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

姚波

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01/为什么是麻城？

原创 2016-04-25 陈世松等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

祖先同乡传说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 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日本学者将这种祖先“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的现象，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颗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

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等。

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

麻城县的地貌概况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今河南、安徽、湖北交界处）南麓中段，兼有高山、丘陵、平原地形，可以说是一个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麻城县的资料简介称，麻城全境的地貌有如马蹄形。近年来，有川人从麻城寻根归来，在叙述所见麻城地理环境的直观印象时，说它像是一个“撮箕”。

而在一位美国学者眼中，麻城地图更像是“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叶脉是水道”。

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相信，“撮箕形”更符合川人想象中的移民祖地形状，它更加生动、形象、准确地表达了眼前的麻城地貌特点。

如果站在麻城东北部的高山之上，举目瞭望，就会发现麻城县的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呈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平原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简直就像是一支北东向南西倾斜的撮箕：县的东北部、北部、西部，是倾斜敞开的山脉、丘陵，恰似向外延伸的撮箕背；西南部正对长江平原，恰是撮箕口；斜向展开的西南部平原，恰是撮箕的底部。

麻城东境、北境山势险峻陡峭，形成了许多关隘险阻。麻城关隘重重，素号形势绝险之地。大别山素有“十三险关”之称，其中有“五关”就森列麻城北境。

兼有平原、丘陵、山区地形地貌的麻城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由于麻城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敞开，故“县境东北多山，西南大半平阳”，以至西北境“渐成平陆”。这样，形成了山区多集中分布于东北部，丘陵多集中于西北部，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的基本格局。

麻城的平原多集中于西南部。县志有所谓“县东北多山，西南平原，间有冈阜”的记述。麻城西南平原的形成，与流经境内的河流有密切关系。麻城境内溪流密布，山涧纵多。大小河流1580多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134条，由此形成了麻城的河谷冲积平原。据统计，麻城平原面积12.8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5.6%。

麻城的地形按自然和人为生态，被明显地分成了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正如美国罗威廉教授所说的：“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

正因为麻城地理条件独特，兼有山区、丘陵、平原的地形地貌，地表资源相当丰富，加之光能充足，雨量充沛，因此，最宜于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在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之区。

独特的地形地貌，与独特的区位条件相结合，形成为麻城县独特的地缘优势。概括起来，历史上麻城县的地缘优势具有以下特征：

（一）鄂东边陲之区。麻城县界在鄂东边陲，北与今河南省新县、商城以山脊为界，东北与安徽省金寨县为界，是一个地处鄂豫皖边的名符其实的“三不管”地区。因此，在地缘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属于“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的偏远地区，容易形成鞭长莫及之势。

元末红巾军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称霸，鄂东的麻城地区就成为率先聚众起义之地。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西系红巾首领徐寿辉与麻城铁匠邹普胜结合，在鄂东地区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就是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得以在此区建立“天完”农民政权，进而成就一方大业的。

（二）兵家必争之地。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从中原南下进取江南，还是北指中原逐鹿天下，无不以先据麻城而居主动。这是因为麻城雄关重重，五关翳锁，易守难攻，实为四固之区。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如早在春秋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这里就发生过载诸史册的吴楚柏举之战，吴楚双方投入兵力近20万，最后以吴胜楚败告结束，当时指挥吴军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三国时曹魏曾戎兵西陵（即今麻城），以御孙吴；后吴大将陆逊率兵以西陵（今麻城）为国之屏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豪强们侵夺兼并，各创霸业，此地曾发生大战达十二次之多。

南宋时期，金兵两度犯五关、拔麻城；忽必烈率蒙军渡淮，经麻城进犯江南。元末陈友谅，明初朱元璋，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清代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陈得才和捻军将领赖文光、张宗禹、龚得树等，都在麻城留下了鏖兵的足迹。

近年来，在麻城市一片山区发现了60多座古代兵寨堡垒群落，其中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有东山寨、雁门寨、云雾山寨等12处。这些兵寨堡垒散布在麻城市方圆百余公里的奇峰峭壁上，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

兵寨依山就势，大多为石块垒成，高六七米，石墙厚达一米，犹如一座座城堡。每座兵寨前都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内有石房，寨周有箭垛、瞭望窗、箭楼。这些兵寨堡垒形态各异，有的寨与寨之间还有兵道相连，瞭望孔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直至1920年代的现代革命，还有1930年代的国共内战，这里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由此为麻城留下了深刻的“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

（三）人群集聚之所。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

如在东北山区，“厥壤高坟”，“产谷麦，山地棉花不蕃茂”；西南平原区，“厥壤旷衍”，“土肥沃”，“出棉谷”。东部山区少棉，“以养蚕丝出产为大宗”。加之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流经麻城中南部平原的举水河注入长江，不仅是中南平原地区农作物的主要灌溉水系，也是麻城市对外交往的水路交通干线，不失为鄂豫皖三省边缘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和集散中心。

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故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之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争霸，江西一时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地区的民众，出于求生的本能，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

对此，罗威廉教授指出：“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

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多称自己祖先来自于江西的传说。这些外来难民之汇聚于麻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麻城适合避难人群生存的地理优势有密切关系。

（四）人文繁庶之乡。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告竣，曾任晚明山东历城知县、后自号“禅悦老人”的汝南人宋祖法，在《序》中记述了明代麻城人文繁盛的局面：

（麻城）昔为僻壤，今号名区。文献轶群，甲于天下。余发未燥，即闻其衣冠风政、田园物产、管弦沸楼，鱼虾腥市、声光雄埒，震耀邻封，乃光、黄之绝无而仅见者。若夫四民之首，人文秀出，家弦户诵。科第则麟经之乡会，名魁无出其右……

洪武初年，在明朝的治理下，麻城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麻城民谣有云：“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

这一独特的民风就是从明朝开始奠定基础的。有明一代，麻城由原来偏处鄂东一隅的“僻壤”，一跃而成为一个人文“乡会”的“名区”。境内拥有万松书院、白杲书院、道峰书院、百元书院等十余所全国闻名的书院。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明代麻城共产生了121名进士，培育出了邹来学、李长庚、梅国桢、梅之焕等一大批文化名士。同时，还涌现出梅氏、李氏、刘氏、邹氏、周氏等名重一时的世家大族，更吸引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性灵派“公安三袁”、作家冯梦龙等学者在麻城进行学术创作活动，由此开创了麻城文风繁庶局面，促进了麻城文风的昌盛。

降临在华中地区的第一场“红雨”，就发生在蒙古统治下的麻城。大移民，正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

　故乡在哪里？“湖广填四川”移民史研究著名学者陈世松最新力作，继《大变迁》《大迁徙》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大移民》，诠释四川重庆两地居民祖先的移民故事，理清了“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现象，用文字丈量移民迁移路线。



内容简介
　　在当今许多川渝民众的记忆中，他们祖先生活的故乡，是一个名叫“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地方。早在宋元时期，四川人口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明初，几百年间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特别是明中期以后，以麻城为代表的移民家族在四川各地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川渝两地同湖广地区血缘、历史情感的百年纽带。而湖北麻城孝感乡，也成为四川重庆两地居民关于祖籍记忆的终点。《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讲述了百年前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潮，讲述了“麻城孝感乡”是如何成为川渝民众共同的认知故乡，以及这种传承记忆背后的文化情怀。



作者简介
　　陈世松，1940年生，四川三台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特殊贡献优秀专家。美国Haverfordcollege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访问学人。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1978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工作。1978年10月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现任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之际的泸州》《宋元战争史》《宋哲元传》《中国封建王朝史》（元朝卷）、《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天下四川人》《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解读》等。荣获国家图书一等奖一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十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

