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姚氏两姐妹

姚波

杭城姚氏两姐妹 郭志平

人物小档案：夏朋，杭州人，原名姚馥，生于1911年2月19日。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为革命艺术团体“一八”艺社骨干。1930年加入鲁迅所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任执行委员。同年秋参加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4年6月在无锡被捕，囚禁于苏州反省院，1935年1月牺牲，时年24周岁。　　在杭州玉皇山下的莲花峰麓，埋葬着一位我国艺坛的女英烈，她就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教育下，以木刻为武器，与黑暗的旧社会作殊死斗争的我国第一代版画家夏朋烈士。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夏朋烈士的生平与斗争事迹，几乎湮没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直至近半个世纪后，在烈士的大妹──美籍华人、联合国国际学校姚文琴老师的艰苦努力之下，才于1987年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证实，并报经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确认夏朋中共党员的身份，追认为革命烈士…… 　　上世纪20年代，在杭州市陆官巷有一姚姓人家，其祖上几代皆在清朝为官。热爱艺术的夏朋，是姚家长子姚家德（时任民国盐务官）的长女。 　　1927年暑期，16岁的夏朋随母亲回广东外婆家小住，并赴香港探望姨母，遇到了擅长山水和工笔人物画的表哥，从而萌发了当画家的想法。恰好两年后，父亲姚家德到杭州两浙盐务稽核所工作，于是，夏朋考进了位于西湖孤山的杭州国立艺术院。她初选中国画系，后又转雕塑系学习。 　　 　　艺院学生思想活跃，崇尚新潮。1929年，学院成立学术团体“西湖一八艺社”。到了次年，部分成员受“左联”和鲁迅提倡新兴版画的思想影响，觉得文艺应该为无产者、为被压迫者服务，于是就和这个“为人生而艺术”的团体决裂，并从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一八艺社”。追求自由进步的夏朋，当然也不满于脱离现实的学术主张，所以就和季春丹、胡一川、刘梦莹、李可染、沈福文等进步同学一起，毅然参加了这个思想进步的“一八艺社”。 　　恰好这年暑假，“左联”在鲁迅的指导下又要在上海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夏朋就与胡一川、刘梦莹等人，以“一八艺社”成员身份，赴沪参加旁听。在讲习班上，他们读进步书刊，听革命报告，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表现积极的夏朋和许幸之、胡一川、江丰等9人，还被选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夏朋是其中最年轻的执委。当时，她不仅走上街头张贴革命标语，还到南京路去参加反战游行。在斗争中，她亲眼目睹了反动派的残酷镇压，看到“一八艺社”成员刘毅亚在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被敌人抓捕入狱。这一切，给她年轻的心灵，烙下了一个深刻的革命印记…… 　　从沪返杭后，夏朋就和“一八艺社”的几个骨干，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当时在孤山上，住有一个叫李友邦的台湾人，他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军官，实际身份却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经过他的引导教育，夏朋和胡一川、刘梦莹等5人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提高很快。初冬的一天，他们手持象征革命的红色枫叶，在葛岭山上宣誓加入共青团，决心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团员中，夏朋和胡一川的关系最好。胡的家境虽不富裕，但他思想进步，富有艺术才华，因而深得夏朋的好感。于是，在共同的学习与斗争生活中，这一对年轻人之间，便萌发了爱情的火花…… 　　在那时，许多“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是看不起木刻的，但夏朋却鼓励胡从事木刻创作。1931年在上海举办的曾受到鲁迅称赞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夏朋就有多幅作品得到鲁迅的肯定。可以说此时，夏朋已从一个单纯的、憧憬艺术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时代责任感的美术家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八艺社”，发动艺院的广大进步同学，投入到反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斗争中去。