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开发商传奇之姚氏家族建筑公司

上海姚良官

[摘要] 对上海的建筑，有一则巧妙的比喻：外滩是上海的客厅，西郊是上海的后花园。客厅是对外和让人看的；后花园则是私密的和供自家赏玩的。
从马路小工到中山陵营造
对上海的建筑，有一则巧妙的比喻：外滩是上海的客厅，西郊是上海的后花园。客厅是对外和让人看的；后花园则是私密的和供自家赏玩的。
其实，和外滩相比，西郊建筑种类更为丰富——既有古典式、新古典式、现代式，还有拜占庭式的建筑。张爱玲说过，有人发了财，就到虹桥路上买地盖别墅，说的就是这里。
在老上海的心目中，绿树成荫，非常安静的西郊国宾馆，代表着身份与地位。上世纪30年代，洋行、四大家族、民族资本家不约而同将家族别墅建在了西郊，如宋子文公馆、白崇禧旧居、姚有德的姚氏花园、孔祥熙的孔家花园、沙逊家族的沙逊别墅和罗别根花园。上海西郊从上世纪30年代孕育了当年的望族生活，在60年代，主要是开启国宾接待延续了此地的高贵品味，使得这里又在90年代成为中国富人的聚集区。
提到上海西郊在民国时期的辉煌，就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开发商——姚氏家族建筑公司。姚家的企业版图，是一串精彩故事。
著名的上海西郊宾馆四号楼的主人姚乃炽，其父亲姚锦林，从小吃苦，饱尝艰辛，做童工、小工、小包工、包工。
1905年前后，姚锦林在马路小工的职业生涯中，因勤奋被提升为班首，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建筑界如杨斯盛、江裕生等头面人物，后来又结识了专为怡和洋行设计房屋的挪威籍建筑师穆勒。就此，穆勒将怡和纱厂的一部分工程让姚锦林承建，姚锦林第一次成为了建筑商。
在这个时期，钢筋混凝土技术刚刚传入上海，穆勒正设计上海第一幢钢筋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德律风公司大楼。姚锦林在获得该楼的建造权后，掌握了钢筋混凝土的施工技术，安排铁匠扎钢筋、石匠浇捣混凝土，在1908年完成了在上海建筑施工史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在1910年，姚与穆勒、德利合伙开办的协泰洋行成为了上海建筑业早期的中外合资建筑企业，也是一家集设计、施工于一体的企业，和当代我国的一些大开发商并无两样。协泰洋行在清末民初承建了不少重要工程，如中孚银行大厦、中央造币厂、中央银行、恒丰路桥等等。
在这些建筑中，民国14年（1925年）建造的法国总会（今上海花园饭店裙房），成为了为世人瞩目的著名建筑。这幢典型的法国式建筑装饰精微细巧，椭圆形的弹簧地板舞池为上海首次建造，工艺在当时最为复杂。
姚家最为人所铭记的，乃是1926年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这是姚锦林一生承建的最后一个大型项目。
在与孙科签约后，国民党的北伐尚未开始，中山陵工程便在1926年初匆匆动工了，这个时候，江苏、南京尚被军阀孙传芳盘踞，他们设卡“雁过拔毛”，一些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每次将物资运抵工地，都难逃盘剥。据说，施工方向沪宁铁道及南京市内小火车铁路局就“打点”了8万银两。
姚锦林坚毅支撑决不停工，他带领工人披荆斩棘，开辟了简易公路，运来大量原材料和施工器械，再由工人肩扛上山，并沿着山坡铺设了铁轨，用绞关木（卷扬机）将柱基、大石料等重型材料拉上山。在建筑过程中，中山陵设计师吕彦直和姚锦林对质量一丝不苟，对工程的用料、强度及施工质量等都会同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徐佩璜、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等专家参照美国标准进行检测、验收，由姚锦林在紫霞湖边专设砖窑烧制并在工地督造。最后，未及奉安大典，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彦直硬是因操劳过度而病逝。
因而，完工后，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姚锦林立《陵墓建筑记》碑；为中山陵总设计师、总建筑师吕彦直塑铜像。
中山陵完工后姚锦林认为自己在建筑领域已经功成名就，可以有个不错的盖棺定论了，遂全力经营他在民国10年于南京龙潭创办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终成中国水泥大王，但姚家和上海建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搭建产业链与公共建筑生活
