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

姚波

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

作者简介:叶爱欣，女，河南省汝州人，平顶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元代文化研究。 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叶爱欣(平顶山学院，
摘要:河南姚枢、姚燧叔侄，在元初思想界、文学界具有极高的地位。 姚枢携江汉儒士赵复北归，传播朱熹理学思想，奠定了理学在元代的官学地位;姚燧学习韩愈散文，援道学入文章，恢复了古文醇厚中正的风格，影响了元一代文风。 而姚氏也成为中州著名的文化世家。


在元代文化领域， 有两种怪异反常的现象: 其一， 理学在元代成为官方哲学思想，且一旦成为官学，便历经元、 明、清三代而不动摇;其二， 元代并不兴盛的正统文学， 却渗透着浓重的正统思想和醇厚中正文风的回归。

之所以说这两种现象怪异反常， 是因为它们与当时时代环境不合拍，与当时统治思想相违背。 且都与在宋一代起起落落、终未成大气候的理学相关。

元朝统治者为来自 于草原塞漠的蒙古人， 崇尚武力和财货，对于中原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因此，在他们平定中原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后，汉族文人为了能在元朝行汉法、 施汉治、倡导汉文化， 费尽口舌、 心思， 甚至得付出惨重代价。然而，创始、奠基于北宋，至南宋朱熹集大成的性理之学，在文化思想极其繁荣昌盛和活跃的宋朝屡遭贬抑、 毁禁，却在文化如荒漠一般的元朝廷被确定为官学。

今世学者多认为 “元无诗文”，即到了元代， 正统文学彻底败落，元曲， 这一本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俗文学一枝独秀。 诗、文在元， 比起在唐、 在宋， 确实大为逊色。 因为唐诗、宋词是与元曲并称 “一代文学”、 成就斐然的文学样式，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名气也直令后人有望尘莫及的感慨。 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元代诗文的 “正统”是前人所不及的。
追溯这两种文化现象形成的缘由，元初河南姚氏枢、 燧叔侄开启之功卓然可见。

一、金元之际理学的备受冷落和攻击其实

其实， 理学在元初， 同它在宋时一样， 经历了太多的挫折。

宋南迁后，二程理学在金朝仅余脉残存，元・ 袁桷 《清容居士集》卷 ." 《安敬仲墓表》这样描述当时情形: “金蹂宋逾南，两帝并立，废道德性命之说，以辩博长雄为词章， 发扬称述，率皆诞漫丛杂，理偏而气豪，南北崇尚， 几何所分别。”程颐的学说被列为邪说，其著作多遭禁毁，甚至二程理学发源地伊洛间，理学也几乎不传。

据史载，金末杜时升避金时乱隐居嵩洛山间， 见二程性理之学在此地几乎绝灭， 十分痛心，于是遍寻二程理学著作，刻苦钻研，并在此设帐授徒， 专以理学教人。

金末文章大家李纯甫在 《诸儒鸣道集说》中， 对二程性理学说大加斥毁，称之为 “推老庄、 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 “阴引老庄、浮屠之言，以证明吾孔孟诸书”， “于是发为雄辞怪辩，委曲疏通其所见。 而极其旨趣，则往往归之于佛。”刘祁 《归潜志》也引 李纯甫此类见解: “虽号深明性理，发挥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由此可见二程理学在金代的遭遇。

