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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宪|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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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8-7-27 09: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
    蔡宗宪*
    姚崇(650-721)为唐代名相,他是开创开元之治的重要功臣,自唐以来,历代对其政治事功常加称扬。笔者习史多年,早闻姚崇大名,但却知而不识。今初涉唐史,想藉重要人物一窥唐朝政治大势,历涉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诸朝,且曾三度拜相的姚崇,可说是相当适合的人选。在检阅姚崇的相关史料,并搜读若干研究论文后,我发现学者们对于姚崇的政治事功已有相当程度的论述,但就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言,其形象的钩勒却还不太清楚。本篇论文可以说是对姚崇的再认识,文中拟从他早岁弃猎学文的历程谈起,了解他善于通变的学问根源。其次,对于众人较为习知的仕宦政绩,本文则侧重于当时人事变动与姚崇的施政理念来探析,除了正面的评价外,也并陈一些反面的批评。最后再针对较少被注意的佛教信仰与处世思想,略窥姚崇的内心世界。
    一、弃猎学文的转变
    姚崇初为孝敬挽郎,孝敬皇帝即高宗太子李弘(652-675),上元二年(675)被武后鸩杀,享年廿四岁。[1]以姚崇的生年(650)推算,当时他是廿六岁。姚崇应下笔成章举是在担任孝敬挽郎之后,因此,他正式出仕的年龄当略晚于廿六岁。唐代的取士之科,除了进士、明经、明法等岁举之常选外,天子自诏的称为制举,姚崇所应举的下笔成章即其科目之一。[2]此种科目是为了在岁举的常选途径外,拔取奇材异士。根据《太平广记》所引《定命录》载,姚崇在廿二岁以前喜好打猎,都未知书,因为特殊的因缘,他开始耽玩坟史、折节学仕,终以文华著名。[3]在短短四年左右的时间(约22-26岁),[4]从原本以呼鹰逐兽为乐,竟能折节读书,下笔成章举为榜首,[5]除显示姚崇的天赋异秉,亦足见他强烈自我约束的意志力。
    姚崇在二十岁以前不好读书,以呼鹰逐兽为乐的事迹,《旧唐书》中未载,却数见于唐人的笔记,后为《新唐书》采录。关于姚崇割放鹰鹞,折节学仕的转换历程,各家笔记互有异同。在诸家的记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相士看出姚崇有出任宰辅的贵命,要他无为自弃,这才折节读书。[6]二是姚崇在亲戚家中看到《修文殿御览》,阅后心喜,从此耽玩坟史。[7]此二说法虽然均在解释姚崇志趣转变的历程,但其中却有被动与主动的差异。相士预见姚崇未来必为宰相的传说可聊备一说,不过,要从原本都未知书转变为下笔成章,诱发姚崇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倒颇引人好奇。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乃北齐后主(565-576在位)时,祖珽等人在宋士素《御览》(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和徐勉《华林遍略》的基础上,又加收《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重编而成。该书今已失传,但从敦煌本的残卷中,仍可略窥它的面貌。[8]其编辑方式大致为割裂古书,分隶门目[9]也就是将古书的内容,依据门目,分类抄聚。这种体例除了便于泛览异书中的同类知识,撰写文章时,也能轻易地摘寻相关典故。《修文殿御览》是姚崇学问的起点,其内容博杂,有异于儒者钻研于《五经》。姚崇在处理政事上善于通权达变,不拘泥于儒典经文,或许与他这个特殊的弃猎学文的背景有关。
    从折节学仕的角度看,姚崇年轻时呼鹰逐兽的经历似乎颇受鄙斥,不过,可能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造就了姚崇的文武全材。唐玄宗校猎于渭滨,姚崇曾自言: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10]而据《隋唐嘉话》载:
    姚开府凡三为相,而必兼兵部,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暗能计之矣。[11]
    姚崇对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的掌握能力,深获朝廷肯定,因此,三度出任宰相,必兼掌兵部。姚崇因为长大行急(个头高大,走路快速),曾被魏光乘嘲笑为赶蛇鹳鹊[12]由此外显的特征亦可知道,姚崇天生强健的体格,实是他行猎、掌兵的资本。
    二、救时之相:仕宦政绩及其评价
    关于姚崇的仕宦与政绩,前人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大抵肯定姚崇敢于直言极谏,反对滥施刑威,以国事为重,不谋私利。主张整顿吏治,量材授官,裁减冗官。戚属不任台省,权贵违法仍予重惩。破除世俗迷信,灭蝗抗灾。以及压抑佛教,节约民财。[13]的确,这些都是姚崇的仕宦原则与重要政绩,且均为正面性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深一层探析姚崇的施政,以及其它评价。
    (一)救时之相
    姚崇曾经三度为相,武则天时,他直言揭穿酷吏罗织罪名,造成淫刑冤滥的弊端。后被张易之谗谮,出任灵武道大总管。睿宗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岐王、薛王等皆掌禁兵,姚崇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因此获罪而被贬官外放。[14]姚崇在前两次担任宰相时,虽然均勇于任事,忠言直谏,但因外在环境的牵制,并未能充份地开展其政务。后世誉姚崇为唐世贤相,与太宗朝的房玄龄、杜如晦并提,[15]针对的主要是他在开元初主政的四年(713-716),及他举宋璟自代后的那几年(大约至开元8年,720)。据《大唐新语》载:
