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谋｜召公与姚崇

姚波

召公与姚崇

姚学谋

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有两个古代著名的先贤，千百年来为人民所津津乐道，永远怀念！他们一个是周初与周公分陕而治而甘棠遗爱的著名的政治家召公，另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的陕州硖石人大唐贤相姚崇。

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姬姓，名奭，周文王的庶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陜西歧山西南），故被称为召公或召伯。为周初三朝重臣。一生力行敬德保民，曾辅助周文王理国；参加周武王灭商战争；周成王时，出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支持周公姬旦摄政当国，与周公一起平定东方叛乱，营建洛邑。又辅佐周康王，建立不朽功勋。

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在今三门峡市陕县东南）人。因才干出众，为政以公，先后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为稳定政局，改革弊政，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以“十事要说“为施政纲领，辅佐唐玄宗开创封建时代的最鼎盛时期——开元盛世，而载入史册。

召公与姚崇，自古以来是陕州人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仔细透析召公与姚崇，可以看出，二位先贤虽然相隔一千八百余年，然而他们担当的重任，作出的贡献，施政的理念，廉勤的实践，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怀念，却有相似之处。笔者根据史料，试分析之，望方家正之。

一、 国家重臣，开拓盛世

西周初年，召公辅佐四朝，为开拓周王朝成康之治立下了不世之功。

周文王时，召公就帮助父亲文王处理西岐事务。他奉文王之命，巡行江汉诸国，布文王之教，为后来的伐纣战争建立了统一战线。后来武王伐纣，会兵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以及后来参加牧野之战的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微、卢、彭等国的事实，说明了召公江汉之行外交活动功不可没。

召公和太公、周公一起，参与武王伐纣，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诗经·大雅·召旻》在追忆其事时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据《逸周书·克殷解》，牧野之战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进入朝歌。在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彩”，即奉币主持典礼。后来，又奉周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

辅佐成王，稳定国家。灭商两年之后，武王晏驾，成王年幼。召公协助周公摄政，稳定了建国不久的动荡局面。镇压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监和东夷的叛乱。《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又和周公一起，主持营造“成周”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再者和周公分陕而治。《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

佐周康王，打造成康盛世。《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以告文王、文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召公姬奭，不负众望，以高龄之年，教导康王，励精图治，取得了卓越成就。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周朝出现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的局面。史称“成康之治”。

召公1800余年之后，陕州又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大唐贤相姚崇。

姚崇，庶族出身，长乃好学。以文华著名，以制举入仕。武则天时契丹人造反，姚崇在兵部参赞军机，“剖析如流，皆有条贯”，武则天发现他才干出众，破格提拔他作了兵部侍郎。他又“百口保百官”，劝谏女皇废除酷吏政治，稳定政局。不久，又作了宰相。辅佐武则天整顿军队，安抚边疆，“自受北征，绵历旬月”，抗击突厥入侵。

后来，唐睿宗即位，五天后即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入相，与宋璟携手，整顿吏治，罢免冗员，“中宗时斜封官全部停用并废止”；中书令姚崇与侍中宋璟利用考试的办法，“不畏强御，清谒路绝”，淘汰因腐败超编的一万多名候补官员，虽选留者不过两千名，但众服其公。时太平公主干政，阴谋废除皇太子李隆基储君地位，形势危急。姚崇与宋璟遂秘密向睿宗上“安储三策”，出太子之兄宋王李成器和豳王李守礼为地方州刺史，命其弟李隆范和李隆业为太子左右卫率，以巩固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被太平公主反扑，姚崇、宋璟被贬为地方官。

唐玄宗李隆基全面执掌皇权之后，利用在渭滨打猎的机会，召回姚崇。姚崇进献“十事要说”治国纲领，“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则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序。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听之，而天下大理。”（见《大唐新语》卷之一）

后来，姚崇年老又举荐宋璟为首相。史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见《资治通鉴》卷）二人齐心协力，辅佐玄宗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唐朝最鼎盛时期——开元盛世！

召公、姚崇对国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协助君王开创历史上不可多见的盛世！

当时，就有人把姚崇比作周公、召公辅佐文王、武王一样，立下不世之功。如姚崇“若伊尹之保成汤，周邵之佐文武，功铭彝鼎，绩柬帝心。”（见许景先撰《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召公、姚崇就连官职封号也有相同之处。成王时，召公被进位为太保。唐玄宗时，姚崇也获得崇高荣誉，被朝廷授予太子少保，后来又被追封为太子太保。

