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世｜残 阳 暮 歌

姚波

残 阳 暮 歌

苏醒世

开元四年十一月末，宰相卢怀慎病逝。姚崇也患疟疾，卧床不起。他在京城长安没有宅邸，寄宿在大宁坊的罔极寺里。这一年他66岁。

唐玄宗对姚崇非常关心，亲自安排太医为他诊疗，每天由宫中派人送药、送膳，问候的中使络绎不绝。

两位宰相一个驾鹤西行，一个久卧病榻，朝廷任命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平章事，主持朝政。源乾曜远不被玄宗信任，他每次奏事，只要与玄宗意愿相符合的，玄宗便说：“这是姚崇的主意吧？”如果与其意愿相左，玄宗便会说：“这事情你去找姚相商量吧。”源乾曜无奈，只有称是。

罔极寺距离皇宫较远，乾源曜去找姚崇很不方便，于是上奏皇上：“姚相目前身体虚弱，步履艰难。常常遇到军机急事，想与他会商，又因路途遥远，恐怕耽搁误事，请皇上恩准姚相在紫徽省四方馆中居住，并允许他的家人前往探视，这样我也好随时聆听姚相的教诲。”

玄宗认为甚好。

姚崇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四方馆气势宏伟，装饰奢华，是紫徽省官员办公的重地，而不应由他个人居住，便一再推辞。

唐玄宗听说了，亲自找他谈，称：“四方馆就是为了方便官员办公才建造的，让爱卿居住，也是为了给朝廷办事。朕恨不得让爱卿搬到皇宫里来，住四方馆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足见其玄宗于姚崇之厚爱。

于是，姚崇成为第一个居住在四方馆中的宰相。

这种极端的恩宠，使许多官员产生了攀附欲，他们素知姚崇清正、厌恶使贿，不敢与他直接套近乎，便纷纷结交姚崇的几个儿子，向他们行贿、献殷勤。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光禄寺少卿与宗正寺少卿，已经是高级官员，四品大员。他们肆无忌惮地纳贿并广引宾客，屡屡犯纪。这样的行为，姚崇是耳闻的。但是，他却放任自流，未加管束。因此，遭到一些大臣的非议。由于他权高位重，深为玄宗信赖，所以没有人敢于奏陈圣上。

对于这件事，许多典籍说法不甚一致，《新唐书》距离当朝较远，也可能更趋客观些。某日，玄宗召见姚崇，问他儿子是否很有才干？在东都担任什么职务？

姚崇答：“我有两个儿子分别在洛阳任职。他们的权欲心都很重，为人处事也不够谨慎。常常利用我和魏知古的关系，到他那里请托办事。”

魏知古当时已是宰相，与姚崇同列，却没有姚崇权重，只行使吏部尚书的职事。魏知古早年曾受到过姚崇的提携，他对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的表现并不了解。但是，他受命到东都去选拔官员的时候，姚崇的儿子确实去找了他，回京之后，魏知古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玄宗。

玄宗听了姚崇的一番表白，非常开心。他原以为问题涉及到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持包庇的态度。但是，姚崇居然如此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你安从得之？”

姚崇答：“魏知古是我引荐给朝廷的。当时，我很欣赏他的才干和德行，所以加以任用，并没有私念。而他必是怀有以德报德之心。”

玄宗对姚崇更为钦佩，而对以德报怨的魏知古则萌生鄙薄之意，欲撤去他的相职，将他驱出中枢。

姚崇阻止了玄宗的作法，说：“我的儿子不守规矩，听凭圣上处置。但是陛下如果因此而驱逐魏知古，大臣们必然会认为陛下私臣，这样对陛下不利，也使我尴尬。”

过了些时日，玄宗借故罢免了魏知古吏部尚书的职务，改任工部尚书。魏知古失去了主管官员诠选、任免的权力。

《新唐书》的说法，给人形成一种印象，即魏知古充当了替罪羊。这个记述是否属实，已无法考据。然而，姚崇的三个儿子，姚彝、姚异、姚奕在玄宗一朝官至卿、刺史，始终受到器重。

这是姚崇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件事。开元四年，姚崇迁入四方馆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省（紫徽省）有个叫赵诲的主书，由于收受吐蕃使者的贿金一刀子，约合唐币六、七百钱，被人告发，唐玄宗大为震怒，亲自进行审问，把赵诲关入大狱，要判斩刑。