    初,姚崇引〔宋〕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16]
    虽然说姚崇善应变,宋璟善守文,叶心翼赞,不过,严格地说,真正反映姚崇治政理念的,还是在开元初的那四年。
    姚崇对于处理政务的能力颇为自信,除了拜相之初,意气洋洋地请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羣臣亵狎外,[17]开元三年时,他与紫微舍人齐澣的对话,更能让我们窥探出他内心的自我期许:
    姚梁公与崔监司在中书。梁公有子丧,在假旬日,政事委积,处置皆不得。言于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及梁公出,顷刻间决遣尽毕。时齐平阳为舍人,在旁见之。梁公自以为能,颇有得色,乃问平阳曰:余之为相,比何等人?齐未及对。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虽不及后,犹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则竟如何?曰: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梁公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18]
    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其它官员在被咨询时,多谦惮、唯诺而已,只有姚崇应答如响,因此获得玄宗的赏识而专委任之。[19]姚崇请假期间,众臣不敢决断,以致政事委积。在他销假上班后,顷刻间就将堆积的政事处置完毕。姚崇对于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颇为得意,因此问僚属齐澣,同为宰相,自己可否比况于管仲、晏子。高澣认为不行,因为管仲和晏子担任宰相期间,政令均能贯彻始终,但姚崇先前出任宰相时所立的法令,后来全都变更了。高澣所说的事,或可以停废武周、中宗时因卖官鬻爵而产生的斜封官为例。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姚崇曾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获得实行,但至景云二年,因殿中侍御史崔莅和太平公主等人的奏请,原先停任的斜封官,又被量材叙用。[20]尽管未能上比管、晏,高澣还是给予姚崇相当的评价,称他为救时之相,姚崇自己也感叹,救时之相岂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境地?
    尽管《开元升平源》中,姚崇在渭川向玄宗上奏十事的情节难以尽信,但比对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若合符节之处其实不少。十事中,除了首条圣政先仁义作为施政的总纲领,以及两条规范君臣相处之道(君无亵狎臣,臣得触龙鳞、犯忌讳)外,有五条是为了防止因人事问题而败坏朝政:宦官不参预公事、禁止外戚干政、国亲不任台省官且不得滥用私人、佞幸宠臣犯法仍予究办、杜绝豪家戚里的贡献求媚。另外两条:不求边功、停建佛寺,不论对外或对内,均有助于节约民力,休养生息。[21]十事之中,防弊的禁制性原则较多,至于具体的施政,略述于下。
    (二)姚崇执政与开元初的人事异动
    姚崇出任宰相后,张九龄曾进言劝他远谄躁,进纯厚[22]细观开元初中央的几件人事变动,如尚书左丞相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吏部尚书锺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令张说贬为相州刺史、黄门监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其实均与姚崇有关。刘幽求、锺绍京与张说都是协助唐玄宗扫除太平公主势力的功臣,然刘幽求为姚崇所素忌,锺绍京不为姚崇所喜[23]而张说素与姚元崇不平[24]根据唐末杨夔的追述:
    元宗平内难,有功者多横行自负。姚梁公当国,引光武故事,请不任功臣以政,优其禄秩,寘于散地,使不干禁忌……[25]
    张说的贬官,据称是被姚崇以腹心之疾所诬构。[26]姚崇与张说之间的算计,甚至至死不休。[27]开元九年(721),姚崇去世后,张说始从地方官回守兵部尚书。[28]可见姚崇是有意地将这些横行自负的功臣,自权力的中心清除出去。[29]
    至于魏知古,他原本出身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朝为相,但姚崇却对他有轻视之意。魏知古心中衔恨,藉姚崇二子招权请托之事来中伤他。所幸姚崇应对得宜,唐玄宗认为魏知古负恩于姚崇,因此将他贬黜。[30]当刘、锺、张等人去职后,黄门监卢怀慎自以政事不如姚崇,每事推让之,被称为伴食宰相[31]卢怀慎去官后,源干曜任黄门侍郎,仍诸事谋议于姚崇,直至姚崇举宋璟自代。[32]姚崇举用人才,李撝之例颇值一提。新兴王因为附会太平公主而被杀,死时僚佐皆奔散,只有司功李撝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崇誉之为栾布之俦,后擢用他为尚书郎。[33]在李撝的身上,或许也可看到姚崇自己的投影。武则天末年,姚崇参与张柬之等谋诛二张的行动,当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时,王公更相庆贺,唯独姚崇感伤流涕,他说:
    比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34]
    姚崇因离别旧主而哭泣,不惜获罪,也要尽人臣的终节。此与李撝哭吊旧主,以尽其在官之礼,精神上实有相通之处。
    (三)整饬吏治与建立制度
    姚崇使张说、刘幽求等人贬官外放,清除了施政上的阻碍,在卢怀慎和源干曜先后密切的配合下,颇致力于整饬吏治与建立制度的工作。整饬吏治是针对现状,建立制度则是期于久远。
    在整饬吏治方面,开元二年(714)二月即有敕曰:
    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35]
