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功名薄堂前色笑稀

姚波

马上功名薄堂前色笑稀
——记国民党中将姚琮
瑞安网 -> 人文瑞安

　　-季品三

　　姚琮(1889—1997)，原名味辛，瑞安马屿上京村人。幼年从同乡石井朱鲁泉为启蒙老师，后毕业于江上养正学校，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与蒋介石同学。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教练官，旋又任讲武堂教官；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4期，毕业后任督军部上校参谋、团长、南京警备师师长、南京警察厅厅长等职。

　　姚琮仕途上的显达，跟蒋介石有一定关系。他俩不仅是同学，还有一段因缘：当姚琮在潘鉴宗师长下任团长时，部队驻在宁波，并兼任海门要塞司令。那时，孙中山先生已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蒋介石受孙先生派遣来江浙作地下活动。姚琮在政治和经济上暗中给以蒋支援和帮助。后来，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即电召姚琮任军校总教官，兼校长办公厅主任，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事。

　　北伐期间，姚琮晋警备第一师师长兼南京要塞司令，该师在装备和待遇上，均优于其他部队。打败孙传芳军阀后，姚琮兼首都警察厅、南昌行营总办公厅主任(期间曾荐其启蒙师朱鲁泉任江西省靖安县知事)。1931年离职，蒋介石派他去日本考察警政，旅日6个月，写出《日本警政考察记》一书。1933年，蔡廷锴在福州成立福建省人民政府，蒋介石为对付这种局面，调姚琮为温州警备司令。嗣后，姚琮相继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官处处长、第三厅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姚琮任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他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蒋介石搞假民主，姚琮曾回乡活动，竞选文成县“国大代表”。1948年，姚琮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已是吃“空头份”的官了。这年，他返里为其父安葬，预感到解放大军势不可挡，曾告诫家人：“三个铜钱的田不要买，三百铜钱的棉袄不要卖”。

　　姚琮在军旅生涯中，还爱好诗词、书法，著有《飞云杂记》、《味笋斋诗文钞》(收诗文500余篇(首)，由程潜题签)等书。《味笋斋诗文钞》的第一首是五绝《稻草人》：“风鹤频传惊，人禽共此情。老农精物理，陇上设款宾”。在另一首诗中有：“马上功名薄，堂前色笑稀”之句，可见他很讲孝道。

　　1949年，在南京解放前夕，姚琮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最后任“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长期带中将衔赋闲。退休后，他被举为台北市温州同乡会第一任会长，长达20多年。1977年10月5日去世。

　　姚琮已成历史人物，可他在南京任职期间为乃父编印的墓志铭石印本，于1994年瑞安旧城拆建中，从虹桥头项家阁楼内被发现。这本藏蓝色封皮的线装纪念集共27页，首页由武进国民党元老吴敬恒篆书题签《瑞安姚雁秋先生墓志铭、家庙记、言行述略合刊》，继而有余杭章炳麟撰并篆书的《瑞安姚氏家庙记》600个字(撰于1932年冬)。章氏篆书、行草笔力遒劲，功底不凡，特别是篆书，自认为是得意之作，文后特加注小楷行书：“此篆本多用古文，斟酌数次，方成定本，幸勿轻视之”。最后是由姚琮用隶体书写的《先严言行述略》1800个字，以记述姚父生平事迹为主，也涉及姚琮本人某些经历。石印本尚完好，字迹清晰。

　　姚琮写《述略》，成于民国23年(1934)十月廿五日。当时石印成册，分赠送过奠仪的亲友。本集的发现，对文字学、书法艺术与地方文史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悉，当时任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姚琮，以银圆2000元酬谢章炳麟。在南京由名匠遵章的原稿手笔精工刻凿成碑，运回瑞安马屿上京村，立于其父坟头。蒋介石也曾为其父题写墓碑，蒋碑已于数10年前在农民猪舍下出土，字迹尚清晰，现被瑞安市文物馆收存。

