面目。若发现有这样的踪迹，不论是亲戚或是“朋友”，一定要远避。以防遭遇“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的悲剧。
择友的标准
张英给子孙规范了一条择友的标准，能奉行“立品、读书、养身、俭用”的，便是良友；否则，便是匪类，应该远避。
良友不在多
张英告诫子孙在至亲中，寻找一两位德行谨厚，爱好读书的当作朋友，就足够了。因为家有众多兄弟可以相互师友，断无同时拥有十多个朋友的道理。良友不在多，在于彼此精诚，能相互砥砺，以求道学相长。
五、养身
人生一世，草荣一秋。自古以来人们都渴望此身能长在，因此才会有炼丹修行，期待成仙等等的事情。时至清朝，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已不再期待和相信成仙了，认识到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善加调理养护，才是祛病强身、益寿延年之道。张英也非常重视养生，并且意识到养身须在内外兼修。不仅要谨饮食、慎寒暑，还要谨嗜欲、慎忿怒。认为慈、俭、和、静比药饵更有利于长寿。在家训里，他告诫子孙要善养身体，谨慎处世，远祸全身。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生命不可不惜，但不可苟惜，“利可趋而有不必趋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
保养身体
张英认为保养身体首先要节欲，人应当知足常乐，俭于物用，尤其不可追逐声色货利。多欲多求必不能如愿，心中则郁闷多苦。不若清心寡欲，养心息非。其次要注意调养，比如要多到户外呼吸“大地清旭之气”。
淡泊名利
张英自述他由讲读学士跻身学士，位登亚卿、正卿，都是华贵之官，在旁人看来，不知张英“是何如勇猛精进”，但他自己却无意仕进，不止无竞进之心，而且时时求退不已。张英仕途顺利，康熙帝数十年眷顾不变。长子张廷瓒，康熙己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由编修历官尹，趋承讲幄，侍值南书房。直至康熙四十年（1701）去世，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嘉赏。次子张廷玉，康熙庚辰进士，由检讨历官内阁学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入值南书房，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其它儿子年龄尚小。张英一门父子三人，同为儒臣，在当时传为佳话，人人称羡。张英却诫谕子弟淡泊名利。他说：“有荣必有辱，有得必有失，有进必有退，有亲必有疏”。严于律己，必求无大谴过。其余荣辱得失，一概平淡视之。对于财富，张英主张“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且崇信佛家“以货财为五家（国家、官吏、水火、盗贼、不肖子孙）公共之物”的理念。若逢到天灾人盗，财富散失。不必过分哀痛，一切自有他来和去的道理。
寄情山水花木
张英告诫子孙，“人生不能无所适以寄其意”，但不可嗜好歌舞声伎、古玩书画、禽鸟博奕等。这些玩乐有百弊而无一利，使人玩物丧志。寄情山水花木，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山水景色，赏心悦目；花草树木，欣欣向荣。它们不会招惹是非，给人带来烦忧。其二，面对佳山胜水、修竹茂林，可以仿古人“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冶性情。其三，买下一溪一壑，栽竹种花。官务繁忙之余，亲自耕耘，其乐无穷。更何况亲手栽种的树开花结果，看起来更美，吃起来更甜。
六、治家经产
前文已论述张英重视耕读并举，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检阅张氏祖孙三代诗文集，发现张家在桐城广有田产，数代过着亦耕亦读亦官的生活。张英一生恋恋不忘田园，《清史》本传称其“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其《文端集》中也有大量的诗文描写田园生活和风景。而且，他还喜欢与关系较好的同僚讨论农事生产，交换治理田庄的经验。在家训中，他教育子孙
保守田产
张英认为“有田者不饥”，训诫子孙无论如何要守住父祖留下的田产。清初，皖地新安商人声名雀起，富甲一方。众家子弟看见经商贸易挣钱得利，来得快，来得多，嫌弃田产生息太少又太慢，纷纷出卖田产从事经商。然而，绝大多数人，无论“愚弱者”，还是“聪明强干者”都“全军尽没”。张英自己也有过失败的尝试。因此更加坚信他的“人思取财于人，不若取财于天地”的观念，薄植薄收，厚种厚收，“有尺寸之壤则必有锱铢之入”。况且田产盗贼偷不去，藏不住，“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
经营田产
张英中进士以前，大多数时光生活在桐城乡下，对田间劳作之事，很熟悉。张英和他的三兄张载（号湖上先生）手足情深。张载终身不仕，在乡下置有不少田产，率领子弟半耕半读，自得其乐。这也吸引了张英对田园之事的关注。在《恒产琐言》里，张英告诉子孙：“欲无鬻产当思保产，欲保产当使尽地利，尽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择庄佃；一在兴水利”。良田不如良佃。良佃经验丰富，劳作勤快足以保证田庄丰收而且他们性格朴实善良，持家节俭，不会谄媚恶奴，一同欺骗主人。所以，张英叮嘱“择良佃为第一要务”。至于兴水利，人说：“禾在田中，以水为命。”桐城乡下，水塘多，面积大，但是很浅又渗漏。大雨时塘水不满，天稍旱便露出塘底。张英对此深为焦心，主张深挖堵漏，吩咐子孙“向后修塘筑堰，必躬自阅视”。此外还要勤访问，田主应该多走动察访田庄，查看农情。
治家有道