    这十三人分别是周利贞、裴谈、张栖正、张思敬、王承本、刘晖、杨允、康暐、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忠、公孙琰和锺思廉。他们都是武后时的酷吏,但比起周兴和来俊臣的苛酷,情况较轻,因此尚能任官至玄宗朝。开元二年初,这些人被罢黜,放归草泽,永不录用,很显然是姚崇的主张。
    除了罢黜昔日酷吏,姚崇也复置了十道按察使。按察使源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天授二年(691)又遣十道存抚使,至睿宗时改称为十道按察使,巡察天下,以防禁奸宄。复置十道按察使的目的,自然是要藉由按察使的力量来防止州县地方官的贪赃枉法。不过,若按察使的选派不得其人,非但不能防禁奸宄,反而徒扰公私,因此,开元三年(715)时已有人主张应该废除:
    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36]
    姚崇认为,光是选派十人,犹恐无法尽得适任的人选,更何况是数以百千计的刺史和县令。此次,姚崇虽然顺利维持十道按察使的设置,但在他罢相的开元四年,十道按察使即遭罢除,设置时间才仅两年左右。可见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应有不小的阻力。[37]
    在建立制度方面,主要是着重于官职选授派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期望能使京官与地方官出入常均、罢除冗滥官职,以及断绝贵戚仗势请托任用私人。开元二年正月,玄宗有制曰:
    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38]
    此项政策的目的,是藉拔选具有才识的中央官员外任地方官,并将表现良好的地方官任予中央官职,一则使中央与地方官职的轮派遣调有恒常的制度,一则可改善地方官员的素质。然而,施行一年多,士大夫犹轻外任。开元四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返京出任大理少卿,路经大梁(今河南开封),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为他饯行,不禁羡慕地说道:班生此行,何异登仙![39]
    姚崇在睿宗时上书请求停废的斜封官,是武后、中宗贩官鬻爵所产生,属于不由正道获得的官职。但在正常的管道下,有些官职未有实司的事务,或员额过多,成为冗滥之官,这也是姚崇改革的对象。开元二年,因发生饥荒,朝廷顺势颁下命令: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40]减少了冗官产生的来源。至开元三年,由于郎官多不称职,尚书左丞韦玢奏请沙汰,改授他官。不久,韦玢却被贬官外放。宰相奏拟改授冀州刺史,玄宗却下敕改为小州。对此,姚崇上书奏言:
    台郎宽怠及不称职,(韦)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41]
    姚崇很清楚韦玢的贬黜是因为郎官们向玄宗毁谤所致,若将他外放至小州,使韦玢因奉公而受罚,一则趁了郎官们的心意,二则恐怕引起寒蝉效应,日后宰臣们将畏缩不敢举事。因此,他劝玄宗改授韦玢为冀州刺史,以降低贬黜尚书左丞所产生的冲击。由此亦可看出姚崇处理政事的圆融之处。
    贵戚常是破坏制度的主要元凶,姚崇既要建立合理的官制运行体系,自然不容许贵戚透过请托,私自安插人事。据《资治通鉴》载:
    申王(李)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42]
    姚崇表明量材授官应该由吏部处理,不可因攀亲带故而私相授受,否则将会紊乱纲纪,破坏制度。对于违法犯纪的贵戚,姚崇也主张应该依法究办,如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遭御史弹奏。尽管李业代为求情,姚崇仍认为王仙童的罪状明白,不可纵舍。[43]这种遵循制度、严守法令的主张获得玄宗的支持,贵戚们请谒与侵暴百姓的行径才得以收敛。
    (四)灭蝗救灾
    根据《资治通鉴》,姚崇主政期间曾有两次蝗灾,一在开元三年,一在开元四年。姚崇以焚瘗之法捕蝗,减缓受灾程度,今人对此多持肯定的态度。[44]不过,在唐代,多数人囿于对自然知识的了解,认为蝗虫是天灾,是上天对人的惩戒。百姓畏惧蝗虫有如鬼神,既祭且拜,坐视禾苗被噬食殆尽,不敢捕捉。官员们的看法则是天灾不可以用人力压制,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如果逞杀消祸,必戾和气。因此,姚崇主张杀蝗去灾,反被指责为有失失燮理之道[45]反对者不只是玄宗时的卢怀慎、倪若水、韩思复、张鷟等,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白居易(772-846),都还写了《捕蝗》诗来批评时政。[46]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捕蝗者不全都是出于修德禳灾的观念,也有人点出了现实上的人事弊端,司空图在《纪恩门王公凝遗事》一文中指出:
    吏之捕蝗者,既不克胜,而且俯食于民,是率暴以济灾也。[47]
    在蝗虫肆虐的地区,捕蝗的成效不彰,生活困苦的居民还得应付捕蝗的官吏,犹如雪上加霜。这点是我们在盛赞姚崇具有先进思想,不畏天灾,勇于承担之余,所应该留意的。
    纵观唐代的治蝗政策,由于人们仍持有蝗虫是天灾,不可以人力抗拒,应修德以禳灾的思想,因此,施政的重点多摆在皇帝大赦、避正殿、减膳食、理冤狱、开仓赈恤、埋瘗死者,以及减免租税、徭役等,像姚崇那般大肆捕蝗的做法,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48]人们所推崇的仍是仁君如唐太宗,仰天吞蝗;或者如汉代良吏卓茂,教化大行,蝗不入境。但理想归理想,兴元元年(784)秋,当蝗灾造成饥荒,关中地区的人们为求生存,也曾捕蝗为食[49]
    (五)对于姚崇的批评
    对于姚崇的仕宦表现,后世多给予正面肯定的评价。如宋代司马光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50]这是就唐朝全部宰相所做的一番评比,姚崇可谓名列前矛。有些评价是针对个人的特点或施政风格而发,如《大唐新语》说:姚崇善应变,宋璟善守成。[51]又《资治通鉴》说:
    上(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52]