　　姚琮旅居美国的子孙，如得知纪念祖先的石碑、石印本在故乡发现，当会感到欣慰吧！

姚波

    姚琮(1889—1977)，原名味辛，瑞安马屿上京村人。幼就读养正学堂，后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曾与蒋介石同学。辛亥革命时，任陆军第十一镇第八十二标排长，后升连长、教练官、讲武堂教官。1915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毕业后任暂编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中校团附、团长及驻台州兼海门要塞司令。在一师任团长时，蒋介石受孙中山指派曾来浙进行地下活动，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暗予支持，因此后来深得蒋的倚重。1926年，任黄埔军校上校教官、校长办公厅主任。
　　1927年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警备师第一师师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兼南京要塞司令。8月，参加龙潭战役，击败军阀孙传芳。1928年任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局长，旋转任首都公安局局长、警察厅厅长。1931年，蒋介石命去日本考察警政，旅日约半年，写有《日本警政考察记》一书。1932年起，历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温州警备司令，军事委员会管理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1943年曾任内蒙古宣慰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任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回乡参加竞选活动，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去台湾，1952年退役，其间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7年10月5日病逝于台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20岁的姚琮第一次身临真刀真枪的大战，他毅然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浙江新军起义军总司令(周承炎)部参谋。参加了光复杭州之战的姚琮，并没有以开国元勋自居，不固步自封、善于学习探索的“温州精神”再次闪现。他于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在学期间，也非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教科书式学习，他又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这一切，让20岁出头的姚琮意识到，军事与学术不但可以相互促进，学术眼界的提升正是军事战略的高度体现。
    1916年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姚琮在返回浙江陆军任团副之后，这位25岁的年青军官随部赴闽参加护法作战。正是在率部驻闽期间，结识援闽粤军作战部主任的蒋介石，受蒋委托劝说温籍赴闽浙军师长潘国纲支持援闽粤军未遂。虽然这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军事行动，但从此姚琮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也由此成为姚琮进入国民党军政核心地带的引路人。
    1925年应蒋介石书招，姚琮于次年南下广州，聘任为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军事教官，被授予陆军上校军衔。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姚琮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部副官长，随军参加北伐时期湘浙赣苏等省战事。从此，35岁的姚琮作为蒋介石的副官，成为名符其实的左右手，他对蒋氏的忠心耿耿与精心辅佐，伴随一生。
    史料证明，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大会战之前，第一个向蒋介石以非正式方式提议的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姚琮。而1938年5月21日，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的姚琮又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决开黄河堤岸、水阻日军的建议。虽然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建议于后世史家看来毁誉参半，可姚琮忠于职守、果敢坚决的军人风骨由此亦可见一斑。
    作为1936年即获授陆军中将衔的少壮派军官，时年45岁的姚琮仍然固守着“温州精神”，戒骄戒躁、乐于学习。繁忙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活动之间隙，先贤的经典，姚琮还是手不释卷、颇为认真地研读过的。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陪都重庆，姚琮仍然在寓所内批阅《资治通鉴》，每每对国家兴亡、君臣政论之史事沉思良久。
    可能是联想温州先贤孙诒让之故，也可能是希望对读史通今有一个总结，他将数年来读《资治通鉴》所作的摘要合辑，命名为《史迻》。当然，这是一册完全无法以“学术”相较于孙诒让的著作，之所以让人易于联想到孙氏，当然是因为孙氏的那部训诂名著《札迻》。
      1893年，46岁的孙诒让开始整理自己的读书心得，将三十余年间阅读与校勘的七十八种古籍加以品评判研，辑为十二卷读书笔记，冠名《札迻》。《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藉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相赞誉。
      虽然同为读书笔记，且冠名中同有这个“迻”字，且二人同为温州瑞安同乡，迻录也罢、迻译也罢，无论是专业程度还是质量与数量，《史迻》仍然无法与《札迻》相提并论。或许，这部两卷本的《史迻》，压根算不得一种学术著作，充其量，仅代表着姚琮本人作为一名军人的阅读心得，但于其间所折射的“温州精神”仍然让我们由衷叹服。
      在这两本一套，用普通竹纸印就的小32开《史迻》之上，铅排的小字让我们感受不到惯常的学术经典的那种派头。没有考究的用纸，没有高开的天头地脚，没有精致庄重的刻版，没有卷帙浩繁的广征博引，我们还在这样的小册子末看到一张长长的勘误表，标注着多达三十九处的误排或漏排，甚至还在“勘误表”上继续“勘误”（用红色铅字或直接毛笔涂改）足令观者哑然。
      《史迻》一书前后，没有任何学者名士、达官显贵的序跋题词，这也颇令人意外，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意外的是以姚琮这样一位身为中将的军政要人，居然没有附庸风雅邀朋唤友来为其著捧场；意料之中的却是这符合一位真格军人的做派，也符合所谓的“温州精神”罢。
  姚琮本人为此书写有一篇极简短的序言，序言中提到：
  