目录
导 论
一、选题背景
二、概念界定
三、学术史回顾
四、史料支撑
五、研究框架
六、课题创新
第一章麻城孝感乡历史钩沉
第一节麻城县的地理形势
一、麻城县的地貌概况
二、麻城县的地缘特征
第二节孝感乡沿革与方位
一、麻城县建置沿革
二、孝感乡历史沿革
三、孝感乡始建年代
四、孝感乡地理方位
第三节 《都碑记》与"孝感乡都"
一、邹知新与《都碑记》
二、《都碑记》全文
三、"孝感乡都"记事
四、"孝感乡都"遗址
五、"孝感乡都"解读
第四节孝感乡历史遗存考察
一、沈家庄的"孝感厅"
二、"麻邑四乡坛域图"
三、高安河码头遗址
第五节孝感乡周边关系辨正
一、"孝感乡"与"孝感县"
二、移民源流与"麻城过籍"
第二章元代成都"孝感乡"的由来
第一节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
一、战后成都平原的凋敝
二、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
第二节成都平原屯田的兴起
一、成都军屯的创立经过
二、成都军屯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成都军屯的管理体系
一、元代四川的镇戍系统
二、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
三、带"乡"的成都军屯
第四节"孝感乡"军屯的由来及演变
一、省外来的屯田专业户
二、元朝在淮西的屯田
三、由军屯番号到地理单元
第三章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第一节西系红巾军在荆楚
一、兵起鄂东
二、移民滥觞
第二节荆楚移民迁巴蜀
一、襄汉流民聚绍熙
二、躲避战火入巴蜀
第三节大夏政权据四川
一、开辟蜀中新天地
二、开创移民新时代
三、楚民落业的方式
第四章湖广军事移民的开启
第一节明王朝对四川的军事镇抚
一、四川卫所之设
二、从征军士镇蜀
三、楚民屯垦戍边
第二节朱元璋对明氏旧部的处置
一、对溃卒的收集
二、对庄户的安置
三、对渠帅的处决
四、对权臣的惩治
五、对夏主的远徙
第三节湖广遗民的命运与踪迹
一、就地安置
二、举兵反抗
第五章移湖广实四川的奥秘
第一节明初四川社会背景状况
一、四川经济衰减的诱因
二、人稀地荒的凋残之区
第二节麻城在移民实川中的地位
一、战略前沿重镇
二、人口输出基地
三、《招民榜文示》解读
第三节征发孝感迁民入四川
一、入川缘由
二、迁民构成
三、迁民征发
四、移徙路线
第四节孝感迁民在四川的安置
一、安置政策
二、安置区域
三、安置形式
四、个案剖析
第五节湖广自发移民活动的兴起
一、迁移背景
二、个案剖析
第六章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
第一节元明四川人口格局的变化
一、元代四川的人口状况
二、明代四川人口的变化
第二节湖广移民姓氏的空间分布
一、叙州府
二、直隶泸州
三、重庆府
四、夔州府
五、顺庆府
六、成都府
第三节湖广移民空间分布的特点
一、偏向东南聚集
二、叠压积层现象
第七章麻城移民家族的成长
第一节麻城籍世家大族的分布
一、川南地区
二、川东地区
三、川西地区
第二节麻城移民家族成长的原因
一、原乡成长背景
二、四川客居环境
三、移民自身条件
第三节孝感乡移民家族的崛起
一、孝感乡家族墓志辑录
二、孝感乡家族墓志剖析
三、孝感乡家族成长个案
第八章移民记忆的符号建构
第一节蜀人楚籍记忆的源头
一、"前明侨户多籍楚"
二、"奉诏入川"辨
三、"洪武二年"解读
第二节移民历史记忆的传承
一、移民记忆传承的形式
二、家世来源的文本书写
第三节同乡移居传说的兴起
一、同乡移居传说概念
二、移居传说的历史"选择"
三、成都的"黄陂孝感人"
第四节同乡移居传说的演化
一、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体失忆
二、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的淡漠
三、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
四、同乡移居传说泛化的形式
五、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
第五节"孝感乡"指代符号的建构
一、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二、孝感乡的符号指代含义
三、"孝感乡"符号的建构过程
第九章祖籍记忆认同与文化整合演变
第一节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
一、宗教信仰
二、方言习俗
三、生活习俗
第二节巴蜀地域社会的整合
一、土客界限的消融
二、省籍观念的淡化
三、汉夷民族的融合
四、盆周民众的交融
第三节社会角色在整合中的作用
一、地方官员的导向教化
二、乡土士绅的组织宣传
三、广大民众的创造传播
第十章 文化回归与精神家园建设
第一节麻城寻根热的兴起
一、麻城寻根热的特点
二、麻城寻根热的成因
第二节 同类祖源与精神家园建设
一、同类祖源的文化意义
二、移民时代的精神家园建设
三、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借鉴
第三节当代社会中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调查
一、流传现状的一般调查
二、流传现状的问卷调查
三、问卷调查的相关分析
附录：寻根，为那悠悠乡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在川渝地区以“麻城孝感乡”为中心的同乡移居传说的世代传承，造成了巴蜀姓氏家族祖籍记忆认同。在一个有着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的社会中，祖籍记忆认同与宗教信仰认同、方言习俗认同、生活习俗认同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连带关系。由祖籍认同所带来的文化整合演变，必然会对地域文化与地域社会一体化过程起到促进作用。本章以明清以来人口流动背景下文化交流作为切入点，具体勾画了湖广祖籍记忆（其中也包括本课题所研究的孝感乡祖籍记忆）认同背景下，巴蜀地域文化、地域社会的整合过程；剖析了地方官员、乡土士绅、广大民众各自在整合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节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
　　一、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认同的发展演变，必然带来人们信仰观念的认同。各省移民迁入巴蜀地区，带来各自的乡土神信仰，在新的地域展开了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以乡土神祭祀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随着定居日久，不同族群之间便开始了在移民地域崇祀信仰观念的整合重构过程。
　　华夏民间崇奉多神信仰，不同地域各有“乡神”崇祀。清初移民入川后，将各自的民间乡土神祭祀信仰带进四川，分别以大禹、慧能、许逊、妈祖、关羽等为主祀偶象。一般来说，清代移民会馆多建于嘉庆朝之后。这时移民已传世三代以上，在新乡立业，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与四川连接着经络。由于填川移民中出现“半楚人”、“半潇湘”的格局，因此奉祀大禹王的湖广会馆遍及城乡。祭祀大禹王，一方面是湖广移民原乡祖籍记忆再宣示的形式，更是作为新家乡社会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展现。作为蜀人的大禹，早已为四川土著崇祀，“祠庙遍蜀中”。楚人以大禹楚地治水有神功，奉为“乡神”，徙川接续祖地崇禹之俗，建庙祭之。于是，大禹王成楚人和土著“共祀”之神。而大禹又有“九州共祀”的神灵的身份。如墨翟所言：“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厚禹之加于天下。”[1]故禹王宫祭典不仅为楚地移民趋赴，土著及它籍移民后裔也往往参与其间，从而成为地域盛事，各地移民共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在楚地移民心目中，原乡“乡神”的“职能”增加，又为世代家园的新家乡的“乡神”。于是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记忆的楚地移民后裔在地域观念上向建构“楚籍蜀人”的地域认同跨进一步。
　　移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非单方面作用，而是移民与土著及其它移民族群间的双向互动。填川移民原乡崇祀融入新乡，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新乡神祗又为移民接纳崇祀。具代表性的是川主信仰进入移民族群为移民接纳崇祀。李冰父子建业西蜀，造福四川，为巴蜀地方神祗，川主庙遍及全川，普遍祀之。随着楚地移民扎根传世在地转化，作为湖广移民会馆的禹王宫接川主入宫，合祀禹王、川主、梓橦三神。[2]寓原乡之神与新乡之神于一处，同庙祭祀的动向，说明楚地移民后裔在认同原乡“乡神”的同时，又对客居地的新“乡神”进行了认同重构。
　　此情在楚地移民的家庙（祠堂）也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任蜀军政府都督、四川民政长，调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官的隆昌张培爵（号列五）家族为祖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入川移民。张氏先祖子恒公、子贞公于雍正十年主持重修张家庙（张氏祠堂），“塑川主、土主、药王三神象于此。”何以塑川主象于家庙，“张氏家传”谓：“我辈得食兹土，端赖此川主诸神。”[3]张氏立业隆邑，“家益饶，”为隆东望族。发迹之由，视川主诸神庇佑。于祖堂祀川主，旨在崇德报功，本义与川人无异。于是川主为张氏族群认同，从而显示了潜移默化为四川人的趋势。
　　除此之外，其他省籍的移民在祭祀乡土神方面也经历了由专祀到合祀的过程。如成都近郊仁和场（今成华区龙潭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仁和场关帝庙记》云：“仁和场关庙自乾隆至今百余年。恩幼时随先父入庙礼神，见关帝中座，右火神，左川主，□□□□□。神中有□坐者，有横坐者，有侧坐者，有倒坐者，有在承尘之上而高坐者，其中所兴之会各不同名……”究其缘由，盖“我等祖宗皆自别省迁来，故吴楚与粤不妨同居一土，蕃衍与□不□□□一□□□□与神不可□于一堂乎？”[4]位于川东北的万源县，有《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曰：“是庙也，吾乡向为专祠，旧无神农、药王二神，亦如各邦各有会馆，今专祀者改为兼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之岁，吾乡人辈创见……祭祀也，有功于民则祀之，其在斯乎，夫祀功诚然矣，而犹未识专祀之忽为兼祀有不合而合之意也。而三人合为一人，非不相谋而实相合乎”[5]。
　　（图9—1：隆昌县北关禹王宫山门“灵承楚蜀”牌坊）
　　以上资料揭示，随着各省移民在巴蜀地区居住日久，在宗教心理还是实际祭祀行动中都改变了以往各祀其神到共同祭祀的转变过程。从而使经过重构的乡土神祭祀最终被各省移民所接受，这就从精神生活领域的角度奠定了巴蜀移民地域认同整合的共同信仰基础。
　　二、方言习俗
　　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方言认同，其最终结果必然发展演变成为语言认同。一定地域的方言是与社会发展、政治变动、人民活动范围、社会经济活动往来密切相关，是一定地域民俗风情、戏曲宗教等文化形式的生动表达。有清一代，楚语遍及四川各地，成为各地移民主体语言，它之整合为通行于巴蜀城乡乃至四川盆地周边省区，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
　　据语言学者研究，“四川官话是外来带来的。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大移民，大批湖广籍和部分河南籍、陕西籍和安徽籍的军人和平民留居四川……他们带来了属于官话方言的湖北话、陕西话、河南话和安徽话。因此可以说，早在六百年前，官话方言就从东面和北面深入到四川了。到清朝前期，以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北）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和西南官话体系”[6]。由于明清两次外省移民入川，以“湖广”居首，而在四川各地，特别是广大农村，习惯于把四川人叫“湖广人”，因此四川话也就叫“湖广话”了。由于清初四川的湖广人占优势，以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于是就成了四川的“普通话”。
　　清代填川移民初至新乡，五方杂处，各俗其俗，乡音各异。民国《达县志》“方言”称：“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川东永川县“五方杂处，语言互异。”[7]清末民初尚且如此，何况清初。徙自湖广、陕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遍插川中，巴蜀各地“五方人各异乡音。”这时，四川各地语言虽然“异彩纷呈”，体现了移民文化的丰富多样，然而乡音连着乡情，人们因此难免囿于原乡情绪，阻滞着新地域心理认同的建构。至清代中期，嘉庆朝之后，时过百余年，人蕃三四世，各地移民文化呈融合之势，风俗语言趋同日渐明显，“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8]清代楚语的趋同，先在四川局部地区展开，继而在全川通行。甚至世代生活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受到湖广活的影响，吸纳着湖腔湘音。如川西芦山县“汉夷杂处，无不夷音。楚人徙居，独存楚语。”[9]
　　整合后的四川官话（湖广话），成都、重庆、合川、简阳等地的地方志记载最详，堪称代表。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简阳县志》、民国十六年刻本《广安州新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云阳县志》中所载“方言”条目，湖广话词条占半数以上。又据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县志·方言》中共收方言词229个，竟有158个与成都话相同。当四川官话成公共语言时，不排斥在某些“方言片”内仍然流行原乡语言，形成双语现象。语言的趋同，催生着新家乡地域认同，四川人情结的积淀便愈深愈厚。
　　经过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湖广话终于在众多移民方言中整合为四川官话。这一演变的发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四川话与湖广话，原本同属于北方官话。语法结构基本一致，词汇大同小异，声母、韵母大致相同。如：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西昌县志·凡例》曰：“吾县汉族，来自南北各省。语近国音，颇不纯。”语近国音者，乃北方话之语音也。这是语言整合的基础。第二，是湖广人在四川人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其中，又以麻城人入川最早，也最多。其方言流行之范围也最广。是形成四川官话基础方言和决定性因素。“语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为基础。所谓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于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别是这个方言或语言，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文学传统。整化也跟分化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运动过程。”[10]四川官话整化的基础，便是占四川人口绝对优势的湖广人的湖广话，尤其是湖北的麻城方言。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麻城孝感乡，是“四川母语地”。崔荣昌教授所著《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记》一书中指出：“由于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特别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使得在四川居民的祖籍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广为首的南方省籍占了十分之八。这就造成了四川境内各类方言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情况。”[11]第三，土、客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的生产和生活，语言必须整合。四川幅员面积大，高山、平地、丘陵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同处于一隅的各省移民，言语不通，影响沟通。为了相互交流，表情达意，逐步整合，实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1]《墨子·大取》，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
　　[2]道光《岳池县志》卷19序，第26—28页。
　　[3]民国十四年隆昌《张氏族谱》“张氏家传”。
　　[4]民国《华阳县志》卷30“祠庙表”载：仁和场有关帝庙，光绪癸未重修。原碑尚存，碑文系中山大学博士生郭广辉抄录提供。
　　[5]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卷二《祠庙》。
　　[6]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7]光绪《永川县志》“方言”。
　　[8]民国《安县志》卷56。
　　[9]民国《芦山县志》卷1。
　　[10]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2006年，语文出版社，第5页
　　[11]崔荣昌：《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记》，2010年，巴蜀书社。


