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曼波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姚波

姚曼波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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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11
• 来源：中国高校之窗
  

中国高校之窗

姚曼波教授

姚曼波
教授
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教授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
代表论文
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 《周易研究》《文献》 《社会科学战线》等权威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学术著作
《庄子探奥》
《〈春秋〉考论》
《中国古代文学实用教程》
获奖情况
江苏省高校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中国高校之窗

姚波

姚曼波：《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一）


　　
　　作者：姚曼波

　　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　“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姚波

姚曼波：《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二）



　　（三）《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　（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　《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　（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况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时代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代尤甚。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闻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于《左传》，倒是很恰当的。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代特色。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元代《春秋》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代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代。

　　（五）《左传》国、，地域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记事，以晋、鲁、楚最详，宋、郑，齐次之，其它还有卫，吴，陈，蔡、曹，燕、秦等国。唐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册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三传得失议》）其中晋、鲁、齐、郑、周、吴，与《国语》史料相同者甚多，当为得之各国同一史料来源，秦、燕之事附随晋史而生，似无独立国史来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曹、蔡，卫这些在中原无足轻重的小国，一般史官是不易予以注意的，为何也能占有一席之位呢?尤其是有些史事似非得之正史，如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淫乱之宫庭丑闻，皆“表其衵服戏于朝”的淫秽场面，似得之野史佚闻，说明作者曾到过陈。而文中写陈大夫泄冶以劝谏此事而被杀，又恰恰附写了孔子对此事之评论，“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治之谓乎?”正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程度。这个“闻”，透露了孔子搜集遗闻的消息。

　　如果将此情形与孔子生平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奇妙的联系，凡《左传》记载较详细者，也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的国家。太史公说孔子“三十岁，盖见周藏室史老子云”，随即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鲁定公十四年，从鲁司寇退位后，出游各国达十四年之久，先后适宋、卫、陈、蔡，楚等国，二度过宋，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各盘桓三年之久。又冲破陈、蔡大夫的重围，应楚昭王之聘亲赴楚国。太史公说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恰可与之印证。

　　《左传》对楚国——这个远离中原，与周朝殊少讯问的“南蛮”——其史实却记之甚详，笔者认为，它与孔子的赴楚必有直接关系。从《左传》记楚史时的许多语言称谓可知，许多史料直接引自楚史，如齐楚召陵之盟中，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不谷”为楚国的国君特有的自称。另一尤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原之史如鲁《春秋经》中称楚国国君，一律称为“楚子”，但《左传》中却有时称“子”，有时称“王”。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后者是直接引自楚史而习用其称。如《左传》鲁庄公四年记曰：　“四年春壬三月，楚武王荆尸……“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槁木之下”。从行文内容、笔调、语气看，这一段来自楚史原文。又如庄公六年《左传》记：“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前面是作者撰写，故称“子”，自“伯棼射王”之后，皆录自楚史原文，故称“王”。

　　据宋人程公说《春秋左传分记》九十卷，其“世家”四十四卷近千页，其中晋史六卷199页，鲁六卷168页，楚四卷112页，郑三卷110页，齐三卷82页，宋，卫，周，吴、秦、陈、蔡各一、二卷。这些国家除秦，燕，吴三国外，其余各国正是孔子亲身游历过的，这恐怕不能说它仅仅是巧合吧?

　　（六）关于《左传》最后部分对仲尼生平事迹记载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自鲁昭公之后，有多处记载孔子及其门徒的事迹，多似出于后人之补笔或续笔。《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重时，向人介绍孔子家世，预言：“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嘱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此年孔子方十七岁，说与何忌尚未生，其师事孔子在昭公二十四年。把十七年之后的事提前写于此，事理不通，荒诞突兀，明显是后人插入之笔。

　　又：昭公十七年《传》记：“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一段记载，与《传》中习有的“仲尼闻之曰”语气一样，且插入于此，显得前后不接气。因为在此前，除了上文引的孟僖子预言孔子将为“达人”外，别处都没有提及孔子生平行事，在此后面又无下文的交代，这里突然插人“仲尼闻之”扦格不通。

　　《左传》定、哀之后，记载孔子师徒着墨增多，而且对孔子的称呼也不同于前，时而直呼为“孔丘”，时又称为“孔子”或“仲尼”。且有多处记载同于《论语》，似出其门徒之手。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齐鲁之战，　“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

　　《论语》记：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又《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二者从事实到对话都大同小异。很明显，《左传》这些记载，出于门徒或其他后人手笔。

　　四、从孔子生平看“孔子作《春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几点：

　　（一）从时间上看孔子立志作《春秋》，是在“为鲁司寇”碰壁之时，即在鲁定公十年至十四年间，时年五十至五十五岁。由于政治主张行不通，决定著史明志。随即历游卫，陈、曹、宋、郑、楚、蔡等国，直至鲁哀公十年才返鲁，历时十四裁。此后到去世的六，七年，是孔子的集中著述期。这样看来，孔子作《春秋》，从酝酿，搜集史料到著述成书，前后长达二十年以上时间，而非如许多人所说去世前两年才开始执笔。

　　（二）孔子作《春秋》，有明确的创作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索隐”案：“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就否定了所谓通过“一字之褒贬”阐发“微言大义”的说法，排除了孔子修“春秋经”的可能。而众所周知，“春秋传’正是以史实释“经’著称，披露了大量被“经”所隐而不书的史实，这与“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的说法正相吻合。

　　（三）从体例规模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则内容之繁富，亦非“经”可比。总之，孔子作“春秋”，历时数十载，内容“深切著明”，是“借史见志”之书，决非“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从孔子的生平看，他久有借史以立世垂名之志：“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　（《孔子世家》）。他曾广泛地收集各国史料。“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太史公的一再称述中，透露了孔子熟读各国“记”的侧影。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世家》）“信而好古”的孔子深感文献不足，故从退位于鲁司寇，立志作史之初，即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游历，亲赴异国蛮邦，广征史料。

　　在此之前，孔子十七岁时，听到异域来鲁的郯子谙熟古史，谈少皞帝以鸟命官之事，立即“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然。”孔子后来赴齐、宋、郑、卫、陈、蔡、楚等国，目的正在征集史料遗闻。他二度过陈，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盘桓达六年之久。司马迁说他“厄陈蔡而作《春秋》”，说明孔子游历目的是作史，而非干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楚国之行，对他写“春秋”影响颇大。楚国尽管地处南蛮，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中，不止一次有周朝官员带图籍流亡到楚。《论语》记载，周衰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微子》十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奔楚。”孔子赴楚，正是在此之后二十年。楚国在春秋时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中申叔时论傅太子，就提到“教之《春秋》、”《世》、《诗》、《故志》，《训典》等书。《左传》鲁昭公十二年亦提到左史倚相善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楚国典籍之富。又，从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话里，不难推测，楚国史籍不仅种类繁多，富有民族特色，而且文笔富艳。这一切，无疑是吸引孔子赴楚的巨大动力。加之楚昭王对孔子甚为器重，不仅兴师去迎，还准备封书社七百里。今天我们看到的《左传》对楚史记载特详，当非偶然。它与孔子的楚国之行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正由于孔子出生入死的广征博搜，使他得到为周鲁史官所早已佚失的史料，填补了《鲁春秋》所亡的大量阙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孔子的《春秋》之所以被太史公称颂不迭，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旷代持久，孔子作的“春秋传”到司马迁后失传，而唯刘向所见的经过左氏评点（加“君子曰”“仲尼曰”之类）的《左氏春秋》传世，于是孔子作史之迹被埋没。笔者不自量力，愿为孔子作《春秋》正名。

