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令人激昂的日子 姚力文

姚波

令人怀念令人激昂的日子 姚力文
2012年12月28日11:07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我家曾是书香门第

    我的生日颇有一点意思，生于农历寅年寅月寅日。后来对照万年历一查，是1926年4月26日，山东济南一个败落中的书香门第添了我这一丁。姚力文，1944年10月于山东莘县观城镇我小时候对家族历史没有意识，不闻不问，大概和我童年时家庭遭遇许多不幸有关。

    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原籍在山东巨野县，父辈迁居到金乡县城关镇。我的曾祖父和他的侄子都是清朝翰林，在家乡传为佳话。曾祖父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后来经李鸿章保举，到河务道任职，也就是管理黄河的。晚清黄河失修，曾祖父到职不太久，黄河决口了，那可是犯下死罪。还是经过李鸿章力保，留下性命，但从此家境日渐败落。曾祖父写过一篇《窝窝赋》，说明他又穷又有文化。我幼年的时候家里还生活着一个伺候过曾祖父的义仆，70多岁了，我一个小娃娃居然叫他“大哥”。

  继母教我坚强

    我1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虚岁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在继母抚育下长大。到我记事的时候，记的都是在家乡鲁西南金乡县的事了，还依稀记得家中正屋里挂着李鸿章亲笔写的对联。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奇怪地问人家，我怎么有两个姥姥呢，别人家都只有一个呀？

    我4岁的时候继母进了门，没过两年父亲就去世了，继母哭得很惨，痛苦的样子我不愿意回忆。

    我有一个哥哥姚一仕，比我大14岁，在乡村讲习所教书。我原名姚一鹤，和继母相依为命。当时家里还有60多亩土地，由亲 戚代管。我的两个外祖父家都是金乡县望族，彼此还是金兰之交。总之，我这个大家族是当地的乡绅之家，世代耕读。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的表兄弟姐妹中有十几人参加了革命，有几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高级干部。

   继母待我很好，她很有个性也很坚强。我小时候，她不断教育我，要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还有孟子的3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要我牢牢记在心里。

   我小时得过3次大病，疟疾、伤寒、天花，都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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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考中学

    我6岁上小学，在一年级两个学期里把4年初小的课都上完了，7岁上了高小，到1935年9岁的时候小学毕业。我年少时喜欢数学，小学那点算数在我看来都很容易。9岁那年我来到济宁，报考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还因为数学考得好，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了。面试的时候老师看我那么小，直问我：“晚上尿床不尿床？”

    当时，家里人都觉得我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家去济宁上学。特别是我有一个舅舅，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懂教育的人，他反对我过早离家上中学，特别坚决。再加上那年闹水灾，家庭经济吃紧，我也就放弃了去济宁求学的念头。

    回家以后，我在私塾旁听过一段讲学，还到一个私立学校上了一段学。1937年夏天我到了省城，打算报考济南一中。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我没有考试就回了家。

全家主张抗战

    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全家人都主张抗战。哥哥姚一仕是金乡县第一任抗日救国动员会负责人，后来去了敌后根据地临沂。抗战中的“湖西肃托”错误地影响到了他。他是民主人士，又返回冀鲁豫边区湖西军区抗日民主中学教学了。建国以后，他担任过秦皇岛一中的校长。

    我还有一位表哥杨一辰，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回到湖西中学教书。刘少奇回延安的时候路过湖西，解决了杨一辰的组织关系问题，后来他担任华东野战军民运部长。建国后他是第一任国家农产品采购部长，后任商业部长、青海省副省长。“文革”后担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

    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济南。那段时间我总是跟着继母逃难，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失学中，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还有许多武侠小说，都在这段时间里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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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入伍”

    到了1941年，我有一个姑姑原住金乡县城南一个村里，是一个开明人士，动员大约100多青年进了湖西抗日民主中学，我也是这位姑姑的动员对象，决心要去那里上学，其实就是参加革命了。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继母为我订了婚。我坚决不同意，说现在兵荒马乱正打仗，怎么能结婚呢？她急于要我结婚，我就一心要抗婚。加上一些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我决心离家投身革命。