前言/序言
　　导论
　　一、选题背景
　　（一）现实寻根需求的感召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在由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空前高涨。自2008年国家将“清明节”规定为法定假日以来，一个以编修新家谱、开展宗亲联谊和文化寻根为特点的热潮正在广大城乡迅速兴起。尤其是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历史证明，重大学术研究选题的产生，往往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召；现实生活的强烈需要，催生了无数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课题。本课题组成员——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团队，长期致力于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受现实生活中文化寻根活动的感召启发，在专业本能和社会责任的合力推动下，开始关注“麻城孝感乡”现象，并由此启动了本课题的研究计划。
　　（二）移民历史研究的难点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日本学者将这种祖先“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的现象，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1]。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颗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等。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这无疑是移民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环顾国内的移民史研究领域，虽然对于各地的共同祖源现象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讲，研究还不深不透，与广大民众的期盼还有不小的距离，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将“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来攻关，势在必行。
　　（三）精神家园建设的呼唤
　　本课题所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就本质讲，是一定地域文化认同的问题，反映了民众文化生活中的精神归宿。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一种凝聚中华儿女、华夏子孙的文化积淀和集体认同。它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从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的共同的认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3月，川、渝分治前，四川人口上亿，是中华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区域。存在于此区域几百年之久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流传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堪称罕见，至今仍迷雾重重，隐藏在其中的区域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的规律有待破解。由这一现象所派生出来的区域文化认同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存在的同类祖源现象一样突出，不失为研究全国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个案，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进行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区域文化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就是区域文化。就一般意义而言，“地域”也就是区域，即按一定标准而确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它是人类生存和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与活动舞台。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地域文化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2]，但对于本课题而言，其所立足的地理空间区域——四川盆地，自秦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高级行政区划，则是具体而明确的，主体部分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只是内部管辖范围和归属略有调整。这一行政区划根据古国疆域，秦汉称之为巴蜀地区，唐代称“三川”，宋代改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历元、明、清而至民国均为四川省。1997年3月川渝分治后，至今分属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巴蜀文化就是由以今天的四川、重庆为核心的地域空间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基于这一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巴蜀文化，即是本课题所指的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区域文化。
　　（二）文化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文化整合的概念起初由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界提出并引起关注，后渐为地理学者重视并开始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3]本课题通过研究发现，共同祖源现象与地域文化的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巴蜀文化作为凝聚一方民众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成因是多元的，通过“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现象建构所发挥的文化整合作用，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identity），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所谓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4]
　　（四）祖籍记忆
　　又称祖先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对祖先往事共享的过程和结果。根据社会群体对象和保存、流传“记忆”范围的不同，记忆理论可以分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5]作为移民群体的祖籍记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祖籍认同感；二是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由“血缘”与“地缘”关系连带引发的认同，指当事人及其后裔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移居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来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移居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6]
　　（五）共有精神家园
　　相对于物理意义上供人们居住的“家”，以及社会组织意义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家”，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家”，则是指人们心理上认可、信赖、追求的归宿和寄托之所，这就是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意志、观念、理想、目标和追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时代文化。其中，历史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赓续与发展的生存依托和生命元素。共有精神家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具有较强的向心凝聚力。为了守护好民族文化的传统根基，需要更全面地认真挖掘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而从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的共同的认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麻城孝感乡”在川渝民众的祖籍记忆中具有普遍性，在文化归宿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因此本课题将其纳入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视野和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学术史回顾
　　（一）同类型移民祖源研究
　　（1）作为移民事件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的探讨，是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国内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大致被作为移民事件，置于移民史的范畴予以展开。
　　例如，在“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上，以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等创修遗址和编撰志书为发端，中经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背景下洪洞县志办对移民资料的大量调查和征集，到90年代以来被学者视为“历史之谜”加以研究。近年来的许多著作，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日本学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等，对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都有所涉及。总体来讲，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把民间流传的“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来的”说法作为研究的一个既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移民的原因并试图复原明初山西向外移民的时间、次数、路线等。这些内容也大致反映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取向。[7]
　　在“南雄珠玑巷”移民问题上，陈乐素针对传说的真实性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认为这些并非历史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陈乐素指出，此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北宋末期，金军南下，占领中原，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至赣南。在这次动乱中，很多士民南渡大庾岭，寄寓南雄，经过一段时间，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到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攻陷南雄、韶州，南雄居民再次南迁。不过，陈乐素也注意到族谱的记载，是把北宋末和南宋末两次动乱产生的移民事件混为一谈了。[8]
　　在“宁化石壁村”移民问题上，罗香林早在民国年间，即针对客家族谱所载其先民来源于宁化石壁村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考证，指出石壁移民与唐末黄巢之乱有密切关系。因为黄巢曾率众陷江西虔、吉、饶、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东向迁避故也……是宁化与客家上世移居之关系，又不仅在唐末为然也。”[9]
　　在“江西瓦屑坝”移民问题上，曹树基、葛剑雄根据民国《宿松县志》有关氏族迁入的记载，结合史实推测，指出瓦屑坝与明初移民有关。[10]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成祖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曹树基又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进而得出结论称：“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11]
　　（2）作为移民传说的研究
　　20世纪后期以来，借鉴后现代史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尝试从一些新颖的角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关注“人口迁移”这个动态的客观过程，到关注“移民”这一主体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过程。这种研究突破了“史实考证”的传统取向，更多通过考察移民传说的形成地域、形成背景、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及其传承，将移民传说与历史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其解释的角度主要涉及：族群关系及认同、社会分层与国家体制、边缘与主流和正统的互动等方面。
　　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被作为移民传说，置于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展开。例如，在珠玑巷传说的解读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民族意识有关系。梁启超最早认为，这个传说的特征大致就是证明了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先是为“华夏与摆夷混血，殆无疑义”[12]。日本学者牧野巽也从汉化这一视角来探讨珠玑巷传说，认为宋代从南雄方面而来的方言相异的若干移民，向珠江三角洲移动，定居于逐渐汉化了的傣族土人之中，以致这个传说在周围的土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南雄传说可以为“土人”的汉化做出某些贡献。[13]第二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代广东土著有关系。如谭棣华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朝实施的里甲制有关系，在土著民族和北方移民相融合的过程中，珠玑巷传说发挥了隐没各姓本来身份的作用，和籍贯没有关系。[14]科大卫认为，此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宗族肇基的传说，它强调的是祖先定居的历史，这个故事的结构显示了定居的历史与户籍登记的关系。[15]刘志伟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16]第三阶段的解读，认为与南宋勤王抗元有关系。曾祥委通过研究发现，珠玑巷迁徙故事作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原广州府勤王义民应对入元以后编户齐民的策略，“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隐瞒身份，而地处交通要道，兵家必经之地的珠玑巷，每逢战乱必定一扫而空的珠玑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无可稽查的掩护，这就是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来源地集体记忆的秘密。”[17]
　　在大槐树的传说上，以赵世瑜的论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他还以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有关“异类逼处，华族衰微”的记述为依据，“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称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由此推论出，大槐树传说是明清族群关系紧张状态下，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清末民初亡国灭种威胁下，地方知识精英建构的一个国族象征。整个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反映了华北社会从金元到民国一种重塑汉族正统性的民间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把地域社会历史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努力。[18]
　　在石壁村传说的解读上，牧野巽认为，宁化石壁传说及葛藤坑传说其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浓于历史记载的文本[19]，而濑川昌久则强调对传说的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宁化石壁传说的内容中包含着处于边境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存在的正统性的认定。”[20]谢重光认为石壁传说曲折反应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融合、同化。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说和中原正统观念在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壁传说是一个有利于团结的文化符号。[21]
　　（二）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
　　（1）研究进程及观点评述
　　川、渝两地对“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较早，其质疑和讨论多见于方志记载之中。其中以20世纪30年代的《南溪县志》为代表，编者通过按语形式首次明确提出了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22]但真正将这一问题作为移民事件和移民传说来进行研究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1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柯建中，署名卢杨村在《成都晚报》发表题为《成都人的祖先来自何方？》的文章，最先揭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序幕。他在文章中指出，虽然麻城孝感乡是许多四川人众口一词的祖籍地，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可能只有一个地域来源”。就算是来自于湖广，它包括湖北、湖南两省之地，为啥四川人的心目中偏偏只有麻城县？就算是来自麻城，明初共有四乡，但孝感乡一支独秀，而另外三乡在四川的乡土文献中竟然毫无反映，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明初入蜀，麻城孝感，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口大量流亡，所剩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乡已于明成化八年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潮已有两百余年，麻城孝感岂不成了“无稽之谈”？[23]
　　此后，直到90年代中后期，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讨论，才出现在学者的文章中。如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提出：“很多四川地方志把来自两湖的移民都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这完全是民间错误认识不加分析的翻版。麻城作为湖北一个山区县根本不可能输出影响四川人口发展那样多的移民，从情理上地方志的这些记载就说不通。”[24]葛剑雄在《寻根》杂志发表文章，探寻了作为中国移民发源地之一的麻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指出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并结合移民史的普遍规律，对传说中迁川移民何以多称其来自孝感乡的问题做了解释。[25]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指出：“在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多数湖北移民迁入四川后以麻城作为故乡……总之，麻城孝感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祖籍认同的代名词。”[26]
　　麻城孝感乡问题再次引起川、渝地区的关注，始于21世纪之初。2003年邓经武在《四川日报》发表题为《四川土著哪里去了？》的文章，对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提出怀疑。该文以现在湖北地图上没有“孝感乡”作为依据，提出“孝感乡”乃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名。[27]该文一出，立即引出强烈反响，一时间这一问题又成为报刊、乃至网络的热点话题。2004年开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在其主办的《四川客家通讯》（内部资料）中，开辟专栏关注这一问题，曾先后连续刊登了多篇探讨文章。[28]与此同时，在有影响的《寻根》杂志上，刊登了凌礼潮的《麻城孝感乡移民考》[29]，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陈世松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陈世松在文章中提出，麻城孝感乡现象内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30]2006年，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出版，该著中提出，“麻城孝感乡极有可能如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一样，是一个移民集中的中转站，即洪武时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或卫兵遣送至川，而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因而，四川的麻城与麻城孝感乡籍移民应以洪武时期最为集中，数量亦应最多。”[31]此后在互联网上，还发表了相关主题的多篇网络文章[32]，其中尤以湖北的凌礼潮与四川邓经武的争辩文章最为纠结。他们可以说是对“麻城孝感乡”进行证实和证伪的两个代表。当凌礼潮在致力于证明孝感乡的真实性及其与移民运动的关系时，邓经武则在建构他关于孝感乡如何由“子虚乌有”的地名演变为“象征意义”的专著。他得出的结论说，孝感乡现象根本与湖广移民迁入无关，声称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并非湖广人的后裔。并断言：“‘湖广填四川’是一个被民间无限放大，又在文人学者的虚构和想象中形成的传言。从湖北麻城大规模移民填充四川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清初从‘麻城孝感乡’移民填川当属子虚乌有。”[33]
　　总之，在此阶段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孝感乡”是否存在和它的地理位置何在；“麻城孝感乡”移民的背景和类型；“麻城孝感乡”人口、移民数量和路线；以及对众多川人多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现象的解释。可以说上述文章主要仍是从传统历史学，特别是移民史学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探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地方史志、族谱中的资料为佐证，一般都是通过对史料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34]

姚波

02/孝感乡的确真实存在




麻城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在正史中却罕见记载。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有关麻城县下乡镇一级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同时也最翔实地记述了孝感乡由并到撤的历史。这段文字其后又被乾隆、光绪、民国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所收录。

根据这段文字证实，孝感乡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确实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只是后来经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孝感乡就从麻城政区中消失了。

有关麻城县的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年），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了本县的仙居乡。

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

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孝感乡始建年代

从康熙《麻城县志》记述可见，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仙居乡。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终清一代也未恢复。也就是说，它从此就在湖广的文献中消失了。

这里牵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始见于康熙初年《麻城县志》记载的这一明代孝感乡的建置是否可靠？其二，孝感乡是否仅见于明代，在此前的时代是否还能找到存在的线索？