二、敬德保民，政先仁恕

召公和姚崇的施政理念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谓一脉相承！

召公提出“敬德保民”的仁政理念。周灭商后，承袭了殷商关于“天命”的思想体系。殷人认为，殷王的统治是上天所授命的。因此，周王取得政权也是接受上天的使命。但是，周人又思考为什么以前上天授命于殷而现在又授命于周呢？这不是“天命靡（无）常了吗？因此，总结殷人亡国的教训，召公最先提出“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尚书·周书·召诰》云：“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就是说做周王的要能崇尚德政，以德行事，这样才能保持上天的福佑，保持王位长久。治国当继承文王的“仁政”理念，对老百姓当以德化为先，勿敢滥用刑罚。

召公还提出最高统治者要成为德的典范。“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见《尚书·周书·召诰》）大意为王有德，小民才能效法，王业自然就显达了。召公在训诫成王时说：“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见《诗经·大雅·卷阿》大意为王要做天下的榜样，最高统治者应有德，成为民的模范。

正因为成王和康王贯彻了召公的这一政治理念，成康之际，任用贤臣，爱护百姓，周国兴盛。

1800年后，姚崇提出了“政先仁恕”的施政理念，和召公敬德保民理念实为异曲同工。

姚崇在第三次任相时，向唐玄宗提出了任相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实施“十事要说”政治纲领。其中“十事要说”的第一条就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玄宗深情地说：“朕深心有望于公也。”非常同意这一主张。（见《新唐书·姚崇传》）史称：“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根本。”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以“敬德保民”为主。作为政治家，在实践中，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黎民百姓的冷暖为重，不管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都不放在话下。所以，开元时，面对严重蝗灾，在“天命论”和佛教“不杀生”迷信思想的影响下，朝廷内外，把蝗虫视为神虫，不敢捕杀。姚崇感灭蝗“事系安危”，“志在安民”，力排众议，说服玄宗同意灭蝗。终于，“蝗害讫息”，民不甚饥（见两《唐书·姚崇传》）

五代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载“姚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姚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姚崇也提出了统治者要成为实行道德和法律的模范。姚崇提出：“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若始。”（见姚崇《辞金诫并序》）他还提出：“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即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自所教，人皆其效。”（见姚崇《执称诫并序》）

开元之初，姚崇“屡以奢靡为诫”，玄宗、姚崇君臣，克勤克俭，“返朴还淳”，出现一派“刻厉节俭”的好风气！（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召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发展到儒家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姚崇又继承了儒家思想，提出“政先仁恕”执政理念，和召公思想应是传承关系。

三、廉勤为政，甘棠遗爱

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召公治理陕之西，能深入基层，了解下情，解决人民疾苦，平审狱讼，深受时人民的拥护。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诗经·召南·甘棠》诗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其大意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砍莫动它，召伯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劈莫损它，召伯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拔莫伤它，召伯曾停在树下。”召公的德政爱民而受到百姓的衷心赞美。

召公之政激发人民热情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韩诗外传》卷一记载：“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就蒸庶于陌陇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召公一心为民、不顾私利，故当主管部门要给召公营建住室时，才能说出“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的话。百姓看到召公“就蒸庶于陌陇之间”，“暴处远野，庐于树下”而听讼断狱、处理政事的勤苦情况，无不感动，加倍努力耕桑，连年获得大丰收，达到“民给家足”的温饱生活。

姚崇生于陕州硖石，召公甘棠遗爱的故事对他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一生不管在朝廷为相，还是在地方做官，都能发扬“冰壶之德”，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高风亮节，廉勤为政。（见姚崇《冰壶诫》）

《旧唐书·姚崇传》载：“姚崇“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

《浙江通志》绍兴人物传略载：nVGWJ3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唐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景龙初(707年)，曾任越州郡守。时内宫专权，贿赂公行，大兴佛事，縻费浩大，民负不堪。独崇在越州，政尚简肃，推重教化，不以官势治民，越民得以休养生息。在越4年，睿宗即位，政声日高，擢为宰相。离越时，士民送至钱塘江干者数以千计，望舟远去，才号泣而返。”

姚崇在开元年间，贵为一国宰相，廉洁奉公，在京城长安工作却买不起住宅，下朝办公之余，则委身于长安城大宁坊一个叫罔极寺的寺庙内歇息。有一次，姚崇患病卧床不起，“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每有大事，上常令（源）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薄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可见，姚崇廉洁之极也。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唐代大诗人元稹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中写道：“……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作者热情地歌颂了大唐贤相姚崇、宋璟，无情地鞭鞑了酿成天宝之乱的弄权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表达了人民对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廉勤政治的无比怀念！

