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杰｜试论姚崇思想的当代价值

姚波

试论姚崇思想的当代价值

侯俊杰

提要：当今，关于姚姓和姚崇的研究，正在逐渐超越姓氏和家族研究的藩篱，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展。笔者认为，仅此还不够完善、完整、和完全，还应该超出历史和区域的时空概念，用当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执政观等，注入与当代社会接轨的思想理念等来看待这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入手，梳理出一些姚崇从政期间的有关事实，赋予其当代价值，试图得出以下更有意义的观点来，供大家讨论批评：一是事君以忠，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勇于负责，救时济世的担当精神。三是兴利除弊，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四是实事求是，不信神，不信佛的唯物主义思想。五是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自己，公正廉洁的道德修养。六是通达权变，审时度势的执政智慧。如此等等，还可以理出一些。由于作者对此学养不足，知之甚少，加之时间有限，抛砖引玉，敬启方家批评。

近十多年来，在姚姓暨姚崇文化文化研究会的推动下，关于姚姓暨姚崇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对姚崇的研究，更是成果累累。研究者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的挖掘，撰写了很多卓有见识的论文，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从参与研究的人群来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姚姓族系，有不少非姚姓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参与进来。可以看出，关于姚姓和姚崇的研究，不仅在研究深度上逐渐增加，在研究广度上也正在不断扩展。拜读了这些作品，笔者不仅受益匪浅，深受启发，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思考：我们研究姚崇的时代社会意义何在？姚崇的行为和思想在当代有哪些值得借鉴和发扬？姚崇一生的所作所为对当代社会有哪些启迪？一句话：姚崇的行为思想有什么当代价值？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思考，希望对当今政治和文化建设有所启迪和借鉴。

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中，对官员操守作为有具体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评价官员，其中“四善”即是指官员的德行操守，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明代薛瑄《从政录》提出“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①张岂之教授在谈到中华优秀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时，归纳12个理念：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教、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②”。我们把这些理念框入姚崇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来看，姚崇一生的思想和为官行为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姚崇的一生，历经高宗、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三次遭贬，三次拜相，时称“救时之相”，后人评他为唐代“四大名相”伟人毛泽东赞他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从古今人物关于姚崇的评价来看，无论何代何人，对其能力、人品、功绩等都是肯定和褒扬的。今天，如果我们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评价和界定姚崇文化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无疑会对我们探讨和研究姚崇的文化思想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一、事君以忠，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古来所谓官之大德，即为官者内化于心的以实现国家职能为价值取向的职业使命和价值追求。中国古代官之大德集中体现为：“道高于君”，臣“以道事君”，“君有道”，则“臣事君以忠”。这是中国古代所谓贤臣良相的为官之道。纵观姚崇一生的为官之路，无不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姚崇早在武则天时代入朝出任夏官侍郎以后，其才能和人品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直到当了宰相。在封建社会里，官至宰相，已经到了顶峰。此后他多次遭贬，出任地方官；又两次重新入朝出任宰相。在职期间，君有道，他言听计从，奉命行事；君无道，他直言敢谏，为皇帝纠错；国有难，他不计前嫌，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尽责；民遭灾，他挺身而出，为民除害。而这些，他选择的标准的是为道不为人，出发点对上是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国家，对下是万万民众。他对自己的荣辱升降视为平常，淡然处之。这些行为，对君主，可谓大忠；对民众，可谓大德；对国家，可谓忠孝两全。姚崇的这些行为，在古代看来，是忠臣良将的自觉追求和为官的价值标准。今天看来，应是一种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为官之道。

二、勇于负责，救时济世的担当精神

长安二年（702年）前后，蒲州的安邑、解县两地盐产量下降，不仅影响了对京城的食盐供应，而且影响到军队的食盐需求。武则天急命姚崇前往蒲州巡察盐池。姚崇一行来到蒲州后，当即进行了现场调研，并询问了当地官员和工匠，迅速弄清了造成食盐产量下降原因：由于往年的夏秋暴雨冲刷，冲毁了盐池的外围堤坝，许多盐畦被大水冲坏，造成食盐减产。他当即召集官员和有关人员一边驳斥“女王当政，盐池旋败”的流言蜚语，一边要求官府拨付专款，一边组织人员对水毁堤坝进行整修，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恢复了盐业生产，提高了食盐产量。

唐先天二年（713年），初登皇位的玄宗皇帝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现状。急需一位能帮他治国理政、拨乱反正的贤明宰相来辅佐他重振朝纲，图强中兴。是年十月，唐玄宗借骊山围猎之机，接见在地方任职的姚崇。有意让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借机说出了自己深思熟虑过的十条政事建议，结果被唐玄宗一一采纳。姚崇这才接受了唐玄宗的宰相任命。