姚波

《春秋》考论自序
姚曼波

本人对孔子《春秋》的研究，开始于十年之前。提出这个课题，起源于我长久以来所感到的一大困惑：两千年来，经学家们都说孔圣人作《春秋经》。但是，为什么从先秦到西汉，虽然人们对孔子作《春秋》广为称颂甚至顶礼膜拜，而实际上对《春秋经》却罕见征引；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征引的《春秋》皆为《左传》，但对相传是《左传》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了司马迁外，几乎无人提及。这个历史的错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在一百年之前，康有为已经提出与我相近的问题：“凡传记称引诗书，皆引经文，独至《春秋》，则汉人所称，皆引《春秋》之义，不引经文”，称“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两千年来乃未尝留意”（《春秋左氏学·春秋口说》）。当然，康氐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来回答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对他的结论，笔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寻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拙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当时文汇报“学术新论栏”给予了转载介绍，但是此外便未见反响，似乎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扑朔迷离。回顾两千年的春秋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汉武独尊儒术前，从先秦诸子到西汉硕儒，从孟子到司马迁，其所称述皆为“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为《左传》；二、汉武时，董仲舒“公羊学”盛行，创“孔圣人作经”之说，倡“一字之褒贬”、以例释义的“春秋义法”。从此，从汉到清，无数代经学家颠倒迷离于其中，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至两千余年，而“春秋大义”始终不明。三、“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经学观遭到批判，《春秋经》终于被推下了神坛，“孔圣人作经”说受到怀疑和有识之士的否定，但迷信旧说的也还大有人在。虽然《左传》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了科学的肯定，对其作者、年代、成书、《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别是对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是打开两千年春秋学迷宫的金钥匙，是解开春秋学种种谜团的根本关键所在。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被搞乱，是从汉代开始。所以我首先广泛探究了汉初学坛，特别是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说。我发现，《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所称引的孔子《春秋》内容，不仅超出《春秋经》，也超出《公羊传》，而有出自《左传》者（详见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马迁、《淮南子》、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皆称述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才三十四（——其弑君之事，《春秋经》中大多是有意隐讳，如鲁国的三起弑君，《经》皆讳书曰“君薨”，证明其数不足“三十六”，并非策书断简的遗失所致。）可证它决非孔子所作《春秋》。《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四十二。唯独《左传》之中，不多不少，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那么，《左传》与孔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从对孔子作《春秋》称引最详、引用最多的《史记》入手，深入探索。我发现，《儒林列传》记述《春秋经》的源流、传授，只称说《公羊》《穀梁》，只字不提得孔子“真传”的《左传》；与之相反，“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主述孔子《春秋》的源流传授，只称述《左传》，只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的《吕氏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列入其中。我更从“表见《春秋》”的“年表”中，发现对孔子《春秋》盛为推崇的司马迁，在“年表”中，却极鲜明地表现出尊《左传》、轻《春秋经》、从传背经的倾向。这一切，无不证明，孔子所作不是《春秋经》，而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另一部《春秋》。
于是我进一步深入探索了《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俱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史记”是什么？章太炎、刘申叔都说它是孔子所记的“史记旧闻”，章先生进一步说“传亦兼仲尼作”。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全脱传统牢笼，被“孔子修经”习见捆住了手脚，未能继续深入。但至少这位胆识超凡的国学大师那里，让我找到了共鸣点，大大鼓舞了我深探阃奥的勇气和信心。
我从先秦西汉的典籍中旁搜远绍，爬罗剔抉，最关键的是从《左传》《论语》《国语》特别是从《左传》中找到了突破口。从《左传》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部分入手，考见孔子《春秋》原貌，并切实探明孔子《春秋》与《左氏春秋》的关系。我最终发现：孔子《春秋》，原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本来并不按编年来写。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即在孔子《春秋》史实的基础上，加上逐条解经语而形成了编年体的《左氏传》——这是《左传》大量事实被割裂肢解而导致叙事不连贯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发现并指出，《左传》原是记事的。只可惜他们被“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神话瞢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观点是否可靠严谨，我把《左传》、《论语》和《国语》三者之间，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虚词文法，多方面进行比较，发现《左传》各方面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从而找到了孔子作《左传》祖本的有力佐证。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从孔子的时代，考察其作《春秋》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条件。为此，我广泛地考证了它的时代土壤、文化渊源，考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特别是史学方面的发展状况，史官制度、史籍、史学观念的成熟等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坚实时代基础，可以说，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孔子作《春秋》也有其个人的天才条件。为此，我对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治学和游历，作了全新的考察。发现他后半生的治学和游历，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并由此推翻了前人对此的许多怀疑和错误判断。如对孔子所说的“天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问题，前人乃至当代学者如钱穆对此也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笔者不仅以史料的考证，证实了它的确凿无疑，而且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开始学《易》——为了作《春秋》的需要。因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读史写史，不懂占卜、不通《易》，是无法进行的。考今之《左传》，占卜引《易》有一百多处，这也就是孔子后悔自己没有早几年学《易》的原因，也是他后来读《易》乃至“韦编三绝”的动力。再如，对孔子的游历特别是游楚的问题，朱熹、崔述、钱穆这些大师也对此有怀疑和否定。笔者不仅以《史记》、《论语》的有关记载，以及方志和各地名胜史迹、民间传说，证明了孔子游历的史实。而且以《左传》中的史料说明：孔子游楚是他作《春秋》的必然之举。《左传》记载楚事不仅最多最翔实，而且其中有称“楚王”、用楚语者——这是孔子直接录自楚史所致。为了全面揭示《左传》史料与孔子游历之间的关系，我将《左传》全书的事件一一按国别归类，“表见《春秋》”，结果显示，凡《左传》中计载史料具体翔实者，除了得自《国语》外，其余皆是孔子游历之国。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判断：《左传》的史料，主要来自孔子游历各国亲自搜集的“史记旧闻”。进而从更大范围考证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
最后，笔者粗略地探讨了孔子作《春秋经》这一误区产生的源头及其时代背景，以及误区的历史发展。以求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的误会。并对如何重新评价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作了简单小结。限于篇幅，加之学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议，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体例，反映了笔者探索的历程。
为了能更深入地考明史实，我曾专程赴京，寻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高校的专家学者，以求得到他们的指教，并希冀能从最新考古文物中找到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已经寥若晨星。
在前后历经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作了大量的笨工作。为防止自己的主观偏面，同时也为了最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几乎涉猎了从先秦到明清直至当代所能找到的有关本题的各种典籍，深入探讨了春秋研究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其中杜预、刘知几、朱熹、吕大圭、郑樵、吕祖谦、顾炎武、汪中、章太炎、刘申叔等大师的研究，给我的启发尤其大。我既注意吸收取正面的观点和材料，也重视研究反面的观点，考察其立论的依据，推究其错误的根源，犹如孟子所说，要做到“淫辞知其所溺，詖辞知其所陷”。它们促使自己看问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我还注意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考察结合起来，所谓“见微知著”。在这方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作了很好的开拓。他从文法虚词入手，考证《左传》的创作年代，曾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可惜，他的考证不够全面。笔者则沿着他开创的思路，重新作了更大范围的考察，从《尚书》《诗经》《春秋经》到先秦诸子，对高氏所提出的六个虚词的使用规律，逐一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高氏所作出的“左氏不是鲁人”的错误结论，并从文法虚词角度，进一步确定《左传》的创作时代。仅此一项工作，我化了几个月的时间——它们在本书中，仅仅占有一小段文字。但我由此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以无可置疑的典籍史料的考据为基础，提出并力证自己一系列的新观点：一是首次提出并证实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左传》的真正作者是孔子。二是通过严谨的考证，初步探索了孔子《春秋》的原貌——是记载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的纪事本末体。三是明确指出左氏割裂孔子《春秋》，加入逐条解经语而形成编年体的史实。四是以科学的态度探索了孔子“笔削”《春秋》之迹，揭示了孟子所说的“义则丘窃取之矣”的真实内涵，使历代经学家穷究了两千年而不明的“春秋大义”，揭去了神秘的面纱。五、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左传》全书史实翔实之国（除了小部分得自《国语》外），恰恰正是孔子游历之国，说明其史料，主要得自孔子的十四年游历各国搜集的“史记旧闻”，并指出孔子后半生治学——传《书》、删《诗》特别是五十多岁开始学《易》，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以上皆是前人所未说过的。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其它如孔子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本书立论虽新，但皆建立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事实说话，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本书破例运用了大量的表格，以便让读者从史料的比较和事实的统计中看清问题真相。
本书旨在澄清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同时对孔子作《春秋》这一重大的课题，作全新的探索。——之所以说全新，是因为从汉武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学坛就一直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不少人似乎依然未能摆脱习惯性的思维定势的左右，更无法接受孔子作《左传》蓝本这样的事实。因为人们头脑中的孔子《春秋》以及孔子的儒家理论乃至孔子本人的形象，经过两千年封建时代的舆论导向以及无数经生迂儒的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人们习惯了传统宣传的孔子，一个“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好谈迂阔之论的孔子，而无法接受另一个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的孔子——一个敢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孔子。
两千年来，随着孔子作《春秋》的本来面目的被掩盖、被歪曲，孔子的儒家理论也受到了本质性的阉割。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一味只宣扬“君臣大义”“忠君”，而完全掩盖和篡改了孔子仁学的核心“爱人”——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原则。孔子的思想中，从来就没有唯君是从、王权至上的理论。封建统治者宣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论调，是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孔子虽然推崇周礼，但礼只是手段，仁才是目的。如果礼违背了仁的原则，那么这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人而不仁如礼何？”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是关系到史学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理论课题。要真正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彻底肃清传统习见及其思维方法的牢笼。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孔子有没有作《春秋》？《左传》传不传《春秋》（《经》）？《左传》是否左丘明作？《国语》是否左丘明作？左氏为什么作《左传》又作《国语》？这些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就是因为对孔圣人作《春秋经》这个基本错误，没有加以彻底否定，因而对孔子的儒家理论，也就不可能展开全面的本质性的探索。
虽然本书在这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但由于春秋时期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因本人学力所限，本书依然不免粗疏浅陋。要彻底澄清全部问题，远非笔者所能胜任。本书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自感学浅才疏，尤惮于“买椟还珠”，本书少文乏采。透过那朴拙的文字，你可看见的，只是笨拙的思想之斧，开掘着巨大的学术之矿所撞击出的朵朵火花——它可能不象别的花朵那样，可供列赏玩，但或许能点燃起探索真理的熊熊火炬。
不揣浅陋，仅以千虑之一得，呈野人献芹之诚，就正于方家。
姚曼波自序于2002年元月 久竹斋