即使金元之际， 理学仍处低迷甚至被诋毁的境地。 文坛领袖元好问直斥理学 “浮虚”、 “不近人情”。 他说: “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 窃无根源之言， 为不近人情之事， 索隐行怪， 欺世盗名，曰: ‘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 。 不识曾、 颜、 子思子学固如是乎? 夫动静交相养， 是为张弛之道; 一张一弛， 游息存焉。 而乃强自 矫揉， 以静自 囚， 未尝学而曰 ‘绝学’， 不知所以言而曰 ‘忘言’ ， 静生忍， 忍生敢， 敢生狂; 缚虎之急， 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 古有之: 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 烈于洪水。 夫以小人之 《中庸》， 欲为魏晋之 《易》与崇观之 《周礼》， 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 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 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 已者耳。 故备述之， 既以自 省， 且为无忌惮者之劝。”[&]元好问这段文字情辞激烈， 他不仅视理学为“无根源之言”、 “不近人情之事”、 “浮虚”、 “矫揉”、 “异端杂家”，视理学家为 “无忌惮者”， 而且将之比作 “桀纣之恶”、“洪水之祸”，甚至比桀纣洪水害人更深更烈。 对于道术、 捭阖、鬼幽等，元好问已是深恶痛绝， 将它们比作有 “杀身之祸”的学说，同时称道学比他们尤甚，即 “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

朱熹学说的传入已在元初，在此之前，金人仅从北来的宋使口中略有所闻。 朱氏理学同样遭到金元之际文人的排斥。 元・ 苏天爵 《滋溪文稿》卷 !! 《安熙行状》记载: “国 (元)初有传朱氏 《四书集注》至北方者， 滹南王公 (若虚) 雅以辩博自负，为说非之。”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 " 《论语辨惑》也讲道: “宋儒之议论， 不为无功， 而亦不能无罪焉。” 其罪就在: “名为排异端， 而实流于其中。 迂谈浮夸， 往往令人发笑。”在金元间，学问有根柢者， 实无人出王若虚之右， 因此吴澄称其 “博学卓识， 见之所到， 不苟同于众”。 的确， 王若虚对理学的批评并不像其他人一棍子打死， 也不把理学视为圣明，相当公允，其间对朱子学说也是有反对的。 更有一些对此完全持反对态度的。 郝经在他的 《郝文忠公文集・ 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中说: “今其书 (朱子之书) 自 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 名， 异日 祸天下， 必有甚于宋氏者。”元初北方理学家之一许衡，凭理学居政府要职， 即使他已为中书左丞时，当时社会上对 “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 众且群咻而聚笑之， 以为狂、 为怪、 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②]
由此可见，程朱理学被时人以为 “推老庄、 浮屠以合孔孟”、 “无根源”、 “不近人情”、 “异端”、 “迂谈浮夸”、 “祸天下”、 “狂”、 “怪”、 “妄”、 “背时”， 那么， 它的不能广泛传播也就合乎情理了;它在金元之际的遭遇冷落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在传统文化惨遭破坏的金元之际，蒙古统治者的崇尚功利，也注定了 “窒人欲”的理学与其利欲膨胀的统治不相符，所以很难被承认。

二、姚枢携赵复北归与朱熹学说在元北方的传播

宋元之际， 在北方， 理学传播的土壤不再十分贫瘠， 相反，由于忽必烈在潜邸时对汉文化的器重，一批汉族文人成为他身边备顾问的谋士， 当忽必烈依靠这些文人登上皇位后，对儒学不仅不怀疑， 而且备加崇尚， 对儒士大加重用。但此时，所谓儒学，乃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与两宋 “明天理，灭人欲”的性理之学存在着质的差异。 二程理学并未得以传播，由于南北阻隔已久，朱氏学说更是不为人知。