    四、召公与姚崇在陕州的文物与遗迹

千百年来，陕州人民怀念召公与姚崇，保护并遗留下了许多文物遗迹。

陕州有纪念召公的召公祠。清龚松林修撰《直隶陕州志》卷十二祠祀载：“召公祠，州治东。相传为召公听政处。后人思其德，即甘棠下立祠祀之。明弘治九年知州汪濬奉督学道儒增入刘昆、姚崇、孙伏迦、李沁、范祖禹陪祀。仍佥门役守之。明州守王家宾、陈道蕴。”但从《全唐文》五四六所载之唐贞元中官陕虢都防御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崔教撰写的《邵伯祠碑记》，可知，召公祠起码唐代已经存在。

召公祠原有正殿、偏殿、甘棠树等，不幸于民国初年毁于战乱。2000年，三门峡市著名企业家吴启民先生为缅怀先贤，启发公廉，捐款千万元，在原召公祠的遗址上，重建了一座甘棠苑，占地13000平方米，前为钟鼓楼，后有召公祠。已成为对国人和公务人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廉政教育的基地。

《直隶陕州志》卷十三古迹记载的关于召公的还有三条：

一是古甘棠树。志载：“甘棠，在召公祠内，相传即公所憩之树。今无存。”

二是分陕石柱。志载：“石柱，在北城上。相传为周召分陕所立。以别地里。唐人作铭于其上。”

三是石柱铭。志载：“石柱铭，裴谈撰，八分书，无姓名。集古录目谓周召分陕所立地界。验其字武后时立。今不可考。”

    分陕石柱，又名“周召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今河南陕县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唐朝时期有人作铭于上，谓“周召分陕所立界石”。民国21年(1932年)3月，周召分陕石柱北移至陕州民众教育馆。1957年因三门峡大坝蓄水，陕州城属淹没区，移至人民公园。1967年移至市图书馆。1977年移至文化宫。1981年移石于三门峡博物馆，当时石柱位于院子正中间，1988年藏于虢国车马坑博物馆院内。考验其字，属于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今字漫漶剥蚀脱落不可复识。据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专家考证，“周召分陕石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块界石。

    有关纪念姚崇的文物古迹有姚崇故里遗址、姚公祠遗址、唐姚崇父姚懿墓、旌贤寺、唐姚懿碑、姚崇手书“藩篱”石刻等。

清龚崧林修撰《直隶陕州志》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载有姚公祠、二贤祠、乡贤祠、旌贤寺、姚文献公墓及唐姚懿碑铭等。

姚公祠，志文载：“姚公祠，州东卫村社。宋元佑八年知州游（师雄）公命置祀于故居。”

二贤祠，志文载：“二贤祠，大南关。为唐宰相姚崇、宋处士魏野建。今毁。”

    乡贤祠供奉有姚崇之位。志文载：“乡贤祠在学宫，祀商伊尹，唐姚崇，宋魏野、明赵文、张九功……”

旌贤寺，志文载：“旌贤寺，州东五十里张茅镇。”

旌贤寺为唐时所建，距姚文献公墓一百多步，为旌表唐嶲州姚懿功德和护持姚懿衣冠冢所建。旌贤寺存在1200多年，直到民国时被毁。2010年4月陕县文物局立有旌贤寺遗址文物保护碑。

唐文献公墓，志文载：“唐文献公墓，在州东卫村社，公名懿，唐宰相崇父葬此，谥文献。”

此墓为唐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为追崇先烈，特追封姚崇父幽州都督姚懿为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公。十月间又在故居建衣冠冢一座，是为唐姚文献公墓。1983年因陇海铁路拓双轨，被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发掘。

唐姚懿碑，志文载：“巂州都督姚文献公碑铭，开元三年胡皓撰，徐峤之奉勅书。在张茅南二里许墓前。讳懿，崇父也。”

此碑即姚懿衣冠冢唐墓碑，因1983年墓冢被发掘，此碑被移至陕县大营乡刘秀峰山腰之处。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姚氏族谱》又载有张茅镇有“唐宰相梁国公姚崇故里”碑，为乾隆年间权知河南直隶陕州事吴沈荣昌所立。今不存。

姚崇手书“藩篱”石刻，为姚崇开元三年十月返陕州硖石故里时为故里所题，后刻为石匾。1919年修建陇海铁路时出土，现为三门峡博物馆收藏。为现存姚崇唯一手迹石刻，弥足珍贵。

2010年4月，陕县张茅乡人民为追念先贤姚崇，由张茅乡人、陕县职高原校长陈宝禹、陕县人大原秘书长崔九龄倡议，集资修建姚崇故里遗址纪念碑、旌贤寺遗址等文物保护碑四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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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荣国，简明中国思想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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