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冕光

姚波

姚冕光姚冕光（1908～1956），男，安岳县东兴乡人，1930年入党，任东兴党支部书记、遂安中心县委委员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百色专区副专员兼百色县县长、桂西壮族自治州民政局局长、中共南宁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因工作积劳成疾，于1956年9月29日去世。1957年1月3日，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准其为革命烈士。[1]


参考资料

• 1．3 ．. [引用日期2015-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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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遂安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安岳县白塔寺乡姚家大院——姚冕光烈士旧居

1933年底，“通贤暴动”失败后，安岳的地下党组织被迫转移到东兴（现白塔寺乡）一带活动。1934年初，余若萍在东兴党支部书记姚冕光家召集会议，总结了通贤暴动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东兴乡为中心，发动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4年2月，省委派巡视员来到安岳，决定成立中共遂安中心县委，由余若萍任书记。县委机关就设在姚家大院。

姚冕光（1908～1956），男，安岳县东兴乡人，1930年入党，任东兴党支部书记、遂安中心县委委员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百色专区副专员兼百色县县长、桂西壮族自治州民政局局长、中共南宁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因工作积劳成疾，于1956年9月29日去世。1957年1月3日，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准其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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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重新入党的姚冕光
2011-05-19 08:17:46   来源：资阳网
  
姚冕光，1908年出生在安岳县白塔寺乡（原东兴乡）一个大户人家。
　　1927年春，姚冕光考入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在革命群众斗争的熏陶下，他积极参加写标语、散传单、上街演讲等活动，甚为活跃。
　　1928年，姚冕光回家在东兴乡场教书。这时，他二哥姚仲蜀（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中共党员）回到家乡，与早先回到家乡的中学同学难雍（中共党员）、许岳（中共党员）经常往来，暗中宣传革命道路，撒播革命火种。姚冕光从他们那里借阅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启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希望。他利用教书之便，常常结合时事，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用进步思想启发引导学生。1930年上半年，经党组审查，接收姚冕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白塔寺党支部书记，东兴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兼秘书等职。
　　1932年秋，省委派人来安岳巡视工作，并在通贤玉皇庙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姚冕光派姚鹏参加。会后，他和支部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农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培养斗争骨干，先后发展了戴壁光、姚九洲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年下半年，安岳地下党、团和农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0月间，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邹风平以巡视员的身份来遂（宁）安（岳）县委驻地通贤场，筹划组织武装暴动（习称“通贤暴动”）。姚冕光根据县委指示，在东兴场一带的蛮洞子、马脑壳坡、玉泉洞、岩蜡湾等地建立农福会，在农福会的骨干中发展党团员，使东兴场成为农暴的一个坚强据点。
　　是年12月，“通贤农暴”在敌人的强力镇压下，遭到惨重失败，县委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主要领导人余若萍、廖伯华等先后转移到白塔寺姚冕光的家中。1934年1月，在姚冕光家重组遂安县委，姚冕光任县委委员兼秘书。
　　1934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调姚冕光到中共成华工委工作，是年冬调任省委交通员，负责省委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春，中共四川省委派他去上海。上海的党组织在敌特的疯狂搜捕下，领导机关多次迁移，姚冕光到上海已无法找到党的接头机关和联系人。他在上海砖厂做临时杂工，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摆摊作过拆字先生，以微薄收入糊口，继续寻找、探听党的机关和联系人，仍无结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姚冕光从湖南去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因与党失去联系的时间较长，他无法证明身份，董老把他作为进步青年看待，先后派他到救亡总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和青年救国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2月，姚冕光重新入党。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止军事冲突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夏，广西柳州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奉命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姚冕光因常在报刊上发表具有革命思想的文章，被列上了黑名单。他在学校无法继续隐蔽下去，而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毛子良又已随新华日报社撤退，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又中断了。姚冕光随即化名晓巡，与黄青一起离开柳州到武鸣县，找到了过去曾经认识的中共武鸣县委副书记韦兆勋，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十多天后，韦介绍他到果德县（现为平果县）参加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部队任参谋长。
　　1948年初，姚冕光经广西右江地委副书记余明炎介绍第三次入党，先后任中共民县特支书记、游击大队参谋长、中共右江地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指挥部参谋长兼八五团政委等职，为广西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广西解放后，姚冕光改任百色地区副专员兼百色县县长。审干时，因他去国民党广西部队的一段历史需要查证，两次去信找董必武，董老一时回忆不起，未及时证明。1952年，姚冕光由副专员调任桂西壮族自治州民政局长，后任南宁地委宣传部长，壮文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他第三次给董老去信，叙说当年和董老在同一个小组开会和一次聚餐的情形，董老回忆起来了，1954年复信作了证明，姚冕光这段历史终于澄清。
　　1956年初，他已患了严重高血压病和肺病，也从未提出治疗一下，上级组织多次动员，直到下了命令，才住进医院。9月25日因病情愈加严重，上级组织了医学院的教授和著名医生会诊，用尽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措施抢救，亦未见效。9月29日凌晨，姚冕光与世长辞，时年48岁。          （市委党研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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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黎强
2011-05-29 10:37:34   来源：资阳网