    1941年8月，15岁的我来到抗日民主中学，就算“入伍”了。学校其实是抗日青年干部短训班，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还要学习基础军事知识，也学习语文、地理、历史等。教材一部分是从延安传来的，大量的还是自编教材，学校教员中有很多优秀老师，有的来自像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指导员都是从延安过来的。

    当时多数同学都想学习结束后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仗，唯独我还做着科学梦。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学，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最好有机会到延安去，进延安自然科学院学物理学数学，我发觉凡属文科的东西，比如语文、音乐、美术，自己的成绩都不算好。

一篇文章引我到报社

    1942年底，日军对鲁西发动了“梳篦式”大扫荡。这次扫荡规模大，时间持续长，迫使我的学校转移到了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活动。

    这次大扫荡中发生了“吕楼惨案”。日军在扫荡中将百余名抗日民众包围在吕楼村，其中有几位是中共干部。日军强迫被俘的农民供出人群中的抗日干部，这些淳朴的农民没有一个吐露实情。疯狂的日军将被俘民众推进一间民房，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大火燃烧后，屋内民众暴动，极个别人逃脱，将吕楼惨案的故事传播出来。

    当时我刚刚毕业，刚刚入党，听到吕楼的故事非常激动，一挥而就写成一篇文章《凄厉的吼声》，记述了吕楼惨案，于1943年10月发表在边区出版的文学杂志《平原文艺》上。

    恰好，有一个从延安回到山东老家来工作的干部读了这篇文章，受到感动，想看看这是谁写的。当时我已经到鲁西南专属当文教科员，接着到直属抗日高小当老师。这位干部找到了我，非常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他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报社，或是到文艺单位去工作？我说，这事我可没考虑，我听从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到哪就到哪。

    这位干部老乡走后不久，我被调到冀鲁豫行署办的文工团，一两个月后，就到了冀鲁豫日报社，因为这时《冀鲁豫日报》要从石印改铅印，需要增加人员，我和同一个文工团的战友陈勇进、丁曼3人一起，在1944年8月到了《冀鲁豫日报》。

    在离开文工团前往报社报到的路上，我想，报社是个有文化的地方，可是我的文化太低了，我要努力学习文化，那就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吧。于是，我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力文”。

    就这样，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此干上了新闻工作，也就不再想学物理学数学当科学家工程师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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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鲁豫日报》到《人民日报》

   《冀鲁豫日报》是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8月1日由鲁西党委创办的根据地党报，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陈沂担任过社长，报社集中了一批新闻人才。

    当时，我对新闻写作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1945年5月27日，在冀鲁豫边区青丰县举行了边区军民庆祝欧洲战争结束的万人祝捷大会，报社安排我去写报道。出发前，我问报道科长该怎么写这篇消息？科长对我说：“你就比着葫芦画瓢吧。”意思是先看看别人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照着写就是了。

    我赶紧看了一些报上的战斗报道，就出去采访了。由于没有多少框子，我的语言是朴素的，也比较口语化。这篇报道写得很顺利，登在很好的版面位置上。

    当时我在报社社会服务组，主要是为通讯员服务，我算是赶着鸭子上架，其实是赶上了好机会的。

    我的主要报道内容是土改，于是笨鸟先飞，出发前认真准备，向老同志请教。文化低怎么办？我注意记录农民、战士的语言，看到描写好风景的词汇，就抄下来留着，细细体会。还有，就是先把稿子写出来，再看看，不断地改写。我每次完成报道任务都觉得艰难，是在边学边干中逐步适应工作需要的。

    1948年春天，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成华北解放区，随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撤销，我们冀鲁豫分局也撤销了。这年秋天，《冀鲁豫日报》停刊，大部分同事调往新成立的“平原省”，一部分调往天津；还有一部分人，其中有我，有鲁西良、陈勇进、秦光军、中流（她好像原姓张，是清朝末代状元或翰林的女儿）等调进人民日报。

    大约在1948年9月中下旬，我们这批来自冀鲁豫的新闻战士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县里庄，向人民日报报到。

    我们来到里庄的第二天，已经是10月里了，正赶上组织学习中央领导人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因为这时参加记者团学习的同事们刚从西柏坡回来，社领导张磐石、安岗乘热打铁，立即向我们传达学习内容。