    尚通意即善于通权达变。这两段评价也提醒了我们,开元之治的出现,是经由前后几任各具特色的宰相共同努力才开创出来的。唐宪宗问及为什么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时,崔群和李绛除了肯定玄宗初即位时励精听纳,也都提及当时在位的名贤,如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53]对于姚崇的治绩,唐朝人本身也是津津乐道的,杜牧、刘轲、杨夔等人在劝谏他人的文章中,均曾举姚崇为例,杜牧在《上白相公启》中即说:
    姚梁公先有司,修旧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尽其才。[54]
    简短数语,精扼地肯定了姚崇的政治表现。
    然而,姚崇的为政处事,也并非没有可被公议之处。首先,以《开元升平源》所载的因猎上奏十事来说,姚崇之所以得见玄宗,乃是厚赂教坊长,使他冒法进状给玄宗。司马光指出:果如所言,则(姚)元崇进不以正。不过,司马光最后认为,《开元升平源》似乎是好事者编撰,难以尽信。[55]其次,姚崇两次上表祝贺也遭到司马光的非议。一次是开元二年二月,太史奏太阳应亏却不亏。一次是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的《豫州鼎铭》,文中有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两句,被认为是玄宗(李隆基)受命的符瑞。这两件事,姚崇都上表祝贺,并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对此,司马光评议说:
    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56]
    预测日蚀不灵验,鼎铭中出现玄宗名字的巧合,这两事的事理甚明,以玄宗的明理,姚崇的贤能,却没有揭穿其中的过失,令司马光感到相当地惋惜。
    最后,姚崇罢相后,曾被褚无量讥为谀臣。开元五年(717)正月,太庙崩坏,打乱了玄宗将幸东都的行程。当时宰相宋璟、苏颋都认为应以灾异为戒,暂停车驾。姚崇则说:
    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57]
    太庙因岁久毁坏,时间恰与行幸东都相会,两者间确无因果关系。姚崇长于通变,于此亦可见一斑。不过,他说太庙的屋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的旧物,这点就引人非议了。右散骑褚无量即上言:
    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58]
    褚无量认为,以隋文帝的富有天下,怎可能取用前秦的旧建材来兴立太庙,这分明是谄谀之臣为奉承皇帝所捏造出来的谎言。胡三省注说:褚无量之言,谠言也。看来,他也对姚崇的话不以为然。
    三、姚崇对佛教与人生的体认
    姚崇为唐代名相,其政治事功普受世人赞誉,至于信仰与思想层面,似乎较少有人注意。底下试着针对姚崇在佛教、处世原则与生死等方面的想法,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姚崇的佛教思想及其政策
    姚崇享年七十二岁,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两次兴造佛像的记录,一次在武后长安三年(703),[59]一次大约在中宗神龙元年(705)。[60]开元四年(716)左右,因宅第赊僻,他甚至就近寓居于太宁坊的罔极寺中。[61]发愿造像乃个人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若光从这点,很容易认为姚崇信仰佛教。不过,在姚崇向皇帝的奏言和对子孙的遗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姚崇对于世俗的佛教实抱持否定的态度。[62]姚崇的两次造像都是在他五十余岁时,遗令的写作则是在荐宋璟自代以后,年纪至少已六十七岁,[63]前后相差十余年。姚崇既曾两度兴造佛像,在公私的言论中却又抑制佛事、否定修福之报,那么,他对佛教和生死的体认究竟为何?
    玄宗先天二年(713),姚崇首次提及停罢佛寺营造之事,他说: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64]
    当时,姚崇是以同州刺史的身分向玄宗奏陈十事,随后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迁紫微令。停罢佛寺营造只是消极地减抑国家经费的支出,姚崇位居宰辅之职后,又积极地隐括伪滥的僧人,减少逃避赋役的人口,总数高达一万二千人。此时,姚崇较为具体地说出他对佛教的观念:
    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65]
    光从字面上看,姚崇的想法与北周卫元嵩的言论颇为类似,他在天和二年(567)的上书中说:
    唐、虞之化,无浮图以治国而国得安;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损伤有识,荫益无情。[66]
    姚崇与卫元嵩都认为,信奉佛教并不能保国安民,所谓的佛心或佛身,在于以慈悲心为本,行利民益国之事,使苍生安乐。卫元嵩的主张,后来为北周武帝采纳,造成佛教的一场浩劫。[67]姚崇虽然执持相似的看法,但其佛教政策只是沙汰伪滥之僧,严格管控佛寺的兴建与修葺、禁止民间铸佛和写经等活动,并未走极端,朝向毁佛。[68]实际上,姚崇较为认同的是南朝宋僧人慧琳的《白黑论》,[69]然在思想与行为之间,姚崇自有他通情达理的治国、处世之道。
    姚崇在遗令中,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向子孙们讲述他对佛教的看法,除切近地举了当代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安乐公主)、张夫人(太平公主乳母)等度人造寺,却仍不免受戮破家,印证修福精进无法得到富贵长命外,对于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也有更深入的阐论。他认为:
    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70]