程朱理学的真正在北方传播， 始于姚枢同杨惟中奉旨随军南征、携江南儒士赵复北归后。 当时，元太宗窝阔台诏杨、姚二人随二太子阔出南征， 于军中求儒、 道、 医、 卜 等人才，元军拔德安 (今湖北安陆)，姚枢在乱军中发现了儒者赵复。 赵复为朱熹私淑弟子，深通朱氏学说要旨。 到燕京后，杨惟中等为他创建太极书院，让他在其中以理学教授生徒。通过赵复深入浅出的讲解，程朱理学渐被北人接受，并传播开去。 史称 “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姚枢在元初，也仅仅是一个从许州兵乱中死里逃生的儒士，在遇到赵复前，他对程朱理学的了解不会超过金朝其他大儒。 但事实上，理学在元代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姚枢功绩卓著:
首先，始传朱熹学说到北方的赵复，是在姚枢苦苦劝说下放弃死的念头 “事二朝”的。 据史载: 赵复虽得姚枢知遇 万方数据之恩，但作为程朱理学的信徒，君臣之义、 国家败亡之痛，仍使他以 “九族几亡、 国家残破”不愿屈事异族二主。 月 华似水、夜深人静时，宿于姚枢帐中的赵复，为报知遇恩，留下所作文章几十篇，号哭积尸间， 脱履披发， 欲投水而死。 姚枢夜半惊醒，踉踉跄跄寻觅积尸间， 以大义反复开导， 终感动赵复，答应一同北归。 此时， 赵复才肯尽出程朱性理之书，付与姚枢，以在北方传播。其次，程朱性理之书虽经赵复传入北方，但当时北方却有一股强大的反理学势力， 如前面所说的李纯甫、 王若虚、郝经、元好问等当世名家; 如好财嗜货的多数蒙古贵族; 所以要想使之传播并被人接受， 是相当不易的。 在这个艰难的传播过程中，姚枢尽了自 己所能:他一方面在太极书院从学于赵复，同时身体力行地实践朱子经义; 更重要的是， 他将自行刊印的程朱著述散布于众，惠送学者，为程朱理学广泛地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太宗十三年，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与惟事货赂的行台牙鲁瓦赤政见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山。 期间，他动员朋友杨惟中等和自 己一起刊刻了朱熹 《小学》、 《语孟或问》、 《四书集注》，程颐 《易传》、 《家礼》等程朱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程朱理学很快传遍北中国。

再次，姚枢又凭借元世祖的信任和多次顾问， 向世祖进言，重用理学之士;并借许衡国子祭酒的身份、 地位和影响，使理学成为国学和诸路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

《元史・ 选举一》记载了 元朝学校的教育内 容和方式:“凡读书，必先 《孝经》、 《小学》、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次之 《诗》、 《书》、 《礼记》、 《周礼》、 《春秋》、 《易》。”这种学校制度是由许衡一手经营策划，并由其弟子、 后任国子祭酒的耶律有尚继承并推广的。 之所以如此，苏天爵 《滋溪文稿》卷七 《耶律有尚神道碑》中说: “先之 《小学》， 以端其本;次之群经，以达诸用;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以养其中。”其实，差不多完全承袭了朱熹的教学方式。

就理学而言，许衡为姚枢弟子。 许衡生于金末动荡时，据史载:许衡幼时，从儒师学习章句，已不满句读之学，认为“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避乱在大名遇窦默， 二人出入经传，泛滥释、老、 医、 卜、 诸子、 兵、 刑、 货殖、 水利、 算数; 后苏门遇姚枢，得程朱著述，于是尽弃前学，与姚枢、 窦默讲习程氏 《易传》、朱子 《语孟集注》、 《中庸大学或问》、 《小学》等书。经姚枢举荐，许、 窦二人皆得忽必烈赏识， 并常备顾问。 忽必烈为秦中王时，姚枢为劝农使， 荐许衡为京兆提学; 忽必烈即位为世祖，召姚枢、许衡、窦默至京师，三人每日 在帝前言 “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 ( 《元史》卷 158 《许衡传》)， 即使在言利的王文统、擅权的阿合马的排挤之下，他们也始终以理学为治国治民之本化至尊。 许衡任国子祭酒期间， 形成了一整套国学教学的制度、方法和内容。 从此， 国子学规模确立，各州县官学与书院的制度，基本上也是仿照国学的制度建立的，朱熹的教育思想开始成为元代学校的指导思想;其 《四书章句集注》逐渐成了元代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尤其是延佑行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且以程朱理学见解为是非，而其它所谓 “曲学异识”， “悉罢黜之”， 以致于在当时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

