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诗人姚振函

姚波

到底是什么
——追忆诗人姚振函
刘家科















姚振函部分作品书影


○刘家科
我以为，牛汉的所谓“生命和诗的大平原净界”、“比故土更广阔的另一个大平原”、“姚振函的大平原”，都是故乡故土的大平原生活在姚振函心灵中孕育多年而形成的，所以是“净界”，是“另一个”。
诗人的最高成就，大都与自己的童年有关。姚振函之所以写出《感觉的平原》是因为那一刻，他的“童贞开始复活”，是因为他唤醒了“那些久远年代的几乎忘却的情状。”
《时间擦痕》出版之后
慢慢转入散文创作
然而，任何诗人的童年生活都不可能无休止地写下去。《感觉的平原》之后，姚振函放下农村诗，开始了其他题材的诗歌创作。6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叫做《时间擦痕》的诗集。这本集子虽然也收入了小部分乡土诗，但主要的新诗是乡土以外的生活。
成年之后，以至工作之后的城市生活，虽然也是诗人亲历的生活，虽然也有大量的宝贵的生活素材，但它与童年生活不能相比。这种生活虽然也可储存和潜藏于心灵深处，但它孕育出的诗歌，却很难有那种“净界”的空灵。
在《时间擦痕》中作为“自序”的《畸形的诗人》是一首绝好的诗。姚振函把自己畸形的身体比作一棵“庞大悲剧构架”的树：“诗句如躯干/弯弯曲曲支撑着灵魂/”、“微笑是有重量的/每行走一步便是一步塌陷”、脚步“错落有致地拉长着不幸/被戳痛的是土地/被感动的是土地/土地是唯一的知情者/常常暗中落泪/”、“仅仅想象力正常/因此他比别人痛苦三倍”、“时代包围着他/像包围所有的人”。
这样的诗尽管让人叫绝，但与《感觉的平原》不在一个精神层面。
之后的这些诗，之所以很难与《感觉的平原》相比，根本点在于二者相较，诗与生活的关系不在一个层面。我们不能怪罪姚振函“移情别恋”（姚振函自说），一般诗人都会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时间擦痕》之后，姚振函开始了更大跨度的“移情别恋”，大约10年间，他放下诗，而沉醉于散文创作。我臆测，姚振函大概因为再三尝试之后，感觉他再也无法超越自己树立的《感觉的平原》那根标杆，才开始到散文领域耕耘，以期换来另外的收获。于是有了姚振函的《平静之美》、《自己的话》两本散文集。
姚振函的散文写得真实而智慧，使他的文学成就有了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他自己对此并不满意，他说：自己“终因血脉里缺乏深厚的散文基因，和创作上资源准备的不足，手中那书写散文的笔，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于是，他“这才开始觉察到自己生命里和诗歌先天的血缘关系，从而再回转身来，重新拥抱亲爱的诗歌。”
这种“重新拥抱”，是在2000年1月退休之后。
退休后天天泡马路牙子
重新提笔“为自己写诗”
退休后的姚振函，不用再去上班，不用再去开会、参加活动，作为一个老人，无牵无挂，无欲无求，无拘无束，慢慢回归到生命本身。他每天到生活小区外边的马路牙子旁，和一群不同身份的老年人在一起说话聊天。这种生活使他创作了一批“马路牙子上的诗”。
看看这些诗的题目吧：
《忽然成了老年人》
《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年龄》
《先我逝去的同龄人》
《我返老还童了吗》
……
看了这些诗，我突然有了一些感悟：
用生命打拼不是诗，用生命创造不是诗，用生命探求不是诗，用生命礼赞不是诗，诗，是依附于特定生活现实的生命本身。
那么，生命本身是什么？
在姚振函“马路牙子上”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我只需要一点点阳光/照进我狭小的窗户/我只需要一点点绿色/安慰我醒来的眼睛/我只需要一点点雨水/淋湿我珍藏的种子/我只需要一点点爱情/唤回我失去的青春/这个世界很大很大/我只需要一点点，一点点”
——这是生命本身与自然的最简单的关系。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发现，我忽然成了人群中/属于老年的那一部分/喊我爷爷的一天比一天多/走在大街上/环顾周围的人们/都比我年轻”
——这是生命本身与时间的最简单的关系。
“我心中有一个名单/记下我们村子东头三条胡同内/先我逝去的同龄人”“这些人多因患病而死/除了一个悬梁自尽的/一个吃老鼠药的/一个奸杀幼女被枪毙的/这些人死后埋在村子周围的土地上/现在已腐烂成土地的一部分/而活着的我还偶尔想起他们”
——这是生命本身与死亡最简单的关系。
“写诗的人/被自己写的诗感动/如同花朵/被自己的美丽感动/如同天空/被自己的高度感动/被自己写的诗感动/这是写诗这种劳动/给予诗人的/最贵重的酬谢”
——这是生命本身与自身的最简单的关系。