唐开元四年（716年），时年已经六十六岁的姚崇又遭遇了老年丧子的厄运，他向朝廷请假回洛阳料理丧事，以致朝中政事委积如山。姚崇在洛阳匆匆处理完丧事就赶回朝堂。由于他谙熟朝廷典章制度，洞悉国事民事，无愧“明于吏道，断割不滞”的美誉，不出半日，就把挤压十几天的政事裁决俱尽，且件件妥帖，事事得法，博得了上下官员的钦佩叹服。

在武则天时期，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姚崇曾经以自己和全家一百多人的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又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③”如此担当，使朝廷放心，令百官钦佩。

此外，还有大家熟知的灭蝗事件，抵御突厥侵犯事件，主政扬州期间轻徭薄赋，除暴安良等等，每一次姚崇都体现了他临危受命，勇于负责，不顾个人安危， 善于救时济世的担当精神。

三、兴利除弊，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

唐中宗时期，朝廷内部机构臃肿、官吏超编、吏治腐败，“斜封官”充斥朝堂。姚崇在唐睿宗景龙四年（710年）主政时，看到这种局面，就联合宋璟等人给朝廷上书罢免了“斜封官”数千名。又通过考试制度整顿裁减了中宗时期万余名超编人员。

前面提到姚崇向玄宗建议的“十事要说”，则集中体现了姚崇对时弊的改革：一是废除酷刑，实行仁政；二是不求边功，休战养民；三是废除宦官专权，不干预朝政；四是停罢滥官，皇亲国戚离政；五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六是杜绝贿赂，实行廉政；七是停建寺庙，减少财政开支；八是君臣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九是鼓励谏臣，广开言路；十是以史为鉴，不许外戚干政。姚崇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总结了唐王朝多年来出现和发生的执政弊端，经过深思熟虑总结出来改革主张，事事属实，条条在理，切中时弊，适时中肯 。

在著名的灭蝗事件中，姚崇站在为国为民和唯物主义的高度，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提出和实施了行之有效的灭蝗措施 。为了鼓励、调动灾区农民灭蝗的积极性和解决当时的饥荒问题，姚崇还向唐玄宗建议，除了用行政手段实施灭蝗以外，他还开创性地采用了 以捕代赈的奖励方式：“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此，掘坑埋却。 ④”这种以行政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治理灾害的方式，就是在今天依然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让我们不得不钦佩其改革的魄力和智慧。

在姚崇一生的执政生涯中，以上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凡此种种，无不都体现了姚崇敢于兴利除弊，大胆改革，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

四、实事求是，不信神，不信佛的唯物主义思想

前面提到的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河南、河北一带的特大蝗灾。当时的人们缺乏科学思想，愚昧的人认为这是一场天灾，把蝗虫看成“神虫”；信佛的人认为“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加之自汉代以来，董仲舒所谓儒学“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思想的影响，认为发生了蝗灾是由于朝廷失德，上天震怒。于是，敬畏者有之，祭拜者有之，束手无策、任其泛滥者有之。把救灾寄希望于敬天祭神，寄希望于皇帝大赦、减膳食、理冤狱、开仓赈粮等无济于事或治表不治本的无用之举。面对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姚崇一是上书唐玄宗，从历史的经验中找依据。从《诗经》中的“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到汉武帝的“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贼。”为灭蝗寻找历史证据，使得皇帝颁发诏书，取得了高层支持。二是力排众议，消除阻力，说服和动员包括卢怀慎在内的一批官员和民众支持他。三是利用皇帝赋予他的权利，采取组织措施，对灭蝗有抵触思想和行为的官员进行劝说、惩罚。四是从蝗虫怕人、趋光、怕火的天性出发，采取了堆火诱虫，边烧边埋的方式灭蝗。 五是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以捕代赈奖励灭蝗有功人员。终于取得了灭蝗的全面成功。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姚崇正确地认识了蝗虫天性的科学认知和不信神、不信天的唯物主义思想。

由于历史局限，我们不必讳言姚崇曾兴造佛像的事实。但是，姚崇对佛教却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象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 ”所谓佛教，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当“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 ⑤。”当佛事泛滥，影响到国计民生时，他又坚决抑制。在中宗、睿宗年代，一些豪门大户耗费巨资，建造佛寺、道观，侵占土地，占用大量人力、物力，给国家财政带来困难，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姚崇执政后，就动用国家机器，淘汰滥假僧尼三万余人，勒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劳动。

唐开元四年（716年），在处理太庙倒塌事件中，宋璟、苏颋等名臣也用“天人感应说”来阻止唐玄宗出行洛阳。当唐玄宗忧心忡忡，犹豫不决之时，姚崇认为，作为前秦苻坚时代修造的太庙，由于年代久远，木朽而断，是一种自然现象。现在皇上出行时倒塌，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与什么上天降灾无关。

