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姚崇反佛

姚波

略论姚崇反佛

介 永 强

  有唐一代，佛教风靡其时，声势浩大。可是，“佛亦遇艰难”[①]。佛教在唐代社会大行其道的同时，排佛思潮从未间断，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唐代朝野上下反佛者层出不穷，代不乏人。一代名相姚崇就不仅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唐代反佛运动的杰出人物。
姚崇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并多次出任宰相，他的反佛活动贯穿于毕生的政治生涯。
武则天当政时，佞倖张易之要求选拔京城十位高僧大德配给他在定州修建的寺院。被选配的高僧不愿前往，于是苦诉朝廷。姚崇闻知此事后，毅然阻止张易之这一行径。张易之多次向姚崇说明情况，姚崇不加理睬。张易之耿耿于怀，大肆诋毁姚崇。姚崇因而由春官尚书降为司仆卿、充灵武道大总管。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张易之后来是否将京城十位高僧大德配给他在定州的私人寺院，但是姚崇这次反佛以失败而告终，毋庸置疑。张易之权势炙手可热，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注定了姚崇这次反佛的失利。
唐中宗时，“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②]。当时，富户强丁为了逃赋避役，纷纷遁入佛寺。唐睿宗即位后，姚崇上疏反对佛教僧尼猬滥。睿宗接受了姚崇的建议，责成有关部门核查僧尼户籍，勒令12000人还俗 [③]。姚崇这次反佛活动，之所以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他得到了唐睿宗的大力支持。
经过初唐百年来的发展，到了唐玄宗时，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④]。先天二年（713）十月，姚崇向刚刚即位的唐玄宗上疏《十事要说》。在《十事要说》中，姚崇以“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钜百万”为例，请求玄宗“绝道佛营造”[⑤]，他把限制佛教的发展再次提到政治议程上来。
开元初年，唐玄宗励精图治，锐意革新，他积极采纳了宰相姚崇的建议，沙汰僧尼伪滥者3万余人[⑥]，并敕令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⑦]。根据姚崇的建议，开元年间，唐玄宗还陆续颁布了《禁创造寺观诏》、《禁坊市铸佛写经诏》、《禁士女施钱佛寺诏》、《禁僧尼敛财诏》、《禁僧俗往还诏》等一系列诏令限制佛教，使佛教重新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姚崇的反佛实践，成绩卓著，厥功不没。与此同时，姚崇的反佛思想，不同寻常，影响久远。
姚崇的反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谏造寺度僧奏》和《遗令诫子孙文》[⑧]。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指出：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罗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⑨]
姚崇以后秦、萧梁乃至时隔不久的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崇佛为事例，还以北周排佛和北齐崇佛的不同结局做比较，他强调佛教不仅无助国祚延长，而且导致国破家灭。
武周时期，“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⑩]，人们抄经铸像，设斋施物，浸成风俗，即使通才达人，亦为时俗所拘。姚崇认为“如来普慈，意存利物，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11]，大做佛事，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只能落得个破业倾家。因此，他告诫子孙：“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循追福之虚谈。”[12]
姚崇始终从佛教无益国家政治、有损国家经济的立场来反对佛教，这是由他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他的这一反佛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反佛者没有什么两样。姚崇反佛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力图把儒家心性论注入佛教思想中，他说：
佛不在外，求之在心。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 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13]
姚崇认为，释迦之本法，“正法在心”，“功德须自发心”，他说：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14]
在姚崇看来，佛法在心，关键在于个人内心的觉悟和日常行事的善恶。姚崇
这种佛性心性化的思想虽说是隋唐时期佛教思想中国化的主流，但是却不为众多反佛者所具有，不同寻常，难能可贵。
姚崇反对佛教，却并非全盘排斥佛教。他反对滥度僧尼，反对大做佛事，反对佛教无限度发展给国计民生带来的严重危害。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姚崇反对“僧”，他并非一味反对“佛”、“法”，因而他提出“正法在心”[15] 的思想主张。姚崇对佛教的这种态度，未必是他自觉地认识到佛教在唐代的存在有其必然依赖的“土壤”和“气候”。然而，姚崇了解对手，言行彻底，目标实际，其反佛活动可谓有理、有利、有节[16]，因而他成为唐代反佛运动史上凤毛麟角般的人物。

纵观姚崇一生的反佛事迹，比起此前的傅奕等人和此后的韩愈等人昧于现实而主张坚决取缔佛教，用今天的眼光看，姚崇的反佛思想切合时宜，颇具理性，这也正是姚崇反佛奏效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西安 710062）


[①] 《全唐诗》卷721，李洞《题新安国寺》。
[②] 《通典》卷7《食货七》。
[③]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④] 《全唐文》卷727，舒元舆《唐鄂州永兴县重岩寺碑铭》。
[⑤] 《全唐文》卷206，姚崇《十事要说》。
[⑥] 《唐会要》卷47《议释教上》。
[⑦] 《唐大诏令集》卷113《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敕》。
[⑧] 均见《全唐文》卷206。
[⑨] 《全唐文》卷206，姚崇《遗令诫子孙文》。
[⑩] 《资治通鉴》卷207《唐纪二三·则天久视元年》。
[11] 《全唐文》卷206，姚崇《遗令诫子孙文》。
[12] 《全唐文》卷206，姚崇《遗令诫子孙文》。
[13] 《全唐文》卷206，姚崇《谏造寺度僧奏》。
[14] 《全唐文》卷206，姚崇《遗令诫子孙文》。
[15] 《全唐文》卷206，姚崇《遗令诫子孙文》。
[16]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