关于前者，需要从康熙《麻城县志》的编纂说起。根据该志序言可知，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为《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

既然《麻城志略》创修之时，正值麻城县两次行政区划调整之际，则《志略》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乡镇调整的资料。于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如果其时志稿尚未完成，则康熙九年(1670年)《麻城县志》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第二次行政区划调整时的原始记录。

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由于康熙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证明它可能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

总之,无论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后者，即孝感乡始建的年代，涉及麻城县何时设立四乡的问题。最早完整记录麻城县下的乡镇的资料，可追溯至北宋时期。

在唐至宋的历史长河中，麻城县下一直有四乡（或六乡）六镇的设置。当然，它仅存镇名，不载乡名。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无法查到宋代麻城县下所领四乡或六乡中是否有孝感乡的存在。

康熙《麻城县志》对于明初县境中的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乡的记载，虽然没有提到各自的始建年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不可能上溯到明以前的年代。由于太平、仙居、亭川三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了明清，而孝感乡的建置则终止于成化八年（1472年），也就是说，它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05年。至于明代以前是否有孝感乡的记载，则只有依靠其他史料来建构了。

根据相关史料，两宋时代即有孝感乡的史实，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孝感乡地理方位

目前，对于存在于明初以来百余年间的孝感乡，其所对应的地理方位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学界围绕孝感乡的地理方位所进行得推测，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黄安说。

1992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李懋军，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明代湖北人口迁徙研究》中，对麻城孝感乡的地理方位首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首先，从人口减损角度，他认为，孝感乡并入仙居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户口减耗过甚，已不足以作为一乡而存在。如果其位置紧靠县城，即使迁出大量人口，由于县城作为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有明初移民大量迁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人口也应当有所回升。然而，从明初直到成化初，孝感乡人口不仅未能回升，却因户口减耗过甚，不得不并入仙居乡，可见孝感乡的位置应较仙居乡偏西一些较为合适。

其次，在风俗地理面貌角度，他认为黄安县县治设在麻城县西的姜家畈，这一带的地势是“四距皆山，中有平原”但“其地多田亩，稀少居民”，而孝感乡在明初人口较多，后因户口损耗，造成居民稀少，而并入仙居乡，加之两地地势、风俗相同所以认定孝感乡位于黄安县治所所在区域。

最后，族谱旁证的角度，作者在上述推理基础上又根据泸州《王氏族谱》中保存有三世祖所做的谱序，此序作于景泰七年（1453年）其后人在序中“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下面加了一个注：“嘉靖中改为黄安县”。由于族谱中保留康熙四年的谱序，因此作者推测谱序应该不晚于康熙四年。最终肯定了孝感乡位于今黄安县姜家畈一带。

随后，葛剑雄先生在《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一文中，也采纳李懋军的结论，并进一步认定黄安县的东南部，即是原孝感乡地。

第二，麻城西南说。

凌礼潮先生根据弘治《黄州府志》卷1载孝感乡撤并后的三乡位置“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又根据麻城地形，推断出“亭川、太平两乡为高山区，仙居乡为低山高丘区，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其包括麻城西南部的白果镇、铁门岗乡、岐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南部，及黄安县倒水河以东、叶河乡以南部分。进而认为，孝感乡主体部分在麻城而不是在黄安县。

苏东来通过搜集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记载在族谱中的祖籍小地名出发，共搜集37例，对照麻城地图可以确认的有11例，这11例小地名分布范围也集中指向麻城西南部地区，这与凌礼潮先生的考证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对于孝感乡的地理方位又有新的进展。其中，熊连可先生珍藏的一枚绘有《麻邑四乡坛域图》的印章，其上有四乡的大致分布范围，显示孝感乡位于麻城南部偏西位置。

第三，麻城东南说。

这是近年来从新近发现的麻城《邹氏族谱》收录的《都碑记》一文中所形成的新观点。

根据《都碑记》记述，明末清初麻城学者邹知新从小时候听乡老所说：“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于是，有学者又据此推断孝感乡都的位置，当在麻城县城东南七里的沈家庄（今鼓楼街道办事处）。

考虑到明代麻城县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时，是将麻城西南的孝感乡并入黄安县，而黄安又与麻城“地里相近,山川相同”，因此，上述第一、二两说，即将孝感乡定位于黄安（东南）与麻城西南，其实并无原则分歧，二者只不过是立足点不同，因而强调侧重有所区别而已。

姚波

03/元朝初期，湖广移民就开始入川了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帝奉表迎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降元，宋朝灭亡，四川宣告平定。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采纳四川行省的建议，命官从各地镇戍军中抽调一万人，进入成都平原，择膏腴之区立屯耕种。

宋元战后的成都平原

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了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经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经攻破成都及其周边的平原州县，造成的惨烈灾祸是前所未有的。

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经历这阶段的战争之后大多消失了。

川西地区，原本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但经过蒙古骑兵多次屠戮后，成为全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南宋蜀人吴昌裔记载，蒙古军“屠成都，焚眉州（今眉山），蹂践邛（今邛崃）、蜀（今崇州）、彭（今彭州）、汉（今广汉）、简池（今简阳）、永康（今都江堰），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具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

上述府州县，俱为川西平原地区，其人口损耗之严重之惨触目惊心。元人虞集也记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经过蒙古军初入蜀境的摧残后，“蜀士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逃匿。”

除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

鉴于长期战乱后的四川州县，普遍出现了“地荒民散”、“户口凋零”的情况，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

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四川因地荒民少而牵涉或废、或降、或并、或损等变动的州、县数量相当普遍，仅成都路变动州县19个（隆州、仁寿、怀州、金堂、德州、德阳、绵竹、汉州、导江、青城、灌州、崇庆、江原、保宁、威州、简州、阳安、灵泉、平泉），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

其中许多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如成都府隆州（今仁寿县），“至元二十年，以此州地荒民散，并为仁寿县”。导江、青城二县，以“户少”省入灌州（今都江堰市）。简州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以地荒，竟废之。”

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

遭到严重摧残的成都平原，不足以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南宋政权不得不作出放弃川西，退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决定。这样，失去政治、军事支撑的川西地区，便早早地落入蒙古军的统治之下。

蒙哥汗七年（1257年）七月，蒙古军进驻成都，将川西地区纳入其防守范围之内。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春，忽必烈即帝位之后，开始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并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

元世祖是一位较早接受“汉法”的蒙古族统治者，他改变了前任大汗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利财剽杀”的政策，进而接受汉族统治方式，大力提倡发展农桑。

为了尽快恢复川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将其建设成为支撑元军灭宋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忽必烈采取招来新民，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相应拨给一定的土地、衣服、粮食、耕牛和种子等。

面对川西地区经济残破的严重现实，仅仅依靠新附民，仍不能扭转局面。在此背景下，元世祖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

早在蒙古军进取四川的初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驻守利州的汪德臣、汪良臣部，就在白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

但由于当时屯田只是在军事征服中的过渡措施，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因此说不上有大的作为。四川大规模屯田的序幕，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才揭开序幕。

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他就将善于经商理财的回回人赛典赤派往四川，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中书省。

赛典赤主持秦蜀政务伊始，结合四川地区长期荒芜的实际，即从足食方能足兵的原则出发，提出组织兵屯，招集民屯，才是解决“以资军饷”问题的良策。

赛典赤镇抚秦蜀行省长达十年（1264～1273年）之久，大力发展屯田，很快就收到成效。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莅官三年，人户增加了9565户，军士增加了12255人，钞银增加了6225锭，屯田收获了97021石粮食，撙节和买钞增加了331锭。

赛典赤离任之后不久，曾经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的蒙古将汪良臣，奉命担任四川行中书省事。他来到成都后，“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继续坚持赛典赤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安抚政策，大力在四川境内发展屯田。

成都军屯的创立

元代成都路军屯创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这一年前，元朝围绕四川出台了许多配套措施，由此可见立屯筹备的端倪。《元史》证实，蒙古屯戍西川者，原来多上都（今内蒙古正篮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的军户，相应地，“其奥鲁皆在西川”。后来由于“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元十九年（1281年）七月改由隆兴（今河北张北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军士更换。由此，“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元世祖命总帅汪惟正（汪德臣之长子）“括四川民户”；颁诏规定西川蒙古军屯“四顷以下者免输地税”。六月，下令将原来的驻扎四川的蒙古、色目军事机构“都元帅户”一律改为“万户府”等等。

上述措施，涉及到驻川镇戍军队的防务调整，统一军屯免税政策的制定，军事机构名的称更改，以及对全川人口重新进行清括，这些都预示着在成都路所辖的西川境内，有一项经过精心策划、有着周密部署的重大战略决策即将出台。

这就是一个由14个军屯所、万人军士开垦的军事屯垦区的创立。不过，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史料，却不直接载诸史册，而被粗心的明初史臣，胡乱地剪接在《元史》其他条目的记述之中。

成都军屯的基本情况

由元代四川行省创立的14个军屯，主要集中在崇庆州境内，因其位于成都平原西部与盆地的交界地带，故以川西名之。

载于《元史》的，所谓“凡创立十四屯”的历史事实，实际指的是抽调14个军事机构创立屯田。由于有的军事机构在成都平原的立屯地点不止一个，这样，将所有14个军事机构所创立的屯田点加在一起计算，其立屯数量就不止14个，而是22处（个）。

军屯设点区域，除江源县一处军屯位于今崇州市东南的江源镇外，其余21处（个）军屯，位于崇庆州晋原县（今崇州崇阳镇），灌州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境）和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境内，即今崇州市西北、都江堰市东南与温江区西北交界之地，介于西部盆地与平原的交接台地之上。

这里土地平整、肥沃，地处岷江上游的金马河和西河（汇合味江河、干五里河、沙沟河与白马河等岷江水系而成的排洪兼灌溉的河道）的出口，接近岷江河西邛崃山脉和都江堰渠首工程，堪称川西平原水利条件最好、宜于农耕之区。

推测当时成都周围的良田沃壤已经得到开发，只剩下距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这片边缘区域尚待开垦。为此经四川行省提议，元世祖决定派遣军队来到此区，“择膏腴地立屯开耕”。

屯田所开耕的土地共计1144.47顷，约占全川军屯总数2238.72顷的51%；屯种军户共有7324名，约占全川军屯总人数12866人的57%。这表明，在当时四川军屯中，有一半数量的军屯集中在成都路这片有待开垦的区域。

《元史·兵志》称，当时共分“余军一万人”立屯。实际统计所得，屯军人数只有7324名，二者相差不大。考虑到各万户府抽调到成都立屯的军士人数，并没有固定数量，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在调整。

元朝在平定江南、统一全国不久，就作出在成都平原立屯的决策部署，其意图何在呢？

结合四川的形势和成都的现状，分析起来，其意图不外有三：

第一，面对成都平原西北局部区域的荒废闲置，出于解决财政转输的需要，必须尽快立屯耕种；

第二，部署屯军于此区，体现了元代“因制兵屯旅以控制”镇戍原则，具有军事控制的战略意义；

第三，开垦成都平原的膏腴之地，兼有发挥“因地之宜”之效应，此举也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成都平原的资源，“未尝遗其利焉”。

姚波

04|崇州曾经有两个“孝感乡”


元代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种，他们分别置籍，根据政府的调动指令，在全国各地镇戍、屯田。

