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姚笃卿：截肢的地方我们都会给多留一点

姚波

唐山大地震40周年|姚笃卿：截肢的地方我们都会给多留一点

钱益民 刘悦安

2016-07-27 15:31 来自 请讲

口述者：姚笃卿

采访人：钱益民 刘悦安

整理：刘悦安

时间：2016年3月26日

地点：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明道楼

口述人简介：

姚笃卿，1934年生，浙江诸暨人。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学教授。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作为第一批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队带队奔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

左起钱益民、姚笃卿、刘悦安。

组织安排，奔赴唐山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工作好几年了，但爱人刚从外地调来，刚到上海安家落户，没有其他亲戚，也算当时的“新上海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我有个习惯就是听收音机，特别中央的新闻联播。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的这一块地方（即明道楼所在地，以前称中操场——整理者注）也有一个广播大喇叭。7月28日早上八九点我到了办公室，就很清楚地听到学校的大喇叭播报28日凌晨三点唐山发生地震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敏感，知道任务来了。党委办公室告诉我，市里边通知要开会，我们党委副书记冯光已经去了；还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到了28号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开紧急会议的通知，让医院的领导和中层干部都要参加，并要我立即去卫生局开会。领导说出了大事情，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了许多人，卫生部通知上海要组织高质量的医疗队过去抗震救灾。我们一医便以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为主组织医疗队，二医以瑞金医院和新华医院为主组织医疗队，六院和中医药大学也组织了医疗队。宣布了这个事情过后，就要定下带队的人。我们党委的人年纪都大了，党委副书记60岁，党委书记也60岁多了，我最年轻，42岁，党委便初步商定叫我带队。我说没问题，党员嘛，要服从组织安排。但那时候谣传上海也要地震，我爱人身体又不好，还有两个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14岁，我放心不下。党委就宽慰我，说家里的事情会有组织安排。开会过后领导给一人发了一套衣服、两天吃的压缩饼干和一个军用水壶，当夜十二点左右，我们一行人——分别来自一医、二医、卫生局，大概二十人左右——就从机场乘了三叉戟飞机飞往唐山。

唐山那边的飞机场是军用飞机场，我们的飞机飞过去不好降落，当时大家都挺紧张的。上面的意见是你们一定要为灾民着想，要不怕牺牲，去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我们去那边主要是去给当地指挥机构打前战的，负责安排分工。一到唐山，那边的人就和我们卫生局的领导商量，商定后再由卫生局给我们几个负责人布置任务，当务之急是安排好唐山的救援人员的分工。过了几天过后卫生局又跟我商量，要再安排一些人去丰南。因为听说丰南地震比唐山还严重，尽管死的人没唐山多——那个地方小，是个县城。我们考虑不能把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分开，当时华山医院以脑外科为主，中山以心血管外科为主，都不是综合医院，而救援丰南的时候，最好各种科室——眼科、脑外科、胸外科、骨科等都有。卫生局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到丰南看了一下，就每个科室都分了几个医生护士过去。丰南那时有一些人还活着，虽然没死也受了伤，但惨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我们指挥部设在唐山飞机场上的帐篷里。营地里一直都有人来回搬运伤员抢救，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没人说要一天排几班，都是干得累了再回来休息一下，有车子又再去。当时不像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抢救时条件那么好，而是什么都没有，就靠人、靠解放军。有的解放军非常感人，靠手挖掘伤员，挖得满手是血。

医疗队的车走了过后就留我在营地接市里的电话。这样大概两三个礼拜后，我接到通知，说当地能救的群众基本都救出来了，接下来要办一个医院，叫抗震医院。我们的任务是在玉田县搞一个抗震医院。我先到那边和当地的县政府商量，计划在一个中学大操场上建个医院，又考虑建医院具体怎么办，需要多少张病床，病床怎么弄。那个时候困难很大，操场和我们这里当时的中操场相似，很挤。玉田那边芦苇特别多，我们都用芦苇席子，医院的顶棚也用芦苇搭起来，医院就这样简陋地建起来了。医院大致建好了，手术室怎么办？由我负责筹备。我先跟医院的人商量，告诉他们首先要准备棉被、垫子；然后再跟卫生局联系。卫生局叫我回上海，在上海解决这些物资。我就又坐飞机回上海卫生局让上海所有的大医院拿出棉被、枕头、垫子。抗震医院算是搭起了架子，但条件还是很艰苦。我们把芦苇棚内用棉被和布搁开，钉起来，就在布棚里动手术。手术室灯不够亮，再用三节手电照着。我还记得有一次医生在抢救病人时遇到病人的心脏不跳了，他们进行开胸胸内心脏按摩把病人又救了回来。当时让人感动的事情非常多，报纸也有报道。

9月底以后，大家最怕着火。唐山不像上海，那里9月中旬以后天气就转凉了，需要烤火。北方人要搭煤炉，支一根铁管子通出去作烟囱，要是一个火花从烟囱里掉到芦苇上，它们就会烧起来——芦苇这个东西是易燃的，一碰，就着；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我最担心的便是火烧着伤病员，甚至连这块地方都一齐烧掉。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采取24小时值班的制度。我们还挖了一口深井，水很少，但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万一烧起来了还可以汲水救火。

上海第一批去唐山救援人员，差不多一个多月后就回上海了。我留在当地的时间最长，因为接我班的一个老干部，年纪比较大，生病了。党委跟我做工作，说你再坚持一下。所以第二批的医疗队来了以后，我还留在当地，直到十月中下旬我才回到上海，前后在唐山和玉田呆了共三个多月，百余天。