黎强，原名李碧光，1915年4月30日出生于安岳县东兴乡一农民家庭。由于他家庭比较贫寒，长期寄住在舅爷家中。大表哥姚仲署，是我党的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军校恽代英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姚仲署回到了家乡，与其他外地转回的党员一起，建立了安岳地下党组织。一些地下党员经常到他表哥家开会、研究工作、评论时局，李碧光经常去听，不时问这问那，颇受大家的喜爱，他还经常为表哥开会站岗放哨。1934年，由于“通贤暴动”流产，遂安县委机关迁到了他表哥家。这时他的大表哥被组织安排到成都工作，四表哥姚冕光担任了县委委员兼秘书，各地往来于他表哥家的党员更多更频繁，李碧光与他们的接触也更广。受先进思想的启迪和教育，他的思想更加活跃。
　　1935年夏，李碧光在安岳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师范，适遇车耀先在该校任教。在车耀先的教育下，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受组织的安排，李碧光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又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深造。1939年夏，李碧光从陕北公学回到家乡，在母校龙泉小学任教务主任。因他在校组织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形势非常紧张，处境越来越困难，他即与组织联系，离开安岳到成都，寻机打入国民党内部。
　　1939年，黎强从延安被派回四川，寻找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偶然寄住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发现友人和两个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来往密切。黎强希望多住一段时间和那两人套近乎，正好友人撮合黎强和其姑姑谈恋爱，他便顺水推舟假装答应下来，以此掩人耳目。其实，两人对对方都没有感觉。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成功混入国民党前往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后，便和她断了联系。 黎强当上了“省特会”的特务头目后，为了利于隐蔽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希望他尽快成家。起初，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地下党员和他结婚，但黎强不同意，他认为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太危险，容易暴露。 1946年，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为深入潜伏做足了准备。妻子赵蜀芳是位单纯、善良的女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丈夫是个共产党员。
　　黎强和接头人见面的地点一直都在成都的一个茶馆。黎强把情报用极小的字写在纸上，然后卷成“香烟”，在茶馆给接头人。这样即便有人盘查，也可把情报“抽掉”。有时，黎强也会把情报放进点心或者煮熟的鸡蛋里悄悄送出。 1946年，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认出，意外被捕。周俊烈是除接头人外，在成都唯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好在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黎强趁机动用各种关系，将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
　　为了从中统特务科长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黎强千方百计与叶申之接近。他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换钱，供特务们吃喝玩乐。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把叶申之灌得酩酊大醉，两人搀扶着进了办公室。喝多了的叶申之打开保险箱，拿出绝密“特情”档案向黎强炫耀，随后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黎强迅速打开“特情”档案翻阅，发现打入我方的特务名单，他把名字牢牢记在心里，随后，向上级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了与叛徒的联系，并通知所有与他们认识的同志撤离成都。10年间，类似的行动黎强不知进行过多少次。
　　1947年5月，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了配合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决定6月1日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抓捕行动。凭借职权，黎强从情报名单上直接“抹掉”了一半同志的名字。但在参加由上级特务机关召开的特务头目秘密会议时，他发现有一些党内高级领导的名字，自己无论如何“抹不掉”。于是，他记下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联系了接头人，及时通报这一重大情报。 1949年初，黎强升任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副师长，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三一二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预备跟随败军至台湾继续卧底，结果在途中被解放军部队全部俘获。当时，黎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没人相信，被关数日后才托人将暗语致电党中央，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其送至北平。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
　　黎强于1999年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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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遂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2011-07-08 07:16:34   来源：资阳网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公开叛变革命，公开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动员、布置集中于城市的党员疏散回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安岳在重庆和武汉读书时入党的邓雍、许岳、王永臬、莫正锡、姚仲蜀等，先后回到家乡龙台、石羊、通贤、东兴（现白塔寺）等地。