上海的姚氏家族，在民国初年白手起家，到后来在战乱中完成了中山陵工程。此后，姚家企业建构了一个以水泥生产为核心技术的市场分工链，建立了由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链。
在上海和南京，姚家人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对现代建筑的理解，搭建有审美趣味的公共建筑生活，带给一个时代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企业家精神的边际效应。
中山陵建筑完成后，姚锡舟退出营造界，专心致志于发展水泥工业。
面对日货水泥倾销，他联合中国、启新、江南等几家水泥厂实行联营，认定价格划区销售，并积极购入机器扩大生产，到民国25年，水泥年产量达11余万吨。当时报纸称：“本埠所用水泥一律华商，日货被挤毫无地位。抵货声中，建筑界有此热血团结，很是自豪。”
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姚捐款在今四川南路市六中学处建造伤兵医院支援抗战。同年，龙潭中国水泥厂陷于日军之手，日方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名胁迫姚锡舟与其合作遭姚拒绝。
江湖上传闻，1937年南京城陷落，一批国军士兵无路可逃，姚家的龙潭水泥厂于是挂出德国人的旗子，将2000国军士兵藏在工厂内，救了这批军人的性命。
姚氏家族对上海公共建筑的贡献，是在60-70年代因国宾招待而重新被“发现”的。
在上世纪60年代，董必武同志到上海工作，明确提出想去看上海的“怪屋”，这个“怪屋”就是西郊宾馆的4号楼。
“怪屋”的建造者姚乃炽就是老上海“水泥大王”姚锡舟的长子，幼时倍受宠爱，任性起来谁都拿他没办法。
姚乃炽挂了个中国水泥公司总经理的头衔，但他对日常经营不甚关心，潜心于建筑研究和自家生活。他与上海一个杂技世家的女儿结了婚，妻子郎妮莎是个混血儿，岳父郎德山是山东人，马戏班的班主，岳母是奥地利人。
这幢房子就是姚家为儿子准备的婚房，它参照姚乃炽从国外带来的杂志照片，融入他本人的审美理念，为他负责设计、承建的。这是一座错位结构的建筑，空间采用不同，凸显它的现代风味。餐厅设在半地下室的底层，和它处在同一层面上的是顶端玻璃天棚的休闲室，内置小桥水池，池中还养了金鱼和水草。房屋的墙面是用涂过清漆的褐色大石块垒成的。通往二楼的扶梯则用毛竹做护栏，在半腰的平台上，同样用毛竹搭起了一座亭榭式的小酒吧，茅草覆顶，富有农舍情调。房屋二楼共有大小两个起居室。在室外有游泳池的那间里，吊顶中部还用了白色木片构成的方格栏垫底。游泳池顺着地形起伏，下水口处垒有巨形石块，紫薇树倚石而栽，花枝直伸池内。“怪屋”的设计理念是营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被人们誉之为“卓而不凡”。
可惜，虽然姚家人在解放后留在了大陆，却没有在“怪屋”中住上太久。
解放后的头几年，姚家一直在苦苦支撑。到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姚乃炽等南京市工商界人士，姚在座谈会上，主动站起来向毛主席表示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一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11月6日，台湾“中央社”报导：中共江苏政协委员、中国水泥公司总经理姚乃炽投奔抵台，三工商团体联合款宴。13日，陈诚召见姚乃炽。这样的消息传到大陆，共产党高官们十分不悦，要知道，姚乃炽能够有机会先去香港，再去台湾，是以处理公司几十万外汇退款为理由提出的申请，当时无论是南京市委还是中央的有关领导人，都不批准，后来姚家人找到宋庆龄做担保，保证去了之后不接触台湾政要，也必须快去快回。
不料想，姚乃炽人到了台湾，不仅高调和国民党要人会面，还决定不再回到大陆，丢下一家老小，还丢下企业，再也不愿意和共产党政府合作。据说宋庆龄非常生气，要查处与之相关的人，姚家的漂亮大房子也被贴上了封条，从此收归国有。
尽管如此，这座房子依然美不胜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香港船王包玉刚等人都曾慕名前来下榻，评价很高。
姚乃炽对企业的理解，尤其是他的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布尔乔亚式审美倾向，这和共产党官僚的红色美学趣味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从此，上海或者是中国失去了一种鲜明美学倾向的建筑创新动力，建筑市场或者建筑生活失去了一种开放式的美学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