    姚崇强调佛教的真谛在于内心(正法在心),功德必须自发于心,靠各种方便之教的旁助是无法获得福报的。在此,他也质疑了为亡者造像追福的成效,其中或许不无他对自己两次兴造佛像的反省与批判。尽管姚崇否定了佛教藉由抄经、写像、造像、施身等来追求福报的行为,但他对时俗通行的这些弊法,并不采取严格禁绝的态度。不光是在治国施政上如此,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也给子孙们保留了一些弹性。遗令中说道:
    吾亡后必不得行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71]
    姚崇深知自己对佛教的见解与俗情相违,子孙在办理后事时,可能于心不安,或遭致非议,因此,虽然明知是枉事、虚谈,他仍举了个七僧斋,让子孙们得以有个随顺俗情的回旋空间。
    最后,顺带一提姚崇对于道教的想法。他认为道士本来是崇尚天地万物本源的玄牝,并无宗教的组织,是某些无识者羡慕佛教传教的利益才成立道教。因此他训诫子孙,不应拘于鄙俗,事奉道教。[72]
    (二)姚崇的处世与对生死的体认
    姚崇年逾二十始弃猎学文,数年即能应下笔成章举而出仕,从武后到玄宗,以尚通、善应变,曾三度为相,政绩斐然。姚崇能成为世人赞颂的名相,其资质自有特殊过人之处,以下拟从他的为人处世与对生死的体认,探察他的内心世界。
    要探察姚崇的内心世界,可先从他的文章看起。姚崇传世的文章并不多,据《全唐文新编》所收,共计廿七篇,其中关于修身与德行的有《口箴》、《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以及《扑满赋》。《口箴》说: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要人们说话必须谨慎。《执秤诫》希望当官的人能够效法秤的精神,公平正直。文中说:圣人为衡,四方取则,志守公平,体兼正直心能执一,政乃无失。《弹琴诫》则是将治国比喻为弹琴,追求乐之和的境界,琴音能调,天下以治。《执镜诫》乃取则镜子的清明可以鉴物,刑不可滥,政不可贼两句,提醒为政者必须明察秋毫。《辞金诫》和《冰壶诫》这两篇分别强调廉慎和清洁,也就是当官者应该清廉谨慎,因为慎则祸之不及,贪则灾之所起,并效法冰壶清洁的特质,以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至于《扑满赋》,则从扑满满而则剖盈莫能久的现象,提炼出人们应该谦以自守,虚而能受诫攲虚己端口窒欲的智慧。[73]综合诸篇的意旨,可知姚崇认为做人处世应该谦虚知足、谨言慎行,为官当政者还须公正、明察与清廉。姚崇的这几篇文章流传后世,曾获得一些人的认同与共鸣,如唐末的贯休(832-912)因窃爱其文,写了《续姚梁公坐右铭》。[74]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之子孟玄喆(937-991)还亲自书写姚崇的《口箴》,刻于石头上。[75]
    箴与诫的内容常揭示理想的行为准则,但因知易行难,须置于显眼可见之处,以便时时提醒自己。姚崇是否身体力行自己所写的箴诫内容呢?兹据史事略加探察。据《大唐新语.举贤》载:
    姚崇……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奕、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76]
    这段史料谈及姚崇为官和持家的两个面向,在为官方面,不论出任地方州牧或位居宰相,姚崇均获得人们的肯定,钦敬他的公平正直。在持家方面,他收养了妹妹所生的小孩,视如己出,并为他们立家产。姚崇公平无我地抚恤遗孤,也得到当时人的赞誉。
    其次,姚崇的谨慎也可从一件小事看出来: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每有大事,上常令干曜就寺问崇。癸卯,干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77]
    唐代四方馆是隶属于中书省的一个官署,位于东、西两京皇城最北侧,主要职掌通奏和引纳。[78]姚崇寓居罔极寺,因病无法上朝,黄门侍郎源干曜因常须向他商议大事,建议玄宗将姚崇迁居至宫城较近的四方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内有重要的簿书,不是生病者所应居住的地方。《新唐书》本传则是说: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79]考虑到簿书,不敢居于华大,均可见姚崇的谨慎与谦虚戒盈的心思。
    犹如镜子能鉴物,姚崇也深具知人之明。据《大唐新语.谀佞》载: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80]
    姚崇生病,成敬奇前往探视,还带了几只雀鸟,让姚崇亲手放生来祈福。举动虽然体贴,声泪俱下,但在姚崇眼中,实在过于阿谀谄媚,因此,尽管成敬奇有俊才,和自己又有姻亲关系,姚崇自此之后也不再与他交往。姚崇知人识人的能力,在他临终前对一生劲敌张说的算计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掌握张说少怀奢侈,尤好服玩的弱点,要子孙以珍宝重器,诱请张说撰写神道碑。张说在碑文中盛赞姚崇,事后方才醒悟,不禁悔恨拊膺地说: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81]此事或许出自杜撰,但在撰者的心目中,姚崇无疑具有聪明识人的形象。
    尽管姚崇谨言慎行,但百密一疏的情形还是在所难免。首先是他平素亲倚的部属紫微史赵诲受胡人贿赂,玄宗鞫问后,下狱准备处死。姚崇欲加营救,使玄宗感到不悦。姚崇为此感到惶惧,他之所以辞退宰相即肇因于此。[82]其次,姚崇非常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如其子姚弈,少修谨,姚崇想让他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皆平迁[83]不享荫官的特权。然而另二子姚彝和姚异却不免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甚至差点被魏知古藉此谗害姚崇。姚崇深知二子多欲而寡慎,乃借鉴于前人,先析分赀产,使诸子各有定分,以免在他死后,诸子为了遗产而纷争,可以说是用心良苦。[84]虽然如此,姚家后来仍因姚弈之子姚闳而罹受一场大祸,但这是身后事,恐非姚崇所能逆料。[85]