在忽必烈所设计的镇戍军事系统中，边疆要害地区由宗王领兵镇守；以河洛、山东为中心的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屯防；淮河、长江以南，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两行省，被视为要害地区，因而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设置于凤翔（今陕西凤翔）的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

这两个蒙古军单位，皆直辖于中央枢密院，与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行中书省不同。

成都是省会城市，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行枢密院的治地，是全省驻军的首脑和指挥机构所在地，自然是戍守的重点。

除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外，在四川行省还部署了不少镇戍军队，其中可考有15个万户府。

在15个万户府中，除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只在重庆路三堆、中嶆、赵市等处屯耕外，其余14个万户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成都路创立军屯的活动。

在成都路军屯设置区域，军事机构林立，系统极为复杂；屯军来自天南海北，设屯情况千差万别。在彼此相邻的地盘上，各军所立的屯号，必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

根据《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屯田》，这些军屯的立屯地点和位置，按所属州县列举如下：

崇庆州：崇庆州簸箕庄，崇庆州晋原县之金马，崇庆州义兴乡楠木园，崇庆州之七宝坝，崇庆州大栅头，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崇庆州晋源县义兴乡；江源县将军桥。

灌州：青城县，灌州之青城，陶坝，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灌州青城县龙池乡。

温江县。

分属于成都路崇庆州、灌州和温江县三州县的22处（个）军屯，真正有明确立屯设点位置的，只有崇庆州和灌州的部分军屯。其中有具体立屯地名的七处：崇庆州楠木园、簸箕庄、七宝坝、大栅头、金马、将军桥、陶坝。

这些有具体立屯地名的军屯，其屯田所在的位置毫无疑问就设在该地。也就是说，这些军屯的名称，与设点地名应该是一致的。

带“乡”的成都军屯

在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

崇庆州：义兴乡，孝感乡，大栅镇孝感乡。

灌州：怀仁乡，龙池乡。

明代，县下的“乡”只是一个地理单元，不具有行政职能，行使基层行政职能的，是设在乡这一地理单元上的保甲。

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在宋元时代也同样存在。上述5个军屯，既带有“乡”名，表明它们都分别设立在该乡所在的地理单元。

对于这5个地理单元的情况，灌州的怀仁乡与龙池乡，不知道是元代以前的地理单元，还是元代新设的地理单元。但对崇庆州下的“义兴乡”，则可以断定，这是元明清沿袭使用的乡名，其地理单元的位置清晰可考。

由此可见，元代义兴乡，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其具体位置在民国上皇觉寺。义兴乡在民国崇庆县西，义兴乡境有文井江“川西第一桥”；文井江，西江之水出焉。此桥今在崇州市怀远镇。如此可以确知，元代兴义乡地理单元，当位于今崇州市西怀远镇境。

而两个带“孝感乡”的军屯，其性质则明显与义兴乡不同：

第一，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所带的前缀——“乡”，不是当地县下地理单元。

这是因为：

（1）如果“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与义兴乡一样，是县下地理单元，那么，在同一崇庆州境内，岂不出现了两个“孝感乡”的地理单元？

（2）这两处“孝感乡”军屯，分别由两个军事机构主持，一个为五路万户府，另一个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分设于不同区域，一个在晋原县，一个大栅镇。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书写为“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另一个则书写为“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显然二者不会是义兴乡那样的地理单元。

第二，唐宋以来地方建置中的“乡”“镇”并列，其通常的书写格式是，乡在前，镇在后。其所表达的含义是，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建立在该地理单元的集市。

以崇庆州为例，民国《崇庆县志》引明嘉靖元年（1522年）“崇彊寺钟”云：“玉圭乡道德镇崇德观，大元泰定古迹，香火道场。”这一题记表明，元明以来的道德镇，是建置在玉圭乡这一地理单元之上的。

而“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军屯，从名称看，明显违背传统书写格式，不是将“孝感乡”置于“大栅镇”之前，而是将“大栅镇”置于“孝感乡”之前。这一明显不符合元明以来的表达惯例说明，坐落于大栅镇境内的这处“孝感乡”，显然不是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名称。

第三，从地理单元得名的由来看，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发生。

既然如此，在同一崇庆州地盘上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庆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

既然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不像义兴乡那样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那么，它们的性质又会是什么呢？

根据“大栅镇孝感乡”军屯的组合表述方式看，孝感乡既然不是大栅镇所在地理单元的名称，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坐落在大栅镇上的军屯番号。

这一番号在文化渊源上既然与崇庆州当地无关，那么，它的得名会不会与外来的外来屯军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

“孝感乡”军屯的由来

宋元战争后，在四川土著人口损耗严重，或死或逃的历史背景下，由元朝在四川境内所创建的29个军民屯田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人户。
以民屯而论，全川屯民一般都是从设屯所在辖区内抽调和招募的，但也有从邻省无主人口中征发而来的。如广元路民屯，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从利州路元帅言，“广元实东西两川要冲，支给浩繁，经理系官田亩，得九顷六十亩，遂以褒州刷到无主人口，配偶为十户，立屯开种。”表明在广元路民屯的民户，就有从邻省陕西褒州（今陕西勉县东旧州铺）拘刷的“无主人口”掺入其中。

又如在川东的夔州地区，元朝设立屯田，“得流民三十九万余，以实边鄙”。《元史·地理志》所载，夔州一路人户2万户，近10万人，这显然与外省流民大量聚居此区不无关系。

以成都路军屯而论，镇戍四川的万户府，本身就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所组成，其中颇多来自外省者。相应地，被抽调来参与屯田的军士中，自然也颇多外省人户。

在所有参与成都路创立军屯的万户府中，有三支军队具有专事屯田的背景：

其一是兴元金州万户府。此军一直驻扎在陕南汉水流域一带。忽必烈即位前，曾大力在陕西境内提倡发展农业，陕南一带军民屯田事业因此得以开展起来，从而取得“汉中之田，辟已十八”的成效。

当地的种田户多隶军籍，因此而成为屯田专业户。后来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万户府调防四川，成为镇戍四川的十三万户府之一。

有着这如此屯田背景和业绩的这支军队，至元二十一年奉命抽调了344名军户，在崇庆州晋原县创立了“孝感乡”军屯，耕种了56顷田地。

其二是五路万户府。其前身是蒙古灭金过程中鼎鼎有名的“汉军三万户”之一。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位，河北真定土豪史天泽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此后，这支号称“五路万户府”的汉军成了蒙古灭金的主力。

金亡，移军伐宋，五路万户府一直跟随皇子曲出活跃在大别山至淮河一线，曾经多次在光州、襄阳、复州、寿春等地攻城拔寨。

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以河南路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与汉人学士赵璧、杨惟中一道，“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

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到了元代，两淮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成效尤为突出。故《元史》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

由于五路万府户有着长期在两淮一带屯田的历史背景和业绩，因此，当至元二十一年成都路创立屯田之时，这支擅长屯田的专业部队，也被征调入川，抽调了有屯田经验的军户1161人，在崇庆州创立了“大栅镇孝感乡”军屯，在灌州青城县创立了“怀仁乡”军屯，总计耕种了203.17顷田地。

其三是平阳万户府。处于黄土高原之东，中原大地以北之区，古称河东，又曰山右的山西区域，是元统治者右路西向的战略重地。在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中，元统治者从河东山西征调了不少汉军将领镇戍四川，担负着从河东、陕西与四川右路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

其中以天成（今山西天成县）刘氏最为著名。奉命在成都筑城，并“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的刘黑马、刘元振父子，一直担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和成都经略总管万户，由他们所率的汉军直接参加了早期在成都屯田的规划与建设。

设在平阳路（今山西临汾）的万户府，充当了向征戍屯田川陕等地提供兵源的任务，招募屯田民户自然是其职责之一。

以上3个万户府，在创立成都路军屯的过程中，总共派出1903名军户，屯种了328.82顷田地，其在成都路军屯中的比重，分别占到了26%和29%。由此可见，这3支来自外省的专事屯田的军队，在当时成都路军屯中的重要地位。

淮西屯田中的麻城孝感人

江淮地区是宋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战争破坏，经济残破，所以在灭宋前，元朝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屯田。至元二年（1265年）五月，元世祖即“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驻守淮北的蒙古军也与汉军一同立屯耕种。这些屯田军士皆“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实行耕战结合。

元朝统一南北后，更在这一地区开始招民进行较大规模的屯田。参加屯田的除农民外，还有很多军人。

一直在淮西一带镇戍和屯田的五路万户府，之所以抽调余军到成都平原创立屯田，绝非偶然。显然与该军此前在淮西发展屯田的业绩有关。与蕲州路相邻的麻城，正属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黄州路管辖。

由于其地正处于淮西屯田事业发达之区，区内自然屯田人户相对集中。因此，当兴元金州万户府、五路万府户奉命到成都平原设立屯田时，很容易在麻城就近调集到军户；或者招募到种田户，由民籍转入军籍，并按照军事编制，以千户、百户等组织加以管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有着农耕传统和屯田习惯的麻城县民，都有可能应征入伍，并随军入川创立屯田。

作为麻城县下一个以屯田出名的孝感乡，在元代成都路军屯创立前早就存在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孝感乡”军屯命名的依据，起码有3个条件与之相符合：

第一，五路万户府有着从事屯田的背景与业绩；第二，麻城正处于元朝淮西屯田最为发达的地区；第三，孝感乡有着深厚的屯田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且名声在外。

既然“孝感乡”军屯与崇庆州本地的建置和文化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么，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的名号，就有可能是由进入成都平原从事屯田的孝感乡麻城人户带进来的。

当为数众多的孝感乡民在崇庆州军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区分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于是，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也就此应运而生并随着传播开来了。

“孝感乡”由军屯番号到地理名称

元代的屯田制度由于内部管理不善和军户的大量逃亡，到了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及至元末，屯田入不敷出，加上持续战乱，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局面。元初创立的川西军事屯垦区，也大致逃脱不了这一结局。

即使一屯垦区消亡了，它也会留下某些影响。如同一个地理实体消失后，其名称还会在一段时间延续一段时间一样，当成都路军屯从崇庆州消亡后，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必然还会以某种方式在崇庆州传承下去。

由于人口的聚集增加，“孝感乡”已经由原有的孝感乡军屯番号，演变成为崇庆州的一个乡级地理单元。其范围除大部在崇庆县街子镇外，部分还包括今都江堰市柳街义虎村一带地方。

对于元明以来孝感乡在崇庆州的演变轨迹，可作如下归纳：

元初创立军屯区时，有两个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根据四川行省的安排，在崇庆州境内立屯开垦。当时，这两个军屯都以“孝感乡”命名，但这个孝感乡并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一个军屯番号而已。

明代以来，在元代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至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表明此时之“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

后来，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孝感乡”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一个明代的一个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的部分内容编辑整理。如需详细了解，请到书店购买此书。）

姚波

《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出版
2016-01-22 14:59
来源：四川日报

