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 刘社刚｜大唐贤相姚崇对“开元盛世”的贡献

姚波

大唐贤相姚崇对“开元盛世”的贡献

王治国  刘社刚

大唐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唐朝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莫过于“开元盛世”。据记载，当时的社会局面乃是“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1]”我国唐朝开元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其《忆昔》诗中向我们展现出开元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诗人的语言不免夸张,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开元年间的社会形势。开元年间不仅是粮仓丰实、社会安定、百姓富庶,同时物价便宜、户口增加、耕地扩大、交通便利、教育发展、科技发达、疆域辽阔。笔者认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独当重任”的宰相姚崇实为“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

姚崇，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在少年时期，节操卓异，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成年之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活,曾经三起三落。唐玄宗即位以后,姚崇第三次被召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于诸宰相之首,成了辅佐唐玄宗的首批宰相中的杰出的一位。“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2]”姚崇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果断地辅佐玄宗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根除了唐中宗以来的许多弊政。“首佐玄宗起中兴业”。他从而被旧史誉为“善应变而成天下之务”的“救时之相” [3]。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探讨姚崇对开元盛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制定十大治国纲领

唐玄宗在先朝旧臣中最器重姚崇。他即位后的次年（713年），便密召姚崇,准备重用其为宰相。姚祟“知帝大度,锐于治[4]”，于是“以十事上献”,即史称的《十事要》，这是姚祟提出的十项治国建议，具体内容是：①武后以来,实行严刑峻法。我主张为政以仁恕为先,您认为这是否可行？②朝廷用兵青海,遭致失败,而不进行反省,总结教训。我建议不鼓励以边功邀赏的做法,您认为这可行吗？③近来奸佞之人触犯刑律,却因宠而不受惩罚。我希望法行自近,您可以做到吗？④历来皇后临朝,都由宦官出纳王命。我主张宦官不参与政事,您认为可行吗？⑤皇亲国戚多以贡品讨好皇帝,朝廷公卿和封疆大吏也纷纷仿效。我建议凡租赋以外的各种贡品,全部杜绝,您可以这样做吗？⑥先朝外戚、公主交替掌权,朝廷秩序杂乱无章,我建议外戚、亲属不任朝廷要职,您能否这样实行？⑦先朝对大臣不严肃,有失君臣名分。我希望您对大臣以礼相待,您可以做到吗？⑧有的大臣因忠于朝廷反而获罪,以致耿直之臣深受挫折。我主张鼓励群臣勇于进谏,敢于触犯忌讳,您认为可以这样做吗？⑨武后营造福先寺,上皇（睿宗）营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我建议禁止道、佛营造,您可以实行吗？⑩汉代因外戚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而乱天下、国家为甚。我希望把这一鉴戒作为永久性的法度对待,您可以做到吗？这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是姚崇深思熟虑后，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有的放矢，确属救世良方。贤能宰相遇到了开明君主，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从此姚崇就将这十件事作为施政纲领，协助唐玄宗兴利除弊，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在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这十条政治纲领，是唐玄宗和姚崇的正确决策，成为开元年间治国兴邦的指导原则。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后,其十条政纲仍然得以贯彻实施。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力荐广州都督宋璟接任自己担任宰相。而宋璟则能“萧规曹随”，任职后力主限制女宠、疏远谄臣,放宽边役,减轻刑法,禁销恶钱,严控边将,轻动干戈,秉公选贤。总之,他沿着姚崇的治理轨迹，将施政纲领逐条贯彻下去,可谓是姚崇未竟事业之延续。正如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5]。“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下所以佐唐使中兴也。[6]”

二、兴利除弊，发展经济

姚崇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方上做官,所以他比较了解人民的疾苦。当他第三次就任宰相以后，极力坚持保民为民的原则，采取许多政策与措施，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建言唐玄宗“却贡献”。所谓“贡献”,是指在正常的租赋之外,进献给皇帝的私人财物。某些献媚的官吏,除向老百姓征收既定的租赋以外,还要敲榨勒索,把得来的财物以个人的名义奉献给皇帝及权贵,以求得到好处。而贪官污吏也乘机横征暴敛,农民深受其苦。开元元年十月,姚崇请求玄宗要取消“贡献”，玄宗应允。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献媚官员和贪官的不法活动。

针对武则天统治期间因租赋过重而使“天下人口,逃亡过半”，以及贪求边功，多次征讨，致使国家军费开支庞大，许多百姓战死他乡的实际情况，姚崇向唐玄宗提出“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建议,明确反对那种穷兵黩武、劳命伤财的统治政策,主张休养生息。经济上,姚崇不仅处处节流,而且积极开源,注意兴修水利,鼓励百姓耕作,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措施,清除了农民正常赋税以外的额外的负担。“臣请租、庸、赋税以外,悉杜塞之。[7]”并且专门设立了正常的税收官僚机关,负责具体的税收事务,避免百姓遭受层层盘剥之苦。通过以上一些措施,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积极灭蝗救灾，战胜自然灾害，保证社会的稳定。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山东发生蝗灾。在儒、佛、道思想严重禁锢之下的老百姓,不敢灭蝗救灾,却在田头烧香求佛,甚至明确反对灭蝗。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姚崇当机立断,上奏玄宗,下令灭蝗,并派御史通知各道实施灭蝗措施。姚崇不仅大力倡导灭蝗,而且还发明了“驱扑焚瘗法”对灭蝗的具体方法作了布置,要求各地之主,自救其稼,运用夜间天黑蝗虫向火飞的习性来灭蝗。当时,一些官僚反对姚崇的做法,拒绝执行御史的命令。唐玄宗也感到不知所措。对此,姚崇毫不让步,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天”,“蝗之不灭,民之何食？民若无食,焉避反者？[8]”最后,由于姚崇以辞职相激,才使灭蝗的命令得以颁布和实行。各地百姓纷纷灭蝗自救,组织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连岁蝗灾,不至大饥[9]”。姚崇的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开元年间的经济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利国济民的“灭蝗宰相”。