    最后,根据姚崇训诫子孙的遗令,谈谈他对生死的体认。姚崇认同古人所说,富贵者容易招来忌害,人应该知止足之分。对此,姚崇身体力行,自认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因此,在人生的顶峰时,他选择急流勇退,晚年得以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他相当满意地说:人生一代,斯亦足矣!对于死亡,他也相当地达观。他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真魂去身,贵于速朽,而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因此,他要求子孙帮他殓以常服,薄葬即可。[86]
    结论
    宋代史学名家司马光认为,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其它人无法与他们相比提。姚崇(650-721)为唐代著名的宰相,以往学者也多将他视为政治家,着重于探讨他的仕宦表现与政绩。本文则是从的角度出发,藉由姚崇早年志趣的转变、执政时的人事争斗与处置态度、对佛教的思想与政策,以及对生死的体悟等面向,重新审视一千两百九十年前姚崇此人的存在。
    姚崇早年纵情于呼鹰逐兽的狩猎活动,二十初头才折节读书,或说是因有善相者劝说,或说是因在亲戚家看到《修文殿御览》。不论如何,早年的这段经历,洋溢青春活力的气息,充分显露了姚崇并非一般拘执儒经的书生。开元元年,姚崇执政后,张说、魏知古、刘幽求、锺绍京等他所疾恶之人,陆续贬官外放,而卢怀慎、源干曜等人则能与他密切地配合,协助推动政务。姚崇认为正法在心,否定世俗造像、写经以祈福的活动,但在佛教政策上,他只是禁止新建佛寺、沙汰伪滥的僧人、不许官员与僧徒往来,并未极端地进行毁佛。姚崇对于生死之事,了然于心,认为生前应戒盈满,而死后无知,要求子孙薄葬。纵观他的思想与行为,实可谓通情达变之人。
    不过,姚崇一生的行迹也不是完全没被批评的。如捕蝗救灾,虽然免除了开元初的饥馑,后世续行者却少见,白居易甚至作《捕蝗》诗加以批评。而他上表祝贺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武后撰《豫州鼎铭》中有玄宗受命之符这两件事,也被司马光轻微地责难。凡此,虽似有白璧之瑕,却益加增添了姚崇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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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1] 《旧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页3589-3590
    [2] 〔清〕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19《科目》,页468
    [3]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221《相一.袁天刚》引《定命录》,页1697;又见〔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6《举贤》,页91
    [4] 关于姚崇折节读书的年纪,文献中有多个版本。前引《定命录》为二十二岁,《大唐新语》卷6《举贤》称年逾弱冠,但同书卷1《匡赞》却又说是年三十。《新唐书》本传引姚崇自言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开元升平源》甚至说是四十年。根据本文的考订,当以年逾弱冠的二十二岁较为妥当。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752《杜牧五.上宣州高大夫书》,页7794-2
    [6] 《太平广记》卷221《相一.袁天刚》引《定命录》,页1697。《开元升平源》、《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10。其中《定命录》明言是姚崇之母劝令读书,《开元升平源》和《大唐新语》二书则指出相士是张憬藏,或作张璟藏。
    [7] 《大唐新语》卷6《举贤》,页91
    [8] 此说出自〔唐〕丘悦的《三国典略》。参黄维忠、郑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1995:1,页37
    [9] 语出〔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卷123《子部.杂家类七》,页3178
    [10] 〔唐〕吴兢,《开元升平源》,收录于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111
    [11] 〔唐〕刘餗,《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48
    [12] 《朝野佥载》卷4,页90
    [13] 王秉伦,《盛唐开元之治的政治家──姚崇》,《河南大学学报》,1981:2,页76-79;闰新华,《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姚崇》,《运城高专学报》,1993:2,页42-44
    [14]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1-3023
    [15]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5
    [16] 《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
    [17]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88-6690。《考异》认为《开元升平源》中姚崇因渭川行猎而进奏十事的情节,应是好事者为之,难以尽信。