起源于麻城山区的举水河在湖北黄冈市团凤县李家湾汇入长江。 谢智强 摄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几百年来，四川的移民后裔，大多数都声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孝感乡”。“麻城孝感”几乎成了“湖广填四川”的标志，让不少四川人完成了认祖归宗的家园记忆。
　　对此，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却有新看法。在最近出版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中，他力图表达这样的观点——麻城孝感未必是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或许只是四川人在历史、社会演变的长河中，“完成的一次家园记忆的集体拼接”。
　　该书是陈世松等人“湖广填四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
　　A 作家艾芜把故乡搞错了
　　陈世松从一个个误会与求真的“寻乡”故事中发现了“移民”文化的更大价值，从“麻城孝感”出发，他试图系统梳理、详细探讨延续了上百年的中国西南地区的移民活动。
　　自己的祖先究竟生活在哪里？著名作家艾芜就曾搞错过。他在1947年讲述家族历史时说：“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的人，都来自于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后来，他在《我的幼年时代》又一次重申，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并以十分细腻的笔墨，描述先祖迁川的历程。然而，1980年《汤氏族谱》发现后，本姓汤的艾芜老人认可了其祖先来自湘西，并非麻城。有趣的是，尽管如此，艾芜亲属王沙还是告诉记者：“现在家里人还是会说，我们来自孝感乡。”
　　有不少原本认为祖先来自麻城孝感的寻根者前来陈世松担任主任的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找线索，结果却发现自己弄错了。
　　在陈世松看来，在中国大地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这被史学家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籍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的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四川，“麻城孝感乡”被不少人认为是原乡。
　　在这些说法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棵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这些移民发源地如何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其中历史的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细说的文化奥秘，还值得去细细地寻找和拼接。不过，陈世松认为，一个小小的孝感乡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移民填川工程。“孝感可能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它演变成一个符号，支撑了共同的回忆。”

陈世松在麻城。

　　B 小乡场何以出现大型碾米场？
　　“麻城孝感”是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业内意见认为，主要是有人“冒籍”和“误籍”。而孝感则很可能是一个移民集散地。
　　分析四川人认同“孝感传说”的原因，陈世松认为：“与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有关，与大量零散移民抱团求生有关，也和官府对统一移民实施优惠户籍政策有关。有时，当战乱结束后，官府要求登记户籍，一些民众随个大流，胡乱报个‘麻城’了事。”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支持，他认为“冒籍”和“误籍”是“祖先同乡传说”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1621年，蜀地发生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兵乱，成都城曾被围困百余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在《蜀事纪略》中记录了当时成都人的生活状况。正当朱燮元率兵护城时，众多成都人却“毫无守土之心”，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成都本地人，而是孝感移民，可见“孝感记忆”在四川民间获得了很高的认同度。
　　在四川，麻城孝感乡享有盛名，但在正史中，这个地名却罕有记载。其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1670年的《麻城县志》，而且“孝感”是否是一个乡也并不确定。陈世松告诉记者，“孝感”二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为天下先”，因此，百姓生活中因“孝”而感动的故事很多，有些地方也就顺势留下了“孝感”的地名。
　　2008年，麻城市民刘明西在编辑当地的邹氏族谱时，发现了清初人邹知新撰写的一篇《都碑记》。碑记有孝感乡“位于去城东南七里磨子场”一说，作为罕见的文字证据吸引了众多研究者。“都碑是立于当地的一块碑碣，现在还保留了碑座，而碑文中记载当地曾有一个大型碾米场，共有九块磨盘。”陈世松说，“在一个没有明确行政级别的乡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大型的碾米场，一定是曾经有过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因此这里有可能就是湖广两地的‘移民集散地’。”陈世松研究发现，因执行明太祖“迁民之策”，这个碾米场一度成为移民办理迁徙谱牒的临时公署，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等遣送至川，而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当移民派送完毕，临时公署自然就消失了，但留在移民心中的记忆还在代代相传。
　　这个发现，把“湖广填四川”的年代提前到了明初，那么，这场大移民是从明朝开始的吗？
　　C “湖广填四川”可能始于元代
　　历史上移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时代多次完成的，“湖广填四川”可能早在元代就开始进行。
　　在陈世松的继续追寻下，他发现“麻城孝感人”甚至可能从元朝就开始入川。
　　据《元史·兵志》载，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元朝决定在四川创立一个由14个军屯所组成的军事屯垦区，规模达数万人。
　　陈世松考证多份史料，发现这14个军屯所中出现了“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两个地名。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但陈世松查证了崇庆州（今崇州）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发生。两个“孝感乡”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庆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这两个地名很可能是当时的军屯番号。”
　　参与屯田的军士，其中颇多来自外省。“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号，很可能是由屯田的麻城孝感乡人带进来的，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孝感乡’移民概念渐渐传播开来。”陈世松说。
　　这一发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研究中令人瞩目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教授认为，“所谓‘湖广填四川’并非单指清初的移民浪潮，只不过清初这一次规模较大。更重要的是离今天最近，所以记忆最清晰。”
　　不过，元明时期，大规模移民活动，无论是军籍移民还是民籍移民，无论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几乎不见于正史记载。“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一个地方的人口缺损，土地无人耕种时，地方官员就会上报请求‘移民’，百姓的生活与国家的安排是联系在一起的。走不走，走到哪去，可能都是地方治理的常态，算不得大事。因此，官方文献少有记录。而军事目的，可能也需要保密。”陈世松说。
　　幸而，官方史料的欠缺，并不能阻挡人们的“寻乡”之路，代代相传的家谱、族谱拼接起了故土的印象。
　　内江《周氏族谱》记载，明洪武时期，四川空虚。“圣祖仁皇帝遂下诏令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来自麻城孝感乡的王氏祖先迁入四川，定居在今隆昌县一个叫大佛坎的地方。王氏族谱记载了当年，王氏祖先是因为军事需要被安插在这里。“这充分说明‘湖广填四川’未必都是单纯的人口缺乏，还有驻防和地方治理的需要。”陈世松说。 (记者 黄里)

姚波

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05|红巾军起义，使得江西人“麻城过籍”后迁入四川
2016-04-29 陈世松等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活跃在鄂东、鄂中的西系红巾军，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从而推动了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躲避战乱的人们，沿着元初孝感乡军屯民入川，以及元代中后期“襄、汉流民”迁川的足迹，竞相到四川避难。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后，以鄂东、鄂中为主的众多红巾军部众和乡人，相继跟随其后入蜀定居。

西系红巾军兵起湖北东部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红巾军运动，最终形成两大派系或称之为“两大翼”。

由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史称“东系红巾军”或“北翼红巾军”。

由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农民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在鄂东爆发。义军“举莲兵为乱，以红巾为号”，一举攻下了湖北东南部的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城，并以此为都城，建国号为“天完”，改元“治平”，建莲台省，分置官属。这支红巾军主要以今湖北南部为中心，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史称“西系红巾军”或称“南翼红巾军”。

西系红巾军起义虽然以徐寿辉作为政治代表人物号召起义，但初期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却是麻城铁匠出身的邹普胜。可以说，邹普胜和他所在的麻城，在发动蕲黄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系红巾起义的发动，主要依靠宗教制造舆论团聚群众。麻城地区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群众基础良好，并多出奇异高人。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就在麻城多云山建圣人堂，信奉白莲教，在自己身边团聚了大批当地民众，吸引了大批麻城民众参加起义。发动首义的誓师大会，就是在邹普胜的圣人堂中举行的。

西系红巾军声势大振，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一时间湖广、江西、安徽地区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竞相汇入到反元斗争的滚滚洪流中来。正当蕲、黄起义向湖、湘和江东、西地区蔓延之际，一个跨地域的移民大趋势也正在中部地区涌动。

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红巾军起义，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一时间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滥觞的源头。

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荆楚

经过元末社会动乱之后，荆楚地区人口急剧下降。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初期，由于元朝官军的镇压，大批土著居民或死或徙，使得湖北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度过元末农民起义低潮之后，西系红巾军余部得以重新聚结，趁势在湖广地区掀起了反元斗争的新高潮。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趁势再起，一举攻占沔阳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一时间，“荆、岳、潭、鄂、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处、洪、吉等州，皆为所据”。

其后，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袭杀徐寿辉不成，反被陈友谅取代。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接着，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至江西、安徽境内。

这样，鄂东局势相对安定，成为江西、安徽人口避难的最好去处。许多江西、安徽的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便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至今黄、麻地区许多家族在追溯祖先来源时，都提到他们是元季从江西避难而来的。对于江西百姓为何成群结队迁往麻城的原因，麻城文史学者李敏引述《余氏族谱》所保存的一篇堪称宝贵的《二世祖迁麻遗文》，文中记述迁徙原因在于“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其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

荆楚本地人口大量迁往四川

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后，由布王三、孟海马领导的“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与鄂东的西系红巾军互相呼应，形成为“扼荆、襄上流，蕲、黄乘势连结”的局面。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鄂东红巾军趁势再起，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元朝随即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于是，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受祸尤烈，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被兵迁居在的江右地区的民众，为外出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的后果。

这样，这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于是，四川遂成为楚人所欲寻觅的外迁乐土。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因此四川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南北绝，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右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巫山。

可以说，这样的迁移路线正是在元末农民战争的特殊局势下形成的。

躲避战火入巴蜀

自元初淮西民众以军屯形式，有组织地入迁成都平原之后，长江中游地区民众自发的迁川行动应该说从未间断过。例如，见于民间族谱记载，简州赵氏（始迁祖赵民忠）迁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简州大垭口枷檐湾。

位于长江中游襄、汉、淮西等地的流民，在元代中后期即就开始自发地迁往四川，选择在川中一些“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的地区进行垦殖。

四川盆地区位特殊，正好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中间的核心地带。境内无论是跨越群山的天然走廊，还是奔流不息的水上通道，都承载过古代大量的移民迁徙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之时，北方的汉人曾经多次向形成南迁高潮。巴蜀因为有险峻地理环境的庇护，故能将硝烟战火挡在盆地之外，使四川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因此，当一波接一波的中原人口向南逃离之际，毗邻此区的四川盆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接纳中原人口的大后方。

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呈增长趋势。四川除在文宗天历（1328-1330年）年间卷进争位之战外，整个局势安定，元初“地广人稀”的州县，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地流民的寓居，也开始出现人口逐渐增长的势头。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中原、江淮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烽火四起，巴蜀盆地相安无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廷才得以让坐镇四川的蒙古军将世家后裔，如答失八都鲁等率“四川军团”顺流而下，进剿荆襄地区的南锁红巾军。

后来只是由于两种军事势力入川，局势才发生了巨变。先是明玉珍奉徐寿辉之命，进入川、峡间筹集粮食；与此同时，东系红巾军余部以“青巾军”为名号，自陕、甘进入四川。而在此之前，巴蜀基本尚无兵乱之虞，仍是当时人们避难的最佳去处。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难的高潮。明吏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

从许多文献资料看，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为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河南、江右的避难家族。

他们先是到了麻城——孝感乡短暂停留，后来为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区，也跟随加入到楚人迁川的潮流之中，进而辗转来到巴蜀。

例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文海，“于元至正末携其子安福，避乱入蜀。初居津境谢圣坝。”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未完待续）

姚文长

精彩！赏读！谢谢楼主！

姚波

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06|明玉珍攻占巴蜀，带动大量麻城人入川


2016-05-06 陈世松等

明玉珍大夏政权开辟四川新天地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红巾军主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开始采取分路出击，北上西进的作战策略，以图打破元军合围计划。

由于红巾军主力孤军元朝统治腹心地区，使元朝统治者得以从容设防，调集各路元军进行围追堵截，这就给红巾军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到川、峡间购粮。