　　邓雍、王永臬回到龙台后，分别以办书报文具社、青年接待站为名，积极接近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教师，向他们讲述北伐战争情况，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行，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倡导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了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护。此后，又与通贤的莫正锡、石羊的许岳、东兴的姚仲蜀等相互联系，把他们从学校带回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省港罢工》、《共产主义ABC》和蔡和森、戴季陶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小册子以及肖楚女、张闻天在重庆主编的《南鸿》周刊等书刊介绍给进步青年阅读，并经常到安岳中学讲演，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从此，在安岳点燃了革命的圣火。
　　中共安岳特支和县委。经过回乡党员近一年的宣传，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1928年下半年，为适应工作需要，由邓雍、许岳等7名党员发起，组建了中共安岳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分布在龙台、通贤、护龙、东兴等乡的党员，根据特支部署，分头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吸收个别骨干加入了党组织。
　　1929年下半年，省委派在黄埔军校入党，后到国民党24军张致和旅任军事教官、做军运工作的戴伊伯、戴超凡回安岳从事革命活动，并很快与特支取得联系。这时，大家认为全县党员人数较多，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特支已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于是在护龙成立了中共安岳县委，属川康特委领导。县委的中心任务是，宣传共产主义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久，省委秘书长牛正声到安岳检查党的工作，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县委统一了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加强了争取群众的工作，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上年，全县有党员29人，并建立了东兴、龙台、李家等党支部。8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党的组织和党员暴露，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国民党追捕，县委机构解体。
　　中共遂安特支、特区和县委。1930年12月，在广汉从事兵运工作的张育才，经党组织安排回到安岳通贤，以小学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活动。他先后与文昌宫小学教师吴刚、东兴的姚冕光、龙台的邓雍取得联系，对原有的党员和党的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恢复了东兴、龙台党支部的活动，新组建了通贤党支部。
　　1932年秋，省委巡视员到安岳巡视党的工作。在通贤玉皇庙召开了遂（宁）安（岳）潼（南）三县党员代表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成立遂安潼特支，由张育才任书记。特支机关设在通贤康绪家，统一领导遂宁、安岳、潼南三县党组织。遂安潼特支建立后，安岳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1932年秋，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川北，建立了革命苏区和苏维埃人民政府，党团组织十分活跃，全县新组建了来凤、高升、石羊等6个党支部。1933年夏，省委派巡视员再次到安岳巡视工作，根据安岳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决定撤销遂安潼特支，成立遂安特区。
　　1933年9月17日，省委派余若萍到遂安地区工作。在通贤三佛洞附近（现山福村）康绪家召开扩大干部会，决定将遂安特区改为遂安县委，县委机关仍设在康绪家，直属省委领导，由余若萍任书记。到12月中旬，遂安县委所属的安岳已建立了4个区委、34个地方党支部、3个县委直属支部，有党员500多人。是全省党员人数较多的县之一。
　　遂安中心县委。1933年12月22日，通贤暴动流产后，安岳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县委主要负责人被迫转移到东兴。1934年2月，省委巡视员到安岳召开会议，决定两个月内成立中心县委，扩大南充、蓬溪、乐至、大足等新区域。5月，正式成立中共遂安中心县委，县委机关设在东兴姚冕光家，余若萍任书记。8月，余若萍调省委工作，戴壁光继任书记。