    [18] 〔宋〕王谠,《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3《品藻》,页292。崔监司或作卢怀慎,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08
    [19]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0
    [20]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睿宗景云元年、二年》,页66556663
    [21] 《开元升平源》,收录于《开元天宝遗事十种》,页112
    [22]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0-6691
    [23] 《新唐书》卷121《刘幽求.锺绍京传》,页4327-4329
    [24] 《新唐书》卷125《张说传》,页4407
    [25] 《全唐文》卷866《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页9075-1
    [26] 《旧唐书》卷97《张说传》,页3052;《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2
    [27]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上《姚崇算张说》,页15-16
    [28] 《资治通鉴》卷212《唐纪.玄宗开元九年》,页6747
    [29] “纪念大唐贤相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河南伊川)中,与会学者张剑光发表《唐玄宗初年姚崇嫉忌大臣辨析》一文,认为姚崇与这些功臣不协,并非和他们有素憾,或因姚崇权谲的人品,而是为了稳固玄宗初年的政治局面,排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30]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收录于《开元天宝遗事十种》,页3
    [31] 《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页3068
    [32]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6724
    [33] 吴玉贵,《唐书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2,页666
    [3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2
    [35]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8
    [36]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14
    [37] 关于唐代按察使,请参曾贤熙,《唐玄宗朝御史职权的变动与吏治──附朝集使》,《研究与动态》,142006.7,页52-56
    [38]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4
    [39]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16
    [40]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9
    [41]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14
    [42]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7。事又见《大唐新语》卷4《持法》,页63
    [43]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6
    [44] 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2,页15-16。另参魏严坚,《唐玄宗时期的天灾及救灾》,《国立台中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报》,22008.12,页102-103
    [45] 《太平广记》卷47《昆虫二.蝗》引《朝野佥载》,页3906-3907
    [46]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3,页65-66
    [47] 《全唐文》卷807《司空图.纪恩门王公凝遗事》,页8490-2
    [48] 幺振华,《唐代灭蝗思想与对策》,《东南文化》,2005:6,页43-46
    [49] 《旧唐书》卷37《五行志》,页1365
    [50]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5
    [51] 《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
    [52] 《资治通鉴》卷214《唐纪.玄宗开元二十四年》,页6825
    [53] 《唐书辑校》卷1,页167;《旧唐书》卷164《李绛传》,页4288
    [54] 《全唐文》卷752《杜牧五.上白相公启》,页7799-2
    [55]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88-6690
    [56]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704
    [57]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五年》,页6725-6726
    [58]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五年》,页6726
    [59]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卷206《姚崇.造像记》,页2362