明玉珍乘四川内部防守的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斗船大集，远近为之骚动。由于元兵军无斗志，早已失去抵抗，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连夜逃往果州（今南充市），左丞哈林秃出战被擒。

重庆父老把明玉珍的军队迎进城内，沿途焚香，夹道欢迎。由于明玉珍的红巾军禁止侵掠，所以城中安堵如故。

当明玉珍从湖北举兵占领重庆之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从重庆逃往果州，其心未死，还在继续纠集力量，准备随时向重庆发动反扑。

不久，东系红巾军余部由陕甘进入四川，在李喜喜的率领下，以“青巾军”为号，于当年九月，从川西北退入四川，乘其不备，沿途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汉州、灌县、雅州、天全、名山等“数十城”，迫使四川行省官员退守嘉定（今乐山）。

明玉珍不仅要应对四川境内外地这两股势力的威胁；还要听命于天完政权的节制，接受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军事首领的指挥。

其后，随着天完红巾政权内部斗争的日趋激烈，据守四川的明玉珍难以置身世外。为了缓解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明玉珍在占领重庆之后，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

在取得击溃青巾军主力，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出兵汉中攻取陕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后，明玉珍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

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地基础上，为了适应雄踞陇蜀的需要，建立政权的时机成熟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初一，明玉珍终于迈开了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定性步骤，定都重庆，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明玉珍称帝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他曾经效法诸葛亮治蜀之策，向南发展，决定派遣万胜领兵号称三万，分兵三路进攻云南，均遭失败。

在内政方面，明玉珍的“大夏国”多所作为，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

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与同时代的李喜喜部“青巾军”入蜀，“大肆杀戮”，蜀民普遍“遭青巾之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治绩堪称“小康”，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儒评价说：夏主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明玉珍开创移民入川新时代

明玉珍称帝前，谋臣刘桢劝说明玉珍称帝曰：“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

明玉珍即位后，为了维系军心，稳固政权，开始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移民。

这些举措，开创了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代中后期以至元季以来楚人迁川活动达到高潮。

（一）楚籍将士入川

明玉珍入蜀，将一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带直接进了四川。

明玉珍起兵之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

其屯兵所在之地随州，乃大别山西段余脉，由于受蕲、黄起义的影响，参与其中的的部众和民众，必定多是来自于鄂东的湖广人。

明玉珍起兵后，被徐寿辉授为元帅，仍领所部，并“益兵”给他，“俾镇沔阳”。一直跟随明玉珍进川的大将万胜，乃“德安府黄陂县人”。可能因为这一缘故，以至黄陂“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

其余在大夏政权中担任要职的部将戴寿、张文斌、向大亨、邹兴、吴友仁、莫仁寿等，推测其原籍也可能是来自鄂中或鄂东，因此跟随其进入四川征战的将士，也大多来自荆楚。

对于麻城人在明玉珍政权中的特殊地位，罗威廉教授有如下判断：“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

（二）邻里乡人入川

明玉珍入蜀，还将一批随军将士的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带进了四川。

明玉珍最初带兵入峡，原本为筹粮计，及至占领重庆后，遂有割据一方的打算，因此，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即使当时没有携带家眷，以情度之，就是到了称帝之后，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而把仍留居家乡的家属招进四川。

这样，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感召影响之下，一批随军家属以及邻里乡人也在“往依”的名义下，相继进入四川。

“往依”者，主动归依之谓也。正因为有明夏据蜀在前，所以才有其家属乡邻“往依”其后的事情发生，此乃常理。

有关楚人部众追随明玉珍入川史迹，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只能依靠地方志、族谱资料以补其缺。他们进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业。

（三）招抚楚民入川

在四川地方文献中，不乏明玉珍招抚乡里，楚民应募入川的记述。

光绪仁寿《李氏族谱》载：“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应为重庆），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仁寿焉。”

显然，这七兄弟同时成为明氏军卒的可能性是不太大，其中必然有被招抚的百姓成分。

（四）在川荆楚人口估计

明玉珍据蜀，造就了一个荆楚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土著人口的社会。

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前，四川究竟有多少人口数量？目前学界对于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是一致的，即在70-80万人。

明玉珍进入四川时，假设四川土著人口损耗率为50％，据此把明夏政权统治下的四川人口数量估计为40万人应该是合适的。如果把明玉珍入蜀时四川土著人口设定为30-40万人，到明夏政权投降时的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这样，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这30-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所带来的将士及其携带家属，与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

这样，从荆楚而来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楚民落业四川的方式

（一）驻军屯田

明玉珍即位后，原来属于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参政姜珏来朝，明玉珍“仍令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就役屯种，置仓以赡军用。”

夷陵为川、鄂边境驻兵重地，军队就地设屯，耕种所获，置仓以供军用，其理然之。以此推论，但凡明氏在蜀边驻军之地，如夔关、保宁、通江、播州、永宁、黔南、陕南等要害之地，莫不“就役屯种”。

（二）设庄耕种

为安置部众和乡人，明夏政权特别设立官田，其管理机构就是“官庄”，在官田上进行耕种的即为“庄户”。

重庆档案历史资料也证实，明玉珍称帝后，曾在巴县设置官庄——巴邑官庄，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之一。

另据《川黔边陈氏族谱》记载，“1351年，罗田人徐寿辉同麻城人邹普胜组织红巾军起义，反对元朝的民族压迫。当时黄州麻城孝感的大部分农民都参加。我陈氏昆季三人，钢字繁先，铜字叶先，铁字茂先已属参加人员。部队实行建立根据地，边生产边作战，继续数年，各地起义部队相互争夺割据并吞。公元1353年，徐寿辉的部件明玉珍在信州（大别山）同徐分割，我陈氏兄弟钢、铜、铁是属明玉珍部队。”

其后，陈氏兄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转战，全川统一后，大军整编安业。陈氏兄弟遂被安置在巴邑官庄。“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

据道光《綦江县志》卷六记载，在彭鉴任县令任内，该县“永乐间遭兵役，死亡过半，田地荒芜，令申请调拨重庆府卫军骆羊奴等三百八十名承种绝业。”

可见，这一源自明夏巴邑官庄，即使在被明朝接管后，也照样发挥效用，直至永乐年间仍有抽调到綦江县耕种荒地的记录。

（三）插占闲地

在元末蜀中旷地有待开垦的环境中，明玉珍除采取屯田、官庄安置楚民之外，同时还会将一些州县的闲散土地，奖赏有功将士任意插占，或鼓励往依或招徕的乡人，前往闲地较多的地区落业耕种。

四川一些民间族谱记录了这部分楚民入蜀的情形。涪州《王氏族谱》载：

元末吾祖世居湖北随州，乡人明玉珍据蜀，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五人迁蜀，三世公载籍涪州焉。

咸丰《闻氏族谱·序》也说：

明玉珍据蜀，其乡人往依者甚众。先祖闻兴与其姻友周大、赵子华携家入蜀，落业内江县东乡大通里。

内江《尤氏族谱》云：

（明）玉珍本楚北随州人，武健善谋，闻元主崩，明主义师无敌，心甚恐，乃广招乡人以自固，乡人亦多归之。洪武四年平蜀，（明）玉珍子昇降明，明封为侯，乡人始溃，各占州县闲田。

这些落业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统治四川以后，出于避讳的需要，在追述其祖先来历时，往往耻于炫耀明夏年号和背景，故多采用避难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

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县，的确存在着许多自称追随明氏入蜀的楚民。尽管大夏政权被明王朝所取代，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继续在当地耕种，以至如今这些家族仍世代生活在这一地区。（未完待续）

姚波

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07|明初，湖广上百万军事移民到四川


原创 2016-05-09 陈世松等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在明朝水陆两路大军压境面前，夏后主明昇母子宣布投降。

大夏覆亡后，明朝为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在全川各地设置卫所，一批楚籍军士被抽调入川屯守；同时，明朝为铲除大夏旧政权的根基，还对明氏旧部楚籍将士进行安置。

一场围绕着明王朝镇抚四川的部署而展开的楚籍军事移民活动，悄然拉开序幕。

明朝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上百万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九月丙子，置成都卫及右中前后四卫。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是月，置保宁守卫千户所，令李文忠调濠、梁等卫官军千户所守之。十月癸未，置重庆守卫千户所，命千户左辅领兵守之。置雅州卫、叙南、青川守御千户所。十一月，大都督府奏议：“守蜀将士凡五万二百余人。”

明代四川卫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在分布上，除拱卫成都、重庆等重镇卫所外，其余卫所多分布于长江流域、西北、西南、东南等少数民族交错地区。

明代卫所制的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皆要屯田耕种，以便解决军粮的供应问题。由于卫所官兵皆有家室，而且守田执业，故屯军皆具有“亦兵亦农”的特点。

按照通常情况，内地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但也有四六分者。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奏准：“成都六卫，西蜀重镇，其军士宜以十之六屯田，余皆守城”，便是写照。

明代卫所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种途径。

从征是指建国过程中诸将率领的士兵，归附是指投降的元军及割据政权的士兵，谪发是指判处充军的罪犯，垛集是从民户中签发的士兵。

因灭夏从征而最终落籍四川的这部分移民，可以称之为军事移徙。因此之故，所以明初以来聚集在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数量相当多。

据研究，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事移民和行政移民，即所谓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

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早于行政移民之前。由于它是归于卫所管理，不纳入地方人丁编审制度，军事性移民数量难以统计。据有学者推测，明初四川的军事性移民至少近百万。

明军中的麻城籍军士在四川落业

聚集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中，有不少来自湖广，尤其是来自麻城籍的军士。

早在明朝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不少楚民奉朝廷的诏令，或随军从征来到四川，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地安置落业。于是，这些楚民就构成为洪武初年最早由政府组织迁移到四川的军事移民群体。

（一）复迁入川的黄麻人

据四川地方文献记载，明朝从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朝开始即有迁湖广平民入川的举措。

当时，廖永忠、汤和攻重庆，傅友德攻成都，分兵徇未下州县。宣统《广安县志》引旧撰《大竹志》说：“明洪武四年命廖永忠进讨，宕渠人或助为乱，永忠破之，遂大屠杀，复迁楚黄麻人来实兹土。”

又说：“廖永忠平蜀，以府县民或助为乱，大肆屠杀，复迁麻人来实兹土。”

这里的“复迁”系指在明夏政权招募黄麻人入蜀的基础上，再次通过政府下令迁徙这一地区的民户入川。

（二）从征四川的将士

荣昌《张氏族谱》载：“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大兄伏一、伏二，徙居湖广麻城孝感乡。明初，伏三公随大将军汤和平夏，留镇重庆，遂家于荣昌县境。”

在明军汤和、傅友德部中必有类似情况，由此证明留镇四川的明军中，确有不少楚人。

在所有征蜀将士留镇四川的史料中，以川东云阳县最为典型。云阳县西控万渝，东连荆汉，是湖广向四川移民的必经之地。明初平蜀，东路大军少不了在此云集。因此之故，云阳颇多洪武时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

跟随廖永忠、汤和征蜀而留镇云阳的从征将士落业云阳后，被安置在长江南岸居住，南岸因此形成在较早开发的社区，以至到了清初，与新前来的寄居北岸的湖南北人形成为不同时代的移民社区。