2005年，姚振函在河北省召开的一次诗会上，发表了自己关于诗的新观点：“为自己写诗”。他说，自己一直认为，“为自己写诗”这个命题，即使不是绝对真理，也应该有相对的真理性。记录、回味自己的诗意感动，难道不是一个人的生命所需要的吗？
我大略认为，“生命本身”就是把社会附加到生命上的一切习俗、功利、欲望、争斗等等都剔除掉，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生命。生命纯粹了，那么它本身就是诗。
因病卧床四年
写诗呼唤即将逝去的生命
大概到了2010年，姚振函的生命里程开始加速。他先是自己走着，时而去我办公室聊聊天，后来只能是我用车接他到我办公室坐一坐，再后来他只能用那辆破三轮车到家门外的广场上放放风。再后来他就卧床不起了。
姚振函在病床上呆了大约四个年头。
开始，姚振函在病床上读书、写作，他把病床当作生活基地。那首《在床上读书写作》的诗中写道：“在床上/读书，写作，或者思考/有生活气息/起码，比在桌子/离生活近一些”
在这样的生活基地上，诗人姚振函如何体验生活，如何捕捉灵感，他捉住的那些诗是什么样的？《揪住诗》中这样写：“诗，往往让人捉摸不定/它像一个影子从眼前闪过/似有似无/似梦似幻/这时就要当机立断/出手要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揪住它滑腻的脖子和腮/不让它跑掉,漏网/然后用文字的绳索/结结实实把它/捆绑起来”
在《代表身体感谢》这首诗里姚振函说：“感谢疼/感谢胀/感谢麻/感谢酸、乏、痒、闷、喘等等/总之是感谢所有让我痛苦、难受/活着没劲、度日如年、看什么也/不顺眼的感觉/正是你们让我知道/我原来还有一个叫做身体的财富/我还有五脏六腑、心血管、脑血管/胆固醇、肝功能、乙肝六项/血脂、血糖、血粘稠度等等等等/正是你们让我开始正视、看重、敬畏/顶礼膜拜自己的身体”
这是对即将逝去的生命的呼唤！这种呼唤本身就是诗。
姚振函把这样的诗都编进他在病床上主编的自己的诗文集。
编好那本叫作《平凡的词》的诗文集之后，有一天，姚振函住进了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去看他时，他处于无意识状态。我只能静静地站在床边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上。我想，我的好朋友、一个杰出的诗人将要逝去——
几天之后，姚振函醒过来了。他感谢医生，医生说我能为你治病感到很荣幸，你是有名的诗人（本地土语把诗读作撕）。姚振函撒娇地说，俺是活人，不是死人！
姚振函已经写完了他的诗，也编完了他最后一本诗集，他终于放心地走了，那是2015年4月28日。
在2015年6月17日，正是姚振函走了的第七七四十九天，我写了这篇追忆他的文字。
作为了解他的同乡和好友，我没有缅怀他的生平事迹，没有写他生前的坦白、正直、聪慧、善良，没有记述我们之间那些值得永久珍视的友情和故事，而是以他为例，讨论了半天诗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我想姚振函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2015年6月17日
姚振函从政治抒情诗起步
几年后转入乡土诗的创作
在河北省枣强县南吉利村出生的那个姚振函，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蹒跚的脚步，歪斜的身子，但有一个坚强的性格和聪慧的大脑。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飞出了南吉利，飞出了枣强县，飞出了河北省，飞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到农场锻炼，到某县文化馆工作，到本地区物资局上班。特殊的身体条件，特别的生活历练，特有的文化气质，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文学创作，从没有过写诗的欲望，更没有过当一个诗人的奢求。
但是，突然有一天，40岁的姚振函却有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清明，献上我的祭诗》。不久，这首诗竟发表在1979年3月的《诗刊》上。就是这首诗，让姚振函一脚踏入诗坛，此后不久，姚振函以扎实的诗的脚步，徜徉于政治抒情诗的境域，成为中国诗坛一个突然知名的新诗人。
在姚振函诗集《土地和阳光》的后记中，他这样回忆自己初次写诗的情景：“我学习写诗的时候，正是我们祖国经历了一场动乱和羞辱之后。对昨天的思考和对明天的憧憬，使我忘记了自己的低能和浅薄。我无以按捺自己的感情，急于要表达自己强烈而复杂的感受，于是我选择了诗。”
第一首诗之后的6年间，姚振函发表了300多首诗，获得了河北省文艺创作奖和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而此时的姚振函仍没有以诗人自居，在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唱我的主题歌》的“诗人小传”中姚振函自叹：“体弱而畸，然对诗感情日笃，有时又怀疑写诗是一种人生误会。没有办法。”