儒学是被大多蒙古统治者排斥的; 汉法虽被元世祖崇尚过，但曾经，元朝权臣屡毁汉法，元世祖也怀疑过， 尤其李腶之乱，元世祖甚至对汉儒完全不信任了。 还有， 平章政事王文统与窦默在理学方面的较量; 平章政事阿合马对汉儒的排挤;许衡为国子祭酒时， 因权臣屡毁汉文化， 而致使国学侍读诸生廪食不继。 但终于， 由于这些志纯意笃的汉族儒士的周旋和努力， 本来尚存一息的传统文化， 不仅未灭绝，反而占据了统治地位。

理学在元代的官学地位及科举制度的程式， 使得思想界陷入呆板僵化，并导致了明清时代的种种科举弊端，但姚枢、许衡等人在儒学不振时以倡理学张扬传统文化，虽有偏颇，仅属矫枉过正，功在当时，过在后世。

就当时传统文化几近崩溃的现象，要想矫枉，势必要过正，不这样很难力挽已倾倒之势。 再者，许衡等继承传统儒学正己才能正人之传统，在板荡后人心迷惘、 不知所措的元初，确实为世人指出了一块安顿心灵的栖息地;尤其以任重道远相激励，以治国平天下来 “志道”、 “弘道”， 不以 “记问之学”相传授的教育，对于当时被扭曲的人格的矫正， 对嗜货重利、泯文轻礼的社会的矫正， 对尚武实用的政治的矫正，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姚燧援理学为文章与元代散文的 “正统”

金代文章大家， 从赵秉文、 王若虚到元好问， 大抵不主师古，其中尤以王若虚最为激烈，甚至说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 ( 《滹南遗老集・文辨》)。 同时， 金代散文也有与王若虚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主张不同的 “为文章长法韩昌黎”的雷希颜， 其师李纯甫更是 “为文下笔便喜左氏、 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 (刘祁 《归潜志》)。 然而，像姚燧部分文章中出现的学 《左传》、 《史记》的古邃之风，在元初北方已为罕见。 因为，元初北方文坛， 是秉承金文坛宗欧、 苏风气的，被视为文坛盟主的赵秉文及门生元好问宗宋的文学观点在北方文人中影响很大， 甚至被视为传授斯文命脉的宗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姚燧主张作文尊唐，并以自 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个主张。 他的影响所及，以古为雅，甚至以读者不能句读为深奥，成为一种时尚。

元代散文独特的理学思想渗透、 醇厚中正文风回归现象，是与姚燧在元初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就密切相关的。姚燧的文学创作，据元代张养浩、吴善为元刊本 《牧庵集》所作序中得知，共有 689篇，依类编次为 50 卷， 而在各类体裁中，其散文尤负盛名。 吴善序称: “我朝国初， 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 惟牧庵姚公一人耳”; 张养浩序称:“皇元宅天下百许年，倡明古文才姚公牧庵一人而已”; 柳贯为姚燧撰 《谥文议》称 “公之文章， 蔚为宗匠”; 吴澄 《送卢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称 “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 曰姚曰卢”。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撰 《明文案》，称 “唐之韩柳、 宋之欧曾、 金之元好问、 元之虞集、 姚燧， 其文皆非有明 一代作者所能及。”给予姚燧散文以极高的评价。

就姚燧现存散文来看，这些评价未免溢美;但就元初文坛状况及姚燧为文宗唐返古的原则来看， 这些评价又是比较公允的。 姚燧写文章是从学韩愈古文开始的。 年少的姚燧并不喜读书，虽然他有很好的做学问的条件: 其随伯父姚枢生活，姚枢对他期望甚高; 又陪侍在一代宗师许衡身边;岳父为渊博的金末进士、 元初名士杨奂。 他接受系统的教育是从十八岁开始的，当时许衡在京兆大雁塔下设帐授徒，姚燧就学其中，但一开始，他便接受了正统且系统的理学教育，学问纯粹;他开始学写文章是在二十四岁时，这时，他读到韩愈古文，顿悟为文的道理， 因学问根柢纯粹， 所以一旦为之，就是醇厚之文。 再加许衡的指点，使他明白了做人与做文章的关系和道理，于是学问与文章、文以载道等等这些影响他文章内涵和风格的思想， 从一开始就成为他文章写作中的重要因素。