    这次，我学习得很认真，这也是我第一次聆听党中央领导人或是新闻工作领导人的讲话，其中刘少奇的讲话，还有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的讲话印象都极为深刻，听了以后有心胸豁然开朗的感觉。

    刘少奇的讲话，使我们这些记者从过去比较局部的思考上升到了全局战略角度来观察和考虑问题。后来，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编入了《刘少奇选集》，是刘少奇最重要的文稿之一。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刘少奇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的讲话，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不局限于记者工作，对党的全局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就感觉到，刘少奇的讲话特别强调了服务于人民的观念，这使我从事新闻工作更有信心了。记得当时传达中还有他很生动的一个比喻，刘少奇说：“你们现在还没有上路，好像一个豆芽，但是以后要生根、发芽，成长起来，所以现在就要学习好。”

    来到人民日报，我果然感觉到党中央机关报的新气象，这里有活泼的民主空气，有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出我们党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时那种欣欣向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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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人民日报感觉真好

    那时，我们的《人民日报》的报道比较全面，主基调当然是报道我们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但是对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那些负面的东西，也有比较充分的报道。记得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田流关于“棉花事件”的报道就打响了，他通过河北棉花丰收后要抓好流通这件事，说明了要使农民有个好收成至关重要。

    还有从晋察冀日报来的李冀，写了关于“庞家堡事件”的报道，也是很引人瞩目的。后来他到西北采访写了一些稿件，当地领导人有不同看法，我们报社的领导很注意保护记者，使得批评不良倾向的报道伸张了正气。

    我到人民日报报到后不久，在农村编辑部的时间很短，被频频派出采访。平津战役开始后，我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采访，走的时候把简单的行李交给了报社的同事。我的第一站是晋东南潞城，然后到了黎城、长治、平顺。

    在平顺县，我采访了崭露头脚的李顺达，他已经是太行山头号劳模。我写李顺达时选了一个新角度，因为我觉得他的家庭氛围好，母亲有民主作风，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于是我写了一篇《民主之家》。记得我还写报道，提出了平顺县开展春耕热潮不够平衡，有的干部存在工作瞎指挥，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

    等我完成了这一次采访要回编辑部的时候，张磐石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搬到北平去了。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开国大典之后的10月里。我编入了记者部，主任是李庄。李庄很勤奋，而且谦虚谨慎。刚刚成立的记者部人很多，我们拍了一张大合影，主任李庄却站在最后一排。

    来到人民日报，自然结识了社长张磐石。这位“老磐石”批评起人来还是很厉害的。但我理解，那有许多是老大哥对年轻人的爱护，他是期望你健康成长。他批评归批评，使用归使用，使得人民日报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很快成长起来。

    安岗副社长年轻而且智慧，办法多，效率高。他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也很关心人。有一回我在会上向他提出了什么意见，事后想来并不妥当，但是他笑一笑就过去了。

    记者部成立后不久，我被派往西北采访。领导交代任务的时候特意说，你去看看范长江当年走过的路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建国之初，报社对我们这批年轻干部很注意培养，希望我们加快进步。记得建国后不久，总编辑邓拓找我谈话，说现在人民日报还没有自己的驻莫斯科记者，是不是你去呀？有什么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谢绝了。我说自己没有什么俄文基础，如果我去了你还得找一个人当翻译，要两个人才行。要是你找一个会俄文的，去一个人就行了。邓拓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又过了不久，苏共中央向我们提出，可以由人民日报向苏联派出两人学习，一人去联共布党校，另一个去莫斯科大学学习。我被选上去联共布党校。后来这件事变了，两人都没有去成。

    那时候，整个报社欣欣向荣，党内在相互之间都称“同志”而不称职务，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

（姚力文口述钱江2012年2月整理）

姚力文简历：1926年4月生于山东省金乡县城。1941年参加革命，任湖西专员公署文教科科员。1943年入党。1944年9月调冀鲁豫日报，任编辑、记者、编辑组长；1948年10月调华北《人民日报》任记者。1958年5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综合组研究员，次年5月，任刘少奇秘书。1977年8月，调回人民日报，任农村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6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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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文，男，1926年4月出生，山东省金乡县城关镇人。1941年9月参加革命，194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刘少奇秘书，《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