以上事例中，姚崇不信神、不佞佛，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处理了一些偶发事件，其中还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五、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自己，公正廉洁的道德修养

姚崇为相后，时任左拾遗张九龄写《上姚令公书》，劝姚崇疏远阿谀奉承之徒，重用忠厚贤达之士。姚崇回写《答张九龄书》，表明自己虚心接受建议的态度，并说一定“奉为座右铭，永远奉为信条 ⑥。”

姚崇六十六岁时，一次他向皇帝请假，卧床养病。但他身为堂堂首辅大臣，却在京城没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只好寄居在大宁坊的罔极寺中。在朝廷理政的助手源乾曜因为罔极寺偏远来往不便，向唐玄宗建议，让姚崇搬到当时供朝廷官员办公用的四方馆养病。玄宗已经同意，但姚崇认为不合适。拒绝说：不能因为自己而破坏了国家的制度规矩。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姚崇举荐的黄门监魏知古到洛阳去主持选官。而此时姚崇的两个儿子以为父亲对魏知古有恩，就向魏知古请托办私事。魏知古回朝后就向唐玄宗告了姚崇的状。当玄宗向姚崇问及此事时，姚崇坦言相告，既不包庇两个儿子，又理解和支持魏知古的做法。唐玄宗认为魏知古是个负义小人，要罢免其职务时。姚崇却坚决反对，请求皇帝不要因为自己儿子的事破坏了朝廷的规矩。

为了勉戒自己清清白白做官，姚崇作文以冰壶自诫，要“内怀冰清，外涵玉润”；“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姚崇《冰壶诫并序》）。”以镜子为鉴，“当须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姚崇《执镜诫并序》）。”以修身养性为本，提醒自己“欲人不知，莫若无为；欲无悔吝，不若守慎。”“苟自谨身，必无谤耻（姚崇《辞金诫并序》）”。临终他还给子孙留下遗嘱：“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餘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嘱咐自己死后要实行薄葬，不要厚葬。

这种严以律己，公正廉洁的可贵作风和高风亮节，贯穿着姚崇一生。

六、通达权变，审时度势的执政智慧

姚崇一生，居官四十多年，历经五朝，在十几个州做过官，三次遭贬，三次入相。最后荐贤自代，可谓善始善终。首先是他处于我国历史上一个图强争盛的时代，从高宗李治到玄宗李隆基，大唐王朝正处于兴盛和中兴时期，为姚崇执政和施展才能创造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姚崇的执政目的始终比较明确。他矢志不渝，忠诚报国，为国为民的思想贯穿了一生。赢得了皇帝信任和百姓爱戴；其三，个人品德高尚，富有人格魅力。他襟怀坦白，不谋私利，公正廉洁。最后一点，这与姚崇通权达变、驾轻就熟的执政才能和智慧是分不开：大家都熟知的哭武免祸事件，尽管他是对武则天的衷心和留恋感情的真实流露，但也不排除他看到当时朝廷内部，中宗的软弱无能，张柬之集团和韦后、武三思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严酷，自己前程未卜，报国无门而采取的韬晦之计。在骊山姚崇陪唐玄宗围猎，当玄宗有意让姚崇出任宰相时，他担心到自己不被重用难以施展抱负，就先提出治国十条建议。当武则天让他巡察盐池时，他三管齐下：驳谣言、筹经费、组织施工，很快解决了问题。在灭蝗事件中，他所采取思想上辟谣言、除阻力的策略，行动上实行以捕代赈、火烧瘗埋等措施，行政手段、科学措施、经济手段并用。还有传说的“死姚崇算计活张说”佳话，也是后人对姚崇性格和智慧的褒扬。

综上所述，我们从姚崇一生的执政经历和生活实践中，选取了一些多数研究者都熟悉的案例，用我们当代的一些思想和理念来分析解读它们，可以梳理出姚崇历史思想和行为的正能量元素，探索姚崇研究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姚崇的一生很好地践行了我国古代政治家“为政以德，民主为本，礼主法辅，用贤纳谏⑥”的为政之道，体现了一个封建中国政治家的道德理性和家国情怀。当然，姚崇的一生，历经年代久远，任职朝代较多，政治经历丰富，思想文化内涵深厚，由于笔者水平和能力所限，还有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闪光亮点我们没有谈到，敬请大家谅解并指正。

注：

① 黄清吉《中国古代的官德教育及其当代启示》（《新华文摘》2016年第五期）。

②《河南姚姓与姚崇文化》第八期《卷首语》。

③薛平拴《姚崇与开元天宝盛世》（姚学谋《姚崇研究文集》）。

④《姚崇灭蝗》（姚学谋《姚崇的故事》）。

⑤蔡宗宪《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姚学谋《姚崇研究文集》）。

⑥牟钟鉴《共同体：人类命运  中国经验》（《新华文摘》2016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