姚波

孔子《春秋》原貌考*
姚曼波



提要 本文通过史实的考证，证明孔子《春秋》即《左传》的史实部分，它本来是“重行事”的记事本末体；是具有完整建构、具有明确创作宗旨的完制，并且进行了艺术加工。
主题词 孔子《春秋》 《左传》蓝本
孔子《春秋》是古今一大疑案。孔子《春秋》是否是《春秋经》？自古以来，对此怀疑和否定者，不乏其人。但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很少对之进行寻根究底的探索：孔子所作如果不是《春秋经》，那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其原貌究竟如何？本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不仅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而且考明：一、孔子《春秋》就是《左传》的蓝本。《左传》的史实就是由它组成。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不分年的纪事本末体。三、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加上逐条解释《春秋经》语，将其变为依经立文的编年体。
一
孔子作《春秋》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壮举，孟子将其与大禹治水和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论。它对后代影响深远。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从秦汉以来人们对它的有关称述和引用的材料中，我们依然不难找到它的概貌。
在秦汉典籍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最详引用最多者，首推司马迁的《史记》。从太史公对孔子作《春秋》的具体称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孔春秋”的一些性质和特点。
《太史公自序》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这段话不仅说明，孔子《春秋》时间跨度为二百四十二年；规模是“文成数万”；而且标明，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恶，，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
董仲舒《春秋繁露》亦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卢文弨校本、凌曙注本皆认为当作“三十六”，下同），亡国五十二。”（《盟会要》），“……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春秋》立义，……”（《王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小国德薄，……”（《灭国》）
刘向《说苑》亦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说苑?卷三》）
从《淮南子》、董仲舒、刘向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笔者考证，《春秋经》之中，其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之中，弑君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一，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当然，笔者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易下断语，而是因为，笔者曾详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例如《孟子》是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者，但全书所征所引，无不出自《左传》，而未见一引《春秋经》。尤其是其中有引《左传》而点明孔子的：“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不见于《春秋经》，而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晋文公攻原之事，并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晋文公攻原得卫事，亦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尤其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序主述孔子作《春秋》，而“表见《春秋》”者，皆见于《左传》。这一切，无不说明，《左传》的“行事”部分与孔子《春秋》相同。所以说，它所记载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说的孔子《春秋》吻合一致，决非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必然联系的。即使我们不能说《左传》就是孔子《春秋》，但至少可以肯定，《左传》中有关“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记载，就是出自孔子《春秋》。如果我们把这些有关史实和文字列出，至少可见孔子《春秋》的大体轮廓和基本风格。
首先来看“弑君三十六”之史实记载。考《左传》全书所记，它们分别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经》记“公薨”）；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七年所载曲沃伯诱晋小子侯而弑之（《经》和《公羊传》俱无记）；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君昭公，（《经》与《公羊》无载）；桓公十八年齐侯使彭生弑鲁桓公（《经》记“公薨于齐”）；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经》《公羊》俱无记）；庄公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弑君子般（《经》记：“子般卒。”）；闵公二年庆父弑闵公（《经》记“公薨”）；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谷之《经》皆作“髡”）；僖公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经》与《公羊》俱无记）；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处臼”）；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在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公七年，郑伯髡被弑（《经》记“卒于操”）；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杀之（《经》记“楚子麇卒”）；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经》记：“齐侯阳生卒。”）；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壬。以上所记恰合三十六次。（案：定公十三年《经》记：“薛弑其君比”，而《左传》无记。）
据“弑君三十六”之数计算，则最后一位被弑之君是陈恒所弑的齐简公，这正是鲁哀公十四年之事。也就是说，孔子所写史记，从鲁国第一位被弑之君鲁隐公始，直至鲁哀公十四年止，恰合“二百四十二年”之数，这与司马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春秋》哀十四年记获麟事）恰恰是吻合的。
其次再看《左传》中关于“亡国五十二”的记载。考《春秋经》，所记亡国数仅三十五，分别是：庄公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僖二年灭夏阳，僖五年楚灭弦，僖十年狄灭温，僖十二年楚灭黄，僖十七年灭项，僖公十八年灭梁，僖二十五年灭邢，二十六年灭隗（《左传》为灭夔），文四年楚灭江，文五年楚灭六，文十六年灭庸，宣八年楚灭舒蓼，宣十二年楚灭萧，宣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宣十六年灭潞氏甲氏、留吁，成十七年灭舒庸，襄六年灭莱、灭鄫，襄十年灭偪阳，襄公十三年灭邿，襄二十五年灭舒鸠，昭四年灭厉，昭八年灭陈，昭十一年灭蔡，昭十三年灭州来，昭十七年灭陆浑，昭二十四年灭巢，昭三十年灭徐，定四年灭沈，定六年灭许，定十四年灭顿，定十五年灭胡。显然《春秋经》不合孔子《春秋》的亡国数。考《公羊传》亡国者亦仅四十余，亦不合“五十二”之数。
严格地说，“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他注重于对弑君亡国事件的调查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的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说明亡国之因，多半要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也有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往往只是一两句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中。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罗列如下：
1）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2）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3）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4）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5）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6）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7、8、9）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10）卫初亡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1）灭弦 僖公五年“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亲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12、13）灭虢、虞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14）灭温 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
15）灭项 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16）灭梁 僖公十八“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17 ）灭须句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18）灭邢 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僖公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19）灭原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
20）灭夔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21）灭滑 僖公三十三年（秦将袭郑，到了滑，郑商人弦高路遇，借犒师为名，机智地暗示秦国郑已有备，同时报告郑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22）灭江 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23、24）灭六、灭蓼 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25）灭庸 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侵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7）陈首次亡 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后又复封之。）
28）灭萧 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经》“楚子灭萧。”）
39）灭潞氏 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
30）灭舒庸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31）灭鄫 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32）灭莱 襄公六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33）灭逼阳 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
34）州灭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35）灭舒鸠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36）灭赖 昭公四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迁赖于鄢。……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
37）灭陈 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
38）灭蔡 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王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冬十一月，楚子灭蔡。”
39）灭肥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40）灭州来 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可民力，败不可悔。……”
41）灭陆浑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42）灭鄅 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
43）灭鼓 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
44、45）灭巢 灭钟离 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46）灭徐 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47）灭沈 定公四年“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48）灭顿 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49）灭胡 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50）灭蛮氏 哀公四年“单浮公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51）灭唐 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52）灭曹 哀公八年“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
《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灭鄋瞒之事，然鄋瞒非诸侯之国，故不当计于“五十二”之内。
有人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左传》一书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所书史实，基本笼盖了全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仔细分析全书关于这些史实的记载，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左传》所记弑君之事，不仅数字上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的孔子《春秋》吻合，而且这些史实的记载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与孔子的一惯思想相吻合。试看襄公七年，记郑伯髡被弑的经过：“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从“不礼焉……亦不礼焉……又不礼焉”终至被弑，字里行间，处处突出“礼”字。由于不懂得“礼”，导致被弑的可悲下场。这段文字，难道不正突出表现了孔子“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吗？
又如鲁隐公四年写卫州吁弑君，书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作者详写石碏之谏，揭示卫州吁弑君之因，是卫庄公的偏宠，放纵其“骄奢淫佚”，以至“贱妨贵，少陵长”等违礼的“六逆”行为的结果。同时宣扬“君义臣敬父慈子孝”所谓“六顺”的伦理道德，这一切，也同样无不与孔子的思想契若符节。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为记史而记史，而是为了表现明确的政治理念，即以礼义道德伦理治国的信念，而这恰恰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他要通过“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向人们一一揭示这些君为什么被弑、国为什么被灭的历史教训，宣扬他治国以礼以德为政的儒道及其对春秋时期兴亡衰败的历史规律的总结。因而常在史事中加入大段的人物议论，揭示题旨。这个特点，贯穿了《左传》全书。
二、各史实之间有机联系，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围绕着创作主旨，全书构成一个宏伟的有机整体。如写齐国陈桓弑君（鲁哀公十四年）、田氏代齐，作者追溯到陈氏的最初发家——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通过敬仲妻之占，预言“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并写完出生时的占卜，“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是为写鲁哀公时陈亡及陈恒专齐政张本。作者写鲁国季氏篡权，则溯源于季文子得政，鲁闵公二年写道：“季文子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写晋国政权的下移，则追根溯源到赵、魏氏的始封，闵公元年，晋献公派公子申生伐戎，“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并特地增饰毕万占卜的细节：“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封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闵公元年）这也明显是为《左传》后半部写魏氏主晋政作预示。《国语?晋语》同样记载“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灭耿、灭霍、灭魏及封赵氏、毕万之事。可见这是孔子另据它史所增写。灭耿、灭霍、灭魏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孔子之所以特别增此，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后来发展到“三家分晋”，这是源头。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从文章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它证明了《左传》的记事部分，有着贯穿全书的宏伟的整体建构。
综观《左传》全书的史实记载，有一条贯穿全局的主线“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思想：以礼治国、以德为政；违礼者亡，无德者灭。全书有经有纬，纵横交织，具有统一的布局，整体的宏伟建构。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作者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脉膊的宏观把握，明确地说，这就是孔子自己所归纳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是孔子对春秋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总结。全书正是围绕着它，以之为总纲来写的。作者选择鲁隐公元年为始，因为正是这一年，郑国发生了郑伯与其弟段之间的内战，公孙滑因此出奔到卫，卫国为之伐郑。郑国调兵遣将，以王师、虢师伐卫。接着卫国发生内乱，州吁弑君上台，新上台者为“求宠”“和民”，拉拢宋、陈、蔡等国，一起伐郑，于是开始了郑与宋、卫间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拉开了春秋时代诸侯兼并的第一幕——这可以看着是“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之始。“礼乐征伐”诸侯争霸，这是作者关注的第一方面的内容，“亡国五十二”是对此的集中描述。另一方面，是各国“臣弑君子弑父”的宫室内乱，大夫争权。“弑君三十六”，具体反映了政权从诸侯到大夫到陪臣的逐级下移。《春秋》写齐自齐桓公称霸，到简公被陈恒所弑，正历十世；晋国从晋文称霸，到顷公六卿专权，也历九世。写鲁国从季友专政，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至桓子被阳虎所执，正历五世。完全吻合孔子上述的历史总结，并且有立足全局的严密结构，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如对晋国六卿专政的结果，作者早在闵公元年就以毕万之占做了伏笔：“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对齐国的陈氏弑君篡权，则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通过对公子完的占卜，作了预言，并说“及陈桓子始大于齐”。可以看出，《左传》全书的本事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完全是按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机建构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左传》全书的史实，就是由孔子所作《春秋》组成。
由此可证，《左传》全书的记事部分，即由孔子《春秋》组成。
三、《左传》中生动的战争描述，出自孔子。举例来说，“亡国五十二”中之一的“灭滑”，只是秦晋崤之战的小插曲。灭滑，本非秦志。秦穆公本意要袭郑，只是半途被郑商人弦高识破，暗示郑已有备。不得不中断原计划，只得“灭滑而还”。滑的被灭，只是秦国侵略扩张野心而致的意外牺牲品。作者的重心是写崤之战。由此可以推断，崤之战，乃出自孔子之笔。
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其之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无疑是孔子所写的重点人物之一。而晋文公在《左传》中的记载，除了流亡各国十九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濮之战。作者写城濮之战，突出强调的主旨是尊王攘夷，并说“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役也，能以德攻。”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也是相吻合的。城濮之战，无疑出自孔子。
人们或许对孔子是否能把战争写得如此成功，如此生动传神，感到怀疑。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却并非不可能。一是春秋时期已有记载和研究战争的史料记载和专著，如《左传》中多次提到的《军志》就是其中之一。《国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晋文公伐原，也与《左传》所书相差无几。又如鲁成公二年，晋齐靡笄之战，《国语》就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六则生动细致的情节和人物对话的记载，如：“郤献子聘于齐，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郤献子怒，归，请伐齐。……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所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只以解志。’乃左并辔，右援枹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齐师大败，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这段对话、情节的生动描述，与左传》所书基本相同，说明它出自史官之笔。史料记载的丰实，无疑为孔子《春秋》具体准确地描述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孔子对此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收集，这从前面已提过的韩非子说“孔子闻而记之”，可得到证实。《论语》里也有《左传》战争记载的片断：“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之战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此亦可证，《左传》中的战争描写，可能出自孔子。再次是孔子本人也对战争有过专门的研究。《史记》对此就有记载——季氏曾问孔子学生，为什么如此精通军事，回答说是向孔子学的。
四、孔子《春秋》，文笔富艳精工，是“文质彬彬”，文史并胜的杰作。看《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文，叙事生动，有传神的人物特写。如桓公元年二年写宋督弑君：“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文字简洁而形神毕现。“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仅用九个字，即勾魂摄魄地勾勒出了好色之徒的形象。又如写楚国公子商臣弑父：“商臣闻之（指他将被废除太子之位），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潘崇曰：‘享江而勿敬也。’从之。江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的死。弗听。丁未，王缢。”（《左传》文公元年）三个人物，跃然纸上。三问三答，紧锣密鼓，不仅极鲜明地反映了人物个性，而且通过那短促有力的节奏，传达出紧张的气氛。再如，写晋灵公的“不君”而被弑，写齐庄公通崔杼之妻而被弑，其“拊楹而歌”的细节（襄公二十五年），无不写得有声有色，情节跌宕起伏，场面富有戏剧性，丝毫不减于后世的小说。
又如写“亡国五十二”，如写狄灭卫：“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受甲者”之语，令人忍俊不禁，极为犀利而生动地嘲讽了卫懿公好鹤而轻人导致亡国的可悲。孔子叙事的生花妙笔，可见一斑。
五、孔子为了突出主旨，还对史料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如鲁昭公元年写楚公子围弑君。事先着重描述他赴诸侯盟会的虢之会时，身为令尹却僭越用了国君的服饰排场“设服离卫”，以及因此而在各国使节中引起的种种议论——作者不惜辞费，一一写了叔孙穆子、郑子皮、子羽、齐国子、宋合左师、陈公子招晋乐王鲋、楚伯州犁、蔡子家等人的对话“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这些议论，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场面气氛，浓笔渲染公子围的狂妄嚣张及急不可待的篡权野心，大大强化了公子围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写出了这些议论人物——他们都是各国政要——的性格特点。通过对同一事件所作出的不同反映，有意让他们的性格形成鲜明的比照，可谓匠心独运。对照《国语》对此事的记载，虽然史实完全相同，但议论人物只写了三个，而且对话繁芜乏致：“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郑子皮曰：‘有执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公子围，其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其有心矣。……’公子围反，杀郏敖而代之。”
两相对照，明显看出《左传》在原史料的基础上，删繁取精，并进行了艺术加工，增饰了人物，突出了主旨。这大概就是孟子说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真谛吧。
《论语》记载孔子对“文”颇为重视。他对学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左传》叙事的生动，与孔子的尚“文”、富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很有关系。
六、“运之三代” 孔子《春秋》，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在内容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司马迁说的“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运之三代。”《春秋经》仅及周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三代之事。考《左传》，全书则颇有“运”及三代之事者。如：
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緡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襄公四年，晋侯准备拒绝山戎求和，魏绛引夏史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余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于是遂亡，……”
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昭公二十六年引周史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鄩……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避难，越去王都……在定王六年，……至于灵王……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殷民七族……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而封于夏虚。……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
从上所举可以看出，在人物的讲话中，插入三代史实，这就是“运之三代”。以古鉴今，这可看作孔子表现《春秋》“大义”的重要手法。其内容所及，不仅反映历代政治的兴亡，还涉及古代天文地理历法典章名物制度等等，可谓学际天人。
七、“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书中的许多史实记载看，孔子《春秋》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而不是现在所看到的编年体形式。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说孔子《春秋》“重行事”，考察《左传》的“行事”记载，有许多都不按编年来写。就其写弑君灭国的“行事”来说。鲁桓公二年书晋曲沃庄伯弑君事曰：“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伯伐翼，弑孝侯。”这段事，时间跨越了二十年以上。明显不合编年之体。再举灭国的例子来说，鲁庄公六年写楚国灭邓，其文曰：“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伐邓，是在七年；灭邓，是鲁庄公十六年的事，但却超前了十年，与庄公六年的事写在了一起。这在时序与体制上都是不合理的。全书这样的例子触目可见，这就充分显示，孔子《春秋》本来并不是按编年来写的。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左传》，就会发现，其实，《左传》一开头就不是按编年写的：“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年号是隐公元年，却从惠公纳继室声子——鲁隐公之母、娶宋女仲子——鲁桓公之母开始。这显然是为了后面鲁桓公弑隐公篡位作伏笔。但在编年上，早于隐公元年好几十年，故显然不合编年之体。
推究孔子之所以不按编年来写的原因，是与他的创作宗旨分不开的。孔子与“承告而书”的史官最大不同在于，他要借史明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讲空洞的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用历史的事实来警告统治者。所以，就不能就事论事地罗列现象，而必须深入挖掘弑君灭国的历史根源。这就必须把史实的渊源，其来笼去脉展示在读者面前。而一件弑君亡国的大事，其酿成到发生，总要经历数年数十年。就拿上述晋国孝侯的被弑来说，从二十二年前，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封地过大，曲沃大于晋都翼，“末”大于“本”。作者通过师服预言：“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为了根究其源，作者不仅追溯到二十几年前，甚至到更早——从晋文侯仇及其弟成师——桓叔的出生命名开始。给孩子取名叫“仇”与“成师”，其好战的本性可见一斑。师服曰“始兆乱矣”，它似乎预兆了弑君灭国诸侯争霸之“乱”的即将开始，为“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显而易见，孔子为了“明道”“窃义”，必须打破《鲁春秋》的编年体传统体例，而取纪事本末体，才能穷根究底，揭示无数悲剧的历史根源。
再举晋怀公的被弑来说，其背景就更复杂了。它渊源于晋献公时期的晋室内乱。献公好色，偏宠骊姬，导致杀嫡立庶。献公死后，晋室大乱，怀公之父夷吾就是乘乱上台的，而他刻薄寡恩，残暴无信，“外内恶之”。作为继位者的怀公，毫无政治基础。而他的对手晋公子重耳，则是历经了十九年磨难的成熟政治家，又有秦国作坚强后盾。秦穆公亲自扶持重耳回国即位，这就造成晋怀公被弑的必然命运。整个事件，错综复杂，历经数十年。从晋献公伐骊，杀申生，驱逐其余二子，重耳之流亡，晋惠公执政，秦晋矛盾，到晋文公即位杀怀公。原都是盘根错节而又前后关联的整体。左氏将其按编年作了一些分割，但还是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最明显者，就是僖公二十三年写晋公子重耳之流亡经历：“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案晋献公派兵伐蒲城，其事本来发生在僖公五年；处狄十二年，当是鲁僖公十七年，若按编年体，本不该放在僖公二十三年文中。接着又写了公子重耳“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乃送诸秦。……”这是从鲁僖公十七年到僖公二十三年六年间所经历的事，也都编在了这一年里。这与现在的编年体例，有着十分明显的矛盾。但在孔子《春秋》里，却是必然写在一起的——正是十九年的坎坷，锤炼了重耳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当时最有力的两个大国——楚国和秦国的赏识和支持，使他得以成功地回国即位，杀了晋怀公。
综上所述，对孔子《春秋》的原貌，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时间跨度和内容上，孔子《春秋》基本笼括了《左传》全书。可以肯定地说，《左传》的记事部分，就是孔子所作《春秋》。
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三、孔子《春秋》内容广泛，从春秋时期的“弑君”“灭国”到三代之史，从政治、军事到天文历法典章制度刑法职官世系等等，无所不备。正如司马迁所说“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四、孔子《春秋》全书是具有整体建构的完制，有涵盖全书的宏伟构思，有明确的创作思想，并且为突出表现主旨，而对原始史料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
五、孔子《春秋》是文学性很强的史著，从情节、人物、对话，都进行了精心的提炼，加工改造，而不是原始的“史记旧闻”。今之《左传》的“艳而富”，皆出自孔子之才笔。