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领袖， 主张 “文以明道”、 “文道合一”，反对内容空虚、雕章绘句、语言陈腐的骈体。 要求作家做文必先做人，其做人的准则是合乎诗、 书、 礼、 易等约束和规范的儒家之道。 其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的古文理论。

许衡的学问， 出于程朱理学。 他的教育思想也一从朱氏。 作为许衡的弟子， 姚燧从许衡处接受的教育是正统的理学教育: 《小学》作为启蒙的进阶; 《四书》作为讲习的途径;主要讲义 《中庸直解》、 《大学要略》， 内容上也恪守朱氏之说。 他对朱熹的将实践作为修养的主要功夫这一思想加以发挥，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意躬行践履以修身。 这一切，对于姚燧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韩愈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道统观念， 无疑给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姚燧以启示。 姚燧尝试作文章之前， 很是恃才自傲，从不轻易作文，同时，不满当时同学辈所作，认为不合古法。 之所以读到韩愈文章才始露锋芒， 也正是因为他在追求一种合乎 “法度”的章法和适合自 己思想的文风。

姚燧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文道合一、 以道为主的古文理论。 他在 《送畅纯甫序》中这样写道: “文章以道轻重， 道以文章轻重。”从 “明道”出 发， 他还主张 “文以气为主”， 他说: “夫人之言为声，声原于气。”所以 “气”纯正， 才可能文纯正，因此在评价冯氏 《松庵集》时这样说道: “通议 ( 《松庵集》作者)之气粹以正，其学综博而趋约， 故其言之见于诞布除拜，吟情托物，诛奸彰善者，腷戛陈言，一以经史为师。 淡丽而不谀，奥雅而雄深， 多体而不穷。 视金 (朝) 诸作， 最为高古。 信一代文章之宗也。” ( 《冯氏三世遗文序》)。 还说: “惟所性中正宽厚者，故能优柔而明炳，洞畅而温醇。 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 ( 《樗庵集序》)

在 《卢威仲文集序》中， 便更是将为人、 学养与作文并论。 谈到卢之为人， 他说: “垂绅学馆之际， 是非必陈， 邪正必辨;阙政无能言而言之者， 必威仲也; 巨肠无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余尝熟玩其文之一二， 大抵体根于气， 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故劲特而伟健，明白而洞达，激烈而恳到，望而知其为威仲之文，盖君子之文也。” “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又曰 ‘以直养而无害’ 又曰， ‘是集义所生者’ ;夫如是谓之学，此威仲所素讲者。”

姚燧不仅论文以道为主，其创作内容也颇正统， 倡道扬道之论时见于字里行间:如 《仁智堂记》: “堂以 ‘仁智’ 名，虽・$&・第 ! 期叶爱欣: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 取 《选》诗 ‘卜此仁智居’ 之语， 而究其本， 殆则亦自 孔圣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训发之。 夫动而无穷者，水也，智之达于事理，周流无滞者， 实似之; 静而有常者， 山也， 仁之安于义理，厚重不迁者， 实似之。 夫智者岂必不山之乐， 仁者岂必不水之乐哉。 本无所轻重，其生质则有近于仁者，有近于智者。 ……仁者必智， 智者必仁， 不仁不足以为智， 不智不足以为仁， 非智者不必有仁， 仁者不必有智也。 …… 性之仁，其性之发为恻隐; 性之智， 其情之发为是非; 充之， 则达德也”。

