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开展调整优化办公用房专项工作，腾退6200平方米接纳公司内部单位。经调整优化，办公大楼A座将进入“饱和模式”。昨晚9时40分，办公大楼A座(画面左侧)仍有部分加班部门亮着灯，而腾退了大部分办公区域的B座无亮灯楼层 记者郭良朔 摄(实习生余博文)
记者汪文汉 康鹏 丁雯 张隽玮 段久惠 实习生刘念 通讯员岳兵
朱有发(矿石质检员，58岁)
一块抹布用了洗，洗了再用
“每个人节省几百元，武钢所有人汇集起来就很多了。”昨晚9时，58岁的老工人朱有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朱有发在武钢从事矿石质检工作，1974年进入武钢工作，至今已经40多年，亲眼见证了武钢的发展。
“我刚进厂的时候正值‘文革’中后期，当时形势比较混乱，武钢底子薄，生产条件很艰苦。老工人们一块抹布用了洗、洗了用，擦不了新设备的时候擦旧设备，一点也不舍得浪费”。
朱有发回忆，那个年代可谓“斤斤计较”，领个工具、螺丝、操作台之类的，要反复打报告，旧设备坏了舍不得扔掉。“一个设备坏了，往往只是个别零件坏了，其他零件都是好的，把它们放一段时间，等到相同设备也坏了的时候，把零件收集齐全，关键时刻可以顶上”。
到现在，朱有发仍然保持着能省就省的习惯。他介绍，自己目前从事的矿石质检工作，也与企业成本息息相关。“武钢是根据我们的化学分析报告向上游支付货款的，检验水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成本”。去年，仅通过检验一项，朱有发的团队就为武钢省下了8000多万元的成本。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要向年轻一代传递下去，企业的未来拼的不只是产品，更是一种精神。”朱有发表示。
龚九宏(设备专检员，45岁)
每天从运煤车“刮”出几吨煤
“武钢一直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早年工人们为了节约成本，想了不少‘招’。”昨晚8时30分，45岁的工人龚九宏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龚九宏是武钢焦化厂备煤车间的一名设备专检员。1991年进厂，最开始做的是钳工，一直从事机器检修。
“原先检修煤料输送设备用的抹布，有一整张床单那么大，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把它裁成三种尺寸，大一点的当垫布，中等的洗设备，再小的洗零件。这一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龚九宏说。
他回忆，当年维护机器时换下来的润滑油，老工人都不舍得倒掉，而是放着沉淀一段时间，面上清亮的一层，用在对润滑要求不那么高的地方，下面一层除去渣滓后，涂在钢层上，用于防锈。如今条件不同了，不再需要向前辈们一样进行再利用，但钢层防锈的用途一直保留了下来。
龚九宏介绍，目前的武钢工人仍处处想办法节省——以煤料运输为例，以往火车到料场，把车厢翻转过来，把煤倒出来后就开走了。工人们后来发现，车厢内壁和地板上，还附着了一些煤屑。于是，工人们自己跑到车厢中清扫，“搜肠刮肚”。粗算一下，一节车厢能扫出10斤煤。“一节车厢10斤并不多，但一天510节车厢，就好几吨了，一年能省下一大笔钱”。
王永安(退休工人，64岁)
澡堂都是临时搭建的
王永安，今年64岁，1967年6月进厂，最开始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当炼钢工，1978年当了炉长，后来受伤后成为平炉检查员，2008年退休。
昨晚9时30分，王永安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他参加工作时是二级工，那时二级工才39.56元，但是大家对工作积极性都很高，荣誉感很强。上世纪七十年代，炼钢车间温度高、噪音大、粉尘多，条件十分艰苦，可车间每次出现困难，王永安总是冲在最前头。尤其在每年的第四季度，为了保钢产量，他们都住在厂里，经常突击加班。大约1979年，孩子才2岁，不能回家照顾孩子，每天都在厂里，有时一天工作20个小时，从没有要多一分钱报酬，那时觉得都是应该的，“把为革命多炼一吨优质钢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王永安透露，那时候洗澡条件很差，尤其炼钢工人下了班都必须要洗澡，那时的澡堂很简单，就在桥洞下锅炉附近建一个澡堂，当时没有换洗衣服的地方，工人们就用木板和废钢板在旁边搭建一个。
“那时候抽烟都是几分钱，后来几毛钱一盒的烟，领导都不抽，更不能接受下面工人给的烟，车间主任和厂长，有时候还给工人上烟。”王永安笑着说。
姚传斌(退休支部书记，76岁)：
肩挑背驮炉泥建全国最大高炉
1970年，31岁的姚传斌在武钢炼铁厂四号炉任党支部书记。昨晚8时，这位老书记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起当年和工友用137天的工期，日夜苦干，历经艰辛，用了破纪录的建设速度，建成当时全国最大的高炉，激动言语掩不住当年的豪情。