姚波

《史记》所称引的孔子《春秋》
姚曼波



在秦汉典籍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最详者，当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因其身为太史令，汉代秘府“史记金匮石室之藏”，北平侯张苍所献及景武之际“古文春秋经传”“获于孔壁者”，司马迁都能看到。他又曾与“世传左氏学”的贾谊之孙贾嘉通书，向“躬藏孔氏古文”的孔子后裔孔安国“问故”，司马迁掌握的孔子《春秋》史料，无疑是最全面最丰富的。所以，考证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史记》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一、从《史记》所载，可证孔子作《春秋》确有其事
《史记》全书多处称述孔子作《春秋》之事。
《三代世表》曰：“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
《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诸侯恣行，淫行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旨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者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间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儒林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太史公自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昔西伯拘攸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案：从上所引，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动机、过程、及其内容、规模、特色等等皆非常熟悉。从中至少可以说明几点：
一、孔子作《春秋》确有其事。司马迁不仅对其内容了解详切，而且曾亲自阅读过其书。
二、孔子作《春秋》，时间始于“为鲁司寇”而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之时。而非如后代某些经学家所说，在去世前两年。
三、孔子为作《春秋》，不仅“观书周室”，而且周游历国。曾“厄陈蔡”。也就是说，曾作过广泛搜集史料的工作。
四、从“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看，孔子之《春秋》，已经严格笔削，乃至一字不可易，当是成熟的完制，而非原始资料堆积的“史记旧闻”或“口说”。
二、从《史记》的诸多称述，考“孔春秋”的性质