1941年9月，参加革命后，曾任冀鲁豫边区鲁西南专署文教科科员；
1948年9月，调至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工作，历任编辑、记者、编辑组长；
1948年11月，调到《人民日报》（时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编辑部；
1949年3月，随《人民日报》进驻北京；
1949年10月后，他是中央党报第一批任命的驻省首席记者（先后驻湖南和陕西省，后改称为驻省记者站站长）。
1958年5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综合组研究员，
1959年5月，调任刘少奇同志秘书。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
1975年5月，下放到山东省兖州拖拉机厂工作两年。
1977年8月，调回《人民日报》编辑部，任农村部副主任、主任。
1978年，被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审确认为高级编辑，行政级别正局（厅）级。
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早在1947年，冀鲁豫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姚力文及时报道阳谷、寿张县土改工作经验的同时，写出《阳谷农民翻身插话》、《拥军桥》等通讯、特写，《拥军桥》得到刘邓大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表扬。由于这一段时间，他报道成绩显著，《冀鲁豫报社》曾给予乙等模范的奖励。
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区迅速扩大，新解放区读者很想了解老区的情景。此时姚力文去太行山区的平顺县，访问著名劳模李顺达。他没有一般地写李顺达的劳动业绩，而是着重写了李顺达能够有事大家商量，民主和睦，团结闹生产的情景，通过山区一农家的变化，反映了老区农村的新生活、农民的新面貌。这篇以《民主之家》为题的通讯，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后，获得读者好评，香港的进步报纸转载了这篇通讯。
建国伊始的1949年冬，他冒严寒到刚刚解放的甘（肃）青（海）交界的藏族聚居区采访，写出了《解放后的拉卜楞》、《藏民歌唱毛主席》等七篇西北旅行通讯，生动地介绍了藏族聚居区的山川景色，居俗风情和藏区人民解放后的喜悦。《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后不久，就被华东人民出版社以“藏民歌唱毛主席”为书名出版。
1950年夏正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准备时期，姚立文作为驻湖南省首席记者，深入益阳、常德、湘阴等八县农村，行程七八百里，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弊端作了系统的调查，写出《是谁造成贫困和灾难》的长篇通讯，揭示了：“湖滨荒洲是怎样变成良田的”，地主们是如何地“强占山、霸管水”，“人祸如何加重了天灾”的情况，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抗美援朝战争暴发后，他报名去朝鲜前线当随军记者。1951年2月11日夜，他随志愿军某尖刀团夜袭美第二师和李承晚第八师的后方阵地，并一举击溃了伪八师的师指挥所。他写出《战斗在敌人心脏》、《钢铁战士曹希泉》、《一个铁匠变成了志愿军勇士》等战地通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给《人民日报》来信说：“钢铁战士曹希泉给我了深刻感动……使我明白了一点：人民军队晓得为何而战，打起仗来有超人的勇敢，……在这样的战士面前，美军怎能不惨败，……我将努力学习，随时准备献身祖国”。
他从朝鲜前线回国后的1952年10月中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报道，写出会议特写《让太平洋两岸开遍和平友谊之花》，得到读者和新闻界领导的赞赏，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评价说：“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就应该写这样的特写”。
1957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闭门读书两年之后，怀着渴望工作的热情，去河南省林县访问写出“社会主义的脚步”、“深山新人”两篇通讯，通过不同侧面、不同人物具体地反映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在萌发的经济建设的巨大积极性。《人民日报》发表后，河南人民出版社以《社会主义的脚步》为书名，出版了包括这两篇在内的多位作者撰写的通讯集。
粉碎“四人帮”后，经历“十年动乱”磨练的姚力文，重返人民日报社，主要是做编辑工作。他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反思中，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当好中央党报编辑的自觉性。他满腔热情地投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拔乱反正的斗争。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支持和宣扬那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中涌现出的新事新人、新的工作思路和新鲜经验。他为推行改革开放事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心尽力。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安微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勇于从本省实际出发，把深入揭批“四人帮”同解决农村的现存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深入到乡村农户，面对面地听取基层干部和社员的要求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三个多月的由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酝酿讨论，安徽省委制定出包括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按劳分配要兑现、鼓励家庭副业等六条政策规定。随着省委六条政策规定的落实，安徽农村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当时分管农业的国务院负责人却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不满和责难。此时的姚力文已知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他依然不惧风险、不畏限难地去安徽采访，在报社领导大力支持下，于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发表。这是中央党报这一时期内第一次以如此显著位置报道一个省落实政策的活动。这是当时政策宣传的一次重要突破，17个省的党报转载了这一报道。
