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qllz 于 2017-8-6 11:02 编辑
感动于张李乡姚尚平《仰望》,为了宗亲能进一步了解李贽其人其事,丰富《仰望》力作内涵,同时也为家乡的先贤略尽心力,因此将黄梅雨先生的文章,全文转载,以鄉同志。 泉州历史人物(李贽) 黄梅雨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龙湖叟,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泉州南门外一个回教徒之家。泉州宋元时代对外贸易发达,李贽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中生活、成长。李贽的家族始祖姓林,原籍河南,元代以后才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抗封建礼教,得罪一个姓林的御史,被加上“谋反”的罪名,为避祸计改姓李。自此以后,他们的后代,有姓林的,也有姓李的。李贽青年时代也曾姓林。 李贽年幼丧母,7岁以后随父白斋读书,学诗歌,习礼文,“家教”极严,进步亦快。但他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神道,也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12岁开始学写文章,就提出为人应学农学圃,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的错误思想。26岁考中举人。30岁离开家乡到河南任辉县教谕。34岁升南京国子监官,40岁补上礼部司务。44岁任刑部员外郞。在这段时间中,他接触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没落和虚伪狡诈的现实,一直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所以仕途不顺,宦海浮沉,直到51岁,才做了云南省的姚安知府。54岁就辞官不做,过着居士式的隐逸治学生活。 李贽离开家乡以后,曾两次回到泉州老家。第一次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的时候,父亲逝世,回泉守制。但一到家乡,却碰上倭寇来犯,举城动员抵御倭寇入侵。李贽遂“率子侄登城御守”,表现了爱乡爱国的热情。弟二次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他在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时,因为祖父竹轩去世,他又赶回泉州,埋葬了父祖三代遗骸。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李贽在学术上,最早是接触王阳明、王艮一派的学说,后来又研究过佛学,这些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他读书最多是从44岁开始。那时他在南京,认识了李逢阳、徐用检等大学者,以后又认识了焦弱侯、耿定理等,都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当过云南省的姚安知府以后,他更是一面“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一面开始写作,“笔不敢停挥”。他自己说:“自56岁以至74岁,日日如是而已。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所以,他一生的著作,主要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李贽的著作以《焚书》和《藏书》最为著名,还有《史纲评要》《四书评》《初潭集》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自成一家之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解放后,他的主要著作都经过整理重新出版,成为我们研究李贽及明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 这些著作部头都很大,书名也有点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贽在当时写书,是针对着儒家的正统开火的,他写的东西,有很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富有叛逆精神,与统治阶级矛盾很大,与那些假道学先生更是格格不入。特别是那些迂儒、恶吏对他更是切齿痛恨,骂他是“妖人”、“怪物”、“名教叛徒”。他也深知这些书,必为当代所不容。《焚书》的意思,就是预示这部书必然触犯时弊,遭到焚毁的命运;《藏书》则有“藏之名山,以待后世”之意,充分表现了他与儒教经典毫无妥协余地的战斗精神。 《焚书》是诗文集,收集了他所写的书信、杂文、史论和诗歌,是他一生事迹之所寄,出版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当时,他正住在湖北麻城,这部书的出版,对当时那些欺世盗名的道学先生,更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因而受到了他们的残酷迫害。他们纠合起来,寻找机会报复,当他因事过武昌时,便以“异端”、“左道”等罪名,把李贽驱逐出境。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68卷的巨著《藏书》也问世了。这是一部纪传体的史学著作,收集了他所写的从战国到元代800多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它更全面、更深刻地对儒教的假仁假义道德进行了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一些基本的信条,因而使他们更加不能容忍了。他们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李贽进行残酷迫害,以“维持风化”为名,诬蔑他“淫荡”(因为他讲学时也收女弟子),道德败坏,由地方官吏出面,“逐游僧,毁淫寺”,把他驱逐出麻城,连他讲学的地方芝佛院这座佛寺,也被一把火毁掉了。 李贽本来也是个儒者,但他对儒教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从不盲从孔子开始,到全面地反对儒家传统的道德文化,表现了彻底的叛逆精神。李贽对儒教的批判,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大大地影响了后代。 作为“儒者”的李贽,他与当时的道学官僚耿定向、耿定理兄弟是好友。在辞去云南姚安知府以后,还特地搬到湖北黄安耿家去住。但由于李贽在学术思想上与他们有严重的分歧,彼此之间经常要发生争论,以至于影响了友谊,导致了最后的分手。分手以后的李贽,搬到湖北麻城芝佛院,过他那类似出家的生活;而耿定向则到南京去做官。这样一来,两个人各奔前程,该可以不再争论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越辩越厉害。以前是面对面地辩,还互相留点情面,以后在书信里辩,就更加不留情面了。连续三四年都是如此,因而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们的极大注意,产生了支持李贽和反对李贽两个对立的思想流派。 李贽思想的核心,就是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对事事以孔子的教条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六经语孟”都是些“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东西,是那些“迂阔门徒、懵懂弟子”搞出来的,不足以作为“万世之至论”。他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末尝有是非耳。”所以他坚决反对以孔子的教条作为法律裁判和赏罚的依据。他对那些专以孔子的教条来教训人的官吏特别反感,说他们是“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所谓“学者”,实际上是一些伪君子,“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他对那些在官场中只懂得阿谀奉承而无实际本领的人更加鄙视,说他们是“终日匡坐,目于泥塑”,“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辈,故临时无人可用”。 李贽在反对旧的纲常伦理方面,也是个勇敢的战士。他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一向被封建卫道者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武则天,他认为是个很有才干的皇帝;对于卓文君夜奔相如的事,道学家们都把它视于有乖礼教的“淫奔”,而李贽却不然。他认为“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其当时,卓氏为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有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