从《史记》全书对孔子作《春秋》的诸多称述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孔春秋”的具体性质和特点。
《太史公自序》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可见“孔春秋”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明确说它“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这说明“孔春秋”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二、从《春秋》的“文成数万”，说明其规模远胜于文仅一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司马迁称公羊为“春秋杂学”，称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为“名为明于《春秋”（《儒林列传》），刘歆称《公羊》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已远”（《汉书·刘歆传》）。则此《春秋》断非指《公羊》可知。三、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提法，与《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的提法完全一致，再次证实，孔子所作非《春秋经》，而是与《左传》有相同内容的书。
其次，《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所谓“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说明“孔春秋”虽依鲁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而非如今之《春秋经》，仅及周之一代。前人往往把“故殷”解为“故宋”，但实际上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宋在《经》《传》中并不占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何况《春秋经》并不及宋之“故”。并且《经》未见任何“运之三代”之事。章太炎先生曾提出《春秋》附有谱谍“《世本》”，说：“有《春秋》而无《世本》，则本经不过一代之书。穿穴三世，比于画指为文，乃不得不言托文起义，若是，则《春秋》方为史官之大蛀，与街谈巷语何别？”[1]笔者认为，如果孔子《春秋》本文没有片言只语言及三代，后面何以会附以三代之《世本》？退一步说，如果正文毫不涉及三代之事，即使附有三代《世本》，又怎能说是“运之三代”呢？与此可为佐证者，《史记·五帝本纪》曰：“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表见皆不虚。”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史记·三代世表》再次把孔子作《春秋》与“历谱谍”“五德之传”联系在一起。：“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案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孔子传“历谱谍”“五德”之事，并每次都与“次《春秋》”联系在一起，可见二者之间的确具有独特的内部联系，说明“运之三代”确是孔子所作《春秋》的特具内容之一。
上面引文还有“纪元年”“正时日月”之语，笔者推测，原《鲁春秋》并非始于隐公，孔子截自鲁隐元年为始，作《春秋》，并对原《鲁春秋》的时日月进行了考正。考今之《春秋经》，其“时日月”颇有与《左传》乖违之处，《经》多误，后者倒有正过之迹。如《经》文公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传》：“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经》为五月，且无日。一般地说，《经》用的是周历，所以《左传》的“四月乙亥”——不论它用的是周历、殷历、还是夏历，《经》无论如何不应是“五月”，故有误。又《经》文公十四年书“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未书明时日。《左传》书：“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后者年月井井，史实具体。显然是经过细致的考证了解。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九月，晋惠公卒。”而《春秋经》则记于僖公二十四年：“冬，天子出居于郑。晋侯夷吾卒。”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二十四年春，怀公已称“公”承位，则惠公无论如何不会死于二十四年冬。《国语·晋语》也记载：“（僖公二十三年）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甲午，军于庐柳。丁未，……即位于武宫。戊申，刺怀公于高梁。”《晋语》的记载与《左传》相近，惠公之死都在二十三年。《春秋经》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经》真的经过“笔削”，“正时日月”，则这样的错误是不会存在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历叙孔子作《春秋》的渊源、地位、影响，并特别
指明《年表》与《春秋》的关系曰“表见《春秋》”：“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十四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又一次提到了《春秋历谱谍》，再次印证上文的“传《五帝德》”“《帝系姓》”“历谱谍终始五德”之语非虚。其次对“兴于鲁而次《春秋》”之语该作何理解？传统解为以鲁国为主编次《春秋经》。然而大量的事实说明，《春秋经》与秦汉硕儒所称的孔子《春秋》有诸多不合，故可以断定，此《春秋》决非指《春秋经》。刘歆《七略》说：“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章太炎推断：“然则以本事说《经》者，即夫子矣。且《经》与《传》，犹最目与委屈细书。”[2]此亦足以发朦启聩。
其三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中的“书”作何解释。传统都把它解释为“书写”，即经学家所说“夫子之《经》，书于竹帛，微言大义，不可以书见。”然若未书于竹帛，何得称为“文辞”？既称“以书见”，又明言“文成数万”，则已成书矣。且司马迁说“孔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此即“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怎能说是没有写于书？如果孔子不敢“有所刺讥褒贬挹损”，则又何必写《春秋》？再说，从后文所举的“孔春秋”的渊源影响《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来看，它们都与《春秋经》毫无关系，而只与《春秋传》即《左传》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前面说的《春秋》是指孔子作的《春秋经》，而后面说的《春秋》是指丘明作的《左氏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逐字解释《春秋经》、完全依《经》而立的《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只字未提呢？而反要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的吕、孟、荀、韩生拉硬扯在一起呢？这是无法讲通的。。
其四所谓“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里的“孔子史记”究竟是什么？传统的经学家说是指《春秋经》。笔者前面已驳其谬，兹不赘。章太炎先生、刘师培则把“孔子史记”解为孔子所搜集的“史记旧闻”，说孔子“因史记旧闻而为经”，左丘明“因史记旧闻而为传”。
这是沿袭前人的误说。其实，如果《春秋经》真的与《左传》同源，二书就不当存在史实互相抵牾现象。如果说是因为“列国旧史稿草本有互歧，不能质定”，因而听凭《春秋经》存在那么多隐讳失实褒贬失当、沿革不定、详小略大等等众多的弊病。那么，孔子的“笔削”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司马迁既然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已是笔法严谨的完制。那么，“孔子史记”既不应是“笔削不明”的《春秋经》，也不可能是毫无笔削的“史记旧闻”原始史料汇编。“孔子史记”实则就是孔子《春秋》，这里之所以不称《春秋》，仅仅是为避免与左氏《春秋》文字之重复。《左氏春秋》是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纂编而成的。左丘明对“孔春秋”作了多大程度的加工改造，我们暂且不论，但其主体无疑必由“孔春秋”构成，则已从前面所举的大量事实得到证明。否则，司马迁也决不会如此厚此薄彼。
其五 司马迁后面紧接着说“铎椒……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为《铎氏微》；……虞卿上采《春秋》……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很明显，这里谈的是孔子《春秋》对后代的影响。从左丘明、吕不韦到董仲舒，都依据孔子的《春秋》著书立说。有人把后面的《春秋》说成是《左氏春秋》，是不合逻辑的。前面主述孔子作《春秋》，后面怎么可能突然抛开了它，大谈特谈左氏了呢？何况，就以“董仲舒推《春秋》义”来说，他是公羊派，一直以孔子的嫡传自居，怎么会抛开了孔子《春秋》去“推”《左氏春秋》之“义”？所以，自始至终，贯穿前后文的《春秋》，从先秦诸子到董仲舒，所“删拾”“捃摭”的“《春秋》”，都是孔子《春秋》。既然“捃摭”的是孔子《春秋》，为什么其文字又都见于今之《左传》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左传》的文章取自孔子《春秋》。司马迁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俱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从本书前面所详细引述的一系列事实，从《 孟子》、《韩非子》、《淮南子》，诸书所引史料皆见于《左氏》，其称名则唯见“孔子作《春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其六、“序”最后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从“骋其辞”“断其义”到“表见《春秋》”，皆遥承孔子作《春秋》而来，此《春秋》亦当指“孔春秋”。从地位上说，“孔春秋”是源，《左氏春秋》是流。就常理而言，“序”为正文而写，“序”既以孔子为主体，则“年表”自当以“孔春秋”为本。细考“年表”所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见于《左传》，这不能不使人进一步推断，《年表》所取于《左传》者，皆源自“孔春秋”。反之，如果《年表》所“表见”者皆为左丘明所作，则序的主体自当以左丘明为主。否则，岂非本末倒置？
刘逢禄、康有为、徐仁甫辈曾以《史记儒林列传》未论及《左传》为由，否定《左传》的客观存在，说是刘歆据《国语》而伪作。又说司马迁《年表》的“表见《春秋》《国语》”者为“表见《国语》”。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为何《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不主述丘明作《国语》，而要主述与《国语》毫无关系的“孔子作《春秋》”呢？《国语》与《春秋经》毫不相干，为何司马迁要把他们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且《左传》与《国语》的体例、思想倾向、文字风格毫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出自一书？此谬说已遭到学界一致批驳，不赘。
三、从《史记》所征引史料考孔子所作《春秋》

《史记》全书所征引《春秋》即《左传》史料超过二百多条。同一史料，又同时被《本纪》《世家》、《书》《列传》、《年表》等反复引用，累计达八百五十多条次以上。据笔者粗略统记，其中征引最多的是《十二诸侯年表》，达四百多条次。《年表序》说“表见《春秋》《国语》”，其实主要是表见《春秋》即《左传》，《春秋经》《国语》《公羊传》只是偶一用之。如果我们把《年表》中征用《左传》与《春秋经》的情况作一简单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被经学家所吹捧的“圣人所作《春秋经》”与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在司马迁心中所占的不同地位，从而看清问题的真谛——按常理推，司马迁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崇孔子《春秋》，如果孔子所作是《春秋经》，则必然会对它予以特别重视，甚至应是唯《经》是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且看《年表》所列：
（一）《春秋经》与《左传》记载史实相同者，《年表》用《左传》文而不用《春秋经》文。
《春秋经》文
《左传》文
《年表》文
隐3年“宋公和卒。癸未，葬宋穆公。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使公子冯出居于郑。
（宋表）“公属孔父立殇公。冯奔郑。
隐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此二人实弑寡君……”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
（卫表）“州吁弑君自立”。（陈表）“卫石碏来告，故执州吁。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桓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宋表）华督见孔父妻好，悦之。华督杀孔父，及杀殇公。
桓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
（郑表）“伐周，伤王。”
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为公取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以厉公归而立之，昭公奔卫。
（郑表）郑昭公元年）忽母邓女，祭仲取之。（郑厉公四年）祭仲立忽，公出居栎。
桓十六年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
会于曹，谋伐郑也。
公会（曹），谋伐郑。
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星陨如雨，与雨偕
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遂弑之而立无知……-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鲁表）子纠来奔，与管仲俱避毋知乱。（齐表）毋知杀君自立。
庄公九年，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葬齐襄公。八月，庚申，猿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
雍廪杀无知……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鲍叔帅师来言：“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焉。”---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鲁表）鲁欲与纠入，后小白，齐距鲁，使生致管仲。
（齐表）春齐杀毋知。
庄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会于鄄。
复会焉，齐始霸也。
始霸，会诸侯于鄄。
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公使吊焉，……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
鲁表）臧文仲吊宋水。（宋表）宋大水，公自罪。鲁使臧文仲来吊。
陈人杀其公子御寇。
陈公子完与歂孙奔齐。歂孙自齐来奔。……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子占之，曰：“吉。……有女为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陈侯使筮之---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 -若在异国，必姜姓也。…… ”
（齐表）陈完自陈来奔，田常始此也。
厉公子完奔齐。
（陈厉公二年）生敬仲完。周史卜之完，后世王齐。
闵公二年。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
十有二月，狄入卫。
共仲使卜齿奇贼公于武闱。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乃缢。……共仲通于哀姜，……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
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
（鲁表）庆父杀闵公。季友自陈立申，为僖公。杀庆父。
（僖公元年、齐表）杀女弟鲁庄公夫人，淫故。
（卫表）翟伐我，公好鹤，士不战，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后。……
僖公二年。城楚丘。
虞师晋师灭下阳。
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齐表）为卫筑楚丘。救戎狄伐。
（卫表）齐桓公率诸侯为我城楚丘。
（晋表）荀息以币假道于虞以伐虢，灭下阳。
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管仲对曰：“……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生奚齐……及将立奚齐……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毒而献之……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齐表）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责包茅贡。
申生以骊姬谗自杀。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九年春宋公御说卒。。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于葵丘……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晋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在子奚齐。
-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夏，会于葵丘，寻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九月，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
齐侯以诸侯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
……晋郗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
（鲁表）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
（齐表）夏，会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赐胙，命无拜。
（晋表）公卒，立奚齐，里克杀之，及卓子。立夷吾。
（秦表）夷吾使郤芮赂，求入。
（宋表）公薨，未葬，齐桓会葵丘。
僖公十年。狄灭温。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晋杀其大夫里克……晋杀大夫里克。
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 -”
（齐表）使隰朋立晋惠公。
（晋表）诛里克，背秦约。
（秦表）丕郑之子豹亡来。
（宋表）目夷相
僖公十九年。梁亡。
梁亡……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的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秦表）灭梁。梁好城，不居，民罢，相惊，故亡。
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会于孟。执宋公以伐宋。……-释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
（楚表）执宋襄公，复归之。
（宋表）召楚盟。
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宋公兹卒。
齐侯伐宋……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齐表）伐宋，以其不同盟。（宋表）公疾死泓战。
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
……王出适郑，处于汜。……
（周表）王奔汜。汜，郑地也。
上列之例，《经》《传》所记史实相同，但史公却独取《左传》之文，丝毫不用《经》文。按照传统经学家的说法，“春秋大义”即寄寓于《春秋经》“一字之笔削”中，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字字含有大义，则司马迁为何不用《春秋经》之文，而用《传》文呢？这岂非背弃了孔子的“春秋大义”吗？这与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推崇，岂不是太自相矛盾了吗
（二）《经》《传》记载史实乖违者，《年表》从《传》背《经》。
《春秋经》文        《左传》文　        《年表》文
隐公十一年，公薨。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羽父使贼弑公于蔿氏。
（鲁表）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公不听，即杀公。
庄公三十二年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共仲使圉人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庄公弟叔牙鸩死。（庆父弑）子般。季友奔陈。立闵公。
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馗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赵盾使赵穿逆公子黑臋于周而立之。
（晋表）赵穿杀灵公。赵盾使穿迎公子黑臋于周，立之。
襄公七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
（郑表）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诈以病卒赴诸侯。
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
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蔡表）大夫共诛昭侯。
对《经》的隐讳失实处，《左传》予以揭露。史公皆从《左传》，几乎可说是唯《左传》“马首是瞻”。
（三）取材舍《经》求《传》
《春秋经》记载了许多事件，有些还是重大事件，但出人意料的是，司马迁似乎对它们熟视无睹，毫无兴趣。全然不取。唯取《左传》所载。且看：
《春秋经》        《左传》        《十二诸侯年表》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来归惠公仲子之贝冒。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大叔完聚……将袭郑……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母声子。（鲁表）
段作乱，奔。（郑表）
桓公六年春正月，是来。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阅。蔡人杀陈侯。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纪侯来朝。
楚武王侵随……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
侵随，随为善政，得止。（楚表）
山戎伐我（齐表）。
大子忽救齐，齐将妻之。（郑表）
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秋，公至自伐卫。螟。冬齐人来归卫俘。
楚文王伐申过邓……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不许……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伐申过邓，邓甥曰“楚可取”邓侯不许。（楚文王十二年表）伐邓，灭之。（楚表）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济西。秋有蜮。冬十月。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女为归于京师，实惠后。
取陈后。（周表）
桓十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谋。夫人姜氏如莒。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燕、卫伐王，王奔温，立子颓。（周表）
伐王，王奔温，立子颓。（燕表）
庄公二十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夏五月，癸丑，卫侯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归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冬，公子友如陈。
晋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尽杀晋侯群公子。
庄二十六年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夏，士蔿城绛以深其宫。
始城绛都。（晋表）
庄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冬，杞伯姬来。莒庆来逆叔姬。杞伯来朝。公会齐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赐齐侯命。（周表）
庄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夏四月，丁未，邾娄子琐卒。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邾娄人救郑。冬，筑鄢。大无麦禾。臧孙辰告于齐。
……-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骊姬嬖，欲立其子……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即屈……
伐骊戎，得姬。（晋表）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申、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骊姬故。（晋表晋献公十二年）
闵公元年春王正月。齐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冬，齐仲孙来。
……-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
（灭）魏、（耿）霍。始封赵夙耿，毕万魏，始此。（晋表）
僖公十一年。春。晋杀其大夫丕郑父。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
（周表）戎伐我。太叔带召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
（秦表）救王伐戎，戎去。（楚表）伐黄。
僖公十二年。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齐表）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礼，让，受下卿。
僖公十三年。狄侵卫。夏，四月，葬陈宣公。公会齐侯、宋公、陈侯……于咸。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齐。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
（齐表）使仲孙请王，言叔带，王怒。
（晋表）饥，请粟，秦与我。
（秦表）丕豹欲无与，公不听，输晋粟，起雍至绛。
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夏六月，季姬及鄫遇于防。使鄫子来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郑。冬，蔡侯肸卒。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
（晋表）秦饥，请粟，晋背之。
（楚表）灭六、英。
以上所举，仅是僖公十四年前的部分事例，限于篇幅，不一一枚举。可以说，从史料到文字，全表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依照《左传》而列。《经》之所载，那怕是大事如灭国之类，也未采用。计鲁隐公在位十一年，《春秋经》记载史料七十一条，被《年表》所用者仅三条；桓公在位十八年，《经》记载一百一十九条，也只有两条被录用。其余皆采用《左传》。如果孔子作的是《春秋经》，那么，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褒奖岂非太令人费解了吗？（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史公的重心在“齐桓晋文之事”。）
（四）舍《经》的大事，取《传》的细节
史公取材舍《经》求《传》，是否是出于对史料的真伪、轻重的考虑呢？事实并非如此。《年表》常常对《经》所记载的征伐盟会的大事，不书一字；而对《左传》所书的细节，却书之甚详。如：
《春秋经》        《左传》        《十二诸侯年表》
桓公元年。公即位。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庄公而惠公薨。（隐元年）
（鲁表）母宋武公女，生手为“为鲁夫人”
僖三年。徐人取舒。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冬，公子友如齐莅盟。楚人伐郑。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与蔡姬共舟，荡公，公怒，归蔡姬。（齐表）
以女故，齐伐我。
僖十一年，晋杀其大夫丕郑父。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冬楚人伐黄。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以是为而子……”生穆公，名之曰兰。（宣公三年）
有妾梦天与之兰，生穆公兰。（郑表）
襄九年夏，季孙宿如晋。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穆姜。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
公送晋侯。……问公年，……晋侯曰：‘十二年矣……君可以冠矣。……’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
与晋伐郑，会河上，问公年十二，可冠，冠于卫。
宣十七年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秋公至自会。
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晋使郤克来齐，妇笑之，克怒，归去。（齐表）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公。夏蔡吴朝出奔郑。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冬公如晋。
楚子---生大子建---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昭十九年）
王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楚表）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薨于楚宫……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
襄公薨。
昭公年十九，有童心。（鲁表昭元年）
史公对《经》所载之征伐盟会大事都未取，却独选取《左传》的某些重要细节——它们貌似小事，却是后来引发重大政治事变和军事事件的导火线，这表现了与《左传》作者相同的史学家的眼光和取材标准。
总之，无论从史料取舍还是思想倾向、文字表达，司马迁无不唯《左传》是从。这种轻《经》重《传》、弃《经》从《传》的表现，使人不能不再次对孔子作《春秋经》的传统说法，加以否定。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是，《史记·儒林列传》主述六经的传授源流时，只提《公羊》《穀梁》二家，而只字未提亲得孔子授受《春秋》的《左传》；另一方面，《十二诸侯年表序》主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流传影响时，则首提《左传》，却一字不提当时被推为解释《春秋经》正宗的《公羊》《穀梁》二传，反而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吕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韩非子》《孟子》《荀子》，紧列其后。如果说，《儒林传》不提《左氏传》，还能用《左传》当时未被列为学官来解释，那么后者，就无论如何解释不通了。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左传》所传，是孔子《春秋》；《公羊》《穀梁》传的是官书的《春秋经》。孔子《春秋》，是私家所修；而《春秋经》是官书，二者异源异流。从先秦到司马迁，当时看到的孔子所作《春秋》，就是《左传》蓝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孟子》到司马迁，人们所称名皆为孔子，而所引徵则全为《左传》的根本原因。
顺便说一下，《年表》序说“表见《春秋》《国语》”，康、徐之流把它说成是“表见《国语》”固然不对，但说它仅“表见《春秋》”与《国语》全然不相干。这也是偏面的。《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左传》无记，故取《国语》为补充。如《年表·共和元年》：“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即取自《周语》：“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韦注：“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又，《年表》幽王元年：“三川震。”取自《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年表》幽王三年：“王取褒姒。”取自《国语·郑语》中关于褒姒的传说。
总之，“表见《春秋》《国语》”者，是分别指（孔子）《春秋》（《左传》的蓝本）《国语》二书而言。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取自前者。
细考《史记》全书，不仅《年表》弃《经》从《传》，而且无论《本纪》《世家》《书》《列传》，举凡春秋时期史料，皆主要取自《左传》。有的几乎一字不改，全取原文，如《晋世家》：“（献公）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对照《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基本照搬原文，只改动极个别字句。
据笔者粗略统计，除《年表》外，《史记》还引用《左传》达四百条次以上，其中，《周本纪》取用《左传》近20条，《周公世家》取用46条，《晋世家》75条，《郑世家》45条，《齐世家》52条，《楚世家》50条，宋32条，卫25条，管蔡21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同时也正是《左传》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它也从一个方面揭示孔子与《左传》的特殊关系。《史记》中的事实再次证明，孔子《春秋》，就是《左传》的祖本。
[1]注：《章太炎全集·春秋左传读叙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818页。
[2]注：《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三）册411页。