赵诲是姚崇的部下，平素颇受器重。于是姚崇想方设法多方营救，玄宗非常不悦。过了些日子，玄宗赦免了一批囚犯，特别强调不赦赵诲，将其杖责一百，配流岭南。

姚崇敏锐地觉察出玄宗对他的不满，内心也十分不安。便频繁地上奏，请求撤销自己的宰相职务，并且力荐时任广州总督的宋璟以自代。

玄宗准奏，罢知政事，授予姚崇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个一品的散官职位，相当于朝廷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姚崇已年逾古稀。

他对自己的子女作了一番交待：“久窃荣宠，位益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

这些话既有多年伴君的感受、有退居二线的轻松，也有对自身五十年官场生涯的体会，讲得很真实，也很透彻。他认为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之。”就是说，从古到今，德望并不高却受到重用并且享有高寿的官员，又有哪一个能不犯点错误的呢？这已经很不错了。

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是对自己从政的总结，有自谦与满足，也流露出宽慰与释怀。总的情绪是达观而开朗的，没有失落的感伤与失重的哀婉。

姚崇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平庸无为。深陷功名泥沼的嗜权者形成鲜明的比照。他对自己一生与国与民创造的福祉是自知、自明充满自我认定的。所以，他才得以收获这份丰厚的自信与饱满的豁达。这是一种高贵的心理满足，自然为那些低俗的、尚停滞在物欲层面的官僚们所陌生、为那些脑满肠肥、精神世界萎缩的庸吏们所望尘莫及！

尽管，姚崇怀有淡出政坛的愿望，而唐玄宗却不能割舍这位多谋善断的贤相。没过几天，玄宗下令，命姚崇五日一参，位列朝班之首，朝中大事必由姚崇参议，这是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但是，姚崇却以患病为由坚辞不就。

姚崇不仅一生报效国家，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而且治家严谨，颇负盛名。他举族聚居洛阳慈惠坊，四世同堂，长幼有序，彬彬叙礼。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侄子都深受他的教诲，忠君报国，有所作为。他有两个外甥自幼失去父母，由他一手养育，与自己的儿子一样得分家业，并且让他们与自己的儿子使用同一个名字。（任弈、任异）以示没有差别。

姚崇临终之前，写了《遗令诫子孙文》。这是充满人生哲理与大智慧的文章。其中，关于抑制佛道以及他本人的宗教观的部分在此前的篇章中已有过部分的引用，不再累述。

“古人讲，富贵会招受别人的怨恨。贵，即满盈，会受神灵的嫉妒。人们会厌恶你位居其上。富，会引来鬼怪对你家室的窥视，奴仆也会贪图你的钱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据书籍的记载，那些德行浅薄。却担当大任却能长寿无罪的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像范蠡、疏广这样的大智之人，都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他们的所求是有一定尺度的，所以前代的史书都赞誉他们。况且我的才干和贡献不及古人，但是却长期窃得荣耀和陛下的深信，地位越高就越知道害怕，得到的恩惠越多，越增添忧患。我以前在中书省任中书令的时候，患病体虚，虽然工作不曾懈怠，可各项公务恕难圆满，有不少缺憾。我推荐宋璟取代自己任职，经过多次真诚的祈求，终于获得恩准，真是天从人愿，是大唐的幸事。陛下容我致仕，使我得以悠然于田园池沼之间，舒展筋骨、放浪形骸。人生一世，能这样我已经非常知足了。田巴说：‘百年的生命，没有人能够达到。’王逸少说：‘仅在俯首扬头之间，一切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了。这些话是多么正确啊。’

我近来看到朝中一些达官死后，子孙们由此失去了庇护，大多沦入寒族。他们常常为了一斗米、一尺布的家产，争得头破血流，不仅玷污了自己，而且辱没了先祖。不论谁是谁非，都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庄园与水碾原本是大家共有的财产，由于互相推诿责任，谁也不去料理、维护，结果都荒废了。古时候的贤人陆贾、石苞是非常豁达而有远见的，他们在死前便把家产分定了，以此杜绝身后子女们的争斗。我静心地思前虑后，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令人佩服的。