通讯发表后的第12天，他配合“安徽省定远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大增产”的新闻，撰写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文章（197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这篇文章受到多数生产队长的热烈欢迎。
党的十一层三中全会落幕后的第一个春天，姚力文受中央办公厅的委托，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同志一起，去广东省农村调查，他执笔写出《调动农民积极的一项有措施——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报告用事实阐明：“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有巨大的优越性，是合作化时期行之有效的“三包一奖”的恢复和发展，是对极左错误的时期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农民的物质利益对立起来的拔乱反正。与此同时，调查报告还揭示了“五定一奖”责任制引起的新矛盾、新问题。介绍了南海县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调查报告的发表，对那些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和农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1982年5月，他去全省范围较早实行包干到户的贵州省农村访问。经过20天的调查，他深切感受到农民获和生产自主权后的喜悦，真切地看到包干到户大大激发了贵州农民的劳动热情，许多地方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强，多年来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有很大改变，大批劳动力从田丘中解放出来，多种经常空前活跃，许多地方出现五谷丰登、六业兴旺的局面，贵州农村开始呈现多样的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他据此写出《集体经济获得新活力》、《阳关道的新起点》两篇通讯。前者荣获农村改革十周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83年11月，他去浙江省温州地区实地考察后，编发了“农村商品生产新动向”为题的经济述评。这篇文章全面介绍温州家庭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怎样成长数以十万计的供销员队伍，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年营销额上亿元的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开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新局面。文章还用事实表明：家庭经营不仅适用于农业和手工业，还可以使用现代机器，较大规模地发展轻工业，形成小产品大市场，形成民营经济繁荣的新局面。这篇文章有力地回答了某些人士对温州家庭工业和民营经济的责难。
农村经济多样化，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围绕这一课题，他组织和编发了《多则活》、《家庭经营大有前途》、《自营专业户是新型个体经济》等多篇评论，从1984年6月15日起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党对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进一步认识农村经济多种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多层次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趋势。
在1985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同志希望大家：“再也不要当粮食书记、或者棉花书记了，要用发展商品经济的宏观指导思想来总揽全局”。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山东诸城县委、县政府把切实作好流通领域的工作，当作搞活经济全局的“牛鼻子”来抓。他们尊重县财贸和经济部门的职能，鼓励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运用经济手段，积极参予市场调查，作为本部门的基层工作方针，下功夫功夫把商品流通搞活，使得全县商品经济显著活跃起来，出现了流通和生产的良性循环，贸、农、工各业协调、持续、较高速度发展的新局面。1987年2月姚力文写出《一着走活全盘棋》，报道了诸城组织“农村商品生产大合唱”的经验。两年之后，他又去诸城访问，以《诸城新格局》为题，报道了诸城深化商品生产大合唱，依托龙头企业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经验。诸城经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仅在1987年就引来十数省的两万多各省、地、县、乡干部前来参观学习，其中有个省是省委书记亲自带队的。
1996年冬，古稀之年的姚力文，去山东省的聊城、莘庄、茬平、泗水等县欠发达地区农村作调查，写出《重新认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通讯（《人民日报》于1996年12月16日、20日分两次刊出），明确提出“发展大农业，大流通，培育经济增长点，”“正确认识和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切忌短期行为，形式主义和瞎指挥”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1980年初，姚力文被借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近两年，作为刘少奇著作研究组第一任负责人，他参予和组织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整理和事实校正的工作。他撰写的介绍《刘选》上卷和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党政治改革的思想先驱》、《公仆风范留人间》、《感受少奇同志民主务实风格》等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改革报》、《嘹望》、《炎黄春秋》等报刊发表后，都获得读者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