平抑物价，恢复常平仓。常平仓之法,在唐代是始于太宗。其法是“贱时加价收籴,贵时贱价出粜”。即在丰年时,粮价下跌,国家则加价收购,荒年粮价暴涨时再低价售出。总之,使农民不因丰欠而受损害。到高宗以后,常平仓渐渐挪作他用,失去了平抑粮价的作用。至中宗时,几乎破坏殆尽。姚崇辅政以后,恢复了旧制。开元二年九月下令“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减,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10]”。这样,保持了粮价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请绝佛道营造”也是发展经济的有力举措。佛教和道教在唐代广为流传,不少富户强丁纷纷落发为僧,借以逃避赋役,而大量的赋役则转嫁于贫民。这些佛寺道观,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享有特权，不向国家缴纳税赋，不服劳役兵役，所谓“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11]”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以致“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于是姚崇上言玄宗，希望严禁大兴土木,杜绝道佛之营造。他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蠢生灵[12]”。开元二年（714年）3月,玄宗下令毁掉武则天延载元年所建的“天枢”并“发匠熔其铁钱。[13]”接着,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者12000余人。还规定不得建造佛寺；禁止百官与僧尼、道士交往；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抄写经书。这一改革措施极大地抑制了武周以来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巩固了集权统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人。

姚崇所采取的上述政策和作法,局部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社会的安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裁减冗员，整顿吏治

武后、中宗时期授官很乱,任人唯亲,致使吏治腐败,机构臃肿。所以,姚崇改革吏治的第一方面就是裁减冗官。武则天执政时期,滥用人才,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韦后和安乐公主处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卖官鬻爵,只要出钱就可买官做,称为“斜封官”，形成了员外官、“斜封官”比正官多数倍的局面,使国家开支大大增加,行政效率降低。姚祟提出“斜封,付阙,员外等悉请停罢”，协助玄宗多次裁减冗官,还停废了闲散的司、监、署等十余所,精简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减轻了人民负担。第二是任人唯贤,量才授官。中宗、睿宗时期任人唯亲,致使吏治腐败,矛盾激化。玄宗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严格控制官吏的选拨。开元四年,玄宗对新任官吏进行了考察,淘汰了四十五名。当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求,欲将其府录事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参军时,姚祟闻讯上奏：“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恩亲之故,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纲纪[14]”。开元二年又规定,选京官有才能者出任刺史,都督、刺史中有才能者出任京官,相互交流。第三是“戚属不任台省[15]”。从开元二年起,玄宗把可能危及皇位的几个兄弟任命为外州刺史,而把州的政务委长史、司马,使其既远离长安,又无地方实权,堵塞了他们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加强了中央集权。第四是严格执法,奖罚严明。姚祟要求玄宗严格执法,并从国戚皇亲做起,不畏权贵,不赦功臣。同时,对成绩卓越的官吏和违法官吏分别予以重奖和严惩。如刺史裴先聚敛绢千匹,被处以死刑。前宰相太子太傅萧嵩地位很高,因给王仙童行贿被贬为刺史。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水利，发展生产,玄宗为此专门版布了《褒姜师度诏》。由于奖罚严明,使吏治得到根本好转。

四、为政清廉 倡俭尚朴

姚崇虽然身居要职,却能做到为官清廉。睿宗时,姚祟由宰相贬为申州刺史,“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16]”，可见他是深得民心的。开元初年，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豪华的住宅，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住的比较偏远。开元四年,姚崇生了疟疾病,身体虚弱,暂不能正常地处理政事。而许多国家大事又得由他处理,于是源乾濯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入四方馆处理政事,唐玄宗同意了这一建议,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能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结果“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17]”。体现了姚崇身居要职而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

姚崇还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提倡节俭,提倡薄葬,反对奢侈浪费,对开元初年尚俭崇实的社会风尚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他指出厚葬是一种鄙俗,“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实际上是人们“递相欺诳”,而“浸成风俗”,它“损耗生人无益亡者”。认为“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铿惜。[18]”他在《遗令戒子孙文》中谆谆告诫儿女们“当代英达,通识古今,咸有遗言,属以薄葬。“吾身亡后,可敛以常服”,“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破衣食之资”。这些都反映了他唯物思想的境界和移风易俗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姚崇是唐玄宗开元初年主要方针政策的规划、制定、实践者。他不仅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以“善应变成天下之务”，而且勇于直谏,严于执法,锐意改革朝政,为“开元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新唐书》说“唐三百年,辅弼者不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19]”。尤其是姚崇受命于危难之时,励精图治,使国家转危为安,日趋繁荣,不愧为“佐唐使中兴’的“救时之相”。

注释：

[1]《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2][8]《旧唐书》卷九十六《姚祟宋璟传》

[3][4][6][15][16][17][18]《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祟宋璟传》

[5][7][9][12]《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

[10]《旧唐书•食货志》

[11][13][14]《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

[19]《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遗令戒子孙文》。

虢国博物馆原馆长王治国副研究员、副馆长刘社刚研究员的文章《大唐贤相姚崇对“开元盛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