他在评价古人时， 也有类似观点。 如 《归来园记》中评周敦颐、屈原、林逋、 陶渊明四人时， 说: “周子为人， 邹孟氏之亚，其言亦六经洙泗之遗余，固不在浅学之妄论。 余三子则皆有说:屈原之不忘君， 其失未免怨怼激发而不平; 林逋终身遁弃而忘君，又类洁身乱伦， 其吟啸多赋近体句律， 清快可诵者有数;陶潜既仕矣， 则其心为不忘君， 知其不可以耻束带见督邮为目 以去，正得孔子 ‘燔囟不至，微罪行之’ 遗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犹玄酒希声，后世虽有效而和之， 终不能一造其堂奥。”对于这四个人， 惟对周敦颐尊崇之至。 在《师濂堂跋》一文中，也有同样的内容: “濂溪 (周敦颐)，万世师也，天下师也， 而况派其宗者哉。 夫子为我朝正学之祖师，夫子取水初源也。”

姚燧也深通韩愈文道合一之论。 他的文章风格古奥，但典雅不失文采，严谨不失变化。 无论序、 记， 即使碑铭、 行状等应用文章，也能于典奥中求得生动形象。 如 《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这是姚燧为鞠育自 己长大成人的叔父姚枢所撰。 文中描写姚枢于德安得江南儒士赵复时这样写道: “继拔德安，得江汉先生赵复仁甫，见公， 公戎服而髯， 不以汉人遇之。 至帐中， 见陈琴书， 骇曰 ‘西域人知事此乎?’公为一莞，与之言， 信奇士。”这段文字写姚公而不直写， 而是通过赵复的眼、口、思想写姚枢的外貌、 风度、 爱好、 气质、学问。 见 “戎服而髯”、 “不以汉人遇之”; “见陈琴书， 骇曰‘西域人知事此乎?’”; “与公言， 信奇士”三个阶段， 把赵复对北方人的不了解、 姚枢儒雅飘逸的奇士风范很好地表现出来。 当写到赵复于月 夜求死得姚枢救一段， 这样写道:“ (复)以九族殚残不欲北， 与公诀， 蕲死。 公留宿帐中。 既觉，月 皓而盈，惟寝衣存，乃鞍马号积尸间，求至水裔。 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未入也。”这段描写十分精彩， 叙事写景，描摹情状，栩栩如生， 将赵复哀恸国破家亡的痛不欲生、姚枢焦急慌乱之情态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 纵观姚燧的创作，不仅尊崇韩文，也有欧阳修之文采变化，即将唐、宋古文精华融合，表现出奥雅与文采、古邃与晓畅变化相结合的文风。

姚燧的学问得之于许衡，由程朱理学的穷理致知、 反躬实践，为当时名儒。 他不仅以自 己的言行倡导理学，为程朱学说的广泛传播摇旗呐喊， 而且他的文章也 “一以经史为师”，继承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 既有韩愈 “深邃奥古”、 “雄肆豪刚”以及 “约要于繁，出奇于腐” (张养浩 《牧庵集序》)的一面，又能如宋代欧阳修于明白晓畅中见变化，于平实中表现出起伏跌宕的特点，于刚劲雄豪中略见古奥，于严谨简约中求得生动。[!]姚燧既宗唐又法宋的散文特点，实际上综合了金代散文宗宋和返古倾向的双重影响， 为元代文坛唐宋并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代散文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重经世致用，针对宋理学盛行导致的谈理和论文两种倾向，元人主张二者调和，即谈理而不轻文废文。 这个特点的形成，具有宋、 金文坛激烈争斗后趋向整合的功劳，元初姚燧的文气、文道等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无疑起到了极大作用。 实际上， 文以经世的主张，易于导致重实用而轻文采的结果，从元文整体来看，也确实形成了偏于经世致用， 缺乏情性抒发; 偏于纪事明道， 缺乏优美文采的现象。 但从散文的 “正统”而言， 元人摒弃了华丽、浮虚的形式主义散文创作，恢复了古文本来的醇厚中正风格，对以后散文发展趋向影响极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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