夏朋与同学一起，除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到国民党教育厅去请愿、赴绍兴作街头抗日演说外，还乘火车上南京去请愿，向当局提出开放言论、给学生发枪、促蒋北上抗日等三项要求。但不幸的是，到了1932年秋天，在这场斗争中起带头作用的“一八艺社”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被强令解散。夏朋和王肇民、杨澹生、汪占辉、胡一川、沈福文等骨干成员，也在当局的高压下被学校开除。 　　夏父闻讯，甚为女儿的前途担扰。为此，他紧急筹措了一笔经费，决定让她到法国去留学。因为早先，夏朋曾向父母谈起，说她想与刘梦莹、艾青等同学一道赴法学习。但此时夏朋已改变了主意，执意要转到北平某艺术学院去就读。 　　 　　据夏朋生前恋人、建国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首任党总支书记的胡一川回忆说，她当时决定去北平，完全是地下党的安排。因为后来她从北平转到上海与他会合后，她的政治表现，已经证明她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当时，他和蔡若虹一起，租住在小沙渡路的一个阁楼上。夏朋同他俩接上关系后，为了开展左翼美术活动，就在共青团和“左联”的领导下，于1932年冬成立了一个“涛空画会”，参加者多为思想进步的青年美术家。这时，为了掩护需要，她开始启用夏朋的化名，和女美术家钱文兰搭伴住在画室里。白天和晚上，有不少人来画画、开会、接头，学术和政治空气搞得很活跃。这时，她在政治上表现得成熟多了。 　　然而好景不长，“涛空画会”的进步面貌，立即遭到了敌人的注意，夏朋和钱文兰也不幸遭到拘捕。但因敌人找不到什么证据，两人才被释放出来。 　　夏朋被释放的这天深夜，就冒着危险跑去找胡一川，让他赶快转移住址，一副机敏警惕的样子，让胡一川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胡一川深情地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艺术、谈革命。有一天冯雪峰同志来找过她，不久夏朋就通知我到‘野风画会’去听鲁迅先生的报告，使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和美术创作实践上直接受到鲁迅的栽培。 ” 　　“野风画会”也是一个进步的美术团体。夏朋到上海后，即参加该会活动。这年年底，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由夏朋出面去邀请鲁迅到会演讲，主要讲的是青年画家如何提高思想和艺术技巧、以及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该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接受“左联”下达的任务，进行各种革命文艺活动。并且还联合苏州、无锡、杭州等地木刻作者，在上海新世界举办过“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后因面貌左倾，于1933年2月被迫停止活动。 　　这以后，夏朋不仅继续开展秘密斗争，上街散发传单、书写革命标语，而且还与胡一川一起，共同参加由陈烟桥负责的进步艺术团体——野穗木刻研究会，并成为主要成员；同时，她还参加由鲁迅鼓励与支持的MK木刻研究会，而且由她首先提出，请鲁迅出版麦绥莱勒的版画集。她的这些努力，都对我国上世纪文艺界的思想建设，以及30年代兴起的新兴木刻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夏朋的再次被捕，发生在1933年的夏天。那时，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掩护，她把自己的妹妹文琴、韵声、怡声接到上海，共同租住在法租界道德里十号。她们住在二楼的亭子间，三楼有一间空房，作为挡案室存放她保管的秘密文件以及木刻作品等。当时，夏朋正跟何香凝、廖承志一起搞“国难展览会”，同时也在联络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到中国来开和平反战大会。不料，在一天清晨，由于不慎走漏了风声，夏朋突遭敌人逮捕…… 　　据姚文琴回忆，那次被捕经过极为惊险。原来为了安全起见，她们姐妹之间曾有个约定，即在窗台上作了个暗号：那只放着的蓝色刻花水晶花瓶里，插着一支孔雀毛，倘若有陌生人闯进来，就要设法将那支孔雀毛拿掉。这天，姚文琴看见刚刚出门的大姐，忽然又急匆匆地转身回来，一进门就对她说“拿掉”，姚文琴知道她指的是拿掉花瓶里插着的那支孔雀毛，但还没有等她跑近窗台，房间里就闯进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把抓住了夏朋的手腕。这时，年幼的姚文琴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同时她又被陆续进来的人挡住，哪里还来得及去拿掉那支孔雀毛。更为糟糕的是，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一川大哥见窗台上的暗号仍在，像往常一样，又吹着口哨来看她大姐了。胡大哥一看楼下和二楼都有特务，知道出事了，就假装着上了三楼，岂料三楼也有特务，并且已搜出了文件和他的木刻作品，于是他也遭到了逮捕。所幸，夏朋那一次又逢凶化吉，侥幸脱险。原来她的打扮与气质，极为时尚高雅，而且，她又会讲法语，法国巡捕不相信这样一个高贵的富家小姐，会是一个闹革命的共党分子，草草审问了几句，便将她释放了。 　　胡一川回忆说，他那次被抓到法国巡捕房后，还在走廊里看到过夏朋一眼，从此就“天各一方”，再也没有和她见过面。