姚波

        本文章于2004-2-18发布 累计浏览3028次                
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所称引的孔子《春秋》
姚曼波


《史记·儒林列传》曰：“汉初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刘歆称董仲舒“为群儒首”，可见董仲舒在春秋学上的特殊地位。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传授春秋学，受过他的影响，其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即得自于董仲舒。《十二诸侯年表序》列述孔子作《春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时，特地提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要解开孔子作《春秋》这个千古之迷，董仲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及儒家类“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据其本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董书渐佚。隋、唐《志》著录有《春秋蕃露》十七卷，疑是后人杂采缀辑而成。《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汉书》本传谓之“说《春秋》事得失。”说明董仲舒对《春秋》的确作过研究，有过著述。《春秋繁露》虽未必全出仲舒，但他既以“明于《春秋》”名世，则其中关于《春秋》之论，当主要出自董氏。今之《春秋繁露》大体当是可信的。
一、从董仲舒的有关称述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质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这段话，与《太史公自序》所说内容一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二者语言虽不完全相同，但主旨相互吻合，故可证的确出自董仲舒。
董氏虽是重于“微言大义”的公羊学派传人，但在这段话里实事求是地承认，孔子作《春秋》重于“行事”，所谓“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即搜集史实，以寓是非褒贬；所谓“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即“因衰世往事”寄以“明王致治”之深心，而非空言说《经》。董氏下文又引《春秋》说明这一点：“……爱民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人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同前）楚灵晋厉之“不仁”，尤其是宋襄公之“不厄人”其行事皆见于《传》。僖公二十二年《经》唯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宋襄公如何“不厄人”，未书一字。唯《传》乃写宋襄公坚持“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公羊传》）“不以阻隘”（《左传》）“不鼓不成列”（《公》、《左》），不愿趁楚师渡河未成列之际袭之，终至大败。不仅是被康有为称为“得《春秋》之本”[1]的《俞序篇》，所称述的《春秋》“行事”，皆出自《传》而非《经》，其它篇也无不如此。若《经》而无《传》，“虽圣人面壁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故从“重行事”而言，孔子所作当非《春秋经》而乃《春秋传》。
其次，对于《春秋经》与《春秋传》的地位，《春秋繁露》中常把《经》与《传》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并无厚此薄彼、尊《经》卑《传》的倾向。其《玉杯篇》曰：“《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繙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这说明《经》仅“发其端”，而《传》乃明其义。请看董氏所引《春秋》：“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案《春秋经》十五年唯记：“宋人与楚人平。”寥寥数字，并不见子反之名，且将“楚人”置于“宋人”后面，何由见其“大之”？唯《传》详述司马子反“恤宋民”而主动撤兵释围之事。既然董氏说孔子作《春秋》“重行事”，而且他阐明《春秋》大义所引《春秋》又只见于《传》，如果联系《汉书》刘歆班固所说“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之语，就更可证明，孔子所作是“传”而不是《经》。
再次，董氏在《春秋繁露》中不仅有《经》与《传》的不同提法，而且把《春秋经》与其它五经并称“六艺”：“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玉杯》）案《汉书·儒林传》云：“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治之成法也。”《史记·滑稽列传》也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把《春秋经》称为“六学”“六艺”——特别是后者出于孔子之口，当然是“王教之典籍”，乃“先圣所修”，非孔子自己所作。
而对于《春秋经》的作者，董仲舒不止一次地称之为“君子所作”：“《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亟子之所闻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楚庄王》）又“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同上）案：《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曰：“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公羊传》：“何言乎公有疾乃复？杀耻也。”董氏只说《经》为“君子作”，而不说孔子作。在《春秋繁露》中，董氏每引孔子语，多称孔子或“仲尼”，而少见称其为“君子”者。（《论语》和先秦其它典籍，亦极少见称孔子为“君子”者。）
从上所述，可以说明三点：一孔子所作《春秋》，注重“行事”；二，《春秋》大义，不存于《经》，而存在于《春秋传》的“行事”之中；三、《春秋经》乃君子作。
二、董氏所引《春秋》颇有出《经》和《公羊》之外而见于《左传》者