让姚书记自豪不已的高炉，达到2500多立方米，最终建成耗费400多吨炉泥。“厂里希望高炉能在当年10月1日之前建成，以尽快投入生产，工期非常赶，而这时施工工地连大吊车这些都还没来得及配备，我决定带着20多名工友自己动手，不等不靠干起来”。
400多吨炉泥被分成一块块，每块重达百来斤。当时是9月份，在烈日炙烤下，20多人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就肩挑背驮一块块炉泥，上阶梯运到十多米高的露台工地上。整个党支部都吃住在厂里，数个星期不回家，也不讲什么8小时工作制，日夜拼命干活，在水泥地板上铺个草席，没有铺盖枕头，累了将就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活。
“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姚传斌笑着谈起当年的生产口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20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叫过苦。“以厂为家，大家都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讲奉献讲激情，这才是武钢人的精神。”姚传斌自豪地说。
杨新民(退休工人，65岁)
炼钢厂在地下室办公
杨新民，今年65岁，原来武汉市十五中毕业，下放到潜江当知青，1971年被招工进厂，后调任武钢股份有限公司质检中心，先后担任炼钢一厂、二厂、三厂的质检站站长，2012年退休。
昨晚9时，杨新民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武钢从上至下都非常节俭，领导很少坐小车，原湖北省政协主席沈因洛1961年担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沈因洛在武钢期间非常注意节俭，每天都是骑自行车跑各个车间和分厂，检查生产，从不带秘书，自己一个人到车间，穿着工作服，到车间参与劳动。原吉林省副省长李振江在担任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期间，从不到外面餐馆吃饭，从不到职工家里吃饭，出差都是找最便宜的招待所，从不住高档酒店。那时的炼钢厂长都没有车，大家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杨新民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的炼钢厂都是在地下室办公，地下室没有暖气和空调，“夏天热，进去像蒸笼，冬天冷，进去如冰窖。”那时办公室的卫生都是自己打扫，“每次打扫卫生，大家都非常主动。过去办公室很少请临时工，单位有事情忙不完，都是大家集体一起干，从不要报酬”。
他说，那时候劳保服也很简单，不分干部和职工，都是一个样。
胡方曙(退休工人，70岁)
机修工自制设备
胡方曙是武钢焦化厂退休职工，上世纪70年代末是焦油车间里的机修工。昨晚9时30分，当记者致电问询当年时，近70岁正准备休息的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许多设备能不买就不买，自力更生嘛，节约费用，自己动手。”胡方曙回忆，本来焦油车间的机修班日常负责安全生产、检修抢修，但是工作之余，大家都主动承担自制些小生产设备的任务。
有几年厂里正缺一种专门收集污染品的储存器，中间为方体，两端是尖口圆锥体，需要多块铁板组接成。正值三伏天，焦油车间气温甚至高达39℃，胡方曙和工友们接到任务和图纸，二话不说，打着赤膊，就甩大锤干起来。制作这种储存器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两端的锥体要上尖下方，以和中间的方体结合，但当时并没有其他辅助工具，主要依靠人工，一锤锤打出来这种异形制具，耗时长且做工不易。锤子重达10多磅，一米来长，他笑着说：“当时都是青壮小伙子，抡十几锤都不得不歇口气，劳累出的汗像被淋在大雨里一样。”
说完“夏战三伏”，老人又忆起和工友们“冬战三九”。天寒地冻，厂里的油槽坏了，急需新设备。十多人的机修班立刻塑型、找材料、焊接……忙个不停。当时60吨的油槽，需要用到至少3张长近4米的铁板，然后卷成重达20多吨的弧形再焊接。制作工具简陋怎么办?十多个工友团队作业严密配合，同时使用三个轱辘拉起弧形板，合缝严实后立刻焊接。想起当年的热火岁月，胡方曙颇为感慨：“当时大家热情高昂，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只有想不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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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2 1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