大约近30年后，《人民文学》主编、诗人韩作荣在南方召开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说：我们研究中国新乡土诗的发展，不要忘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姚振函。他对乡土诗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以足够的重视。
姚振函从政治抒情诗起步，几年后转入乡土诗的创作。对于这种题材的转换，姚振函自己说：“农村的这种深刻的变革，对从小生长在冀南农村而至今仍然工作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的我，是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我喜悦、我激动，我无法抵御生活的诱惑。正是生活把我的创作注意力吸引到我所熟悉的农村，我的诗歌创作开始了由政治抒情诗向农村诗的转移。”“诗歌创作必须听命于时代，听命于生活。”
那么，从生活的角度看，诗，到底是什么？
姚振函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告诉我：
折射生活不是诗，揭示生活不是诗，埋头生活不是诗，超脱生活不是诗。诗，是诗人灵魂出窍时带出来的生活。
《感觉的平原》发表
诗歌创作高峰期到来
1987年2月，姚振函写出了一组诗，题目叫《感觉的平原》。这组诗及此后三年内写的同类型的诗，标志着姚振函农村诗创作高潮的到来。也可以说，是姚振函诗歌的高峰期。
这些诗是怎样写出来的？在这些诗里，诗与生活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姚振函在诗集《感觉的平原·自序》开头就这样说：“1987年2月的一天。夜深了。在北京虎坊路甲15号五层楼上的一间居室内（当时他被《诗刊》借调做编辑），我铺开稿纸，写下了一首诗的题目：《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此后的一两天里，我又接连写成几首，凑成一组，总题为《感觉的平原》（又名《感觉在平原上》）。”
“我之所以看重这些诗，是因为它们使我回到了真实，回到心灵深处潜藏着的那些人生经验。在我写这些诗的时候，童贞开始复活，我宁静地回味着那些久远年代的几乎忘却的情状。”
“那些久远年代几乎忘却的”生活，其实就潜藏在姚振函的心灵深处，被心灵之门关在里边，长年过滤、沉淀、发酵、蒸馏，而这心灵之门一旦开启，它们就作为诗的形态流溢而出，成为世俗世界的一道风景。
陈超在评论这些诗的文章中写道：“姚振函为现代中国乡土诗‘发明’了一套写作方法。可以到专利局立个户头了：反思想。反修辞。反诗眼。反易感。反阐释。”“他从反诗开始，到达纯诗。他放弃了诗所言，专注于诗本身。”
我以为，陈超的所谓“诗本身”，就是诗人灵魂开窍时带出的那种在内心潜藏了多年的生活本身。
诗人牛汉为《感觉的平原》专门给姚振函写过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想作者（姚振函）不知道经历过多么艰难的跋涉与思考，才回归到生他养他的这片生命和诗的大平原净界，不能仅仅看作是回归到故乡故土，而是进入了一个比故土更广阔的另一个大平原。这个大平原，是姚振函的大平原……”
姚振函（1940-2015）
笔名阿涛、仄之。河北枣强人。1940年1月2日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7年参加工作，2000年退休，曾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衡水市作协名誉主席，专业作家。著有诗集《土地和阳光》、《我唱我的主题歌》、《迷恋》、《感觉的平原》、《时间擦痕》等。作品曾获河北省首届、第三届、第八届文艺振兴奖，散文集《自己的话》获河北省作协200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
2015年4月28日，姚振函走了。
走了的姚振函留下了他的诗。也留给我关于诗的思考。 诗，到底是什么？
姚振函在的时候，始终没有回答过我的这个问题。
姚振函走了，我却在恍惚中听到了他的回答。
冥思苦吟不是诗，妙笔生花不是诗，
“为赋新词强说愁”不是诗。
诗，是诗人被现实生活撞击之后那种自然喷发和流淌的激情。
什么时候狠狠心
事情总也没有完
像地里锄不完的草
锄掉一棵
又长出一棵
像大街上
扫不完的垃圾
刚说扫干净了
一转身
又有了
什么时候狠狠心
把锄头和扫帚
扔得远远的
去你的吧
那将是我
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
细想想
也是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