    鉴古知今，惟宜读史。史之所含至广，苟能融会贯通，则立德、立言、立功皆有所准绳，发扬而光大之，存乎其人。琮早岁从戎，鲜读史书。民国二十三年于役南昌，退公读《资治通鉴》，摘要成帙，名之曰《史迻》。年余卒业，始知从政者读书之不易。特师昔贤晋呈《贞观政要》之美举，钞呈委员长蒋公钧览，期补万一。无何，中日战事起，此册想亦散失。复念袍泽中有同好者，爰付梓人，俾易观摩，则所得倘相类，或较胜之，是亦善与人同之意也已。
                                            乙酉秋日，姚琮序于重庆。
  
    从序言中我们得知，姚琮自1934年开始研读《资治通鉴》，花了一年的时间基本读完，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将这些笔记汇辑成册，其基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训诂或者教学以及别的纯学术目的。而是“特师昔贤晋呈贞观政要之美，举钞呈委员长蒋公钧览，期补万一。”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中将副厅长兼任副官处处长的姚琮，惟一挂怀的是竭尽全力为蒋委员长出谋划策，读《资治通鉴》也无非为此党国大业而已。作为军人的姚琮自读《资治通鉴》，“始知从政者读书之不易”，为此，也特别在《史迻》的编选上颇费心思。
    在此书“凡例”中，姚琮特别说明：
    一、每段皆因其性质标明二字或四字，虽未能概括，聊以醒目。
    二、每段中有将原文削减，注略字或未注，以求阅者节省时间。
    三、每段均按资治通鉴之先后编列故不主分类。
    四、原文仅记官爵则加注。
    五、原文仅记名字者则添其姓。
    这个特别的姚氏“凡例”中，从“醒目”、“削减”、“节省时间”、“不主分类”、“加注”、“添姓”等种种举措中可以看到，姚琮所编著的这部《史迻》，实际上是一本便于国民党军政高官们阅读的简易《资治通鉴》。
    于《资治通鉴》本身，姚琮本人或并未大加针砭褒扬，亦并未指摘大旨明言其大道，只是通过一种简略缩编的技术手段，提供给当时征战无暇的蒋委员长及军政高官们一种便捷的读书方式而已。可以看到，这是一套既无明确出版机构，又无明确出版日期，没有公开售价的内部印本，其开本之便携式、其印制错讹之多，亦侧面反映着抗战时局的急迫与紧张。
    《史迻》卷一的第一条，姚琮摘选了“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冠名为“纳言”。姚琮的苦心昭然若揭，不但希望蒋委员长能够广纳谏言，当然还希冀党国同仁齐心协力、出谋划策。第二条冠以“骄盈”，摘选内容为魏太子与田子方论骄人；第三条冠以“贪妄”，摘选内容为智伯求地于韩、魏、赵三国事。或许是凑巧，或许是别有用意，《史迻》卷一的第一页正好由这三条构成全篇。或许，整部《资治通鉴》的意义，在姚琮看来，即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统治王朝的兴亡史而已，广纳同进者兴，骄盈贪妄者亡。
    返观温州学派之肇始，孙诒让在学术上的精深独到与时潮中的力挽狂澜，令人钦佩。而作为旧时代文人所不齿的一介武夫，又复为近代军政高官的姚琮，一部《史迻》或许不足以令其学术建树，甚至于其仓促的编著、不够精准的选辑本身就足以让人诟病。而无论是朴学大师孙诒让的《札迻》之精深学术，还是军政显达姚琮的《史迻》之便捷实用，那种既不固步自封又不随波逐流，那种既朴实为用又敢为人先；学亦有道，学亦有术——不正是那个难以完整表达却时常为世人所称奇不已的“温州精神”之精髓吗？

姚波

   姚琮（1889-1977）字味辛，陆军中将,浙江温州瑞安人。早年入江上村养正学校，1907年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与蒋同学），毕业后任陆军第二十一镇第八十二标排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杭州，后任连长、教练官、浙江陆军讲武堂教官。1915年复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任浙江督军公署参谋。1926年，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上校军事教官、校长办公厅主任。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副官长（蒋副官）、警备师第一师师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兼南京要塞司令，参加龙潭战役击败军阀孙传芳。1928年任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局长，旋任首都公安局局长、警察厅厅长。1931年，奉蒋命去日本考察警政，并著《日本警政考察记》。1932年起，历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温州警备司令、军事委员会管理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1943年曾任内蒙古宣慰使。抗战胜利后，任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去台，后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温州旅台同乡会会长，1977年在台北病逝。姚琮一生忠心辅佐蒋氏，信奉军事学术并臻，尤浸淫《资治通鉴》，著有两卷本《史迻》，并精于八法，为世所宝。

    作品描述：纸本立轴，65.5*32cm，之前揭裱过，品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