张英极力推崇《易·家人》卦，称其义理极为完备，因为《家人》卦以女主内，男主外，各以正道守位为训。张英释“家人”为“规矩繁琐，没有过失”，将“转愁为吉”；“妇子嘻嘻”，将“失去家规，流于纵轶”，终至艰难。告诫子孙，治家“惟肃乃雍”，男女各守其道，才是家庭兴旺之相。
综上所述，张英家训内容丰富，且文笔精简，意味深长。它是一位长于世故的长者、聪明睿智的儒臣向他的子孙讲述一生的经历、体验和教训，作为对他们思想、道德、文化和从政的训导。其中教导子孙崇尚厚德、刻苦学习、安生养命、经营家产等，是对古代家训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教育的作用。同时，由于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对其中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士为贵的等级观念，也要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求古为今用，这才是我们研究张英家训的目的。
注释：
[1]《清史稿·张英传》中华书局1976提7月第一版。
[2]《聪训斋语》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319册，后文引文中如不注明出处，皆引自张英家训《聪训斋语》、《恒产琐言》。
[3]《清史稿·张英妻姚氏传》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一版。
（摘自《中国新锐解读网》



老宰相张英陵园
张英墓，位于桐城市城西北7．5公里的龙眠乡双溪村的“金鸡地”，取“金鸡报晓，勤勉侍朝”之意。其地背枕金鸡山，面对“赐金园”，两侧小冲相峙，环境幽丽。墓座面积2000平方米，原
墓前设九级石阶，上为拜台，台下置石制供桌、烛台、香炉等整套祭具。台下立石雕翁仲两对，石狮、石兽、石羊、石龟各一对，对称排列，布局规整。前沿有四柱石牌坊一座，高5米，宽8米，阳文镌刻“恩荣”二字。康熙四十八年、乾隆元年御赐碑二方，均为龟座，分立碑坊后。庄重肃穆，气势宏伟，加之风光绮丽，为后人游览、凭吊之境。邑人姚鼐有诗云：“千嶂龙眠碧玉围，双溪蟠绕玉龙飞。圆堤松响交山阁，山崦花光照涧扉。青草已埋黄阁局，绛霄还振素流衣。衰赢幸与年年会，昏黑犹嫌早命归。”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圃翁，桐城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先后任《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著有《笃素堂文集》、《周易衷论》等书。卒谥文端，雍正即位赠太傅，后与其妻归葬于此。墓成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乾隆元年(1736)九月，两次御赐碑文；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二十四遣布政使马逸姿、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初九日遣右副都御史徐本、乾隆元年(1736)九月二十日遣按察使司副使范灿先后临墓地御祭。
“文革”期间，墓冢两次被炸，墓地装饰物遭摧毁，断碑碎石流散全村，拟修复再现原貌。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碑文：
一、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御赐碑文：
“赐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二级予 告谥文端张英碑文：
国家慎简良弼所以赞治化之隆；优恤老成，所以昭恩礼之厚。其有公忠矢节，位益显而弥深；恪慎持身，岁历久而匪懈。其生也，克副委任；其殁也，宜示褒崇，以励臣工，以光史册，典至钜也。尔张英，学术醇粹，器宇弘深，自人词垣，早登讲幄。初启  直庐于殿侧，即令珥笔于禁中。清秩频加，爰作翰詹之长；崇阶游历，旋为典礼之宗。总三署之清华，藉一官之兼摄，遂乃命襄机务，简任纶扉。三十余年，常承顾问于左右；百尔庶职，具瞻德望之端凝。本缜密以居衷，始终不易；殚靖共以宣力，表里无惭。待物有容，允矣休休之度；守官惟敬，禀战翼翼之心。如止水之常澄，素怀淡定；若春风之自蔼，善气冲和。公尔忘私，真一心而一德；清而不矫，洵无倚而无偏。正藉老成，共襄上理，乃以年齿渐迈，屡疏陈情。因念劳瘁既深，勉从厥志，许安车而旋里，俾娱老于故园。前者，省方莅止，尔犹扶杖来迎，即宠赉之有加，期大年之克享。忽闻溘逝，深切悯伤!旧德久彰，新恩载沛。锡文端之嘉谥，备典礼以酬庸。呜呼!风度犹存，念谟猷往昔；丝纶重布，贲荣宠于无穷。永峙丰碑，昭垂奕世，不亦休欤!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 口日。”
二、乾隆元年九月二十日御赐碑文：
“赐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加赠太傅谥文端张英碑文：
恭承                                                         先烈，聿思左右宣力之劳；眷念前徽，庸奖夙夜靖共之谊。旷典特颁于奕世，殊恩载贲于重泉。式示褒嘉，用彰优礼。尔张英，秉性和平，宅心忠厚，文章尔雅，恒领袖乎清班；品行端纯，久趋承于禁近。内直三十载，纯勤懋著于初终；服官四十年，稚望从容于进退。圣祖之加恩既笃，先皇之眷注尤深。酬启沃之勋，官衍晋锡；秩贤良之祀，祠宇加隆。屡被恩施，备蒙宠渥。朕绍承基绪，缅想仪型。怀旧德以维殿，考彝章而从厚，进阶太傅，肃展芳筵。呜呼!琬琰流辉，叠沛三朝之雨露；丝纶焕采，丕昭百之荣光。
尚垂庇乎后昆，俾永延夫世泽。
                                  乾隆元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