10月，已调成华中心县委工作的原共青团遂安中心县委书记李子丹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遂安党团组织的全部情况，安岳地方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全县先后有100余名党员、团员和农会会员被捕，有的外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市委党研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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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德起义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为进行解放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中共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决定成立中共右江领导小组，指定区  镇为组长，黄  耿、赵世同为副组长。8月，右江领导小组信为果德是革命老区，将来要组织武装起义，决定成立中共果德中心县委，陆明才任书记，领导果德、镇结、那马、武鸣等县的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1947年7月，中共右江地委成立，区  镇任书记，余明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  耿任宣传部长，赵世同任军事部长。9月初，地委在万冈西山开会决定，在桂西的万冈、果德等县举行武装起义。会后，余明炎来到果德县感圩乡供村，在韦兆勋家召开骨干会议，传达西山会议精神，决定果德、四坡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形势突变，9月5日，万冈提前起义。9月11日，余明炎在三层更潘国旺家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果德起义指挥班子成员和落实起义武装队伍的组建及行动方案。余明炎任总指挥，陆明才、黄泽浓为副总指挥，姚冕光为参谋长，黄  青为前线军事指挥。起义武装组成主力大队和第一、第二大队。主力大队大队长黄泽浓，指导员韦兆勋；第一大队队长陈忠烈；第二大队队长李芳蕊。共750多人枪。决定9月17日举行武装起义。
    9月17日，果德起义。韦兆勋、黄泽浓等率主力大队和民兵近千人攻占感圩、新圩乡公所。18日，余明炎、陆明才、黄  青、姚冕光指挥第一、第二大队民兵共1000多人围攻果德县城。历时三天，未能攻破。20日，敌保安队自南宁来振，起义队伍的弹药差不多打光，撤出战斗。撤退后，第一、第二大队的大部分人员，分散各地，继续开展斗争。主力大队回师德旺，包围乡公所，缴了乡警的枪械。
    9月28日，果德县工委在余明炎、陆明才的指导下，在感圩乡那巴屯将果德起义武装主力大队整编为果德县游击大队，蒙振权任大队长，指导员韦兆勋。下辖2个中队和3个武工队，共310人枪。10月中旬，在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蒙振权牺牲，黄  青继任大队长，游击队活动于供村，三层更、太平、新圩、八灵、巴营一带地方。
    11月中旬，果德中心县委决定开辟龙马山区游击区，由黄善武、李春帆等将四坡起义的武装队伍50多人枪组成武工队，以龙罗、龙怀、龙贤为中心，活动于果德、平治、那马、武鸣、隆安等5县边境山区。
    1948年4月初，右江地委书记区  镇在三层更布琴召开果德、那马等县党组织及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二月指示，进行整风，开展“三查四整”，即查阶级，查历史，查斗志，整思想，整立场，整作风，整气节；总结果德、四坡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确定今后任务。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盲目大搞、轻敌速胜的错误思想，明确了二月指示提出“放手小搞”的方针。
    会后，果德县的游击武装斗争迅速发展。6月，县特支派出马金举等去田东东部山区养老乡开辟游击新区。8月，龙马山区游击大队成立，下辖6个中队，318人枪，黄善武任大队长，李春帆任指导员。10月，开辟右江南岸玻璃、乐尧游击区，游击武装斗争遍及全县。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果德县长李祖唐带领政警团队200多人枪“出巡”模圩，游击大队队长黄  青率领精干的游击队42人枪，在感圩擒降坳伏击。激战3个多小时，毙敌自卫总队长覃树皎和分队长农  钦等9人，击伤李祖唐等30多人，缴获22支枪，子弹2500多颗。游击队黄  青等4人负伤。从此，地方反动武装再不敢独自进犯游击区。
    7月间，果德县游击队整编为桂西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支队，550人枪，黄  青任支队长。龙马山区游击大队为桂西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支队管辖（支队长廖  原）。这时全县武装民兵发展至8介大队又12个中队，3000多人枪，成为解放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8月底，遵照右江地委都阳扩大会议的决定，中共果德县工作委员会和果德县临时人民政府在新圩乡古案村坡眼屯成立，韦兆勋任县工委书记兼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同时整编部队，桂西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支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果德县独立大队，李永森任大队长，韦兆勋兼任政委。调出部分干部、战士编入八三团。
    驻果德的国民党三三○师一部和保安队两个团，1949年12月1日，大举围攻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驻地龙盎。韦兆勋指挥独立大队和民兵据队抗击，激战4天，多次打得敌人溃败，最后敌仓惶撤退逃跑。县独立大队和县城附近民兵接着围攻县城。
    12月7日，国民党果德县长梁长城弃城率队渡过右江南岸逃跑，县独立大队和民兵进城，果德县城解放。8日，果德县民团副司令方德广在玻璃交枪，果德全境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