董仲舒《春秋繁露》阐发“大义”所引《春秋》，皆见于《传》而不见于《经》。被康有为标榜为“春秋总义”的《春秋繁露·王道篇》曰：“鲁隐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倦倦之心，《春秋》嘉义气焉，故见之，复正之谓也。”案以上事实，皆见于《传》。而不见于《经》。鲁隐公代桓公立，《经》无只字记载。关于祭仲事，《经》仅于桓十一年记：“九月，宋人执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并未记及祭仲“出忽立突”之事。至于公子目夷事，《经》于僖公二十一年仅记：“楚人使宜申来献捷”，
《王道篇》于下文又列骊姬乱晋、陈侯佗淫于蔡而被杀、闵公与宋万搏而被弑、虞公贪贿而亡国、吴王拒伍子胥之谏而灭国等“行事“，最后归纳道：“《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上述“行事”，，同样只见于《传》而不见于《经》。康有为曾为之大惑：“凡《传》称引《诗》《书》，皆述经文。独至《春秋》，则汉人所引，皆引《春秋》之义，不引经文。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二千年乃未尝留意。阁束传文，独抱遗经。”[2]断言：“盖《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称孔子《春秋》语，见《太史公自序》）。今《春秋》经文万九千字，皆会盟征伐之言，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廖廖数字，安所得数千之旨哉？”（同上）康氏甚至说：“名虽为《经》，仅以空名建诸侯之上，其实房陵之幽，亡之久矣。王安石以为断烂朝报，实是定评。若如伪《左》之说，据实直书，谓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郑伯髡顽卒，大夫弑之而不书；楚弃疾弑其君虔，而《春秋》书公子比，是《春秋》颠倒是非作之，而乱臣贼子喜矣。宜刘知几有疑经惑古之说。”[3]康氏“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目的不是为否定《春秋经》，而是为证明《春秋》之义在口说，《春秋》为改制而作。但歪打正着，至少他的话证明：《春秋经》弊端百出，并不存在孔子的“大义”，也当不得孟子所说的“乱臣贼子惧”之语。这是连康有为这样的经学家也承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凭什么叫人们相信，《春秋经》是孔子作？
再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所引《春秋》，不仅超出《经》文，而且有超出《公羊》而出自《左传》者。如《王道篇》曰：“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此事唯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众从师于乾溪，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癸亥，王缢于芊尹申亥氏。……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而《公羊》则曰：“楚公子弃疾协比而立之。然后令于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后归者不得复其田里。众罢而去之。灵王经而死。”《公羊》只说灵王自杀，未见其子自杀之事。唯有《左传》记及“二子皆自杀”。董氏同文又曰：“伍子胥谏吴王，以为越不可不取。吴王不听，至死伍子胥。还九年，越果大灭吴国。……《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同前）此亦不见于《公羊》。而唯《左传》哀公元年记曰：“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 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云：‘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哀公二十二年《左传》：“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春秋经》及《公羊传》都只字未提吴王不听伍子胥而导致吴被灭之事。
又《春秋繁露·灭国篇》：“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楚王髡托其国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杀得臣，天下轻之。”此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这几处所引史实，皆见于《左传》，而不见于《春秋经》和《公羊传》。这说明董仲舒所见《春秋》，并非《春秋经》与《公羊传》，而是同于《左传》的一部书。
又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亡国五十二”（《盟会要》），“……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春秋》立义，……”（《王道》）董氏一再提《春秋》“亡国五十二”之数，可证这是确定的数字，说明董氏所见孔子《春秋》，亡国之数确为“五十二”。考《春秋经》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所载，亦唯四十一：
无骇帅师入极……疾始灭也。 （《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
齐师迁纪、并阝、晋阝、吾阝。迁之者何？取之也……自是始灭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元年》）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
夏，师及齐师围城，成降于齐师。……讳灭同姓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八年》）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
夏六月，齐人灭遂。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 ）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邢已亡矣。……盖狄灭之。（《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卫也。……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
虞师，晋师灭夏阳。……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 ）
楚人灭弦。弦子奔黄。（《春秋公羊传·僖公五年》）
冬，晋人执虞公。虞已灭矣，其言执之何？不与灭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五年》 ）
春，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 （《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 ）
夏，灭项。孰灭之？齐灭之。 （《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
楚人灭舒庸。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八年》）
莒人灭曾阝。 （《春秋公羊传·襄公六年》）
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春秋公羊传·襄公六年》）
夏五月甲午，遂灭逼阳。 （《春秋公羊传·襄公十年》）
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五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遂灭厉。（《春秋公羊传·昭公四年》）
九月取曾阝。其言取之何？灭之也。 （《春秋公羊传·昭公四年》）
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 （《春秋公羊传·昭公》）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一年》 ）
吴灭州来。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三年》）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贲浑戎。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七年》 ）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胡子髡、沈子楹灭，（《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
冬，吴灭巢。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禹奔楚。 （《春秋公羊传·昭公三十年》 ）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归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 ）
春王正月癸亥，郑游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 （《春秋公羊传·定公六年》 ）
三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子佗人帅师灭顿， （《春秋公羊传·定公十四年》 ）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五年》 ）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灭也。 （《春秋公羊传·哀公八年》 ）
《公羊》所记之数，仅四十余，不合董氏所称。唯《左传》所记，恰合“亡国五十二”之数。细考《左传》，比《公羊》所记多出以下十一处：桓公八年灭翼；庄公六年灭邓；庄公十四年灭息；闵公十四年灭耿、灭霍、灭魏；僖公二十一年灭须句；僖公二十六年灭虁；僖公三坚二年灭滑；昭公十二年灭肥；定公五年灭唐。案：庄公四年，《公羊》记齐灭纪之事，而《经》与《左传》皆未用“灭”，只说“纪侯大去其国”似是大迁移。所以，《左传》所记之数，恰是五十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董仲舒所指“亡国五十二”的孔子《春秋》，无疑不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而同于《左传》。
康有为说：“董子为《春秋》，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其《春秋》口说，别有专书。”（同前）康氏的推测，是很发人惊醒的。虽然他未能指出，这部“专书”究竟是怎样的，但他至少承认了一个事实，董氏所为《春秋》是不同于《经》 与《公羊》的另一部书。
为了考明董氏所见的这部“另有专书”的性质，我们除了考察《春秋繁露》所引，同时还可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书·五行志》也记载了许多董仲舒解《春秋》之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同样有许多出《经》文和《公》、《谷》之外，而见自《左传》者。如：“（《春秋》）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陈庆虎、庆寅蔽君之明……”（《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此唯见于《左传》：“……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诉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 ‘……公子黄将出呼于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五年不灭，是无天也。’”(襄公二十年)此事《经》和《公羊》皆不载。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楚灵王弑君而立……”此事同样不见《经》，公、穀二传都无记载，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十一月乙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
又“襄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礼义将灭之象也，时吴子好勇，使刑人守门；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后阍戕吴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争。”（同前）蔡侯通世子妻事唯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莒立嗣、弑君、庶子争立之事唯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汉书五行志》有关记载还可举出一些。但仅上所举已经足以证明，董仲舒所见之《春秋》，其内容至少在“行事”方面同于今之《左传》。董仲舒有没有看过《左传》，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从未提及左氏。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引用这些史料时，是在孔子《春秋》的名义下引的。既然连康有为都认为，真正能表现孔子的“春秋大义”， 并不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而是“别有专书”；而董氏所引，又有为《经》和《公羊》所无而《左传》独有者，这不恰好证明，，《左传》与孔子所作《春秋》在“行事”方面是一致的吗？若联系司马迁在《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对后世影响时，云“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我们难道不更有理由相信，孔子所作的就是《左氏传》的蓝本吗？
董氏“牵于师说，未能高其论，”（欧阳修语）。他囿于公羊之说，同时，更主要的是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董氏把《经》与《传》混而为一，并把以巩固汉朝大一统为目的、以“立新王改制”为核心的一套理论，强加于《春秋》，强加于孔子。这一点，仅从《春秋繁露》的一系列篇名标题，如《保权位》《考功名》《三代改制》《官制象天》《服制》《度制》等等，就可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只是利用孔子的《春秋》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则其对《春秋》的篡改，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从他所引用的大量《春秋》史料中，找到孔子作《春秋》的基本事实和大体轮廓——它的史实部分，与《左传》相同，它当是构成《左传》事实的基石。
注[1] 《春秋董氏学·春秋旨》，中华书局1990年版2页。
[2]《春秋口说》，同上书， 95页
[3]《董氏春秋学·春秋改制》，同上书，115页

姚波

汉初学坛之孔子《春秋》
姚曼波


在司马迁《史记》问世之前，孔子作《春秋》业绩已被汉人广为称颂。硕儒名家如陆贾、淮南王刘安、董仲舒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此多有称述，备加推崇，并大量征引《春秋》史料。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孔子作《春秋》的真相。
首先且看《淮南子》的有关称述。
《淮南子·主术训》云：“孔子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恶，，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这是司马迁之前，汉人明确称道孔子作《春秋》的一例。
案：所谓“弑君三十六”云云，特别值得推敲。考之《春秋经》，所载弑君之事，仅二十六。它们分别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公十二年槊万弑其君捷；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在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壬。以上共二十六起。
考之《公羊传》，弑君仅为三十，较之《经》多出以下四次：隐公十一年《公羊传》记隐公被弑，《经》记“公薨”；庄公元年记齐侯使彭生弑鲁桓公，《经》鲁桓公十八年记“公薨于齐”；闵公元年《传》记庆父使乐曾弑君子般，《经》庄公三十二年记“子般卒”（子般按当时规矩，尚不能称为君）；闵公二年《传》记庆父弑闵公，《经》记“公薨”；文公十八年，《传》记子赤被弑，《经》记“子卒”；襄公七年，《传》记郑伯髡被弑，《经》记“卒于操”；以上连《经》所记共三十二次——子般、子赤，按当时规矩，尚不能称为君，故只能算三十。据董仲舒《春秋繁露》所称，则“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一”（《王道》）或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亡国五十二”（《盟会要》）其数仍不足“三十六”。
唯《左传》所记，弑君恰为“三十六”，它补记了为《经》和《公羊传》所“隐讳”的另六次，即：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晋小子侯而弑之”（《经》和《公羊传》俱无记）；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君昭公，（《经》与《公羊》无载）；庄公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经》《公羊》俱无记）；僖公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经》与《公羊》皆无记；昭公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杀之”，《经》记“楚子麇卒”（《公羊》之《经》为“卷卒”），《公羊》无传；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经》记“齐侯阳生卒”，《公羊》无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淮南子》完全一致，可证《淮南子》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作《春秋》皆非指《春秋经》，而是《左传》（《左传》的蓝本）。
仅此一例还不足为据。再从《淮南子》所引的《春秋》史料来看，如《道应训》一篇，连连引用了七八事，皆见于《左传》而为《经》所不载：白公不焚府库，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晋公子重耳之亡曹、僖负羁致礼，出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伐原，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袭郑拒蹇叔谏、郑商人弦高犒师，见《左传》僖公三十年；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不变其仪，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文也与《左传》大同小异。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僖负羁之妻谓僖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僖负羁遗之壶馂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馂而反其璧。”对照《左传》原文：“及曹，曹共公闻其胼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公乃馈盘飨，置璧焉。公子所飨反璧。”二者不仅情节完全相同，而且语句大都相同，足证作者确是引自《左传》。
《淮南子》引用《春秋传》即《左传》史料之多，在汉初典籍中，仅次于《史记》。仅《人间训》一篇，连引《左传》史料达二十几则。其它如《精神训》《汜论训》《说山训》《务修训》《诠言训》《齐俗训》《主术训》《泰族训》等篇，亦无不广引《左传》。
《淮南子》作者一方面极力推崇孔子作《春秋》之功，却不见其引用《春秋经》；另一方面，大量引用《左传》，却从不见其称道左氏，这种历史的错位，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这种“错位”的现象，在汉初，与先秦一样，几乎十分普遍，远不止《淮南子》一家。兹举陆贾《新语》为例。《新语·术事篇》称：“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至于三王？”案《春秋经》，对“齐桓晋之小善”，少有提及，特别是晋文公，在位九年，《经》中，除了书及“卒”“葬”外，唯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有所记载。在整部《春秋》中，晋文公实属提及最少的人之一。唯独《春秋传》即《左传》中，对晋文公给予了浓墨重彩、细致入微的描写。故陆贾所称《春秋》当是指《春秋传》。
再从《新语》全书所称引的《春秋》史料看，也多出于《传》而非《经》。如《明诫》篇引：“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鲍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不明之效也。”所谓“不明”，具体指鱄与宁喜逐卫侯而扶持公子剽上台，为事成之后，宁喜却被剽所杀，鱄也被迫出奔，流亡于晋。此史实俱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而不见于《经》。更明显的例子是《至德篇》之称引《春秋》：“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结于内，……宋襄公死于泓水之战，三君弑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于齐……贤臣出，叛臣乱，子般杀而鲁（缺二字），公子牙庆父之属，败上下之序……于是齐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诛夫人，逐庆父而还季子……。”以上所引史事，亦唯见于《传》——主要是《左传》。
若说这是“习称”，则《新语》二引《穀梁传》皆明称“穀梁”之名（见《道基》《至德》），唯独对征引最多的《左传》，却只字不提左氏其名，这难道能说仅仅是作者的疏忽吗？
不论《淮南子》、《新语》还是《新书》《春秋繁露》《史记》，举凡汉初典籍，其称名唯见孔子不见左氏，其实引则俱见于《左传》，而少见于《经》，这种自孟子以来直到西汉初期普遍存在的“历史的错位”，一再证明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孔子所作《春秋》，即是《左传》祖本。