抗震救灾，安抚群众

唐山很多楼房都是五层。我们到唐山的时候，好多人挂在窗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爬，想爬下来。解放军和当地救护队就设法把他们救出来，然后我们医疗队在比较空的地方进行抢救。有的伤员手断了，该止血就止血，拿止血棉花压在血管上，还要注意及时放开，否则容易组织坏死；有的给他们截肢，因为拖久了会影响生命安全。截肢还要用乙醚麻醉。需要截肢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多留一点，便于以后生活。我们医生水平都很高，中山医院的胸外科是全国最有名的，华山医院的脑外科也是最好的。我是能干就干，他们抢救我也帮忙，反正不管我做得怎么样，总归比不做要好。当时只想着救活一个人是最大的幸福，没空去想自己家里的事情。运输病人的时候，就用解放军的汽车。汽车没有棚，夏天的烈阳下只好靠四到八个人把棉被拉起来防晒，让病人尽量不要在路上被晒死。

唐山尸体堆积得多，腐烂后散发很重的臭味。我们当时也担心，如果爆发传染病怎么办？这个主要靠喷洒药水，将各种防疫药装在喷雾器里，一天得喷三四次。那时相当重视防疫，唐山死亡二十多万人，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还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病正得益于此，这也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防疫经验。

我们还做了很多思想安抚工作。大地震过后，基本上每户家庭都有伤亡的人，有的爱人死了，有的小孩死了，非常惨。有的女同志就不想活了，她说你们不要救我，我小孩死了，丈夫死了，你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给她输血，她自己会把管子拔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开导她。还有一种是夫妻失和。地震前夫妻关系蛮好的，地震的时候丈夫不像男人，只顾自己跑，不顾老婆和小孩，小两口就闹矛盾，出现了很多家庭纠纷。有一个妻子不想见丈夫，丈夫跪下来求她也不见，说你既然不要孩子，我也不要你了。我们也是做工作，去和丈夫谈，有的一谈就说我错了，有的是因为胆子小吓晕了。后来撮合好的也有，离婚的也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庭分散。当时火车站救伤员的车很多，伤员被医疗队救出来过后，有的送到了天津，有的送到了北京，一家人就此失去联系，都不知道在哪里，还要帮助他们打听家人消息。

唐山天气热，卫生得不到保障，饭上密密麻麻都是苍蝇；水也没得喝，只能用棕榈皮、再加上小沙子小石子来过滤水，过滤后加点消毒剂。这样的条件下，很多人拉肚子。当时就用一种合成药叫痢特灵，化学名呋喃唑酮，这是那时治拉肚子最好的药，吃一两片马上就不拉肚子了。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就是陈冲的外公给我们上药理课提到用痢特灵治拉肚子又便宜又好。那个时候上海还只有我们上医红旗药厂生产痢特灵。红旗药厂正好是我参与搞起来的，是校办厂(现在已并入复华药业公司)，当时痢特灵的需求量很大，我曾专程回上海联系，让红旗药厂三班倒生产痢特灵，给救治病人做出贡献。现在基本不用痢特灵了，因为有副反应，会引发皮疹。当时，痢特灵可是我们上医为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做的独特贡献，当年生产痢特灵的车间就在明道楼北面。

生活困难，尽力克服

当时生活相当苦，最苦的就是没水，缺到什么地步呢？上海给我们浓度为95%的酒精，消毒能力不强，需要稀释到75%才能用，但连稀释酒精的水都没有。后来我跟上海卫生局打了招呼，说你要直接给我们75%的酒精，我们才好使用。所以当时水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每个人只供给一天一壶水，大热天还要洗澡，困难更大。基本上没有剩的水喝。7、8月的唐山中午热得不得了，连洗脸的水也没有。我们提了意见过后，解放军把军车开来给我们送了些水。送来的水也是有限的，需要排队去领，每人一桶，我一个人能提两大铁桶。衣服依旧没法洗，唐山当地提供了一大堆工厂里的工作服，脏了就扔一下集中解决，再拿新的去穿。

饮食方面，只能吃压缩饼干。开始觉得压缩饼干很香很好吃，两天以后就不行了，闻到味道就吃不下；时间久了唐山的咸萝卜干也变得难以下咽。其实医生们要求也不高，能吃点泡菜、稀饭就好。我就跟上海市卫生局提出来，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们改善一下饮食条件？卫生局来考察过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毕竟唐山这个地方那么热，东西寄过来也坏掉了。后来我动了一个脑筋，想到了上海的豆腐乳，物美价廉。卫生局便给我们寄来了一大批豆腐乳，我们给每个医疗队发一大坛豆腐乳。唐山的大碗就比脸盆稍小一点。医生们都吃得很开心，说老姚谢谢你，这个比肉还好吃。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通信很困难，整个唐山都没电，电话局也没了，如果遇上紧急事情要打电话，只能用解放军的电话线。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需要我先去跟解放军商量，说给我打个电话到上海才行；而且也不能经常去麻烦他们，因为电报不好发。当时谣言太多了，说上海也地震啦，有上海学生因为地震时自保跳楼摔伤啦，听得人心惶惶。我们医疗队主要就是担心家里，想打个电话回去问问。我还算好，回过两趟上海，落地就去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他们都认识我，就问我唐山的情况怎么样，担心那边有余震。我说一切都挺好的。

唐山早晚的温差特别大，早上10点到下午三四点非常热，没有地方躲太阳；到了晚上又很冷。我们上海人很不习惯这种天气，很多医生因为感冒引发了心肌炎，我们医疗队就有五六个；还有医生从此落下了病根。

生活这么苦，有一点好就是我们的思想好，能吃苦。去的同志大部分是党员，因为党员得带头，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

虽然只在唐山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艰苦的生活给我们的考验特别不一样，是一种锻炼。我外孙女在美国写了一篇《我的外公》，让我慢慢回忆当时地震救了多少人，我做了些什么的等等，不然我也想不起来这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