（三）平乱留蜀的军将

名山《张氏族谱》记述了麻城张氏，因“充当前军”，入蜀平乱后落业川西平原双流县的经过：

吾家本系汉族，原籍江西省太和县西门外小水池，迁湖广黄安府麻城县孝感乡。因于元末年间，一世祖张兴，时习五经诗书，好学武艺，科场取得武举一名，就业教练，已成政员……二世祖张昭，年方十八，身体强壮，学富五车，诗词歌赋、精通经史，大比之年，春闱取得明经。其元遗下残渣余孽，盘踞蓟县，掳掠钱财，夜间抢人，明皇太祖，招贤纳士，聘得各地英俊后裔，扫除害人虫，始祖守仁、守礼为国效力，充当前军，平乱之后，明洪武十二年来四川受享俸禄养赡，（垦）荒安（置于）双流之地。

巴县《曹氏族谱》记述了曹氏，曾经从征西蜀，后因“巴蜀盐匪滋扰”，再入巴蜀平乱，待事之定后，被安置在川东华蓥山周边地区插占落业的情况。

（四）镇守都会的军卫

民国年间，在华阳县桂溪寺（今高新区桂溪乡）附近，有乡人掘土，得到《寿山汪公墓志铭》一通。

该墓志称，墓主汪寿山，“其先楚黄麻城人，始祖志贤，以军功从献王之国，因家锦里世为环卫”。“公生于嘉靖庚子八月十六日未时，卒于万历己酉十月初五日辰时”，“葬于南郊桂溪庄之原”。这是洪武年间，因军功随侍迁蜀，楚黄麻城定居成都锦里，子孙世代为成都人的文物见证。

另据报载，近年来有民间收藏家在今桂溪乡境内，收有明代嘉靖年间《范公墓志铭》一通。据志文了解，墓主范启，字迪之，号槐山。祖系湖广麻城，明洪武初，始入蜀。其子范时儆，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四川通志》卷145“人物志”有载。

这是洪武年间，湖广麻城人随移民潮以军卫身份迁居成都的最新文物证据。

湖北民众在四川屯垦戍边

平夏不久，明朝在从四川出兵攻灭云南的过程中，又从湖广抽调了大量民众为战争服务。及至云南平定之后，这些楚民遂留在四川西南边地从事屯垦。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存在，四川西南边地留存了许多“某姓营”的历史遗迹。

“某姓营”一词初见于民国《邛崃县志》。该志中说：“著姓多者谓之某性坝、某姓河坝、某姓河湾、某姓山、某姓坎、某姓营。”这种在姓氏（个别为姓名）后加一个“营”字，如寇家营、王泗营、牟家营、郑营、赵营的地名，在四川西南边地，如大邑县、蒲江县、邛崃市（三地旧属邛州，现属成都市）、崇州市、名山县、眉山市东坡区（原为眉山县，今为眉山市东坡区）六地较为普遍。

通过对这一地区144个“某姓营”调查分析发现，流行“某姓营”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四川省成都的西南和南面，处在川西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段，历来是成都与西夷和西南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交往的重要门户。

鉴于这些地区在西南位居边陲要地，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所以明朝势必在此设立卫所，驻军屯垦戍守。而在流行“某姓营”的这些地方的民间姓氏族谱，则为分析屯垦军士来源提供了证据。（未完待续）

姚波

揭秘“麻城孝感乡”真相08|明玉珍政权大量湖广人落籍四川


2016-05-10 陈世松等



朱元璋处置明玉珍在川旧部

（一）收集明玉珍政权的溃卒

明军占领四川后，伴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一支原来由其掌控的约有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处于民间。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

九月，朱元璋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据此推知，凡符合条件的明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他们也随之被分遣至全国各地。

《明实录》中有三条史料涉及到收编明氏溃卒丁壮人数的信息：（1）洪武五年（1372年），“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

（2）洪武六年（1373年），“指挥万亿招集四川旧将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师。”

（3）洪武十一年（1378年）：再“遣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

已经收集的溃卒人数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间溃卒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于此。

至于被明朝收集起来的溃卒如何安置的问题，目前仅有一条史料直接记载，由万亿招集的一支为数4756名的“四川旧将士”，被发戍到了京师。

尽管如此，但还有不少间接史料可以佐证，另有多支明氏旧部被收编，并随军发戍到了外地。

（二）安置明玉珍政权的庄户

根据北定中原过程中形成的区别对待降民地的处置方针，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朱元璋批准户部所奏：“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者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

这条资料揭示出，明朝在接管明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其上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对凡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部大多被明朝所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三）处决明玉珍政权的大将

平夏战争甫一结束，朱元璋首先就将处决吴友仁提上议事日程。

吴友仁系追随明玉珍入川的部将。大夏政权建立后，曾任司徒，继任保宁镇守平章，负责驻守防守大夏北部疆域。明昇即位后，吴友仁以“太尉”身份专权，“犹专恣”，致使大夏“国柄旁落”。

洪武四年八月，在全蜀已下的形势下，惟吴友仁退守保宁（今四川阆中）坚持抵抗，直至朱元璋遂遣大将周德兴入蜀，会同傅友德兵攻克保宁，这才将其一举擒获。

十月，吴友仁等械至南京，朱元璋定其罪为：“始寇汉中起兵，致明氏失国者吴友仁也。”

吴友仁因不肯投降明军而遭到诛杀，追随他的“其余将校”，作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被迁离四川，“发戍徐州”。

（四）惩治明玉珍政权的权臣

戴寿是跟随明玉珍从湖北来到四川的亲信部将。明玉珍称后帝，戴寿官拜冢宰，负责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

明玉珍去世后，后主明昇尚幼，诸大臣间发生倾轧，戴寿“总兵八万”居间调停，是左右朝政、稳定局势的权臣。朱元璋两度遣使入蜀，提出“求大木”、“借路攻云南”的要求，均因戴寿拒绝而落空。

在明军伐蜀的过程中，由戴寿掌控的西蜀地区，一直是明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洪武四年六月，廖永忠率东路军突破瞿塘峡，进逼重庆，在大军压境之下，明昇乞降，宣告大夏政权覆灭。

直到此时，坚守成都的士卒“遂无斗志”，戴寿“乃籍府库仓廪”向傅友德军纳款。于是，傅友德率军进入成都，并“得士马三万。”

归降后的戴寿，并未因为献城而获得赦免。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诏谕云南，论及戴寿之罪：“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

戴寿难逃罪诛的结局，并不意外，只是死亡的方式颇多蹊跷。《明史》记载：明军平定川、蜀诸郡县后，“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

这里提到三个人，除戴寿外，还有大夏知枢密院事、成都守将向大亨，夔关镇守平章莫仁寿；没有提到死亡地点。《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只有两个人死亡，地点则确指在夔峡：“寿、大亨既降，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沉）死。”

按照上述说法，几位久经沙场的大夏战将，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选择同一方式集体自尽，这样的结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联系发生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二月的“小明王”韩林儿沉舟事件，这次“凿舟自沈”事件的疑窦不难解开。

根据可靠举证，“沉韩林儿于瓜埠”，绝非意外，纯属廖永忠一手所为。无独有偶。这次戴寿等人的遇难地点，碰巧又属于廖永忠管辖下的长江水域。

如果说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明夏旧政权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明朝统治者是十分有利的。

朱元璋把明昇远徙到高丽

在论及戴寿之罪不久，朱元璋继又发出了一道非同寻常的诏谕：“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

这条史料虽不是专门针对四川的，属于因他事而附见于《明实录》中，但其内容无不与扫除旧政权余孽有关。

表面上看，是明昇因“言语小过”而被远徙高丽，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受“小人鼓惑”有关。明昇之所以能受其“鼓惑”，关键在于他与明朝之间存在一定“衅隙”，故给了“小人”以可乘之机。

这一“衅隙”，当然与明氏政权的利益有关；而这个“小人”，显非某几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势力，无疑与四川的明氏残余势力有关。

因此，将明昇徙之于高丽的决定，犹如釜底抽薪，给了四川明氏残余势力以致命一击。

入川的湖广遗民命运与下落

（一）就地安置

平夏以后，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以往对待其他群雄割据势力的做法是，首先将被征服的敌对势力部众，异地移置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的地区，以杜绝反侧事件发生的隐患。

但在平定明夏政权后，朱元璋却将明氏旧部大部分留在四川，就地予以安置。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殊政策，这完全是由历史因素和现实处境造成的，其中颇含有朱元璋基于全国形势所作的长期战略部署。

明氏割据四川，以荆楚之民为主体；其所据之地，乃天下向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在明初蜀中地荒民散之时，明氏在大军压境面前，选择主动归降明朝。已经在巴蜀生活了十年的明氏旧部，四处溃亡，散布在全川各地。

客观现实决定了，明朝不仅不可能将其异地移徙，更难将他们遣返回原籍。最明智的决策，莫过于将其旧部收集起来，重新进行整编，将其中符合条件者纳入卫所编制，其余不及者，准其纳入民籍，就地安置。

这样既有利于化敌为友，增强自身的军力，安定新征服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增添新的劳动力。

从全国局势看，元朝灭亡后，北遁的元朝嗣君正纠集残余势力伺机南下，妄图死灰复燃；坐镇西南的梁王以云南为依托，继续奉北元正朔，坚持与明朝为敌。

在这种形势下，将明氏旧部收编为自己麾下，并尽快将四川建设为可靠的后方基地，不仅有助于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北方边患，而且也为日后进取云南、统一全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上述特殊政策的推行，使跟随明氏入川的旧部中的大部分楚民，避免了被异地安置的命运，他们没有被遣返回原籍——荆楚地区，而是在四川就地安置。

这样处置的结果，意味着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最终仍然得以在四川定居下来。

（二）举兵反抗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明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举行反抗明朝的斗争。

大夏政权覆灭后，一些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出于对明玉珍政权的怀念，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就发生了“妖贼王元保”造反的事件。经过短短几年的酝酿沉淀，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人民起义终于在四川爆发。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四川眉山）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事件。

由彭普贵领导的这次起义活动，一开始就“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率兵前往镇压，被造反者所杀。

嘉定（今四川乐山）、忠州（今重庆忠县）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明廷遣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亦多次为起义军打败。

这次起义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四川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至七月二十二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彭普贵起义事件被镇压下去。

（三）异地迁徙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了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明氏余孽的高度警觉。

在彭普贵起事之初，朱元璋敕令驻守陕西的曹国公李文忠说，尔务必派军“由栈道星夜前去扑灭”，“庶免贼炽，以安蜀中。”

按照朱元璋嫉恶如仇、对政敌余孽绝不姑息的一贯个性，相信在扑灭彭普贵起义之后，为了铲除旧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必然采取坚决措施，将残存的湖广籍的明氏余孽，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明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为莱州府，治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莱州市东面的招远市（明属登州府），共有724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

在莱州市东南的莱西市（明属登州府），共有自然村落839个，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3.9%。

在莱州市西面的昌邑县（明属莱州府），共有812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于成都府，表明成都府作为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这一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其总数为118例，比例高达96.7%；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只有4例，仅占总数的3.3%。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于成都府，集中于盆地西部地区，这样的空间分布，与元末明初四川政治格局的特点，以及平夏以后明政府在四川推行政治性移民的历史背景正好契合。

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地的分布区域，正好既与平夏战争中明氏西蜀军队的布防区，又与彭普贵反明活动的集中发生区相重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