姚波

其它先秦典籍中的孔子《春秋》
姚曼波


司马迁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今考吕氏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引用“《春秋》”史料者皆见于《左传》。
《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明称：“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之，国无不危……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案宫之奇、伍子胥事，皆见于《左传》。而不见于《春秋经》。
《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篇》引《左传》子产执政改革之事曰：“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案子产执政，《春秋经》、《国语·郑语》及《公羊》《谷梁》皆无载，此事唯见于《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与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虽字句略有参差，但大体内容完全相同。
又《吕氏春秋·为欲》：“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则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案此唯见于《左传》僖公25年。晋文以信得原之事，《国语》（《晋语》四）虽有记载，但晋文公之语却有不同：“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左传》在原史文“信”后增“国之宝也”予以强调，突出题旨。《吕氏春秋》也有“国之宝也”一句，可见其与《左传》同源，只是情节与《左传》略有改变。增饰卫人闻之，主动归附之情节。此为《左传》《国语》所无，而同于《韩非子》，可能二者都得之于“子夏之说《春秋》”。
又《吕氏春秋》卷十五《权勋》引晋灭虞事曰：“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荀息曰：‘……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皁而著之外皁也……虞公滥于宝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案，《左传》伐虢与伐虞分别在僖公二年与五年两年里，中间相隔三年，宫之奇谏有两次，《吕氏春秋》合而为一，文字远较《左传》繁芜。而与《韩非子·十过》所引用的，则十分相近，试看韩文所引：“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们寡人之骏马也……’荀息曰：‘……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考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还，反处三年，兴兵伐虞，又克之。”《吕览》只改动少数文字。《权勋》所引另一则《春秋》史料，即关于鄢陵之战司马子反因醉酒而贻误战机被杀之事，文亦略异于《左传》而同于《韩非子》。《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用《春秋》（即《左传》）事皆多达七十处以上，但文字大多异于《左传》，只用其事，有的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估计《吕》《韩》较多得之于口受，而且，吕氏可能与韩非一样，都从子夏这一脉承传下来，故相近之处较多。
又：《吕览》卷一《去私》引《左传》襄公3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事，曰：“……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案孔子之语，实出《左传》襄公21年“叔向曰：‘……祁大夫外举不弃雠，内举不失亲……’”吕氏把《左传》中的人物之语，称为孔子之语，可见其源于孔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周秦两汉的典籍中。如：
《左传》哀公15年记“芊尹盖对曰：‘……且臣闻之：‘事死如生，礼也。’……-以礼坊民，犹或逾之……”
《中庸》“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左传》隐公元年：“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
《礼记坊记》曰：“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孟子》亦云：“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章上》）
又《左传》“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同前）
《坊记》曰：“子云：‘……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
又《左传》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运转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韩诗外传》：“宋大水，鲁吊之曰：‘天降雨淫雨……孔子闻之曰：‘宋其庶几乎？昔有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
以上所举秦汉典籍，皆引用《左传》之文，却把《左传》中的人物之语，冠之以“子曰”“孔子曰”，恐非偶然。分析其因，可能有二：一是它们乃孔子“口授其传”时所语，孔门后学相传而录之。二是左丘明录自孔子《春秋》——《左传》本“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它的主体即由孔子《春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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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的孔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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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接着又说，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在先秦诸子中，明确地称引《春秋》而且征引最多的，是韩非子。全书或引其事，或用其语，还有引用原文者。甚至有直接点明孔子及其门徒子夏之名者。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孔子《春秋》之一斑。
《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引：“……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案公子围弑君，事见《左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十一月乙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崔杼弑君，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见裳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坠，遂弑之。”案这段文字，虽与《左传》文并不完全相同，但大意完全相同。并明称其为《春秋》。究其因，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韩非所引，即孔子《春秋》，第二种可能就是《左传》——它在先秦原名《春秋》。
《韩非子》中四次提到《春秋》，但只有一处确指《春秋经》：“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所引《春秋》文句同于《春秋经》僖公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只差个别字，（古人引文未必严格按照原文）既在孔子生前，鲁哀公已看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孔子所修《春秋》。因为私修《春秋》是违法行为，孔子不可能把自己私修的《春秋》给鲁哀公看。
韩非引《春秋经》，唯见以上这一次。其余引用《春秋》，皆见于《左传》。有些文字十分接近《左传》原文。如其《难一》：“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谤乎？’”此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又如《内储说下六徵》：“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欲置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太子听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曰：‘能为之诸侯乎？’曰：‘不能’‘能举大事乎？’曰：‘能’”（《内储说下六徵》）试比较《左传》（文公元年）文字：“初，楚子……既又欲立王子职，商臣闻之而未察------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在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两相比较，只改动几字。
韩非子不仅详引其事，而且还有引其议论“君子曰”的。如《难四》：“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考《左传》桓公十七年曰：“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将为戮乎？复恶已甚矣。’”二者除个别字以外，几乎完全相同。此事亦唯见于《左传》，其它书如《春秋经》《国语》《公羊》《谷梁》皆不载。有人（如刘逢禄、康有为、徐仁甫等辈）说此“君子曰”是刘歆所伪，插入诸书。然考韩文，紧接此文之后即是对此事的评论文字：“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曰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徼幸，故不免于杀……”这大段文字，皆紧扣“君子曰知所恶”而来，且明确呼应曰“故曰‘知所恶’”，显见得此“君子曰”非后人插人。如果“君子曰”是伪，则连这一篇的主体部分皆得删去，则《难四》也就不成其为“难四”了。
从韩非的明称其为“《春秋》之记”，到具体详细地引用其文其事甚而至于引其“君子曰”，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韩非可能看过《左传》或者是孔子所作《春秋》。
据笔者粗略统计，《韩非子》用左传》史料七十处以上。《十过》一文，所举十个论据中，就有一半取自《左传》。其“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举《左传》鄢陵之战例，楚帅司马子反渴，竖谷阳“行小忠”进酒，致使子反醉而不能战，兵败被杀。“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则举晋献公赂虞灭虢，继而灭虞之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与五年文。“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引《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为申之会，无礼于诸侯，最后死于乾溪的故事为证。八曰：“不听忠臣之言”，证以齐桓嬖宠竖刁易牙，死后二人为乱，事据《左传》僖公十七年而铺衍。十曰“国小无礼”，详用《左传》晋公子重耳流亡过曹，曹君无礼，后受晋文公讨伐之事。韩文不仅征其事，且铺其“文”。试看其“二过”之文：“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荀息曰：‘……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还，反处三年，兴兵伐虞，又克之。”试案《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虞公许之。……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案：晋赂虞之事，《国语》不载。“辅车相依”之喻，唯见于《左传》（公羊、记此，只用“唇亡齿寒”而未有“辅车相依”之语），可见韩非所传之来源。
由上所举，可见司马迁说的韩非子等“捃摭《春秋》以著书”，此《春秋》之文皆同于《左传》，而不是《春秋经》。那么，《左传》与孔子《春秋》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启人深思的是，《韩非子》中竟有一则史料，提到了孔子搜集记载史迹之事，而所记的具体内容，恰恰是《左传》中的一个情节。其《外储说左上》记载晋文公攻原之事曰：“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之曰：‘有君如彼其可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之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和《公羊》皆无记载，惟见于《左传》僖公25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与韩非所引，基本情节和主旨皆完全一致。考今之《春秋经》，对此事并无只字记载。这再次有力证明，孔子所笔削的，决非《春秋经》，而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一部书。孔子既然记载过此事，则《左传》中的攻原之事，可能就出自孔子。
韩非在大量引用《左传》史料的同时，还不止一次称道孔子的高足子夏“说《春秋》”。《外储说右上·经》曰：“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师旷之对，晏子之说，皆合势之易也，而道行之难。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故季孙……”其下文又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弗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田成子乱齐、晏子“使其主行惠” 皆见于《左传》而不见于《经》。这两件事，究竟是子夏“说《春秋》”时所说，还是韩非所说，由于标点关系，一下子分不清。但韩非在“田常之为乱”前用了“今”字，则无疑不是指韩非时，而是指子夏时。故“子夏之说《春秋》”，说的不是《春秋经》，而是今之《左传》中的内容。司马迁说孔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则子夏所传者，自是得之孔子《春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一、子夏传授过孔子《春秋》，其内容同于《左传》。二、韩非曾从子夏处传受过《春秋》，并明言其所引得之于子夏，则他的春秋学与子夏之说《春秋》——亦即孔子《春秋》一脉相承。其所引大量史料，可能就是得自子夏。由于得之口传，故大多与《左传》事同而文异，甚或事实情节有部分出入。三、韩非所引用《春秋》，今考皆见于《左传》——而《左传》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左传》所书，可能大部取自孔子所作《春秋》，甚或可说，孔子《春秋》即今之《左传》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