    [60] 龙门石窟极南洞《姚崇为亡母刘氏造像记》中提及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 上柱国梁县之语。今考姚崇于长安四年(704)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至神龙元年(705),因参与谋诛张易之兄弟事,以功封梁县侯。依此造像记中的官衔,可推测其时间约在705年左右。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页610
    [61]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716)》,页6723。罔极寺,位于太宁坊,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武后所立,其后改名兴唐寺。〔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兴唐寺》,页991。《新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不言寓居罔极寺,见该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
    [62] “纪念大唐贤相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杨效俊发表《造像与反佛──浅谈姚崇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体系内的佛教立场》一文,认为姚崇的两次造像行动不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是在履行其儒教伦理道德,维护统治秩序。第一次造像是为武则天,可谓尽忠;第二次造像是为亡母,可谓尽孝。
    [63] 姚崇举宋璟自代系年于玄宗开元四年(716)。《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6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3
    [65] 此据《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3。《新唐书》所述的内容较简略,见该书卷124《姚崇传》,页4384
    [66]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7《辩惑篇.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下.周卫元嵩》,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第52卷,史传部四,页132
    [67] 關於衛元嵩上書與北周武帝廢佛,請參〔日〕野村耀昌,《周武法難の研究》(東京:東出版株式會社,1976),頁125-414
    [68]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二月有敕曰: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七月又下令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66703
    [69]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慧琳的《白黑论》(又称《均善论》)见《宋书》卷97《夷蛮传》,页2388-2391
    [70]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
    [71]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3029
    [72]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9
    [73] 诸篇文章见于《全唐文新编》卷206《姚崇》,页23592364-2365
    [74] 《全唐文》卷921《贯休.续姚梁公坐右铭并序》,页9597-2
    [75] 《宋史》卷479《世家二.西蜀孟氏.孟昶子玄喆》,页13881
    [76] 《大唐新语》卷6《举贤》,页91
    [77]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78] 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72001,页315-321
    [79]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
    [80] 《大唐新语》卷9《谀佞》,页143-144
    [81]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上,页15-16
    [82]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另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83]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8
    [8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6-4388;另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85]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9
    [86]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6-3028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宗宪在2011年5月伊川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研讨会上交流论文《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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