因为他后来被判了三年徒刑，刑满后他又辗转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直到他遇到了艾青，才得知夏朋牺牲的消息…… 　　 　　提起夏朋的牺牲，姚文琴回忆说，那是发生在1934年6月，也是她第三次被捕后的事。当年，她受组织委托携带革命标语和木刻作品，到无锡去进行革命活动。由于暗探的报告，她在车站即遭到逮捕。起先，她被关在镇江监狱，后又转到苏州反省院关押。在镇江监狱时，夏朋曾向外致信求救。老师李金发收到她的求救信后，立即到他在镇江主办此事的同乡某科长处说情保释，但终因她事涉共党案件而营救无望。夏朋转到反省院后，她一面反抗敌人的无理关押，一面运用多种形式的斗争艺术，为难友争取合法地位，被大家推选为难友的代表。在反省院中，她经受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没有写过一篇反省的文章，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35年1月28日，因狱中条件恶劣，夏朋得了重感冒。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又引发了呼吸器官衰竭，命在旦夕。反省院见此情况，觉得她病愈的可能性不大，无奈地给家属发了电报。正在读高中的姚文琴，奉父之命，火速赶往苏州探望大姐的病情。当姚文琴赶到苏州时，气息奄奄的夏朋已处在弥留之际。此时的夏朋，只能艰难而又微弱地对她大妹说：“你来啦……叫你不要来嘛，船……来了嘛？”说罢，她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含恨去世。 　　谁是船？姚文琴听不懂。但自己深爱的大姐蒙难离世，使她悲痛欲绝。她强打精神，设法找到了在苏州的一位表亲，为大姐夏朋置棺成殓，择地暂厝，以回家复命…… 　　 　　岁月如梭。一转眼已经50多年过去了。当年读高中的小女生，现在已成了古稀老人。姚文琴早年从浙大教育系毕业后即赴美留学，现已成为一位学有所长的教育专家。几十年来，她虽然身在海外，却从未忘怀战乱中的故国、未忘怀她大姐的惨死。每当夜静月明之时，她的记忆就会飞回上世纪30年代那些悲痛的日子里。大姐的秀外慧中，音容笑貌，以及与她诀别时的凄惨情景，便浮上脑海，历历在目。一种抑制不住的姐妹情深，常常使得她热泪盈眶。每当此时，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进一步了解大姐的事迹，为她还原历史，要让她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得到政府的确认，让她的亲人、同学、朋友都能知道她献身革命的英勇事迹……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的这一美好的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直到中美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姚文琴才有机会回国省亲。她首先得找到她大姐当年的战友和恋人胡一川大哥，才能了解清楚大姐当年献身革命的事迹和经历。 　　幸运的是，当年的胡一川，在我国美术界已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兼教育家。因此，经过姚文琴的打听，终于与时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的胡一川取得了联系。当她第三次回国时，就与他约定在杭州会面。当时，这两位饱尝人间沧桑的老人，面对这江山更迭，物是人非，唏嘘泪下，感慨万千。特别是当胡一川听到姚文琴的困惑，就是夏朋临终时的那一句遗言──“船来了嘛”时，不禁恸哭失声。原来，作为夏朋的战友和恋人，他听懂了这句话：这“船”是“一川”的谐音。因夏朋当时病危，所以口齿含糊，才将“一川”两字，说成了“船”字。 　　姚文琴在胡一川的建议下，请求夏朋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为她大姐负责落实具体政策。同时，她还和胡一川一起，给当时的美院院长、组织部部长、浙江省侨办主任和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等领导，以及自己在浙大的老师、时任杭州大学校长的陈立教授写了报告，请求他们的帮助。经过美院的艰苦调查，夏朋的烈士身份终于在1986年得到了确认。1987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夏朋为革命烈士。至此，姚文琴为她大姐落实政策的美好心愿，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写到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姚文琴通过为她大姐落实政策这件事，加深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与热爱，此后她又像当年应她大姐夏朋之召唤，冒险赶到上海去掩护她干革命一样，决心继续为祖国和浙江人民作一些贡献。事后，她就和她的夫婿汤永谦（也是她浙大的同学、早年一同赴美留学）一起，先后向母校浙江大学捐助人民币五千万元，建立“汤永谦活动中心”和姚文琴艺术团，支援母校的教学建设。据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她和汤永谦，颁发了“爱乡楷模”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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