孔子要算作圣人了，他母亲的墓坏了却并不去修复；梁鸿是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唐臣循吏如杨震、卢植、赵咨、张奂都是杰出、达观的人，他们都博古通今，生前都留下了遗言，嘱咐后人薄葬。有的用单层的绢束发，他们相信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尸体腐朽得越快越彻底越好。他们的子孙都遵照他们生前的遗愿去办，直到今天还被人称赞。那些厚葬的人家，都非明智之人，有的沉溺于市井的习俗，不辩善恶贤愚，都以为奢侈厚葬才是孝心，节俭薄葬就是吝啬守财，这实在是令人痛惜的事啊！

那些依照俗念而厚葬的人，后来都被人掘墓曝尸，财物被贼人盗走，尸身还要受到凌辱，岂不让活着的人痛心么？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如同粪土一般，人的灵魂与思想又不可能囚禁在棺廓里，又何必要那样铺张浪费呢？

我死之后，装殓时只穿我平常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就足够了。我生性就不喜欢官服，一定不要把官服放入棺墓里。只穿一件紫衣和一副玉带，也就符合我的身份了，你们不要违背我的遗愿。神道也不要奢华，阴间崇尚质朴，如果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让我的尸体遭戮，你们会安心吗？请你们要认真考虑。”

姚崇在这篇遗嘱中还特别交待他的后人，不得在他死后为他造像、追福，不要实行那些有害的作法。在办他的丧事的时候，如果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道教陈规陋习的制约，斋祭的时候必须布施的话，也不可浪费钱财，只将自己常用的衣物送人即可。并告诫子孙，将来他们死后，也要让子孙们都遵照他的要求去办。

姚崇的这份遗嘱，情真意切，没有冠冕堂皇的说教，却鞭辟入里，把事情讲得很透彻，道理说的很明白。人能如此清醒、豁达、本原地看待世界，能够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是一种大彻大悟。能够不耽于佛道、迷信。对身后的事作出如此合乎情理、如此从容而条理清楚的安排，是一种超越于常人也超越了时代的智慧。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初三，一代名相、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崇逝世在东都洛阳慈惠坊里，终年七十一岁。

唐玄宗为之辍朝，亲派中使吊唁。制赠扬州大都督，谥号为“文贞”。以纪念他经纬天地，渊博惠礼，清白守节，图国忘死的精神。

姚崇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一生历经五朝，发典十郡，四次入相，三任中书令。期间曾三度被罢知政事。尽管仕途坎坷却矢志不移，为政以公，始终保持旺盛的政治热情，怀有深沉的忧国情怀与宽厚的民本意识。尤其是他学养深湛，勤学善思，文化底蕴丰实，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古代的学者研究学问，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健全自己的人格。今天的学者研究学问讲求实用主义，以求功利。这是两种相悖的价值取向。古代学者追求的是看不见的精神、是道德的完善、是修心养性。今天学者向往的是文化带来的荣耀与商品效应。

姚崇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精神荒芜、道德坍毁的时代独善其身，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文化支撑，他有光明的文化理想。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他能够用道德与理性对自己进行约束。他的精神世界强大而坚挺，他能够以“五诫”释放出的能量，去抗衡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精神危机。开元初年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官吏制度的改变，各种行政典章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文化。文化影响人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比国家更大，国家的概念是王朝，天下的概念是文化。老子有句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世界上最柔软的物质是水，但最具有力量的也是水。文化就具有这种柔韧的特质。姚崇的“十事要说”、“五诫”、“口箴”是文化，他关于灭蝗的奏言与抑佛的主张是文化，他关于薄葬的遗嘱都具有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可以延习不辍，影响后世。

死而不亡者寿。

五十年的仕途沉浮反映了他政治生命的长度。对前朝垢病与当朝弊政的革故鼎新反映了他涉政的深度。在军事、吏治、民政、宗教各领域的实践与建树，则显示出他理政的宽度。卓越的治国理念，整体把握时代的脉博，以文化的视角判断历史走向的能力，体现了他文化的厚度。

姚崇的一生，穿缀起初唐五朝几乎所有醒目的章节，集约了期间最为惊心动魂的事件。

姚崇伟大的文化品格与超卓的政治智慧，汇聚成一江春水，澎湃着、喧嚣着、断裂岁月的冰河。

一千三百零一年的河床里，仍然升腾着人文暖流的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